野蛮与文明的冲突（网络图片）

没有冲突，只有入侵

将当代全球秩序的轨迹理解为“文明的冲突”，在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极强误读性的立场虚设。这是因为，民主体制与非民主权力之间，其根本的差别在于，两者之间并不处在“文明”此一状况中，而是反应为，这是不对称的文明与反人类权力之间的现实对抗。“冲突”仅是某种书面的修饰，它不可能更改反人类权力所属的内化吞噬状态，更不可能通过强行将自身打扮、烘托为文明的同一体，从而掩盖在社会及政治领域中的残酷本质。也就是说，在当代秩序成为全球焦点并广泛讨论的情景中，在现实梯度下，必然意味着极权对民主世界的进攻已达到了根本介入的状态。它不再也不能因修饰改变权力扫荡的现状。而这种被误解为“冲突”但实质是“入侵”的危机，又正好符合并呼应了中共对内奴役、对外侵略的实际形象，是文明与反人类之间在全球状况及现实图卷中的事实镜像。

任何一种具有文明的制度都确定着人性价值，反之，一切针对民主并引起冲突的体制一定是对人性的杀戮。这种状态、变化和持续的分歧，不仅体现于当代，也涵盖了近代史以来从地区至全球的实际历史。而我们身处的时代，其本质在于，诸多极端政治组织和体制，在以维护特权为目的的行为中，对民主体系下的人类世界进行着一场针对性的复仇计划。中共，正是引起巨大灾难和恐惧的引导者。因此，从根本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叫做“文明的冲突”的现实，而是相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反人类与文明体制之间的浩劫。它准确地描述了近二十年来，潜藏于自由世界躯壳中沉默的病毒。比如极左政治和无底线激进主义，以及仅作为政客的政治操纵体对中共的绥靖和姑息养奸，在此时刻以集中爆发的急变，扭曲着当代现实。毫无疑问，它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并以毁灭自由的阴谋，对民主及自由实施着肮脏的进攻。 

“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仍处于消极中

当政治不再以某种特定的形态进入社会领域时，就会打破暴力集团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对民主与自由深入实践的契机。而中共作为极端恐怖组织的代理人与核心体，它必然要遭受到来自下一代的检视、批判及疏远。尽管，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中共到了要将党组织及党支部渗透进每一领域的原因和动机，但是，在更复杂的层面上，则向我们展示了，中共仍想控制一切的疯狂与实际上面临的根本无法渗透的矛盾，已成为当代分野的事实标志。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共这种臭名昭著的行径，会以如此清晰的线索呈现在全球视野中，并且显得那么夸张和厚颜无耻。从被忽略到大胆妄为、直至再无所谓于是公然要求党支部强行进入文化、商业及各社会体系，这显然是一个崩溃的边界点，它暴露了中共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极端性：它一定不是和正义相关，尽管，这种欺骗性很可能会再次被“淡忘”。

要明确党权覆盖之下的任一社会体系的必然后果，就是被中共溶解并成为不得不服从、驯化的奴隶，并且，这种严峻的现实会将一切裹胁进巨大的逆流中。不要认为极左派或采取绥靖就能躲避来自中共无差别的镇压，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文明能幸免于难。而这仅仅是被提出来的一个极少部分的问题。因为当代秩序的危机在于，它使大多数人将民主理解为是一种失败的象征，而不是通过对极端权力及组织的批判，为提升民主的增长拓展其生命空间。由此，也就构成着当下时代非常复杂的政治性的社会图景。尤其是在仍无法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民主将处于对自身的提炼并进而要求整体社会的注视时，因为误判所导致的理解和因短视所造成的思想漏洞，在相反的层面上，为极端性的破坏政治提供了长驱直入的时机。因而，对于当代文明的实际进程，民主与自由从来就不是一个“陈旧的观念”，而是相反，对“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仍处于消极的低凹思维中。

