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我从省城治肩伤后，回我下放的生产队，坐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从省城到距我们生产队二十多里路的一个小站下车，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下车后，我先沿着这个小站到县城的公路往县城方向走。我在公路上走着走着，就发觉在我的后面离我五六十米远处总跟着一个人，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立即警惕起来，心想此人莫不是在打我带的旅行袋的主意？我就停下来等他走近，他也停了下来，在暗淡的月光下我见他揹着一个化肥编织袋，不像一个拦路打劫的“好汉”，我就问他：你老跟在我后面干什么？他说他也是刚下火车的，趕夜路回前面牛口氹的原种场家里，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害怕，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又不敢靠近你，所以只好跟在你后面走。我说你不用怕，我是兰X五队的知青，你走上来我们一起走吧！他才走上前来，对我说：你是兰X五队的知青，你们兰X五队出了一件大事你知道不？我说我去省城治肩伤已有半个多月，不知道队上出了什么大事。他说：十来天前你们队上的一个叫兰某志的人被打死了。我听了心里一惊，我心想兰某志这个人时常在外面搞副业，脾气又暴躁、人品又不太好，是不是因经济利益与他人发生纠纷而被别人打死的？我就问那个人：他是不是在外面搞副业与人发生争执而被打死的？那个人说：不是！是被你们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干部活活打死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和那个人一起走到烟包嘴过去不远就分手了，他继续沿公路往原种场走，我往右拐入一条通往兰X的山间小路往前走，一路上都在想兰某志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干部们打死的，始终也想不出个头绪。

 

我在半夜将近三点钟，才回到我在兰X五队的住地，由于太累也没来得及向孫某国(与我一同下放的省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 ，我们住在一起)打听兰某志被打死的事，洗漱之后倒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向孫某国打听兰某志被打死的事，才知道：原来是早十多天前的一天上午，兰某志拿钱找生产队买粮食时[註：1]，遭到生产队干部的互相推诿、阻挠，因而与包队干部公社公安特派员杨某全发生争执，被公社、大队、生产队当作现行反革命份子加以批斗、殴打，最终在关押期间离奇死亡的。

 

我回到兰X五队不久的一天晚上，有一个老太太到我的住处来找我，要我幫她的儿子兰某志申冤。这位老太太是兰某志的生母。兰某志家原来也是贫苦人家，他的生父解放前被抽中壮丁，出去之后就没有了音讯。几年之后，兰某志母子生活陷入困境，兰母不得已改嫁到西边围子里(这是当地人对围垦的垸子的称呼)去了，由于兰某志的叔叔兰某生结婚多年没有子女，所以兰母改嫁时，就将兰某志过继给兰某生做儿子，而这位兰某生虽然生得牛高马大，又会武术，头脑也灵活，但因家庭贫困，经常不得已靠卖壮丁来获得一些钱财以维持家里的生活。所谓“卖壮丁”就是自己去顶替被抽中壮丁而又不愿让自已的子弟去当兵的有钱人家的子弟去当兵，有钱人家就按当地买卖壮丁的行市付给卖壮丁的人家一笔钱或相当的粮食。兰某生去当壮丁之后，在部队很快学会了打槍、投手榴弹、刺杀等作战技术，然后趁部队开拔或打仗的机会就逃跑回来，据说他卖过好几次壮丁，卖壮丁几乎成了兰某生的一门赚钱的主要“副业”。

 

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有些力不从心的时候，各地打着抗日招牌的地方武装风起云湧，当时该县牛口氹一带为文部的势力范围(所谓文部，就是以文某人为首的一支地方武装的简称)，兰X紧邻牛口氹，兰某生不仅生得牛高马大，又会武术、又会打枪、放炮、投弹、刺杀所以便被文部招募进去了。当时这些地方武装虽也参与对日军的游击行动，但平日也难免有骚扰民众的行为。到临近“解放”前中共王震部359旅南下支队潜入江南一带，收编这些地方武装成立“X北人民自救军”以策应南下的“解放军”“解放” 我省。按说这些地方武装对中共当局是有功劳的。然而“解放”后中共当局却将这些参加了“X北人民自救军”的和没有参加的地方武装全部当作土匪部队而加以取缔打击，头目多被处决，一般成员均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而沦为“新社会”的贱民。兰某生也因此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他的养子兰某志也因此成为“四类份子”子弟。

 

兰某志的生母是在兰某志被干部们活活打死之后十来天，才从到西边围子里去买猪仔的兰X一带的社员那里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打死这件事的。于是从西边围子赶到兰X (在我回兰X前四五天)哭哭啼啼到处找人幫她的儿子申冤。可是在当地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高压之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头幫她的儿子申冤。

 

我回到队上后，有村民指使她说：你去找小易，他是大学生、懂政策、胆子大，只有他才敢幫你儿子申冤。所以这天晚上她才一个人哭哭啼啼找到我这里来，要我帮她儿子兰某志申冤。我倒了杯茶给她喝，安慰他不要哭，我说我刚从省城回来，对兰某志遇害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我还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幫你儿子申冤，要等我了解清楚详细情况之后，我才能答复你我能不能帮你儿子申冤。如果没有足夠的证据和事实依据贸然去上告，不仅申不了冤反而会让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抓住把柄倒打一耙，让我和兰某志的养父戴了“坏份子”帽子的兰某生一家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他们会说我和“坏份子”兰某生利用现行反革命兰某志死亡事件，对公社、大队、生产队革命于部进行反攻倒算。

 

我要老太太回去等我的消息，我送走老太太后，我与孫某国商量，我问他：这件事哪个最了解情况？他说只有一直就住在大队部的兽医兰某阳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开会商量如何弄死兰某志时，他都在大队部，你去问他一定能了解到内幕。大队兽医兰某阳是个党员为人较正直，与我们关系不错，特别是那次生产队选队长事件之后，跟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

