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首次实施

   第一节  将一个总会议分成二个分会议来进行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纵览中国，2013，3，13）中写道，“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八月间苏联红军在打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并转入了战略总进攻，同时美国亦转入了战略总反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同盟国需要召开首脑会议 ，以解决战后世界的新秩序的建立问题。

  “会议原本计划由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参加，鉴于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罗斯福和邱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引自于何虎生著的《八年抗战中的蒋介石》313页，许多的文献也都是如是记载。

   笔者要问，为什么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笔者查了许多的文献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其实，“为什么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两个不同的子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斯大林拒于作答而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为何的一言半语于史籍记载之中？其二是，究竟为什么斯大林要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皇陵的一言半语于史籍，那是怕后人盗墓。如同秦始皇陵一样，也许根本就是斯大林拒于作答而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为何的一言半语于史籍记载之中，以至使我们这些后人怎么样找有关文献，也找不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

   笔者认为，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使得一个会议分两次来举行 ，这是斯大林实施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一著重要布棋。德国民间常常如是评说一个人的性格，kompliziert〔直译为叫人摸不透、复杂的〕，而对立面为einfach 〔简单的〕或中国民间讲的老实的。笔者在这里欣赏德国人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复杂的〕来评说一个人的性格。在人与人的交往、争斗中常常是，复杂的战勝简单的。斯大林恰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因为他早就明白，万一同意召开四国一起合议的首脑会议的话，若他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第三者就会从中斡旋，以至使之处于尴尬，或无功而返，故毫无藉口地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逼使“罗斯福和邱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的，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还有雅尔塔等会议。〕”

 

第二节 斯大林给邱吉尔以糖块与蛋糕

 

    我在《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2015年2月12日）一文中引用了郝时远在《在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中说的一段话。他说道， “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版图的愿望, 使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后都超越意识形态地与欧、美列强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例如, 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 战争爆发后苏联趁德国对西线作战之机于 1940 年先后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希特勒发动对苏侵略战争前, 苏联的西部领土基本上恢复了帝俄时期的版图。又如, 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战略反攻下,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迅速走向崩溃。1944 年 10 月初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交易, 承袭了历史上欧洲秘密外交的帝国传统。苏联不仅遵守了英国对战后希腊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拥有 90%的影响力的承诺, 而且是以希共领导的人民阵线和人民解放军在英军压力下被解除武装为代价的。如果说, 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 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当然, 这仅仅是大国决定它国命运的开始。1945 年 2 月 4 日,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战争结束前夕同盟国三巨头勾画欧洲重组蓝图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除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已明显反映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野外, 美、苏关于战后中国的协议则表现出传统的帝国强权特征。按照协议, 战后美国在中国起领导作用, 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 承认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现状并恢复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丧失的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 其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瓜分了。不难看出, 苏联对外政策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继承性, 在二战以后日益显著地反映出来”。

        在郝时远的这一段话中有一句，“如果说, 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 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

我在这里告知大家的，郝时远的难以理解之处就于在斯大林的隐蔽战略。斯大林深谙于为康德、威尔逊、张君劢所极力反对的秘密外交之道。斯大林实施秘密外交，就是要与邱吉尔进行秘密的双方交易，没有给邱吉尔的糖块蛋糕，哪来邱吉尔的回报。斯大林深知邱吉尔根本瞧不起蒋介石，正是塞糖块蛋糕的绝佳时机。而希腊则是斯大林手中的鱼饵撷珍，只是一块小小的糖块，换取可是大大的苏联在亚洲东方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另外一块蛋糕就是，斯大林答应邱吉尔的请求，解散共产国际。这在下面再提了。

 

第三节 斯大林初获成功后，“雅尔塔格局”的形成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纵览中国，2013，3，13）中写道，“斯大林再接再厉，与美英举行三强首脑之秘密会晤（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它使１９４３年底开罗会议宣言的精神化为一纸空文。开罗会议文件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１８页〕；从而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的成功，撇开国民党政府、当然不让中国知道，对中国和蒋介石实行消息封锁，可肯定的说是斯大林的又一诡计的成功，其目的在于减少蒋介石的战略策略上的负面反抗、保障其战略的全盘实现，决定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则促成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蒙朝等）会师于东北亚，以改变中国的政局。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

    斯大林在“雅尔塔格局”还实现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助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方案，对朝鲜半岛实行南北分治，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500万人和分裂大半个世纪）。当然，美国人并非白送“大礼”，他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不帮助西欧及希腊的共产党。

    斯大林在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成功的同时和之后，就可做许多迷人障目之术，以麻痹罗斯福和邱吉尔、世界上的其他的人，来掩盖他的真实的战略目标。比如斯大林终于完满回答：欧战结束后两三个月参加远东战争；斯大林答应邱吉尔的请求，解散共产国际；〔如果是真心实意地解散了共产国际，以后哪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呢，其实这也不符合斯大林的人格和性格。〕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 已。 ”〔如果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强大的共产党人，那岂能不引起美国人的驚惕呢！〕罗斯福对苏联要求的允诺是以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为前提的。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不断通过美国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以至于，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以后逼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这里即有表明自己的信守诺言，又有规劝毛泽东，要懂得抓民意民心和正义性！〕

    在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苏英美三国首脑之会晤上（特别是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在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的成功，即苏英美三国首脑确认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划归为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蒋介石为首的中国联合政府。斯大林此时相信，一旦苏联占领东北，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更将情势大好。从斯大林的观点看，中国分治（一半共产党、一半国民党）将有许多利益。但是，若是整个中国都落到中共控制，对斯大林苏联更好。

    我们从军事谋略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布局就使得蒋介石派往东北的军队处于瓮中之鳖的势态，派去多少，就赔上多少，派去一百万，就赔上一百万。天涯论坛网站就有人用这样标题“苏联攻入东北，就已经注定国共内战的成败！”撰文说，东北是苏联解放的，苏联解放东北或许就决定了共产主义势力会在中国成功！毛泽东和中共也领悟了斯大林的军事谋略，故将东北作为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首发之役、必争之战和必勝之战。“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转引自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我们的观点与蒋介石、白先勇、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如诸玄识〕的观点最大的分界在于：《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1日）总结国共内战（解放战争）认为：“此次革命剿共之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而我们的观点是由于斯大林的取得《雅尔塔密约》中的成功，不是“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而是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马歇尔不是斯大林同一级的，只是一个美国贯彻《雅尔塔密约》的总统特使、调解人，“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的结论，实质是蒋介石将其应负的责任全都推委于他人，故讲是过分的、不合实际的，也由此而得出的推断〔如诸玄识〕是有害的、不合逻辑的。输就输在《雅尔塔密约》，一输于斯大林的老谋深算，二输于蒋介石对《雅尔塔密约》反应的迟钝、短视、愚昧、不知量力、一味地固执己见、没有战略眼光的谋算，最糟糕的是连战争的正义性也未能处处彰显，更何况未能争取到象张君劢曾琦李璜左舜生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中间派政党人士的全力支持和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等民间报刊为代表的中间知识分子的民意支援，以致于蒋介石连同他的《中国的命运》也难逃“未赌先输”之“命运”。（孟泳新注评，在评论蒋介石方面的过失而言，这中间，最最主要的国内原因之一是蒋介石无故地软禁张君劢近三年整（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而张君劢当时是曾经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又有过亲自参与处理过一战山东问题的唯一人选；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则说明了，张君劢早在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之时就看出毛泽东居心险恶、心怀叵测；亲自参与处理过一战山东问题，则是指张君劢曾经与梁启超一起参与过巴黎和谈的经历，而且是中国当时有名的国际法、宪法学家。请注意下面要提到的“资深外交家颜惠庆”的一段评论。为什么说蒋介石没有争取到中国国内第三种力量、特别是张君劢的大力支持是蒋介石失败的最最主要的国内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以及它背后的含义与事理以后我们还要重点地证明之。）蒋介石其人，从其学、其识、其言、其行、其德而讲，最多只能算中国国内的二流的政治人才，就算他的专长－军事才识来讲，按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的讲法，还不如白崇禧，而其他各项，那就更差了，但却占了中国的首席，这哪是斯大林那种世界一流的政治谋略家阴谋家的对手。

