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九乡:回忆饥困难耐和担惊受怕的日子

 
亡父生前与笔者老母合影
 
                     一      吵吵闹闹  

                                 1
 
        儿时自打有记忆的1960年代,家庭留给我的最主要印象就是争吵: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那时放学回家,走到离家不远处,心里总要担忧的,就是家里太平不太平。若太平,自己就如释重负,一身轻松。若不太平,那这一晚就别想安稳,大气都不敢出,愁眉苦脸的,守在家里尽力防范事态升级。当然,家里这种不太平,主要发生在父母之间。
       父亲老实,本分,木讷,甚至可说没用;但性子急,脾气暴。祖母时常提醒我们的一句话是:当心你家老子发脾气啊。这句话通常比较灵验,我们本来闹着,听到这句提醒就识相了许多。有时要是没来得及刹住,比如为了争抢几颗炒熟的蚕豆而相互斗嘴,不依不饶,父亲就会铁青着脸跑过来朝我们几个虎来虎去,两眼凶光直盯得我们浑身发毛,不得不知趣地屏声敛气。要不然他就会来上一句:要我发脾气不?看我怎么紧你们的骨头!这一嗓子更管用,我们吓得作鸟兽散,躲得没影。
       父亲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光着脚,沾着泥,踏进家门,跺得地上通通作响。这既是显摆又是示威,意思是:老子整天在队里累死累活,你们在家倒清闲自在!你们可留点神,当心老子一不如意要光火!
       随后,父亲通通通跺到灶间,狠狠地拉动锅盖,见还是黑洞洞的锅底,便气不打一处来,哐的一声将锅盖很重地扣下去。你看看,还是冷锅冷灶!死家里负什么责任?!正好脚边有一张小板凳,便抬腿一脚,把小板凳踢得老远,砰的一声撞在前面的破木门上,随即上面多出一道凹痕。
       家里时常断顿,可有吃没吃,断不断粮,父亲不管,他只顾干活和吃饭。到了这顿要是没得到嘴,他就骂娘,踢东西。母亲时常抱怨,家里的桌子凳子篮子等家什用具为啥不经用,都是你家老子给踢坏的。
       讲起父亲的急暴性子,母亲曾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早先家里祭祖,还是祖父母操持;父亲通通通从田头回来,二话没说,坐上桌就饿狼似的划拉起饭来。祖父母赶忙制止都没来得及,气得两位老人直怪怨,数落父亲太不像话,桌上的饭菜是给老祖宗预备的,你怎么能抢先吃?这成什么体统?不作兴啊!
       这个家,其实母亲压力最大。母亲也不是不到队里干活,也去,也辛苦。但维持生计,比如揭不开锅了,要出去求爷爷告奶奶,借米下锅,就只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会去讲好话求人,他也不懂这个。人情世故,父亲可说一窍不通,他几乎从来不跟人交往和聊天。
       打个比方,那时队里或村上因大家都捆在大集体,利益紧密,又无其它活路,闹纠纷的事接连不断,几乎没一日不吵翻天,所以那时喝农药出人命的事也特别多。母亲就曾和队里一名妇女吵架,气得服了六六粉,所幸被发现得早,狠灌肥皂水,才救下一命。每天发生那么多纠纷,总得有人去劝架或做说服工作。这种活父亲就不会干,也没人找他评理或跟他扯上几句。这倒不是说人家故意不把父亲当回事,而是父亲实在不是这块料。
       六七岁时我就曾见父亲犯过一次也许在别人不太会犯的错。那次父亲为生产队里挑粪,把各家的粪便送往队里的粪池。那家的粪缸就在他们家的屋后,父亲挑了一担那家的粪,径自从他们家的堂屋进出,然后送走。这一非常举动,正好被那家的女人撞见,女人十分恼火,骂作一团。她称挑粪从家中进出,不作兴,不吉利,惹晦气,这么一个大男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她提出,必须由父亲买鞭炮亲自到她家门口鸣放,以驱除晦气,不然没完。父亲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买了鞭炮去放,花钱消灾。
       你说,惹出这种祸,母亲怎么会不跟父亲大吵大闹?家里本来花销就紧,这下倒好,还要买炮仗为别人去放,这冤大头做得也太亏了!因此也难怪母亲总是要埋怨父亲没用,不通人情,不懂道理,不会掌舵。父亲有时也嘴硬,直着脖子回道,我掌什么舵?我早就交班了,如今只吃饭、不管事,多栽花、少栽刺!
 
                                 2
 
       话说回来,其实母亲也不是通情达理的主。她的脾气同样坏,同样不是省油的灯,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母亲爱骂,还破口,而且骂起来没完没了。与父亲争吵,从来不肯主动让步,越骂越来劲,就是骂到父亲不开口、生闷气或走开,都还不歇嘴。随后母亲就委屈得嚎啕大哭,蜷缩在灶窝里,边哭、边骂、边诉、边抹泪,总是感叹自己命苦,六岁就被家里领出门,是个苦丫头,永世不得超生。祖母时常在背后叽咕,哪有蹲在灶窝里哭的?哭得灶神不安,家里还能太平?
       如果就此止步,也就罢了;要命的是,母亲接下来会几天不吃不喝,还照常下田干活,或一躺数天不起床。到了一定时候必须有人来劝,硬是要端饭端水给她;那样她才会强挨着吃上那么几口,然后蓬松着乱发起床,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我们也随之松了口气。不过这还是轻的,比这更严重的是,母亲还会寻死觅活,或离家出走。这真把我们几个孩子给害苦了。
       日子过去不多久,忽一天祖母的弟弟来了。他是父亲的娘舅,家里自然要招待他,母亲便到灶间去料理茶饭。父亲的娘舅披着一件灰色的长褂子,在堂屋里边拉家常边来回踱步,踱着踱着到底有话出口了:我才刚从路上过来,碰到熟人就跟我讲,家里最近又闹得不轻?穷有穷过,富有富过,就是不能靠吵架过日子;整天吵吵闹闹,你看到我像敌人,我看到你像仇家,到头来还不是自弄自,自己害自己?……父母都不吱声。
       其实,说是要招待客人,哪来什么菜?无非是打几个鸡蛋在锅里摊一下,算一个荤菜,另外再炒两三个素菜,这样就称得上待客的规格了。于是父亲陪着自己的娘舅喝起酒来。客人在桌上边吃边聊,我们孩子是决不能往桌子边凑的,一定要躲起来或到外面去玩。要不母亲就会用眼睛瞪或拿筷头子抽我们。一直等到客人放碗,我们才能上桌;虽已是剩汤剩水,可还是比平时更下饭,三下两下就能夯上三大碗。
       随后,父亲的娘舅抹抹嘴告辞而去。母亲还没等客人走远,便忍不住咕哝起来:还说路上听人讲的,不就是你奶奶告的状?这点鬼脑筋还当我不晓得呢!
 

                                 3
 
       尤其每到过年,父母必有一吵,而且常常选在大年三十。母亲为过年忙这忙那,父亲不会谋划,只能听凭母亲吩咐。而到了大年三十,母亲要打理年夜饭和新年数日端上桌的菜,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因插不上手,就去家前屋后转悠或干脆焐被子。母亲见他这么逍遥自在,气就上来了。先是啰嗦唠叨,不见效,便破口大骂,直至咬牙切齿,咒死咒活,上天入地。父亲不堪忍受,只能走得远远的。
       等到下午三点多,看看太阳快要落山,马上要一家子围桌吃年夜饭,母亲这才问起父亲死哪里去了,她大概怕有什么事吧。家里几个孩子就我心重,见不到父亲自然担心,就出去找。找来找去,最后在村前小河南边的一座河泥塘里见到了父亲。河泥塘是用来沤制淤泥以作种田肥料的,年底淤泥已清掉,但还有一些残留的稻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背靠圩埂,下半身躺在稻草上,眯缝着眼,紧绷着脸,望去阴沉灰暗。看样子像是晒太阳,实际是满腹心事,愁肠百结,不知哪里是个头。
       年底事多,加之穷愁寥落,弄不好就会擦枪走火。那回也是年底,家里好不容易宰了头猪,把肉卖了,留下猪头,准备自制猪头糕。那天蒸完团子,把笼汤舀掉,在蒸锅里添上清水,然后将猪头搁锅里煨煮。蒸团子生火都用硬木柴,火旺,蒸得透。蒸完,灶膛里的底火还可发挥余热,煮开水或煨猪头都行。打理完这些,父母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掀开锅盖,糟了,猪头煨得烂熟,成了浆糊一般,根本没法压制猪头糕。母亲气得大哭。猪头糕是过年能够端上桌的主打菜,没了它,就凭青菜、黄豆芽、豆腐煮萝卜等几样素菜如何招待客人?这年还过不过?火是父亲烧的,母亲自然要把气撒在父亲身上。父亲也没法辩解,只能自认倒霉,走出走进唉声叹气。
       其实,这责任不能全怪父亲。蒸团子确实是父亲负责烧火,但后来煨猪头,只是利用灶膛里的底火,父亲并没有再添柴进去。问题的关键在于,穷家,过年第一次煨猪头,完全没经验,不知道灶膛里的底火这么厉害。母亲哭得很伤心,邻居都跑来劝慰,见了浆糊似的猪头汤,也陪着懊丧,齐说,要是半夜能爬起来看一下就好了。这就是经验,但父母初次弄这东西,哪里懂啊。
       大家欢天喜地过年,我们家一到过年就更加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可尽管如此,到了大年初一,父母还能强颜欢笑。他们甚至还会合谋坑人。那年头经常发生鸡瘟,我们家一连死了好几只鸡。父母见别人家的鸡还在欢蹦乱跳,四处闲逛觅食,气就不太顺,渐渐的失去了平衡,妒意顿生。
       于是将自家死鸡鸡肫里未能消化的宿食掏出来收好。等到大年初一清晨人家放过鞭炮后,父亲取了这些宿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到家,母亲问,碰见人没?父亲答,没。母亲再问,撒了没?父亲答,撒了。随后,两人就私底下观察别人家的鸡放出来,在鞭炮纸屑间划拉觅食。父母见了偷着乐。这是我所见到的他们之间难得有的和谐气氛。
 