 

前一年五队选队长时，公社、大队已内定了一个叫兰X海的人当队长，此人阴险、奸诈、自私，他和全队几乎每一家人都吵过架，全队社员都不喜欢他，但因他会拉拢大队和公社干部，深得大队干部和包队公社于部特派员楊某全的赏识，一定要提名兰某海担任下一任生产队长，在由杨某全主持的走过场的生产队改选生产队长的社员大会上，许多社员都表示反对，当时兰某阳发言说：如果公社、大队不顾社员的反对硬要兰某海当生产队长的话，那就要当心社员会起哄。此时杨特泒员立即站起来，厉声对兰某阳呵斥道：你想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哄，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兰某阳被他的气势和言词震慑住了，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我连忙举手对杨特派员说：杨特泒员，我发表一点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你就说。我说：刚才兰某阳说如果公社、大队硬要兰某海当队长，社员就会起哄，是因为他文化水平有限，用词不当，他说的起哄意思是社员就会有意见、心里就会不服的意思，并不是要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哄，更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希望杨特派员本着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无限上纲给他扣大帽子。我的一席话让兰某阳走出了窘境，杨特派员也不好再发火，只说了句：有意见就说有意见，说什么起哄。接着就宣佈散会。尽管全队的社员都有意见，但最后还是任命兰某海担任五队的队长。此后兰某阳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一天晚上我到大队部找到了兰某阳了解兰某志遇害的详细情况，因他平日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也多有不满，听我说想要帮兰某志去申冤，他十分支持。我对他说：你把你知道的全部内情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如果我确定兰某志死得冤枉，我一定会幫他申冤，如果万一我有什么意外，我也绝又会牵连到你，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不会说出这些内情是你提供给我的。他说：你把我看作什么人？我怕事就不会讲给你听，要不我们一起去幫兰某志申冤吧！我连忙说：不行！不行！你有家有室，有老婆、小孩，而我只有一个人，万一出了事，也不会牵连到其他人，你若和我一起干这件事，很容易被他们扣上什么什么“集团”、“组织”的帽子，还是由我一个人出面比较好。最后他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从兰某阳那里和其他了解内情的社员那里了解到的兰某志被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活活打死事件的详情如下：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兰某志拿着钱找生产队的保管员购买口粮，结果保管员推说这事要找生产队长兰某海，兰某海又推说这件亊要问前任队长，前任队长又说我已卸任应找保管员，他又找到保管员那里，保管员又说倉库的钥匙不在他那里，兰某志像皮球一样被他们踢来踢去，兰某志找来找去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买到口粮，本来就脾气暴躁的他，此时已火冒三丈，于是挑着一担箩筐站在仓库旁边的空坪里破口大骂：操你妈的，说好了我拿钱来买口粮，今天又推来推去不卖给老子。等生产队出谷那天(就是生产队给社员发放口粮的日子)，老子不管二七二十一就拿箩筐来担谷，哪个不让我担谷，老子就跟哪个拼命！此时正好被包队的公社特派员杨某全听见，他心想：兰某志你一个“四类份子”子弟，竟敢如此猖狂，于是便走到兰某志面前厉声对兰笃志说：你这个“四类份子”子弟，竟敢来担贫下中农的稻谷，你想翻天呀！兰某志满心的委屈和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听到杨某全的呵斥之后，有如火上浇油，满腔的怒火一下子全都转移到楊某全身上，兰某志冲上前去用手抓住杨某全的领口，伸手就要打杨某全，被杨奋力掙脱，然后杨转身就往山坡下逃跑，杨一边跑，一边大喊：现行反革命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兰某志手拿一条扁担在后面追赶杨，兰某志后来被闻讯赶来的队干部和社员们拦住，杨某全就先跑到大队；接着又跑到X塘公社向公社党委书记焦某慈控诉“四类份子”子弟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阶级斗爭这根弦绷得很紧的焦书记，听信了杨某全的一面之词后，认为这是阶级斗爭的新动向，随即电话通知兰X大队：下午全大队所有社员停止生产，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社员批斗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的大会。

 

这件事发生后，因兰某志被社员们拦阻，实际上他并未打到杨某全，兰某志还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也就没有再把它当回事。隨后就到邻近的石X公社高X大队的朋友家里去吃午饭去了。

 

这天午饭后，公社书记焦某慈率领公社武装部刘部长、公安特派员杨某全等五六位公社干部来到兰X大队大礼堂，与兰X大队和五队的干部汇合，隨即派出六位基干民兵拿着枪，带着刚从供销社买来的两根棕繩，来到高X大队兰某志的朋友家，把兰某志捆绑到批斗会场。兰某志刚一进会场，在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的带领之下，会场内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兰某志殴打革命于部罪该万死！”、“兰某志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声。接着焦书记宣佈批斗大会开始，他首先定性“四类份子”子弟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杨某全是一种现行反革命行为，是阶级斗爭的新动向……。接着由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于部揭露、批判兰某志的反革命罪行。此时兰某志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怒火，目露凶光注视着台上那些捏造事实批斗他的干部们，令这些人不寒而慄。因为他们以前都领教过兰某志在“文革”初期，在地区工程公司参加造反派时，开着卡车带领一车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战士”到X塘公社、兰X大队和五队耀武扬威，威慑殴打干部时的凶狠。此时公社武装部刘部长走到兰某志面前骂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到现在还不老实！随手就重重地甩了兰某志两记耳光，此时被干部们鼓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已令许多社员们群情激愤，他们见刘部长开了个头，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也纷纷湧到兰某志面前，有的用拳头、有的用砖块、有的用椅子、民兵们用槍托、木棍对兰某志一顿暴打。此时的兰某志既不哭又不叫，更不告饶，只是哪个打他，他就用他那充满怒火的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那意思就是：老子记得你今天打了我，你等着，总有一天老子要找你报仇！直到兰某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当场晕死过去方才罢手(后来据兰某志死后掩埋前，幫他抹尸的我的房东兰某件说：兰某志的身上被打得青红紫绿到处是血痂，全身连铜钱大一块好皮肉都没有)。批斗会结束后，兰某志被五花大绑丢到大礼堂旁边大队倉库的水泥地上，并由民兵看守。散会前焦书记宣佈：任何人不准给兰某志送水、送飯、送药，违反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一般社员按同情现行反革命论处。