    “雅尔塔格局”的形成，对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日本迅速溃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已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他们开始意识到雅尔塔的代价。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可此时的苏联一反原先待价而沽的作法，急于出兵中国东北，这既是履约，又可获得利益。因此，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苏友好协定尚未签署时，就提前出兵东北了。美国为了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曾企图插足中国东北。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司令抢占东北旅顺港，由于苏联空降部队先期到达，这一企图才未能得逞。这引起苏联的严重不安。苏联虽然同意蒋介石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但决不允许带来美国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斯大林在表面上仍是要维护雅尔塔格局的。苏联同意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及主要铁路干线交予国民党政府。”

 

 

第四节 斯大林给了蒋介石一个空头的“大许诺”

 

 

    我在《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2015年2月12日）一文中写道，“再举一个例子。1945年6月15日，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送來了杜魯門總統的極機密備忘錄——「關於中国国民政府和蘇聯協定綱要的說明」，附有雅爾塔密約的全文。備忘錄中記載著「斯大林所表示的明確意志」，內容是﹕（一）斯大林盡全力促進由蔣主席領導的中國統一。（二）戰事結束後，中國應由蔣主席繼續領導。（三）斯大林期待中國達成統一、安定，希望滿洲為統一中國的一部分。（四）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為了和日軍作戰而進入中國領土的蘇聯軍隊，尊重中國主權。等等。 7月2日與7月7日兩次談判中，宋子文奉國民政府令，拒絕承認外蒙獨立的要求。7月2日會談記錄證實，宋子文對斯大林說：「吾人實處於困難之地位，吾人無法向人民宣佈吾人將放棄任何一部分領土……如吾人承認外蒙之現狀，中國政府將發生動搖。」斯大林說：「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蘇俄在遠東之地位。……日本即使投降，亦將再起，因此之故，蘇俄在外蒙領土應有自己之法律權。」斯大林威脅這一問題不解決，則協定不能簽訂，並強調：波茨坦會議即將開始，如中俄兩國間問題不能解決，以出兵問題就無法商討，脅迫中國。

 

    在1945年7/8月中华民国与苏联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蒋介石电报指示蒋经国以私人资格去拜访斯大林，以图转圜。蒋经国去见斯大林后，斯大林劈头便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谈到后来，斯大林也不兜圈子了，他直截了当的指出，苏联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考虑，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地带，以保障西伯利亚的安全。蒋经国辩驳说，我们来这里是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的，中国不会进攻苏联；即使中国想攻击，也是没有这个力量的。

 

    斯大林很不屑的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第四节  是斯大林肢解外蒙古？还是蒋介石出卖外蒙古？

 

    如果要问是肢解外蒙古呢？还是出卖外蒙古呢？我在《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2016年1月9日）一文中写道，“我们用二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列宁斯大林借助着骗来的与孙中山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出兵外蒙，伪造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即成事实”。因为这个“即成事实”，无论从斯大林苏俄的角度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笔者讲这一句话的理由是，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由斯大林在1945年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表现，千方百计地试图由“不合法的事实”借以“雅尔塔协定”，特别是美英求苏出兵东北之请变成“合法的事实”，以及1942年后就开始谋划，如何使蒋介石迷入圈套！从法律的角度看，1923年1月26日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秘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 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第三國際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蘇聯驻军。但中國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以上的事实皆引自于《外蒙古独立，维基百科》。

    第二句话是，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无能识别斯大林的阴险，误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放弃出卖了外蒙古。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里先来讲谌旭彬的疑问，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中说，“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谌旭彬用以上各小段的标题当头的长论来表示蒋介石的无奈。我们要说是，以上谌旭彬所讲的蒋介石的无奈，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的无奈，而是斯大林的圈套，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能不能识破斯大林的圈套，找出破解之策，仅仅是考查蒋介石智商的一道难题而已。解题的第一步就是识题，就是要识破放在眼前的圈套！

 

     斯大林在这里撒了一个障眼术，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有许许多多条，但最本质的，也是斯大林必保的只是一条“外蒙古的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并将“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写入雅尔塔协定，如果你蒋介石不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斯大林就不出兵了，此责任得你蒋介石来顶了。

 

    可爱的蒋介石先生以及国民党主管们却完全不明白，国际间的协定上的措辞有大多的讲究。就上面讲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一般来讲有二个不同的含义，一是“同意”将此条文写入本协定，二是签约各方都“同意此条文”的“同意”。很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只能是第一种含义。故有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并请蒋介石与斯大林你们自己去商谈你们之间争议，我们决不有任何干预之举。故有“雅尔塔协定”特别标明是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这一款中写上如下字样，“上述有關外蒙古及东北的港灣與鐵路等協議，須徵求蔣中正委員長之同意，依斯大林之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取得該項同意 ”。蒋介石却未能识破斯大林的诡计。

 

    1945年6月24日 经多日的讨论与权衡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苏交涉的要点，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写下：“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6月24日。）这可说是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可这一条底线很快地为其抛弃了。这还能称什么底线吗？

 

    6月 2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并指 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5 下册，1945 年 6 月 26 日，第 738 页。）

 

    同时蒋经国受蒋介石命令，以私人身份访问斯大林，并询问他为何坚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欲从中调和双方分歧。斯大林指出，根据地缘战略，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军事屏障，否则无法保障苏联的国防安全，外蒙古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 蒋经国判断“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问题”，更是整个谈判的症结所在，斯大林当然不肯退让，否则苏方拒绝再谈，协定亦无从成立。甚至斯大林向蒋经国很露骨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

 

    王世杰在7月6日日记中写道，“子文有电来谓，史坦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古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史、罗协议亦只云外蒙古问题维持现状，史则云该协议含有承认外蒙古独立之意。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古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王世杰此番“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对蒋介石的意向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只纯粹是中了斯大林的圈套的自我陶醉、为自己的低能寻找的“托词”罢了！东北，新疆三江事件，旅顺口，大连湾，中东路等等都是斯大林的障眼术，其最重要的底线是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合法独立”。“为什么从1944年起斯大林就不断地主动地在新疆发起挑衅，发动了史称的三江事件，究竟是为哪门子理由呢？

