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一九四七年春新学期开学，我便转学到离家仅隔三四户人家的城东区第四初级国民小学(简称：城东四校，周围市民都称之为“观音庵小学”)，这是一所设立在名叫观音庵的尼姑庵里的简陋小学，在观音庵里用木板间出了三间房子，一间作学校办公室，另两间作教室，两间教室中有一间在教室后面又用木板间出了一个小间装上门，这一小间便成了家不在长沙的范姓女老师的卧室，学校一进大门就是一个过道，长约10来米，宽约5-6米，这便是下课后学生的活动场所，正对大门的木质板墙上交叉挂着一面兰底白日徽记的国民党党旗和一面红底兰日徽记的中华民国国旗，正中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办公室除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总理遗嘱外，还挂着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戎装肖像。这所学校的两间教室共有从小学一年一级到四年二级八个班级的学生，每间教室设有四个班级，每教室有四行双人坐位的书桌，每行双人书桌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一年一级到二年二级四个班共一个教室，三年一级到四年二级四个班共用另一个教室，全校共有学生约一百人左右，共有专职教师两名，一位是教三、四年级四个班语文、算术的女性范老师(年纪卄多岁)，另一位是教一、二年级四个班语文数学的刘进康老师，刘老师五十岁左右还兼任教导主任。对刘老师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在他门下罚夠了跪，挨足了手板。另有一位姓刘的兼职女教师，教所有班级的音乐课，校长是由城东区一位五十多岁的胡姓官员兼任的，胡校长每周到学校一两次，常在周一早上的周会上训话。由于一个教室有四个班级，又只有一个老师所以上课时刘老师先从一年一级这一行上起，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就先做作业或预习功课，大约讲十來分钟课后，就给一年一级学生布置作业，然后到一年二级这一行上十來分钟课后，又布置作业给这个班级做，再到二年一级这一行上十來分钟课……依此类推，音乐课就是每个教室的四个班级一起上。这种上课方式经常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有时老师教高年级的课时，有的高年级的同学没有用心听，却被低年级的同学听懂了，当老师向高年级的学生提问时，高年级的学生回答不出，却被低年级的学生抢着回答了，引起课堂一阵哄笑。

 

学校周一早上第一堂课是周会，第一项内容就是由刘老师(有时由胡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背诵总理遗嘱，然后由胡校长或刘教导主任训话，内容多为国内外大事和评论、上周学生的表现，赞扬优秀学生、斥责顽劣学生等内容。

 

这位刘老师对学生要求极为严苛，学生稍有差池，便会遭到他的责罚，轻则训斥罚站，重则罚跪、用竹板打手板，刘老师喜欢责罚学生，倒不是因为他生性冷漠残暴，而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痴迷，他深信这样对待学生是对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负责，他的一句口头禅是：篾片本姓竹，不打书不熟。对我们这些被刘老师视为顽童的学生來说，罚站、罚跪倒不十分可怕，因为站或跪在黑板旁边的木板墙前，透过木板之间的縫隙不仅可以观赏墙那边观音庵庵堂内举行的各种法事活动，看香烛燃烧升起的袅袅青烟，还可以倾听尼姑、居士们悠扬婉转的诵经声和木鱼、铜罄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

 

每当遇到重大的佛教节庆日，庵堂举行庆典时，还可以欣赏到由笛子、唢呐、琵琶、二胡、锣鼓等乐器演奏的阵阵梵音，这与其说是受罚，还不如说是枯燥课堂上的一种额外的享受。正是在这些道教佛教音乐的燻陶之下，使我从小对音乐产生了特殊的爱好。

 

我们最怕的是刘老师打手板，他的手板打得你痛彻心菲，令你终生难忘。刘老师打手板用的竹板有严格的尺寸标准，大约3.5厘米宽、3-4毫米厚、长约60厘米，由一名家里在灯笼街开竹篾舖的学生(此人名叫龙寿钦)的家长，按刘老师提供的尺寸标准精工制作，每周向刘老师提供一块，由这位学生带來交付刘老师使用，通常一周左右的时间竹板的末端便被刘老师在同学们稚嫩的手心上打开裂了，有时因挨打的学生太多，或刘老师用力过猛不到一周时间竹板便被刘老师打开裂了，刘老师便会在下午放学时嘱咐龙同学，要他父亲连夜赶制一块竹板，次日一早带到学校供刘老师使用。

 

刘老师打手板的竹扳尺寸是很有讲究的，不知是他深得他的私塾老先生的真传，还是刘老师集数十年打手板的各种经验之大成，潜心研究得出的成果，如系前者按时下流行的做法可以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系后者则刘老师可以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为何竹板的宽度定在3.5厘米、厚度定在4毫米左右、长度定在60厘米？刘老师未曾向学生说明其中的缘由，我现在不揣冒昧來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3.5厘米宽再宽面积大，以同样速度打到手板上压強变小，因而对手掌痛觉神经末稍的刺激不夠強烈，又难以引起刺骨的剧痛；太窄以同样速度击打手掌时压強虽增大痛感加剧，但刺激的范围过小，在被打人心里难以引起不堪承受的痛苦感觉，而3.5厘米左右宽是既能引起刺骨剧痛又有足夠大的剧痛范围的最佳选择。厚度4毫米，太厚，竹板缺乏弹性，竹板末端挥下时达不到足够的速度，太薄，竹板“弹性虽好，但又缺乏足夠的质量，4毫米的厚度不仅可以保证竹板挥下时末端具有足夠的速度，而且还使竹板末端具有足夠的动能，从而使竹板末端有足夠的能量充分压迫刺激手掌上的痛觉神经末稍，使人产生強烈的不堪忍受的痛觉。至于60厘米左右的长度不仅使使用者使用时感到顺手方便，也能使竹板末端在挥向学生手掌时达到足夠大的速度，此外60厘米的长度也适合在上课时作教鞭使用，还可作在黑板上划直线的工具。

 

刘老师打手板的手法也有许多可获“专利”的秘诀：一是一定要被打者把手掌伸直露出掌心，因掌心是手掌皮肤最薄、痛觉最敏锐的地方，刘老师总是用竹板击打学生的掌心，令学生痛不可忍；二是刘老师在迅猛挥下竹扳、在竹板打到学生掌心的那一刹那，还顺势把竹板往后一拖，这一拖速度之快按照磨擦发热的原理足以使学生在感到痛彻心菲之余，还強烈感到一种被灼燒的剧烈痛楚。

 

学童们任何微不足道的“错误”都足以构成刘老师处罚他的理由，诸如：迟到、未完成作业、写了错别字、背书出了差错、上课与同学讲话、玩小玩具、上课目光不专注、回答不出刘老师的提问……等等，均可成为刘老师对其罚站、罚跪、打手板的理由，至于罚站罚跪时间的长短和打手板的数目，全由刘老师视学童违规情节的轻重而定。

 

我们这些此较顽皮的学童，因经常被打手板而不得不时常聚在一起研讨切搓如何减轻刘老师打手板带来的痛苦程度的方法，一种我们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打手板时先假装顺从地先把手掌尽量伸直露出掌心，以滿足刘老师的要求，以麻痺刘老师，使他产生这个学生还祘老实的错觉，使刘老师的注意力不再专注在学生的手掌上，在刘老师高高举起竹板迅猛朝手掌挥下；即将接触到手掌的一瞬间迅速把掌心窝下去五个手向上抬，使竹板打在手指和手掌四周等皮肤较厚痛觉较迟钝的地方，然后迅速伸直手掌恢复原状，以免被刘老师察觉，以应付下一次的击打。这种方法一定要完成得迅速隐蔽，不让刘老师觉察，如被刘老师发现那你就倒霉了，这一板不祘，白挨了，要重打。这一手我们这一群经常挨手板的顽童早已运用纯熟到了神不知刘(老师)不觉的地步。这种应对刘老师打手板的方法之所以有些效果，除了前述的生理学原理之外，从物理力学原理来分析也是有道理的，每个手指的质量要比整个手掌的质量小好几倍，且都有两三个富有弹性的指关节与手掌相连，当高速挥下的竹板先接触到上翘的手指时，竹板与手指一起下降的过程中手指静止的惯性和弹性减缓了竹板接触到手掌四周时下降的速度，降低了竹板的动能，从而减轻了竹板打下时刺激手指和手掌四周痛觉神经的强度，因此也减轻了被打者的痛觉程度。常言道：十指连心，意思是手指端是痛觉最敏感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这大概是由于中国古代乃至今日，仍有用竹籤刺入指甲縫的酷刑，使受刑人痛不欲生忍无可忍而不得不招供或乱招供而引起的误解，因指甲縫是平日受刺激最少皮肤最薄的地方所以痛觉十分敏感，而手指头和手掌四周因平时受磨擦受刺激最多而皮肤变厚，感觉(包括痛觉)较指甲縫和掌心迟钝，如若不信诸位可以用手指轻轻刮一下手掌四周和手指表面，再刮一下手心，你便会感觉到手掌心是感觉最敏锐的地方，而不是手指，当然指甲縫平日受的刺激和磨擦比掌心更少皮肤也更薄，所以指甲縫才是整个手掌感觉最敏锐的地方，但打手板是刺激不到指甲縫的，所以，所谓十指连心，准确地说应是：十指甲縫连心。