                                 4
 
       父母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我的顽皮而导致。七八岁时的一个秋季,一日小姑带了女儿来我们家看望祖父母。正好家里刚收获了几斤黄豆晒在竹匾里,竹匾就搁在门口场上。两岁的表妹趴在竹匾里抓黄豆玩,我在边上逗她。逗着逗着,我抓起黄豆往她的头上脸上一点一点洒落下去,她咯咯咯笑得更欢。突然她尖叫了起来,可能是一粒黄豆掉进了耳朵,她用小手去抠,越抠越往里钻,她吓得直哭。这下惊动了小姑和祖母,她们很着急,忙问是谁干的。表妹用手指我,小姑和祖母免不了要埋怨几句。后来只能送医院,医生用钳子把黄豆夹了出来,还用去块把钱。
       母亲爱面子,气性大,加上要花冤枉钱,自然要骂我打我。最后,又把怨气发泄在父亲身上,和父亲吵起来。父亲和小姑是兄妹,母亲觉得小姑不讲情面,再加上母亲素来与祖母不合;跟父亲吵,实际是冲着小姑和祖母来的。这一吵便没个完,从傍晚四点左右一直吵到晚上八点之后。父亲实在受不了,便气冲冲地跑到隔壁祖母那边,说声:姆妈,我走了!撂下这句话,迅速回身朝屋子东边的路上奔去。
       祖母那边正好有一屋子人在聊天,听到父亲这个话不对劲,大家呼啦一下追出来拉住父亲,齐声说,这么晚了往哪里去?有话好好讲。父亲猛的一阵性子上来,乱蹦乱跳,大叫,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蹦跳了几下,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家吓坏了,围上前急呼父亲的名字,但父亲死了一般,一动不动,全无声息。
       这下乱了。母亲在屋里听到外面闹嚷说父亲死过去了,立马抢奔出来,扒开围着的人,边叫着父亲边弯下身子对着父亲的嘴,猛吸了几口。
       多年后我才明白母亲可能是要做人工呼吸。也不知母亲从哪里学来或听来的这个急招,种田人哪见过这架势?
       父亲醒来时的第一句话:“表弟啊!”这是回应边上那位在不断呼唤父亲叫哥的生产队会计的。至于母亲,父亲视而不见,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因为年幼不谙世事,后来我始终没搞明白父亲是被母亲做人工呼吸救过来的,还是自然而然醒过来的。我也不敢问,毕竟吵闹到这种地步,不是件可以挂在嘴边的光彩事。
 
                     二     偷偷摸摸    

                                 5
 
       儿时除了父母吵吵闹闹让我们几个孩子担惊受怕外,还有一件让我们更加害怕的事,那就是父母“手脚不干净”。这里讲的“手脚不干净”,其实就是指偷偷摸摸,且积习难改。
       那年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东西里,有一种叫“超支户”的说法,听了叫人不爽。很不幸,我们家偏就戴着这顶帽子,始终抬不起头来。所谓 “超支户”,就是指平时在生产队里干活所得工分收入,抵不过从队里分得粮草等物品所需支出。成了“超支户”,所分粮草不仅会打折扣或被扣留一部分,而且与“进钱户”比,总觉脸上无光,生活压力加大。
       前面已经讲过,家里经常断顿。很多时候,我们家只能全天喝粥,既不经饿,又烫得人满头是汗,鬼火直射。一次哥哥喝完粥,把碗一推就赌气摔门而出。哥哥是老大,已开始去队里干活。母亲在烧粥时,总是要在第一滚用勺子沥出一碗干的,再用蒸架搁在粥锅里蒸熟,这样就相当于一碗白米饭。哥哥享受惯了“特供”,突然一次没享受到,难免来气。
       哥哥摔门而出,父亲随即跑过来查看,见碗里还残留一点粥粒和汤汁,便睁圆了怪眼骂起来。骂着骂着,就逼我把哥碗里的残渣舔干净。你说,每顿每餐舔自己的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到了今天,86岁的母亲都还保留着舔碗的习惯。可要舔别人的碗,这滋味如何受得了?我僵在那里,不动。父亲骂得更凶,并喝叫,糟蹋粮食,要天打雷劈的!最后实在推托不过,我一咬牙一跺脚,闭上眼睛乱舔一起,末了差点吐出来。直到现在,想起那次为哥哥舔碗的感觉,都隐隐的有点恶心。
 
       有粥喝还是不错的,有时连粥都喝不上。为了填饱肚子,好去队里挣工分,以解“超支户”之困,常常只能拿一些难以下咽的杂粮如麦麸、糠饼、野菜、红花草等用来充饥。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些东西不光没营养,而且吃了也不舒服,伤身。偶尔吃一回尚无大碍,经常吃,人肯定受不了,何况天天干重活。四个孩子一天大似一天,一家六张嘴,再加上赡养祖父祖母,粮食总是不够吃。而没吃的就没力气干活,没力气干活,就挣不到工分,挣不到工分,分得的口粮也会更少,这样就造成恶性循环。父亲只管吃,不管吃的来源,没东西下肚就发脾气,这担子全压在母亲身上。
       那时我就常见母亲到了这顿没米下锅,只能一脸愁苦、垂头丧气地提了筲箕,拎着一杆秤,去外头借米。借到则已,借不到空手而还的一脸苦相,真不是人受的。母亲垂了一会儿泪,再每家每户盘算一遍,然后又出去。最后甚至要上五保户的门,求他们做做好事,匀出一二碗米来救救急。实在无法,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去找大队干部批借粮。
 
       每到收成之时,除了把我们这些孩子赶下田拾稻穗麦穗,母亲还想干的,就是筹划着晚间去田里偷。那些年我就经常见母亲趁黑从外面窸窸窣窣扛来稻把,从后门悄悄潜入,然后蹑手蹑脚抱进房里,再回转来把前后门和窗户全部堵死。夜里,母亲不睡,拿一双筷子,将稻穗夹着,一点一点地勒下稻子,声音压得越低越好。夜深人静,母亲勒稻穗的“嗞嗞”声越发刺耳,一次次把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外面一阵风过,吹得树叶、乱草和窗户纸忽忽作响,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大气不敢出一下,屏息细听门外的动静。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恰好队里要分口粮,母亲便趁机将这些勒下来的稻子掺入其中,去加工成米。
       母亲干这些,我们总是十分害怕,担心一旦被人撞见,那就是塌天大祸。我曾经数次劝母亲别这么干,太让人提心吊胆,实在受不了。母亲一脸无奈,说,家里这么多张嘴,上顿不接下顿,怎么办?我答,我宁可每顿少吃一口,也不愿担惊受怕。母亲叹口气,说,别多嘴,快点去睡吧。
       这还不算,我们家还时常弄死别人家的鸡鸭等来偷嘴。这其实跟拿瘟鸡的宿食撒给四邻的鸡啄食几乎“异曲同工”,反正就是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仅求得心理上的满足也未尝不可。别人家的鸡鸭到了傍晚,时有误上我家鸡窝鸭窝的事发生,被发现后,父母就会捉住它们偷偷宰了煮熟,一家人躲起来大快朵颐。那种饥火烧肠年代从天而降美味的贪婪吃相,至今犹在目前。随后将剩下的骨头全部扔给猪嚼掉,鸡毛或鸭毛则藏起来。等到人家来找丢失的鸡鸭,父母就连说没看见没看见啊,还煞有介事地打开鸡窝鸭窝让人家来查看清点。
       一只兔子跑进了我家,被逮住,我要将它拿出去让别人家来认,但父母不许。我抓着兔子犹豫不决。此时正好邻居被我们称作姑婆的老妇跑进我家,从房门口探进头来,问有无兔子跑进来?我近乎本能地将雪白的兔子飞快地藏到身后。父母说,没见到兔子跑进来啊。姑婆犹豫了一下只好退出。这下,我想交还兔子也不能了。只是我始终放不下心来,不知道姑婆贸然闯进来,我那个慌忙向身后藏白兔的动作,有没有引起她老人家的注意?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那年月可说十分普遍,父母肯定不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集体分得的口粮不够吃,队里的农活又总是干不完,物质匮乏,饥困难耐,又无其它活路可寻,不偷又能怎样?虽说一旦被捉住或遭揭发,所经受的批斗、游村、殴打和羞辱会令自己颜面尽失、生不如死,但温饱的需要还是逼得人不能不违背德性,不顾脸面地铤而走险。
       就是到了今天,我都时常听母亲念叨大饥荒过后,祖母的一个远房侄孙叫程麻根的,从苏北流落到此靠着帮工度日而最终家破人亡的事。由于饥饿,他曾受人唆使偷了集体的粮食,后又被人检举,抓起来后受尽吊打和恐吓,最后喝了半斤烧酒,夜里起来投氿自尽。母亲说,当你家老子要找那两个吊打程麻根的造反头子算账时,其中一个叫徐龙生的竟把手里端着的面碗“啪”一下摔在地上,吼叫,黑夜死黑死,白日死白死!你看,害掉活生生一条人命,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真是闻所未闻。程麻根的老婆随后也只能改嫁,可很快就因难产不治身亡。
       上世纪70年代初,程麻根的老母忽然从苏北远道而来为儿子收取尸骨。我当时正好放学路过,见程麻根的老母穿着一身黑乎乎的旧衣裳,戴着白头巾,与我们这里人的穿戴明显不同,看着就像是从更穷苦的地方来的。当年主持埋葬程麻根的村人为她的儿子寻找坟头,找来找去才大致确认埋葬的方位。实际上那地方已见不到什么坟头,毕竟没啥像样的亲人为它飘钱培土,起初稍稍隆起的坟头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就如那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并渐次被淡忘一般。最后总算确定地方,于是烧纸挖土,找寻和捡拾尸骨。老母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却似乎再也不见了眼泪。围观的人很多,但都只是看热闹,没有人再去想那曾经发生过的惨剧或有所思考;就像我母亲虽时常提起此事,但当初父母他们事实上也不可能以此为鉴而收手一样。
 
