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理解自由-理解自由（3）

理解自由（3）

重大选择的关头是一个人成长最大的时刻：那些埋藏于他意识深处、平时不为他所熟悉和了解的价值都跳出在他眼前，迫使他去了解它们、衡量它们在自己的价值空间之中的分量。当他经过许多次这样的选择关头，他对自己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就会有明确的把握，他的前路就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一个丰满的人生就是在多中选一，再由一生多的无限循环之中行进。

我的研究生论文做得很好，毕业时也正值美国经济的高峰，找工作却很费力。我感到这世界对我不公平。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工作很努力，但在年终绩效评分时，我得到的分数很差。这彻底摧垮了我的自信心。我的情绪掉进了最低谷。

找工作难，问题不在雇主而在我。雇主想要的是出于自由选择的求职者：他们来找工作，不该只是要来讨碗饭吃，而该还有对这份工作的兴趣和想要做一番事业的抱负。而我找工作只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念到了头，不找工作便没有去处了。我是被命运的潮水推上来的，找工作不是我的自由选择。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职场与作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学生的主要角色是理解他人创造的知识。这是个被动的角色。好学生需要的主要素质是听话；他需要的一点创造性主要是用来回答“如何”：如何理解现有的知识、如何解决老师给出的问题。如果他不关心、或答不出来“为什么”的问题，这不太会妨碍他作个好学生。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开始需要更多的创造性，比如：学生需要识别文献中的正确与谬误、对导师给出的问题产生新的见解、想办法证明或证伪它们。但是学生的主要角色仍然未改变：他还是只是个学徒，他的航向还要由导师来把握。一个不知自由为何物、但听话而聪明的好学生仍然可以作出不错的论文。

做个好的专业研究人员则需要不同的素质。每个研究人员负责一个领域；他是公司里在这个领域的唯一专家。在他的领域，公司里没有人比他懂得更多，因此他的主管并没有能力给他设置航向。他需要了解公司的科研、新产品开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这一整个链条之中的每个环节，从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的、并能对公司产生实际价值的问题。他还需要懂得合理分配自己在各个项目之间的精力、平衡与各种同事和主管的关系、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是只知道钻牛角尖。做一个成功的专业研究人员不一定需要超级天才，但需要一个自由的人的宽阔视野。

我的不自由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我有钻牛角尖的能力，但没有一个成功的专业研究人员需要的宽阔视野。其次，虽然我尽力去工作，但这只是出于从小养成的好学生的惯性。这工作并非我心之所属，我也并不明白我的心之所属是什么。这样的心态或许足够保住我的饭碗，但不足以产出优秀的成就。最后，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与他的职业、与他的雇主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我的对自己前途的无名担忧让我把职业当成了我的救命稻草，要靠它给我带来收入、地位和身份。这样的心态导致我很难融入公司的文化。

我与我的职业的关系正是当年上大学时与同学的关系的翻版，都是以不自由之身，试图违逆了自己的心性，去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

人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就永远都留在那里，让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女儿的降生给我打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视角。这个凭空多出来的需要我关照的小生命让我发现，一直以来，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牵挂担忧的对象就是我自己。女儿的出现把我从世界中心的位置拿开，我变成了世界的普通一员。这反而给了我以自由。

这个发现给了我一个新的见解：如果我只能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选择一个，我选择家庭。我为这个念头很感自豪：这可能是我关于人生方向的第一个完全出于自己心性的决定。

自我中心的人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把自己抬到了高得荒谬的地位。他们在自己与世界之间筑起高墙，用这高墙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在家帮夫人照顾了女儿大约十天，然后回去上班。同事见到我，惊讶道：你红光满面，一点也没有睡眠不足的样子。

这可能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红光满面”。

那几年，我为孩子付出了不少，但从孩子那里得到了更多。他们给了我两个重要的礼物。第一个礼物是：他们把我请下了神坛，让我开始了自由之旅。第二个礼物是他们让我发现了我与世界沟通的一个全新的通道：拙于与成年人交往的我原来极喜欢与孩子交流。

我的转折点来自一本书,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在那里我读到这样一个主意：

人在任何环境中都有选择心态的自由。

我豁然开朗。好像是笼中长大的那只猴子，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笼子外面也有一片世界！

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消化这个信息、用这个线索把我过往的生活梳理为几个心态：

（1）总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恐惧、焦虑。

（2）不敢正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不为自己的独特性自豪。

（3）总是想要万无一失，不知道任何选择都有代价。

这几个心态已经深入我的骨髓，是我遇到任何一件事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主要来自于母亲的影响，然后被来自学校、同伴和社会的压力加固。三个心态的本质都是恐惧。