 

为对付刘老师打手板，有一位比我们更顽皮的机灵鬼，他挨手板的机会和数量稳居全校之冠，据他介绍：他在预计次日必将挨手板且数目不会少时，便会在头一天把家里熬熟了的桐油涂在手掌上，再在地上抹上泥土，这种沾上了泥土的熟桐油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而硬结，在手掌上形成一层硬壳，由于此超级顽童一贯不大讲卫生，平时总是两手脏兮兮的，所以他涂了带泥土的熟桐油的手掌也不会引起刘老师的特别注意。据这位超级顽童说这办法效果不错，如果再把前述窝手心的办法结合使用效果更好。此法我不曾使用过，没有亲身体会，不过在手掌上形成一层由熟桐油、泥土构成的硬壳对于分散竹板打在手掌上的压力、减轻竹板对手掌痛觉神经刺激的程度肯定是有一些作用的，至于效果是否有该顽童宣称的那样好，那倒不一定，至少它起不到隔靴搔痒那样的效果，因为桐油泥巴层无论是厚度和強度都无法和牛皮相比。

 

  在全校的男女学生中几乎没有哪一位没有挨过刘老师的手板，而且不止一次，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位每周免费为刘老师提供一块标准竹板的龙寿钦同学，此人来自农村，父亲原在湘阴农村当篾匠，因手艺出众、人品也好，在家乡赚了点钱，便在长沙亲友的帮助之下，在灯笼街长沙大戲院的北边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自产自销的篾货店。当时塑料、铝、不锈钢制品尚未流行，许多生活用品都是用竹子编制的如：菜篮子、沥箕、箢箕、箩筐、竹筷、筷筒、竹涮把、烘篮子(一种内有瓦钵、可盛木炭火、可以隨身携带的竹制烤火器具，现在早已不見其踪影了)、竹椅、竹凉床、竹凉蓆甚至连盛衣物的箱子都有竹编的，当然还少不了刘老师打我们手板的竹板。

 

龙同学堪称模范学生，大概因来自农村深知其父在长沙谋生的艰辛，和自己能在长沙上学机会的来之不易，读书非常认真、刻苦，字写得工整，作业做得好，成绩总是名列第一，而且从不参与同学们的任何哄闹、争吵、打架，从来不违犯任何学校的纪律和规定，加之每周还专为刘老师提供一块为我们这些顽童深恶痛绝的竹板(长沙人叫篾扁)，对表现这样优秀的学生，那怕是对学生要求严苛到刘老师这种地步的人，也实在找不出责罚他的理由和机会，在我的印象中龙寿钦同学是城东四校唯一一位从未受过任何处罚的学生。[註：1]

 

至于那位教三、四年级语文、祘术的范老师和兼职教音乐的刘老师在当时均属知识女性，教育观念不像刘老师那样传统保守，也不遵崇“篾扁本姓竹，不打书不熟”的祖训，他们二人对学生都和霭可亲、爱护有加，从未见她们斥责打骂过学生，加之二位均都面容姣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尊敬，看来爱美是人的本性，就连幼童也不例外。刘、范二位女老师和刘进康老师大概是那时新旧两种教育方式的典型代表。

 

在城东四校印象深刻的还有以下几件事：一是我在一个冬季接近一学期结束时，不慎把那学期的数学作业本丢失了，我买了一个新数学作业本，不料刘老师说这不行，必须把本学期以前佈置的所有数学作业全部都补做上才行，他每天要检查，还差多少道题没做，就要打多少板手板，我一听犹如五雷轰顶，天塌下來了一样，我简直不敢想象我那稚嫩的小手如何能夠承受刘老师那么多下、那么沉重那么长期的击打，我不敢想象我如何能夠忍受那么多次痛入骨髓的剧烈疼痛，因为那学期此前已布置了好几百道数学习题，一下子怎么做得完？头天晚上我在二姐和哥哥的协助之下一直做到深夜才完成了一百來道题目，第二天一早交刘老师检查，还差几百道题没做，这意味着这天我要挨几百个手板，我按前述应对刘老师打手板的秘诀來对付刘老师打的手板，他打了七、八十板之后，大概是打累了，篾扁也没有开始挥得高，挥动的速度和力量都也下降不少，此时刘老师说今天余下的手板记在明天一起打。刚开始打时，我感到刺骨的剧痛，接着手掌便麻木了，再后手掌就肿起來了，第二晚我又在二姐和哥哥的协助之下做了一百多个祘术题，次日早上交刘老师检查，又挨了七、八十板手板，到他打不动了，又对我说余下的手板记到明天一起打，就这样，直到第五天晚上上我总祘补做完了这学期所有的祘术作业题，我才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我再也不会因没做完的祘术题挨刘老师的手板了，五天來我总共大约挨了刘老师四百多个手板，总祘刘老师手下留情，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前一天余下的手板数累计到次日的手板数中，而且五天之后再也没有提及过我还欠他的几百个手板的事，大概是他那几天除了每天打我七、八十大板之外，还要打其他顽童数以十计的手板，他实在太累，打不动了。

 

  二是到城东四校后，虽然美国的援助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各地，但我在城东四校再也没有喝到过美国运來的奶粉、煉乳，仅有一次刘老师给我们每个学生发了一、两斤汤粉，看來上面按师生人头配发的奶粉、煉乳、奶油……等较好的救济物资都被胡校长、刘老师等人据为己有了，只把那种不太好吃的汤粉发一点给学生装装样子，以表示城东四校的学生也分发到了美国的救济物资。

 

  三是：一九四七年放秋假时，城东四校组织学生去游岳麓山，每个学生交一块光洋(银元)作过河费和伙食费，交不起钱的可以不去(不象现在的学校交得起交不起都得去)，那时长沙还没有轮渡，更没有跨江大桥，要从城东四校步行到城西的大西门码头，坐划子(是长沙人对那种靠人力划动的木制小型渡船的俗称)过湘江经水陆洲(即现在的桔子洲)再坐划子到达湘江西岸的濚湾镇登岸。步行到岳麓山，要经过现在的湖南师大、湖南大学再登岳麓山，沿途和岳麓山上、山下隨处都可见到许多抗日阵亡将士的公墓，每座公墓上都有三棱形的塔状纪念碑，上面刻着xx军xx师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的左下方有撰写人的落款，撰写人大多是民国时期的党政军要员或社会知名人士，公墓周围的石板上宻宻麻麻刻滿了抗战时期四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们的姓名、籍贯职衔、生卒年月。印象较深的是岳麓山脚现在湖南师大靠山处，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军忠烈祠”房子里面宻宻麻麻地分为许多小间格，每格大约一尺宽、一尺半高，每格放着一个瓷质骨灰坛，内装一位抗日烈士的骨灰，前面写有烈士的职衔、籍贯、出生的时间和殉国的时间，其中除士兵外，也有不少尉、校级军官。在抗日阵亡将士陵墓和忠烈祠前胡校长、刘老师都要带领师生立正、低头默哀并行三躹躬礼，以示对抗日先烈的敬意和缅怀。

 

这些真实纪录着中华民国军民英勇抗战为保家卫国，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凶残至极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前扑后继英勇奋战的悲壮历史的遗跡，不幸在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几乎被当局摧毁殆尽，其目的无非是为篡改历史，贬低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功劳，掩盖中共当局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日甚至勾结日寇、汉奸破坏抗战、趁机扩展实力的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不仅如此，中共反诬蒋介石先生和国民政府不抵抗，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甚至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吹嘘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声称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不知道四次长沙会战中为国捐驱的数以万计的英灵们在知道数年之后便将遭到中共当局掘坟灭跡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时，在地下有何感想？他们不仅被掘坟灭跡，还要被泼上“反动军人”、“历史反革命”的脏水而波及他们的家人和子孙后代，呜呼！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接着我们沿着一条用碎石铺就的简易公路登山，一直朝最高峰云麓宫攀登。沿途林木葱笼、古树参天，有的古树需三人才能环抱，山脚下有国立湖南大学和国立师范，学校的操场上还停着两架小型飞机，可能是战争中已损坏的飞机，不过外观仍相当完好，大概是供学校作教学和实习的教具用的。

 

山上的每一颗大树上都挂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树的名称、所属类别科目、产地、用途……等。这给游人特别是学生增长了许多植物学方面的知识。这些小木牌，都是这两所大学生物系的师生们制作的。

 

在胡校长、刘老师等的带领之下，学生们好不容易才气喘嘘嘘地登上了云麓宫。这是一所道观，厅堂正中西面有一神龛，神龛里一块大青石板上刻有斜卧饮酒的吕(洞宾)祖师神像，神像两侧有一副对联，一边是：西南云气來衡岳；另一边是：日夜江声下洞庭。当时对此不甚了了，现在看起來这付对联写得非常好，挂在云麓宫也非常适合，这正是每当云雾缭绕的清晨，站在云麓宫前的平台上，举目眺望山下滔滔北去洞庭湖的湘江时，文人心境最真实、最切贴的写照。

 

