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家于一九四九年秋从尚德街三十四号搬到不远处的青石井一号，房东是周X蓀先生，当时五十多岁，在他家兄弟中排行老大，所以我们按湖南人的习惯尊称从为“周家大爹”(也就是周家大爷的意思)，他的大儿子周X康“解放”前赴美留学，于一九五0年初从美国经青岛回到长沙，在湖南大学电机系任教，那时他正值英年，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对我们兄弟姊妹态度和霭，他赴美留学前已结婚生子，夫人何X瑞也是长沙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娘家就住在距青石井不远的息湘街，我们叫她大嫂嫂，“解放”后在长沙电业局上班，一九五二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註：1]后，湖南大学电机系合并到武汉新成立的“华中工学院”，周X康夫妇一起调往武汉工作。他们有一儿一女都长得活泼可爱。

记得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大哥哥、大嫂嫂带我、二姐、弟弟和他们的两个儿女一起到黄兴路和白马巷的路口去看庆祝国庆的全市学生、民众大游行。游行队伍扎了各种显示“解放”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各种“伟大”成就的彩车；举着各种标语牌和彩旗，一路高呼庆祝国庆的口号，游走在长沙的各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市民。那时的民众、学生因受共产党宣传的欺骗，又没有领教过共产党的铁腕统治，而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又多有亲身体会，所以对共产党抱有巨大的希望，民众、学生在欢庆国庆大游行中表现出来热情和对以毛为首的中共的感激和尊敬都是发自内心的。

游行结束后，大哥哥大嫂嫂又带我们一起去“国际电影院”(即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大会堂)看电影，放映的是一部美国大片“金刚”，该片是一部至今仍在不时重放的著名影片，情节驚险奇特，内容主要是描写美国一支探险队在非洲的一座原始森林里捕捉到一只硕大无朋的大猩猩，把它运回美国展出时，发生的许多动人心弦的驚险离奇的故事令我们这些儿童欣喜异常，至今仍难以忘怀。

周家大爹的大女儿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唸大学，“解放”前后那段时间都不曾回过长沙。大概出于那时“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为了表现自己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共产党及其各种组织机构的代称)以及对革命英雄的崇拜；也可能还有一点为自己在政治上找一个靠山的心理(这仅是我个人按当时的普遍现象的一种推测，不一定是周大小姐的本意) ，后來美丽端庄的周家大小姐居然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许多的“老红军”。周家大爹的二女儿“解放”前就在贵州大学医学院唸书，她和她的大姐一样在“解放”前后都没有回过家。想是当年青年学生受共产党宣传蛊惑的影响，为表现积极，要与自己工商业兼地主的父母、家庭划清界限所致吧!尽管如此，周家大爹夫妻可没有因此和自己的大女儿、二女儿“划清界线”，依然对她们尽其做父母的责任，按时将学费、生活费寄给她们。

我家在青石井一号住了大约三年时间，一直未见她们姐妹二人回来看望过对她们如此关爱的父母。这大概就是共产党治下除了宣扬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外，是从来不讲什么亲情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这两位大小姐身上的体现吧！

周家大爹的三女儿叫周X任，“解放”时刚好高中毕业，不知何故没有考大学而是参加了工作，到新成立的“三联书店”当了一名营业员，她当时交了一位男友叫钱其(奇？)系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参与接收湖南省广播电台的行动，后来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们不久便结婚成家，后来听说婚后双方并不十分和谐，最终导致离婚。

周家大爹的小女儿叫周X园，小名叫“园园”，年龄与我二姐相仿，同在“城东一校”唸高小六年级，后来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华中工学院”，之所以报考华中工学院，大概与他大哥在华中工学院任教便于照顾她有关。毕业后可能因为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工作，并在那里结婚成家，直至退休也未能返回长沙故土。

周家大爹还有一个小儿子叫周X文，我们叫他“文哥哥”，他那时在长郡中学唸高中，能考上长郡可见成绩不错，他上学来去都骑一辆自行车(那时叫脚踏车)，自行车在那时是比现在的小轿车还奢侈的交通工具，他非常珍惜这辆自行车，经常见他对这辆自行车进行擦洗、保养。他骑自行车时必定先把裤脚用一种专用的铁夾子夾紧以防骑车时裤脚被卷进链条与齿轮之间。他于一九五0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因“抗美援朝”运动而在全国掀起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运动”中，中断高中学业参军，分到海军学校从事文教工作，直至退役转业回到长沙，进入长沙铁道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后在该校以教授职称退休。

由于部队系统女性很少，为数不多的女性在比社会上更讲究家庭出身的军队系统的政治氛围下，尽管文哥哥相貎堂堂、学识不凡，也没有哪位部队系统的女士敢与之结为秦晋之好。后来在周家大爹和老家乡下亲友的牵线之下，文哥哥与老家农村的周女士结为夫妻。周女士贤惠能干、孝敬长辈。
由于“解放”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周家的儿女、儿媳、女婿门为避免同事、邻居们指责他们与地主兼资本家的父母和家庭划不清界限而招致灭顶之災，所以很少回长沙探望年事渐高的周家大爹夫妻，尽管如此，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周家儿女们仍然偷偷地不时寄一些钱给周家大爹夫妇，以此聊表儿女们的孝心。只有文哥哥的夫人周女士敢于在那种政治高压下，经常到周家大爹家里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解放”后不久农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富农，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地主、富农的妻女也有被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瓜分的。周家大爹几兄弟，除周家大爹外，其他几位兄弟大都在“解放”前或因好吃懒做；或因吃喝嫖赌抽大烟，；或因经营不善不仅把城里的资产败光了，有的连乡下的田产也败光了。“解放”后，这几位兄弟倒成了响噹噹的“城市贫民”，成了共产党依靠的对象，而为人正派、兴趣高雅，苦心经营城里的绸布庄和乡下的田产的老大周X蓀先生却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成了被剝夺、被斗争、被打击、被专政的对象。