 

当天下午批斗会结束时，公社书记焦某慈宣佈明天全公社停止生产，在公社大操场召开全公社万人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兰某志。当天晚上兰X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某清(此时那位良知、人性尚存的大队书记周某清已调到公社卫生院当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去了)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会，商讨佈置明天的万人批斗大会事宜。会上那些殴打兰某志最凶狠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纷纷发言说：看看兰某志下午挨打时，那双充满敌意的凶狠目光和一声不吭的顽固态度，以及他在“文革”期间参加武斗和开车携槍回来威胁殴打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时的凶狠表现，这傢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是光棍一个，没有什么顾忌，他出来以后，要报复我们容易得很，放一把火把我们的房子烧毁、人烧死；或是把我们的小孩弄死几个，然后一跑了之，到哪里去抓他？总之将来把他放出去之后，我们大家都不得安宁。最后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们在会上达成共识：只有趁这次机会把兰某志搞死，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兰某志今后对他们所造成的威胁。于是批斗预备会变成了一场如何预谋把兰某志搞死的阴谋杀人会议。有的说：干脆弄根繩子拴在在兰某志的颈项上再吊到仓库窗户的铁栅栏上，把它吊死，然后说他畏罪自杀；有的说：这样不行，社员们不会相信，因为兰某志在“文革”时被打得半死都没有自杀，现在说他自杀社员们不会相信，另外他被关在大队的倉库里，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哪来的繩子？更何况还有几个民兵看守，他怎么能上吊自杀；有的说不如弄点“一0五九”(当时的一种剧毒农药)灌到他嘴里，然后说他畏罪服毒自杀；有的说：这样也难以掩人耳目，大家都知道“一0五九”都是由专人保管使用的，兰某志关在倉库里，他到哪里去弄到“一0五九”？……总之这些人想了许多种办法又都被他们自己否定了。最后决定：明天天不亮就出发，在押解兰某志前往公社接受批斗的路上，或是在公路边的一口池塘里把他淹死，就说他在押解的路上趁民兵们不备投塘自杀，经民兵搶救无效而死；如果不行就找个头脑简单、容易被人唆使又凶残的打手在路上把兰某志打得半死，然后把他丟在倉库里不给他治疗、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把他活活拖死，然后向社员宣佈：兰某志因伤病而死。

 

决定之后，大队干部派五队的队长兰某海到七队去请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光棍来充当打手。当天半夜把这位叫兰某某的打手请到大队部，又弄了一点肉和酒招待这位打手，同时对他进行教唆说：现行反革命兰某志，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僻资本主义重新骑到贫下中农头上，兰某志如果复僻资本主义得逞，他首先要杀的就是你这种贫下中农积极份子，所以与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之间的斗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爭，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明天就是你表现对敌斗爭态度坚不坚决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好好表现自己。几杯酒下肚后的这个老光棍的阶级斗爭的仇恨已被鼓动起来了，立即向干部们表态：决不辜负党和领导对我的信任、你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此时五队队长兰某海拿来一根用油布包着的茶杯口粗细的沉重的槎树棍交给老光棍，对他说明天在路上如果兰某志不老实，就用这个教训他。

 

次日一早天不亮大队书记陈某清、大队会计兰某良、大队民兵营长黎某和、五队队长兰某海、七队那个老光棍和五六个武装民兵，有的手拿梭标、有的手拿步槍把已被五花大绑的兰某志沿着通往公社的公路押往X塘公社的批斗大会会场。

 

当走到兰X大队与赵X大队交界处公路边上的一口水塘时，他们准备把兰某志淹死在这口水塘里。先派兰某海到水塘里去试探水的深浅，结果兰某海走到水塘中间，水还不到膝盖深(因那年天旱已很久没有下雨了)，他连声说：不行！不行！浸不死他。因兰某志有一米八几的个头，不足膝盖深的水怎么能把他淹死？他们押着兰某志又往前走，此时民兵营长黎某和催促兰某志快走，不要在路上磨磨蹭蹭，兰某志说：我一身的伤实在走不动。此时兰某海示意打手老光棍，老光棍立即走到兰某志背后，抡起那根槎树棍猛力朝兰某志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一边还说：我让你装儍！我让你装傻！兰某志被打得向前扑倒在地上，一边嘴里叫道：陈书记救命啊！陈书记救命啊！此时陈书记不但不制止老光棍的暴行，反而借故走开了，好让这些人无所顾忌地对兰某志施暴。陈书记离开后，剩下的那些押解兰某志的人一边用槎树棍、槍托、梭标对兰笃志一顿暴打乱戳；一边吼道：站起来！快走！原本已被打得片体鳞伤的兰某志，此时更是被打得伤上加伤体无完肤，大腿、小腿上被梭标捅了好几个洞，鲜血不停地从伤口往外流，裤子都被鲜血浸透了，看着兰某志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实在是无法行走了，这些人就在公路边上的一户人家借了一辆土车子(我省农村使用的一种木制独轮车)像绑猪一样把兰某志绑在土车子上，推到X塘公社的一间办公室，从土车子上把奄奄一息的兰某志解下来丢在地上。闻讯赶来的原兰X大队书记周X清见状不忍，连忙对在场的兰X大队的干部和民兵说：快把他身上的繩子解开，他都已被打成这样了，他还能跑到那里去？这样他们才把兰某志身上的繩索解开。

