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语言中，党，政府和国家是混淆在一起的，党绑架了政府，政府捆绑了国家，各阶层完全没有想过要把这三者区分看待，个体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三者有着三种不同的概念。当你在日常的交流中表现出一丝对党或者政府的抱怨和批评时，立马会触动大多数人敏感的神经，他会警觉地看着你，提醒你要爱国，耳熟能详的说教随之而来，诸如“党领导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有国才有家”等等浓厚政治色彩的语言，当你的批评趋于激烈时，对方更是义愤填膺甚至给你上升到“汉奸”的“高度”。相信这样的情形大部分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有时候会很纠结和困惑，是不是批评国家就是不爱国，或者就不能批评国家。
 
        不仅中国人区分不开，其实美国人不见得能区分清楚，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民主党四人小分队对政府的某些批评上升到批评国家的高度，希望这些人“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本质上这也是混淆国家和政府的概念，批评政府就是批评国家的简单归纳。
 
        除去国内普通大众对三者概念的混淆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批评者本身也未意识到此类问题，未把党、政府和国家三者理性切割，很多批评者的语言体系中主语通常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但分析其批评意见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反馈的是党的问题或者政府的问题，可见其并未主动区分这三种不同的主体，包括一小部分因各种原因置身海外的爱国人士。更有一些存在于国外社交网站上的极端批评人士，其目的纯粹是为批评而批评，把出现的各种问题不加区分地强加于国家层面，不论是个体的个人素质问题，还是个别地区的不文明习俗，批评背后的动机仅仅是发泄。
 
        其实此问题古人有过这方面的思考，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大师自身经历了激烈动荡的朝代更替，其对国家和天下有更高层次的认知，在其《日知录》中写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在他看来，亡国就是异姓改号朝代更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是皇帝在其看来不重要，关键是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没有文化与禽兽无异，如果道德沦丧文化断层甚至消失，那就是不可接受的亡天下状态。在“国”与“天下”的概念区分清晰以后，接着就是责任的划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为保护一姓国家不致被颠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涉及天下的文化兴衰，对涉及到文化延续的威胁，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梁启超先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高度概括了顾炎武大师的以上观点，对标到当下，顾炎武口中的“国”就是当下的政府，而“天下”就是现在的国家。但是这样的理性观点在古代凤毛麟角，掌握着文化传承的儒生在君君臣臣中随风起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固守着儒生的思想，甚至“父母官”这样颠倒基本政治逻辑的称谓横行中华大地。
 
        回到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继承自秦汉，虽然挂着民主的羊头，但本质一直专制的狗头，王朝代表的对象是抽象的“上天”，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抽象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不管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不论是刻意还是无意都把党自身作为抽象的人民的代表，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和组织成立和发展的毕竟之路。而成功掌握国家政权后，党立马取得对政府机构的绝对控制，自然党和政府就紧密联系合为一体。其后作为国家疆域内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的政府，与抽象的国家很自然绑定在一起，而作为居于国土的人民自然无所遁逃，最终结果就是具体的党和政府绑架了抽象的国家和人民。紧接着融为一体的党和政府使用掌握的绝对话语权，从政治理论和舆论层面轰炸式宣传，达成党、政府、国家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效果。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产中区分三者，把三者理性切割看待，只有这样在看待问题时，思路才会清晰，问题的本质也会看的更清楚彻底，对待问题也就会更理性客观，而不至于成为情绪的宣泄。
 
        那么在当下有绝对的必要来梳理一下三者的区别和理论上应该具备的状态，以下是个人认为的党、政府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政党作为一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组织，具有充足的社会特性，在法律层面其与个人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其内部的管理模式不能与法律相抵触，个体的加入和退出都是自愿的，涉及的物质基础等财物有清晰明确的产权。其次政府作为行使人民为了社会秩序而部分出让的权利的主体，其权利通过法律授予，既能授予就可以剥夺，当政府与人民意愿冲突时，可以剥夺其相关权利。政府行使的是法律授予的权利，而法律表达的是人民的意愿，所以在某政党成员在成为政府的工作人员后，在技术层面应该退出所在的政党组织，以避免为所在政党谋私利的瓜葛。在法律层面政府行使的是法律授予的权利，政府在法律之下，其与政党和个人都是平等的，且政府掌握的各类物质财产也有清晰明确的产权，并只能用于行政层面。而国家有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含义，在政治领域其意愿通过居于国土的受法律认可的人民个体表达体现，但人民因为个体间存在的各种差异，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此时就会自然出现政党组织或者各种无形的团队来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政党形成后利益表达方式会各有不同，从谈判妥协一直到战争都是其利益达成的渠道，但是当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理念宣扬期望获得认同来达成目的，而制度层面设计有人民代表大会，议会等非政府机构，并通过常见的选举方式达成。另外特定国家的政府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延伸，比如代表中国的政府从横向上有北京政府，台北政府，以及可能存在的流亡政府，从纵向上除当前存在的政府外，还有民国政府，清政府等都是中国的政府，短期纵向上也存在一届一届的政府，比如文革时期的政府，改革开放后的各届政府等等。这些政府都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政府，
 
        总结一句话就是居于国家的人民因各自利益的不同会出现党，党通过和平的选举方式生成政府管理国家，而后随着人民利益的变化来完成政府的更替，从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最后再回到中国当下，我们国家人民抽象化，无法形成新的诉求表达组织即党，而与现有的中国共产党因人民即国家的意愿表达渠道阻塞，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而现有政府和党完全不做区分，党的领导集团和政府领导层极端重合彼此不分，党和政府的物质产权不清晰，“党政办公楼”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称呼，本该供养政府的国家税收也会流向党组织，党组织的各类内部活动使用政府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党政糅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区分彼此。精神层面党强化其思想并强制灌输给政府和人民，以共产思想绑架国家精神，从文化层面同化国家同化民族，也束缚了国家束缚了民族。
 
        所以让我们焦虑的是在王朝家天下时期我们都能区分皇家和国家的财产，而现在却很少人想着要把三者区分开来，这三者不区分不理清，政治层面无法进步并最终影响与其相关的经济层面发展，当下经济遇到的外部阻力就是很好的映射，大概率上中国人民还将要付出血的代价来完成接下来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