周家大爹早已听说乡下的农民协会要來分田地、分財产、斗地主，事先便把装有值钱物品的四、五个大皮箱暂存到我家(周家大爹见我父母为人忠厚可靠，绝不会借机侵吞他们的财产)，并告诫不论任何人问起来，都要说是我家自己的财产(刚“解放”初期，中共当局为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市场的流通，像我家这种比较单纯的工商业者还暂时属于被保护对象)。不久便时常有手执梭标、臂戴红袖章的农会会员到周家來搬取财物，美其名曰“退赔”，意即把历年剝削佃农的田租退还赔偿给农民。有次来了几个手拿梭标的年轻农会会员，拿着土改工作队的命令要來抓周家大爹到乡下去斗争，大儿子周X康生怕老父不堪忍受斗争会的抠打、凌辱。便要老父躺到床上装病，大儿子对农会的人声称老父病重无法行走，现在新社会又不能劳为各位像过去那样用轿子來抬他，就由我代老父去接受乡亲们的批斗吧！又打发了一些钱给这几个农会会员，由于周家大爹平日对佃户们并不刻薄，而來的农会会员均系本村周姓人家，与周家大爹一家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也就同意了。于是周家大少爷就隨同来的农会会员一起，下乡代父接受土改工作队和被他们鼓动起来的贫下中农的批斗和诉苦(來人对周家老大还祘客气，既没有用繩索捆绑、也没有给带手铐)。大概由于周家大爹一家平日对佃户们和其他农户不错，又没有什么不良劣习和欺压乡民的事例可供批斗、诉苦，乡民们平日都得到过周家的好处，周家老大在批斗会上又表示积极退赔，主动向村民们赔礼道歉，承认周家剝削农民劳动果实的罪恶，表示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村民们也走过场一样不痛不痒地把周家的剝削阶级罪行批判斗争了一通，村民们又可分得不少“胜利果实”，土改工作队那些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队员又实在想不出周家有什么值得批判斗争的事实和言论，何况周家大爹的地主成份后面还兼了“资本家”三个字，这三个字在那时暂时还可对周家多少起一点保护作用，斗争周家所获“胜利果实”不菲，也足可以向上级交差，于是对周家的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几天后周X康毫发无损地回到长沙家中。直到此时周家大爹一家人悬着的几颗心才终于放下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那种由共产党通过各地的土改工作队挑动起来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之中，当属一较为罕见的例外，在那场运动中，全国各地到处充满被土改工作队挑动起来的农民对地主、富农、士绅、前国民政府党政军警人员的“深仇大恨”。在这几类人和他们的家属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暴烈运动中惨遭杀害、酷刑、抠打(许多成为终身残废)、侮辱最终被搞得家破人亡的普遍情况下，周家大少爷能从乡下的土改运动中毫发无损地安然回到长沙，实属一个罕见的例外。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周家大爹他们乡下的村民多为勤劳本份的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当时各地农村较为普遍存在的懒汉、地痞、二流子。二是派去那里的土改工作队的负责人和队员们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否则周家大爹一家不会如此“轻松”度过土改这一关的。

这场席卷全国的“土改”运动过后，周家大爹一家除了失去了乡下的田产、房产和大部份财产之外，仍然保留了在长沙药王街的一家绸布店，他的大儿子周X康被聘到湖南大学电机系执教、大儿媳进入长沙电力局工作，长女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二女儿继续在贵州大学医学院唸书，三女儿高中毕业后在“三联”书店就业，二儿子在长郡中学读高中，四女儿在长沙城东一校读高小与我二姐同学。
周家大爹的其他兄弟在“解放”前大都把从周老太爷那里分得的家产挥霍一空，“解放”后倒被当局划成了城市贫民，居然都未受到土改运动的打击。周家大爹的三弟住在与我家相邻的一个房间，周家三爹染有吸食鴉片的劣习，因“解放”后当局为争取民心严禁鸦片，不论是吸食还是贩卖鸦片者一经抓到，轻则处以重刑，情节稍重者一律枪毙，周家三爹的烟瘾虽大，但也没有性命重要。此外周家三爹原來分得的家产早已被他败光，当时他们夫妻二人又没有工作，连吃饭都只能靠向亲友借贷和周家大爹念在兄弟情份上不时周济一点米粮度日，哪里还有余钱抽鴉片烟，不得已只好忍痛戒烟。但这鸦片烟不是说戒就可以轻易戒得掉的。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周家三爹起床到厨房用臉盆打了一盆洗臉水准备回房洗潄，不料刚走到客厅前的走廊上．便突然倒在地上捲曲着身子，手里还端着那泼得只剩下小半盆水的洗臉盆，全身不停地抽搐擅抖，还不停地流出清鼻涕和涎水。我连忙叫母亲来看，母亲说不要理他，他这是鸦片烟瘾发了，过一阵就会好的。果然大约一个钟头左右以后，周家三爹便从地上爬起来，一切又正常如初。以后我再未见过他发鸦片烟瘾。大概是在当时严历禁烟和家庭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周家三爹被迫把吸食多年的鸦片烟戒掉了吧！
周家三爹有个宝贝儿子，小名叫开毛，与我弟弟年纪相仿。这个开毛从小生性活泼好动，一天到晚神头鬼臉。因他母亲原系湘剧明星与附近渔塘街正义里的兰陵湘剧院的人员都很熟，开毛去那里看戲不用买票，守门的人都认识他，。他们看在他母亲的份上，都让开毛隨意进出兰陵剧院看戲。大概是湘剧看多了，开毛对剧中的情节、唱词、道白都能记得。所以他经常一个人在院子里的空地上舞刀弄枪，自演自唱，常常弄得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一阵阵欢笑，这成了周家大院里的一种独特的乐趣。

我和弟弟刚进位于儲英园的楚怡小学时，每人每学期要交二十多块光洋的学费，比一些中学的学费还要高。楚怡是一所私立小学，因该校的环境、校舍、師资、设备和教学质量在长沙均属一流。所以尽管收费较高，但长沙的市民们仍争相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所小学。这是一所由陈夙风老先生创办的私立小学，陈老先生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前后也曾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宣扬国民革命的道理，后陈老先生发现中国之落后乃民智未开之故，故转而致力于开啓民智的工作，立志以教育救国。从此与借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蛊惑民众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成员分道扬镖，倾其家产，并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創办私立楚怡小学。经陈老先生殚精竭虑苦心经办和长沙各界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逐渐把楚怡小学办成了长沙市也就是湖南省第一流的小学。到我和弟弟于一九四九年秋插班考入楚怡小学时，陈老先生早已仙逝。先是由其次子陈志文接任校长，当时长子陈志刚在美国留学未归，到“解放”前夕陈志刚学成回国，接任楚怡小学校长，弟弟陈志文又去美国留学，以后一直未再回国内。

