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美国对我来说异常遥远。这种距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同时也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层面。从我选择走向反抗的道路那天开始，我就给自己许下承诺，不再说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不再一味地委曲自己去仰视并迎合他们。这些年下来，我做到了，未来，我同样会根据良心的指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然而，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公民们的每一个有求于政府的行为，都可能成为当局敲诈和勒索他们的武器，比如：个人护照。对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反抗者们来说，无论你是否真心实意，如果你不说一些赞美政府及其官员的奉承话，如果你不在曾经欺负过你的警察递出的一纸承诺书上签字画押，如果你还在继续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当局又怎么可能轻易地将出国这项让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权利归还给你？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自由”和“开放”的掩护下进化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当美国作为世人眼中的“自由灯塔”，它的光芒逐渐熄灭，并最终倒塌，那么，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这不是危言耸听，就在此刻，以捍卫宪法和法律之名进行的政治清算，完全共产主义化的政治宣传和言论审查制度，已经在美国社会初露端倪。更进一步地，为了实现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某个政治集团可以为此不择手段却不受任何惩罚，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的反抗行为却会遭到无情的镇压（当然是躲在某个崇高理由的背后），如同在我们这里，那些批评共产党的人们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在我看来，这一切并非是好莱坞的编剧们脑洞大开的纯粹虚构，仅仅存在于想象中。说到底，一种失去共同道德和价值基础的民主是难以预测其未来的，而一个将上帝的权威等同于作茧自缚的政治官僚体系又会将人的道德拖入到何种堕落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历经种种羞辱和千辛万苦开启的流亡之旅，它的真实意义又何在？

 

无论如何，2019年4月的“拘捕”事件，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精神洗礼，就好像从一个将生活视作例行公事、循规蹈矩的旧日世界，从此迈向了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新世界。

当时，应一位朋友之求，我邀请了日本共同社的两位记者，对她进行个人专访。采访内容涉及她父亲在党内的工作履历，以及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官员，他对1989年政治事件的一些思考和个人见证。事实上，在这些年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这样的事情可以算是最微不足道的，我甚至都未曾严肃地考虑过它会有任何的政治风险。
然而，正是这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让我在海淀区看守所呆了足足一个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牢，然而却并非是完全不堪回首的，至少，它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地体验和观察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之地。

首先，这是一个实行军事管制的封闭世界，每一个被递解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名符其实的战俘，它象征着当局在某次战斗中取得的一次小小胜利。这并非我臆想的夸张之词，事实上，当局一直都是用这种战争的修饰语言来定义此类逮捕行动的性质。出于这个定义，在这里，纪律更加被强调，每一次出格的肢体动作，每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每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都可能被视为破坏惩罚的严肃性而遭到报复；在这里，警察就是上帝，他们像驱使牲口一样，对拘留犯们呼来喝去，他们的每一次训诫，都是在给拘留犯们指明下一步生活和行动的方向。这是一个完全被排除在正常的人类道德规范之外的地下社会，即使是那些最谦逊、温和，在每件事上都一丝不苟的文学系教授，也不得不让自己变得野蛮和粗鲁，让自己富有攻击性，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不被倾轧和暴力所吞噬，达尔文的生物学定律在这里得到完美的展示。

和许多人一样，直到被捕前的那一刻，我的头脑中曾经无数次闪现过与共产主义警察狭路相逢的场景。实际上，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忍受得住这些职业党员们的羞辱、嘲弄、审讯、拷打，以及和亲人及朋友们保持长时间的分离，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坦率地说，没有人愿意坐牢，特别是共产党的监狱，我也不能免俗。正因为如此，我从不鼓励别人受盲目和冲动的情绪支配，用自己的头颅去砸监狱的高墙。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会去谴责周围的人们面对罪恶时保持沉默而不是公开呐喊。我认为，将自己的正义观建立在别人的懦弱和胆怯之上，并不意味着自己有多高明和勇敢。

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决定踏上反抗的征途时，一定要事先考虑周全。首先，他不应该抱持一种实用和功利的态度来衡量这种选择，看看是否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比如：一张通往美国的通行证。其次，他不要指望自己能够成为人所共仰的英雄式人物，因为现实往往比他所能预估到的最坏局面更为糟糕。在这条道路上，只有一种可能性是确定的——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成为一名反极权的反抗者，就注定了要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将坐牢当作家常便饭，这是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政治必修课。

当奥德修斯踏上远征之路后，他的妻子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只为等待丈夫的凯旋，二十年如一日。诗人将他的故事谱写成感人的赞美诗篇，供后世吟唱。而在我们这里，当一个人选择从事和奥德修斯相同的英雄事业时，等待他的，将是整个社会的挖苦、嘲笑和排斥，他的亲人会背叛他，他的爱人将离他而去，他将与监狱结伴同行，除了警察，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和他内心所受的创伤。这是一条荆棘密布、充满危险和苦难的孤独之路，而非一条造就英雄的荣耀之路。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成为奥德修斯的潜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奥德修斯。与此同时，我也相信，当风暴骤然降临，那些平时懦弱、胆怯，互不关心的人们，会张开自己的双臂，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遮风挡雨。自由，可以被压抑，可以被蹂躏，但绝不可能从生活的境况中被彻底地抹去，终有一天，它会破土而出，给世界一个惊喜。

 

 

2021年1月25日

 