 “党妈”及“我党”意识

西方温和派的转向并不应当被理解为某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就如大陆保守群体虽然愚昧但也一样存在着对宪政的探究。这是一种人类共性的表现。它揭示出了当代在临界点上所遭遇到的共同而一致的困境，也就是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以其直接的方式遭遇到了来自中共暴政的威胁。并且此种威胁是如此清晰，它跨过了文字的修饰，变成了必须要每天面对的现实。但是，这仍然是不充分的，文明要求我们进入必然的对自身觉悟的反省，来回应并揭示暴政的内在体质。也即，大多数人要在更直观的层面上，抛弃几乎被忽略而且很可能潜藏的“党妈意识”和“我党意识”，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无法理解并透析出这种意识在本质上对“党权”的奴化状态及心理，就不可能回到人的起点。而中共是很享受此种“被我党”的洗脑成果的，因为这至少意味着，你的反抗不够，你依然是党的附属。只有“我党”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真理，并且，毫无意外的是，一切撒娇都没有价值，“党妈”只会更加鄙视你的软弱。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民主的实践理性在社会场域中的必然显现，忽视因“党妈”思维形成的惰性损伤，即使有意愿走向民主，追寻自由与公平的脚步，也一样会因为党毒的残余而滑向消极。中共正是在这一点上，利用了个体思维的缺省，伪造了人心对虚妄的恐惧，用暴力手段压制社会本身的内在个性，进而达到武力统治的目的。但是，思想控制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它不会给予任何统治形态继续行驶的空间。正如这种悖论不仅是历史周期的表现一样，它同时也在构成着统治跌至崩溃的段落。而民主的实践理性，就大陆场域而言，就是对极权进行逻辑封闭，并促成一切暴政体进入坏死状态。因此，“党妈”的无处不在，于当下根本达不成共识，并且在实际上反向吞噬着中共自身的权力系统。尤其在中共的政治资源进入快速消耗时，“党”就是最后一根把党压垮的稻草。然而，这一切和民主没什么关系。因为民主的内在价值决定了极权作为反文明的属性，这是不可更改也不可逆转的正向思维，它决定了人本身的价值体系，首先是对自由的实证而非画饼充饥。而中共作为人类的癌中之癌，理应要被送上断头台。

将“党妈”意识的逐次瓦解定义为民粹，然后大肆鞭挞、营造恐慌，在实践层面上，即是无视社会当代现实的极端主义。因为瓦解或去除整体社会对“党妈”的崇拜，以及因“党妈有枪”而逆向生成的“崇拜恐惧症”，所标志的就是政治层面上民粹的消亡。民粹是因“党妈”而煽动，这样的民粹离民权之粹不仅有万里之遥，同时也是反民权而维特权的揭示。“党妈”不死，则自由意识不起。没有对自由的实践，就不仅产生不了社会理性，更不可能得到政治的真实主张，最终还是一样被“党妈”及“我党”彻底吞噬。因此所有捏造民粹的阴谋，在本质上无不是要为“党妈”作终生辩护，站在反人类的地狱，靠喋喋不休的狡辩，为特权享有统治及垄断进行道德谴责和血统加冕，同时还不忘时时泼出几盆脏水，挑动民斗、诬陷正义、转移视线。而“党妈”假托民粹反对政治公平，官僚及财阀率领基层皂吏实施无孔不入的掠夺、敲诈，最终幻化为当代特权食利链。这样的政治，就既不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也不是与文明相关的，而一定是政治现实的吃人史。

民主的实践理性：结束《商君书》的恶毒

当代秩序的根本矛盾在于权力的腐烂而非文明的同质与差异，权力的腐烂则又因对既定路径的依赖所造成，从权力到路径的不断陷落，表明了一个处于黑暗形态中的逻辑坏死。它不仅要编造、复述、唱颂自马克思以来刻意捏造的资本与社会主义对立，以扩大人心撕裂的阴谋，也需由权力入手，持续经掠夺和剥削所形成的日益膨胀的特权习性。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及时代而非文明的陈述，是食利体制针对浩大的底层民众的一场报复性权力动乱。中共的罪恶在于，它先是依靠煽动性骗局进行民意绑架，在收割权力之后，则迫使民众放弃个体文明以时刻供养特权的繁衍。因此，说到底，有关大陆的一切民主及社会抗争运动，都是要对党妈的特权予以收缴的努力，并且是理所应当的，应当被视为对文明的张望和奋进，就如同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一样，能够形成冲突的，一定是社会正当秩序被黑暗和罪恶吞噬后引起的必然反抗。

中共以滥用“民族复兴”煽动阶级对峙、隐瞒特权利益的手段，既经受不住文明视野的审视，也抵抗不了社会民众在经济领域内的正当博弈。而意识形态的剩饭，也同样需要中共自行吞下经济抗争的苦果。因此，既然已认识到由极权带来的只能是逻辑封闭，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路径锁死后的突破，也就同样不存在改良和革命的幻想。因为所谓的改良也不过是换个口吻对“党妈”表达一下撒娇，但是，“党妈”在“我党”的大国崛起下已经做实了自己的罪恶，之后，中共除了明目张胆清点人头，再无任何选择。但是请记住，民主运动及一切社会化抗争不是要给中共指出一条明路，或者向中共献计献策。民主运动的真正要义，是要结束自《商君书》以来所有将文明拒之门外的时代恶毒。并且，还要让“党妈”学会自己拎着绳索走向煤山。否则，大陆之地既无民可言，也无族可言，更无国可言。“党妈”不亡，民（种）族不存。这一切，这种种，在改良派也只能被迫沉默的年代，就是最好的证明。

