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抗日战争最危急的一九四零年春季，出生在重庆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据父母亲讲，我的曾祖父聪明能干又能吃苦，幼年家境贫寒，被他的父母送去学铜匠。那时铝、不锈钢和塑料生活用具尚未出现，许多生活用具和工具都是铜制的，像：墨盒、水烟袋、旱烟袋、火锅、面盆、水壶、香炉、锁具…等等。

 

曾祖父出师后，便自己挑铜担走街串巷出售自己加工制作的的铜制品，或是帮客户修理和打制铜制品，由于手艺精湛，为人隨和生意越来越好，加上自已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资金，就自已开起了铜舗，以后生意慢慢做大，先是在南京做生意，后来又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并且不仅继续经营铜器，而且也开始经营百货、南货、海味…等生意。

 

到我的祖父(陳锡章)手里生意已经做大。到民国初年，长江三峡里的一些險滩、暗礁先后被当时的政府派工兵炸掉，川江(指长江四川段)开始通航轮船，轮船可以从上海一直开到重庆，使四川出现了重大商机。“天府之国”富饶的物产如大米、桐油、菜油、猪肉、药材、柑桔、榨菜、美酒…等，以前因蜀道难和川江不能通航轮船，一直难以远销江南各地；江、浙及沿海一带的海味和进口的洋布、百货和工业制品也难以进入四川销售。川江通航之后这一局面将大大改观，当时四川虽因川江通航出现巨大商机，但由于川江刚通航航道仍充满危險，船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此外四川当时军阀、帮会、土匪横行，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战不止，所以入川做生意要冒极大的风險。

 

我的祖父属那种既有远见又敢于承担风險的商人，因此他成了第一批入川做生意的江浙商人之一。据我父亲说，祖父他们刚到重庆做生意时，一到傍晚，便不敢轻易出门，更不敢出城，重庆城外就是土匪(四川人称之为“棒老二”)的天下，那时被土匪打劫、绑票的事在重庆时有发生。当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绑匪外号叫“铁匠老黄”，据说只要父母在哭闹的小孩面前说一声：你再哭，铁匠老黄就要来了！就可立马吓得小孩不敢再哭闹。由此可见“铁匠老黄”凶残的形象不仅令大人们毛骨悚然，而且也已深深植根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巨大的风險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祖父他们把四川那些以前因蜀道难而难以运出，以致价格低廉的土特产运往江浙一带批发给当地的零售商；同时又把江浙的百货、洋货、南货、和海味等运到四川批发给当地的零售商，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因而资产迅速扩大。因业务需要在重庆成立了“元记字号”的总号，在万县、宜昌、汉口、上海等地均设有分号。其中万县分号主要负责川东货物的集散；宜昌、汉口分号主要从事往来货物的转运，上海分号主要从事江浙一带南货、海产及进口洋货的采购和四川运来货物的分销批发；汉口和宜昌的分号主要从事往来货物的中转。因为那时大型的轮船只能开到汉口，上行的货物到汉口后，要卸下岸再装上中型的轮船运到宜昌，到宜昌后又要缷下岸再装上小轮船经滩多、水急、航道狹窄的长江三峽运往万县和重庆；下行的货物从重庆装上小轮船到万县，装上川东采购的土产之后，一直开到宜昌，经宜昌中转装上中型轮船后，开往汉口，货物在汉口中转装上大型轮船之后，直接开往上海由上海分号进行销售。

 

  我的祖父不仅做生意有勇气、有远见，而且在处理家事上也显示出他的精明和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前在我祖父手下当学徒的一位刘姓学徒(刘吉庵)，因为精明能干，尽管他出身一般，祖父不仅对他加以重用，而且把他的三女儿许配给他(这位刘姓学徒就成了我的三姑父)。我父亲因在他的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所以深受我祖母的宠爱，从小便养成了“大少爷”习气，心思多用在吃、喝、玩、乐之上，对做生意并不十分感兴趣，因此祖父不顾家境的悬殊要为我的父亲找一位精明能干的媳妇来帮我父亲当家。于是经人介绍祖父看中了精明能干又漂亮的马家大女儿，她就成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漂亮从一件意外的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我舅舅一家从河南开封逃难到重庆后，有次我母亲和我的大表姐一起在重庆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張合影，后来有次母亲进城(当时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家已搬到重庆南岸汪山的乡下)在轮渡附近的小摊上看到有我母亲和大表姐的合影照片在那里出售，引起我母亲和陈氏族人的愤怒，立即派人找到那家照相馆进行交涉(按现在的说法是该照像馆侵犯了我母亲和大表姐的肖像权)，原来那家照相馆见那張合影照得好，照片上的人又漂亮便放大了一張装在镜框里放在柜台里展示，以显示该照相馆摄影技术的高超，来吸引顾客，并无恶意。至于小贩们贩卖的照片系该照相馆某员工为牟取私利，私下翻印了许多張卖给小贩出售，系该员工的个人行为，与该照相馆无直接关系，交涉的结果是该照相馆登报公开道歉，从柜台里拆下照片，并从小贩手中收回所有照片予以销毁，并由该照相馆对私印私贩照片的员工进行惩处以了结此事。

 

   我的外祖父原是做古董玉器生意的，后来家道中落，便到开封一家外国人开的纱厂当“管事”(大概相当于总务、帐房之类的差事)。我母亲幼年曾在该纱厂做过童工。父母亲于上世纪卄年代末在上海结婚，婚后先后生过七个子女(五男二女)，最早生的两个儿子都在一、两岁时夭折。而我的三姑父母当时己养育了十余个儿女都生长得很好(三姑父母后来总共生育了八男七女而且都长大成人)，很令我的父母羡慕，所以当我的大姐出生之后，为了沾一点三姑父母多子多女的福气，就拜我的三姑父母为干爹、干妈。说来也奇怪，此后我父母又生下的三男一女包括前面生的大姐在内一共五个儿女都顺利长大成人，我在这五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在所有七个子女的五个男孩中也排行第四，所以我的小名按南京人的叫法就叫“小四”，而按四川人的习惯叫法尽管是小孩也叫“老四”。

 

一九四零年春我在重庆出生时，由于重庆当时已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我家已搬到重庆南岸的汪山的一座山脚下稍高处，建了一座平房并在房后的山上挖了一个U字型的防空洞，防空洞有两个进出口，以防一个进出口被炸塌还可从另一进出口出來。屋后有阶梯直达防空洞的两个进出口一旦防空警报响起，全家及附近邻居和当地村民都可进入防空洞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汪山虽在城外，但与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所在地黄山中间只隔了一条公路，所以常有日机飞来投弹扫射。听母亲说有次日机来轰炸，她因怀着我弟弟快要临产了，行动不方便，父亲又不在家，便存侥幸之心(因轰炸这么多次我家的房子和附近都未被炸过)便没有躲到防空洞里去，就躲在靠窗的一张床底下，不料附近落下一枚炸弹炸飞起的一块巨石破窗而入，砸在床靠近里面靠窗户下面的那根床梁上，床梁被砸断，我母亲幸亏躲在床靠外面的那根床梁下才躲过一难(因床下靠里面堆满了东西，母亲无法挤到里面去)。

 

  汪山及其附近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虽然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一家就离开了那里，但我至今仍记得在我家对面的山上有一座丁家大坟，全由石头砌成，规模很大，哥哥姐姐常带我到那里去玩，大概由于年代久远，这座用红砂岩建造的坟墓的石头都已发黑。

 

坟的右侧后面有一座大花园，里面种滿了各种花草竹木，还建有一座宝塔。尽管是战争年代，每年春暖花开之日，仍有不少青年男女从城里來这里赏花游玩。四川军阀、国民政府的陸军上将王陵基的官邸也在那里，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戒备森严。

 

汪山下面公路的对面，左边是戒备森严的蒋介石黄山官邸，右边是梅岭(我的三姑父母一家住在那里)，梅岭对面靠汪山这一边是汪家花园，是一位姓汪的留法医生建的一座豪华的花园别墅，虽为私人花园也对外开放，供游人游览，从汪家花园再顺公路往右走，不远就是空军医院，里面住满了与日机作战血洒长空的受伤飞行员。因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在傍晚到公路上散步、或步行去空军医院慰问那里负伤的飞行员。为保卫蒋氏夫妇的安全，公路上驻有一个宪兵队，每当蒋氏夫妇到公路上來散步、或去空军医院慰问伤员，宪兵们就在公路上站岗警卫，有时学生们放学在公路上遇到散步的蒋氏夫妇，学生们都会按老师的教导向蒋氏夫妇问好，通常都是“委员长好！”、“夫人好！”，不过没有人喊“万岁！”和“万寿无疆”之类的话，蒋氏夫妇也回礼说：“小朋友好！”，有时也对学生们夸赞、鼓励几句(这都是在汪山开智小学唸小学的大哥、大姐告诉我的)。

 