我决定尝试不同的选择：开始不恐惧、开始承认并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开始接受选择的代价。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都很费力，因为它们与我从前的习惯完全背道而驰。如同舞者的自由的关节需要经年的练习，一个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人学会自由也需要经年的练习。

好在我的练习给我的不是痛苦，而是体验自由的无边愉悦。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想我是找到了一条真理。这个真理对我最有用的一点是：它是个完全的现在进行时；不需要他人的参与、不需要外界环境的任何改动、不需要逃离。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我察觉自己开始被恐惧、焦虑和抑郁笼罩，我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心态，马上得到自由。

我猜想，对于从小习惯了不自由的人，心态的自由是开启所有其它自由之门的钥匙。

如果说我真的是找到了一条真理，这也意味着我在此之前的长时间的抑郁是因为未能与真理为伴。

这段经历告诉我，人只靠自己是很难获得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由来自他们童年时父母的宽容、鼓励、平等交流，以及长大时老师和同伴的善意。也有不少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这些，他们的脸上就写满了不自由。我如果没有机缘读到The 7 Habits, 我不敢肯定我今生是否能拥有我现在拥有的自由。

人的自由需要他人的帮助，首先是因为自由不是人的动物天性的一部分。人的弱肉强食的动物天性不用学就会。自由则是人在温饱之后的更高的生命需要，这不从他人那里学习就很难得到。

人的自由需要他人的帮助，还因为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和已有习惯的强大。没有哪一个网球世界冠军不需要教练，虽然教练自己的球艺并不比学生好，因为人没有别人的点拨就很难看见自己的盲点。

另一方面，人并不一定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因为这样的帮助与给乞丐施舍金钱的帮助并不一样。给乞丐施舍金钱并不需要乞丐作出任何改变，而帮助人获得自由却需要领受者改变自己。许多人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也拒绝改变自己，那么，即使帮助就在他们身边，他们也与之无缘。如果那时的我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我恐怕也会对这样的帮助嗤之以鼻。

新近获得的自由给了我一个新的起点来思考我的职业选择。我的许多同事都选择去读MBA，准备走企业高管的路。但在我敢于承认与他们的不同之后，我很快确定这条路对我没有吸引力。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像狗一样的整天跑个不停的活动家，也需要像猫一样的整天发愣的空想家。我更感兴趣满足社会的后一种需要。

在这些考虑之下，一个选择开始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教师。

我喜欢教职的原因是：首先，教育的过程给我以愉悦。其次，教育的产出是人的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比起制造豪华轿车来是我更感兴趣的工作的意义。最后，这个工作有许多的自由度，我需要它们来安排我的空想。

教职的缺点是：工资比大公司研究员低很多，社会地位也不及。

这些优点和缺点之间的绝对轻重本来是不可比的；用英文中的谚语说，是拿苹果跟橘子比。但是，它们对于我的重要性是可比的。比起我将要得到的，收入和地位的降低是我可以接受的代价。

古语说，任是弱水三千，只可取一瓢饮。创造出许多可能性只是自由的第一步；人接下来还需要在其中选择出最适合自己心性的一个。人在选择关口处的煎熬看起来是发生在身外的不同选项之间的较量，其实是发生在自己心中的不同价值之间的较量。为选择而痛苦，是因为对自己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什么可以舍去，什么不能舍去没有清晰的把握。在对这些有了把握之后，选择就不再是极度消耗情感的事，虽然仍然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技术细节的功课。

重大选择的关头是一个人成长最大的时刻：那些埋藏于他意识深处、平时不为他所熟悉和了解的价值都跳出在他眼前，迫使他去了解它们、衡量它们在自己的价值空间之中的分量。当他经过许多次这样的选择关头，他对自己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就会有明确的把握，他的前路就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一个丰满的人生就是在多中选一，再由一生多的无限循环之中行进。在许多次的选择之后，他对自己的心性就有最准确的把握，对自己的潜力有最充分的发掘。他就有可能最充分地表达自己，也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人。

现在，我做第二份工作已经十多年，对它的喜欢程度胜于第一份工作的许多倍。我的选择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是：我为这个选择深思熟虑了好几年，对自己的好恶有了准确的把握，也对目标职业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用弗洛姆的概念来说，就是：我追求的不是消极自由，而是积极自由。

作出这个选择仍然需要直觉的帮助，因为我对它的所谓透彻了解毕竟只能是旁敲侧击的了解，余下的还需要想象力来补齐。但是，旁敲侧击的调研工作做得越彻底，与事实就越接近，想象力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我也不时会生出对这个工作的不满。这时我的办法是：再一次将我的价值空间中的各种考虑都抖在桌面上，看看我当初看重的那些是否现在还看重、当初认为可以承受的代价是否现在仍然可以承受。通常，我会发现答案都是肯定的，然后心里就再次获得平安。人在选择时，本来不可能把所有的好处都占到。