从文运街向东拐入儲英园，进去卄余米便正对着楚怡小学的大门，门楼下横挂着一块黑色大木匾上书“楚怡小学”四个大金字，匾下是学校的大门，进门右侧是一间传达室，往左是一条大约六、七米宽的露天过道，中间是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石板路，路两边种有花草，过道尽头是一个小操坪，小操坪的右侧第一间教室是音乐教室，第二间是学校办公室，办公室进门左侧的墙上挂有陈夙风老先生的遗照，照片上的陈老先生面貌清瞿白发银髯，样子有点像后来看到的齐白石老先生老年的一张白发银鬚的照片上的样子。小操坪靠近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一排五、六间房的教工宿舍，小操坪的北面是一排平房，平房的中间是通往后面大操场和教学楼的过道，过道两边各有两间教室，教室前面有走廊与办公室、音乐教室前的走廊相连，办么室与这排教室东边两间教室之间是一个小花园，里面种满了许多说不出名称的非常好看的花草，小花园的东边有两间小房，北边一间小房是学生合作社，由学校组织学生经营，出售各种学习用品、文具、面包、餻点及各种零食，营业员、收付款员、记帐均由选出的高年级学生轮流在课间和课余时担任。南边一间小房为贮藏室，学校的各种用具工具都放在里面。学生合作社和貯藏室的东侧后面是男女厕所，厕所前有一条长廊一直往北，长廊的中部与一座多棱形两层小洋楼相连（这是校长、教导主任、资深教师及其家属的居所，一楼的客厅是教职工的餐厅），长廊的最北端与一座两层楼的的教学楼的走廊相连，教学楼为东西向，上下各有四间教室，楼的中部为楼梯间，楼梯间两侧各有两间教室，相邻两间教室之间有一被隔成两间的班主任住房，各有一门通向班主任所教班级的教室（上下共八间教室、八间班主任住房）。在长廊的厕所与小洋楼之间东面有一板墻，是专供展出学生的优秀作文、书法和美术作品的处所，有时学校的通知、告示也贴在这面墙上。小洋楼与教学楼之间长廊的东面有一小块空坪，小空坪的东面有三间平房分别是学校的厨房、貯藏室和厨师住房。在南边四间平房教室与北边教学楼之间是学校的大操场，操场西部是兰球场、排球场；东边是运动场供学生跑步、做体操、游戲，并备有单、双槓、跳高跳远的沙坑；兰、排球场的西边是供学生锻炼臂力的横梯、爬杆、爬绳。大操场再往西是一大间南北向的平房，供雨天学校集会用，可以祘是礼堂吧！礼堂南端与大操场南面那排平房教室之间．还有一块小空坪，空坪的中部立有一个叫“巨人步”的运动游戲装置，它是一根立在地面高出地面约四米、直径约三十五厘米的木柱，顶部是可以转动的，顶部的八个铁环上吊下8根粗棕繩，由八个学生抓住绳的下端朝向同一方向奔跑、跨步起跳便可向前飞奔一大步，其步幅之大就像一个巨人跨出的一步一样，“巨人步”的名称即由此而來。