云麓宫前花岗岩砌的平台下方有一巨石号称“飞来石”，平台偏北的石阶旁有一颗大银杏树的两个大枝椏之间夾着一口锈跡斑驳的中型铁锺，号称“自來锺”。飞來石大到在它上面能建一个供游人休憩的亭子。这飞來石估计至少有数十吨重，如许巨大的石头不可能是天外飞來的陨石，因为如系天外飞來的陨石，在它进入大气层高温焚燒之后，残留下的残骸还有数十吨，这么大的陨石以那么高的速度和温度降落在它现在的所在地是绝不可能停在地面上，而是将在岳麓山揰出一个巨大的坑而被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此外如系天外飞來的陨石其成分与结构当与岳麓山山体岩石大不相同，实际上所谓的“飞來石”的石质与岳麓山山体岩石的石质完全一样，这说明这块石头就是岳麓山本身的一块石头，它千百万年前早就已经呆在那里了，而绝非天外飞來之石。

 

自來钟对于稍有科学常识的人來说更是无稽之谈，估计是当时的几个僧人或道士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一口不太大的铁钟抬到这颗银杏古树上，卡在两个大枝椏之间。次日便故作驚讶地对前來的游人说，昨夜狂风大作，忽然听见一声巨响，早上起來就见这古银杏树上有一口钟卡在枝椏上，必定是昨晚从天上自己飞來的，从此把这口锺叫作自來钟，以此增加云麓宫的神秘气息，吸引信众香客们前來朝拜。

 

从一黑早从家里出发，到中午爬上云麓宫，同学们早已是饥肠漉漉。尽管同学们每人都交了一块大洋，但在云麓宫吃午餐时，同学们每人却只有一碗没有臊子的清汤面(长沙人称之为：“光头面”)。许多同学的父母见交了一块大洋，除掉來回过渡的划子钱(來回一共不到一角钱银元)足夠一个学生跑餐一顿，所以，学生们一般都没有另带零钱和食物。幸亏我母亲老道，临走时又给了我一点零钱，以备不时之需。那一碗不到二两、又没有什么油水的“光头面”根本填不饱肚子，我在云麓宫又买了两个“发饼”(长沙的一种面点，用发酵后的面饼烘烤而成，现在已很少见这种食品了)才勉强吃饱。我和同学们望着胡校长、刘进康老师带着他们的几位亲友，在云麓宫大厅里围成一桌，上了一大桌菜，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谈笑风生。我们除了在旁边吞口水之外，心中更是充滿了不满和不敢表露的愤怒。我们都知道我们交的一块大洋除了一共不到两角钱的光头面和來回的划子钱之外余下的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以及进了他们的腰包。我们在一旁好不容易才等到他们酒醉饭饱、吃喝完毕才领我们从另一条路下山。先到辛亥元勋黄兴的墓，然后下到辛亥革命先烈蒋翊武墓，经始建于晋代的麓山古寺，到护国元勋蔡松坡(蔡锷)先生纪念堂及旁边的张辉赞墓庐，再下到有滿蒙情调的五崙塔(张辉赞墓庐和五崙塔均于“文革”期间被炸毁)，经起名自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爱晚亭，最后來到山脚下的千年古书院“岳麓书院”。这一路上虽然风景如画、名胜古跡众多，但同学们因饥饿、疲倦和心中充满对胡校长、刘老师的不滿和怨愤都已无心欣赏，都巴望能趕快回到家中饱餐一顿，然后蒙头大睡一觉。

 

出岳麓书院后一直朝东走约两三里路，到达湘江边的牌楼口渡口，坐划子过江，登上并走过水陆洲，再坐上划子到长沙城南的灵官渡渡口登岸，此时，天已黑了，街上早已华灯初上，我们拖着饥饿疲惫的身体好不容易才走到家，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家里早已吃完晚饭，这么晚还没有回來，令母亲十分担心，那时通讯十分落后连电话都很少，又没有地方打听，母亲对儿女们的所有担心、关爱从來不溢于言表，从来不流露出来，但儿女们的心灵里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一进门，母亲连忙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晚才回來？我说路好远，还要爬山到后來我都走不动了(从我家到云麓宫來回三十多里路)。母亲连忙说饿了吧！快吃饭。我一边吃、一边把交了一块大洋只吃了一小碗光头面，和胡校长、刘老师们在云麓宫用我们交的钱大吃大喝的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说这些人太不像话，这样做怎么能为人师表呢？这次经历使母亲萌生了一定要把二姐、我和弟弟转到一所像城南二校那样正规、设备齐全、教师学问人品都很好的学校去的想法。母亲从这次远足活动中看到了城东四校和城南二校之间的巨大差别，更何况长沙还有楚怡、修业、一师附小、城东二校等质量更好的小学。  

 

  四是：在城东四校就读了一年半之后，到一九四八年秋我弟弟也进了城东四校发蒙(入小学一年一级，长沙人叫发蒙)，因他原來的名字是正運，这个運字笔划多，怕他入学考试时写不出来，一家人在一起商量把后面这个運字改成一个笔划较简单的字，以便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大家一起想了好几个字，不是不好写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最后还是哥哥提议把運字改为一个“仁”字，笔划又简单好写，仁义、仁爱的仁，意义也不错，全家人都认为好，弟弟的名字就这样改了。那一年是一年一级、一年二级、三年一级、三年二级坐在一间教室；另外四个班级坐在另一间教室。弟弟坐在第一行，而我是三年一级坐在第三行。那学期期末考试，我很快就考完了，一看弟弟还在那里做试题，我怕他做不出，连忙趁刘老师去办公室喝茶的机会，跑到弟弟坐位前迅速帮他把余下的试题都做完，立刻又回到自己的坐位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五是：每天放学前刘老师都要带领学生齐声朗读：“毛笔砚池墨，石板石笔书”以提醒学生上学、放学时不要忘记带这几种学习必备的用品。今天的人对毛笔、书是再熟悉不过了，但对砚池、墨却有点陌生。对于石板、石笔恐怕六十岁以下的人知道的就不多了。因为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以毛笔为主，现成的墨汁也很少，主要是在砚池里倒上一点水，再用墨在砚池里碾磨产生墨汁，用毛笔蘸着墨汁书写。铅笔当时也有，但主要并不用作书写或做作业的工具，铅笔当时主要被用作上图画(现在叫美术)课时绘画的工具。钢笔那时在中国刚开始使用，但因价格昂贵和守旧的知识界人士认为它书写出來的字难以体现中国传统书法的神韻而尚未普及，当时只有大、中学生、教师、少数现代商人使用较多，它还被称之为“自来水笔”以显示其科技含量和神奇。当时小学生的所有考试和部分作业都需用墨笔完成，而许多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都是用石笔写在石板上完成的。

 

所谓石板是用一种青色的质地细宻且较坚硬的水成岩切割成25厘米×20厘米见方、厚约7──8毫米的石板，把两面磨光，用3厘米宽的木条把四边框起来，再在较长一方的木条中部钻两个相距约10厘米的小孔用细繩穿上，可用手提着，以免上学、放学时放在书包里写在石板上的字被抹掉。而石笔是用一种硬度比石板低的灰黄色水成岩用机具锯成大约6毫米×6毫米方形、长约15厘米的小石条，并把一端磨尖而成。可以用这种石笔在石板上写字或演祘算术题，不要时可用碎布或用绒布条专门卷成的石板擦把石板上的字擦掉，因此石板可以反复使用无数次。这种石笔和石板用來书写文字、演祘算术题虽然显得有点原始，但以现在节约资源和环保的眼光来看，这种书写和做作业的方式不会消耗纸张、墨水、钢笔或园珠笔，可以减少森林的砍伐，降低造纸、制造笔墨带来的二氧化碳及其他废气、废水和废渣排放对大气、土地和江河湖海带来的巨大污染。试想如果有识之士和环保机构能向全世界的中小学推广使用石板石笔，对于创建一个绿色环保的环境将会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啊！

 

  六是：在城东四校就读时，还遇到过许多次观音庵在一些佛教节日举行的庆典法事，其中最隆重的是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长沙人把观音菩萨称作“观音老母”，这一听起来不雅的称号，实在与我们心目中那位一手挚净瓶、一手挚柳枝年轻、清纯、高雅、圣洁、美丽、端庄站在莲花宝座上的观音菩萨的形象太不相符)诞生日。这一天不仅观音庵的尼姑、信女们云集观音庵内外，庵堂内烛光摇曳、香烟缭绕、诵经声、鼓乐声不绝于耳，信女们(极少男士光顾)拜观音的拜观音、许愿的许愿、捐香火钱的捐香火钱。学校门前的一段小巷(约7-8米宽，20多米长)两边摆滿了卖香烛的、卖纸钱的、卖零食的小摊(从未见有市管、公安、工商、税务人员来驱趕或收取任何费用，更不要说掀摊、没收、抓捕、殴打小贩们了)热闹非凡。我们在如此纷繁嘈杂的环境之下，仍照常上课。

 

