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皇上不好吗?

 
话说当年胡适见了宣统,称宣统为皇上,又生怕别人不知,不久即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其中有这样的文字:(1922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相互约定的时间是五月三十日,即农历端午节前一天。文章中记叙得很详细,这里只拣要紧的抄两句:“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进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

看得出,旧时的皇帝老儿已与时倶进,不再将胡适看作“子民”,更不认为他还是大清的“奴才”,因此很得体地称胡适“先生”。然而,胡适这位追求自由民主且留过洋的现代知识分子,反而不如旧皇上思想进步,虽然没有下跪只是鞠躬,却对旧称仍念念不忘。

这大概也是导致鲁迅不满的缘故。

那时代,文人们如果对谁不满,包括对政府对执政党对最高领导人乃至对军阀首领,讽刺挖苦嘲笑都是家常便饭(当然也有人为此送掉性命)。1929年12月13日,胡适作《〈人权论集〉序》,其中有句极负盛名的话:“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而在此前的11月29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更是直接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诸位,今天还有谁敢这么写文章吗?有个北大副教授这么写了(批评中宣部)不假,可很快,他的副教授没了,书也教不成了,现在不知在哪里生活。关键是,倏忽百年过去,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孙中山、胡适的后代们反而不能理解当年,总是说鲁迅如何讽刺挖苦胡适,而胡适都忍了。

鲁迅到底在文章中有多少次(处)讽刺挖苦胡适,不研究,自然没有统计,不得而知。虽未通读鲁迅,仅就所读到的,确实有几处,也常被人提起,其中就有这胡适称皇上。

要知道,那时辛亥革命已胜利十一年零五个月,中国早已没有了皇上;尤其对于恨透一家一姓之专制朝廷以及皇上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像鲁迅这种堪称思想巨人的自由知识分子,谁青睐皇上,谁就无异于他的敌人——这是背景,也是当时国情,不可不知。

鲁迅为何要讽刺挖苦胡适呢?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当时多家报纸都转载了消息。鲁迅看到后,一下子就联想到近十年前胡适与宣统见面时称皇上;还有胡适在1929年对孙中山晚年提倡的“知难行易”有不同看法并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知难,行亦不易”;还有“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讲的“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因这种种联想,鲁迅以“佩韦”的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了《知难行难》,对胡适、罗隆基等人进行了嘲讽挖苦,但并没有批评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说”述评》这篇文章。

且不说这在当年是稀松平常之事,只说今天不论是谁,若能写出鲁迅这样一则短文(全文只有682个字符),估计没有几个网友不叫好。鲁迅一生都是在反抗,在批判,包括批判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这里不多啰嗦。

鲁迅不仅记性好,联想力也丰富。在作《知难行难》时,不仅联想到关于胡适称皇上这件事,又由胡适受到蒋主席接见,让鲁迅联想到1928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尊重,根本没有把他当主席对待,甚至在蒋到他的学校视察时,见了面,连“主席”也不称呼,作不屑一顾状,并且在蒋打了刘的耳光后,刘非但没有“逆来顺受”,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蒋的裆部踹了一脚,导致蒋当即被送进医院,而刘也被关了起来。两相比较,鲁迅当然就“有理由”讽刺挖苦胡适。

还是看鲁迅原文吧——好在字数少,全文照录: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

 “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此文第一自然节就很有意思。后来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本人觉得是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鞍钢们就是很好的佐证。如果今天还有鲁迅胡适这样的人物,而今天那个“鲁迅”又写出这样一则文字,讽刺挖苦今天那个“胡适”,我相信,点击量一定是“十万+”,且会得到众网友打赏——绝大多数网民也都会站到鲁迅一边。不要看一些男男女女如今都仿佛喜欢胡适痛恨鲁迅,其实他们个个都想做今天的“鲁迅”。

敲到这里,本该结束,忽然风马牛不相及地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拍出的老影片《平原游击队》,后半场有几个分镜头一直不忘。比如:日本侵略者“中国通”松井为了得到粮食,找到李向阳,包围了李村,将乡民全赶到一个场地上,汉奸翻译拉出老勤爷,威胁利诱,让老勤爷痛骂了一顿,气得掏枪要打死老勤爷,被松井过来拦住了。接下来,老勤爷与松井有几句对话,很有意思。

松井: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伸出大拇指,意思是称赞老勤爷面对汉奸翻译的威胁毫不恐惧)。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乐土。

老勤爷:说得真甜!

松井:怎么,皇军不好吗?

老勤爷: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气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松井(听出来是反话,是讽刺,于是气得):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老勤爷:不知道!

松井:烧死他!

也不知怎么,本人常常想到影片中老勤爷这几句反话——我当然知道他是在讽刺“皇军”讽刺松井,而我这里说的是“皇上”。可如果有谁当真问我一句:“皇上不好吗?”我大概很想照老勤爷那句式来回答:皇上好!有自由,有民主,不封号,不删帖,这该有多好啊!