 

    其实从1944年（或者说从1943年2月2日史達林格勒戰役胜利日）起，斯大林一直在琢磨如何来解决中国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问题的出路上怎样取得和实现苏联的利益最大化？有理由证明了，斯大林到1944年已经完全完成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并付注于实施，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蒙在鼓里。如有资料显示，“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孟泳新《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宋子文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作决定，焦急紧张之余，宋最后竟然要时为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签字还是不签字。熊式辉就在日记里面记载了此事，他说：“子文请傅大使寻两枚硬币，欲卜以决之，直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卒以王部长之坚拒未行”（《熊式辉回忆录》，p388）。

 

    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表现在不仅不能识别斯大林的障眼术，不能识别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更没有法律、国际法、外交史等方面最基础的知识，更无能想出应对之策，也表现在其识人上，任人唯亲，尽是将那些不学无术的宋子文，不明事理的书呆子王世杰委以重任，国家哪有不遭殃的道理呢？！

 

    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达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进行第二轮谈判，其中王世杰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杜鲁门宣称日本如不投降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邱吉尔称，‘原子弹是二次基督来临’，并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8页。） 而苏联抓住天赐良机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万苏军兵分五路挥师进入东北。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 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中苏谈判出现变数。”（引自于李杨《蒋介石与雅尔塔协议的再认识》）（李杨，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长。原文部分内容刊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3期转载。）

 

     1945年8月14日，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请诸位都来议论议论。此鲜为人所提起的问题笔者在谷歌上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仅找到了一篇文章，该文在提出了此问题后却马上将注意力转到重庆谈判上去了。原先斯大林还与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达成以下谅解：苏联将于8月8日前完成对日作战准备，但行动日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而今到8月9日，与中国还没有签约，斯大林却采取了“行动”，下令出兵东北了。也就是说，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条件的先决前提已被斯大林抛弃，那么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的条件，特别是外蒙古问题，该又如何理解和执行呢？对中国而言，最佳的策略只能是一个“拖”字，上面引自于李杨的文章有一句话，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也说明了蒋介石“似乎”也有此“拖”的念头。笔者要指出的是，光想到了“拖”字还不够，还得想出接下来的问题，即是，“拖”到何时？最终的出路、方法、关键、前途又在何处呢？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点到这里，待笔者有时间时，再来细细述说。

 

    也许有人会认为， 笔者对蒋介石评了一个“无智无识无谋”，是否有点“过”了。其实，笔者是经过对蒋介石的一生的思想发展考察后，从诸家对蒋介石的评论中选出的最客气最中性的评语了。

 

    请看看当时的政治家外交家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王世杰对外蒙古处理这件事的。从仔细分析这些名家的言论，结合当时的时局就不难探出当时的中国的“应然之策”。笔者的思路就是循着这些名家的思路来继续往下想去，就这么简单，这也是笔者与众多的学者不同之处。因为所谓的历史文献资料，在以纸质材料为媒体的时代能得以传承下来的资料占当时实际信息总量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万分之一。要想从极可怜的历史文献资料寻找出历史的真相，那就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功力了。再接着前面讲的主题，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却走了一条毁名之路！

 

    先讲的是杜鲁门。朱瑞真 单令魁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文中写道，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可以从他1945年7月20日发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看出来。他在电报中谈到下一轮中苏 谈判时中方将要坚持的立场时说： 如果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州的主权, 并且明确而肯定地保证 “ 停止对中共和叛乱集团的任何精神的和物质的援助”, 他 ,蒋介石 ,将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直到战争结束, 届时将举行公民投票。 蒋在此电报中还向杜鲁门求助,杜鲁门于7月23日从波茨坦复电蒋介石,说： “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 , 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 希望派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 以便达到完全谅解。”（《杜鲁门回忆录》 ,中译本, 第1卷, 第245页）

 

    很明显，杜鲁门讲的“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是指的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下面一个是顾维钧。關于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放棄了對外蒙的宗主權，顾维钧在《顧維鈞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莫斯科的代表團認為非得向蘇聯做出超過需要之外的讓步不可。即使從英國的觀點來看，中國在外蒙問題上是能夠不讓步的，美國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這是貝爾納斯在1945年9月從莫斯科來參加五国外长会议時在倫敦對我說的。然後他問我為什麼我們做出了不必要的讓步，他指的是蒙古。我雖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做，但覺得這個評論進一步證實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對我說的話是有理由的。我對中國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場自然是極感失望的，我設想一定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公開當年我們的重慶政府為什麼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與蘇聯締結這個條約的全部理由。”

 

    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孟泳新评论：颜惠庆的这句话非常意味深长，甚至可以以此句话为主要内容足以写作一篇博士论文，就是比较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与二战时外蒙古问题二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处理过程的优劣与差异，以及主要进行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于1946 年3 月1 日至17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发言中—— 笔者注）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汪朝光：《 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 》 ）

 

    至于蒋介石事后的态度呢？ 蒋介石在1952年10月1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作了如下总结：

 

   “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

 

　　

   “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下面就仅能简单讲一下笔者对蒋介石放弃外蒙古三根据的几点意见。

 

    第一个根据、蒋介石败退到了台湾，直到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三民主义的“混”。特别是从孙中山实行联苏容共以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混杂糅合了太多太多的列宁主义毒素，可以这样讲，到了九分的列宁主义，一分的林肯主义的地步。

 

    如同癌细胞和健康细胞混杂在脑中一样，而那些专门做脑癌微创手术的主刀医生重要的是先要能识别出，哪是癌细胞，哪是健康细胞，再决定手术的去留一样， 也正是这种的列宁主义和林肯主义之间的混杂糅合，给我们在分辩和解释，哪属列宁主义、哪属林肯主义，带来莫大的困难，如果诸位觉得不能同意笔者的解释，笔者欢迎来自于各方的商榷，这样可使笔者有可能思考出另外的解释方法来重新解释此问题，直到取得共识和一致为止。

 

    就拿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的第一条根据而言，“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这句话中就看出蒋介石受到列宁主义毒素太多，甚至于许多地方表现比列宁主义更列宁主义的倾向。从这句话中仅结合本文和前系列文章，要找出蒋介石此话的错误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混杂糅合的列宁主义因素与林肯主义因素之间区别点，至少可找出八处之多。这就算作是留给有兴趣的朋友一道测试题吧。限于篇幅，只好点到此处为止。

 

    第二个根据、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此话之意就是说，既然是名存实亡了的外蒙领土，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割去了之。到此时蒋介石也没有认识到如同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诸人对中苏条约的评议，做了李鸿章，还不知李鸿章之耻，死不认錯，从不反省，却全篇砌词狡辯、推诿卸责，以“文过饰非”。为何为俄帝所控制？原为“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所致也。此乃实质根源所在！蒋介石为何到了1952年还要“为尊者讳”呢？但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故从法律的角度看，北洋政府的外蒙古应归属于中国，这是天经地义的申张。1945年6月 24日日记上蒋介石自己写的“对苏谈判的底线” “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到了1945年8月时隔不到两个月为何就不见踪影了，这才是蒋介石必须要讲清楚的关键。