  抗战开始不久日寇逼近河南开封，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便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文物古董和手饰埋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主要是怕在逃难途中遭人抢劫)后便从开封一路往南开始逃难，还未逃到湖北就拍电报向我父母告急：钱已用完。我父母亲接电报商议后，立刻按电报上的地址寄了四百元关金去。舅舅他们一行逃难到武汉后又来电称：又没有钱了。父母亲又寄了一笔足以让他们逃难到重庆的钱给他们。舅舅他们一家八口人，终于在历经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之后，逃难到了重庆。

 

父母亲帮他们在重庆南岸的龙门浩一个宰牛场附近租了一所平房，又讬熟人找王陵基帮忙(这其中当然少不了花钱)为舅舅在军队系统找了一份“庶务”的差事(相当于总务、司务之类的差事)，专管所属部队的銭粮，职衔中尉；又找人帮忙把舅舅的大女儿在一家肥皂厂找了一份工作，舅舅那份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个“肥缺”，但因舅舅生性耿直、忠厚，从来没有一点非分的念头，所以仅凭舅舅和大表姐的两份微薄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的重庆是难以养活一家八口人的，再加上父亲时常要外出到沦陷区去跑行商(城里的铺面已被日机炸毁，往江浙一带的货物交通又已中断，“元记字号”早已无法继续正常经营)，家里也需要有人照应，就把外公外婆接到我家，既可减轻舅舅一家的负担又使我家有人照应。当时的家境虽比不上抗战之前，但仍可勉強维持比一般家庭为好的生活，家里请了一位姓王的大师傅负责做饭、挑水、劈柴和其他下力气的工作，还请了两个奶妈，给我喂奶的叫王奶妈为人精明能干，给我弟弟喂奶的叫张奶妈为人忠厚老实。

   据我母亲讲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总是拉肚子(不知是慢性肠炎还是慢性痢疾？)，天天只能吃醤油拌稀饭(因听信中医要忌觜，不能吃油荤)，所以到快三岁还不能走路，到下面的邻居家去玩只能沿着石头阶级一级一级爬上爬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把拉肚子的毛病治好，身体才慢慢好起来。

 

我小时候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每当一家人出去散步或游玩时，我总是要走在所有人的前面，一旦其他人走到我的前面去了，我马上就会又哭又叫，一定要走在我前面的人都退到我的后面来方才罢休，即使他们在前面不动，等我走上前去也不行。我的外公祘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见此便对我的父母说：“这娃将来必有出息，必能出人头地”。

   有一年我大约四、五岁；我弟弟大约两、三岁时，我俩在一高床上嘻戏，我不不心被弟弟一推仰面朝天从高床上倒了下去，左手先着地，造成左手肘关节骨折，我痛得大哭不止，母亲吓慌了，父亲又外出做生意去了，正当我母亲急得六神无主的时候，有当地村民提醒，在汪家花园附近，有位外号叫“灵芝仙”的著名伤科医生(中草药医生)治伤医术十分了得。于是母亲立即要大师傅老王抱着我和她一起到“灵芝仙”的诊所去找他给我治伤。这位灵芝仙当时大约五十多岁，他看了看我受伤的手，他用手在我的伤处捏了捏，痛得我大哭大叫，然后对我母亲说：“我先开几付药拿回去煎水给你儿子喝，吃完这几付药你儿子的手就会好的”。回家后母亲叫奶妈把药煎好喂给我喝下去。后来我母亲说服药后当天晚上她抱着我听到我手臂里的骨头响，我记得那药是一种宗黄色的粉末，煎出来的药液是一种棕黄色的悬浊液，味道不十分苦而略带甜味，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灵芝仙”为防止其治伤秘方泄密，他把那些中草药都碾为粉末。服药后疼痛逐日减轻，大约只有十多天手就痊癒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这一情况立即令当地许多早已对“灵芝仙”的医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村民们，把“灵芝仙”的医术传得更加神乎其神。我至今仍怀疑当时我的手臂是否真的骨折了，如果是真的骨折，“灵芝仙”当时为何不采取任何固定措施？即使是中草药伤科医生对骨折处也要用竹木片或杉树皮之类的东西把折断的骨头对好后再加以固定，以利骨骼正常生长恢复，不致造成畸型。我估计当时可能是肘关节脱臼，造成肘关节韧带严重拉伤引起肿胀和剧痛，灵芝仙当时在我的伤处揑了捏引起我痛得大叫，实际上就是用手法使我的肘关节复位，所开之药不过起镇痛、消肿、活血化瘀的作用罢了。如果真的骨折不加固定，仅凭服药骨头断处仅十几天的时间内便可自动对接生长好，不发生错位和导致畸型实在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听父亲说这个“灵芝仙”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原来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起了)，他早年在重庆招商局的一家客栈(也就是现在的旅店、宾馆)当帐房(即现在的会计、出纳)，某年有一位在重庆街头卖艺兼治病卖药的山东老汉住在他们客栈，此人后来不知是因水土不服，还是其他原因在该客栈一病不起，所赚的钱也花完了，既不能上街卖艺、卖药、治病赚钱；也无力支付客栈的住宿和伙食费用；更无力延医为自己治病。此时客栈的伙计(现在叫服务员)见他欠客栈的住宿伙食费无力支付，而且也看不到山东老汉有病癒的希望，便要将山东老汉赶出客栈。正当山东老汉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之时，正好被“灵芝仙”看到，见山东老汉孤苦一人、贫病交加顿生怜悯之心，“灵芝仙”便对伙计说：把这个老汉所欠的銭和今后的食宿费用都记到我的帐上，又对山东老汉好言抚慰一番，要他安心养病，又交待伙计好生照料不得怠慢。“灵芝仙”又花钱请来医生为山东老汉治病，经几个月的悉心医治和调养，山东老汉的病逐渐好了。某日山东老汉要伙计把“灵芝仙”请到他房里，对他说：某先生，我这次在重庆蒙难，幸得你全力救助才逃过此劫，现虽已痊癒但岁月不饶人，我已感力不从心，打祘返回山东老家颐养天年，了此残生，我有祖传医术分内外各科，因家乡连年战乱我家中已无嫡系后人，我闯荡江湖数十年，想找一个智慧品德均堪继承我祖传医术之人均未得其人，不期此次重庆蒙难幸遇先生，我见先生气宇轩昂(我至今仍记得“灵芝仙”的容貌：四方脸、面目清戄、五官端正、双眼炯炯有神，中等身高，穿一身黑色绸布对襟中装)、为人仗义、乐善好施、极富怜悯之心，这些都是行医必备的品德，从和你对弈可看出你智力过人，具备学医行医的能力，我有意将我祖传的医术传授给你，以免这些医术失传，也使你今后能以这些医术造福桑梓，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灵芝仙”听罢喜出望外，连忙说：“晚生愿意！晚生愿意！”，说着就要拜师，山东老汉连忙阻止说：“且慢！且慢！”，等我先把一些规矩告诉你，如你能遵守，再择一黄道吉日正式拜师不迟。山东老汉告诉“灵芝仙”这些规矩是：一、此医术传子不传女。二、不可藉这些医术斂财。三、不可脱离治病救人扶危济困的宗旨。四、不可藉此医术大肆招遥博取虚名……等等。“灵芝仙”学医心切连声说道：“晚辈愿遵守前辈教诲、恪守祖训”。于是他们二人共同商议，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就在山东老汉的住房里焚香秉烛、叩头拜师，“灵芝仙”指天盟誓：愿遵守师父祖训。此后每日业余灵芝仙都到山东老汉处学习医术，山东老汉让他先从外科学起(包括伤科、骨科、风湿、跃打损伤、疱疖痈疽…等等)，以后再学内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几个月后刚学完外科，灵芝仙总想找机会验证一下所学医术是否管用，也想找机会在同事们面前露一手。有一天机会终于來了，码头上帮派之间发生械斗，招商局的一名员工被对方打成重伤，口吐鲜血，全身多处骨折，抬到客栈里已奄奄一息。有伙计提出赶快送医院抢救，正好被“灵芝仙”遇到，心想这不正是验证所学医术是否灵验，和在同事们面前露一手的大好机会吗？早把师父“不可大肆招遥博取虚名”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连忙对伙计们说：“莫慌！莫慌！先让我来试一试”，灵芝仙先给伤者服用和敷用了止血药把血止住了，又把伤者断裂的骨头对正，并用小木片和布带加以固定，以后又用了一些活血化瘀、接骨生肌的中草药，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这位受重伤员工的伤治好了。此事一传开，“灵芝仙”顿时名声大振，同事和周围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都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绝活。此事早已传到山东老汉耳里，只是怕影响对伤者的治疗，所以山东老汉一直隱忍不发，等伤者痊癒后，一天，山东老汉把“灵芝仙”叫到房里，对他说：“你才学了一点皮毛，便到处显露本事博取虚名，太不沉稳、太虚浮，外科医术你已学得差不多了，其他的你也不必学了，这点外科医术已足可使你一生受用不尽”。说罢，山东老汉便收拾行装要啓程回山东老家，“灵芝仙”再三表示悔悟、并一再挽留也无济于事，山东老汉对他说我意已决，你也不必阻拦。“灵芝仙”知山东老汉去意已决不可挽回，只好备足盘缠和路上用品，在码头上与山东老汉挥泪告别。