                                 6
 
       实际上,父母“手脚不干净”,也不是不会被发现,比如那年母亲就很出过一回洋相。说起来也不过是鸡毛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但母亲却因此而遭重击,以致要上吊寻死。
       那时上面号召积肥造肥,队里让大家空下来捉狗屎、捉鸡屎(本地方言,指捡拾狗粪、鸡粪),过秤后倒入生产队仓库边的粪池内。那天下午约摸二三点钟,正是队里下午休息半小时点饥的时段,我牵着母亲,在门前场上捉鸡屎。当走到附近的粪池边上时,母亲见粪池内一坨鸡屎甚为可观,就有些心动。心动不如行动,母亲顺手用镰刀挑了一撮鸡屎,随后走开。
       哪知母亲这个顺手动作却被几个小丫头瞧见。她们也就十来岁,在学校里大概都已加入红小兵,特别有对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革命豪情。她们分别从自己家里跑出来,当场指着母亲,揭发她偷了生产队粪池内的鸡屎。母亲不承认,辩解说,是粪池边上的,不是粪池内的。但几个初生牛犊斗志昂扬,越揭越凶,毫不退让,一口咬定母亲偷了鸡屎,大家都可以作证。很快围了一圈人,几个小丫头伶牙俐齿,母亲百口莫辩。我那时也就六七岁光景,她们批斗的凶相和毫不留情,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心里。
       母亲气得支持不住,一下躺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啜泣抹泪。我陪着母亲,不离左右。没多长时间,就见母亲脖子上缠着一条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吊在床顶的横梁上。我少不更事,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呆呆地看着母亲干这些。母亲折腾了一阵,就让我去叫瞎奶奶来。瞎奶奶和祖母是妯娌,她与祖父的弟弟,也是瞎子的瞎爷爷结成夫妻,母亲六岁时就领给这两位瞎子作为他们的养女,料理他们的生活。我听母亲要叫瞎奶奶,就去把她带过来。母亲说自己已没法见人了,还不如死了好,说着就向瞎奶奶交代了一番托付后事的话。
       瞎奶奶大怒,骂母亲发痴,做呆事,就这点鸡屎,天塌了?几个细婊子就想要了你的命?放她娘的屁!我就三个不相信,她们有本事冲我来!丫头啊,你要想开点,四个孩子这么小,多可怜啊。别的不想,你要想想孩子!你啊,不是我说你,就是死脑筋!瞎奶奶不住地数落着,同时用手在母亲身上头上乱抓乱摸,终于摸到脖子上缠着的绳子。瞎奶奶从小失明,但凭着长久养成的习惯,还是把绳子解开,一边咕噜着一边扶墙把绳子拿走了。
       事态严重到如此地步,父亲是否知情?瞎奶奶会不会嘱咐父亲多多留神?会不会让他劝慰母亲几句?我太小,没人会跟我讲这些。懂事后我常想,就算父亲知道此事,可要让父亲开导母亲,他有这本事吗?再说了,他们之间除了被强扭在一起组建家庭外,难道还有别的感情基础?就是亲情,都淡薄得如同陌路,更不要说其它了。而更主要的,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饥饿穷愁面前,人性中的善早已逐渐萎缩,相反恶倒是越来越得到释放。这种时候,所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还能奢望见到?
       甚至我还曾想,假如当初母亲真的吊死了,那也不过与程麻根投氿自尽一样,死了也是白死——谁让你偷了集体的鸡屎呢?虽说一撮鸡屎的价值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条人命,但鸡屎毕竟是集体的,而人命却只属个体。那个年代,有谁敢拿个体或私人跟集体叫板呢?我完全想象不出父亲会有能力为母亲申冤。
 

                                 7
 
       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又让我见证了父母间少有的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这恰如古语所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父亲不会说话,不爱跟人交往,但侍弄自留地还算得上一把好手。我们家曾经有块自留地在村子南面约四五百米处,离氿边不远,那年栽种了葵花籽。谁料等到秋季将要收获时,仅一夜之间就被人把所有葵花盘割了个精光。葵花籽是父亲亲手打理的,见到即将到手的果实被人洗劫一空,那种愤怒和屈辱可想而知。
       父母把这事一嚷嚷,很快传遍全村。有人用手一指,说东南方向那个村子是贼窝,多半是那边的人偷的。随后又给父亲出主意,如何如何去察访。
       第二天父亲假扮成捉狗屎的,戴了只破凉帽,扛把锄头,另一头挑了只盛放狗屎的畚箕,很像那么回事的去了东南方向佯装捉狗屎。到了那个村子,没转悠多久便发现一姓钱的人家有异常。因为他家将竹匾悬在了半空,人在下面根本没法见到里边晒的是什么。如果是晒自家的东西,有什么必要悬那么高不让人看见呢?
       父亲悄悄去了这家的隔壁,打听情况。原来隔壁与钱家是冤家对头,自然乐意协助。随后父亲向隔壁借了一张凳子,轻手轻脚走过去,站上凳子伸手到竹匾里抓了一把,果然是黑乎乎的葵花籽。这种黑色葵花籽附近一带只有我家有,它是父亲从山里亲戚家引进的,这边人家栽种的都是白颜色的。父亲如获至宝,嘱咐隔壁别声张,随后一溜烟跑回家,邀了一帮人去闹事。
       父母、哥姐和我都去了,我们队里也去了几个小伙子。那个姓钱的也就二十五六岁,还未结婚,不过已经有了女友,父亲是个瘸子。他见我们来势汹汹,也不示弱,坚决否认竹匾里晒的葵花籽是偷来的。父母说,既然如此,你家的葵花籽栽种在哪块地上?能否带大家去看看?葵花杆、葵花盘又收拾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不上来,只能胡说,天东地西,烧了,扔了,甩到氿里喂鱼了,你们管得着吗?他的话漏洞百出,父母岂能放过他?
       这么一闹腾,惊动了他们大队的书记;姓钱的和我们不在一个大队。他们的书记赶到现场,见他胡说八道得没边没沿,且前言不搭后语,终于忍不住质问,你经得起搜查吗?他答,能!书记又问,要是搜出脏证呢?他的嘴很硬,说,法办!书记把手一挥,搜!
       大队书记一声令下,父母、哥姐和我们队里的小伙子以及他们那边的几个民兵一齐上阵,很快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不但搜出另外藏在柜底的一袋葵花籽和埋在猪圈底的葵花盘,而且还搜出许多从别处偷来的各种木料等赃物。
       这下姓钱的低下了头,哑巴了。母亲走过去,骂着,用手指敲他的额头。哥哥更来劲,怒不可遏地抽了他几个耳光。有人提醒父母,你儿子年纪轻轻,不可胡来。哥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光景,打人耳光,确实过分了。
       我那年大约十岁不到,只在边上看,不知帮衬。当见到搜出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钱家被抄得一团糟,而姓钱的任由打骂都毫无反抗,我默然。这时还听说他女友正好也在,目睹这一幕,差不多萌生了退婚之意。此情此景,我多少有点不忍。事后,父亲逢人就描摹自己如何侦察敌情、如何去抄家的经过,我听了似乎也无多大兴味。
       很难说自己当时没有想到父母也曾有过与之相类似的“前科”。既然别人的偷盗不可原谅,要令其颜面扫地,甚至倾家荡产,那么自己呢?自己要是落到这步田地,又将如何?比如母亲为一撮鸡屎被揭发都要寻死觅活,若是被整治得像姓钱的这么惨,又会是何种情状?不知道父母当时可曾反过来问问自己?
       尚是蒙童的我,还不明白世间的道理,也不懂得反思,更不懂得当时互斗互揭互害的社会环境和普遍的贫困会迫使人变得穷凶极恶、冷酷无情。因此,当见到姓钱的听凭自己家被别人抄得一片狼藉而羞惭无助、可怜巴巴、任人宰割的㞞样,小小年纪的我不自觉地生发恻隐之心,也许是出于年幼无知的人性本能,也许是出于母亲为“偷鸡屎”被揭发而生不如死的伤痛记忆吧。
       此事过去许久,我仍然在想,面对姓钱的受到远超自己恶行的惩罚,我们家就是不要这点葵花籽,又算得了什么呢?
 