 

　

    第三个根据、“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也就是说因为“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我们可以“割弃”之。蒋介石难道不知道，“割弃”的不仅仅是“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更主要的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蒋介石自认为，只要讲到“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这一句话，那就可以“文过饰非”了。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的是历史！”

 

 

    “歷史证明,不仅代表苏俄政府成篇累牍的任何条约、承诺、协定素不可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高举国际主义大旗的教父列宁,早在1920年10 月14日俄共政治局会议中就提醒委员们,作为侵俄的潜在基地,外蒙的地位攸关国家安全;次年,蒙共领袖苏赫巴特率团会见列宁,双方共同草拟了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这一事件充分表明,策动外蒙独立、分裂中国,其实是列宁所指使,也是俄人不论老沙皇或新沙皇(毛泽东抨击苏联修正主义用语)的一贯目标”。（引自孟泳新《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 民主中国】 12/2/2015 ）

 

    上面我主要地复述了我在2015年前所写有关文章，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但我要借这一小节行将结束之机，有必要再重复指出，最主要的是在研究与讨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对此进行价值评判时，必须要树立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观点，也就是，“确立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以及毛泽东其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及与其所有的政敌的争斗、夺权、建国的历程为主要副线轴，这主要副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引自于2019/04/25 发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 ） 应该讲，黄鹤昇先生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一文，当时也是发表在民国复归派的主要人物辛灏年先生所主持《黄花岗》网站上，说来应该还是由辛灏年先生牵线我得以认识了同住在德国的黄鹤昇先生；记得辛灏年先生还为黄鹤昇先生写了推荐文章，但辛灏年先生只会说、不会用，不会将康德哲学中的精华“康德三分法”运用到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依旧还是坚持毛泽东共产党的“二分法”，分析问题时依旧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二极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主要是严重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形而上方面、解释方面处处的不通。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思想史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是没有蒋介石的位置。）没有梁启超、张君劢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存在一样。我在2015年前所写有关文章之后，我还是考虑到，还会有人会坚持他们的“二分法”，故我只能一直思考如何来能彻底地说服他们放弃“二分法”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是，能否找出在当时与斯大林掠走外蒙古所相当的国际外交斗争中中国人取得成功的历史真实的事例。为此终于我在九月中旬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切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梅汝璈“法官座席之争”之事。

 

     作为亲历者，梅汝璈力图将东京审判如实记录下来。1973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尚未完成，梅汝璈不幸与世长辞。在这本书中叙述的“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学》2005年第7期中说， “由于远东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这个问题在开庭前好几天在法官会议上便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照道理说，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既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这就是说，应该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为序。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许多法官，特别是中、美、加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

 

　　“但是威勃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由于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他便千方百计地要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他最初的提议是法官次序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威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他又提议按参加东京审判的11国的国名字母次序来排列，但这样一来事情更乱，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此时，也有人提议按法官的年资为序，但年资是没有一个可以适用的标准的。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此时，梅汝璈发言道：“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话音刚落，法官们都忍不住笑了。庭长威勃对梅汝璈说：“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称：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

 

　　这个问题在半认真、半开玩笑中讨论来讨论去，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1946年5月2日），这一问题的争执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说下午四时举行法庭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嘱大家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下午预演开始时，威勃突然宣布，座席的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盟军总部的意见。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抗议，他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既非按照受降的次序，也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亦非根据按照国名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我不能接受。说着毅然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 

 

　　梅汝璈的这一行动，使威勃很尴尬。他只好以种种理由来反复劝说梅汝璈。在梅汝璈不为其话语所动的情况下，他最后只得说今天的预演是临时性的，明天正式开庭时再作调整。梅汝璈知道他又在玩弄花招，故明确指出：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由于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法官们作了最后表决，终于使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合理排定。……此时，虽然已较预定的彩排仪式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但梅汝璈以其正义的行为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梅汝璈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总结道：“我们在这里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下法官席位的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夸大斗争胜利的意义，而是要从这个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它依然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这就说明，在那时要维护中国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巨的斗争。最后还要认识到的是：在进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中，立场必须合理合法，同时也要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临机应变。””

 

　　梅汝璈的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法官座席之争”的意义。下面说一下我在这里为何要对这个问题花费这么多的篇幅予以叙述的原因。本来我要说感想是非常的多，只是由于篇幅关系，只能讲一条最最的主要理由。

 

    梅汝璈法官在上面所讲的，斗争必须要“合理合法”。梅汝璈法官讲，“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的忍受和投降，中国决不能接受被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决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我决不能出席这样的安排，全世界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都等在审判大厅，他们一定会拍照报道，所以我不能接受。当这些照片和报道到了中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如果我同意了这个安排，就等于侮辱了我的国家，就等于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一切的一切，所以我绝不会出席彩排。”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蒋介石的手下与斯大林的会谈，可以发现，蒋介石的手下皆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像梅汝璈法官一样的浩气凛然、威武不屈，又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像梅汝璈法官一样的沉稳睿智、足智多谋、思虑缜密。蒋介石的手下个个都想不出，应该当面直接指出，苏联在二战亚洲战场上起的卑鄙之角色，而中国却在亚洲战场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应该当面直接指出，你要我外蒙古是小，你明显地侮辱了我的国家，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你明显地侮辱所有中国人的尊严，是大，是永远不能容忍的。这是二。

 

    特别是这两点，其实，这也是我当初写作系列文章《“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一一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真正的主旨之一，但后来当写作到四评下（3）时，因为陈奎德拒绝登载，我只能中断我原来的写作计划。请参看我的《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2013.1.6 ）中《我对四六宪法的看法兼谈“以人的尊严为本”是民运组织的首选》这一短文。而至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清楚认识到、并严格区分开 “以人为本”与“以人的尊严为本”之间的区别，对台海两岸国共民进党三党混战与斗争的认识、看法、对策上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观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对与共产党会谈、特别是所谓“九二共识”的再认识中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没有一个人能清彻地看到，共产党连你们台湾人是什么行政职务都不讲，只说台湾领导人，这中间就是共产党对你们台湾人的尊严的一种蔑视与歧视，在这种前提下有什么会谈的价值呢？西德与东德谈判时就不存在着这样人为的前提，而且西德领导人也都能一再地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对此事只能提到这里为止。

 

    这里还需要提出一点的是，斯大林尽管在没有对毛泽东直接交往过的情况下就能够从无数中国共产党领导候选人中直接选取了毛泽东为中共第一领导人，这说明了，斯大林识别人才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况且斯大林早已经有过一次对蒋介石的近距离接触（二十年代），对蒋介石早已了如指掌了，并且事先又作了充分的准备。是故，我们认定，斯大林这一方面的识人能力加上另一个方面“充分的准备”，是足以取得对蒋介石的隐蔽战略之成功的。 

 

 

 

 