野蛮与文明的冲突（网络图片）

没有冲突，只有入侵

将当代全球秩序的轨迹理解为“文明的冲突”，在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极强误读性的立场虚设。这是因为，民主体制与非民主权力之间，其根本的差别在于，两者之间并不处在“文明”此一状况中，而是反应为，这是不对称的文明与反人类权力之间的现实对抗。“冲突”仅是某种书面的修饰，它不可能更改反人类权力所属的内化吞噬状态，更不可能通过强行将自身打扮、烘托为文明的同一体，从而掩盖在社会及政治领域中的残酷本质。也就是说，在当代秩序成为全球焦点并广泛讨论的情景中，在现实梯度下，必然意味着极权对民主世界的进攻已达到了根本介入的状态。它不再也不能因修饰改变权力扫荡的现状。而这种被误解为“冲突”但实质是“入侵”的危机，又正好符合并呼应了中共对内奴役、对外侵略的实际形象，是文明与反人类之间在全球状况及现实图卷中的事实镜像。

任何一种具有文明的制度都确定着人性价值，反之，一切针对民主并引起冲突的体制一定是对人性的杀戮。这种状态、变化和持续的分歧，不仅体现于当代，也涵盖了近代史以来从地区至全球的实际历史。而我们身处的时代，其本质在于，诸多极端政治组织和体制，在以维护特权为目的的行为中，对民主体系下的人类世界进行着一场针对性的复仇计划。中共，正是引起巨大灾难和恐惧的引导者。因此，从根本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叫做“文明的冲突”的现实，而是相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反人类与文明体制之间的浩劫。它准确地描述了近二十年来，潜藏于自由世界躯壳中沉默的病毒。比如极左政治和无底线激进主义，以及仅作为政客的政治操纵体对中共的绥靖和姑息养奸，在此时刻以集中爆发的急变，扭曲着当代现实。毫无疑问，它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并以毁灭自由的阴谋，对民主及自由实施着肮脏的进攻。 

“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仍处于消极中

当政治不再以某种特定的形态进入社会领域时，就会打破暴力集团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对民主与自由深入实践的契机。而中共作为极端恐怖组织的代理人与核心体，它必然要遭受到来自下一代的检视、批判及疏远。尽管，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中共到了要将党组织及党支部渗透进每一领域的原因和动机，但是，在更复杂的层面上，则向我们展示了，中共仍想控制一切的疯狂与实际上面临的根本无法渗透的矛盾，已成为当代分野的事实标志。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共这种臭名昭著的行径，会以如此清晰的线索呈现在全球视野中，并且显得那么夸张和厚颜无耻。从被忽略到大胆妄为、直至再无所谓于是公然要求党支部强行进入文化、商业及各社会体系，这显然是一个崩溃的边界点，它暴露了中共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极端性：它一定不是和正义相关，尽管，这种欺骗性很可能会再次被“淡忘”。

要明确党权覆盖之下的任一社会体系的必然后果，就是被中共溶解并成为不得不服从、驯化的奴隶，并且，这种严峻的现实会将一切裹胁进巨大的逆流中。不要认为极左派或采取绥靖就能躲避来自中共无差别的镇压，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文明能幸免于难。而这仅仅是被提出来的一个极少部分的问题。因为当代秩序的危机在于，它使大多数人将民主理解为是一种失败的象征，而不是通过对极端权力及组织的批判，为提升民主的增长拓展其生命空间。由此，也就构成着当下时代非常复杂的政治性的社会图景。尤其是在仍无法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民主将处于对自身的提炼并进而要求整体社会的注视时，因为误判所导致的理解和因短视所造成的思想漏洞，在相反的层面上，为极端性的破坏政治提供了长驱直入的时机。因而，对于当代文明的实际进程，民主与自由从来就不是一个“陈旧的观念”，而是相反，对“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仍处于消极的低凹思维中。