                                 8
 
       由于生活拮据,差不多10岁以前,父亲都不许我和妹妹夏天穿短裤,为的是节省布料。大热天一身赤条,见人就想躲。妹妹小我两岁,刚生下时瘦骨伶仃,不过斤把来重,据说可以装在鞋子里。父亲下船罱泥时带着她准备扔到氿里去算了,所幸被同船干活的劝住留得一命。后来我与妹妹总算被允许夏天穿短裤,我这才终于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从此成大人了,有尊严了,尽管自己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尊严。到了11岁,我就开始利用星期天和忙假暑假时间到队上混工分,以减轻家中口粮和超支压力。第一次下地撒猪粪就跌倒在水田里,一身泥水被父亲粗糙的大手扒掉裤子朝屁股上狠揍了几下,刚有的一点尊严迅即荡然无存。
       1975年我12岁,下半年起念初一,秋收放忙假时,在生产队里学习割稻、锄田、种麦。一连十多天抓捏镰刀和铁耙柄,终于导致右手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指丫里生起了一个疔疮。父亲称之为“硌疔”,极疼,整个手都肿了起来。到公社卫生院,说不会治。随后打听到五十里外的一个地方的赤脚医生能开刀切除疔疮。这天,父亲准备明早出发,陪我去找那个赤脚医生。没汽车,只能步行。
       次日清晨起来,我就感觉家里气氛不对,母亲、哥姐他们神情紧张而又恐惧,还背着我嘀咕什么。不一会,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的堂叔(瞎奶奶的大儿子,也可算母亲的弟弟)忽然跑来悄声跟母亲叽里咕噜了好一会。如此神秘,肯定出了事。终于,我还是从他们情不自禁漏出来的只言片语里猜到了几分,好像是说父亲夜里起来偷了集体的稻草,被队里巡夜的人发现了。我吓了一跳,顿觉浑身无力,又羞又愧,又气又恨。随后我注意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他却一声不响,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多年来,父亲有个他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或“生存逻辑”,那就是:没有粮吃,还不是最难熬的;只有到了没有柴烧,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了。他对此的解释是:没了粮食,只要有柴草,还可以烧水喝,或烧别的什么来充饥;但要是没了柴草,就什么也烧不成了,有粮也白搭。这是他自己的总结,是否被普遍认可,不清楚,但至少父亲是坚信不疑的。
       所以,家里断粮,他除了发脾气摔碗或掼东西,始终不作为,因为这不是他管的事,他好像也不担忧。而要是一当发现家里柴草没了,他就急得团团转,感觉大饥荒饿死人的惨景又要来了。平时,他会在家前屋后栽插一点杨树枝什么的。这种树贱得很,容易成活,无需成本,若干年后就可修枝以作柴草。偷弄集体的稻草应该是另一种补充货源之途。这种事当然不是第一次干,但这次却遭遇不测,丑丢大了。
       可我始终没想明白,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陪我去远路开刀,他怎么还有心思干这种事?
       去治病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越想越怕,情知这下队里干活的男男女女要议论得炸开了锅。母亲、哥哥、姐姐,他们干活时脸往哪儿搁?假如这事再让大队干部知道了,又会怎么处理?也来抄家?被押上台揪斗?戴高帽子游村?要这样,我们一家还怎么见人?谁还把我们一家放在眼里?我简直不敢往下想,只恨父亲不争气。
       我数次发狠要问问父亲是怎么想的,不就几捆草吗,至于吗?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只能憋在肚子里,生闷气。一路上,我和父亲除了问路和在医生那里动手术讲了几句话,来回走一百多里,相互间竟连一声都没吭。
       回到家我觉得我们将要接受世上最耻辱的惩罚,所以越是临近家门越是羞惭恐惧,不知这一天队里会闹出怎样一个结果来。母亲见我们回来,除问了一句开刀的事,随后就气呼呼的不再说话了。父亲则更像吃了哑药一般,甚至连大门边都不敢近。哥姐自然也不愿多说话,对夜里的事讳莫如深。家里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
       这桩丑事后来是如何了结的,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反正我也没见有人来搜查,也没见开批斗会什么的。我担心了好些日子,感觉是不了了之。还是孩童的我,对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自然没有发言权,也不敢多问。后来我一直以为是当副队长的堂叔出面做了工作,跟队长和队委会们打了招呼,才把此事给捺下了。好在我们家是贫农,上溯三代也都是老实人,确实是因为家里穷才干这种事。再怎么上纲上线,也算不上阶级斗争或存心破坏社会主义。再说父亲才偷了几捆草就被发现了,当场已将它们全数交还队里,性质还不算特别严重。此事由堂叔担待下来,大家或许能给他这个面子吧。
       可就算真是如此,父亲这次“失手”,对我们家的打击也不可谓不大。自此以后父母在队里干活,好长时间都十分识相,老是规规矩矩的样子,尽量少说话,不去招惹是非,怕人家揭短。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在人前也自觉不自觉地垂着头。我在同学面前也一度沉默寡言,总是躲着别人的目光。尤其是父亲,往日那种从田里回来耀武扬威般的通通跺脚声消失了;家里的杂物一段时间里也不再被踢得东倒西歪;就是那则被大加渲染、如何假扮成捉狗屎的去侦察敌情、如何把钱家搞了个落花流水的精彩段子,也无心再提起。
       有时我甚至幼稚地想,父亲这次“丢丑”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如同姓钱的遭受重挫后不能不夹紧尾巴一样,它多少可让父母的手脚从此变得干净一些,甚或断了念想。这样,我们家过的这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也许就能见到尽头了。
 
                                 9
 
       真正弄清楚父亲那次偷草是怎样收场的,还是刚刚的事,它也是我第一次听母亲说起。这里所称的“刚刚”就是指眼下,亦即此事过去45年以后的现今。
       当年我们队里的队长过了2020年春节,已是93岁高龄,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差不多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那天母亲提起他,说他当年做队长时总是欺负我们家,还克扣我们家的粮草等物。母亲结扎,支了队里6块钱,他就上了重倍账,变成两个6块。
       母亲说,你家老子偷草,全部退出来不算,他还要带人来我们家再盘一遍。我就不买账,跟他吵,来盘可以,但要先把你们家的稻草也盘一遍。我们家一日三餐三大锅粥,要烧掉多少柴草?队里分到这点稻草,够烧吗?你们家粮多,天天吃饭,不光烧草少,粮吃不了还偷偷拿到城里去卖。你有权,笔头子在你手里,几个人还鬼撮鬼撮搞私分。把我逼急了,愁我不去大队、公社汇报!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那年偷草以后,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我想这段插曲一定发生在我和父亲远道去找医生切除疔疮的那天。就是说,母亲抵制队长带人来我家盘查时,我和父亲并不在家。正由于此,我什么也不晓得;而父亲回家后是否听母亲讲起此事,我也全然不知。
       不过,我还是心存疑惑,便问母亲,父亲偷草不是件光彩事,你跟人家吵闹,就不觉得是在丢自家的丑么?母亲说,那年头谁不偷?他队长自己就偷。我们家一年干到头,只能全天喝粥;他家天天扒白米饭,凭什么?
       我又问,你是在什么地方跟他吵起来的?母亲说,就在门口场上。我大惊,说,这多难听啊,这不等于宣扬自己偷了集体的稻草吗?母亲说,他要来盘我们家里的稻草,这不更丢脸?横竖是丢脸,还不如闹一场,狐狸尾巴都掀开来看看。我心里说,母亲对盘查如此抵触,其中是否也因为想起了那个姓钱的被抄家的惨景?母亲接着又说,你哪里晓得,他自己本来就心虚,我提出要先盘他家的稻草,他居居然被我吓住了,后来果然就不敢来。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可更令我错愕的是,母亲在丑事暴露并要被继续查证时,不是羞愧难当,任凭发落,而是针锋相对,绝地反击,最后居然还成功了。
       我很愿意把这解释成母亲体内有一种本能的反抗精神。但反抗精神的前提应该是自己并无大错,或至少没有什么把柄抓在别人手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家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毕竟父亲夜里偷草被别人当场发现了。依照情理,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十分脆弱和怕事情闹大的。可母亲不是这样,她偏偏不怕闹大,相反还倒打一耙,这让我多少有点不好理解。要说母亲天生缺乏耻感,那倒不是。其实母亲特别爱面子,气性也大,那年为了一撮鸡屎,竟至要上吊自尽即是明证。
       那么,是什么促使母亲要置脸面于不顾而破罐子破摔呢?当然,我可以把它解释成:一,当事者是父亲,不是母亲,且父亲不在家,母亲不是完全没底气;二,别人也不干净,队长自己就不是好东西,叫花子别嫌讨饭佬;三,尊严的需要,队长带人来家里盘查,会使得我们家颜面丧尽,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就像那个姓钱的一样。
       这些解释尽管都有道理,但总觉说服力还不太够。那怎样的解释才更符合母亲这一非常举措的动因呢?
       我想,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自救。为了自救,可以不顾及德性、脸面、尊严这类东西。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自救,人都活不下去了,德性、脸面、尊严等还有什么用?自救,也是对这些东西的抛弃。
       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假如仓廪不实、衣食不足,你要人家安分守己、恪守道德,如何可能?物质匮乏,饥困难耐,多灾多难,人总是处在忧愁、无望和惊恐之中,只会激活人性中的阴暗面,决不可能涵育和提升人的德性。吃草是吃不出人间温情来的。二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何以如今的许多人倒不明白了呢?那种企图用暴力、批斗、惩罚、羞辱等手段来压制人的自救本能和强化人的道德自律,本身就是反人类和反道德的。这种时候活命是第一需要,其它什么都不重要。
       而与自救相比,反抗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谁让我自救不成,我就会奋起反抗,这纯粹出于人性的本能;这方面,人和动物并无本质区别。至于反抗所采用的武器或手段,主要就是互害。实际上,那个年代除了互害以外,几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就是吵吵闹闹,也不排除是在互害。大家都捆绑在大集体,大集体是唯一的出路;当人受到大集体的惩罚并可能要失去这条出路时,你还坚守道德而不愿去互害,那你还想自救不自救?这种时候,你要出我的丑,我也要出你的丑;你要揭发我,我也要揭发你;你要让我活不成,那我也非得让你活不成不可。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在此种险恶的环境下,你就别指望人们会选择友善、互助、和谐,更遑论什么兴邦了。因此,在这件事上我最终不能不承认,母亲当时的胆气确实过人;而支撑这种胆气的,就是自救与互害。
       如今看来,整个孩童和少年时代,贯穿始终的主调,实际就是这种自救与互害的双重变奏。
 
                       
2019.  4. 5.清明节初稿
2020.  4. 4.清明节增订
2020. 5. 10母亲节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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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九乡:回忆饥困难耐和担惊受怕的日子

