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吾之愚民观》初稿写出后，有朋友认为长了些，可否分成两篇。我考虑文章有自身的结构，若分成两篇，得伤筋动骨。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将其中引证和评述孟子“民贵君轻” 的部分抽出另做，这样就有《我看“民贵君轻”》这篇文章的出笼。 而《吾之愚民观》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它与《我看“民贵君轻”》可算作姊妹篇。
另外，“氿乡孤舟”是我的网名，从本篇起，我就改用另一笔名：沈九乡。
下面是正文：
一
愚民，顾名思义，愚昧或愚蠢之民。愚昧或愚蠢到何种程度，才叫“愚民”呢？依我之见，不懂得常识就可被归入“愚民”之列。若我的这个说法还算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就须再问：哪些属于常识范畴的东西呢？
下面打几个比方：
1、“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应该说，战国末期的秦汉之际就有此种认知，是非常超前的。顺此推理，作为“天下人之天下”中的一员，我们老百姓照理应该有一份对天下公共事务和公权力发表看法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份权利，那一定是被某些人或某个集团剥夺了的，我们应当将之争取回来。这也是我们回归正常社会（即民主社会，下同）所必须作出的努力之一。
2、“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此处的“民心”，如何解读？依照现今的普世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谓的“民心”，应该是能够表达自由意志和正当诉求的“公民之心”，而不是“被代表”的 “愚民之心”。罗国齐奥塞斯库同志曾高唱“三个自信”，其中一个叫“人民自信”；伊国萨达姆先生临刑前也曾高呼“人民万岁”；别的独裁者也总是“人民”不离口。他们嘴上的“民心”，是“公民之心”还是“愚民之心”？想必应该是后者吧。既然如此，在齐同志和萨先生所主导的非正常社会(即专制社会，下同)里，“民心”的“顺”和“逆”真的能决定朝政的“兴”和“废”吗？你老百姓的想法和意愿真的能够影响其决策和朝政之走向吗？照我看，那一般是不可能的，你甚至连表达的自由都没有。他的“江山”他作主，“民心”算个什么东东啊？所谓的“民心”，不过是专制统治者强调自身正当性的一种体面的说辞而已。
3、“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王安石）朝廷与百姓之间，究竟谁供养谁？这个问题本来十分清楚，可长久以来却总是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譬如一度甚嚣尘上的“砸锅论”，以及“没有国哪来家？” “离了朝廷你什么都不是”等，当属此类玩意。这确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就连千年以前的王安石都明白的道理，及至让我们这些文明时代的后人来回答时，反倒变得不明不白，乃至完全给弄颠倒了。
4、古谚云：“民愚愚一个，官愚愚一方。”这当然是人治社会（非正常社会）的特征，这样的社会甚至可极而言之：君愚愚一国。就是说，不论官愚还是君愚，他们的弱智和昏庸都会将一方或一国民众的群体智商拉低到跟他们同等档次乃至更低的地步。原因就在于“人治”这东西，是以朝廷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行为、好恶、认知，而不是以法律、正义和人类良知为标准的。你的智商和见识若超过他们，那你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或别的什么不可测的风险，这样就使得你不能不装傻以保全自身。与人治对应的法治（正常社会）正好相反，若出现“官愚”或“君愚”，一是很难拉低民众的智商，二是很快就会被民众撸掉。
5、唐太宗云：“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假如朝廷（朕即朝廷）自己为自己立法，又自己监督自己来“以法行政”，那这样的“立法”和“行政”，若用现今的普世价值来衡量，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呢？依照人性的一般规律，人们是不可能自愿制订出不利于自己的规矩和法律的。正是洞穿了人性的这个弱点，才有“立法权”、 “国民制宪”以及“立法”与 “司法”、“行政”相分离等理论的提出和付诸实施。即是说，这样才算得上“天下之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来也不难理解，可它却偏偏引起法学专家们打上了笔墨官司，以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甚至还有专家冒出“宪法(天下之法)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人民太愚昧、太狭隘自私、太懦弱’ ”(参见张雪忠《再论国民制宪》)这种令人错愕的归责言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