 

此后“灵芝仙”便辞去招商局的工作一心行医，并给自己起了“灵芝仙”这个名号，到后来人们只知道“灵芝仙”，他的原名已被人们忘记。他行医从不向人索要诊费和药费，都是先看病、诊断、服药，治好后，隨病患给多少诊费和药费，有钱的多给，他也不嫌多；钱少的少给他也不嫌少；无钱的不仅看病不收钱，连药也白送。“灵芝仙”的医术和医德广为人称道。由此看来“灵芝仙”的确吸取了那一次“露一手”的教训从此不敢再违背祖训，一直都是遵从师父的遗训的。

 

  隨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寇在中美英联军的沉重打击之下，海空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陸空军去太平洋战场，此外隨着中美空军力量的加强，日寇已无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天上飞的也多是中国和美国的军民用飞机。我记得我和哥哥姐姐有时在屋外的平台上看见有大型民航机飞过，就会一起吹呼：“爹坐飞机回来了！”结果大多是空欢喜一场。

 

抗战爆发后不久我家在重庆的字号就被日机炸毁，再加上与江浙一带的交通中断，“元记字号”的生意已无法继续营运，家里虽还有些资产积蓄，但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的严峻，似乎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后来陈家的顶梁柱我的祖父因患痢疾久治无效而去世，祖父去世时我还太小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后来从留下的祖父去世时向亲友、同仁发布的一份讣告上看到过他的遗像，那本讣告暗兰色的封面中上方有一个楕园型的白色区域里面嵌着祖父的半身遗像，四方脸、稍胖、面目慈祥、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身着一件黑色高领马褂。祖父死后作为把陈氏家族维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消失了，在此之前另一根纽带“元记字号”早已土崩瓦解了，分家就成了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分家由我的祖母主持(我的祖父母此较开明不仅给儿子而且也给女儿继承权，但我的四姑妈嫁到上海因家境富裕而放弃继承权)。我母亲考虑到四房人家：我家，我大伯、二伯去世得早，他们的子女均已在读大学、中学，三姑父从学徒做起，做生意精明能干，他的子女也大都在读大学中学，只有我父亲在上海唸完高中后和我母亲结婚，后来来到重庆，虽也在字号里做事，但主要的经营活动都由我的祖父、三姑父和其他几位干练的资深员工进行，我父亲虽为人谦和但不精于生意，而我家五个儿女最大的才刚唸初小，我父亲因排行最小，从小深受祖父母的宠爱，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喜欢吃喝玩乐，还养成了抽鸦片烟的劣习。我母亲向祖母提出：其他三房的子女均已由未分家前家族共有的钱财养大、已经或正在完成学业，只有我们这一房，五个儿女年纪都小，今后要抚养成人这笔费用要由我们一房来承担有失公平，所以母亲向祖母提出应在财产中先提出一笔钱作为我们这一房的子女抚养费，余下的财产再按四房平分，其间虽也有些争执，但在祖母的协调和我母亲的据理力争之下终于同意了这一分家方案。

 

  分家后我母亲採取断然措施強令我父亲戒掉了吸鸦片的劣习。首先母亲晓之以利害：原来祖父在，字号的生意也兴隆，你抽鸦片这点开支尚无足轻重，现在作为靠山的老太爷去世了、字号也没有了、家也分了，最大的女儿才刚读初小，你再抽鸦片，把分得的这点财产抽光了拿什么养活一家七口人？说得父亲无言以对，只好答应下决心戒掉鸦片。于是母亲买来戒鸦片的药物、断绝鸦片的来源、戒烟期间不准父亲出门(防止他到鸦片烟馆去抽鸦片)、谢绝所有抽鸦片的亲友来访。戒鸦片是一个十分痛苦艰难的过程，为减轻戒烟期间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母亲亲自下厨为父亲做一些富有营养的美味佳餚供父亲滋补身体，在母亲的软硬兼施和父亲的坚持之下，父亲终于戒掉了多年抽鸦片的劣习。这期间我母亲做的菜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母亲为何能烹制出让饱食各种山珍海味和美味佳肴的陈家三少爷(我父亲在他们兄弟中排行第三)都赞不绝口的菜餚呢？说起来是有一番来由的。我的祖父母对于吃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很早就把重庆有名的“百陵餐厅”的掌厨大师傅老王(不是前面写到的在汪山的那个老王)用高薪请到自己家里来当大师傅，专门为陈家人烹制美味佳餚和各种点心。这位王大师傅不仅擅长川菜、江浙菜的烹制，也精于制作各种精美的点心。我母亲嫁到陈家后不久，便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来到重庆，在家里当起了少奶奶，除了出去上街或观赏京剧之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对于一个从小做惯家务又在纱厂做过童工的她来说，一下子还很难适应这种无忧无虑、无所所事事的优闲生活。有时母亲会到厨房看王大师傅做菜、做点心，有时也在厨房里帮一点忙，我母亲是个极聪慧的人，记性又好，许多事一看就会，王大师傅也不会担心陈家少奶奶会学了他的绝活来抢他的饭碗，所以也乐意教她几手，这样我母亲不经意之间就从王大师傅那里学会做得一手好菜和各种精美的点心，不过以江浙风味为主，因为陈家人虽来四川多年仍不适应川菜的麻辣味。母亲不仅菜做得好，点心也做得非常好，不仅做的汤包里面有汤，就连锅贴(煎饺)、蒸饺、春卷一咬开里面也有汤，加之餡子用料十分讲究，多为鸡丝、冬笋、韮黄、口磨(张家口外内蒙古一带产的小干磨菇味极鲜香)、香菇…等，凡吃过的人无不拍手叫绝。

 

   父亲戒掉鸦片后，虽然分家分得的财产尚可维持较为优裕的生活，但母亲知道长此坐吃山空，总有钱财耗尽的一天，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之下，父亲与朋友一起去跑行商，来往于四川与沦陷区之间做生意，因中日交战，有时货物要通过战线；有时要面对土匪、帮会的抢劫和敲诈。战时许多地方缺少甚至没有交通工具，须骑马、乘滑竿(四川人把人力抬的轿子称作“滑竿”)或步行；有时要从上海绕道越南经昆明再乘汽车或飞机回重庆，所以当时到沦陷区跑行商不仅充满风險，而且也耗费时日，有时跑一趟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我曾听父亲说过，有一次他和同行的商人一起带着货物到达长江沿岸的一个小城镇，遇到一伙帮会的人前来找麻烦，对方先放出帮会的黑话试探父亲他们的来路。当时父亲一想，坏了！这下财物难免被洗劫一空(帮会成员通常不会伤人性命，除非你反抗)，不仅二、三十天的辛苦白费了，还落得个血本无归。因“元记字号”里负责货物运输的员工有不少是入了帮会的(字号里没有这些具备帮会背景的员工是无法保障货物运输沿途的安全的)，父亲在字号里做事时，从这些人那里熟悉了帮会里的许多黑话和规矩，想到血本无归的后果和一家人今后的生活，父亲不得不冒險用他掌握的帮会黑话与对方应答(如被发现外人冒充帮会成员是会遭到严惩的)，几个来回下来，父亲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此时对方认定父亲他们也是帮会的成员，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对我父亲一行人非常热情客气，一起喝茶饮酒(当然是由我父亲他们花钱)，并派人把我父亲他们一行人和货物安全送到下一个码头，并交待该码头帮会人员给予关照，就这样一站一站一路顺利，人和货物都安全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当中免不了要按帮会的规矩付给各码头帮会一些费用。这大概是我父亲舒适、安逸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唯一的一次风險。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历时八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指一九四九年年前的历史上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我记得胜利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上飞机飞来飞去，不时投下一颗颗耀眼的照明弹，把汪山和整个重庆都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五颜六色的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上不停地扫来扫去，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整个中国大地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当这苦难深重的民族正在忘我庆幸多年不断的苦难终于到了尽头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曾意识到一场更为深重、更为持久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灾难正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他们。

  这场战争给陳氏家族造成的灾难不过是“元记字号”各地铺面被毁、交通中断物资商品无法流通及祖父母的过早去世，导致“元记字号”的解体，以及战时物资匮乏给生活造成的不便，这比起沦陷区各个家族、家庭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及在日伪统治下当亡国奴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来根本祘不了什么。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全家也离开了汪山，搬到重庆南岸一个叫葡萄院的地方，尽管当时年纪很小，但汪山已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记得，在我家右上方有一所平房，住着伍大爷一家，伍先生是“元记字号”的老员工，另一家是从浙江逃难到重庆，又因躲轰炸搬到汪山的卢先生一家(卢先生比我父亲要小几岁)，他们两家常到我家串门。在我家右下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左边盖瓦右边盖茅草的平房，盖瓦的那一边住着张大爷一家(张大爷是当地有名的花匠)，张大爷家的旁边有一株很大的白兰花树，白兰花盛开时，张家摘下白兰花到市场上出售，也时常送一些给我母亲。张大爷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对从外地搬到汪山躲飞机的外来人，经常给予各种帮助，张大爷以帮大户人家种养花木为生，像汪家花园、王陵基家花园……的花草树木都是由他种养、修整。对张大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的大师傅老王不知是从哪里抓到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嫩红色还未睁开眼睛的小老鼠，大约有七、八个吧，我母亲立即打发人到下面去叫张大爷来，母亲倒了一杯白酒、一小碟醤油和用纸包着的那一窝小老鼠放在餐桌上，张大爷来后十分高兴，坐下后便用筷子夾起一只嫩红的小老鼠往醤油碟里一醮便往嘴里一送，一边吃一边喝酒。当时我驚诧不已，一个个活生生的小老鼠未经过任何烹饪加工便被这样吃下去了，而且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

