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据专家多年研究，中国人（当然不只中国人，至少还有日本、韩国人）的平均智商稍高于白种人，所以说，中国人“不笨”。因此，除了古人说的活不下去了还可乘桴浮于海之外，言论不自由到一定地步，还能“托作”，而且这在敝国也是颇有传统的。
于是，近日就看到这样一篇托作。说是“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这当然是假的。但作者是假的，那假作者说的话未必没有意义，这里不妨摘录两句：
“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在中国，“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于是，近日就看到这样一篇托作。说是“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这当然是假的。但作者是假的，那假作者说的话未必没有意义，这里不妨摘录两句：
“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在中国，“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2019.4.17晨
本人愿因此文受到全国大学老师特别是清华北大老师们的声讨。
为何不说教授，因为大学里单是教授，就分多个等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曾在文章中透露过），何况还有副教授、讲师呢，所以我只能将他们统称为“大学老师”。
坦白说，自己一直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不满；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不满，最终又只能落实到对大学老师的不满，特别是对北大清华老师的不满。大约十年前本人曾做过一篇小文章，意思是如果北大清华那些老师们都能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对这个国家是很有意义很管用的。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活到六十多岁了，依然没有看到这种场面出现。
很难想象，大学老师，尤其是北大清华的老师不是中国最顶尖的高级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两院院士”，人数少不说，人们发现仍然有“水货”，甚至还有依靠权力或金钱当上的“院士”，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北大清华或清华北大，什么意思，就像说陈寅恪是教授里的教授一样，这两所大学，是大学里的大学。自杀已经快三年的《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生前就在《如果我死》这篇文章中“强调”，他“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我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八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这里强调“最高学府”，就缘于他读的是“北大”哲学系，而不是普通大学哲学系。
那么在这种大学里的老师有什么义务吗？我觉得应该有，否则，就枉称大学老师，更枉称“大学里的大学”的老师。
那么是什么义务呢？在本人看来，那就是不仅教授学生知识，更应该教授学生懂得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自由民主，而且所教的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甚至在课堂上就应该给学生讲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否则，那老师即使不是个“水货”，至少也是不适宜去做这两所大学乃至所有大学的老师的。
那么，老师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还不够。
不仅要教授学生们懂得这些应该懂得的东西，尤其要教他们应该守护和坚持它们。一个学生在“最高学府”中“混”了几年，出来后，人前谈起来，虽也一套一套，可人们发现，这人不过是在“背书”，根本就没有坚持过他所学的东西。那么，这虽然也有学生自己的责任，可在我看来，老师的责任似乎更大。
我们知道，一种习惯养成后，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不可能轻易改变。如果一个从最高学府走出的学生，就像王安石在文章里写的那个“方仲永”一样，在守护和坚持这些特殊的东西方面竟“泯然众人矣”，那么，即说明你这老师不合格。你没有将你的学生训练到守护和坚持那些东西达到条件反射的地步，没有让他们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常态。这同样是失职。
鲁迅有篇文章《“公理”的把戏》，是一九二五年要过完时发表的。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这篇文章后面对“骗一口饭”有注释：“这里指教书而言。”当年即有人认为：“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鲁迅在文中当然是讽刺这么说，可放到今天，倒觉得有几分合适。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连他的名字现在都成了敏感词，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时代无耻到何种程度）出事后，我们看到除了像章诒和这种我们佩服的作家站出来外，清华大学里也有几位站了出来，公开发表声音：清华大学，你错了！清华大学背后的什么东西，你们也错了！
然而，这里一定要强调，清华大学有多少老师？那些老师为什么不站出来发声！难道法学教授许章润真的错了吗？如果许章润没错，学校如此对待你们这位“同事”，你们就一点也不感到气愤吗？此时此刻，你们扪心自问：你们还配这所大学的老师吗？还配别人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吗？如果不配，你们夜间躺在床上，就没一点愧疚感吗？
你们的灵魂都在干什么？难道就是想着如何把讲师升为副教授，把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把三级升为二级，把二级升为一级？或者一如鲁迅当年所讽刺的“学界”，你们中有些人也有了“官瘾”，连“魂灵就在做官”？你们真的不以许章润出事你们没有站出来发声而感到羞耻吗？
当然，说你们的灵魂（且不说在想着“做官”）就是想着把讲师升为副教授，把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把三级升为二级，把二级升为一级，一言以蔽之，就是“骗口饭吃”，也许言重了，可你们的灵魂离骗一口饭吃，又还有多远呢？
中国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谁都会说是制度问题，是文化问题，是国民的问题。但做为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清华北大这种“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们，你们就不觉得，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就是你们的问题吗？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没错。可在今天的中国，我想纠正一下，叫做：有什么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人民。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么，我就要以有你们这些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而为耻！
北大郑也夫教授在《政改难产之因》中，说他之所以做那样一篇文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并紧接着说：“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如果容我以郑教授这几句话来推理：别的大学里的老师不说，北大清华的广大老师们，要么你们从来没有像郑也夫这样想过“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要么，就是你们从没思考过你们是否还能“看得起自己”这种问题。之所以如此，我只能说，你们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灵魂，没有什么可以做借口、可以让你们推脱的。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已不用我来说；四十年前不说，就是在四十年里，他们教出多少合格的大学生，也只有你们和上帝知道。我上面所批评的几句，实在不及万一，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痛不痒。不然，若是对照一下半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周刊以及已经去世半个世纪（到今年九月整整半个世纪）的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所说的那些话，只要你们还存一丝良知，就应该脸红，就应该把自己缩到尘土里去，因为你们实在不配别人称作高级知识分子，不配那些学生们喊你们一声老师。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引述1965年5月《时代》周刊中时代论文的话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此外，“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