第二章 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首次实施

   第一节  将一个总会议分成二个分会议来进行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纵览中国，2013，3，13）中写道，“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八月间苏联红军在打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并转入了战略总进攻，同时美国亦转入了战略总反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同盟国需要召开首脑会议 ，以解决战后世界的新秩序的建立问题。

  “会议原本计划由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参加，鉴于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罗斯福和邱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引自于何虎生著的《八年抗战中的蒋介石》313页，许多的文献也都是如是记载。

   笔者要问，为什么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笔者查了许多的文献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其实，“为什么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两个不同的子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斯大林拒于作答而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为何的一言半语于史籍记载之中？其二是，究竟为什么斯大林要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呢？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皇陵的一言半语于史籍，那是怕后人盗墓。如同秦始皇陵一样，也许根本就是斯大林拒于作答而根本就没有留下关于其为何的一言半语于史籍记载之中，以至使我们这些后人怎么样找有关文献，也找不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

   笔者认为，斯大林会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使得一个会议分两次来举行 ，这是斯大林实施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一著重要布棋。德国民间常常如是评说一个人的性格，kompliziert〔直译为叫人摸不透、复杂的〕，而对立面为einfach 〔简单的〕或中国民间讲的老实的。笔者在这里欣赏德国人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复杂的〕来评说一个人的性格。在人与人的交往、争斗中常常是，复杂的战勝简单的。斯大林恰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因为他早就明白，万一同意召开四国一起合议的首脑会议的话，若他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第三者就会从中斡旋，以至使之处于尴尬，或无功而返，故毫无藉口地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逼使“罗斯福和邱吉尔经商议决定把一个会分两次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联人参加的，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还有雅尔塔等会议。〕”

 

第二节 斯大林给邱吉尔以糖块与蛋糕

 

    我在《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2015年2月12日）一文中引用了郝时远在《在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中说的一段话。他说道， “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版图的愿望, 使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后都超越意识形态地与欧、美列强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例如, 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 战争爆发后苏联趁德国对西线作战之机于 1940 年先后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希特勒发动对苏侵略战争前, 苏联的西部领土基本上恢复了帝俄时期的版图。又如, 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战略反攻下,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迅速走向崩溃。1944 年 10 月初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交易, 承袭了历史上欧洲秘密外交的帝国传统。苏联不仅遵守了英国对战后希腊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拥有 90%的影响力的承诺, 而且是以希共领导的人民阵线和人民解放军在英军压力下被解除武装为代价的。如果说, 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 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当然, 这仅仅是大国决定它国命运的开始。1945 年 2 月 4 日,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战争结束前夕同盟国三巨头勾画欧洲重组蓝图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除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已明显反映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野外, 美、苏关于战后中国的协议则表现出传统的帝国强权特征。按照协议, 战后美国在中国起领导作用, 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 承认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现状并恢复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丧失的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 其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瓜分了。不难看出, 苏联对外政策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继承性, 在二战以后日益显著地反映出来”。

        在郝时远的这一段话中有一句，“如果说, 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 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

我在这里告知大家的，郝时远的难以理解之处就于在斯大林的隐蔽战略。斯大林深谙于为康德、威尔逊、张君劢所极力反对的秘密外交之道。斯大林实施秘密外交，就是要与邱吉尔进行秘密的双方交易，没有给邱吉尔的糖块蛋糕，哪来邱吉尔的回报。斯大林深知邱吉尔根本瞧不起蒋介石，正是塞糖块蛋糕的绝佳时机。而希腊则是斯大林手中的鱼饵撷珍，只是一块小小的糖块，换取可是大大的苏联在亚洲东方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另外一块蛋糕就是，斯大林答应邱吉尔的请求，解散共产国际。这在下面再提了。

 

第三节 斯大林初获成功后，“雅尔塔格局”的形成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纵览中国，2013，3，13）中写道，“斯大林再接再厉，与美英举行三强首脑之秘密会晤（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它使１９４３年底开罗会议宣言的精神化为一纸空文。开罗会议文件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１８页〕；从而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的成功，撇开国民党政府、当然不让中国知道，对中国和蒋介石实行消息封锁，可肯定的说是斯大林的又一诡计的成功，其目的在于减少蒋介石的战略策略上的负面反抗、保障其战略的全盘实现，决定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则促成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蒙朝等）会师于东北亚，以改变中国的政局。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

    斯大林在“雅尔塔格局”还实现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助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方案，对朝鲜半岛实行南北分治，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500万人和分裂大半个世纪）。当然，美国人并非白送“大礼”，他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不帮助西欧及希腊的共产党。

    斯大林在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成功的同时和之后，就可做许多迷人障目之术，以麻痹罗斯福和邱吉尔、世界上的其他的人，来掩盖他的真实的战略目标。比如斯大林终于完满回答：欧战结束后两三个月参加远东战争；斯大林答应邱吉尔的请求，解散共产国际；〔如果是真心实意地解散了共产国际，以后哪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呢，其实这也不符合斯大林的人格和性格。〕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 已。 ”〔如果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强大的共产党人，那岂能不引起美国人的驚惕呢！〕罗斯福对苏联要求的允诺是以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为前提的。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不断通过美国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以至于，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以后逼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这里即有表明自己的信守诺言，又有规劝毛泽东，要懂得抓民意民心和正义性！〕

    在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苏英美三国首脑之会晤上（特别是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在实现了其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中重大的成功，即苏英美三国首脑确认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划归为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蒋介石为首的中国联合政府。斯大林此时相信，一旦苏联占领东北，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前途更将情势大好。从斯大林的观点看，中国分治（一半共产党、一半国民党）将有许多利益。但是，若是整个中国都落到中共控制，对斯大林苏联更好。

    我们从军事谋略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布局就使得蒋介石派往东北的军队处于瓮中之鳖的势态，派去多少，就赔上多少，派去一百万，就赔上一百万。天涯论坛网站就有人用这样标题“苏联攻入东北，就已经注定国共内战的成败！”撰文说，东北是苏联解放的，苏联解放东北或许就决定了共产主义势力会在中国成功！毛泽东和中共也领悟了斯大林的军事谋略，故将东北作为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首发之役、必争之战和必勝之战。“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转引自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我们的观点与蒋介石、白先勇、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如诸玄识〕的观点最大的分界在于：《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1日）总结国共内战（解放战争）认为：“此次革命剿共之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而我们的观点是由于斯大林的取得《雅尔塔密约》中的成功，不是“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而是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马歇尔不是斯大林同一级的，只是一个美国贯彻《雅尔塔密约》的总统特使、调解人，“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的结论，实质是蒋介石将其应负的责任全都推委于他人，故讲是过分的、不合实际的，也由此而得出的推断〔如诸玄识〕是有害的、不合逻辑的。输就输在《雅尔塔密约》，一输于斯大林的老谋深算，二输于蒋介石对《雅尔塔密约》反应的迟钝、短视、愚昧、不知量力、一味地固执己见、没有战略眼光的谋算，最糟糕的是连战争的正义性也未能处处彰显，更何况未能争取到象张君劢曾琦李璜左舜生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中间派政党人士的全力支持和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等民间报刊为代表的中间知识分子的民意支援，以致于蒋介石连同他的《中国的命运》也难逃“未赌先输”之“命运”。（孟泳新注评，在评论蒋介石方面的过失而言，这中间，最最主要的国内原因之一是蒋介石无故地软禁张君劢近三年整（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而张君劢当时是曾经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又有过亲自参与处理过一战山东问题的唯一人选；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则说明了，张君劢早在书写《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之时就看出毛泽东居心险恶、心怀叵测；亲自参与处理过一战山东问题，则是指张君劢曾经与梁启超一起参与过巴黎和谈的经历，而且是中国当时有名的国际法、宪法学家。请注意下面要提到的“资深外交家颜惠庆”的一段评论。为什么说蒋介石没有争取到中国国内第三种力量、特别是张君劢的大力支持是蒋介石失败的最最主要的国内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以及它背后的含义与事理以后我们还要重点地证明之。）蒋介石其人，从其学、其识、其言、其行、其德而讲，最多只能算中国国内的二流的政治人才，就算他的专长－军事才识来讲，按白先勇《 战后国共东北之争》的讲法，还不如白崇禧，而其他各项，那就更差了，但却占了中国的首席，这哪是斯大林那种世界一流的政治谋略家阴谋家的对手。