 

此时公社外面大操场上的批斗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的万人大会已经开始，主持大会的焦书记听人向他报告兰某志已押到了公社，焦书记连忙跑到公社办公室准备把兰某志押到台上供大家批斗。此时周某清对焦书记说：人都被打成这样了，站都站不住还怎么能上台？况且他一身的伤、一身的血弄到台上去让社员们看到影响也不好，我看就让社员们进行背靠背的批斗算了。焦书记见周书记这样说，就说：那就不让他上台，进行背靠背的批斗算了。焦书记走到批斗大会主席台上对会场上的社员们说：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在押往这里的路上采取暴力反扑我民兵，已被我民兵打得差不多了，今天就不让他上台，我们现在对兰某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背靠背的捡举、揭发和批斗。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一案，公社党委已及时汇报到县革委会、县公安局，他们都一致同意把“四类份子”子弟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一事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事件。接着他号召全公社社员紧急行动起来与现行反革命兰某志划清界线，踴跃检举揭发兰某志的反革命罪行。

 

批斗大会进行得不十分热烈，因为很多社员都通过亲友、同学等关系多少都知道了一些这一事件的起因和兰某志前一天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惨状，对兰某志多少还抱有一点怜悯之心。

 

这天下午批斗会结束之后，兰某志又被捆绑在土车子上拉到了兰X大队倉库里关押，他仍被丢在仓库的水泥地上。当天夜里兰X大队又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社员大会，会上重申昨天焦书记的指示：任何人不准给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送药、送水、送饭，如有违反者，党团员开除党籍、团籍；普通社员一律按同情反革命份子论处。

 

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估计兰某志已被打成这个样子，只要不给他医治、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关在仓库里拖不了几天，兰某志就会死去，这样就消除了他们的心头大患。

 

然而事态并未按照干部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因为兰X大队是兰姓聚族而居之地，该大队的五、六、七队所有人口几乎全部姓兰，四队、八队、十队也有部份人口姓兰，特别是五、六队和四队的兰姓人家与兰某志家大都有点沾亲带故，一方面出于宗族观念；另一方面许多人都知道兰某志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这次他实在有点冤枉，因而有些人都对他还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由于四、五、六、七队距关押兰某志的大队仓库最近，所以大队决走由这几个队的基干民兵日夜轮流看守兰某志，每班四人，每八小时换一次班。当轮到这几个队那些与兰某志亲缘关系较密切的基干民兵值班看守兰某志时，他们便会趁没有外人时拿水、稀饭给兰某志吃喝，甚至还有人找来小瓶的云南白药给他涂在被梭标戳出的伤口上，而兰某志所受的伤大都为外伤和肌肉部份的伤，内脏并未受到严重损伤，骨头也基本完好，只是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再加上平日兰某志身体素质较好，所以兰某志在被关押了七八天之后，不仅没有死，反而一天天好起来了。就在兰某志死的前一天晚上，是我们五队的基干民兵值班，他们拿了一小罐稀飯和醃菜给兰某志，他全吃光了，又喝了一大碗水。这天晚上兰某志还自己扶着墙壁坐起来了，还对五队的基干民兵兰西某等说：等他好了之后，要到某某地方去搞副业。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他完全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从他的精神状态和谈话来看，也没有一点要自杀的迹象。然而到五队的基干民兵第二天上午八点交班给七队的基干民兵(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曾充当打手的老光棍)后，到当日上午九点多，就传来兰某志因伤死亡的消息。我队刚交班的兰西某等基干民兵觉得十分蹊跷，刚才交班时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死掉了呢？他们连忙赶到大队仓库去看，只见兰某志手足缩在一起仰面朝天，怒目园睁、张嘴吐舌，死在水泥地上，明显是一副非正常死亡的样子。此时闻讯赶来围观的社员越来越多，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立即调来基干民兵驱散围观社员，不让社员靠近兰某志死亡现场，又立即组织人员在公路边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又按照农村埋死人前的习俗，叫我的房东兰某件(他与兰某志是共祖父的叔伯兄弟)把兰某志的尸体洗抹了一遍，就草草把兰某志的尸体掩埋掉了。

 

公社、大队干部和五队队长兰某海等人都以为把兰某志弄死掩埋掉之后，这件事就了结了。不料兰某志事件的真像却俏俏在附近的石X公社、东X公社、X塘公社的好几个大队传播、发酵，在兰某志生前几位好友和他的近亲的鼓动之下，在兰某志死后不久的某一天，一下子自发地聚集了近两千人的队伍，一路呼喊要严惩杀害兰近志凶手的口号；一路湧往X塘公社。当游行队伍快到达X塘公社时，闻讯的公社干部，特别是焦某慈、杨某全、武装部刘部长……等主要责任人都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跳窗逃往公社背后的山林。愤怒的社员们找不到主谋焦、杨、刘等人，只好在捣毁了公社的一些桌椅板凳等办公用品以发泄心中的怒火之后，便作鸟兽散了。以致事后公社干部好久都不敢到兰X大队一带来。

 

以上这起事件的经过都是从兽医兰某阳、五队社员、参与过捆绑、看守、押送兰某志的基干民兵那里了解到的。

 

 

 

 

 

 