殷海光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对照一下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你们如果有勇气读一读上面这几百字，并且还会脸红，那么，中国就或许还有希望。
2019年4月14日星期日
本人愿因此文受到全国大学老师特别是清华北大老师们的声讨。
为何不说教授，因为大学里单是教授，就分多个等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曾在文章中透露过），何况还有副教授、讲师呢，所以我只能将他们统称为“大学老师”。
坦白说，自己一直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不满；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不满，最终又只能落实到对大学老师的不满，特别是对北大清华老师的不满。大约十年前本人曾做过一篇小文章，意思是如果北大清华那些老师们都能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对这个国家是很有意义很管用的。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活到六十多岁了，依然没有看到这种场面出现。
很难想象，大学老师，尤其是北大清华的老师不是中国最顶尖的高级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两院院士”，人数少不说，人们发现仍然有“水货”，甚至还有依靠权力或金钱当上的“院士”，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北大清华或清华北大，什么意思，就像说陈寅恪是教授里的教授一样，这两所大学，是大学里的大学。自杀已经快三年的《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生前就在《如果我死》这篇文章中“强调”，他“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我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八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这里强调“最高学府”，就缘于他读的是“北大”哲学系，而不是普通大学哲学系。
那么在这种大学里的老师有什么义务吗？我觉得应该有，否则，就枉称大学老师，更枉称“大学里的大学”的老师。
那么是什么义务呢？在本人看来，那就是不仅教授学生知识，更应该教授学生懂得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自由民主，而且所教的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甚至在课堂上就应该给学生讲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否则，那老师即使不是个“水货”，至少也是不适宜去做这两所大学乃至所有大学的老师的。
那么，老师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还不够。
不仅要教授学生们懂得这些应该懂得的东西，尤其要教他们应该守护和坚持它们。一个学生在“最高学府”中“混”了几年，出来后，人前谈起来，虽也一套一套，可人们发现，这人不过是在“背书”，根本就没有坚持过他所学的东西。那么，这虽然也有学生自己的责任，可在我看来，老师的责任似乎更大。
我们知道，一种习惯养成后，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不可能轻易改变。如果一个从最高学府走出的学生，就像王安石在文章里写的那个“方仲永”一样，在守护和坚持这些特殊的东西方面竟“泯然众人矣”，那么，即说明你这老师不合格。你没有将你的学生训练到守护和坚持那些东西达到条件反射的地步，没有让他们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常态。这同样是失职。
鲁迅有篇文章《“公理”的把戏》，是一九二五年要过完时发表的。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这篇文章后面对“骗一口饭”有注释：“这里指教书而言。”当年即有人认为：“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鲁迅在文中当然是讽刺这么说，可放到今天，倒觉得有几分合适。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连他的名字现在都成了敏感词，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时代无耻到何种程度）出事后，我们看到除了像章诒和这种我们佩服的作家站出来外，清华大学里也有几位站了出来，公开发表声音：清华大学，你错了！清华大学背后的什么东西，你们也错了！
然而，这里一定要强调，清华大学有多少老师？那些老师为什么不站出来发声！难道法学教授许章润真的错了吗？如果许章润没错，学校如此对待你们这位“同事”，你们就一点也不感到气愤吗？此时此刻，你们扪心自问：你们还配这所大学的老师吗？还配别人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吗？如果不配，你们夜间躺在床上，就没一点愧疚感吗？
你们的灵魂都在干什么？难道就是想着如何把讲师升为副教授，把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把三级升为二级，把二级升为一级？或者一如鲁迅当年所讽刺的“学界”，你们中有些人也有了“官瘾”，连“魂灵就在做官”？你们真的不以许章润出事你们没有站出来发声而感到羞耻吗？
当然，说你们的灵魂（且不说在想着“做官”）就是想着把讲师升为副教授，把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把三级升为二级，把二级升为一级，一言以蔽之，就是“骗口饭吃”，也许言重了，可你们的灵魂离骗一口饭吃，又还有多远呢？
中国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谁都会说是制度问题，是文化问题，是国民的问题。但做为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清华北大这种“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们，你们就不觉得，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就是你们的问题吗？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没错。可在今天的中国，我想纠正一下，叫做：有什么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人民。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么，我就要以有你们这些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而为耻！
北大郑也夫教授在《政改难产之因》中，说他之所以做那样一篇文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并紧接着说：“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如果容我以郑教授这几句话来推理：别的大学里的老师不说，北大清华的广大老师们，要么你们从来没有像郑也夫这样想过“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要么，就是你们从没思考过你们是否还能“看得起自己”这种问题。之所以如此，我只能说，你们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灵魂，没有什么可以做借口、可以让你们推脱的。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已不用我来说；四十年前不说，就是在四十年里，他们教出多少合格的大学生，也只有你们和上帝知道。我上面所批评的几句，实在不及万一，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痛不痒。不然，若是对照一下半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周刊以及已经去世半个世纪（到今年九月整整半个世纪）的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所说的那些话，只要你们还存一丝良知，就应该脸红，就应该把自己缩到尘土里去，因为你们实在不配别人称作高级知识分子，不配那些学生们喊你们一声老师。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引述1965年5月《时代》周刊中时代论文的话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此外，“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
殷海光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对照一下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你们如果有勇气读一读上面这几百字，并且还会脸红，那么，中国就或许还有希望。
2019年4月14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