    “雅尔塔格局”的形成，对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日本迅速溃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已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他们开始意识到雅尔塔的代价。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可此时的苏联一反原先待价而沽的作法，急于出兵中国东北，这既是履约，又可获得利益。因此，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苏友好协定尚未签署时，就提前出兵东北了。美国为了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曾企图插足中国东北。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司令抢占东北旅顺港，由于苏联空降部队先期到达，这一企图才未能得逞。这引起苏联的严重不安。苏联虽然同意蒋介石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但决不允许带来美国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斯大林在表面上仍是要维护雅尔塔格局的。苏联同意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及主要铁路干线交予国民党政府。”

 

 

第四节 斯大林给了蒋介石一个空头的“大许诺”

 

 

    我在《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2015年2月12日）一文中写道，“再举一个例子。1945年6月15日，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送來了杜魯門總統的極機密備忘錄——「關於中国国民政府和蘇聯協定綱要的說明」，附有雅爾塔密約的全文。備忘錄中記載著「斯大林所表示的明確意志」，內容是﹕（一）斯大林盡全力促進由蔣主席領導的中國統一。（二）戰事結束後，中國應由蔣主席繼續領導。（三）斯大林期待中國達成統一、安定，希望滿洲為統一中國的一部分。（四）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為了和日軍作戰而進入中國領土的蘇聯軍隊，尊重中國主權。等等。 7月2日與7月7日兩次談判中，宋子文奉國民政府令，拒絕承認外蒙獨立的要求。7月2日會談記錄證實，宋子文對斯大林說：「吾人實處於困難之地位，吾人無法向人民宣佈吾人將放棄任何一部分領土……如吾人承認外蒙之現狀，中國政府將發生動搖。」斯大林說：「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蘇俄在遠東之地位。……日本即使投降，亦將再起，因此之故，蘇俄在外蒙領土應有自己之法律權。」斯大林威脅這一問題不解決，則協定不能簽訂，並強調：波茨坦會議即將開始，如中俄兩國間問題不能解決，以出兵問題就無法商討，脅迫中國。

 

    在1945年7/8月中华民国与苏联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蒋介石电报指示蒋经国以私人资格去拜访斯大林，以图转圜。蒋经国去见斯大林后，斯大林劈头便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谈到后来，斯大林也不兜圈子了，他直截了当的指出，苏联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考虑，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地带，以保障西伯利亚的安全。蒋经国辩驳说，我们来这里是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的，中国不会进攻苏联；即使中国想攻击，也是没有这个力量的。

 

    斯大林很不屑的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第四节  是斯大林肢解外蒙古？还是蒋介石出卖外蒙古？

 

    如果要问是肢解外蒙古呢？还是出卖外蒙古呢？我在《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2016年1月9日）一文中写道，“我们用二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列宁斯大林借助着骗来的与孙中山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出兵外蒙，伪造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即成事实”。因为这个“即成事实”，无论从斯大林苏俄的角度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笔者讲这一句话的理由是，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由斯大林在1945年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表现，千方百计地试图由“不合法的事实”借以“雅尔塔协定”，特别是美英求苏出兵东北之请变成“合法的事实”，以及1942年后就开始谋划，如何使蒋介石迷入圈套！从法律的角度看，1923年1月26日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秘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 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第三國際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蘇聯驻军。但中國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以上的事实皆引自于《外蒙古独立，维基百科》。

    第二句话是，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无能识别斯大林的阴险，误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放弃出卖了外蒙古。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里先来讲谌旭彬的疑问，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中说，“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谌旭彬用以上各小段的标题当头的长论来表示蒋介石的无奈。我们要说是，以上谌旭彬所讲的蒋介石的无奈，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的无奈，而是斯大林的圈套，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能不能识破斯大林的圈套，找出破解之策，仅仅是考查蒋介石智商的一道难题而已。解题的第一步就是识题，就是要识破放在眼前的圈套！

 

     斯大林在这里撒了一个障眼术，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有许许多多条，但最本质的，也是斯大林必保的只是一条“外蒙古的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并将“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写入雅尔塔协定，如果你蒋介石不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斯大林就不出兵了，此责任得你蒋介石来顶了。

 

    可爱的蒋介石先生以及国民党主管们却完全不明白，国际间的协定上的措辞有大多的讲究。就上面讲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一般来讲有二个不同的含义，一是“同意”将此条文写入本协定，二是签约各方都“同意此条文”的“同意”。很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只能是第一种含义。故有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并请蒋介石与斯大林你们自己去商谈你们之间争议，我们决不有任何干预之举。故有“雅尔塔协定”特别标明是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这一款中写上如下字样，“上述有關外蒙古及东北的港灣與鐵路等協議，須徵求蔣中正委員長之同意，依斯大林之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取得該項同意 ”。蒋介石却未能识破斯大林的诡计。

 

    1945年6月24日 经多日的讨论与权衡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苏交涉的要点，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写下：“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6月24日。）这可说是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可这一条底线很快地为其抛弃了。这还能称什么底线吗？

 

    6月 2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并指 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5 下册，1945 年 6 月 26 日，第 738 页。）

 

    同时蒋经国受蒋介石命令，以私人身份访问斯大林，并询问他为何坚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欲从中调和双方分歧。斯大林指出，根据地缘战略，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军事屏障，否则无法保障苏联的国防安全，外蒙古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 蒋经国判断“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问题”，更是整个谈判的症结所在，斯大林当然不肯退让，否则苏方拒绝再谈，协定亦无从成立。甚至斯大林向蒋经国很露骨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

 

    王世杰在7月6日日记中写道，“子文有电来谓，史坦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古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史、罗协议亦只云外蒙古问题维持现状，史则云该协议含有承认外蒙古独立之意。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古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王世杰此番“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对蒋介石的意向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只纯粹是中了斯大林的圈套的自我陶醉、为自己的低能寻找的“托词”罢了！东北，新疆三江事件，旅顺口，大连湾，中东路等等都是斯大林的障眼术，其最重要的底线是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合法独立”。“为什么从1944年起斯大林就不断地主动地在新疆发起挑衅，发动了史称的三江事件，究竟是为哪门子理由呢？