刚进楚怡小学四年一级（第６８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连音，王老师二十多岁，身体稍胖（他一生从事小学教育），她的丈夫董爽秋先生是地下党员，也是一位音乐家。我们上音乐课还唱过他谱写的歌曲。董先生“解放”后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楚怡小学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许多都是大专院校的优秀毕业生，甚至还有留美学成归国的专门人材，我们毕业之后，有许多都被调往中学、大学任教，有的还调往设计部门工作。至今我还记得的楚怡小学老师有：陈志刚校长兼数学老师，他留学美国学习造船专业。“解放”前夕学成回国，担任楚怡小学校长，1952年我在楚饴小学毕业后，他调往大连造船厂从事艦船设计工作。钟文：数学教师，她是陈校长的夫人，生得小巧玲珑，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打扮时尚。徐国英：女、卅多岁，四年二级时任我班班主任，是语文教师，丈夫为国民政府一连级军官，不知是战死沙场还是被当局抓去坐牢、槍斃。徐老师带着她的一个十四、五岁能歌善舞的独生女儿一起住在学校（她女儿已上中学），徐老师是第一个让我们接触到世界文学名著“基度山恩仇记”（又名“基度山伯爵”）及其作者大仲马的老师。徐老师在故事课上，向我们这些未涉世事的少年儿童，讲述了“基度山恩仇记”这部书里描述的基度山伯爵那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后來我直到在长郡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才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由蒋学模先生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的中译本。这是一本影响了我一辈子的书。王勉老师年近三十，教自然课，上课时西装革履，讲课风趣幽默又十分严厉，上课时如果有哪位同学讲小话或思想开小差，王老师的粉笔头便会准确无误地㧜到他的头上。王老师上课同学们总是鸦雀无声、聚精汇神地听课，就连我们这几位平日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不敢乱说乱动，生怕那突然飞來的粉笔头准确地㧜到自己的头上。“解放”后当局禁止体罚学生，所以我们这些顽皮学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调皮捣蛋的行为，会像在城东四校那样招致刘进康老师突然挥到自己身上、手上的凶狠沉重的竹板的抽击，这大概是“解放”所带来的十分有限的进步之一吧！我们在楚怡毕业后王老师便调到长沙市第六中学教物理去了。刘寿斌：三十来岁，教数学兼珠祘，他讲课简明扼要，通常一堂课他只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时间便讲完，而且只要稍微用点心听课的学生很快就能听懂他所讲的内容，剩下的时间便由刘老师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讲得非常生动幽默，同学们都睁大眼睛听他讲。同学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听故事时间，每当刘老师上课都非常专心听，因刘老师把课的内容扼要讲完、题目演示之后，就要向同学们提两三个问题，让同学们回答，都答对了，就立刻开始讲故事。所讲的故事都包含着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及维护人的基本伦理道德的内容，诸如：“新打狗劝夫”、“天仙配”之类，有时也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刘老师在台上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在台下听得如醉如痴。这种以讲故事作为吸引学生专心听讲的手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刘老师这种寓伦理道德教育、为人处世教育于故事之中的教育方式，使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人处世教育就在学生专心听故事的过程之中，便不知不觉地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起到了专门对学生进行枯燥乏味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人处世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刘老师的数学课不仅使我们学到了数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讲的故事，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建立起了为人处世应当维护并遵从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刘老师在这方面对我们的教导是值得我们感谢一辈子的。刘老师在我从楚怡毕业后不久便调到了长郡中学担任数学教师。隨着“解放”后对人、对各行各业管控的日趋严历，我想刘老师调到长郡中学后虽然继续教数学，恐怕已不能再像在楚怡教我们那样隨意尽情发挥他那出类拔萃的教学方法了吧。他大概也只能按当局统一规定的教案照本宣科，以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了事。易X莲老师：女，三十多岁音乐教师，在长沙小学音乐教师中是名气很大的音乐老师，他还专门培养两位高年级同学一个叫周安治拉小提琴，一个叫刘安远练习指挥（那时叫打拍子），在易老师的教导之下周同学的小提琴和刘同学的指挥，还有楚怡的合唱队、小乐队都经常在长沙市的小学文艺汇演中获得许多奨项。陈耕：男，三十多岁体育教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立体专的毕业生。陈老师除教十二个班的体育课之外，还组织了兰球队、排球队（当时有兰球场、排球场、排球网的小学恐怕只有楚怡一家）、田经队、体操队等专业队伍之外，陈老师还非常重视所有学生都参加的群众体育活动如早操、课间操、组织同学跑步、打兰排球、打乒乓球、玩单双杠、爬横梯、爬绳、跳高、跳远玩巨人步，还有一种叫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戲，同学们分做两幫，一帮扮作官兵，另一幫扮作强盗，强盗们在操场的两端各有一个窩点，強盗们先集中在一个窩点，官兵们在操场中间，强盗们要利用自己的奔跑速度、力量、智慧从一个窝点跑过操场到另一个窩点，中途如果被官兵抓到，这个強盗就被槍斃“死了”，如果一个强盗成功躱过、摆脱官兵的抓捕跑到了另一个窩点，那么官兵中便会有一人因此而出局（死去），到结束时看哪边剩下的人多就祘赢了。这是一种需要体力、速度和智慧的非常吸引人、非常有刺激性的游戲，我那时因年纪小身体瘦弱跑得又不快，所以当强盗时往往容易被官兵们抓到又挣不脱而被“槍斃”，只有不多的时候利用官兵们去围捕那些速度快力量大的强盗露出防守的漏洞时，方能趁机成功跑到对面的窩点而免遭“槍斃”的厄运。而我当“官兵”时，虽然有时动点脑筋，巧妙躲在“強盗”们不易发觉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将偷偷跑到身边的“強盗”抓住，如果抓住的是牛高马大的“强盗”便会轻易被他掙脱逃向对面的窩点，这样我便会因此而从“官兵”队伍中“死去”而出局。只有抓住的是力量速度和我不相上下的“強盗”时，才能不被其挣脱而把他“槍斃”掉。所以，每当玩这种游戲时，我能玩到响上课鈴仍未被“槍斃”的机会不是很多。尽管和此，我对玩这种游戲还是乐此不疲。

还有一种游戲也是我们这些喜欢冒險又顽皮的学生所喜爱的。由于它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所以，这种游戲是被学校禁止的。学校的禁令是挡不住我们这些顽皮学生的好奇心的。在学校两层教学楼中部楼梯间的入口处外面有一面高约1.5米、宽约1米的大穿衣镜，是供师生们进教室前整理仪容的。穿衣镜往下三级台阶下的操场上，有一个约1.5米高、长宽也各为1.5米的厚重的木质讲台，讲台由四根粗大的木柱支撑，讲台的下面是空的。这个讲台是开周会(每星期一由校长或教导主任主持召开的总结上一周情况和佈置下一周学校工作的例会)和其他全校性集会时供校长、教导主任、老师们讲话用的，却被我们这些顽童当作游戲的舞台。玩的时候几个同学用划铜锤、剪刀、布的方式确定一个划输了的同学躲在台下，其余同学站在台上，由台下的同学突然从讲台的某一方跑出來用手来抓台上同学的小腿或脚，只要他的手碰到台上某个同学的腿或脚，这个同学便被罚到台下顶替他到讲台上来。由于通过穿衣镜台上和台下的同学都能看到对方的动向。所以每当台下同学要从那个方向竄出來时，台上的同学便会迅速湧向相反的方向以躲避台下同学伸出来的手。台下同学往往不断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竄出来伸手抓台上同学的脚，台上同学便一会儿湧向西；一会儿湧向北；一会儿湧向东；一会儿湧向南。同学们在台上嘻嘻哈哈不停地躲避台下同学突然伸出来的手，有时被湧过来的同学挤得跳到台下，被挤到台下的同学也要被罚到台下顶替台下的同学。台下的同学往往只有通过声东击西的方式突然袭击來不及躲避的同学，才有可能抓到台上同学的腿而顶替自己，使自己上台。这种游戲紧张、激烈、充满刺激性，而且台上、台下欢笑声、驚叫声不绝于耳，使同学们兴趣盎然。校方由于担心同学们被挤到台下时摔断手脚，通常都禁止我们玩这种游戲。这种游戲看似危險，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摔断手脚的事。因为往往每当自己快要被挤下台时，要么趕紧抓住里面同学以维持平衡使自己不致掉到台下；要么便会主动跳到台下，也不会造成受伤。这位陈老师在我们毕业以后，便调到院系调整后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去教体育去了。他后来在湖南体育界也祘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王壁连老师，男，四十多岁教历史、地理。讲话铿锵有力，十分严厉，学生们都很怕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因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湖南某县当过一任县长，又是国民党员，在楚怡任教期间，据当局称曾与某女工友发生性关系(此指控不知是否属实，王当时无妻儿子女，孤身一人)，便被当局以历史反革命份子和强奸妇女的罪名判处死刑，被当局槍斃了。我是1960年左右有次从湖南大学回位于聚福园的家里时，路过箭道巷从那里的墙上贴的一张长沙市人民法院的一张判处槍决人犯的布告上，看到王壁连的名字和佈告上罗织的罪名才知道王壁连老师的下场的。同一张佈告上还有我们在楚怡升入五年级直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罗翼乔老师，他被列举的罪名是：恶霸地主、強奸妇女(据称也是与楚怡小学某女工友发生性关系，因此也被冠以強奸犯的罪名。罗当时也无妻儿子女，孤身一人在楚怡任教)。王壁连、罗翼乔两个名字列在同一张法院处决人犯的佈告上，一起被处决，此事令我无比震惊。鑑于当局一贯善于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以处决一些出身不好(如罗翼乔老师，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或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部门任过职的人员(如王壁连老师曾在国民政府任过一任县长)，以达到震慑民众和起杀雞儆猴的作用，那些罗织给他们的罪名是否属实，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二人不知在1978年全国性平反寃假错案时是否得到平反昭雪以慰他们二人在天之灵？