 

  汪山附近有个风景名胜叫周武山，那里的庙会是十分热闹的，记得母亲带我们去周武山赶庙会，因我年纪小便由大师傅老王背着，有一段路十分危險，一边是悬崖，路又窄又陡，老王不仅用脚而且不时还要用手协助攀爬，我看到悬崖下面的深渊非常害怕，好不容易才到达庙会现场，只見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比肩接踵，卖什么东西的都有，还有耍猴的、玩把戏的、卖艺的，那里的庙宇十分雄伟，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

 

  沿汪山下面的公路往右走，公路旁有一个长方形的水库，当地人叫它“大堰塘”，每到夏天不仅有人在大堰塘四周钓鱼，还有不少人在大堰塘里游泳，我们一家人也常到那里去玩，父亲会在堰塘里游泳，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常在堰塘尾部的坝上用笤箕上放点米饭用一根细绳吊起放到堰塘里去捞小鱼吓，年纪大的堂兄们常在堰塘边钓鱼，有次正鸿堂兄(他当时在重庆唸大学)钓了两条一尺多长的大鱼，引得我的父母和周围的人一片啧啧称赞。玩累了还可到大堰塘大坝上的茶馆里去乘凉休息、喝茶和吃点心。那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刻。有时父母亲也会在鲜花盛开的季节带我们到汪家花园、王陵基家花园和梅岭三姑妈家去玩、去赏花。每到这个季节还会有不少城里来的游客到这些地方来玩。那时汽车很少，交通主要靠骑马、坐滑竿(一种两人抬的竹制轿子)和步行。有时母亲也会带我们进城去玩，先坐滑竿到重庆南岸的龙门浩码头，然后乘轮渡过江，又乘缆车上到望龙门码头，才祘是进到城里的街上了。离开汪山已七十多年，但那里的青山绿水、秀丽的风景和往事依然魂牵梦绕在我的心中，令我难以忘怀。

 

  隨着抗战的胜利各地交通、商业开始恢复，“元记字号”及其分号均已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八年来坐吃山空，家里乘下的资产除了汪山的住房和城里的地皮(地上的铺面已毁于日机的轰炸)之外只有一些珠宝手饰，已没有多少现金，要重新恢复元记字号已非易事。抗战期间父亲虽冒着生命危險往来于重庆与沦陷区之间跑行商也赚了一些钱，但为数终究有限，加之战时大量难民湧入四川、交通中断造成物资供应紧张致使物价飞涨，而要维持一家十二口(一家七口人加上外公外婆、两个奶妈和一个大师傅)过惯了的优裕生活的人的开支是很大的。所以到抗战胜利时经济已感拮据。此时住在我家右上方房子右侧的浙江宁波人卢先生，因为都是下江人(四川人把逃难来四川的江浙一带人称作下江人，意思是住在长江下游的人)无事时，常到我家摆龙门阵(四川人把闲谈叫作“摆龙门阵”)，此人见多识广又有文化和我父亲一样都唸了高中(这在当时的中国祘是很高的文化了)，卢先生一家五口逃难到重庆多年，也到了家资耗尽的地步，卢先生原先经营过西药，对西药生意比较内行，抗战胜利后他也想重整旧业，可惜无资金重整旗鼓。而我父亲原也想重整“元记字号”的旧业，但因世事变迁，四川与江浙的交通日趋便利，不仅有水路、公路还有航空，导致做四川、江浙两地生意的人越來越多(这与战时大量江浙人湧入四川有关)，这使得把四川的土产、药材、酒类、桐油、醤菜…运往江浙一带；把江浙一带的海产品、日用百货和进口货物运到四川这一行业的利润已远没有我祖父他们于民国初年刚入川时那么丰厚，竞争又十分激烈。对此我父亲也想改作其他生意但苦于无门。此时卢先生建议我父亲与他合作，一起到湖南长沙去做西药生意，之所以选择去长沙是因为长沙西医刚开始流行，相对江浙人來说比较保守的湖南人很少涉足西药行业，卢先生又有同乡在长沙经营西药生意，知道长沙西药行业潜力巨大。当时长沙有享誉全国的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素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称，现代中国西医泰斗张孝骞、汤飞凡都出自湘雅医学院，此外长沙还有法国教会办的仁术医院和许多外国教会及私人开设的西医院，所以长沙西药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因我们住在汪山时，附近汪家花园的主人汪医生，便是留法回国行医的医学博士，汪医生以他精湛的医术和西药医治好了许多当地村民和难民，其中许多是服中药久治不癒的病人，这给头脑灵活、目光敏锐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小时候在汪山都到汪医生那里看过病，且效果不错，母亲看准了西药行业的巨大潜力，力主父亲与卢先生合作到长沙去开西药房，当时卢先生境况不佳；我家也没有多少现金，但卢先生熟悉西药行业又有进货渠道，在西药行业的熟人朋友也不少(当时西药行业从业者多以江浙人为主)，卢先生和我父亲苦于资金不足决定共同想办法筹集。父亲把在重庆城里的一块地皮卖了六十两黄金(汪山的房子是没有人买的，难民们都忙于回老家，本地村民自己都有房子，也没有余钱买房)，卢先生找他的三哥借了一些銭。说起卢先生的这位三哥倒是有些来头，此人在宁波唸完高中后便开始做生意，恰好与苏联人做生意，专销苏联生产的“鹿茸精”，一來二往因卢先生的三哥有文化又年轻，目睹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对当时的社会早已不滿，可能还有点当时的文化人共有的救国救民的思想，被与他做生意的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为发展对象，他在伪装成“鹿茸精”商人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的蛊惑之下参加了共产党，仍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一方面为中共收集情报；一方面为苏区(后來的解放区筹集、供应药品和其他苏区奇缺的物资，中共地下党由他出面成立了一家冠名“广大华行”的商业公司。卢先生找他的这位三哥借銭开西药房，他三哥一是念在兄弟情份上，二是考虑到卢先生和我父亲要开的是西药房，对他为解放区供应奇缺的西药也有许多便利，所以不仅同意借部份资金给卢先生，并且还同意卢先生和我父亲将在长沙开设的西药房挂靠在他当董事长的广大华行的名下，作为广大华行在长沙的一个子公司。卢先生在家排行第四，父亲称他做“卢老四”他三哥父亲称他作“卢老三”。抗战时广大华行也在重庆，卢老三一家常到卢老四家來玩，所以我父母也认识卢老三一家人。就这样决定父亲和卢先生一家先去长沙开办广大药房，等生意走上正轨，我们一家再搬到长沙去。我父亲给我们留下半年的生活费后把所有的现金和卖地皮所得的六十两黄金都带上，再加上卢先生从他三哥那里借得的现金在长沙开办一家像样一点的西药房钱还不夠，于是我父亲便到上海找到我的四姑爹出面担保与“施贵宝”、“汽巴”等外国大制药厂在上海的销售公司签订合同，这些国际大医药公司同意第一批药品广大药房不必付给现金，销售后，进第二批药品时再把第一次药品的货款付清，以后依此类推，这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但必须在上海有坚实的担保才行。我的四姑父马功甫在上海从事金银珠宝玉器和古董的进出口生意，与外国洋行交往颇多，在上海的洋行界享有较高的信誉，由四姑爹的公司出面向洋行担保，担保合同很顺利的就签定了。我的四姑父母对我父母非常好，知道父亲为人忠厚本份，也知道我家的处境，所以很爽快地就同意为广大药房担保。于是我父亲和卢先生在卢老三和我四姑父的支持协助之下，广大药房于一九四五年底便在长沙顺利开业了。这期间卢先生和我父亲都不知道卢老三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听父亲说“广大华行”发生了一件怪事：放在总行保險柜里的的一批金砖突然不见了，当时广大华行除卢老三等地下党之外，还有许多股东都是普通商人，报案后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出什么线索，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解放”后卢老三当上了中共外贸部的付部长，才知道原來“广大华行”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此时“广大华行”的股东们才晃然大悟，原來那批金砖是被卢老三等几个地下党拿去支援“解放区”去了，当时“广大华行”的股东、员工们(除地下党之外)做梦也想不到盗走这批金砖的竟是他们的董事长和他的同伙，卢先生大概也是在长沙“解放”后才知道他的三哥是地下党。 

 

 

 

 