 
亡父生前与笔者老母合影
 
                     一      吵吵闹闹  

                                 1
 
        儿时自打有记忆的1960年代,家庭留给我的最主要印象就是争吵: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那时放学回家,走到离家不远处,心里总要担忧的,就是家里太平不太平。若太平,自己就如释重负,一身轻松。若不太平,那这一晚就别想安稳,大气都不敢出,愁眉苦脸的,守在家里尽力防范事态升级。当然,家里这种不太平,主要发生在父母之间。
       父亲老实,本分,木讷,甚至可说没用;但性子急,脾气暴。祖母时常提醒我们的一句话是:当心你家老子发脾气啊。这句话通常比较灵验,我们本来闹着,听到这句提醒就识相了许多。有时要是没来得及刹住,比如为了争抢几颗炒熟的蚕豆而相互斗嘴,不依不饶,父亲就会铁青着脸跑过来朝我们几个虎来虎去,两眼凶光直盯得我们浑身发毛,不得不知趣地屏声敛气。要不然他就会来上一句:要我发脾气不?看我怎么紧你们的骨头!这一嗓子更管用,我们吓得作鸟兽散,躲得没影。
       父亲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光着脚,沾着泥,踏进家门,跺得地上通通作响。这既是显摆又是示威,意思是:老子整天在队里累死累活,你们在家倒清闲自在!你们可留点神,当心老子一不如意要光火!
       随后,父亲通通通跺到灶间,狠狠地拉动锅盖,见还是黑洞洞的锅底,便气不打一处来,哐的一声将锅盖很重地扣下去。你看看,还是冷锅冷灶!死家里负什么责任?!正好脚边有一张小板凳,便抬腿一脚,把小板凳踢得老远,砰的一声撞在前面的破木门上,随即上面多出一道凹痕。
       家里时常断顿,可有吃没吃,断不断粮,父亲不管,他只顾干活和吃饭。到了这顿要是没得到嘴,他就骂娘,踢东西。母亲时常抱怨,家里的桌子凳子篮子等家什用具为啥不经用,都是你家老子给踢坏的。
       讲起父亲的急暴性子,母亲曾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早先家里祭祖,还是祖父母操持;父亲通通通从田头回来,二话没说,坐上桌就饿狼似的划拉起饭来。祖父母赶忙制止都没来得及,气得两位老人直怪怨,数落父亲太不像话,桌上的饭菜是给老祖宗预备的,你怎么能抢先吃?这成什么体统?不作兴啊!
       这个家,其实母亲压力最大。母亲也不是不到队里干活,也去,也辛苦。但维持生计,比如揭不开锅了,要出去求爷爷告奶奶,借米下锅,就只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会去讲好话求人,他也不懂这个。人情世故,父亲可说一窍不通,他几乎从来不跟人交往和聊天。
       打个比方,那时队里或村上因大家都捆在大集体,利益紧密,又无其它活路,闹纠纷的事接连不断,几乎没一日不吵翻天,所以那时喝农药出人命的事也特别多。母亲就曾和队里一名妇女吵架,气得服了六六粉,所幸被发现得早,狠灌肥皂水,才救下一命。每天发生那么多纠纷,总得有人去劝架或做说服工作。这种活父亲就不会干,也没人找他评理或跟他扯上几句。这倒不是说人家故意不把父亲当回事,而是父亲实在不是这块料。
       六七岁时我就曾见父亲犯过一次也许在别人不太会犯的错。那次父亲为生产队里挑粪,把各家的粪便送往队里的粪池。那家的粪缸就在他们家的屋后,父亲挑了一担那家的粪,径自从他们家的堂屋进出,然后送走。这一非常举动,正好被那家的女人撞见,女人十分恼火,骂作一团。她称挑粪从家中进出,不作兴,不吉利,惹晦气,这么一个大男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她提出,必须由父亲买鞭炮亲自到她家门口鸣放,以驱除晦气,不然没完。父亲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买了鞭炮去放,花钱消灾。
       你说,惹出这种祸,母亲怎么会不跟父亲大吵大闹?家里本来花销就紧,这下倒好,还要买炮仗为别人去放,这冤大头做得也太亏了!因此也难怪母亲总是要埋怨父亲没用,不通人情,不懂道理,不会掌舵。父亲有时也嘴硬,直着脖子回道,我掌什么舵?我早就交班了,如今只吃饭、不管事,多栽花、少栽刺!
 
                                 2
 
       话说回来,其实母亲也不是通情达理的主。她的脾气同样坏,同样不是省油的灯,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母亲爱骂,还破口,而且骂起来没完没了。与父亲争吵,从来不肯主动让步,越骂越来劲,就是骂到父亲不开口、生闷气或走开,都还不歇嘴。随后母亲就委屈得嚎啕大哭,蜷缩在灶窝里,边哭、边骂、边诉、边抹泪,总是感叹自己命苦,六岁就被家里领出门,是个苦丫头,永世不得超生。祖母时常在背后叽咕,哪有蹲在灶窝里哭的?哭得灶神不安,家里还能太平?
       如果就此止步,也就罢了;要命的是,母亲接下来会几天不吃不喝,还照常下田干活,或一躺数天不起床。到了一定时候必须有人来劝,硬是要端饭端水给她;那样她才会强挨着吃上那么几口,然后蓬松着乱发起床,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我们也随之松了口气。不过这还是轻的,比这更严重的是,母亲还会寻死觅活,或离家出走。这真把我们几个孩子给害苦了。
       日子过去不多久,忽一天祖母的弟弟来了。他是父亲的娘舅,家里自然要招待他,母亲便到灶间去料理茶饭。父亲的娘舅披着一件灰色的长褂子,在堂屋里边拉家常边来回踱步,踱着踱着到底有话出口了:我才刚从路上过来,碰到熟人就跟我讲,家里最近又闹得不轻?穷有穷过,富有富过,就是不能靠吵架过日子;整天吵吵闹闹,你看到我像敌人,我看到你像仇家,到头来还不是自弄自,自己害自己?……父母都不吱声。
       其实,说是要招待客人,哪来什么菜?无非是打几个鸡蛋在锅里摊一下,算一个荤菜,另外再炒两三个素菜,这样就称得上待客的规格了。于是父亲陪着自己的娘舅喝起酒来。客人在桌上边吃边聊,我们孩子是决不能往桌子边凑的,一定要躲起来或到外面去玩。要不母亲就会用眼睛瞪或拿筷头子抽我们。一直等到客人放碗,我们才能上桌;虽已是剩汤剩水,可还是比平时更下饭,三下两下就能夯上三大碗。
       随后,父亲的娘舅抹抹嘴告辞而去。母亲还没等客人走远,便忍不住咕哝起来:还说路上听人讲的,不就是你奶奶告的状?这点鬼脑筋还当我不晓得呢!
 

                                 3
 
       尤其每到过年,父母必有一吵,而且常常选在大年三十。母亲为过年忙这忙那,父亲不会谋划,只能听凭母亲吩咐。而到了大年三十,母亲要打理年夜饭和新年数日端上桌的菜,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因插不上手,就去家前屋后转悠或干脆焐被子。母亲见他这么逍遥自在,气就上来了。先是啰嗦唠叨,不见效,便破口大骂,直至咬牙切齿,咒死咒活,上天入地。父亲不堪忍受,只能走得远远的。
       等到下午三点多,看看太阳快要落山,马上要一家子围桌吃年夜饭,母亲这才问起父亲死哪里去了,她大概怕有什么事吧。家里几个孩子就我心重,见不到父亲自然担心,就出去找。找来找去,最后在村前小河南边的一座河泥塘里见到了父亲。河泥塘是用来沤制淤泥以作种田肥料的,年底淤泥已清掉,但还有一些残留的稻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背靠圩埂,下半身躺在稻草上,眯缝着眼,紧绷着脸,望去阴沉灰暗。看样子像是晒太阳,实际是满腹心事,愁肠百结,不知哪里是个头。
       年底事多,加之穷愁寥落,弄不好就会擦枪走火。那回也是年底,家里好不容易宰了头猪,把肉卖了,留下猪头,准备自制猪头糕。那天蒸完团子,把笼汤舀掉,在蒸锅里添上清水,然后将猪头搁锅里煨煮。蒸团子生火都用硬木柴,火旺,蒸得透。蒸完,灶膛里的底火还可发挥余热,煮开水或煨猪头都行。打理完这些,父母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掀开锅盖,糟了,猪头煨得烂熟,成了浆糊一般,根本没法压制猪头糕。母亲气得大哭。猪头糕是过年能够端上桌的主打菜,没了它,就凭青菜、黄豆芽、豆腐煮萝卜等几样素菜如何招待客人?这年还过不过?火是父亲烧的,母亲自然要把气撒在父亲身上。父亲也没法辩解,只能自认倒霉,走出走进唉声叹气。
       其实,这责任不能全怪父亲。蒸团子确实是父亲负责烧火,但后来煨猪头,只是利用灶膛里的底火,父亲并没有再添柴进去。问题的关键在于,穷家,过年第一次煨猪头,完全没经验,不知道灶膛里的底火这么厉害。母亲哭得很伤心,邻居都跑来劝慰,见了浆糊似的猪头汤,也陪着懊丧,齐说,要是半夜能爬起来看一下就好了。这就是经验,但父母初次弄这东西,哪里懂啊。
       大家欢天喜地过年,我们家一到过年就更加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可尽管如此,到了大年初一,父母还能强颜欢笑。他们甚至还会合谋坑人。那年头经常发生鸡瘟,我们家一连死了好几只鸡。父母见别人家的鸡还在欢蹦乱跳,四处闲逛觅食,气就不太顺,渐渐的失去了平衡,妒意顿生。
       于是将自家死鸡鸡肫里未能消化的宿食掏出来收好。等到大年初一清晨人家放过鞭炮后,父亲取了这些宿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到家,母亲问,碰见人没?父亲答,没。母亲再问,撒了没?父亲答,撒了。随后,两人就私底下观察别人家的鸡放出来,在鞭炮纸屑间划拉觅食。父母见了偷着乐。这是我所见到的他们之间难得有的和谐气氛。
 