晚上还要在校门前的这段小巷里札上皮影戏台(长沙人叫影子戏，倒也不离谱) 唱一晚皮影戏。戏的內容大都是湖南花鼓戏的剧目，如刘海砍樵、五女拜寿、三国、西游、水浒中的内容，唱腔也是采用花鼓戏的唱腔(湖南花鼓戏是长沙及周围县市的一种适合下层市民和农民口味的地方剧种)。影子戏通常由操作皮影的艺人兼司演唱。伴奏的吹鼓手等，在一句唱腔的尾部附以和声，皮影戏艺人的演唱通常并不十分悠扬婉转，与正规的花鼓戏相去甚远，更无法与京剧相提并论。但却深得下层市民与农民的喜爱。观众除了我们这些爱凑热闹的儿童、附近的市民之外，学校巷口的那家人力车行的车夫们更是无一缺席。这是他们一天劳累之后，当时的社会免费为他们提供的一种艺术享受(这一点他们比当代的“农民工”们要幸运)，那一天晚上他们是绝不会去拉车的。下午收工之后，吃完晚饭连忙洗完手脸、洗完脚上的尘土，脱下那身被汗跡浸透了的破旧“工作服”，换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裤，穿上一双平常难得一穿的布鞋，拿一把小櫈、端上一杯茶水早早地來到皮影戏台前，占一个视角较好的位子，然后一边喝茶，一边与周围的人聊天，以等待皮影戏的开锣。戏台很简单，一个约七、八十厘米高、约一米五长的长条形木案上立有一个八、九十厘米高、一百三、四十厘米宽的矩形木框；木框上蒙着一张透光而不透明的白色坚韧的用棉、麻纤维制成的皮纸，后面用两、三盏马灯(一种铁皮制作带玻璃罩可以提着走的，可以防风雨的煤油灯)提供稳定的光源。灯数越多消除操纵皮影的小竹棍阴影的效果越好。在一阵紧密的锣鼓声之后，皮影戏才正式开场。此时喧嚣的“剧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只有演唱到精彩之处时，观众才爆发出一阵鼓掌声和叫好声，然后又平静下来，皮影戏通常要演到午夜才结朿。中途也有人因故退场、也有忙完了事趕來的新的观众加入。

 

   七是：有一次城东四校的胡校长的父亲病故，发喪那天，为了给胡家的的送葬队伍壮声威，全校竟停课一天，每个学生胸前都配戴一朵白纸花，排成两行纵队，跟在为胡老太爷送葬亲友队伍的后面，为胡老太爷送葬，我们从胡家一路送到胡老太爷在郊外的墓地后，才由管事的给每个学生分发了一个发饼以充饥肠，也祘作一种报酬吧！

 

如此荒唐的事，胡校长居然也做得出来，而且事后也从未因此而受到过任何指责和处罚，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也许胡家在当地势力不小，其他人对此都敢怒不敢言吧！

 

  那时的东茅巷虽说距长沙最繁华的八角亭、司门口、黄兴路、中正路(解放后改为“解放路”)、蔡锷路都不远，但却比较僻静，商店不多，行人也较稀少，但长沙三大著名酒家(饭店)潇湘、怡园、玉楼东却都在这条街上。每个大酒家进大门的天井里都有一个中间有假山的大水池，池内水不深但都养着许多鱖魚、河鳗(长沙人叫白鳝)、鳊鱼、鲫魚、河虾、甲鱼、乌龟…等名贵水产。可根据食客们的指点隨时捞上来，当面过秤，然后加工烹制成菜餚后供食客们享用。这种方式让食客们可以放心享用最新鲜的河鲜，很受顾客的欢迎。此外民国要员程潜、唐生智……等在大东茅巷也都有公馆。

 

在大东茅巷西端靠灯笼街的街口转角上有一家从苏北逃难到长沙的人家开的一家小燒饼店，因这家做的烧饼又香又脆里面又松软，非常可口。我家经常去这个燒饼店把燒饼买回來擘开，夾上奶油当早餐吃更为可口。

 

在大东茅巷中端的北侧有一家法国教会开办了多年的“仁术医院”(现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前身)，这是一所除了美国教会开办的“湘雅医院”之外湖南第二大的医院。这家医院虽规模大、医疗设备先进、医生素质都很高，但每天前来就医的人却不是很多，远不象现在的省人民医院、湘雅附一医院、附二医院那样每天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仁术医院门前常显得清冷，大概因为当时城市农村因连连战乱都十分贫困，乡下人患病多是弄点土单方、找师公使点“法术”应付一下，顶多也就是请个乡下的中草药老先生开个单子抓几副中草药治疗一下。城里人也差不多，通常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钱到大城市的“湘雅”、“仁术”这样的西医院去治病。即使是城市、乡下的有钱人也多相信中医，他们除非是经中医久治不癒才不得不到“湘雅”、“仁术”这样的西医院去治疗。

 

大东茅巷靠马王街这一头有两家小杂货店和一家醤园(专卖豆醤、醋、醤油、醤菜的商店也兼卖零酒)，所以大东茅巷通常都显得清冷，只有观音庵举行法事庆典，和有大户人家在那三家大酒家举行婚、寿宴时才会热闹一阵子。特别是举行婚庆时，一队队身着京剧里跑龙套古装的人们举着表示喜庆的旗幡，一路吹吹打打，有时还有身着制服的西洋乐队伴奏，簇拥着大红花轿走到这三家大酒家举行婚宴，一路上还要不停地燃放鞭炮，有的人家还要向沿途观礼的人群分发糖菓。每当此时正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不仅可以看热闹，分得糖菓，还可以在地上拣到没有爆炸的炮竹回來自己放着玩。等婚庆、寿庆的队伍经过之后大东茅巷又会恢复它往日的冷淸。

 

 我们住的四合院所在的小巷在我家这一侧相邻的是一所一连三间的平房，平房后面有厨房、厕所，房前有一小空坪，这所房子是一家广东人租住的，户主是一位四十多岁既精明能干又能吃苦耐劳的广东妇女，她有一个大女儿在长沙一家女子中学唸书；一个大儿子和我哥哥年纪相仿，都在都正街的城东二校唸高小；小儿子比我大两三岁是个啞巴没有唸书，但人极聪明、机灵，常与我们一起玩耍。这位中年广东女士丈夫姓郭，已亡故，不知是病故还是死于战火，她一人承担了本应由她和她丈夫共同承担的家庭重担。她既要在外做生意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和子女的学费；又要完成购物煮饭洗衣等繁杂家务，这一切她均能从容应付实在不容易。她从事的生意主要是把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各种中药的成药如：八卦丹、人丹丸、济众水、万灵红膏药(治疱疖的)、万金油……等运到长沙，批发给长沙的各大中药局(长沙人把较大的中药房叫做“药局”)、诊所、小药贩，虽然辛苦但足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和子女的学费。一个外省女人在长沙无亲无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记得她家好象也曾与一位广东男士有来往，不知是她家的亲戚还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从郭家再往巷子里面走，接着又是一所一连三间的平房是由一家在屈臣氏西药房当店员的黄先生一家租住的。黄先生的妻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刚从乡下搬进城的乡下人。黄先生的女儿在城东四校与我是同班同学。有次她在街上被一辆自行车揰倒在地上，自行车轧断了她的小腿，她在剧痛之下居然还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肇事自行车的轮子不放，直到她的父母闻讯趕來与车主交涉，由车主承担了所有的治疗费用才了结此事。黄同学被送到仁术医院动了手术、敷上石膏，住了十天院便回家静养，因此不能上课，只好留了一级。此事得到我母亲的称赞，说这个小女孩厉害，那么小的年纪、在那么痛、那么突然的情况之下，居然还知道牢牢抓住肇事者的自行车不放，直到父母趕来进行交涉，达成赔偿协议真不简单。我现在想这事虽然与黄同学的精明有关，还与肇事者仍保有人的良知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黄同学遇到的肇事者是现在那种压死压伤人后置被害人的生死于不顾，反而驾车逃逸的喪尽天良的恶少时，凭黄同学那双稚嫩的小手和一条断腿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住那部自行车和肇事者的。更何况是在大东茅巷这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从黄同学被揰倒到路人去通知她的母亲；她母亲又趕到屈臣氏西药房给她父亲报信；直到她父母一起趕到肇事现场，这期间肇事者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逃跑的，然而他并没有逃跑，这表明这位肇事者还是个有人性、也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而黄家也没有借此事像现在某些车祸被害人一样猛敲肇事者一笔，或是可以出院了还赖在医院不走。而仁术医院也不像现在的医院一样，有关无关的检查都要全部做一遍；有必要没必要的药品都要开给你；到了可以出院休养还要留病人住在医院以便收取更多的费用。黄同学住在仁术医院治疗，她父母也还在考虑如何减少对方的费用，一到病情稳定，便立刻出院回家休养去了。这就是那个被当局丑化为：暗无天日、道德沦喪、尔虞我诈万恶的旧社会里发生的我亲眼目睹的一场交通事故展现出的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普通民众的人性和道德水平。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真实的人性、道德水平相对照，实在令我们无脸面对过去“万恶的旧社会”。虽然那时也有胡校长、刘老师那样贪污救济物资和学生交的旅游费这种人，但在数量上和严重程度上都与现在相距甚远。

 