 

  我于抗日战争最危急的一九四零年春季，出生在重庆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据父母亲讲，我的曾祖父聪明能干又能吃苦，幼年家境贫寒，被他的父母送去学铜匠。那时铝、不锈钢和塑料生活用具尚未出现，许多生活用具和工具都是铜制的，像：墨盒、水烟袋、旱烟袋、火锅、面盆、水壶、香炉、锁具…等等。

 

曾祖父出师后，便自己挑铜担走街串巷出售自己加工制作的的铜制品，或是帮客户修理和打制铜制品，由于手艺精湛，为人隨和生意越来越好，加上自已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资金，就自已开起了铜舗，以后生意慢慢做大，先是在南京做生意，后来又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并且不仅继续经营铜器，而且也开始经营百货、南货、海味…等生意。

 

到我的祖父(陳锡章)手里生意已经做大。到民国初年，长江三峡里的一些險滩、暗礁先后被当时的政府派工兵炸掉，川江(指长江四川段)开始通航轮船，轮船可以从上海一直开到重庆，使四川出现了重大商机。“天府之国”富饶的物产如大米、桐油、菜油、猪肉、药材、柑桔、榨菜、美酒…等，以前因蜀道难和川江不能通航轮船，一直难以远销江南各地；江、浙及沿海一带的海味和进口的洋布、百货和工业制品也难以进入四川销售。川江通航之后这一局面将大大改观，当时四川虽因川江通航出现巨大商机，但由于川江刚通航航道仍充满危險，船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此外四川当时军阀、帮会、土匪横行，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战不止，所以入川做生意要冒极大的风險。

 

我的祖父属那种既有远见又敢于承担风險的商人，因此他成了第一批入川做生意的江浙商人之一。据我父亲说，祖父他们刚到重庆做生意时，一到傍晚，便不敢轻易出门，更不敢出城，重庆城外就是土匪(四川人称之为“棒老二”)的天下，那时被土匪打劫、绑票的事在重庆时有发生。当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绑匪外号叫“铁匠老黄”，据说只要父母在哭闹的小孩面前说一声：你再哭，铁匠老黄就要来了！就可立马吓得小孩不敢再哭闹。由此可见“铁匠老黄”凶残的形象不仅令大人们毛骨悚然，而且也已深深植根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巨大的风險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祖父他们把四川那些以前因蜀道难而难以运出，以致价格低廉的土特产运往江浙一带批发给当地的零售商；同时又把江浙的百货、洋货、南货、和海味等运到四川批发给当地的零售商，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因而资产迅速扩大。因业务需要在重庆成立了“元记字号”的总号，在万县、宜昌、汉口、上海等地均设有分号。其中万县分号主要负责川东货物的集散；宜昌、汉口分号主要从事往来货物的转运，上海分号主要从事江浙一带南货、海产及进口洋货的采购和四川运来货物的分销批发；汉口和宜昌的分号主要从事往来货物的中转。因为那时大型的轮船只能开到汉口，上行的货物到汉口后，要卸下岸再装上中型的轮船运到宜昌，到宜昌后又要缷下岸再装上小轮船经滩多、水急、航道狹窄的长江三峽运往万县和重庆；下行的货物从重庆装上小轮船到万县，装上川东采购的土产之后，一直开到宜昌，经宜昌中转装上中型轮船后，开往汉口，货物在汉口中转装上大型轮船之后，直接开往上海由上海分号进行销售。

 

  我的祖父不仅做生意有勇气、有远见，而且在处理家事上也显示出他的精明和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前在我祖父手下当学徒的一位刘姓学徒(刘吉庵)，因为精明能干，尽管他出身一般，祖父不仅对他加以重用，而且把他的三女儿许配给他(这位刘姓学徒就成了我的三姑父)。我父亲因在他的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所以深受我祖母的宠爱，从小便养成了“大少爷”习气，心思多用在吃、喝、玩、乐之上，对做生意并不十分感兴趣，因此祖父不顾家境的悬殊要为我的父亲找一位精明能干的媳妇来帮我父亲当家。于是经人介绍祖父看中了精明能干又漂亮的马家大女儿，她就成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漂亮从一件意外的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我舅舅一家从河南开封逃难到重庆后，有次我母亲和我的大表姐一起在重庆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張合影，后来有次母亲进城(当时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家已搬到重庆南岸汪山的乡下)在轮渡附近的小摊上看到有我母亲和大表姐的合影照片在那里出售，引起我母亲和陈氏族人的愤怒，立即派人找到那家照相馆进行交涉(按现在的说法是该照像馆侵犯了我母亲和大表姐的肖像权)，原来那家照相馆见那張合影照得好，照片上的人又漂亮便放大了一張装在镜框里放在柜台里展示，以显示该照相馆摄影技术的高超，来吸引顾客，并无恶意。至于小贩们贩卖的照片系该照相馆某员工为牟取私利，私下翻印了许多張卖给小贩出售，系该员工的个人行为，与该照相馆无直接关系，交涉的结果是该照相馆登报公开道歉，从柜台里拆下照片，并从小贩手中收回所有照片予以销毁，并由该照相馆对私印私贩照片的员工进行惩处以了结此事。

 

   我的外祖父原是做古董玉器生意的，后来家道中落，便到开封一家外国人开的纱厂当“管事”(大概相当于总务、帐房之类的差事)。我母亲幼年曾在该纱厂做过童工。父母亲于上世纪卄年代末在上海结婚，婚后先后生过七个子女(五男二女)，最早生的两个儿子都在一、两岁时夭折。而我的三姑父母当时己养育了十余个儿女都生长得很好(三姑父母后来总共生育了八男七女而且都长大成人)，很令我的父母羡慕，所以当我的大姐出生之后，为了沾一点三姑父母多子多女的福气，就拜我的三姑父母为干爹、干妈。说来也奇怪，此后我父母又生下的三男一女包括前面生的大姐在内一共五个儿女都顺利长大成人，我在这五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在所有七个子女的五个男孩中也排行第四，所以我的小名按南京人的叫法就叫“小四”，而按四川人的习惯叫法尽管是小孩也叫“老四”。

 

一九四零年春我在重庆出生时，由于重庆当时已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我家已搬到重庆南岸的汪山的一座山脚下稍高处，建了一座平房并在房后的山上挖了一个U字型的防空洞，防空洞有两个进出口，以防一个进出口被炸塌还可从另一进出口出來。屋后有阶梯直达防空洞的两个进出口一旦防空警报响起，全家及附近邻居和当地村民都可进入防空洞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汪山虽在城外，但与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所在地黄山中间只隔了一条公路，所以常有日机飞来投弹扫射。听母亲说有次日机来轰炸，她因怀着我弟弟快要临产了，行动不方便，父亲又不在家，便存侥幸之心(因轰炸这么多次我家的房子和附近都未被炸过)便没有躲到防空洞里去，就躲在靠窗的一张床底下，不料附近落下一枚炸弹炸飞起的一块巨石破窗而入，砸在床靠近里面靠窗户下面的那根床梁上，床梁被砸断，我母亲幸亏躲在床靠外面的那根床梁下才躲过一难(因床下靠里面堆满了东西，母亲无法挤到里面去)。

 

  汪山及其附近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虽然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一家就离开了那里，但我至今仍记得在我家对面的山上有一座丁家大坟，全由石头砌成，规模很大，哥哥姐姐常带我到那里去玩，大概由于年代久远，这座用红砂岩建造的坟墓的石头都已发黑。

 

坟的右侧后面有一座大花园，里面种滿了各种花草竹木，还建有一座宝塔。尽管是战争年代，每年春暖花开之日，仍有不少青年男女从城里來这里赏花游玩。四川军阀、国民政府的陸军上将王陵基的官邸也在那里，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戒备森严。

 

汪山下面公路的对面，左边是戒备森严的蒋介石黄山官邸，右边是梅岭(我的三姑父母一家住在那里)，梅岭对面靠汪山这一边是汪家花园，是一位姓汪的留法医生建的一座豪华的花园别墅，虽为私人花园也对外开放，供游人游览，从汪家花园再顺公路往右走，不远就是空军医院，里面住满了与日机作战血洒长空的受伤飞行员。因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在傍晚到公路上散步、或步行去空军医院慰问那里负伤的飞行员。为保卫蒋氏夫妇的安全，公路上驻有一个宪兵队，每当蒋氏夫妇到公路上來散步、或去空军医院慰问伤员，宪兵们就在公路上站岗警卫，有时学生们放学在公路上遇到散步的蒋氏夫妇，学生们都会按老师的教导向蒋氏夫妇问好，通常都是“委员长好！”、“夫人好！”，不过没有人喊“万岁！”和“万寿无疆”之类的话，蒋氏夫妇也回礼说：“小朋友好！”，有时也对学生们夸赞、鼓励几句(这都是在汪山开智小学唸小学的大哥、大姐告诉我的)。

 