上面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社会的常识，一般民众都应该懂得，它们实际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的应知应会和先决条件的一部分。你若不懂得这些常识，那你就可能被视作“愚民”。同时也可以推知，你所处的外部环境很可能就属于非正常社会。我一向认为，在非正常社会“被代表”的人民里边，愚民的占比通常不会低于90%。换言之，绝大多数国民都搞不清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二
造成此种不堪状况的因素里边，民众自身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但主要还是外部环境型塑出来的。所谓外部环境，通常是指制度、文化、习俗、教育、宣传、信息、互动等等。这样的外部环境，在非正常社会通常由权力来主导，民众只是被动接受而已。我们一般所称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其实并非群众不愿接触真相，而是被刻意屏蔽了真相。就是说，那么多的“愚民”，不是他们情愿做“愚民”，而是外部环境在蓄意扭曲事实，使得一般民众见不到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被塑造成蠢笨而又蒙昧无知的所谓“愚民”。
我始终认为，民众并非天生愚蠢或愚昧，而是“被愚蠢”或“被愚昧”。是外部环境故意疲民、弱民、贫民、辱民、奴民所致。这当然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持之有据、有案可稽的。
我们首先来看“牧民”这么一种说法。《辞源》“牧民”：“治民。以牧人养畜，比喻人君之治民，故曰牧民。管子有牧民篇。”《辞海》“牧民”：“治民。古时把官吏治民比做牧人牧养牲畜。《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 《汉语大字典》“牧”：“统治，主管。《国语》： ‘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新唐书》：‘陛下以孝安宗庙，以仁牧黎庶。’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所逐者皆观察使，奉朝命以牧军民 ……’ ”从这些记载来看，哪怕直到清代，在朝廷眼里老百姓其实都是与牲畜无异。治理他们，就跟牧人放牧时看管牲畜一样，让它们吃饱喝足就成，哪里需要考虑他们的思想、情感、诉求和尊严呢？因此，“牧民”就是管理整治牲畜之民。此种状态下，“民” 除了越来越“愚” ，还能怎样？
我们再来看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如何教导大家的。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者只需让民众跟着自己走，依照自己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或这样做。无疑，孔老先生不是在主张“开启民智”，而是相反，要让民众成为“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役畜和糊涂虫。他这种说法跟“牧民”的主张有什么区别？没有啊。照他那样做，想必只会塑造出更多无知无识的愚昧、愚蠢之民。
另一位道家鼻祖老子也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一些后人无论怎么为其辩解，仅凭字面上理解，我们也很难不认为老子与孔子的愚民思想几乎如出一辙。再如“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也无不透着自我封闭和愚弄民众的陈腐气息。
古代圣贤管子、孔子、老子都这么主张，朝廷的统治者不受其影响又如何可能？事实上这些朝廷统治者不仅一直遵照执行，而且在具体操作中越发地变本加厉，比如商鞅。
一句话，无论管子式的，还是孔子式的，或是老子式的，抑或商鞅式的，民众几乎都不是由于“自愚”；而是由于“被愚”，也即外部环境在故意愚弄和忽悠他们，这才导致他们成为“愚民” 的。
三
遗憾的是，如今骂愚民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仿佛一骂愚民，除了可以显示自己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之外；还能够因了这一骂，自己就可以一下成为精英或清醒者，于是也就跟这帮不争气的愚民撇清了关系。更有甚者，一些人还言之凿凿地宣称：有什么样的国民（愚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言外之意，朝廷（如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政府）的无良，都是国民呵护和放纵的结果。
我承认，自己有时也免不了骂上一二句愚民。它或许主要是因为自己确实跟他们讲不到一块，这些人实在是不可理喻而叫人来气。但我与这些时尚者不同在于：我骂，但不怪怨。就是说，我骂，是表达事实和真相，一些人的确愚昧；我不怪怨，是表明自己清楚他们愚昧的根由。与那些断言“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的时尚者相反，我倒是更倾向于认为，“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即是说，愚民不是他们自作自受和心甘情愿充当的，而是被以朝廷为始作俑者的外部环境蓄意打造出来的。