 

    其实从1944年（或者说从1943年2月2日史達林格勒戰役胜利日）起，斯大林一直在琢磨如何来解决中国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问题的出路上怎样取得和实现苏联的利益最大化？有理由证明了，斯大林到1944年已经完全完成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并付注于实施，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蒙在鼓里。如有资料显示，“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孟泳新《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宋子文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作决定，焦急紧张之余，宋最后竟然要时为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签字还是不签字。熊式辉就在日记里面记载了此事，他说：“子文请傅大使寻两枚硬币，欲卜以决之，直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卒以王部长之坚拒未行”（《熊式辉回忆录》，p388）。

 

    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表现在不仅不能识别斯大林的障眼术，不能识别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更没有法律、国际法、外交史等方面最基础的知识，更无能想出应对之策，也表现在其识人上，任人唯亲，尽是将那些不学无术的宋子文，不明事理的书呆子王世杰委以重任，国家哪有不遭殃的道理呢？！

 

    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达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进行第二轮谈判，其中王世杰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杜鲁门宣称日本如不投降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邱吉尔称，‘原子弹是二次基督来临’，并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8页。） 而苏联抓住天赐良机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万苏军兵分五路挥师进入东北。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 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中苏谈判出现变数。”（引自于李杨《蒋介石与雅尔塔协议的再认识》）（李杨，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长。原文部分内容刊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3期转载。）

 

     1945年8月14日，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请诸位都来议论议论。此鲜为人所提起的问题笔者在谷歌上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仅找到了一篇文章，该文在提出了此问题后却马上将注意力转到重庆谈判上去了。原先斯大林还与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达成以下谅解：苏联将于8月8日前完成对日作战准备，但行动日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而今到8月9日，与中国还没有签约，斯大林却采取了“行动”，下令出兵东北了。也就是说，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条件的先决前提已被斯大林抛弃，那么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的条件，特别是外蒙古问题，该又如何理解和执行呢？对中国而言，最佳的策略只能是一个“拖”字，上面引自于李杨的文章有一句话，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也说明了蒋介石“似乎”也有此“拖”的念头。笔者要指出的是，光想到了“拖”字还不够，还得想出接下来的问题，即是，“拖”到何时？最终的出路、方法、关键、前途又在何处呢？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点到这里，待笔者有时间时，再来细细述说。

 

    也许有人会认为， 笔者对蒋介石评了一个“无智无识无谋”，是否有点“过”了。其实，笔者是经过对蒋介石的一生的思想发展考察后，从诸家对蒋介石的评论中选出的最客气最中性的评语了。

 

    请看看当时的政治家外交家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王世杰对外蒙古处理这件事的。从仔细分析这些名家的言论，结合当时的时局就不难探出当时的中国的“应然之策”。笔者的思路就是循着这些名家的思路来继续往下想去，就这么简单，这也是笔者与众多的学者不同之处。因为所谓的历史文献资料，在以纸质材料为媒体的时代能得以传承下来的资料占当时实际信息总量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万分之一。要想从极可怜的历史文献资料寻找出历史的真相，那就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功力了。再接着前面讲的主题，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却走了一条毁名之路！

 

    先讲的是杜鲁门。朱瑞真 单令魁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文中写道，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可以从他1945年7月20日发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看出来。他在电报中谈到下一轮中苏 谈判时中方将要坚持的立场时说： 如果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州的主权, 并且明确而肯定地保证 “ 停止对中共和叛乱集团的任何精神的和物质的援助”, 他 ,蒋介石 ,将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直到战争结束, 届时将举行公民投票。 蒋在此电报中还向杜鲁门求助,杜鲁门于7月23日从波茨坦复电蒋介石,说： “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 , 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 希望派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 以便达到完全谅解。”（《杜鲁门回忆录》 ,中译本, 第1卷, 第245页）

 

    很明显，杜鲁门讲的“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是指的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下面一个是顾维钧。關于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放棄了對外蒙的宗主權，顾维钧在《顧維鈞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莫斯科的代表團認為非得向蘇聯做出超過需要之外的讓步不可。即使從英國的觀點來看，中國在外蒙問題上是能夠不讓步的，美國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這是貝爾納斯在1945年9月從莫斯科來參加五国外长会议時在倫敦對我說的。然後他問我為什麼我們做出了不必要的讓步，他指的是蒙古。我雖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做，但覺得這個評論進一步證實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對我說的話是有理由的。我對中國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場自然是極感失望的，我設想一定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公開當年我們的重慶政府為什麼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與蘇聯締結這個條約的全部理由。”

 

    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孟泳新评论：颜惠庆的这句话非常意味深长，甚至可以以此句话为主要内容足以写作一篇博士论文，就是比较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与二战时外蒙古问题二代中国政治领导人处理过程的优劣与差异，以及主要进行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于1946 年3 月1 日至17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发言中—— 笔者注）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汪朝光：《 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 》 ）

 

    至于蒋介石事后的态度呢？ 蒋介石在1952年10月1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作了如下总结：

 

   “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

 

　　

   “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下面就仅能简单讲一下笔者对蒋介石放弃外蒙古三根据的几点意见。

 

    第一个根据、蒋介石败退到了台湾，直到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三民主义的“混”。特别是从孙中山实行联苏容共以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混杂糅合了太多太多的列宁主义毒素，可以这样讲，到了九分的列宁主义，一分的林肯主义的地步。

 

    如同癌细胞和健康细胞混杂在脑中一样，而那些专门做脑癌微创手术的主刀医生重要的是先要能识别出，哪是癌细胞，哪是健康细胞，再决定手术的去留一样， 也正是这种的列宁主义和林肯主义之间的混杂糅合，给我们在分辩和解释，哪属列宁主义、哪属林肯主义，带来莫大的困难，如果诸位觉得不能同意笔者的解释，笔者欢迎来自于各方的商榷，这样可使笔者有可能思考出另外的解释方法来重新解释此问题，直到取得共识和一致为止。

 

    就拿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的第一条根据而言，“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这句话中就看出蒋介石受到列宁主义毒素太多，甚至于许多地方表现比列宁主义更列宁主义的倾向。从这句话中仅结合本文和前系列文章，要找出蒋介石此话的错误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混杂糅合的列宁主义因素与林肯主义因素之间区别点，至少可找出八处之多。这就算作是留给有兴趣的朋友一道测试题吧。限于篇幅，只好点到此处为止。

 

    第二个根据、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此话之意就是说，既然是名存实亡了的外蒙领土，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割去了之。到此时蒋介石也没有认识到如同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诸人对中苏条约的评议，做了李鸿章，还不知李鸿章之耻，死不认錯，从不反省，却全篇砌词狡辯、推诿卸责，以“文过饰非”。为何为俄帝所控制？原为“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所致也。此乃实质根源所在！蒋介石为何到了1952年还要“为尊者讳”呢？但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故从法律的角度看，北洋政府的外蒙古应归属于中国，这是天经地义的申张。1945年6月 24日日记上蒋介石自己写的“对苏谈判的底线” “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到了1945年8月时隔不到两个月为何就不见踪影了，这才是蒋介石必须要讲清楚的关键。