  抗战开始不久日寇逼近河南开封，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便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文物古董和手饰埋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主要是怕在逃难途中遭人抢劫)后便从开封一路往南开始逃难，还未逃到湖北就拍电报向我父母告急：钱已用完。我父母亲接电报商议后，立刻按电报上的地址寄了四百元关金去。舅舅他们一行逃难到武汉后又来电称：又没有钱了。父母亲又寄了一笔足以让他们逃难到重庆的钱给他们。舅舅他们一家八口人，终于在历经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之后，逃难到了重庆。

 

父母亲帮他们在重庆南岸的龙门浩一个宰牛场附近租了一所平房，又讬熟人找王陵基帮忙(这其中当然少不了花钱)为舅舅在军队系统找了一份“庶务”的差事(相当于总务、司务之类的差事)，专管所属部队的銭粮，职衔中尉；又找人帮忙把舅舅的大女儿在一家肥皂厂找了一份工作，舅舅那份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个“肥缺”，但因舅舅生性耿直、忠厚，从来没有一点非分的念头，所以仅凭舅舅和大表姐的两份微薄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的重庆是难以养活一家八口人的，再加上父亲时常要外出到沦陷区去跑行商(城里的铺面已被日机炸毁，往江浙一带的货物交通又已中断，“元记字号”早已无法继续正常经营)，家里也需要有人照应，就把外公外婆接到我家，既可减轻舅舅一家的负担又使我家有人照应。当时的家境虽比不上抗战之前，但仍可勉強维持比一般家庭为好的生活，家里请了一位姓王的大师傅负责做饭、挑水、劈柴和其他下力气的工作，还请了两个奶妈，给我喂奶的叫王奶妈为人精明能干，给我弟弟喂奶的叫张奶妈为人忠厚老实。

   据我母亲讲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总是拉肚子(不知是慢性肠炎还是慢性痢疾？)，天天只能吃醤油拌稀饭(因听信中医要忌觜，不能吃油荤)，所以到快三岁还不能走路，到下面的邻居家去玩只能沿着石头阶级一级一级爬上爬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把拉肚子的毛病治好，身体才慢慢好起来。

 

我小时候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每当一家人出去散步或游玩时，我总是要走在所有人的前面，一旦其他人走到我的前面去了，我马上就会又哭又叫，一定要走在我前面的人都退到我的后面来方才罢休，即使他们在前面不动，等我走上前去也不行。我的外公祘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见此便对我的父母说：“这娃将来必有出息，必能出人头地”。

   有一年我大约四、五岁；我弟弟大约两、三岁时，我俩在一高床上嘻戏，我不不心被弟弟一推仰面朝天从高床上倒了下去，左手先着地，造成左手肘关节骨折，我痛得大哭不止，母亲吓慌了，父亲又外出做生意去了，正当我母亲急得六神无主的时候，有当地村民提醒，在汪家花园附近，有位外号叫“灵芝仙”的著名伤科医生(中草药医生)治伤医术十分了得。于是母亲立即要大师傅老王抱着我和她一起到“灵芝仙”的诊所去找他给我治伤。这位灵芝仙当时大约五十多岁，他看了看我受伤的手，他用手在我的伤处捏了捏，痛得我大哭大叫，然后对我母亲说：“我先开几付药拿回去煎水给你儿子喝，吃完这几付药你儿子的手就会好的”。回家后母亲叫奶妈把药煎好喂给我喝下去。后来我母亲说服药后当天晚上她抱着我听到我手臂里的骨头响，我记得那药是一种宗黄色的粉末，煎出来的药液是一种棕黄色的悬浊液，味道不十分苦而略带甜味，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灵芝仙”为防止其治伤秘方泄密，他把那些中草药都碾为粉末。服药后疼痛逐日减轻，大约只有十多天手就痊癒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这一情况立即令当地许多早已对“灵芝仙”的医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村民们，把“灵芝仙”的医术传得更加神乎其神。我至今仍怀疑当时我的手臂是否真的骨折了，如果是真的骨折，“灵芝仙”当时为何不采取任何固定措施？即使是中草药伤科医生对骨折处也要用竹木片或杉树皮之类的东西把折断的骨头对好后再加以固定，以利骨骼正常生长恢复，不致造成畸型。我估计当时可能是肘关节脱臼，造成肘关节韧带严重拉伤引起肿胀和剧痛，灵芝仙当时在我的伤处揑了捏引起我痛得大叫，实际上就是用手法使我的肘关节复位，所开之药不过起镇痛、消肿、活血化瘀的作用罢了。如果真的骨折不加固定，仅凭服药骨头断处仅十几天的时间内便可自动对接生长好，不发生错位和导致畸型实在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听父亲说这个“灵芝仙”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原来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起了)，他早年在重庆招商局的一家客栈(也就是现在的旅店、宾馆)当帐房(即现在的会计、出纳)，某年有一位在重庆街头卖艺兼治病卖药的山东老汉住在他们客栈，此人后来不知是因水土不服，还是其他原因在该客栈一病不起，所赚的钱也花完了，既不能上街卖艺、卖药、治病赚钱；也无力支付客栈的住宿和伙食费用；更无力延医为自己治病。此时客栈的伙计(现在叫服务员)见他欠客栈的住宿伙食费无力支付，而且也看不到山东老汉有病癒的希望，便要将山东老汉赶出客栈。正当山东老汉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之时，正好被“灵芝仙”看到，见山东老汉孤苦一人、贫病交加顿生怜悯之心，“灵芝仙”便对伙计说：把这个老汉所欠的銭和今后的食宿费用都记到我的帐上，又对山东老汉好言抚慰一番，要他安心养病，又交待伙计好生照料不得怠慢。“灵芝仙”又花钱请来医生为山东老汉治病，经几个月的悉心医治和调养，山东老汉的病逐渐好了。某日山东老汉要伙计把“灵芝仙”请到他房里，对他说：某先生，我这次在重庆蒙难，幸得你全力救助才逃过此劫，现虽已痊癒但岁月不饶人，我已感力不从心，打祘返回山东老家颐养天年，了此残生，我有祖传医术分内外各科，因家乡连年战乱我家中已无嫡系后人，我闯荡江湖数十年，想找一个智慧品德均堪继承我祖传医术之人均未得其人，不期此次重庆蒙难幸遇先生，我见先生气宇轩昂(我至今仍记得“灵芝仙”的容貌：四方脸、面目清戄、五官端正、双眼炯炯有神，中等身高，穿一身黑色绸布对襟中装)、为人仗义、乐善好施、极富怜悯之心，这些都是行医必备的品德，从和你对弈可看出你智力过人，具备学医行医的能力，我有意将我祖传的医术传授给你，以免这些医术失传，也使你今后能以这些医术造福桑梓，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灵芝仙”听罢喜出望外，连忙说：“晚生愿意！晚生愿意！”，说着就要拜师，山东老汉连忙阻止说：“且慢！且慢！”，等我先把一些规矩告诉你，如你能遵守，再择一黄道吉日正式拜师不迟。山东老汉告诉“灵芝仙”这些规矩是：一、此医术传子不传女。二、不可藉这些医术斂财。三、不可脱离治病救人扶危济困的宗旨。四、不可藉此医术大肆招遥博取虚名……等等。“灵芝仙”学医心切连声说道：“晚辈愿遵守前辈教诲、恪守祖训”。于是他们二人共同商议，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就在山东老汉的住房里焚香秉烛、叩头拜师，“灵芝仙”指天盟誓：愿遵守师父祖训。此后每日业余灵芝仙都到山东老汉处学习医术，山东老汉让他先从外科学起(包括伤科、骨科、风湿、跃打损伤、疱疖痈疽…等等)，以后再学内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几个月后刚学完外科，灵芝仙总想找机会验证一下所学医术是否管用，也想找机会在同事们面前露一手。有一天机会终于來了，码头上帮派之间发生械斗，招商局的一名员工被对方打成重伤，口吐鲜血，全身多处骨折，抬到客栈里已奄奄一息。有伙计提出赶快送医院抢救，正好被“灵芝仙”遇到，心想这不正是验证所学医术是否灵验，和在同事们面前露一手的大好机会吗？早把师父“不可大肆招遥博取虚名”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连忙对伙计们说：“莫慌！莫慌！先让我来试一试”，灵芝仙先给伤者服用和敷用了止血药把血止住了，又把伤者断裂的骨头对正，并用小木片和布带加以固定，以后又用了一些活血化瘀、接骨生肌的中草药，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这位受重伤员工的伤治好了。此事一传开，“灵芝仙”顿时名声大振，同事和周围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都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绝活。此事早已传到山东老汉耳里，只是怕影响对伤者的治疗，所以山东老汉一直隱忍不发，等伤者痊癒后，一天，山东老汉把“灵芝仙”叫到房里，对他说：“你才学了一点皮毛，便到处显露本事博取虚名，太不沉稳、太虚浮，外科医术你已学得差不多了，其他的你也不必学了，这点外科医术已足可使你一生受用不尽”。说罢，山东老汉便收拾行装要啓程回山东老家，“灵芝仙”再三表示悔悟、并一再挽留也无济于事，山东老汉对他说我意已决，你也不必阻拦。“灵芝仙”知山东老汉去意已决不可挽回，只好备足盘缠和路上用品，在码头上与山东老汉挥泪告别。