1975年9月我从省城治肩伤后，回我下放的生产队，坐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从省城到距我们生产队二十多里路的一个小站下车，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下车后，我先沿着这个小站到县城的公路往县城方向走。我在公路上走着走着，就发觉在我的后面离我五六十米远处总跟着一个人，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立即警惕起来，心想此人莫不是在打我带的旅行袋的主意？我就停下来等他走近，他也停了下来，在暗淡的月光下我见他揹着一个化肥编织袋，不像一个拦路打劫的“好汉”，我就问他：你老跟在我后面干什么？他说他也是刚下火车的，趕夜路回前面牛口氹的原种场家里，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害怕，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又不敢靠近你，所以只好跟在你后面走。我说你不用怕，我是兰X五队的知青，你走上来我们一起走吧！他才走上前来，对我说：你是兰X五队的知青，你们兰X五队出了一件大事你知道不？我说我去省城治肩伤已有半个多月，不知道队上出了什么大事。他说：十来天前你们队上的一个叫兰某志的人被打死了。我听了心里一惊，我心想兰某志这个人时常在外面搞副业，脾气又暴躁、人品又不太好，是不是因经济利益与他人发生纠纷而被别人打死的？我就问那个人：他是不是在外面搞副业与人发生争执而被打死的？那个人说：不是！是被你们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干部活活打死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和那个人一起走到烟包嘴过去不远就分手了，他继续沿公路往原种场走，我往右拐入一条通往兰X的山间小路往前走，一路上都在想兰某志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干部们打死的，始终也想不出个头绪。

 

我在半夜将近三点钟，才回到我在兰X五队的住地，由于太累也没来得及向孫某国(与我一同下放的省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 ，我们住在一起)打听兰某志被打死的事，洗漱之后倒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向孫某国打听兰某志被打死的事，才知道：原来是早十多天前的一天上午，兰某志拿钱找生产队买粮食时[註：1]，遭到生产队干部的互相推诿、阻挠，因而与包队干部公社公安特派员杨某全发生争执，被公社、大队、生产队当作现行反革命份子加以批斗、殴打，最终在关押期间离奇死亡的。

 

我回到兰X五队不久的一天晚上，有一个老太太到我的住处来找我，要我幫她的儿子兰某志申冤。这位老太太是兰某志的生母。兰某志家原来也是贫苦人家，他的生父解放前被抽中壮丁，出去之后就没有了音讯。几年之后，兰某志母子生活陷入困境，兰母不得已改嫁到西边围子里(这是当地人对围垦的垸子的称呼)去了，由于兰某志的叔叔兰某生结婚多年没有子女，所以兰母改嫁时，就将兰某志过继给兰某生做儿子，而这位兰某生虽然生得牛高马大，又会武术，头脑也灵活，但因家庭贫困，经常不得已靠卖壮丁来获得一些钱财以维持家里的生活。所谓“卖壮丁”就是自己去顶替被抽中壮丁而又不愿让自已的子弟去当兵的有钱人家的子弟去当兵，有钱人家就按当地买卖壮丁的行市付给卖壮丁的人家一笔钱或相当的粮食。兰某生去当壮丁之后，在部队很快学会了打槍、投手榴弹、刺杀等作战技术，然后趁部队开拔或打仗的机会就逃跑回来，据说他卖过好几次壮丁，卖壮丁几乎成了兰某生的一门赚钱的主要“副业”。

 

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有些力不从心的时候，各地打着抗日招牌的地方武装风起云湧，当时该县牛口氹一带为文部的势力范围(所谓文部，就是以文某人为首的一支地方武装的简称)，兰X紧邻牛口氹，兰某生不仅生得牛高马大，又会武术、又会打枪、放炮、投弹、刺杀所以便被文部招募进去了。当时这些地方武装虽也参与对日军的游击行动，但平日也难免有骚扰民众的行为。到临近“解放”前中共王震部359旅南下支队潜入江南一带，收编这些地方武装成立“X北人民自救军”以策应南下的“解放军”“解放” 我省。按说这些地方武装对中共当局是有功劳的。然而“解放”后中共当局却将这些参加了“X北人民自救军”的和没有参加的地方武装全部当作土匪部队而加以取缔打击，头目多被处决，一般成员均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而沦为“新社会”的贱民。兰某生也因此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他的养子兰某志也因此成为“四类份子”子弟。

 

兰某志的生母是在兰某志被干部们活活打死之后十来天，才从到西边围子里去买猪仔的兰X一带的社员那里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打死这件事的。于是从西边围子赶到兰X (在我回兰X前四五天)哭哭啼啼到处找人幫她的儿子申冤。可是在当地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高压之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头幫她的儿子申冤。

 

我回到队上后，有村民指使她说：你去找小易，他是大学生、懂政策、胆子大，只有他才敢幫你儿子申冤。所以这天晚上她才一个人哭哭啼啼找到我这里来，要我帮她儿子兰某志申冤。我倒了杯茶给她喝，安慰他不要哭，我说我刚从省城回来，对兰某志遇害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我还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幫你儿子申冤，要等我了解清楚详细情况之后，我才能答复你我能不能帮你儿子申冤。如果没有足夠的证据和事实依据贸然去上告，不仅申不了冤反而会让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抓住把柄倒打一耙，让我和兰某志的养父戴了“坏份子”帽子的兰某生一家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他们会说我和“坏份子”兰某生利用现行反革命兰某志死亡事件，对公社、大队、生产队革命于部进行反攻倒算。

 

我要老太太回去等我的消息，我送走老太太后，我与孫某国商量，我问他：这件事哪个最了解情况？他说只有一直就住在大队部的兽医兰某阳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开会商量如何弄死兰某志时，他都在大队部，你去问他一定能了解到内幕。大队兽医兰某阳是个党员为人较正直，与我们关系不错，特别是那次生产队选队长事件之后，跟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