[註：1]：1949年暑假我离开城东四校，同年秋我考入楚怡小学读高小后，便不知龙寿钦同学的踪迹，直到1959午我考入湖南大学后，有一次我在校刊上看到有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土本工程系龙寿钦，我才知道他也考入了湖南大学，我和他分别十余年之后，又成了同校不同系的同学。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一九四七年春新学期开学，我便转学到离家仅隔三四户人家的城东区第四初级国民小学(简称：城东四校，周围市民都称之为“观音庵小学”)，这是一所设立在名叫观音庵的尼姑庵里的简陋小学，在观音庵里用木板间出了三间房子，一间作学校办公室，另两间作教室，两间教室中有一间在教室后面又用木板间出了一个小间装上门，这一小间便成了家不在长沙的范姓女老师的卧室，学校一进大门就是一个过道，长约10来米，宽约5-6米，这便是下课后学生的活动场所，正对大门的木质板墙上交叉挂着一面兰底白日徽记的国民党党旗和一面红底兰日徽记的中华民国国旗，正中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办公室除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总理遗嘱外，还挂着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戎装肖像。这所学校的两间教室共有从小学一年一级到四年二级八个班级的学生，每间教室设有四个班级，每教室有四行双人坐位的书桌，每行双人书桌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一年一级到二年二级四个班共一个教室，三年一级到四年二级四个班共用另一个教室，全校共有学生约一百人左右，共有专职教师两名，一位是教三、四年级四个班语文、算术的女性范老师(年纪卄多岁)，另一位是教一、二年级四个班语文数学的刘进康老师，刘老师五十岁左右还兼任教导主任。对刘老师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在他门下罚夠了跪，挨足了手板。另有一位姓刘的兼职女教师，教所有班级的音乐课，校长是由城东区一位五十多岁的胡姓官员兼任的，胡校长每周到学校一两次，常在周一早上的周会上训话。由于一个教室有四个班级，又只有一个老师所以上课时刘老师先从一年一级这一行上起，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就先做作业或预习功课，大约讲十來分钟课后，就给一年一级学生布置作业，然后到一年二级这一行上十來分钟课后，又布置作业给这个班级做，再到二年一级这一行上十來分钟课……依此类推，音乐课就是每个教室的四个班级一起上。这种上课方式经常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有时老师教高年级的课时，有的高年级的同学没有用心听，却被低年级的同学听懂了，当老师向高年级的学生提问时，高年级的学生回答不出，却被低年级的学生抢着回答了，引起课堂一阵哄笑。

 

学校周一早上第一堂课是周会，第一项内容就是由刘老师(有时由胡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背诵总理遗嘱，然后由胡校长或刘教导主任训话，内容多为国内外大事和评论、上周学生的表现，赞扬优秀学生、斥责顽劣学生等内容。

 

这位刘老师对学生要求极为严苛，学生稍有差池，便会遭到他的责罚，轻则训斥罚站，重则罚跪、用竹板打手板，刘老师喜欢责罚学生，倒不是因为他生性冷漠残暴，而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痴迷，他深信这样对待学生是对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负责，他的一句口头禅是：篾片本姓竹，不打书不熟。对我们这些被刘老师视为顽童的学生來说，罚站、罚跪倒不十分可怕，因为站或跪在黑板旁边的木板墙前，透过木板之间的縫隙不仅可以观赏墙那边观音庵庵堂内举行的各种法事活动，看香烛燃烧升起的袅袅青烟，还可以倾听尼姑、居士们悠扬婉转的诵经声和木鱼、铜罄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

 

每当遇到重大的佛教节庆日，庵堂举行庆典时，还可以欣赏到由笛子、唢呐、琵琶、二胡、锣鼓等乐器演奏的阵阵梵音，这与其说是受罚，还不如说是枯燥课堂上的一种额外的享受。正是在这些道教佛教音乐的燻陶之下，使我从小对音乐产生了特殊的爱好。

 

我们最怕的是刘老师打手板，他的手板打得你痛彻心菲，令你终生难忘。刘老师打手板用的竹板有严格的尺寸标准，大约3.5厘米宽、3-4毫米厚、长约60厘米，由一名家里在灯笼街开竹篾舖的学生(此人名叫龙寿钦)的家长，按刘老师提供的尺寸标准精工制作，每周向刘老师提供一块，由这位学生带來交付刘老师使用，通常一周左右的时间竹板的末端便被刘老师在同学们稚嫩的手心上打开裂了，有时因挨打的学生太多，或刘老师用力过猛不到一周时间竹板便被刘老师打开裂了，刘老师便会在下午放学时嘱咐龙同学，要他父亲连夜赶制一块竹板，次日一早带到学校供刘老师使用。

 

刘老师打手板的竹扳尺寸是很有讲究的，不知是他深得他的私塾老先生的真传，还是刘老师集数十年打手板的各种经验之大成，潜心研究得出的成果，如系前者按时下流行的做法可以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系后者则刘老师可以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为何竹板的宽度定在3.5厘米、厚度定在4毫米左右、长度定在60厘米？刘老师未曾向学生说明其中的缘由，我现在不揣冒昧來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3.5厘米宽再宽面积大，以同样速度打到手板上压強变小，因而对手掌痛觉神经末稍的刺激不夠強烈，又难以引起刺骨的剧痛；太窄以同样速度击打手掌时压強虽增大痛感加剧，但刺激的范围过小，在被打人心里难以引起不堪承受的痛苦感觉，而3.5厘米左右宽是既能引起刺骨剧痛又有足夠大的剧痛范围的最佳选择。厚度4毫米，太厚，竹板缺乏弹性，竹板末端挥下时达不到足够的速度，太薄，竹板“弹性虽好，但又缺乏足夠的质量，4毫米的厚度不仅可以保证竹板挥下时末端具有足夠的速度，而且还使竹板末端具有足夠的动能，从而使竹板末端有足夠的能量充分压迫刺激手掌上的痛觉神经末稍，使人产生強烈的不堪忍受的痛觉。至于60厘米左右的长度不仅使使用者使用时感到顺手方便，也能使竹板末端在挥向学生手掌时达到足夠大的速度，此外60厘米的长度也适合在上课时作教鞭使用，还可作在黑板上划直线的工具。

 

刘老师打手板的手法也有许多可获“专利”的秘诀：一是一定要被打者把手掌伸直露出掌心，因掌心是手掌皮肤最薄、痛觉最敏锐的地方，刘老师总是用竹板击打学生的掌心，令学生痛不可忍；二是刘老师在迅猛挥下竹扳、在竹板打到学生掌心的那一刹那，还顺势把竹板往后一拖，这一拖速度之快按照磨擦发热的原理足以使学生在感到痛彻心菲之余，还強烈感到一种被灼燒的剧烈痛楚。

 

学童们任何微不足道的“错误”都足以构成刘老师处罚他的理由，诸如：迟到、未完成作业、写了错别字、背书出了差错、上课与同学讲话、玩小玩具、上课目光不专注、回答不出刘老师的提问……等等，均可成为刘老师对其罚站、罚跪、打手板的理由，至于罚站罚跪时间的长短和打手板的数目，全由刘老师视学童违规情节的轻重而定。

 

我们这些此较顽皮的学童，因经常被打手板而不得不时常聚在一起研讨切搓如何减轻刘老师打手板带来的痛苦程度的方法，一种我们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打手板时先假装顺从地先把手掌尽量伸直露出掌心，以滿足刘老师的要求，以麻痺刘老师，使他产生这个学生还祘老实的错觉，使刘老师的注意力不再专注在学生的手掌上，在刘老师高高举起竹板迅猛朝手掌挥下；即将接触到手掌的一瞬间迅速把掌心窝下去五个手向上抬，使竹板打在手指和手掌四周等皮肤较厚痛觉较迟钝的地方，然后迅速伸直手掌恢复原状，以免被刘老师察觉，以应付下一次的击打。这种方法一定要完成得迅速隐蔽，不让刘老师觉察，如被刘老师发现那你就倒霉了，这一板不祘，白挨了，要重打。这一手我们这一群经常挨手板的顽童早已运用纯熟到了神不知刘(老师)不觉的地步。这种应对刘老师打手板的方法之所以有些效果，除了前述的生理学原理之外，从物理力学原理来分析也是有道理的，每个手指的质量要比整个手掌的质量小好几倍，且都有两三个富有弹性的指关节与手掌相连，当高速挥下的竹板先接触到上翘的手指时，竹板与手指一起下降的过程中手指静止的惯性和弹性减缓了竹板接触到手掌四周时下降的速度，降低了竹板的动能，从而减轻了竹板打下时刺激手指和手掌四周痛觉神经的强度，因此也减轻了被打者的痛觉程度。常言道：十指连心，意思是手指端是痛觉最敏感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这大概是由于中国古代乃至今日，仍有用竹籤刺入指甲縫的酷刑，使受刑人痛不欲生忍无可忍而不得不招供或乱招供而引起的误解，因指甲縫是平日受刺激最少皮肤最薄的地方所以痛觉十分敏感，而手指头和手掌四周因平时受磨擦受刺激最多而皮肤变厚，感觉(包括痛觉)较指甲縫和掌心迟钝，如若不信诸位可以用手指轻轻刮一下手掌四周和手指表面，再刮一下手心，你便会感觉到手掌心是感觉最敏锐的地方，而不是手指，当然指甲縫平日受的刺激和磨擦比掌心更少皮肤也更薄，所以指甲縫才是整个手掌感觉最敏锐的地方，但打手板是刺激不到指甲縫的，所以，所谓十指连心，准确地说应是：十指甲縫连心。