                                 4
 
       父母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我的顽皮而导致。七八岁时的一个秋季,一日小姑带了女儿来我们家看望祖父母。正好家里刚收获了几斤黄豆晒在竹匾里,竹匾就搁在门口场上。两岁的表妹趴在竹匾里抓黄豆玩,我在边上逗她。逗着逗着,我抓起黄豆往她的头上脸上一点一点洒落下去,她咯咯咯笑得更欢。突然她尖叫了起来,可能是一粒黄豆掉进了耳朵,她用小手去抠,越抠越往里钻,她吓得直哭。这下惊动了小姑和祖母,她们很着急,忙问是谁干的。表妹用手指我,小姑和祖母免不了要埋怨几句。后来只能送医院,医生用钳子把黄豆夹了出来,还用去块把钱。
       母亲爱面子,气性大,加上要花冤枉钱,自然要骂我打我。最后,又把怨气发泄在父亲身上,和父亲吵起来。父亲和小姑是兄妹,母亲觉得小姑不讲情面,再加上母亲素来与祖母不合;跟父亲吵,实际是冲着小姑和祖母来的。这一吵便没个完,从傍晚四点左右一直吵到晚上八点之后。父亲实在受不了,便气冲冲地跑到隔壁祖母那边,说声:姆妈,我走了!撂下这句话,迅速回身朝屋子东边的路上奔去。
       祖母那边正好有一屋子人在聊天,听到父亲这个话不对劲,大家呼啦一下追出来拉住父亲,齐声说,这么晚了往哪里去?有话好好讲。父亲猛的一阵性子上来,乱蹦乱跳,大叫,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蹦跳了几下,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家吓坏了,围上前急呼父亲的名字,但父亲死了一般,一动不动,全无声息。
       这下乱了。母亲在屋里听到外面闹嚷说父亲死过去了,立马抢奔出来,扒开围着的人,边叫着父亲边弯下身子对着父亲的嘴,猛吸了几口。
       多年后我才明白母亲可能是要做人工呼吸。也不知母亲从哪里学来或听来的这个急招,种田人哪见过这架势?
       父亲醒来时的第一句话:“表弟啊!”这是回应边上那位在不断呼唤父亲叫哥的生产队会计的。至于母亲,父亲视而不见,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因为年幼不谙世事,后来我始终没搞明白父亲是被母亲做人工呼吸救过来的,还是自然而然醒过来的。我也不敢问,毕竟吵闹到这种地步,不是件可以挂在嘴边的光彩事。
 
                     二     偷偷摸摸    

                                 5
 
       儿时除了父母吵吵闹闹让我们几个孩子担惊受怕外,还有一件让我们更加害怕的事,那就是父母“手脚不干净”。这里讲的“手脚不干净”,其实就是指偷偷摸摸,且积习难改。
       那年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东西里,有一种叫“超支户”的说法,听了叫人不爽。很不幸,我们家偏就戴着这顶帽子,始终抬不起头来。所谓 “超支户”,就是指平时在生产队里干活所得工分收入,抵不过从队里分得粮草等物品所需支出。成了“超支户”,所分粮草不仅会打折扣或被扣留一部分,而且与“进钱户”比,总觉脸上无光,生活压力加大。
       前面已经讲过,家里经常断顿。很多时候,我们家只能全天喝粥,既不经饿,又烫得人满头是汗,鬼火直射。一次哥哥喝完粥,把碗一推就赌气摔门而出。哥哥是老大,已开始去队里干活。母亲在烧粥时,总是要在第一滚用勺子沥出一碗干的,再用蒸架搁在粥锅里蒸熟,这样就相当于一碗白米饭。哥哥享受惯了“特供”,突然一次没享受到,难免来气。
       哥哥摔门而出,父亲随即跑过来查看,见碗里还残留一点粥粒和汤汁,便睁圆了怪眼骂起来。骂着骂着,就逼我把哥碗里的残渣舔干净。你说,每顿每餐舔自己的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到了今天,86岁的母亲都还保留着舔碗的习惯。可要舔别人的碗,这滋味如何受得了?我僵在那里,不动。父亲骂得更凶,并喝叫,糟蹋粮食,要天打雷劈的!最后实在推托不过,我一咬牙一跺脚,闭上眼睛乱舔一起,末了差点吐出来。直到现在,想起那次为哥哥舔碗的感觉,都隐隐的有点恶心。
 
       有粥喝还是不错的,有时连粥都喝不上。为了填饱肚子,好去队里挣工分,以解“超支户”之困,常常只能拿一些难以下咽的杂粮如麦麸、糠饼、野菜、红花草等用来充饥。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些东西不光没营养,而且吃了也不舒服,伤身。偶尔吃一回尚无大碍,经常吃,人肯定受不了,何况天天干重活。四个孩子一天大似一天,一家六张嘴,再加上赡养祖父祖母,粮食总是不够吃。而没吃的就没力气干活,没力气干活,就挣不到工分,挣不到工分,分得的口粮也会更少,这样就造成恶性循环。父亲只管吃,不管吃的来源,没东西下肚就发脾气,这担子全压在母亲身上。
       那时我就常见母亲到了这顿没米下锅,只能一脸愁苦、垂头丧气地提了筲箕,拎着一杆秤,去外头借米。借到则已,借不到空手而还的一脸苦相,真不是人受的。母亲垂了一会儿泪,再每家每户盘算一遍,然后又出去。最后甚至要上五保户的门,求他们做做好事,匀出一二碗米来救救急。实在无法,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去找大队干部批借粮。
 
       每到收成之时,除了把我们这些孩子赶下田拾稻穗麦穗,母亲还想干的,就是筹划着晚间去田里偷。那些年我就经常见母亲趁黑从外面窸窸窣窣扛来稻把,从后门悄悄潜入,然后蹑手蹑脚抱进房里,再回转来把前后门和窗户全部堵死。夜里,母亲不睡,拿一双筷子,将稻穗夹着,一点一点地勒下稻子,声音压得越低越好。夜深人静,母亲勒稻穗的“嗞嗞”声越发刺耳,一次次把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外面一阵风过,吹得树叶、乱草和窗户纸忽忽作响,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大气不敢出一下,屏息细听门外的动静。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恰好队里要分口粮,母亲便趁机将这些勒下来的稻子掺入其中,去加工成米。
       母亲干这些,我们总是十分害怕,担心一旦被人撞见,那就是塌天大祸。我曾经数次劝母亲别这么干,太让人提心吊胆,实在受不了。母亲一脸无奈,说,家里这么多张嘴,上顿不接下顿,怎么办?我答,我宁可每顿少吃一口,也不愿担惊受怕。母亲叹口气,说,别多嘴,快点去睡吧。
       这还不算,我们家还时常弄死别人家的鸡鸭等来偷嘴。这其实跟拿瘟鸡的宿食撒给四邻的鸡啄食几乎“异曲同工”,反正就是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仅求得心理上的满足也未尝不可。别人家的鸡鸭到了傍晚,时有误上我家鸡窝鸭窝的事发生,被发现后,父母就会捉住它们偷偷宰了煮熟,一家人躲起来大快朵颐。那种饥火烧肠年代从天而降美味的贪婪吃相,至今犹在目前。随后将剩下的骨头全部扔给猪嚼掉,鸡毛或鸭毛则藏起来。等到人家来找丢失的鸡鸭,父母就连说没看见没看见啊,还煞有介事地打开鸡窝鸭窝让人家来查看清点。
       一只兔子跑进了我家,被逮住,我要将它拿出去让别人家来认,但父母不许。我抓着兔子犹豫不决。此时正好邻居被我们称作姑婆的老妇跑进我家,从房门口探进头来,问有无兔子跑进来?我近乎本能地将雪白的兔子飞快地藏到身后。父母说,没见到兔子跑进来啊。姑婆犹豫了一下只好退出。这下,我想交还兔子也不能了。只是我始终放不下心来,不知道姑婆贸然闯进来,我那个慌忙向身后藏白兔的动作,有没有引起她老人家的注意?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那年月可说十分普遍,父母肯定不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集体分得的口粮不够吃,队里的农活又总是干不完,物质匮乏,饥困难耐,又无其它活路可寻,不偷又能怎样?虽说一旦被捉住或遭揭发,所经受的批斗、游村、殴打和羞辱会令自己颜面尽失、生不如死,但温饱的需要还是逼得人不能不违背德性,不顾脸面地铤而走险。
       就是到了今天,我都时常听母亲念叨大饥荒过后,祖母的一个远房侄孙叫程麻根的,从苏北流落到此靠着帮工度日而最终家破人亡的事。由于饥饿,他曾受人唆使偷了集体的粮食,后又被人检举,抓起来后受尽吊打和恐吓,最后喝了半斤烧酒,夜里起来投氿自尽。母亲说,当你家老子要找那两个吊打程麻根的造反头子算账时,其中一个叫徐龙生的竟把手里端着的面碗“啪”一下摔在地上,吼叫,黑夜死黑死,白日死白死!你看,害掉活生生一条人命,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真是闻所未闻。程麻根的老婆随后也只能改嫁,可很快就因难产不治身亡。
       上世纪70年代初,程麻根的老母忽然从苏北远道而来为儿子收取尸骨。我当时正好放学路过,见程麻根的老母穿着一身黑乎乎的旧衣裳,戴着白头巾,与我们这里人的穿戴明显不同,看着就像是从更穷苦的地方来的。当年主持埋葬程麻根的村人为她的儿子寻找坟头,找来找去才大致确认埋葬的方位。实际上那地方已见不到什么坟头,毕竟没啥像样的亲人为它飘钱培土,起初稍稍隆起的坟头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就如那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并渐次被淡忘一般。最后总算确定地方,于是烧纸挖土,找寻和捡拾尸骨。老母嘴里念叨着儿子的名字,却似乎再也不见了眼泪。围观的人很多,但都只是看热闹,没有人再去想那曾经发生过的惨剧或有所思考;就像我母亲虽时常提起此事,但当初父母他们事实上也不可能以此为鉴而收手一样。
 