事实上，美国对我来说异常遥远。这种距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同时也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层面。从我选择走向反抗的道路那天开始，我就给自己许下承诺，不再说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不再一味地委曲自己去仰视并迎合他们。这些年下来，我做到了，未来，我同样会根据良心的指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然而，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公民们的每一个有求于政府的行为，都可能成为当局敲诈和勒索他们的武器，比如：个人护照。对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反抗者们来说，无论你是否真心实意，如果你不说一些赞美政府及其官员的奉承话，如果你不在曾经欺负过你的警察递出的一纸承诺书上签字画押，如果你还在继续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当局又怎么可能轻易地将出国这项让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权利归还给你？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自由”和“开放”的掩护下进化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当美国作为世人眼中的“自由灯塔”，它的光芒逐渐熄灭，并最终倒塌，那么，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这不是危言耸听，就在此刻，以捍卫宪法和法律之名进行的政治清算，完全共产主义化的政治宣传和言论审查制度，已经在美国社会初露端倪。更进一步地，为了实现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某个政治集团可以为此不择手段却不受任何惩罚，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的反抗行为却会遭到无情的镇压（当然是躲在某个崇高理由的背后），如同在我们这里，那些批评共产党的人们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在我看来，这一切并非是好莱坞的编剧们脑洞大开的纯粹虚构，仅仅存在于想象中。说到底，一种失去共同道德和价值基础的民主是难以预测其未来的，而一个将上帝的权威等同于作茧自缚的政治官僚体系又会将人的道德拖入到何种堕落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历经种种羞辱和千辛万苦开启的流亡之旅，它的真实意义又何在？

 

无论如何，2019年4月的“拘捕”事件，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精神洗礼，就好像从一个将生活视作例行公事、循规蹈矩的旧日世界，从此迈向了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新世界。

当时，应一位朋友之求，我邀请了日本共同社的两位记者，对她进行个人专访。采访内容涉及她父亲在党内的工作履历，以及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官员，他对1989年政治事件的一些思考和个人见证。事实上，在这些年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这样的事情可以算是最微不足道的，我甚至都未曾严肃地考虑过它会有任何的政治风险。
然而，正是这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让我在海淀区看守所呆了足足一个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牢，然而却并非是完全不堪回首的，至少，它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地体验和观察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之地。

首先，这是一个实行军事管制的封闭世界，每一个被递解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名符其实的战俘，它象征着当局在某次战斗中取得的一次小小胜利。这并非我臆想的夸张之词，事实上，当局一直都是用这种战争的修饰语言来定义此类逮捕行动的性质。出于这个定义，在这里，纪律更加被强调，每一次出格的肢体动作，每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每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都可能被视为破坏惩罚的严肃性而遭到报复；在这里，警察就是上帝，他们像驱使牲口一样，对拘留犯们呼来喝去，他们的每一次训诫，都是在给拘留犯们指明下一步生活和行动的方向。这是一个完全被排除在正常的人类道德规范之外的地下社会，即使是那些最谦逊、温和，在每件事上都一丝不苟的文学系教授，也不得不让自己变得野蛮和粗鲁，让自己富有攻击性，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不被倾轧和暴力所吞噬，达尔文的生物学定律在这里得到完美的展示。

和许多人一样，直到被捕前的那一刻，我的头脑中曾经无数次闪现过与共产主义警察狭路相逢的场景。实际上，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忍受得住这些职业党员们的羞辱、嘲弄、审讯、拷打，以及和亲人及朋友们保持长时间的分离，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坦率地说，没有人愿意坐牢，特别是共产党的监狱，我也不能免俗。正因为如此，我从不鼓励别人受盲目和冲动的情绪支配，用自己的头颅去砸监狱的高墙。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会去谴责周围的人们面对罪恶时保持沉默而不是公开呐喊。我认为，将自己的正义观建立在别人的懦弱和胆怯之上，并不意味着自己有多高明和勇敢。

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决定踏上反抗的征途时，一定要事先考虑周全。首先，他不应该抱持一种实用和功利的态度来衡量这种选择，看看是否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比如：一张通往美国的通行证。其次，他不要指望自己能够成为人所共仰的英雄式人物，因为现实往往比他所能预估到的最坏局面更为糟糕。在这条道路上，只有一种可能性是确定的——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成为一名反极权的反抗者，就注定了要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将坐牢当作家常便饭，这是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政治必修课。

当奥德修斯踏上远征之路后，他的妻子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只为等待丈夫的凯旋，二十年如一日。诗人将他的故事谱写成感人的赞美诗篇，供后世吟唱。而在我们这里，当一个人选择从事和奥德修斯相同的英雄事业时，等待他的，将是整个社会的挖苦、嘲笑和排斥，他的亲人会背叛他，他的爱人将离他而去，他将与监狱结伴同行，除了警察，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和他内心所受的创伤。这是一条荆棘密布、充满危险和苦难的孤独之路，而非一条造就英雄的荣耀之路。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成为奥德修斯的潜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奥德修斯。与此同时，我也相信，当风暴骤然降临，那些平时懦弱、胆怯，互不关心的人们，会张开自己的双臂，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遮风挡雨。自由，可以被压抑，可以被蹂躏，但绝不可能从生活的境况中被彻底地抹去，终有一天，它会破土而出，给世界一个惊喜。

 

 

2021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