 

为对付刘老师打手板，有一位比我们更顽皮的机灵鬼，他挨手板的机会和数量稳居全校之冠，据他介绍：他在预计次日必将挨手板且数目不会少时，便会在头一天把家里熬熟了的桐油涂在手掌上，再在地上抹上泥土，这种沾上了泥土的熟桐油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而硬结，在手掌上形成一层硬壳，由于此超级顽童一贯不大讲卫生，平时总是两手脏兮兮的，所以他涂了带泥土的熟桐油的手掌也不会引起刘老师的特别注意。据这位超级顽童说这办法效果不错，如果再把前述窝手心的办法结合使用效果更好。此法我不曾使用过，没有亲身体会，不过在手掌上形成一层由熟桐油、泥土构成的硬壳对于分散竹板打在手掌上的压力、减轻竹板对手掌痛觉神经刺激的程度肯定是有一些作用的，至于效果是否有该顽童宣称的那样好，那倒不一定，至少它起不到隔靴搔痒那样的效果，因为桐油泥巴层无论是厚度和強度都无法和牛皮相比。

 

  在全校的男女学生中几乎没有哪一位没有挨过刘老师的手板，而且不止一次，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位每周免费为刘老师提供一块标准竹板的龙寿钦同学，此人来自农村，父亲原在湘阴农村当篾匠，因手艺出众、人品也好，在家乡赚了点钱，便在长沙亲友的帮助之下，在灯笼街长沙大戲院的北边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自产自销的篾货店。当时塑料、铝、不锈钢制品尚未流行，许多生活用品都是用竹子编制的如：菜篮子、沥箕、箢箕、箩筐、竹筷、筷筒、竹涮把、烘篮子(一种内有瓦钵、可盛木炭火、可以隨身携带的竹制烤火器具，现在早已不見其踪影了)、竹椅、竹凉床、竹凉蓆甚至连盛衣物的箱子都有竹编的，当然还少不了刘老师打我们手板的竹板。

 

龙同学堪称模范学生，大概因来自农村深知其父在长沙谋生的艰辛，和自己能在长沙上学机会的来之不易，读书非常认真、刻苦，字写得工整，作业做得好，成绩总是名列第一，而且从不参与同学们的任何哄闹、争吵、打架，从来不违犯任何学校的纪律和规定，加之每周还专为刘老师提供一块为我们这些顽童深恶痛绝的竹板(长沙人叫篾扁)，对表现这样优秀的学生，那怕是对学生要求严苛到刘老师这种地步的人，也实在找不出责罚他的理由和机会，在我的印象中龙寿钦同学是城东四校唯一一位从未受过任何处罚的学生。[註：1]

 

至于那位教三、四年级语文、祘术的范老师和兼职教音乐的刘老师在当时均属知识女性，教育观念不像刘老师那样传统保守，也不遵崇“篾扁本姓竹，不打书不熟”的祖训，他们二人对学生都和霭可亲、爱护有加，从未见她们斥责打骂过学生，加之二位均都面容姣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尊敬，看来爱美是人的本性，就连幼童也不例外。刘、范二位女老师和刘进康老师大概是那时新旧两种教育方式的典型代表。

 

在城东四校印象深刻的还有以下几件事：一是我在一个冬季接近一学期结束时，不慎把那学期的数学作业本丢失了，我买了一个新数学作业本，不料刘老师说这不行，必须把本学期以前佈置的所有数学作业全部都补做上才行，他每天要检查，还差多少道题没做，就要打多少板手板，我一听犹如五雷轰顶，天塌下來了一样，我简直不敢想象我那稚嫩的小手如何能夠承受刘老师那么多下、那么沉重那么长期的击打，我不敢想象我如何能夠忍受那么多次痛入骨髓的剧烈疼痛，因为那学期此前已布置了好几百道数学习题，一下子怎么做得完？头天晚上我在二姐和哥哥的协助之下一直做到深夜才完成了一百來道题目，第二天一早交刘老师检查，还差几百道题没做，这意味着这天我要挨几百个手板，我按前述应对刘老师打手板的秘诀來对付刘老师打的手板，他打了七、八十板之后，大概是打累了，篾扁也没有开始挥得高，挥动的速度和力量都也下降不少，此时刘老师说今天余下的手板记在明天一起打。刚开始打时，我感到刺骨的剧痛，接着手掌便麻木了，再后手掌就肿起來了，第二晚我又在二姐和哥哥的协助之下做了一百多个祘术题，次日早上交刘老师检查，又挨了七、八十板手板，到他打不动了，又对我说余下的手板记到明天一起打，就这样，直到第五天晚上上我总祘补做完了这学期所有的祘术作业题，我才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我再也不会因没做完的祘术题挨刘老师的手板了，五天來我总共大约挨了刘老师四百多个手板，总祘刘老师手下留情，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前一天余下的手板数累计到次日的手板数中，而且五天之后再也没有提及过我还欠他的几百个手板的事，大概是他那几天除了每天打我七、八十大板之外，还要打其他顽童数以十计的手板，他实在太累，打不动了。

 

  二是到城东四校后，虽然美国的援助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各地，但我在城东四校再也没有喝到过美国运來的奶粉、煉乳，仅有一次刘老师给我们每个学生发了一、两斤汤粉，看來上面按师生人头配发的奶粉、煉乳、奶油……等较好的救济物资都被胡校长、刘老师等人据为己有了，只把那种不太好吃的汤粉发一点给学生装装样子，以表示城东四校的学生也分发到了美国的救济物资。

 

  三是：一九四七年放秋假时，城东四校组织学生去游岳麓山，每个学生交一块光洋(银元)作过河费和伙食费，交不起钱的可以不去(不象现在的学校交得起交不起都得去)，那时长沙还没有轮渡，更没有跨江大桥，要从城东四校步行到城西的大西门码头，坐划子(是长沙人对那种靠人力划动的木制小型渡船的俗称)过湘江经水陆洲(即现在的桔子洲)再坐划子到达湘江西岸的濚湾镇登岸。步行到岳麓山，要经过现在的湖南师大、湖南大学再登岳麓山，沿途和岳麓山上、山下隨处都可见到许多抗日阵亡将士的公墓，每座公墓上都有三棱形的塔状纪念碑，上面刻着xx军xx师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的左下方有撰写人的落款，撰写人大多是民国时期的党政军要员或社会知名人士，公墓周围的石板上宻宻麻麻刻滿了抗战时期四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们的姓名、籍贯职衔、生卒年月。印象较深的是岳麓山脚现在湖南师大靠山处，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军忠烈祠”房子里面宻宻麻麻地分为许多小间格，每格大约一尺宽、一尺半高，每格放着一个瓷质骨灰坛，内装一位抗日烈士的骨灰，前面写有烈士的职衔、籍贯、出生的时间和殉国的时间，其中除士兵外，也有不少尉、校级军官。在抗日阵亡将士陵墓和忠烈祠前胡校长、刘老师都要带领师生立正、低头默哀并行三躹躬礼，以示对抗日先烈的敬意和缅怀。

 

这些真实纪录着中华民国军民英勇抗战为保家卫国，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凶残至极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前扑后继英勇奋战的悲壮历史的遗跡，不幸在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几乎被当局摧毁殆尽，其目的无非是为篡改历史，贬低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功劳，掩盖中共当局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日甚至勾结日寇、汉奸破坏抗战、趁机扩展实力的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不仅如此，中共反诬蒋介石先生和国民政府不抵抗，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甚至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吹嘘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声称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不知道四次长沙会战中为国捐驱的数以万计的英灵们在知道数年之后便将遭到中共当局掘坟灭跡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时，在地下有何感想？他们不仅被掘坟灭跡，还要被泼上“反动军人”、“历史反革命”的脏水而波及他们的家人和子孙后代，呜呼！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接着我们沿着一条用碎石铺就的简易公路登山，一直朝最高峰云麓宫攀登。沿途林木葱笼、古树参天，有的古树需三人才能环抱，山脚下有国立湖南大学和国立师范，学校的操场上还停着两架小型飞机，可能是战争中已损坏的飞机，不过外观仍相当完好，大概是供学校作教学和实习的教具用的。

 

山上的每一颗大树上都挂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树的名称、所属类别科目、产地、用途……等。这给游人特别是学生增长了许多植物学方面的知识。这些小木牌，都是这两所大学生物系的师生们制作的。

 

在胡校长、刘老师等的带领之下，学生们好不容易才气喘嘘嘘地登上了云麓宫。这是一所道观，厅堂正中西面有一神龛，神龛里一块大青石板上刻有斜卧饮酒的吕(洞宾)祖师神像，神像两侧有一副对联，一边是：西南云气來衡岳；另一边是：日夜江声下洞庭。当时对此不甚了了，现在看起來这付对联写得非常好，挂在云麓宫也非常适合，这正是每当云雾缭绕的清晨，站在云麓宫前的平台上，举目眺望山下滔滔北去洞庭湖的湘江时，文人心境最真实、最切贴的写照。

 