 

前一年五队选队长时，公社、大队已内定了一个叫兰X海的人当队长，此人阴险、奸诈、自私，他和全队几乎每一家人都吵过架，全队社员都不喜欢他，但因他会拉拢大队和公社干部，深得大队干部和包队公社于部特派员楊某全的赏识，一定要提名兰某海担任下一任生产队长，在由杨某全主持的走过场的生产队改选生产队长的社员大会上，许多社员都表示反对，当时兰某阳发言说：如果公社、大队不顾社员的反对硬要兰某海当生产队长的话，那就要当心社员会起哄。此时杨特泒员立即站起来，厉声对兰某阳呵斥道：你想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哄，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兰某阳被他的气势和言词震慑住了，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我连忙举手对杨特派员说：杨特泒员，我发表一点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你就说。我说：刚才兰某阳说如果公社、大队硬要兰某海当队长，社员就会起哄，是因为他文化水平有限，用词不当，他说的起哄意思是社员就会有意见、心里就会不服的意思，并不是要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哄，更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希望杨特派员本着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无限上纲给他扣大帽子。我的一席话让兰某阳走出了窘境，杨特派员也不好再发火，只说了句：有意见就说有意见，说什么起哄。接着就宣佈散会。尽管全队的社员都有意见，但最后还是任命兰某海担任五队的队长。此后兰某阳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一天晚上我到大队部找到了兰某阳了解兰某志遇害的详细情况，因他平日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也多有不满，听我说想要帮兰某志去申冤，他十分支持。我对他说：你把你知道的全部内情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如果我确定兰某志死得冤枉，我一定会幫他申冤，如果万一我有什么意外，我也绝又会牵连到你，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不会说出这些内情是你提供给我的。他说：你把我看作什么人？我怕事就不会讲给你听，要不我们一起去幫兰某志申冤吧！我连忙说：不行！不行！你有家有室，有老婆、小孩，而我只有一个人，万一出了事，也不会牵连到其他人，你若和我一起干这件事，很容易被他们扣上什么什么“集团”、“组织”的帽子，还是由我一个人出面比较好。最后他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从兰某阳那里和其他了解内情的社员那里了解到的兰某志被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活活打死事件的详情如下：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兰某志拿着钱找生产队的保管员购买口粮，结果保管员推说这事要找生产队长兰某海，兰某海又推说这件亊要问前任队长，前任队长又说我已卸任应找保管员，他又找到保管员那里，保管员又说倉库的钥匙不在他那里，兰某志像皮球一样被他们踢来踢去，兰某志找来找去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买到口粮，本来就脾气暴躁的他，此时已火冒三丈，于是挑着一担箩筐站在仓库旁边的空坪里破口大骂：操你妈的，说好了我拿钱来买口粮，今天又推来推去不卖给老子。等生产队出谷那天(就是生产队给社员发放口粮的日子)，老子不管二七二十一就拿箩筐来担谷，哪个不让我担谷，老子就跟哪个拼命！此时正好被包队的公社特派员杨某全听见，他心想：兰某志你一个“四类份子”子弟，竟敢如此猖狂，于是便走到兰某志面前厉声对兰笃志说：你这个“四类份子”子弟，竟敢来担贫下中农的稻谷，你想翻天呀！兰某志满心的委屈和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听到杨某全的呵斥之后，有如火上浇油，满腔的怒火一下子全都转移到楊某全身上，兰某志冲上前去用手抓住杨某全的领口，伸手就要打杨某全，被杨奋力掙脱，然后杨转身就往山坡下逃跑，杨一边跑，一边大喊：现行反革命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兰某志手拿一条扁担在后面追赶杨，兰某志后来被闻讯赶来的队干部和社员们拦住，杨某全就先跑到大队；接着又跑到X塘公社向公社党委书记焦某慈控诉“四类份子”子弟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阶级斗爭这根弦绷得很紧的焦书记，听信了杨某全的一面之词后，认为这是阶级斗爭的新动向，随即电话通知兰X大队：下午全大队所有社员停止生产，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社员批斗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的大会。

 

这件事发生后，因兰某志被社员们拦阻，实际上他并未打到杨某全，兰某志还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也就没有再把它当回事。隨后就到邻近的石X公社高X大队的朋友家里去吃午饭去了。

 

这天午饭后，公社书记焦某慈率领公社武装部刘部长、公安特派员杨某全等五六位公社干部来到兰X大队大礼堂，与兰X大队和五队的干部汇合，隨即派出六位基干民兵拿着枪，带着刚从供销社买来的两根棕繩，来到高X大队兰某志的朋友家，把兰某志捆绑到批斗会场。兰某志刚一进会场，在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的带领之下，会场内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兰某志殴打革命于部罪该万死！”、“兰某志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声。接着焦书记宣佈批斗大会开始，他首先定性“四类份子”子弟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杨某全是一种现行反革命行为，是阶级斗爭的新动向……。接着由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于部揭露、批判兰某志的反革命罪行。此时兰某志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怒火，目露凶光注视着台上那些捏造事实批斗他的干部们，令这些人不寒而慄。因为他们以前都领教过兰某志在“文革”初期，在地区工程公司参加造反派时，开着卡车带领一车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战士”到X塘公社、兰X大队和五队耀武扬威，威慑殴打干部时的凶狠。此时公社武装部刘部长走到兰某志面前骂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到现在还不老实！随手就重重地甩了兰某志两记耳光，此时被干部们鼓动起来的阶级仇恨，已令许多社员们群情激愤，他们见刘部长开了个头，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也纷纷湧到兰某志面前，有的用拳头、有的用砖块、有的用椅子、民兵们用槍托、木棍对兰某志一顿暴打。此时的兰某志既不哭又不叫，更不告饶，只是哪个打他，他就用他那充满怒火的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那意思就是：老子记得你今天打了我，你等着，总有一天老子要找你报仇！直到兰某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当场晕死过去方才罢手(后来据兰某志死后掩埋前，幫他抹尸的我的房东兰某件说：兰某志的身上被打得青红紫绿到处是血痂，全身连铜钱大一块好皮肉都没有)。批斗会结束后，兰某志被五花大绑丢到大礼堂旁边大队倉库的水泥地上，并由民兵看守。散会前焦书记宣佈：任何人不准给兰某志送水、送飯、送药，违反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一般社员按同情现行反革命论处。