我刚升入五年一级时，班上共有七十二名学生[註：2]，开学那天，第一堂语文课，教室里走进一位四十多岁、身体结实、皮肤晒得很黑、略胖、两臉腮帮向外凸出，形成一个“由”字型臉的中年男人，他一走上讲台便自我介绍：“我姓罗，四维罗，名翼乔”。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上“罗翼乔”三个字。接着他又说道：“我今天带了一件礼物送给同学们” 同学们顿时纷纷流露出希异和惊诧的目光，迫不及待地希望知道罗老师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礼物。罗老师接着说：“我要送给同学们的是一双勤劳有力的双手”边说边在讲台上向同学们伸出他那一双由于在乡下田间劳动而被晒得黝黑又略显肥厚的双手。引起同学们一片失望的小声议论。罗老师之所以如此说，大概是为迎合刚“解放”时当局大力宣传“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说教吧！另外也想借此表明：他已由一个剥削阶级份子通过自己双手，已劳动改造成了一名拥护共产党的人民教师吧！罗老师出身于长沙周边农村的地主家庭(至于是否还兼有资本家、官僚这样的后缀却不得而知)。大概父母已经亡故，他又已经成年，所以顶替父母戴了一顶“地主份子”的帽子，在《土改》运动中他的家产、田地和房屋均被农会的贫下中农分掉，本人被农会多次批斗之后，在家乡被农会监督劳动改造，这才导致他的双手和皮肤晒得那么黑。“土改”运动过后，当局为发展教育和开展经济建没，因当时有文化知识的人才奇缺，过去的中国本来有文化知识的人就不多，快“解放”时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被迫出走台湾、香港甚至异国他乡。这也加剧了中国大陆知识文化人才奇缺的状况。于是，当局决定从那些出身虽不好但无重大历史问题的知识份子中，起用一批人从事医疗卫生、文教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罗老师便是借这一东风被当局从农村招來楚怡小学高小部任语文教师兼我班班主任的。因罗老师在当地也祘是有点名望的知识份子，并且写得一手好墨笔字(粉笔板书也写得非常好)。罗老师在楚怡任教期间，常有人慕名前來请罗老师给他们写店铺的招牌。每写一幅招牌主家除了好酒好菜招待罗老师之外，还得用红纸包一份润笔以示感谢和尊敬，罗老师对此也欣然笑纳。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们班上黄玉泉同学家在当时还未完全修好的五一路现在的“平和堂”那个位置开了一家打铁铺。黄玉泉的父亲─膀大腰园的黄铁匠(在我以后见过的铁匠中，绝大部份都是因工作过于繁重和煤烟、烈火的燻烤而显得瘦精精的，黄铁匠是个例外。我想大概是黄铁匠自己已当老板，大部份时间无需自己操锤，劳动強度较低，伙食也比较好所致。) 久闻罗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在黄玉泉同学的引导下，黄铁匠亲自到楚怡小学登门拜访罗老师，恳请罗老师为其书写铁铺的招牌，罗老师欣然应允，并向黄铁匠宣告，有鉴于黄铁匠的儿子是自己的门生，决定免收润笔为黄记铁铺书写招牌。黄铁匠仍坚持按惯例奉上润笔，罗老师坚持不受，双方相持不下，后来，黄铁匠只好退让一步说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不付润笔，但在黄记铁铺开張那天宴请宾客时，一定请罗老师来坐上席。”罗老师见黄铁匠诚心邀请，便不再推辞，答应届时一定赴宴道贺(由此可见“解放”初期尊师重教的传统还未被中共当局完全摧毁)。后来我从黄同学家铁铺门前经过时，还看见罗老师用颜体书写的“黄记钢火老店”的招牌，字写得刚劲浑厚，还真有几分颜真卿的神韻。

说完这些插敍，再回到罗老师上的第一堂课上。当罗老师向同学们奉献出他那一双晒得黝黑的双手之后，说道：“春秋时，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今天我非常荣幸，门下也有七十二贤(指我们68班共有七十二名学生)，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成为名符其实的七十二贤，今后成为国家的栋梁。”罗老师不仅字写得好；书也教得好。

至于他的人品，由于当时年纪小，对他的了解不多，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从他在我高小毕业的评语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心胸狭隘、报复性很強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能够透过许多表象看清人和事物本质的人。我在68班是属于调皮捣蛋的学生之一，但我的调皮捣蛋不是以骂粗话、打架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幽默的语言、善意的玩笑、不怀恶意的对老师和同学的“恶作剧”和鼓动全班同学抵制或反对老师们的一些我认为不合理的做法，并与老师辩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些行动中还总是得到一位蓄着男式分头名叫皖爱玲的女同学的积极参与、配合。这位女“同谋”生得小巧、玲珑、漂亮，生性聪明、活泼、调皮、能言善辩，成绩也很好。她家就住在距楚怡小学不远的长康路与南阳街的交叉路口。我与这位女同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几乎可以说我就是她在男同学中的翻版；她就是我在女同学中的翻版。在每一次无论是我还是她发起的与老师(主要是罗老师，因他是班主任与我们交往多，因而产生的“矛盾”也多)的“斗争”和“辩论”中，我们总是相互支持配合默契，最终取得胜利。皖爱玲的这些表现在68班那些性格温和、举止文雅的女同学中更显得与众不同。