依照情理，民众与朝廷应该是互相塑造、互为因果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影响力并不对等。或许，在正常社会，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说是大致对等的；而且一般来讲也是良性的、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然而在非正常社会就不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影响通常只能是单向的，而且大多是恶性的而非良性的。你说，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等专制朝廷，如前所述的“民心”之类能影响他们吗？当然不能。倒是他们自己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他们的国民只能乖乖听命，谁不服从谁就倒霉。他们进行洗脑、愚弄、欺骗，让你乖乖接受经由他们定制的宣传样本和教育材料，一般民众谁敢说一个“不”字啊？
因此在非正常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必然是朝廷而非民众。试想，民众连说话权都没有，获取信息也只有朝廷铺设的单向管道，下情上达的通道全部被堵死，民众的意志和诉求如何可能影响朝廷呢？所以，在非正常社会，“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是十足的伪命题。与“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的国民”相比，我宁愿接受后者，也决不认同前者。因为唯朝廷才有权和广泛的资源及暴力机器迫使民众就范，民众对朝廷则无此能力。“民心”这东西在统治者眼里几乎一钱不值，那种认为“民心”能够影响统治者施政方向的善良愿望，几近痴人说梦，至少非正常社会是如此。
当然话要说回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也非全无道理。假如将之拿到正常社会去验证，大概就顺理成章、屡试不爽了。只是那些时尚者所指显然并非如此，他们要抱怨和谩骂的，肯定不是那些正常社会的民众（公民），而恰恰是非正常社会的民众（愚民）。故也难怪如我这样的笨伯对此要感到莫名其妙了。
四
前一阵，网上有个帖子是这样讲的：
鲁迅一生上骂朝廷少，下骂愚民多。胡适一生只注重培养学生，基本不骂愚民。鲁迅、梁启超、马一浮都喜欢骂愚民和发动群众觉醒；但实际上，历史上每次愚民闹翻身、改朝换代，都是一次作恶的升级版。任何一种思想要能发得动民众，则这种思想必定带有宗教和迷信二种成分。愚民不迷信于此必迷信于彼，因为他们懒于思考。因此在愚民那里，永远没有谈思想的语境。胡适知道强行展开思想话语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因为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不要剥夺它。清中叶以后的一系列灾难，都与盲目发动民众觉醒有关。胡适只培养学生和知识分子，只在他们中传播思想，可惜胡适只有一个。知识分子有一种素质，叫做不骂愚民。
鲁迅先生“上骂朝廷少”，我当然不赞成；但“下骂愚民多”，我倒是不完全反对，因为他骂的也确是实情。据称，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是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也因此成了“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论者的一个有力佐证。可我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愚民是不幸的，但他们如何敢抗争呢？他们再怎么豁出去，也斗不过朝廷啊。加之民众一盘散沙，各有各的小算盘，又不允许抱团取暖；与有组织的朝廷比，抗争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再者说，抗争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那就是抗争者要有所觉悟；或者换一种说法，至少要对自己所处的任人宰割的境地有所认识。如果对自己的愚民地位安之若素、处之泰然，甚或甘之如饴，他们还怎么去抗争啊？
就说我自己吧，尽管自己已不算愚民，但要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不会任性去抗争；而是要瞻前顾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当行则行，不当行则止。何以如此？力不逮也。斗不过人家，做无谓的牺牲干吗？自己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
非正常社会的朝廷，最有效的法宝，除了制造谎言愚弄民众，就是制造恐惧恫吓民众。面对恐惧，没有人会不退缩。它是人性使然，哪怕动物也不例外。所以民众“不争”，时也勢也，命也运也，当属情有可原。对他们的“不争”，我更多的是理解，而不是谴责，尽管自己也免不了偶尔骂几句“愚民”。
我倒是认为，在非正常社会，抗争主要是精英的事，比如知识者和清醒者传播常识和道理，就是抗争的方式之一。如果精英不去抗争，只想掉转头来骂几句民众“愚昧”、“不争气”就算完事，那这个社会真是堕落到底了。
至于胡适先生“不骂愚民”，也不去做无谓的唤醒和发动，似乎把普通民众完全看作是局外人或尚未开化的弱智者，懒得去做徒劳无益的启蒙，看起来虽也不无道理；但他的“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却也不无可议之处。