                                 6
 
       实际上,父母“手脚不干净”,也不是不会被发现,比如那年母亲就很出过一回洋相。说起来也不过是鸡毛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但母亲却因此而遭重击,以致要上吊寻死。
       那时上面号召积肥造肥,队里让大家空下来捉狗屎、捉鸡屎(本地方言,指捡拾狗粪、鸡粪),过秤后倒入生产队仓库边的粪池内。那天下午约摸二三点钟,正是队里下午休息半小时点饥的时段,我牵着母亲,在门前场上捉鸡屎。当走到附近的粪池边上时,母亲见粪池内一坨鸡屎甚为可观,就有些心动。心动不如行动,母亲顺手用镰刀挑了一撮鸡屎,随后走开。
       哪知母亲这个顺手动作却被几个小丫头瞧见。她们也就十来岁,在学校里大概都已加入红小兵,特别有对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革命豪情。她们分别从自己家里跑出来,当场指着母亲,揭发她偷了生产队粪池内的鸡屎。母亲不承认,辩解说,是粪池边上的,不是粪池内的。但几个初生牛犊斗志昂扬,越揭越凶,毫不退让,一口咬定母亲偷了鸡屎,大家都可以作证。很快围了一圈人,几个小丫头伶牙俐齿,母亲百口莫辩。我那时也就六七岁光景,她们批斗的凶相和毫不留情,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心里。
       母亲气得支持不住,一下躺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啜泣抹泪。我陪着母亲,不离左右。没多长时间,就见母亲脖子上缠着一条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吊在床顶的横梁上。我少不更事,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呆呆地看着母亲干这些。母亲折腾了一阵,就让我去叫瞎奶奶来。瞎奶奶和祖母是妯娌,她与祖父的弟弟,也是瞎子的瞎爷爷结成夫妻,母亲六岁时就领给这两位瞎子作为他们的养女,料理他们的生活。我听母亲要叫瞎奶奶,就去把她带过来。母亲说自己已没法见人了,还不如死了好,说着就向瞎奶奶交代了一番托付后事的话。
       瞎奶奶大怒,骂母亲发痴,做呆事,就这点鸡屎,天塌了?几个细婊子就想要了你的命?放她娘的屁!我就三个不相信,她们有本事冲我来!丫头啊,你要想开点,四个孩子这么小,多可怜啊。别的不想,你要想想孩子!你啊,不是我说你,就是死脑筋!瞎奶奶不住地数落着,同时用手在母亲身上头上乱抓乱摸,终于摸到脖子上缠着的绳子。瞎奶奶从小失明,但凭着长久养成的习惯,还是把绳子解开,一边咕噜着一边扶墙把绳子拿走了。
       事态严重到如此地步,父亲是否知情?瞎奶奶会不会嘱咐父亲多多留神?会不会让他劝慰母亲几句?我太小,没人会跟我讲这些。懂事后我常想,就算父亲知道此事,可要让父亲开导母亲,他有这本事吗?再说了,他们之间除了被强扭在一起组建家庭外,难道还有别的感情基础?就是亲情,都淡薄得如同陌路,更不要说其它了。而更主要的,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饥饿穷愁面前,人性中的善早已逐渐萎缩,相反恶倒是越来越得到释放。这种时候,所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还能奢望见到?
       甚至我还曾想,假如当初母亲真的吊死了,那也不过与程麻根投氿自尽一样,死了也是白死——谁让你偷了集体的鸡屎呢?虽说一撮鸡屎的价值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条人命,但鸡屎毕竟是集体的,而人命却只属个体。那个年代,有谁敢拿个体或私人跟集体叫板呢?我完全想象不出父亲会有能力为母亲申冤。
 

                                 7
 
       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又让我见证了父母间少有的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这恰如古语所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父亲不会说话,不爱跟人交往,但侍弄自留地还算得上一把好手。我们家曾经有块自留地在村子南面约四五百米处,离氿边不远,那年栽种了葵花籽。谁料等到秋季将要收获时,仅一夜之间就被人把所有葵花盘割了个精光。葵花籽是父亲亲手打理的,见到即将到手的果实被人洗劫一空,那种愤怒和屈辱可想而知。
       父母把这事一嚷嚷,很快传遍全村。有人用手一指,说东南方向那个村子是贼窝,多半是那边的人偷的。随后又给父亲出主意,如何如何去察访。
       第二天父亲假扮成捉狗屎的,戴了只破凉帽,扛把锄头,另一头挑了只盛放狗屎的畚箕,很像那么回事的去了东南方向佯装捉狗屎。到了那个村子,没转悠多久便发现一姓钱的人家有异常。因为他家将竹匾悬在了半空,人在下面根本没法见到里边晒的是什么。如果是晒自家的东西,有什么必要悬那么高不让人看见呢?
       父亲悄悄去了这家的隔壁,打听情况。原来隔壁与钱家是冤家对头,自然乐意协助。随后父亲向隔壁借了一张凳子,轻手轻脚走过去,站上凳子伸手到竹匾里抓了一把,果然是黑乎乎的葵花籽。这种黑色葵花籽附近一带只有我家有,它是父亲从山里亲戚家引进的,这边人家栽种的都是白颜色的。父亲如获至宝,嘱咐隔壁别声张,随后一溜烟跑回家,邀了一帮人去闹事。
       父母、哥姐和我都去了,我们队里也去了几个小伙子。那个姓钱的也就二十五六岁,还未结婚,不过已经有了女友,父亲是个瘸子。他见我们来势汹汹,也不示弱,坚决否认竹匾里晒的葵花籽是偷来的。父母说,既然如此,你家的葵花籽栽种在哪块地上?能否带大家去看看?葵花杆、葵花盘又收拾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不上来,只能胡说,天东地西,烧了,扔了,甩到氿里喂鱼了,你们管得着吗?他的话漏洞百出,父母岂能放过他?
       这么一闹腾,惊动了他们大队的书记;姓钱的和我们不在一个大队。他们的书记赶到现场,见他胡说八道得没边没沿,且前言不搭后语,终于忍不住质问,你经得起搜查吗?他答,能!书记又问,要是搜出脏证呢?他的嘴很硬,说,法办!书记把手一挥,搜!
       大队书记一声令下,父母、哥姐和我们队里的小伙子以及他们那边的几个民兵一齐上阵,很快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不但搜出另外藏在柜底的一袋葵花籽和埋在猪圈底的葵花盘,而且还搜出许多从别处偷来的各种木料等赃物。
       这下姓钱的低下了头,哑巴了。母亲走过去,骂着,用手指敲他的额头。哥哥更来劲,怒不可遏地抽了他几个耳光。有人提醒父母,你儿子年纪轻轻,不可胡来。哥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光景,打人耳光,确实过分了。
       我那年大约十岁不到,只在边上看,不知帮衬。当见到搜出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钱家被抄得一团糟,而姓钱的任由打骂都毫无反抗,我默然。这时还听说他女友正好也在,目睹这一幕,差不多萌生了退婚之意。此情此景,我多少有点不忍。事后,父亲逢人就描摹自己如何侦察敌情、如何去抄家的经过,我听了似乎也无多大兴味。
       很难说自己当时没有想到父母也曾有过与之相类似的“前科”。既然别人的偷盗不可原谅,要令其颜面扫地,甚至倾家荡产,那么自己呢?自己要是落到这步田地,又将如何?比如母亲为一撮鸡屎被揭发都要寻死觅活,若是被整治得像姓钱的这么惨,又会是何种情状?不知道父母当时可曾反过来问问自己?
       尚是蒙童的我,还不明白世间的道理,也不懂得反思,更不懂得当时互斗互揭互害的社会环境和普遍的贫困会迫使人变得穷凶极恶、冷酷无情。因此,当见到姓钱的听凭自己家被别人抄得一片狼藉而羞惭无助、可怜巴巴、任人宰割的㞞样,小小年纪的我不自觉地生发恻隐之心,也许是出于年幼无知的人性本能,也许是出于母亲为“偷鸡屎”被揭发而生不如死的伤痛记忆吧。
       此事过去许久,我仍然在想,面对姓钱的受到远超自己恶行的惩罚,我们家就是不要这点葵花籽,又算得了什么呢?
 