 

当天下午批斗会结束时，公社书记焦某慈宣佈明天全公社停止生产，在公社大操场召开全公社万人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兰某志。当天晚上兰X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某清(此时那位良知、人性尚存的大队书记周某清已调到公社卫生院当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去了)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会，商讨佈置明天的万人批斗大会事宜。会上那些殴打兰某志最凶狠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纷纷发言说：看看兰某志下午挨打时，那双充满敌意的凶狠目光和一声不吭的顽固态度，以及他在“文革”期间参加武斗和开车携槍回来威胁殴打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时的凶狠表现，这傢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是光棍一个，没有什么顾忌，他出来以后，要报复我们容易得很，放一把火把我们的房子烧毁、人烧死；或是把我们的小孩弄死几个，然后一跑了之，到哪里去抓他？总之将来把他放出去之后，我们大家都不得安宁。最后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们在会上达成共识：只有趁这次机会把兰某志搞死，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兰某志今后对他们所造成的威胁。于是批斗预备会变成了一场如何预谋把兰某志搞死的阴谋杀人会议。有的说：干脆弄根繩子拴在在兰某志的颈项上再吊到仓库窗户的铁栅栏上，把它吊死，然后说他畏罪自杀；有的说：这样不行，社员们不会相信，因为兰某志在“文革”时被打得半死都没有自杀，现在说他自杀社员们不会相信，另外他被关在大队的倉库里，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哪来的繩子？更何况还有几个民兵看守，他怎么能上吊自杀；有的说不如弄点“一0五九”(当时的一种剧毒农药)灌到他嘴里，然后说他畏罪服毒自杀；有的说：这样也难以掩人耳目，大家都知道“一0五九”都是由专人保管使用的，兰某志关在倉库里，他到哪里去弄到“一0五九”？……总之这些人想了许多种办法又都被他们自己否定了。最后决定：明天天不亮就出发，在押解兰某志前往公社接受批斗的路上，或是在公路边的一口池塘里把他淹死，就说他在押解的路上趁民兵们不备投塘自杀，经民兵搶救无效而死；如果不行就找个头脑简单、容易被人唆使又凶残的打手在路上把兰某志打得半死，然后把他丟在倉库里不给他治疗、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把他活活拖死，然后向社员宣佈：兰某志因伤病而死。

 

决定之后，大队干部派五队的队长兰某海到七队去请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光棍来充当打手。当天半夜把这位叫兰某某的打手请到大队部，又弄了一点肉和酒招待这位打手，同时对他进行教唆说：现行反革命兰某志，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僻资本主义重新骑到贫下中农头上，兰某志如果复僻资本主义得逞，他首先要杀的就是你这种贫下中农积极份子，所以与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之间的斗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爭，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明天就是你表现对敌斗爭态度坚不坚决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好好表现自己。几杯酒下肚后的这个老光棍的阶级斗爭的仇恨已被鼓动起来了，立即向干部们表态：决不辜负党和领导对我的信任、你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此时五队队长兰某海拿来一根用油布包着的茶杯口粗细的沉重的槎树棍交给老光棍，对他说明天在路上如果兰某志不老实，就用这个教训他。

 

次日一早天不亮大队书记陈某清、大队会计兰某良、大队民兵营长黎某和、五队队长兰某海、七队那个老光棍和五六个武装民兵，有的手拿梭标、有的手拿步槍把已被五花大绑的兰某志沿着通往公社的公路押往X塘公社的批斗大会会场。

 

当走到兰X大队与赵X大队交界处公路边上的一口水塘时，他们准备把兰某志淹死在这口水塘里。先派兰某海到水塘里去试探水的深浅，结果兰某海走到水塘中间，水还不到膝盖深(因那年天旱已很久没有下雨了)，他连声说：不行！不行！浸不死他。因兰某志有一米八几的个头，不足膝盖深的水怎么能把他淹死？他们押着兰某志又往前走，此时民兵营长黎某和催促兰某志快走，不要在路上磨磨蹭蹭，兰某志说：我一身的伤实在走不动。此时兰某海示意打手老光棍，老光棍立即走到兰某志背后，抡起那根槎树棍猛力朝兰某志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一边还说：我让你装儍！我让你装傻！兰某志被打得向前扑倒在地上，一边嘴里叫道：陈书记救命啊！陈书记救命啊！此时陈书记不但不制止老光棍的暴行，反而借故走开了，好让这些人无所顾忌地对兰某志施暴。陈书记离开后，剩下的那些押解兰某志的人一边用槎树棍、槍托、梭标对兰笃志一顿暴打乱戳；一边吼道：站起来！快走！原本已被打得片体鳞伤的兰某志，此时更是被打得伤上加伤体无完肤，大腿、小腿上被梭标捅了好几个洞，鲜血不停地从伤口往外流，裤子都被鲜血浸透了，看着兰某志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实在是无法行走了，这些人就在公路边上的一户人家借了一辆土车子(我省农村使用的一种木制独轮车)像绑猪一样把兰某志绑在土车子上，推到X塘公社的一间办公室，从土车子上把奄奄一息的兰某志解下来丢在地上。闻讯赶来的原兰X大队书记周X清见状不忍，连忙对在场的兰X大队的干部和民兵说：快把他身上的繩子解开，他都已被打成这样了，他还能跑到那里去？这样他们才把兰某志身上的繩索解开。