记得那时罗老师有点偏爱班上那些温顺听话的女同学，未经班上同学同意便任命她们为班干部，引起班上许多同学特别是男同学的不滿，但同学们内心虽不滿但都不敢溢于言表，只有我和皖爱玲敢于站出来挑战班主任罗老师的权威。我们在班会上发言说：现在是新社会要讲民主，班干部要经全班同学选举产生，不能由班主任直接指定，这种做法是旧社会封建独裁思想残余的表现，不符合“解放”后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罗老师辩称：班主任直接任命班干部是历来各学校一贯的做法，这是当好班主任必备的权力，双方相持不下。我趁机溜出教室，找到我们比较喜欢的教导主任刘国储老师来评理。刘老师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份子，当然同情我们的观点，但又不能使罗老师下不了台，便走到讲台上说：这件事同学们讲得有道理，按新社会的标准，班干部应由学生选举产生。不过这件事不能怪罗老师，是前两天开校务会议时，教导处作出的决定，要各位班主任尽快确定班干部的名单报到教导处来。这是我们教导处仓促作出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妥，应由我向同学们作检讨，责任不在罗老师身上。现在我代表教导处作出新决定：各班班干部由学生提名经选举产生。这场“风波”总祘平息了。68班终于由同学们提名、选举产生了班干部，其中男女生都有。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调皮学生不知是因为上课讲话、做小动作，还是未完成家庭作业，罗老师罚我们几个下午放学后打扫教室和大操场。我立即站起来反对说：恩格思说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功创造了人。在新社会劳动是件光荣、神圣的事情，不能拿来处罚犯错误的学生。只有旧社会剥削阶级才把劳动当成下贱、痛苦的事，才拿它来处罚劳动人民。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政府决不会允许任何人把光荣神圣的劳动拿来处罚学生。这些从报纸上、广播里学来的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被我和皖爱玲用作“攻击”罗老师的炮弹，在我和皖爱玲的配合“攻击”之下，居然把罗老师驳得哑口无言，罗老师被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最后罗老师宣告：你们如此顽劣的学生，我教不了。便赌气冲回他住的房间罢教。后来我们又请来教导主任刘国储老师评理。刘老师批评我们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不按时完成作业不对，应作自我批评。新社会虽不准体罚学生，但学生仍应尊重老师。刘老师又到罗老师房里好言好语抚慰一翻，把罗老师请回到讲台上，先由我们几个顽童站起来发言向罗老师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改正(这是刘老师事先与我们商量好的程序)。刘老师接着说：既然同学们都承认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光荣、神圣，想必同学们一定热爱劳动，今天放学后，教室仍由轮值的学生小组打扫，大操场就由全班其余同学一起打扫，我们几个顽童当然喜欢，其余同学也不好公然反对，于是全班同学都齐声说：好！刘老师又向同学们讲述罗老师如何为备课和批改我们的作业、试卷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教学如何认真负责……然后说：我们大家一齐鼓掌欢迎罗老师继续上课。罗老师此时气也消了，也就顺着刘老师为他铺就的台阶下了台，继续讲他的语文课。

此外还有很多次，我或皖爱玲利用罗老师某些不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话语或做法，鼓动全班同学起来反对罗老师的这些话语和做法。无论是我发起的；还是皖爱玲发起的，我们彼此均能心照不宣地互相支持、配合默契，使这些“反罗行动”取得“成功”。按常理，我在罗老师心目中应是一个引起他反感的，不怎么听话的学生，他对我的评价应是很差的。然而在罗老师给我的毕业评语中却远非如此，他在我的小学毕业通知单评语那一栏，却写上了令许多家长羡慕的简简单单的六个字：聪明、活泼、勇敢。对一个少年儿童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六个字更高、更珍贵的奖赏。然而当时我自己和我的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这六个字的真实价值。

在楚怡小学经常与我并肩“战斗”的那位聪明、活泼、漂亮的皖爱玲同学，在我们小学毕业后，便各自东西，我进了长郡中学，我连她进了哪一所中学都不知道，那时，也从未想到过要去打听一下。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遗憾，当时要打听一下她进了哪所中学并不会费多大力气，然而66年后的今天(写到这里时是2018午)，想要打听她的下落，已是无从着手了。除非出现奇迹，恐怕只能抱憾终生了。但愿她能有一个幸福美滿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尽管以她那爱增分明、充滿棱角的个性，和不甘默守成规、敢于挑战权威的生活态度来判断，像她这样一个人，在这个奖励奴隶主义的顺从态度；打击个人的独立见解的共产极权社会里，等待她的恐怕将是一条荆棘丛生、充滿风险和艰难困苦的曲折崎岖的羊肠小道。但愿她的聪明才智、她的乐观幽默和不屈不绕的奋斗精神能引导她穿越这条充滿艰险的羊肠小道走到今天，真诚地祝福这位在楚怡小学68班与我并肩“战斗”的女学友。

[註：1]：一凢五二年秋季中共当向为了全面贯彻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在高等教育方面也不例外，把中国过去效法欧美大学以培养“人”为目的的综合大学教育模式改为前苏联那种以培养各类专门“工具”为目的的专门教育模式。将各综合大学的那类院系调整出来，组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国内各综合大学的院系纷纷被拆分出组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诸如：医学院、农学院、土建学院、机械学院、工学院、铁道学院、矿冶学院、财贸学院、化工学院、石油学院、师范学院……等，贸下为数不多的几所综合大学也只有少数文理科院系。中共当局把这个过程称之为“院系调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家于一九四九年秋从尚德街三十四号搬到不远处的青石井一号，房东是周X蓀先生，当时五十多岁，在他家兄弟中排行老大，所以我们按湖南人的习惯尊称从为“周家大爹”(也就是周家大爷的意思)，他的大儿子周X康“解放”前赴美留学，于一九五0年初从美国经青岛回到长沙，在湖南大学电机系任教，那时他正值英年，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对我们兄弟姊妹态度和霭，他赴美留学前已结婚生子，夫人何X瑞也是长沙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娘家就住在距青石井不远的息湘街，我们叫她大嫂嫂，“解放”后在长沙电业局上班，一九五二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註：1]后，湖南大学电机系合并到武汉新成立的“华中工学院”，周X康夫妇一起调往武汉工作。他们有一儿一女都长得活泼可爱。