我另一种经常会有的感觉是失落感，尤其是听到昔日的同学和同事飞黄腾达的消息的时候。失落感是权力欲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的权力欲源于幼时的自卑感。我幼时的自卑感极为强烈，那么根据阿德勒的理论，我的权力欲和权力欲得不到满足时的失落感都会是极为强烈。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求“名”就是求高人一等的感觉，也就是权力欲，而对“没世而名不称”的焦虑就是失落感。

与梁晓声对话的那位大学生的“脱离平凡”的理想与古人的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想是一脉相承，都是出于权力欲。被权力欲障目，也就发现不了自由为何物。

但我现在懂得了自由，也就知道了权力和自由不能得兼，而自由对我更重要。对于在权力文化中长大的人，即使有幸找到了自由，它也是会不断失守的阵地。没关系，每次重新把它夺回就是。

心灵鸡汤总是说：你可以成就任何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使他把全部的生命潜力尽数释放出来，能成就的依然非常有限。挣脱外界环境的束缚并不一定能给人以自由，但挣脱自己的贪欲的束缚，或者说，接受自己的渺小，则一定能有所收获。

比 “可以成就任何事”更接近于自由的理想是颜回的“愿无伐善，无施劳”（伐、施：夸耀、表白）。这与基督教教义中的“无条件的爱”异曲同工。颜回把 “无伐善，无施劳” 谦称为他的愿望，但这实际上是当下即可实现的事：它只需要人改变自己的心态，并不需要外界环境的任何改变。

教职的自由度也给我许多空想的空间。如同夏夜的湿气会逐渐凝结为露水，我的空想中的许多念头也在自由中组合，凝结为笔下的文字。这个过程给我许多愉悦，可能是我从小到大有太多太复杂的心思，被环境的大力和我自己的恐惧压抑太久，太想要得到自由。

从以上写的所有这些来看，找到自由的过程似乎也就是找到自己的过程。找不到自己，就只有无名的自卑，就谈不上自信、自豪、自尊。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丢失了自我的人，如我，找回自我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只是自由的第一步。比起广袤的世界来，一个人的自我不过是大海边的一粒沙，并不值得无休止的仰慕。自由的下一步来自于放弃对自我的执着。

比较中国的毛泽东和印度的甘地，毛泽东只实现了自由的第一步，甘地则在自由之路上走得更远。毛泽东的所有奋斗都是为了他的自我，而甘地做事不是在给自己寻求什么。其结果是：毛泽东自己无法自由，也绑架了中国人的所有自由；甘地自己得以自由，也给了印度大众以自由。

教育学生的过程和写作的过程都是教育我自己的过程。以我的意愿来随意剪裁世界固然也许算得上一种自由，但这样的写作通常是失败的写作。以世界的本来面目来剪裁我自己的意愿给我更多的自由。教育家弗雷尔 (Paulo Freire) 说，如果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自己没有被改变，他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许多作家都说过，自己只是世界表达其声音的传声筒和笔尖。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理。

改变自己、教育自己只有在找回了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在找到自己之前，改变自己的目的是依附于强权，改变自己的方式是委曲求全。这既违逆自己的心性，也不能求得真正的安全感。

写作给我愉悦，也因为它帮助到他人的可能性。我因他人的帮助而得自由，所以也希望有人因我的帮助而得自由。一个社会中看重权力的人居多时，这就是个常有紧张情绪弥漫、不时会刀光血海的社会，而在这个社会中寻求自由也会格外艰难。当看重自由、找到自由的人多起来时，那个社会就是我乐于存在于其中的社会。

我希望以这篇文章来展示在华夏大地上生长起来的一个普通人追求自由的艰难。这艰难一部分是由于问题的特殊性：我想要的东西可能与很多人都不一样；一部分是由于问题的普遍性：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为个人实现自由设置了重重的阻碍。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我感到我这些经历值得一写。

束缚个人自由的力量既有来自外界的，也有来自内在的。外界的束缚来自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等；内在的束缚来自于自己有限的认知能力、坚固的习惯、恐惧感和贪欲。中国一直都有一些人坚持与体制抗争，试图给自己、也帮助他人摆脱外界的束缚。但是以为外界的束缚解除时自由就会从天而降是幼稚的。并且，如果主导抗争运动的是不自由的人，他们的视野就会被他们的敌人占满，他们就只有消极自由的冲动。即使他们的抗争成功，他们及其追随者拿到手的仍然是不自由。中国的改朝换代史一再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即使在外界的重重束缚之中，人仍然可以给自己求得自由，尤其是心态的自由。心态的自由是积极自由，其最好的例子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抱怨、控诉、咒骂他的敌人，但他选择做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一些人先给自己求得积极自由，然后帮助其他人求得自由，这是我个人所见的中国的前途所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