 

此后“灵芝仙”便辞去招商局的工作一心行医，并给自己起了“灵芝仙”这个名号，到后来人们只知道“灵芝仙”，他的原名已被人们忘记。他行医从不向人索要诊费和药费，都是先看病、诊断、服药，治好后，隨病患给多少诊费和药费，有钱的多给，他也不嫌多；钱少的少给他也不嫌少；无钱的不仅看病不收钱，连药也白送。“灵芝仙”的医术和医德广为人称道。由此看来“灵芝仙”的确吸取了那一次“露一手”的教训从此不敢再违背祖训，一直都是遵从师父的遗训的。

 

  隨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寇在中美英联军的沉重打击之下，海空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陸空军去太平洋战场，此外隨着中美空军力量的加强，日寇已无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天上飞的也多是中国和美国的军民用飞机。我记得我和哥哥姐姐有时在屋外的平台上看见有大型民航机飞过，就会一起吹呼：“爹坐飞机回来了！”结果大多是空欢喜一场。

 

抗战爆发后不久我家在重庆的字号就被日机炸毁，再加上与江浙一带的交通中断，“元记字号”的生意已无法继续营运，家里虽还有些资产积蓄，但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的严峻，似乎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后来陈家的顶梁柱我的祖父因患痢疾久治无效而去世，祖父去世时我还太小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后来从留下的祖父去世时向亲友、同仁发布的一份讣告上看到过他的遗像，那本讣告暗兰色的封面中上方有一个楕园型的白色区域里面嵌着祖父的半身遗像，四方脸、稍胖、面目慈祥、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身着一件黑色高领马褂。祖父死后作为把陈氏家族维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消失了，在此之前另一根纽带“元记字号”早已土崩瓦解了，分家就成了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分家由我的祖母主持(我的祖父母此较开明不仅给儿子而且也给女儿继承权，但我的四姑妈嫁到上海因家境富裕而放弃继承权)。我母亲考虑到四房人家：我家，我大伯、二伯去世得早，他们的子女均已在读大学、中学，三姑父从学徒做起，做生意精明能干，他的子女也大都在读大学中学，只有我父亲在上海唸完高中后和我母亲结婚，后来来到重庆，虽也在字号里做事，但主要的经营活动都由我的祖父、三姑父和其他几位干练的资深员工进行，我父亲虽为人谦和但不精于生意，而我家五个儿女最大的才刚唸初小，我父亲因排行最小，从小深受祖父母的宠爱，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喜欢吃喝玩乐，还养成了抽鸦片烟的劣习。我母亲向祖母提出：其他三房的子女均已由未分家前家族共有的钱财养大、已经或正在完成学业，只有我们这一房，五个儿女年纪都小，今后要抚养成人这笔费用要由我们一房来承担有失公平，所以母亲向祖母提出应在财产中先提出一笔钱作为我们这一房的子女抚养费，余下的财产再按四房平分，其间虽也有些争执，但在祖母的协调和我母亲的据理力争之下终于同意了这一分家方案。

 

  分家后我母亲採取断然措施強令我父亲戒掉了吸鸦片的劣习。首先母亲晓之以利害：原来祖父在，字号的生意也兴隆，你抽鸦片这点开支尚无足轻重，现在作为靠山的老太爷去世了、字号也没有了、家也分了，最大的女儿才刚读初小，你再抽鸦片，把分得的这点财产抽光了拿什么养活一家七口人？说得父亲无言以对，只好答应下决心戒掉鸦片。于是母亲买来戒鸦片的药物、断绝鸦片的来源、戒烟期间不准父亲出门(防止他到鸦片烟馆去抽鸦片)、谢绝所有抽鸦片的亲友来访。戒鸦片是一个十分痛苦艰难的过程，为减轻戒烟期间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母亲亲自下厨为父亲做一些富有营养的美味佳餚供父亲滋补身体，在母亲的软硬兼施和父亲的坚持之下，父亲终于戒掉了多年抽鸦片的劣习。这期间我母亲做的菜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母亲为何能烹制出让饱食各种山珍海味和美味佳肴的陈家三少爷(我父亲在他们兄弟中排行第三)都赞不绝口的菜餚呢？说起来是有一番来由的。我的祖父母对于吃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很早就把重庆有名的“百陵餐厅”的掌厨大师傅老王(不是前面写到的在汪山的那个老王)用高薪请到自己家里来当大师傅，专门为陈家人烹制美味佳餚和各种点心。这位王大师傅不仅擅长川菜、江浙菜的烹制，也精于制作各种精美的点心。我母亲嫁到陈家后不久，便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来到重庆，在家里当起了少奶奶，除了出去上街或观赏京剧之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对于一个从小做惯家务又在纱厂做过童工的她来说，一下子还很难适应这种无忧无虑、无所所事事的优闲生活。有时母亲会到厨房看王大师傅做菜、做点心，有时也在厨房里帮一点忙，我母亲是个极聪慧的人，记性又好，许多事一看就会，王大师傅也不会担心陈家少奶奶会学了他的绝活来抢他的饭碗，所以也乐意教她几手，这样我母亲不经意之间就从王大师傅那里学会做得一手好菜和各种精美的点心，不过以江浙风味为主，因为陈家人虽来四川多年仍不适应川菜的麻辣味。母亲不仅菜做得好，点心也做得非常好，不仅做的汤包里面有汤，就连锅贴(煎饺)、蒸饺、春卷一咬开里面也有汤，加之餡子用料十分讲究，多为鸡丝、冬笋、韮黄、口磨(张家口外内蒙古一带产的小干磨菇味极鲜香)、香菇…等，凡吃过的人无不拍手叫绝。

 

   父亲戒掉鸦片后，虽然分家分得的财产尚可维持较为优裕的生活，但母亲知道长此坐吃山空，总有钱财耗尽的一天，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之下，父亲与朋友一起去跑行商，来往于四川与沦陷区之间做生意，因中日交战，有时货物要通过战线；有时要面对土匪、帮会的抢劫和敲诈。战时许多地方缺少甚至没有交通工具，须骑马、乘滑竿(四川人把人力抬的轿子称作“滑竿”)或步行；有时要从上海绕道越南经昆明再乘汽车或飞机回重庆，所以当时到沦陷区跑行商不仅充满风險，而且也耗费时日，有时跑一趟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我曾听父亲说过，有一次他和同行的商人一起带着货物到达长江沿岸的一个小城镇，遇到一伙帮会的人前来找麻烦，对方先放出帮会的黑话试探父亲他们的来路。当时父亲一想，坏了！这下财物难免被洗劫一空(帮会成员通常不会伤人性命，除非你反抗)，不仅二、三十天的辛苦白费了，还落得个血本无归。因“元记字号”里负责货物运输的员工有不少是入了帮会的(字号里没有这些具备帮会背景的员工是无法保障货物运输沿途的安全的)，父亲在字号里做事时，从这些人那里熟悉了帮会里的许多黑话和规矩，想到血本无归的后果和一家人今后的生活，父亲不得不冒險用他掌握的帮会黑话与对方应答(如被发现外人冒充帮会成员是会遭到严惩的)，几个来回下来，父亲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此时对方认定父亲他们也是帮会的成员，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对我父亲一行人非常热情客气，一起喝茶饮酒(当然是由我父亲他们花钱)，并派人把我父亲他们一行人和货物安全送到下一个码头，并交待该码头帮会人员给予关照，就这样一站一站一路顺利，人和货物都安全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当中免不了要按帮会的规矩付给各码头帮会一些费用。这大概是我父亲舒适、安逸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唯一的一次风險。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历时八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指一九四九年年前的历史上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我记得胜利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上飞机飞来飞去，不时投下一颗颗耀眼的照明弹，把汪山和整个重庆都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五颜六色的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上不停地扫来扫去，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整个中国大地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当这苦难深重的民族正在忘我庆幸多年不断的苦难终于到了尽头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曾意识到一场更为深重、更为持久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灾难正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他们。

  这场战争给陳氏家族造成的灾难不过是“元记字号”各地铺面被毁、交通中断物资商品无法流通及祖父母的过早去世，导致“元记字号”的解体，以及战时物资匮乏给生活造成的不便，这比起沦陷区各个家族、家庭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及在日伪统治下当亡国奴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难来根本祘不了什么。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全家也离开了汪山，搬到重庆南岸一个叫葡萄院的地方，尽管当时年纪很小，但汪山已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记得，在我家右上方有一所平房，住着伍大爷一家，伍先生是“元记字号”的老员工，另一家是从浙江逃难到重庆，又因躲轰炸搬到汪山的卢先生一家(卢先生比我父亲要小几岁)，他们两家常到我家串门。在我家右下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左边盖瓦右边盖茅草的平房，盖瓦的那一边住着张大爷一家(张大爷是当地有名的花匠)，张大爷家的旁边有一株很大的白兰花树，白兰花盛开时，张家摘下白兰花到市场上出售，也时常送一些给我母亲。张大爷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对从外地搬到汪山躲飞机的外来人，经常给予各种帮助，张大爷以帮大户人家种养花木为生，像汪家花园、王陵基家花园……的花草树木都是由他种养、修整。对张大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的大师傅老王不知是从哪里抓到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嫩红色还未睁开眼睛的小老鼠，大约有七、八个吧，我母亲立即打发人到下面去叫张大爷来，母亲倒了一杯白酒、一小碟醤油和用纸包着的那一窝小老鼠放在餐桌上，张大爷来后十分高兴，坐下后便用筷子夾起一只嫩红的小老鼠往醤油碟里一醮便往嘴里一送，一边吃一边喝酒。当时我驚诧不已，一个个活生生的小老鼠未经过任何烹饪加工便被这样吃下去了，而且还吃得那样津津有味。