记得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大哥哥、大嫂嫂带我、二姐、弟弟和他们的两个儿女一起到黄兴路和白马巷的路口去看庆祝国庆的全市学生、民众大游行。游行队伍扎了各种显示“解放”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各种“伟大”成就的彩车；举着各种标语牌和彩旗，一路高呼庆祝国庆的口号，游走在长沙的各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市民。那时的民众、学生因受共产党宣传的欺骗，又没有领教过共产党的铁腕统治，而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又多有亲身体会，所以对共产党抱有巨大的希望，民众、学生在欢庆国庆大游行中表现出来热情和对以毛为首的中共的感激和尊敬都是发自内心的。

游行结束后，大哥哥大嫂嫂又带我们一起去“国际电影院”(即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大会堂)看电影，放映的是一部美国大片“金刚”，该片是一部至今仍在不时重放的著名影片，情节驚险奇特，内容主要是描写美国一支探险队在非洲的一座原始森林里捕捉到一只硕大无朋的大猩猩，把它运回美国展出时，发生的许多动人心弦的驚险离奇的故事令我们这些儿童欣喜异常，至今仍难以忘怀。

周家大爹的大女儿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唸大学，“解放”前后那段时间都不曾回过长沙。大概出于那时“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为了表现自己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共产党及其各种组织机构的代称)以及对革命英雄的崇拜；也可能还有一点为自己在政治上找一个靠山的心理(这仅是我个人按当时的普遍现象的一种推测，不一定是周大小姐的本意) ，后來美丽端庄的周家大小姐居然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许多的“老红军”。周家大爹的二女儿“解放”前就在贵州大学医学院唸书，她和她的大姐一样在“解放”前后都没有回过家。想是当年青年学生受共产党宣传蛊惑的影响，为表现积极，要与自己工商业兼地主的父母、家庭划清界限所致吧!尽管如此，周家大爹夫妻可没有因此和自己的大女儿、二女儿“划清界线”，依然对她们尽其做父母的责任，按时将学费、生活费寄给她们。

我家在青石井一号住了大约三年时间，一直未见她们姐妹二人回来看望过对她们如此关爱的父母。这大概就是共产党治下除了宣扬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外，是从来不讲什么亲情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这两位大小姐身上的体现吧！

周家大爹的三女儿叫周X任，“解放”时刚好高中毕业，不知何故没有考大学而是参加了工作，到新成立的“三联书店”当了一名营业员，她当时交了一位男友叫钱其(奇？)系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参与接收湖南省广播电台的行动，后来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们不久便结婚成家，后来听说婚后双方并不十分和谐，最终导致离婚。

周家大爹的小女儿叫周X园，小名叫“园园”，年龄与我二姐相仿，同在“城东一校”唸高小六年级，后来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华中工学院”，之所以报考华中工学院，大概与他大哥在华中工学院任教便于照顾她有关。毕业后可能因为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工作，并在那里结婚成家，直至退休也未能返回长沙故土。

周家大爹还有一个小儿子叫周X文，我们叫他“文哥哥”，他那时在长郡中学唸高中，能考上长郡可见成绩不错，他上学来去都骑一辆自行车(那时叫脚踏车)，自行车在那时是比现在的小轿车还奢侈的交通工具，他非常珍惜这辆自行车，经常见他对这辆自行车进行擦洗、保养。他骑自行车时必定先把裤脚用一种专用的铁夾子夾紧以防骑车时裤脚被卷进链条与齿轮之间。他于一九五0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因“抗美援朝”运动而在全国掀起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运动”中，中断高中学业参军，分到海军学校从事文教工作，直至退役转业回到长沙，进入长沙铁道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后在该校以教授职称退休。

由于部队系统女性很少，为数不多的女性在比社会上更讲究家庭出身的军队系统的政治氛围下，尽管文哥哥相貎堂堂、学识不凡，也没有哪位部队系统的女士敢与之结为秦晋之好。后来在周家大爹和老家乡下亲友的牵线之下，文哥哥与老家农村的周女士结为夫妻。周女士贤惠能干、孝敬长辈。
由于“解放”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周家的儿女、儿媳、女婿门为避免同事、邻居们指责他们与地主兼资本家的父母和家庭划不清界限而招致灭顶之災，所以很少回长沙探望年事渐高的周家大爹夫妻，尽管如此，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周家儿女们仍然偷偷地不时寄一些钱给周家大爹夫妇，以此聊表儿女们的孝心。只有文哥哥的夫人周女士敢于在那种政治高压下，经常到周家大爹家里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解放”后不久农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富农，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地主、富农的妻女也有被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瓜分的。周家大爹几兄弟，除周家大爹外，其他几位兄弟大都在“解放”前或因好吃懒做；或因吃喝嫖赌抽大烟，；或因经营不善不仅把城里的资产败光了，有的连乡下的田产也败光了。“解放”后，这几位兄弟倒成了响噹噹的“城市贫民”，成了共产党依靠的对象，而为人正派、兴趣高雅，苦心经营城里的绸布庄和乡下的田产的老大周X蓀先生却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成了被剝夺、被斗争、被打击、被专政的对象。