 “党妈”及“我党”意识

西方温和派的转向并不应当被理解为某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就如大陆保守群体虽然愚昧但也一样存在着对宪政的探究。这是一种人类共性的表现。它揭示出了当代在临界点上所遭遇到的共同而一致的困境，也就是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以其直接的方式遭遇到了来自中共暴政的威胁。并且此种威胁是如此清晰，它跨过了文字的修饰，变成了必须要每天面对的现实。但是，这仍然是不充分的，文明要求我们进入必然的对自身觉悟的反省，来回应并揭示暴政的内在体质。也即，大多数人要在更直观的层面上，抛弃几乎被忽略而且很可能潜藏的“党妈意识”和“我党意识”，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无法理解并透析出这种意识在本质上对“党权”的奴化状态及心理，就不可能回到人的起点。而中共是很享受此种“被我党”的洗脑成果的，因为这至少意味着，你的反抗不够，你依然是党的附属。只有“我党”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真理，并且，毫无意外的是，一切撒娇都没有价值，“党妈”只会更加鄙视你的软弱。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民主的实践理性在社会场域中的必然显现，忽视因“党妈”思维形成的惰性损伤，即使有意愿走向民主，追寻自由与公平的脚步，也一样会因为党毒的残余而滑向消极。中共正是在这一点上，利用了个体思维的缺省，伪造了人心对虚妄的恐惧，用暴力手段压制社会本身的内在个性，进而达到武力统治的目的。但是，思想控制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它不会给予任何统治形态继续行驶的空间。正如这种悖论不仅是历史周期的表现一样，它同时也在构成着统治跌至崩溃的段落。而民主的实践理性，就大陆场域而言，就是对极权进行逻辑封闭，并促成一切暴政体进入坏死状态。因此，“党妈”的无处不在，于当下根本达不成共识，并且在实际上反向吞噬着中共自身的权力系统。尤其在中共的政治资源进入快速消耗时，“党”就是最后一根把党压垮的稻草。然而，这一切和民主没什么关系。因为民主的内在价值决定了极权作为反文明的属性，这是不可更改也不可逆转的正向思维，它决定了人本身的价值体系，首先是对自由的实证而非画饼充饥。而中共作为人类的癌中之癌，理应要被送上断头台。

将“党妈”意识的逐次瓦解定义为民粹，然后大肆鞭挞、营造恐慌，在实践层面上，即是无视社会当代现实的极端主义。因为瓦解或去除整体社会对“党妈”的崇拜，以及因“党妈有枪”而逆向生成的“崇拜恐惧症”，所标志的就是政治层面上民粹的消亡。民粹是因“党妈”而煽动，这样的民粹离民权之粹不仅有万里之遥，同时也是反民权而维特权的揭示。“党妈”不死，则自由意识不起。没有对自由的实践，就不仅产生不了社会理性，更不可能得到政治的真实主张，最终还是一样被“党妈”及“我党”彻底吞噬。因此所有捏造民粹的阴谋，在本质上无不是要为“党妈”作终生辩护，站在反人类的地狱，靠喋喋不休的狡辩，为特权享有统治及垄断进行道德谴责和血统加冕，同时还不忘时时泼出几盆脏水，挑动民斗、诬陷正义、转移视线。而“党妈”假托民粹反对政治公平，官僚及财阀率领基层皂吏实施无孔不入的掠夺、敲诈，最终幻化为当代特权食利链。这样的政治，就既不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也不是与文明相关的，而一定是政治现实的吃人史。

民主的实践理性：结束《商君书》的恶毒

当代秩序的根本矛盾在于权力的腐烂而非文明的同质与差异，权力的腐烂则又因对既定路径的依赖所造成，从权力到路径的不断陷落，表明了一个处于黑暗形态中的逻辑坏死。它不仅要编造、复述、唱颂自马克思以来刻意捏造的资本与社会主义对立，以扩大人心撕裂的阴谋，也需由权力入手，持续经掠夺和剥削所形成的日益膨胀的特权习性。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及时代而非文明的陈述，是食利体制针对浩大的底层民众的一场报复性权力动乱。中共的罪恶在于，它先是依靠煽动性骗局进行民意绑架，在收割权力之后，则迫使民众放弃个体文明以时刻供养特权的繁衍。因此，说到底，有关大陆的一切民主及社会抗争运动，都是要对党妈的特权予以收缴的努力，并且是理所应当的，应当被视为对文明的张望和奋进，就如同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一样，能够形成冲突的，一定是社会正当秩序被黑暗和罪恶吞噬后引起的必然反抗。

中共以滥用“民族复兴”煽动阶级对峙、隐瞒特权利益的手段，既经受不住文明视野的审视，也抵抗不了社会民众在经济领域内的正当博弈。而意识形态的剩饭，也同样需要中共自行吞下经济抗争的苦果。因此，既然已认识到由极权带来的只能是逻辑封闭，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路径锁死后的突破，也就同样不存在改良和革命的幻想。因为所谓的改良也不过是换个口吻对“党妈”表达一下撒娇，但是，“党妈”在“我党”的大国崛起下已经做实了自己的罪恶，之后，中共除了明目张胆清点人头，再无任何选择。但是请记住，民主运动及一切社会化抗争不是要给中共指出一条明路，或者向中共献计献策。民主运动的真正要义，是要结束自《商君书》以来所有将文明拒之门外的时代恶毒。并且，还要让“党妈”学会自己拎着绳索走向煤山。否则，大陆之地既无民可言，也无族可言，更无国可言。“党妈”不亡，民（种）族不存。这一切，这种种，在改良派也只能被迫沉默的年代，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