 

　

    第三个根据、“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也就是说因为“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我们可以“割弃”之。蒋介石难道不知道，“割弃”的不仅仅是“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更主要的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蒋介石自认为，只要讲到“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这一句话，那就可以“文过饰非”了。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的是历史！”

 

 

    “歷史证明,不仅代表苏俄政府成篇累牍的任何条约、承诺、协定素不可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高举国际主义大旗的教父列宁,早在1920年10 月14日俄共政治局会议中就提醒委员们,作为侵俄的潜在基地,外蒙的地位攸关国家安全;次年,蒙共领袖苏赫巴特率团会见列宁,双方共同草拟了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这一事件充分表明,策动外蒙独立、分裂中国,其实是列宁所指使,也是俄人不论老沙皇或新沙皇(毛泽东抨击苏联修正主义用语)的一贯目标”。（引自孟泳新《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 民主中国】 12/2/2015 ）

 

    上面我主要地复述了我在2015年前所写有关文章，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但我要借这一小节行将结束之机，有必要再重复指出，最主要的是在研究与讨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对此进行价值评判时，必须要树立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观点，也就是，“确立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以及毛泽东其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及与其所有的政敌的争斗、夺权、建国的历程为主要副线轴，这主要副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引自于2019/04/25 发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 ） 应该讲，黄鹤昇先生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一文，当时也是发表在民国复归派的主要人物辛灏年先生所主持《黄花岗》网站上，说来应该还是由辛灏年先生牵线我得以认识了同住在德国的黄鹤昇先生；记得辛灏年先生还为黄鹤昇先生写了推荐文章，但辛灏年先生只会说、不会用，不会将康德哲学中的精华“康德三分法”运用到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依旧还是坚持毛泽东共产党的“二分法”，分析问题时依旧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二极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主要是严重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形而上方面、解释方面处处的不通。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思想史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是没有蒋介石的位置。）没有梁启超、张君劢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存在一样。我在2015年前所写有关文章之后，我还是考虑到，还会有人会坚持他们的“二分法”，故我只能一直思考如何来能彻底地说服他们放弃“二分法”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是，能否找出在当时与斯大林掠走外蒙古所相当的国际外交斗争中中国人取得成功的历史真实的事例。为此终于我在九月中旬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切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梅汝璈“法官座席之争”之事。

 

     作为亲历者，梅汝璈力图将东京审判如实记录下来。1973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尚未完成，梅汝璈不幸与世长辞。在这本书中叙述的“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学》2005年第7期中说， “由于远东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这个问题在开庭前好几天在法官会议上便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照道理说，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既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这就是说，应该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为序。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许多法官，特别是中、美、加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

 

　　“但是威勃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由于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他便千方百计地要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他最初的提议是法官次序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威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他又提议按参加东京审判的11国的国名字母次序来排列，但这样一来事情更乱，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此时，也有人提议按法官的年资为序，但年资是没有一个可以适用的标准的。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此时，梅汝璈发言道：“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话音刚落，法官们都忍不住笑了。庭长威勃对梅汝璈说：“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璈答称：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

 

　　这个问题在半认真、半开玩笑中讨论来讨论去，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1946年5月2日），这一问题的争执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说下午四时举行法庭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嘱大家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下午预演开始时，威勃突然宣布，座席的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盟军总部的意见。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抗议，他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既非按照受降的次序，也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亦非根据按照国名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我不能接受。说着毅然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 

 

　　梅汝璈的这一行动，使威勃很尴尬。他只好以种种理由来反复劝说梅汝璈。在梅汝璈不为其话语所动的情况下，他最后只得说今天的预演是临时性的，明天正式开庭时再作调整。梅汝璈知道他又在玩弄花招，故明确指出：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由于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法官们作了最后表决，终于使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合理排定。……此时，虽然已较预定的彩排仪式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但梅汝璈以其正义的行为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梅汝璈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总结道：“我们在这里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下法官席位的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夸大斗争胜利的意义，而是要从这个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它依然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这就说明，在那时要维护中国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巨的斗争。最后还要认识到的是：在进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中，立场必须合理合法，同时也要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临机应变。””

 

　　梅汝璈的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法官座席之争”的意义。下面说一下我在这里为何要对这个问题花费这么多的篇幅予以叙述的原因。本来我要说感想是非常的多，只是由于篇幅关系，只能讲一条最最的主要理由。

 

    梅汝璈法官在上面所讲的，斗争必须要“合理合法”。梅汝璈法官讲，“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的忍受和投降，中国决不能接受被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决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我决不能出席这样的安排，全世界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都等在审判大厅，他们一定会拍照报道，所以我不能接受。当这些照片和报道到了中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如果我同意了这个安排，就等于侮辱了我的国家，就等于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一切的一切，所以我绝不会出席彩排。”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蒋介石的手下与斯大林的会谈，可以发现，蒋介石的手下皆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像梅汝璈法官一样的浩气凛然、威武不屈，又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像梅汝璈法官一样的沉稳睿智、足智多谋、思虑缜密。蒋介石的手下个个都想不出，应该当面直接指出，苏联在二战亚洲战场上起的卑鄙之角色，而中国却在亚洲战场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应该当面直接指出，你要我外蒙古是小，你明显地侮辱了我的国家，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你明显地侮辱所有中国人的尊严，是大，是永远不能容忍的。这是二。

 

    特别是这两点，其实，这也是我当初写作系列文章《“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一一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真正的主旨之一，但后来当写作到四评下（3）时，因为陈奎德拒绝登载，我只能中断我原来的写作计划。请参看我的《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2013.1.6 ）中《我对四六宪法的看法兼谈“以人的尊严为本”是民运组织的首选》这一短文。而至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清楚认识到、并严格区分开 “以人为本”与“以人的尊严为本”之间的区别，对台海两岸国共民进党三党混战与斗争的认识、看法、对策上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观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对与共产党会谈、特别是所谓“九二共识”的再认识中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没有一个人能清彻地看到，共产党连你们台湾人是什么行政职务都不讲，只说台湾领导人，这中间就是共产党对你们台湾人的尊严的一种蔑视与歧视，在这种前提下有什么会谈的价值呢？西德与东德谈判时就不存在着这样人为的前提，而且西德领导人也都能一再地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对此事只能提到这里为止。

 

    这里还需要提出一点的是，斯大林尽管在没有对毛泽东直接交往过的情况下就能够从无数中国共产党领导候选人中直接选取了毛泽东为中共第一领导人，这说明了，斯大林识别人才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况且斯大林早已经有过一次对蒋介石的近距离接触（二十年代），对蒋介石早已了如指掌了，并且事先又作了充分的准备。是故，我们认定，斯大林这一方面的识人能力加上另一个方面“充分的准备”，是足以取得对蒋介石的隐蔽战略之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