                                 8
 
       由于生活拮据,差不多10岁以前,父亲都不许我和妹妹夏天穿短裤,为的是节省布料。大热天一身赤条,见人就想躲。妹妹小我两岁,刚生下时瘦骨伶仃,不过斤把来重,据说可以装在鞋子里。父亲下船罱泥时带着她准备扔到氿里去算了,所幸被同船干活的劝住留得一命。后来我与妹妹总算被允许夏天穿短裤,我这才终于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从此成大人了,有尊严了,尽管自己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尊严。到了11岁,我就开始利用星期天和忙假暑假时间到队上混工分,以减轻家中口粮和超支压力。第一次下地撒猪粪就跌倒在水田里,一身泥水被父亲粗糙的大手扒掉裤子朝屁股上狠揍了几下,刚有的一点尊严迅即荡然无存。
       1975年我12岁,下半年起念初一,秋收放忙假时,在生产队里学习割稻、锄田、种麦。一连十多天抓捏镰刀和铁耙柄,终于导致右手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指丫里生起了一个疔疮。父亲称之为“硌疔”,极疼,整个手都肿了起来。到公社卫生院,说不会治。随后打听到五十里外的一个地方的赤脚医生能开刀切除疔疮。这天,父亲准备明早出发,陪我去找那个赤脚医生。没汽车,只能步行。
       次日清晨起来,我就感觉家里气氛不对,母亲、哥姐他们神情紧张而又恐惧,还背着我嘀咕什么。不一会,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的堂叔(瞎奶奶的大儿子,也可算母亲的弟弟)忽然跑来悄声跟母亲叽里咕噜了好一会。如此神秘,肯定出了事。终于,我还是从他们情不自禁漏出来的只言片语里猜到了几分,好像是说父亲夜里起来偷了集体的稻草,被队里巡夜的人发现了。我吓了一跳,顿觉浑身无力,又羞又愧,又气又恨。随后我注意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他却一声不响,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多年来,父亲有个他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或“生存逻辑”,那就是:没有粮吃,还不是最难熬的;只有到了没有柴烧,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了。他对此的解释是:没了粮食,只要有柴草,还可以烧水喝,或烧别的什么来充饥;但要是没了柴草,就什么也烧不成了,有粮也白搭。这是他自己的总结,是否被普遍认可,不清楚,但至少父亲是坚信不疑的。
       所以,家里断粮,他除了发脾气摔碗或掼东西,始终不作为,因为这不是他管的事,他好像也不担忧。而要是一当发现家里柴草没了,他就急得团团转,感觉大饥荒饿死人的惨景又要来了。平时,他会在家前屋后栽插一点杨树枝什么的。这种树贱得很,容易成活,无需成本,若干年后就可修枝以作柴草。偷弄集体的稻草应该是另一种补充货源之途。这种事当然不是第一次干,但这次却遭遇不测,丑丢大了。
       可我始终没想明白,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陪我去远路开刀,他怎么还有心思干这种事?
       去治病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越想越怕,情知这下队里干活的男男女女要议论得炸开了锅。母亲、哥哥、姐姐,他们干活时脸往哪儿搁?假如这事再让大队干部知道了,又会怎么处理?也来抄家?被押上台揪斗?戴高帽子游村?要这样,我们一家还怎么见人?谁还把我们一家放在眼里?我简直不敢往下想,只恨父亲不争气。
       我数次发狠要问问父亲是怎么想的,不就几捆草吗,至于吗?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只能憋在肚子里,生闷气。一路上,我和父亲除了问路和在医生那里动手术讲了几句话,来回走一百多里,相互间竟连一声都没吭。
       回到家我觉得我们将要接受世上最耻辱的惩罚,所以越是临近家门越是羞惭恐惧,不知这一天队里会闹出怎样一个结果来。母亲见我们回来,除问了一句开刀的事,随后就气呼呼的不再说话了。父亲则更像吃了哑药一般,甚至连大门边都不敢近。哥姐自然也不愿多说话,对夜里的事讳莫如深。家里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
       这桩丑事后来是如何了结的,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反正我也没见有人来搜查,也没见开批斗会什么的。我担心了好些日子,感觉是不了了之。还是孩童的我,对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自然没有发言权,也不敢多问。后来我一直以为是当副队长的堂叔出面做了工作,跟队长和队委会们打了招呼,才把此事给捺下了。好在我们家是贫农,上溯三代也都是老实人,确实是因为家里穷才干这种事。再怎么上纲上线,也算不上阶级斗争或存心破坏社会主义。再说父亲才偷了几捆草就被发现了,当场已将它们全数交还队里,性质还不算特别严重。此事由堂叔担待下来,大家或许能给他这个面子吧。
       可就算真是如此,父亲这次“失手”,对我们家的打击也不可谓不大。自此以后父母在队里干活,好长时间都十分识相,老是规规矩矩的样子,尽量少说话,不去招惹是非,怕人家揭短。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在人前也自觉不自觉地垂着头。我在同学面前也一度沉默寡言,总是躲着别人的目光。尤其是父亲,往日那种从田里回来耀武扬威般的通通跺脚声消失了;家里的杂物一段时间里也不再被踢得东倒西歪;就是那则被大加渲染、如何假扮成捉狗屎的去侦察敌情、如何把钱家搞了个落花流水的精彩段子,也无心再提起。
       有时我甚至幼稚地想,父亲这次“丢丑”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如同姓钱的遭受重挫后不能不夹紧尾巴一样,它多少可让父母的手脚从此变得干净一些,甚或断了念想。这样,我们家过的这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也许就能见到尽头了。
 
                                 9
 
       真正弄清楚父亲那次偷草是怎样收场的,还是刚刚的事,它也是我第一次听母亲说起。这里所称的“刚刚”就是指眼下,亦即此事过去45年以后的现今。
       当年我们队里的队长过了2020年春节,已是93岁高龄,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差不多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那天母亲提起他,说他当年做队长时总是欺负我们家,还克扣我们家的粮草等物。母亲结扎,支了队里6块钱,他就上了重倍账,变成两个6块。
       母亲说,你家老子偷草,全部退出来不算,他还要带人来我们家再盘一遍。我就不买账,跟他吵,来盘可以,但要先把你们家的稻草也盘一遍。我们家一日三餐三大锅粥,要烧掉多少柴草?队里分到这点稻草,够烧吗?你们家粮多,天天吃饭,不光烧草少,粮吃不了还偷偷拿到城里去卖。你有权,笔头子在你手里,几个人还鬼撮鬼撮搞私分。把我逼急了,愁我不去大队、公社汇报!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那年偷草以后,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我想这段插曲一定发生在我和父亲远道去找医生切除疔疮的那天。就是说,母亲抵制队长带人来我家盘查时,我和父亲并不在家。正由于此,我什么也不晓得;而父亲回家后是否听母亲讲起此事,我也全然不知。
       不过,我还是心存疑惑,便问母亲,父亲偷草不是件光彩事,你跟人家吵闹,就不觉得是在丢自家的丑么?母亲说,那年头谁不偷?他队长自己就偷。我们家一年干到头,只能全天喝粥;他家天天扒白米饭,凭什么?
       我又问,你是在什么地方跟他吵起来的?母亲说,就在门口场上。我大惊,说,这多难听啊,这不等于宣扬自己偷了集体的稻草吗?母亲说,他要来盘我们家里的稻草,这不更丢脸?横竖是丢脸,还不如闹一场,狐狸尾巴都掀开来看看。我心里说,母亲对盘查如此抵触,其中是否也因为想起了那个姓钱的被抄家的惨景?母亲接着又说,你哪里晓得,他自己本来就心虚,我提出要先盘他家的稻草,他居居然被我吓住了,后来果然就不敢来。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可更令我错愕的是,母亲在丑事暴露并要被继续查证时,不是羞愧难当,任凭发落,而是针锋相对,绝地反击,最后居然还成功了。
       我很愿意把这解释成母亲体内有一种本能的反抗精神。但反抗精神的前提应该是自己并无大错,或至少没有什么把柄抓在别人手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家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毕竟父亲夜里偷草被别人当场发现了。依照情理,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十分脆弱和怕事情闹大的。可母亲不是这样,她偏偏不怕闹大,相反还倒打一耙,这让我多少有点不好理解。要说母亲天生缺乏耻感,那倒不是。其实母亲特别爱面子,气性也大,那年为了一撮鸡屎,竟至要上吊自尽即是明证。
       那么,是什么促使母亲要置脸面于不顾而破罐子破摔呢?当然,我可以把它解释成:一,当事者是父亲,不是母亲,且父亲不在家,母亲不是完全没底气;二,别人也不干净,队长自己就不是好东西,叫花子别嫌讨饭佬;三,尊严的需要,队长带人来家里盘查,会使得我们家颜面丧尽,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就像那个姓钱的一样。
       这些解释尽管都有道理,但总觉说服力还不太够。那怎样的解释才更符合母亲这一非常举措的动因呢?
       我想,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自救。为了自救,可以不顾及德性、脸面、尊严这类东西。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自救,人都活不下去了,德性、脸面、尊严等还有什么用?自救,也是对这些东西的抛弃。
       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假如仓廪不实、衣食不足,你要人家安分守己、恪守道德,如何可能?物质匮乏,饥困难耐,多灾多难,人总是处在忧愁、无望和惊恐之中,只会激活人性中的阴暗面,决不可能涵育和提升人的德性。吃草是吃不出人间温情来的。二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何以如今的许多人倒不明白了呢?那种企图用暴力、批斗、惩罚、羞辱等手段来压制人的自救本能和强化人的道德自律,本身就是反人类和反道德的。这种时候活命是第一需要,其它什么都不重要。
       而与自救相比,反抗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谁让我自救不成,我就会奋起反抗,这纯粹出于人性的本能;这方面,人和动物并无本质区别。至于反抗所采用的武器或手段,主要就是互害。实际上,那个年代除了互害以外,几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就是吵吵闹闹,也不排除是在互害。大家都捆绑在大集体,大集体是唯一的出路;当人受到大集体的惩罚并可能要失去这条出路时,你还坚守道德而不愿去互害,那你还想自救不自救?这种时候,你要出我的丑,我也要出你的丑;你要揭发我,我也要揭发你;你要让我活不成,那我也非得让你活不成不可。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在此种险恶的环境下,你就别指望人们会选择友善、互助、和谐,更遑论什么兴邦了。因此,在这件事上我最终不能不承认,母亲当时的胆气确实过人;而支撑这种胆气的,就是自救与互害。
       如今看来,整个孩童和少年时代,贯穿始终的主调,实际就是这种自救与互害的双重变奏。
 
                       
2019.  4. 5.清明节初稿
2020.  4. 4.清明节增订
2020. 5. 10母亲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