在非正常社会，唤醒和发动民众（愚民）是否必须，确实值得商榷。一是因为成本太高，收效甚微；二是被“唤醒”和“发动”起来的这些人，也很难不成为破坏力极强的暴民。但因此而认定“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则又像是一种偏见和歧视，它难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和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愚民思想的嫌疑。
要知，如前所述，愚民并非天生愚昧或愚蠢，也主要不是自愚和自甘堕落；而是由于外部环境封闭以及被愚弄所致。一旦外部环境改变，信息不再封闭，且没人再愚弄他们，那他们将很快得到救赎，并渐渐脱离蒙昧状态而变得清醒和理智，至少一些应知应会的常识不会再搞不清楚。这种时候，你还能坚持“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之说吗？
而若是在正常社会，胡适先生这个说法就更难站住脚。正常社会，信息开放而透明，思想自由，权利平等，能够选择和批评“朝廷”，民众从小就接受公民教育和普世价值的熏陶，很少有人会不懂得常识，也几乎不存在“愚民”一说。在那里，大众的公民素质甚高，没有人需要知识精英去唤醒和发动。“朝廷”管理国家，主要是向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保护其应有的权利。他们一般不可能产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等的混蛋想法，更不可能以“牧民”来蔑视和驾驭民众。相反，民众倒是有权监督“朝廷”的一举一动和质疑精英们的一言一行。
所以，胡适先生“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的说法，只能是针对非正常社会里的老百姓而言，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加诸正常社会里的公民，弄不好就可能成为侮辱民众智商的一项罪过而遭到起诉。
五
照我看，关键还在外部环境。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若非如此，何以同是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正常社会里的人，几乎不存在愚民；而偏偏非正常社会里的人，90%是愚民呢？这90%的愚民是如何产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们的遗传基因本来就如此？抑或干脆如法学专家所称“宪法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人民太愚昧、太狭隘自私、太懦弱’ ”(又一个“上不骂朝廷,下只骂愚民”)，亦即“我们人民”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自取其辱？
看来都不是。淮橘为枳，水土异也。民众之愚实际是非正常社会里的朝廷蓄意型塑出来的；为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并进而轻而易举地攫取和掠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如果不去刻意塑造他们的愚蠢，任由他们自由获取信息和知识，那他们不都变成刁民和钉子户了吗？这样多难治理啊，咱获取财富多有障碍啊。故此才要“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陈寅恪先生也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下愚”乃“上诈”者故意制造出来的，意在让民众永远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这样才更有利于统治和攫取。
然而，假如我们给民众换一种外部环境，让他们摆脱非正常社会的这方水土，把他们迁移至正常社会的水土上去生活和劳作，又将如何？恐怕他们整日介朝思暮想着硬要做愚民都难以如愿吧。再说，正常社会里的“朝廷”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方便啊。
所以说，并非“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而是他们碰巧投错了胎，一不小心降生在对他们不利的外部环境里。由于非正常社会这方水土养不了人，才导致他们本来该有的福利(权利)被剥夺了，而本来不该有的福利(愚昧、愚蠢)，却强加到了他们头上。因此，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种“懒于思考”的“福利”，而是正常社会这方水土的外部环境。
假如你还不同意我的看法，那我就有理由认为，“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宪法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人民太愚昧、太狭隘自私、太懦弱’ ”等诸如此类的观点，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断言民众天生弱智和蠢笨，他们只配被奴役和敲骨吸髓。你们这些精英分子倘果真坚持此论，那我就要说，它只能表明你们还不十分懂得常识，某种意义上讲，你们其实首先就未能完全摆脱“愚民”状态。“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这顶帽子，戴在你们自己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2019. 08. 04.初稿
2019. 10. 16.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