 

  汪山附近有个风景名胜叫周武山，那里的庙会是十分热闹的，记得母亲带我们去周武山赶庙会，因我年纪小便由大师傅老王背着，有一段路十分危險，一边是悬崖，路又窄又陡，老王不仅用脚而且不时还要用手协助攀爬，我看到悬崖下面的深渊非常害怕，好不容易才到达庙会现场，只見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比肩接踵，卖什么东西的都有，还有耍猴的、玩把戏的、卖艺的，那里的庙宇十分雄伟，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

 

  沿汪山下面的公路往右走，公路旁有一个长方形的水库，当地人叫它“大堰塘”，每到夏天不仅有人在大堰塘四周钓鱼，还有不少人在大堰塘里游泳，我们一家人也常到那里去玩，父亲会在堰塘里游泳，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常在堰塘尾部的坝上用笤箕上放点米饭用一根细绳吊起放到堰塘里去捞小鱼吓，年纪大的堂兄们常在堰塘边钓鱼，有次正鸿堂兄(他当时在重庆唸大学)钓了两条一尺多长的大鱼，引得我的父母和周围的人一片啧啧称赞。玩累了还可到大堰塘大坝上的茶馆里去乘凉休息、喝茶和吃点心。那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刻。有时父母亲也会在鲜花盛开的季节带我们到汪家花园、王陵基家花园和梅岭三姑妈家去玩、去赏花。每到这个季节还会有不少城里来的游客到这些地方来玩。那时汽车很少，交通主要靠骑马、坐滑竿(一种两人抬的竹制轿子)和步行。有时母亲也会带我们进城去玩，先坐滑竿到重庆南岸的龙门浩码头，然后乘轮渡过江，又乘缆车上到望龙门码头，才祘是进到城里的街上了。离开汪山已七十多年，但那里的青山绿水、秀丽的风景和往事依然魂牵梦绕在我的心中，令我难以忘怀。

 

  隨着抗战的胜利各地交通、商业开始恢复，“元记字号”及其分号均已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八年来坐吃山空，家里乘下的资产除了汪山的住房和城里的地皮(地上的铺面已毁于日机的轰炸)之外只有一些珠宝手饰，已没有多少现金，要重新恢复元记字号已非易事。抗战期间父亲虽冒着生命危險往来于重庆与沦陷区之间跑行商也赚了一些钱，但为数终究有限，加之战时大量难民湧入四川、交通中断造成物资供应紧张致使物价飞涨，而要维持一家十二口(一家七口人加上外公外婆、两个奶妈和一个大师傅)过惯了的优裕生活的人的开支是很大的。所以到抗战胜利时经济已感拮据。此时住在我家右上方房子右侧的浙江宁波人卢先生，因为都是下江人(四川人把逃难来四川的江浙一带人称作下江人，意思是住在长江下游的人)无事时，常到我家摆龙门阵(四川人把闲谈叫作“摆龙门阵”)，此人见多识广又有文化和我父亲一样都唸了高中(这在当时的中国祘是很高的文化了)，卢先生一家五口逃难到重庆多年，也到了家资耗尽的地步，卢先生原先经营过西药，对西药生意比较内行，抗战胜利后他也想重整旧业，可惜无资金重整旗鼓。而我父亲原也想重整“元记字号”的旧业，但因世事变迁，四川与江浙的交通日趋便利，不仅有水路、公路还有航空，导致做四川、江浙两地生意的人越來越多(这与战时大量江浙人湧入四川有关)，这使得把四川的土产、药材、酒类、桐油、醤菜…运往江浙一带；把江浙一带的海产品、日用百货和进口货物运到四川这一行业的利润已远没有我祖父他们于民国初年刚入川时那么丰厚，竞争又十分激烈。对此我父亲也想改作其他生意但苦于无门。此时卢先生建议我父亲与他合作，一起到湖南长沙去做西药生意，之所以选择去长沙是因为长沙西医刚开始流行，相对江浙人來说比较保守的湖南人很少涉足西药行业，卢先生又有同乡在长沙经营西药生意，知道长沙西药行业潜力巨大。当时长沙有享誉全国的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素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称，现代中国西医泰斗张孝骞、汤飞凡都出自湘雅医学院，此外长沙还有法国教会办的仁术医院和许多外国教会及私人开设的西医院，所以长沙西药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因我们住在汪山时，附近汪家花园的主人汪医生，便是留法回国行医的医学博士，汪医生以他精湛的医术和西药医治好了许多当地村民和难民，其中许多是服中药久治不癒的病人，这给头脑灵活、目光敏锐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小时候在汪山都到汪医生那里看过病，且效果不错，母亲看准了西药行业的巨大潜力，力主父亲与卢先生合作到长沙去开西药房，当时卢先生境况不佳；我家也没有多少现金，但卢先生熟悉西药行业又有进货渠道，在西药行业的熟人朋友也不少(当时西药行业从业者多以江浙人为主)，卢先生和我父亲苦于资金不足决定共同想办法筹集。父亲把在重庆城里的一块地皮卖了六十两黄金(汪山的房子是没有人买的，难民们都忙于回老家，本地村民自己都有房子，也没有余钱买房)，卢先生找他的三哥借了一些銭。说起卢先生的这位三哥倒是有些来头，此人在宁波唸完高中后便开始做生意，恰好与苏联人做生意，专销苏联生产的“鹿茸精”，一來二往因卢先生的三哥有文化又年轻，目睹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对当时的社会早已不滿，可能还有点当时的文化人共有的救国救民的思想，被与他做生意的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为发展对象，他在伪装成“鹿茸精”商人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的蛊惑之下参加了共产党，仍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一方面为中共收集情报；一方面为苏区(后來的解放区筹集、供应药品和其他苏区奇缺的物资，中共地下党由他出面成立了一家冠名“广大华行”的商业公司。卢先生找他的这位三哥借銭开西药房，他三哥一是念在兄弟情份上，二是考虑到卢先生和我父亲要开的是西药房，对他为解放区供应奇缺的西药也有许多便利，所以不仅同意借部份资金给卢先生，并且还同意卢先生和我父亲将在长沙开设的西药房挂靠在他当董事长的广大华行的名下，作为广大华行在长沙的一个子公司。卢先生在家排行第四，父亲称他做“卢老四”他三哥父亲称他作“卢老三”。抗战时广大华行也在重庆，卢老三一家常到卢老四家來玩，所以我父母也认识卢老三一家人。就这样决定父亲和卢先生一家先去长沙开办广大药房，等生意走上正轨，我们一家再搬到长沙去。我父亲给我们留下半年的生活费后把所有的现金和卖地皮所得的六十两黄金都带上，再加上卢先生从他三哥那里借得的现金在长沙开办一家像样一点的西药房钱还不夠，于是我父亲便到上海找到我的四姑爹出面担保与“施贵宝”、“汽巴”等外国大制药厂在上海的销售公司签订合同，这些国际大医药公司同意第一批药品广大药房不必付给现金，销售后，进第二批药品时再把第一次药品的货款付清，以后依此类推，这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但必须在上海有坚实的担保才行。我的四姑父马功甫在上海从事金银珠宝玉器和古董的进出口生意，与外国洋行交往颇多，在上海的洋行界享有较高的信誉，由四姑爹的公司出面向洋行担保，担保合同很顺利的就签定了。我的四姑父母对我父母非常好，知道父亲为人忠厚本份，也知道我家的处境，所以很爽快地就同意为广大药房担保。于是我父亲和卢先生在卢老三和我四姑父的支持协助之下，广大药房于一九四五年底便在长沙顺利开业了。这期间卢先生和我父亲都不知道卢老三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听父亲说“广大华行”发生了一件怪事：放在总行保險柜里的的一批金砖突然不见了，当时广大华行除卢老三等地下党之外，还有许多股东都是普通商人，报案后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出什么线索，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解放”后卢老三当上了中共外贸部的付部长，才知道原來“广大华行”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此时“广大华行”的股东们才晃然大悟，原來那批金砖是被卢老三等几个地下党拿去支援“解放区”去了，当时“广大华行”的股东、员工们(除地下党之外)做梦也想不到盗走这批金砖的竟是他们的董事长和他的同伙，卢先生大概也是在长沙“解放”后才知道他的三哥是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