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穆木天)
2015-03-29蕎麥子在“文學評論”網上發了一篇《穆木天的“變臉”：從新詩“純詩化”到新詩“大衆化”》。分析得還算到位，只是有意回避了“穆木天”在現實中的“借鑑”意義。於是就此，匆匆寫了如下跟帖：
文革中，喜歡新月派和象徵派詩歌。因此，我編的《中國新詩大概選（1917——1927）第一分册》選有穆木天十首新詩。在我心目中，他屬於二流象徵派詩人，名次排在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廢名、穆旦之後。但他的《譚詩》却是中國新詩最初十年裹，第一篇象徵主義詩歌理論的探索文章，影響很大。因為中國新詩向來缺乏“理論”，尤其“象徵主義”，幾乎還是空白。所以，縱然是涓涓細流，也算一流；縱然毫無體系、浮光掠影、一鱗半爪，也算“理論大家”。
穆木天是留學日本的。他從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23年，考入東京大學攻讀法國文學，1926年夏回國，一共六年。前兩年算大學預科，故只是普通學士而已。而且他的“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及其理論等知識，全係二手貨，日譯本，這點，較梁宗岱差遠了。但梁只充當了“傳聲筒”，而他，則純然是自己的聲音，是自己對“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及其理論的領悟。加之中國新詩最初十年，口語化（白話化）、民眾化（普羅化）必然表現出的蒼白與無味，使穆木天的“詩歌理論”文字有一點“荒漠甘泉”與“暗夜流螢”的味道——稀有而且珍貴。其悟性，决不在《人間詞話》之下。
然而，上天注定，他的成就僅限於此。
他1926年回國，先後在廣東中山大學、北京孔德學校、吉林省立大學任教，幾乎從詩壇隱退。到九一八事變前，思想感情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奉天譯中》等詩作，標誌着他的“變臉”已經開始。1931年他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加入“左聯”，從此“變臉”昇級並完成，甚至，走上“大衆化”的極端：
我們在自由的天地中，
歡呼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全中國全世界勞動人民萬歲！
全世界全中國勞動人民領袖
偉大的斯大林，
偉大的毛澤東萬歲！
——穆木天1949-9《在自由的天地中歡呼吧！》詩
當然，“變臉”的又豈止於一個穆木天！比如同是象徵派二流詩人的峩伽，一轉臉就變成有無產階級情懷，歌頌“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大詩人艾青。只是這些“變臉”者没得穆木天在詩的“純粹化”、“唯美化”中吼得那麽出名而已。
當然，所有這些“變臉”者即穆木天、艾青們，都没有好果子吃。1957至1958年統統都當了右派，都經歷了二十多年地獄般的艱難生存。雖然艾青平反後寫了不少有“峩伽味”的反思詩，撈回一些詩名；而穆木天晚年僅以“兒童文學翻譯家”鳴世，安全得就有點世故了。其對生命的悟性，就比投湖自盡的王國維差遠了：王之死，像一首純粹又唯美的象徵主義詩，而得享晚年的穆木天、艾青等右派們的死，則絕大多数與俗衆無别了。
詩，本來就是小衆中的小衆甚至是天才的語言競技游戲，“大衆化”是詩的死路一條。而懸在一切文學頭上的逹摩克利斯劍其中一把就是“大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