云麓宫前花岗岩砌的平台下方有一巨石号称“飞来石”，平台偏北的石阶旁有一颗大银杏树的两个大枝椏之间夾着一口锈跡斑驳的中型铁锺，号称“自來锺”。飞來石大到在它上面能建一个供游人休憩的亭子。这飞來石估计至少有数十吨重，如许巨大的石头不可能是天外飞來的陨石，因为如系天外飞來的陨石，在它进入大气层高温焚燒之后，残留下的残骸还有数十吨，这么大的陨石以那么高的速度和温度降落在它现在的所在地是绝不可能停在地面上，而是将在岳麓山揰出一个巨大的坑而被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此外如系天外飞來的陨石其成分与结构当与岳麓山山体岩石大不相同，实际上所谓的“飞來石”的石质与岳麓山山体岩石的石质完全一样，这说明这块石头就是岳麓山本身的一块石头，它千百万年前早就已经呆在那里了，而绝非天外飞來之石。

 

自來钟对于稍有科学常识的人來说更是无稽之谈，估计是当时的几个僧人或道士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一口不太大的铁钟抬到这颗银杏古树上，卡在两个大枝椏之间。次日便故作驚讶地对前來的游人说，昨夜狂风大作，忽然听见一声巨响，早上起來就见这古银杏树上有一口钟卡在枝椏上，必定是昨晚从天上自己飞來的，从此把这口锺叫作自來钟，以此增加云麓宫的神秘气息，吸引信众香客们前來朝拜。

 

从一黑早从家里出发，到中午爬上云麓宫，同学们早已是饥肠漉漉。尽管同学们每人都交了一块大洋，但在云麓宫吃午餐时，同学们每人却只有一碗没有臊子的清汤面(长沙人称之为：“光头面”)。许多同学的父母见交了一块大洋，除掉來回过渡的划子钱(來回一共不到一角钱银元)足夠一个学生跑餐一顿，所以，学生们一般都没有另带零钱和食物。幸亏我母亲老道，临走时又给了我一点零钱，以备不时之需。那一碗不到二两、又没有什么油水的“光头面”根本填不饱肚子，我在云麓宫又买了两个“发饼”(长沙的一种面点，用发酵后的面饼烘烤而成，现在已很少见这种食品了)才勉强吃饱。我和同学们望着胡校长、刘进康老师带着他们的几位亲友，在云麓宫大厅里围成一桌，上了一大桌菜，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谈笑风生。我们除了在旁边吞口水之外，心中更是充滿了不满和不敢表露的愤怒。我们都知道我们交的一块大洋除了一共不到两角钱的光头面和來回的划子钱之外余下的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以及进了他们的腰包。我们在一旁好不容易才等到他们酒醉饭饱、吃喝完毕才领我们从另一条路下山。先到辛亥元勋黄兴的墓，然后下到辛亥革命先烈蒋翊武墓，经始建于晋代的麓山古寺，到护国元勋蔡松坡(蔡锷)先生纪念堂及旁边的张辉赞墓庐，再下到有滿蒙情调的五崙塔(张辉赞墓庐和五崙塔均于“文革”期间被炸毁)，经起名自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爱晚亭，最后來到山脚下的千年古书院“岳麓书院”。这一路上虽然风景如画、名胜古跡众多，但同学们因饥饿、疲倦和心中充满对胡校长、刘老师的不滿和怨愤都已无心欣赏，都巴望能趕快回到家中饱餐一顿，然后蒙头大睡一觉。

 

出岳麓书院后一直朝东走约两三里路，到达湘江边的牌楼口渡口，坐划子过江，登上并走过水陆洲，再坐上划子到长沙城南的灵官渡渡口登岸，此时，天已黑了，街上早已华灯初上，我们拖着饥饿疲惫的身体好不容易才走到家，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家里早已吃完晚饭，这么晚还没有回來，令母亲十分担心，那时通讯十分落后连电话都很少，又没有地方打听，母亲对儿女们的所有担心、关爱从來不溢于言表，从来不流露出来，但儿女们的心灵里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一进门，母亲连忙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晚才回來？我说路好远，还要爬山到后來我都走不动了(从我家到云麓宫來回三十多里路)。母亲连忙说饿了吧！快吃饭。我一边吃、一边把交了一块大洋只吃了一小碗光头面，和胡校长、刘老师们在云麓宫用我们交的钱大吃大喝的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说这些人太不像话，这样做怎么能为人师表呢？这次经历使母亲萌生了一定要把二姐、我和弟弟转到一所像城南二校那样正规、设备齐全、教师学问人品都很好的学校去的想法。母亲从这次远足活动中看到了城东四校和城南二校之间的巨大差别，更何况长沙还有楚怡、修业、一师附小、城东二校等质量更好的小学。  

 

  四是：在城东四校就读了一年半之后，到一九四八年秋我弟弟也进了城东四校发蒙(入小学一年一级，长沙人叫发蒙)，因他原來的名字是正運，这个運字笔划多，怕他入学考试时写不出来，一家人在一起商量把后面这个運字改成一个笔划较简单的字，以便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大家一起想了好几个字，不是不好写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最后还是哥哥提议把運字改为一个“仁”字，笔划又简单好写，仁义、仁爱的仁，意义也不错，全家人都认为好，弟弟的名字就这样改了。那一年是一年一级、一年二级、三年一级、三年二级坐在一间教室；另外四个班级坐在另一间教室。弟弟坐在第一行，而我是三年一级坐在第三行。那学期期末考试，我很快就考完了，一看弟弟还在那里做试题，我怕他做不出，连忙趁刘老师去办公室喝茶的机会，跑到弟弟坐位前迅速帮他把余下的试题都做完，立刻又回到自己的坐位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五是：每天放学前刘老师都要带领学生齐声朗读：“毛笔砚池墨，石板石笔书”以提醒学生上学、放学时不要忘记带这几种学习必备的用品。今天的人对毛笔、书是再熟悉不过了，但对砚池、墨却有点陌生。对于石板、石笔恐怕六十岁以下的人知道的就不多了。因为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以毛笔为主，现成的墨汁也很少，主要是在砚池里倒上一点水，再用墨在砚池里碾磨产生墨汁，用毛笔蘸着墨汁书写。铅笔当时也有，但主要并不用作书写或做作业的工具，铅笔当时主要被用作上图画(现在叫美术)课时绘画的工具。钢笔那时在中国刚开始使用，但因价格昂贵和守旧的知识界人士认为它书写出來的字难以体现中国传统书法的神韻而尚未普及，当时只有大、中学生、教师、少数现代商人使用较多，它还被称之为“自来水笔”以显示其科技含量和神奇。当时小学生的所有考试和部分作业都需用墨笔完成，而许多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都是用石笔写在石板上完成的。

 

所谓石板是用一种青色的质地细宻且较坚硬的水成岩切割成25厘米×20厘米见方、厚约7──8毫米的石板，把两面磨光，用3厘米宽的木条把四边框起来，再在较长一方的木条中部钻两个相距约10厘米的小孔用细繩穿上，可用手提着，以免上学、放学时放在书包里写在石板上的字被抹掉。而石笔是用一种硬度比石板低的灰黄色水成岩用机具锯成大约6毫米×6毫米方形、长约15厘米的小石条，并把一端磨尖而成。可以用这种石笔在石板上写字或演祘算术题，不要时可用碎布或用绒布条专门卷成的石板擦把石板上的字擦掉，因此石板可以反复使用无数次。这种石笔和石板用來书写文字、演祘算术题虽然显得有点原始，但以现在节约资源和环保的眼光来看，这种书写和做作业的方式不会消耗纸张、墨水、钢笔或园珠笔，可以减少森林的砍伐，降低造纸、制造笔墨带来的二氧化碳及其他废气、废水和废渣排放对大气、土地和江河湖海带来的巨大污染。试想如果有识之士和环保机构能向全世界的中小学推广使用石板石笔，对于创建一个绿色环保的环境将会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啊！

 

  六是：在城东四校就读时，还遇到过许多次观音庵在一些佛教节日举行的庆典法事，其中最隆重的是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长沙人把观音菩萨称作“观音老母”，这一听起来不雅的称号，实在与我们心目中那位一手挚净瓶、一手挚柳枝年轻、清纯、高雅、圣洁、美丽、端庄站在莲花宝座上的观音菩萨的形象太不相符)诞生日。这一天不仅观音庵的尼姑、信女们云集观音庵内外，庵堂内烛光摇曳、香烟缭绕、诵经声、鼓乐声不绝于耳，信女们(极少男士光顾)拜观音的拜观音、许愿的许愿、捐香火钱的捐香火钱。学校门前的一段小巷(约7-8米宽，20多米长)两边摆滿了卖香烛的、卖纸钱的、卖零食的小摊(从未见有市管、公安、工商、税务人员来驱趕或收取任何费用，更不要说掀摊、没收、抓捕、殴打小贩们了)热闹非凡。我们在如此纷繁嘈杂的环境之下，仍照常上课。

 