 

此时公社外面大操场上的批斗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的万人大会已经开始，主持大会的焦书记听人向他报告兰某志已押到了公社，焦书记连忙跑到公社办公室准备把兰某志押到台上供大家批斗。此时周某清对焦书记说：人都被打成这样了，站都站不住还怎么能上台？况且他一身的伤、一身的血弄到台上去让社员们看到影响也不好，我看就让社员们进行背靠背的批斗算了。焦书记见周书记这样说，就说：那就不让他上台，进行背靠背的批斗算了。焦书记走到批斗大会主席台上对会场上的社员们说：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在押往这里的路上采取暴力反扑我民兵，已被我民兵打得差不多了，今天就不让他上台，我们现在对兰某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背靠背的捡举、揭发和批斗。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一案，公社党委已及时汇报到县革委会、县公安局，他们都一致同意把“四类份子”子弟兰某志殴打革命干部一事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事件。接着他号召全公社社员紧急行动起来与现行反革命兰某志划清界线，踴跃检举揭发兰某志的反革命罪行。

 

批斗大会进行得不十分热烈，因为很多社员都通过亲友、同学等关系多少都知道了一些这一事件的起因和兰某志前一天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惨状，对兰某志多少还抱有一点怜悯之心。

 

这天下午批斗会结束之后，兰某志又被捆绑在土车子上拉到了兰X大队倉库里关押，他仍被丢在仓库的水泥地上。当天夜里兰X大队又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社员大会，会上重申昨天焦书记的指示：任何人不准给现行反革命份子兰某志送药、送水、送饭，如有违反者，党团员开除党籍、团籍；普通社员一律按同情反革命份子论处。

 

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估计兰某志已被打成这个样子，只要不给他医治、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关在仓库里拖不了几天，兰某志就会死去，这样就消除了他们的心头大患。

 

然而事态并未按照干部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因为兰X大队是兰姓聚族而居之地，该大队的五、六、七队所有人口几乎全部姓兰，四队、八队、十队也有部份人口姓兰，特别是五、六队和四队的兰姓人家与兰某志家大都有点沾亲带故，一方面出于宗族观念；另一方面许多人都知道兰某志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这次他实在有点冤枉，因而有些人都对他还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由于四、五、六、七队距关押兰某志的大队仓库最近，所以大队决走由这几个队的基干民兵日夜轮流看守兰某志，每班四人，每八小时换一次班。当轮到这几个队那些与兰某志亲缘关系较密切的基干民兵值班看守兰某志时，他们便会趁没有外人时拿水、稀饭给兰某志吃喝，甚至还有人找来小瓶的云南白药给他涂在被梭标戳出的伤口上，而兰某志所受的伤大都为外伤和肌肉部份的伤，内脏并未受到严重损伤，骨头也基本完好，只是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再加上平日兰某志身体素质较好，所以兰某志在被关押了七八天之后，不仅没有死，反而一天天好起来了。就在兰某志死的前一天晚上，是我们五队的基干民兵值班，他们拿了一小罐稀飯和醃菜给兰某志，他全吃光了，又喝了一大碗水。这天晚上兰某志还自己扶着墙壁坐起来了，还对五队的基干民兵兰西某等说：等他好了之后，要到某某地方去搞副业。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他完全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从他的精神状态和谈话来看，也没有一点要自杀的迹象。然而到五队的基干民兵第二天上午八点交班给七队的基干民兵(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曾充当打手的老光棍)后，到当日上午九点多，就传来兰某志因伤死亡的消息。我队刚交班的兰西某等基干民兵觉得十分蹊跷，刚才交班时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死掉了呢？他们连忙赶到大队仓库去看，只见兰某志手足缩在一起仰面朝天，怒目园睁、张嘴吐舌，死在水泥地上，明显是一副非正常死亡的样子。此时闻讯赶来围观的社员越来越多，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立即调来基干民兵驱散围观社员，不让社员靠近兰某志死亡现场，又立即组织人员在公路边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又按照农村埋死人前的习俗，叫我的房东兰某件(他与兰某志是共祖父的叔伯兄弟)把兰某志的尸体洗抹了一遍，就草草把兰某志的尸体掩埋掉了。

 

公社、大队干部和五队队长兰某海等人都以为把兰某志弄死掩埋掉之后，这件事就了结了。不料兰某志事件的真像却俏俏在附近的石X公社、东X公社、X塘公社的好几个大队传播、发酵，在兰某志生前几位好友和他的近亲的鼓动之下，在兰某志死后不久的某一天，一下子自发地聚集了近两千人的队伍，一路呼喊要严惩杀害兰近志凶手的口号；一路湧往X塘公社。当游行队伍快到达X塘公社时，闻讯的公社干部，特别是焦某慈、杨某全、武装部刘部长……等主要责任人都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跳窗逃往公社背后的山林。愤怒的社员们找不到主谋焦、杨、刘等人，只好在捣毁了公社的一些桌椅板凳等办公用品以发泄心中的怒火之后，便作鸟兽散了。以致事后公社干部好久都不敢到兰X大队一带来。

 

以上这起事件的经过都是从兽医兰某阳、五队社员、参与过捆绑、看守、押送兰某志的基干民兵那里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