201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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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皇上不好吗?

 
话说当年胡适见了宣统,称宣统为皇上,又生怕别人不知,不久即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其中有这样的文字:(1922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相互约定的时间是五月三十日,即农历端午节前一天。文章中记叙得很详细,这里只拣要紧的抄两句:“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进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

看得出,旧时的皇帝老儿已与时倶进,不再将胡适看作“子民”,更不认为他还是大清的“奴才”,因此很得体地称胡适“先生”。然而,胡适这位追求自由民主且留过洋的现代知识分子,反而不如旧皇上思想进步,虽然没有下跪只是鞠躬,却对旧称仍念念不忘。

这大概也是导致鲁迅不满的缘故。

那时代,文人们如果对谁不满,包括对政府对执政党对最高领导人乃至对军阀首领,讽刺挖苦嘲笑都是家常便饭(当然也有人为此送掉性命)。1929年12月13日,胡适作《〈人权论集〉序》,其中有句极负盛名的话:“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而在此前的11月29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更是直接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诸位,今天还有谁敢这么写文章吗?有个北大副教授这么写了(批评中宣部)不假,可很快,他的副教授没了,书也教不成了,现在不知在哪里生活。关键是,倏忽百年过去,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孙中山、胡适的后代们反而不能理解当年,总是说鲁迅如何讽刺挖苦胡适,而胡适都忍了。

鲁迅到底在文章中有多少次(处)讽刺挖苦胡适,不研究,自然没有统计,不得而知。虽未通读鲁迅,仅就所读到的,确实有几处,也常被人提起,其中就有这胡适称皇上。

要知道,那时辛亥革命已胜利十一年零五个月,中国早已没有了皇上;尤其对于恨透一家一姓之专制朝廷以及皇上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像鲁迅这种堪称思想巨人的自由知识分子,谁青睐皇上,谁就无异于他的敌人——这是背景,也是当时国情,不可不知。

鲁迅为何要讽刺挖苦胡适呢?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当时多家报纸都转载了消息。鲁迅看到后,一下子就联想到近十年前胡适与宣统见面时称皇上;还有胡适在1929年对孙中山晚年提倡的“知难行易”有不同看法并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知难,行亦不易”;还有“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讲的“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因这种种联想,鲁迅以“佩韦”的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了《知难行难》,对胡适、罗隆基等人进行了嘲讽挖苦,但并没有批评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说”述评》这篇文章。

且不说这在当年是稀松平常之事,只说今天不论是谁,若能写出鲁迅这样一则短文(全文只有682个字符),估计没有几个网友不叫好。鲁迅一生都是在反抗,在批判,包括批判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这里不多啰嗦。

鲁迅不仅记性好,联想力也丰富。在作《知难行难》时,不仅联想到关于胡适称皇上这件事,又由胡适受到蒋主席接见,让鲁迅联想到1928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对蒋介石不尊重,根本没有把他当主席对待,甚至在蒋到他的学校视察时,见了面,连“主席”也不称呼,作不屑一顾状,并且在蒋打了刘的耳光后,刘非但没有“逆来顺受”,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蒋的裆部踹了一脚,导致蒋当即被送进医院,而刘也被关了起来。两相比较,鲁迅当然就“有理由”讽刺挖苦胡适。

还是看鲁迅原文吧——好在字数少,全文照录: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

 “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此文第一自然节就很有意思。后来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本人觉得是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鞍钢们就是很好的佐证。如果今天还有鲁迅胡适这样的人物,而今天那个“鲁迅”又写出这样一则文字,讽刺挖苦今天那个“胡适”,我相信,点击量一定是“十万+”,且会得到众网友打赏——绝大多数网民也都会站到鲁迅一边。不要看一些男男女女如今都仿佛喜欢胡适痛恨鲁迅,其实他们个个都想做今天的“鲁迅”。

敲到这里,本该结束,忽然风马牛不相及地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拍出的老影片《平原游击队》,后半场有几个分镜头一直不忘。比如:日本侵略者“中国通”松井为了得到粮食,找到李向阳,包围了李村,将乡民全赶到一个场地上,汉奸翻译拉出老勤爷,威胁利诱,让老勤爷痛骂了一顿,气得掏枪要打死老勤爷,被松井过来拦住了。接下来,老勤爷与松井有几句对话,很有意思。

松井: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伸出大拇指,意思是称赞老勤爷面对汉奸翻译的威胁毫不恐惧)。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乐土。

老勤爷:说得真甜!

松井:怎么,皇军不好吗?

老勤爷: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气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松井(听出来是反话,是讽刺,于是气得):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老勤爷:不知道!

松井:烧死他!

也不知怎么,本人常常想到影片中老勤爷这几句反话——我当然知道他是在讽刺“皇军”讽刺松井,而我这里说的是“皇上”。可如果有谁当真问我一句:“皇上不好吗?”我大概很想照老勤爷那句式来回答:皇上好!有自由,有民主,不封号,不删帖,这该有多好啊!

201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