晚上还要在校门前的这段小巷里札上皮影戏台(长沙人叫影子戏，倒也不离谱) 唱一晚皮影戏。戏的內容大都是湖南花鼓戏的剧目，如刘海砍樵、五女拜寿、三国、西游、水浒中的内容，唱腔也是采用花鼓戏的唱腔(湖南花鼓戏是长沙及周围县市的一种适合下层市民和农民口味的地方剧种)。影子戏通常由操作皮影的艺人兼司演唱。伴奏的吹鼓手等，在一句唱腔的尾部附以和声，皮影戏艺人的演唱通常并不十分悠扬婉转，与正规的花鼓戏相去甚远，更无法与京剧相提并论。但却深得下层市民与农民的喜爱。观众除了我们这些爱凑热闹的儿童、附近的市民之外，学校巷口的那家人力车行的车夫们更是无一缺席。这是他们一天劳累之后，当时的社会免费为他们提供的一种艺术享受(这一点他们比当代的“农民工”们要幸运)，那一天晚上他们是绝不会去拉车的。下午收工之后，吃完晚饭连忙洗完手脸、洗完脚上的尘土，脱下那身被汗跡浸透了的破旧“工作服”，换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裤，穿上一双平常难得一穿的布鞋，拿一把小櫈、端上一杯茶水早早地來到皮影戏台前，占一个视角较好的位子，然后一边喝茶，一边与周围的人聊天，以等待皮影戏的开锣。戏台很简单，一个约七、八十厘米高、约一米五长的长条形木案上立有一个八、九十厘米高、一百三、四十厘米宽的矩形木框；木框上蒙着一张透光而不透明的白色坚韧的用棉、麻纤维制成的皮纸，后面用两、三盏马灯(一种铁皮制作带玻璃罩可以提着走的，可以防风雨的煤油灯)提供稳定的光源。灯数越多消除操纵皮影的小竹棍阴影的效果越好。在一阵紧密的锣鼓声之后，皮影戏才正式开场。此时喧嚣的“剧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只有演唱到精彩之处时，观众才爆发出一阵鼓掌声和叫好声，然后又平静下来，皮影戏通常要演到午夜才结朿。中途也有人因故退场、也有忙完了事趕來的新的观众加入。

 

   七是：有一次城东四校的胡校长的父亲病故，发喪那天，为了给胡家的的送葬队伍壮声威，全校竟停课一天，每个学生胸前都配戴一朵白纸花，排成两行纵队，跟在为胡老太爷送葬亲友队伍的后面，为胡老太爷送葬，我们从胡家一路送到胡老太爷在郊外的墓地后，才由管事的给每个学生分发了一个发饼以充饥肠，也祘作一种报酬吧！

 

如此荒唐的事，胡校长居然也做得出来，而且事后也从未因此而受到过任何指责和处罚，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也许胡家在当地势力不小，其他人对此都敢怒不敢言吧！

 

  那时的东茅巷虽说距长沙最繁华的八角亭、司门口、黄兴路、中正路(解放后改为“解放路”)、蔡锷路都不远，但却比较僻静，商店不多，行人也较稀少，但长沙三大著名酒家(饭店)潇湘、怡园、玉楼东却都在这条街上。每个大酒家进大门的天井里都有一个中间有假山的大水池，池内水不深但都养着许多鱖魚、河鳗(长沙人叫白鳝)、鳊鱼、鲫魚、河虾、甲鱼、乌龟…等名贵水产。可根据食客们的指点隨时捞上来，当面过秤，然后加工烹制成菜餚后供食客们享用。这种方式让食客们可以放心享用最新鲜的河鲜，很受顾客的欢迎。此外民国要员程潜、唐生智……等在大东茅巷也都有公馆。

 

在大东茅巷西端靠灯笼街的街口转角上有一家从苏北逃难到长沙的人家开的一家小燒饼店，因这家做的烧饼又香又脆里面又松软，非常可口。我家经常去这个燒饼店把燒饼买回來擘开，夾上奶油当早餐吃更为可口。

 

在大东茅巷中端的北侧有一家法国教会开办了多年的“仁术医院”(现在的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前身)，这是一所除了美国教会开办的“湘雅医院”之外湖南第二大的医院。这家医院虽规模大、医疗设备先进、医生素质都很高，但每天前来就医的人却不是很多，远不象现在的省人民医院、湘雅附一医院、附二医院那样每天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仁术医院门前常显得清冷，大概因为当时城市农村因连连战乱都十分贫困，乡下人患病多是弄点土单方、找师公使点“法术”应付一下，顶多也就是请个乡下的中草药老先生开个单子抓几副中草药治疗一下。城里人也差不多，通常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钱到大城市的“湘雅”、“仁术”这样的西医院去治病。即使是城市、乡下的有钱人也多相信中医，他们除非是经中医久治不癒才不得不到“湘雅”、“仁术”这样的西医院去治疗。

 

大东茅巷靠马王街这一头有两家小杂货店和一家醤园(专卖豆醤、醋、醤油、醤菜的商店也兼卖零酒)，所以大东茅巷通常都显得清冷，只有观音庵举行法事庆典，和有大户人家在那三家大酒家举行婚、寿宴时才会热闹一阵子。特别是举行婚庆时，一队队身着京剧里跑龙套古装的人们举着表示喜庆的旗幡，一路吹吹打打，有时还有身着制服的西洋乐队伴奏，簇拥着大红花轿走到这三家大酒家举行婚宴，一路上还要不停地燃放鞭炮，有的人家还要向沿途观礼的人群分发糖菓。每当此时正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不仅可以看热闹，分得糖菓，还可以在地上拣到没有爆炸的炮竹回來自己放着玩。等婚庆、寿庆的队伍经过之后大东茅巷又会恢复它往日的冷淸。

 

 我们住的四合院所在的小巷在我家这一侧相邻的是一所一连三间的平房，平房后面有厨房、厕所，房前有一小空坪，这所房子是一家广东人租住的，户主是一位四十多岁既精明能干又能吃苦耐劳的广东妇女，她有一个大女儿在长沙一家女子中学唸书；一个大儿子和我哥哥年纪相仿，都在都正街的城东二校唸高小；小儿子比我大两三岁是个啞巴没有唸书，但人极聪明、机灵，常与我们一起玩耍。这位中年广东女士丈夫姓郭，已亡故，不知是病故还是死于战火，她一人承担了本应由她和她丈夫共同承担的家庭重担。她既要在外做生意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和子女的学费；又要完成购物煮饭洗衣等繁杂家务，这一切她均能从容应付实在不容易。她从事的生意主要是把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各种中药的成药如：八卦丹、人丹丸、济众水、万灵红膏药(治疱疖的)、万金油……等运到长沙，批发给长沙的各大中药局(长沙人把较大的中药房叫做“药局”)、诊所、小药贩，虽然辛苦但足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和子女的学费。一个外省女人在长沙无亲无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记得她家好象也曾与一位广东男士有来往，不知是她家的亲戚还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从郭家再往巷子里面走，接着又是一所一连三间的平房是由一家在屈臣氏西药房当店员的黄先生一家租住的。黄先生的妻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刚从乡下搬进城的乡下人。黄先生的女儿在城东四校与我是同班同学。有次她在街上被一辆自行车揰倒在地上，自行车轧断了她的小腿，她在剧痛之下居然还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肇事自行车的轮子不放，直到她的父母闻讯趕來与车主交涉，由车主承担了所有的治疗费用才了结此事。黄同学被送到仁术医院动了手术、敷上石膏，住了十天院便回家静养，因此不能上课，只好留了一级。此事得到我母亲的称赞，说这个小女孩厉害，那么小的年纪、在那么痛、那么突然的情况之下，居然还知道牢牢抓住肇事者的自行车不放，直到父母趕来进行交涉，达成赔偿协议真不简单。我现在想这事虽然与黄同学的精明有关，还与肇事者仍保有人的良知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黄同学遇到的肇事者是现在那种压死压伤人后置被害人的生死于不顾，反而驾车逃逸的喪尽天良的恶少时，凭黄同学那双稚嫩的小手和一条断腿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住那部自行车和肇事者的。更何况是在大东茅巷这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从黄同学被揰倒到路人去通知她的母亲；她母亲又趕到屈臣氏西药房给她父亲报信；直到她父母一起趕到肇事现场，这期间肇事者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逃跑的，然而他并没有逃跑，这表明这位肇事者还是个有人性、也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而黄家也没有借此事像现在某些车祸被害人一样猛敲肇事者一笔，或是可以出院了还赖在医院不走。而仁术医院也不像现在的医院一样，有关无关的检查都要全部做一遍；有必要没必要的药品都要开给你；到了可以出院休养还要留病人住在医院以便收取更多的费用。黄同学住在仁术医院治疗，她父母也还在考虑如何减少对方的费用，一到病情稳定，便立刻出院回家休养去了。这就是那个被当局丑化为：暗无天日、道德沦喪、尔虞我诈万恶的旧社会里发生的我亲眼目睹的一场交通事故展现出的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普通民众的人性和道德水平。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真实的人性、道德水平相对照，实在令我们无脸面对过去“万恶的旧社会”。虽然那时也有胡校长、刘老师那样贪污救济物资和学生交的旅游费这种人，但在数量上和严重程度上都与现在相距甚远。

 

[註：1]：1949年暑假我离开城东四校，同年秋我考入楚怡小学读高小后，便不知龙寿钦同学的踪迹，直到1959午我考入湖南大学后，有一次我在校刊上看到有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土本工程系龙寿钦，我才知道他也考入了湖南大学，我和他分别十余年之后，又成了同校不同系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