周家大爹早已听说乡下的农民协会要來分田地、分財产、斗地主，事先便把装有值钱物品的四、五个大皮箱暂存到我家(周家大爹见我父母为人忠厚可靠，绝不会借机侵吞他们的财产)，并告诫不论任何人问起来，都要说是我家自己的财产(刚“解放”初期，中共当局为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市场的流通，像我家这种比较单纯的工商业者还暂时属于被保护对象)。不久便时常有手执梭标、臂戴红袖章的农会会员到周家來搬取财物，美其名曰“退赔”，意即把历年剝削佃农的田租退还赔偿给农民。有次来了几个手拿梭标的年轻农会会员，拿着土改工作队的命令要來抓周家大爹到乡下去斗争，大儿子周X康生怕老父不堪忍受斗争会的抠打、凌辱。便要老父躺到床上装病，大儿子对农会的人声称老父病重无法行走，现在新社会又不能劳为各位像过去那样用轿子來抬他，就由我代老父去接受乡亲们的批斗吧！又打发了一些钱给这几个农会会员，由于周家大爹平日对佃户们并不刻薄，而來的农会会员均系本村周姓人家，与周家大爹一家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也就同意了。于是周家大少爷就隨同来的农会会员一起，下乡代父接受土改工作队和被他们鼓动起来的贫下中农的批斗和诉苦(來人对周家老大还祘客气，既没有用繩索捆绑、也没有给带手铐)。大概由于周家大爹一家平日对佃户们和其他农户不错，又没有什么不良劣习和欺压乡民的事例可供批斗、诉苦，乡民们平日都得到过周家的好处，周家老大在批斗会上又表示积极退赔，主动向村民们赔礼道歉，承认周家剝削农民劳动果实的罪恶，表示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村民们也走过场一样不痛不痒地把周家的剝削阶级罪行批判斗争了一通，村民们又可分得不少“胜利果实”，土改工作队那些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队员又实在想不出周家有什么值得批判斗争的事实和言论，何况周家大爹的地主成份后面还兼了“资本家”三个字，这三个字在那时暂时还可对周家多少起一点保护作用，斗争周家所获“胜利果实”不菲，也足可以向上级交差，于是对周家的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几天后周X康毫发无损地回到长沙家中。直到此时周家大爹一家人悬着的几颗心才终于放下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那种由共产党通过各地的土改工作队挑动起来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之中，当属一较为罕见的例外，在那场运动中，全国各地到处充满被土改工作队挑动起来的农民对地主、富农、士绅、前国民政府党政军警人员的“深仇大恨”。在这几类人和他们的家属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暴烈运动中惨遭杀害、酷刑、抠打(许多成为终身残废)、侮辱最终被搞得家破人亡的普遍情况下，周家大少爷能从乡下的土改运动中毫发无损地安然回到长沙，实属一个罕见的例外。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周家大爹他们乡下的村民多为勤劳本份的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当时各地农村较为普遍存在的懒汉、地痞、二流子。二是派去那里的土改工作队的负责人和队员们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否则周家大爹一家不会如此“轻松”度过土改这一关的。

这场席卷全国的“土改”运动过后，周家大爹一家除了失去了乡下的田产、房产和大部份财产之外，仍然保留了在长沙药王街的一家绸布店，他的大儿子周X康被聘到湖南大学电机系执教、大儿媳进入长沙电力局工作，长女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二女儿继续在贵州大学医学院唸书，三女儿高中毕业后在“三联”书店就业，二儿子在长郡中学读高中，四女儿在长沙城东一校读高小与我二姐同学。
周家大爹的其他兄弟在“解放”前大都把从周老太爷那里分得的家产挥霍一空，“解放”后倒被当局划成了城市贫民，居然都未受到土改运动的打击。周家大爹的三弟住在与我家相邻的一个房间，周家三爹染有吸食鴉片的劣习，因“解放”后当局为争取民心严禁鸦片，不论是吸食还是贩卖鸦片者一经抓到，轻则处以重刑，情节稍重者一律枪毙，周家三爹的烟瘾虽大，但也没有性命重要。此外周家三爹原來分得的家产早已被他败光，当时他们夫妻二人又没有工作，连吃饭都只能靠向亲友借贷和周家大爹念在兄弟情份上不时周济一点米粮度日，哪里还有余钱抽鴉片烟，不得已只好忍痛戒烟。但这鸦片烟不是说戒就可以轻易戒得掉的。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周家三爹起床到厨房用臉盆打了一盆洗臉水准备回房洗潄，不料刚走到客厅前的走廊上．便突然倒在地上捲曲着身子，手里还端着那泼得只剩下小半盆水的洗臉盆，全身不停地抽搐擅抖，还不停地流出清鼻涕和涎水。我连忙叫母亲来看，母亲说不要理他，他这是鸦片烟瘾发了，过一阵就会好的。果然大约一个钟头左右以后，周家三爹便从地上爬起来，一切又正常如初。以后我再未见过他发鸦片烟瘾。大概是在当时严历禁烟和家庭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周家三爹被迫把吸食多年的鸦片烟戒掉了吧！
周家三爹有个宝贝儿子，小名叫开毛，与我弟弟年纪相仿。这个开毛从小生性活泼好动，一天到晚神头鬼臉。因他母亲原系湘剧明星与附近渔塘街正义里的兰陵湘剧院的人员都很熟，开毛去那里看戲不用买票，守门的人都认识他，。他们看在他母亲的份上，都让开毛隨意进出兰陵剧院看戲。大概是湘剧看多了，开毛对剧中的情节、唱词、道白都能记得。所以他经常一个人在院子里的空地上舞刀弄枪，自演自唱，常常弄得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一阵阵欢笑，这成了周家大院里的一种独特的乐趣。

我和弟弟刚进位于儲英园的楚怡小学时，每人每学期要交二十多块光洋的学费，比一些中学的学费还要高。楚怡是一所私立小学，因该校的环境、校舍、師资、设备和教学质量在长沙均属一流。所以尽管收费较高，但长沙的市民们仍争相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所小学。这是一所由陈夙风老先生创办的私立小学，陈老先生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前后也曾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宣扬国民革命的道理，后陈老先生发现中国之落后乃民智未开之故，故转而致力于开啓民智的工作，立志以教育救国。从此与借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蛊惑民众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成员分道扬镖，倾其家产，并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創办私立楚怡小学。经陈老先生殚精竭虑苦心经办和长沙各界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逐渐把楚怡小学办成了长沙市也就是湖南省第一流的小学。到我和弟弟于一九四九年秋插班考入楚怡小学时，陈老先生早已仙逝。先是由其次子陈志文接任校长，当时长子陈志刚在美国留学未归，到“解放”前夕陈志刚学成回国，接任楚怡小学校长，弟弟陈志文又去美国留学，以后一直未再回国内。

从文运街向东拐入儲英园，进去卄余米便正对着楚怡小学的大门，门楼下横挂着一块黑色大木匾上书“楚怡小学”四个大金字，匾下是学校的大门，进门右侧是一间传达室，往左是一条大约六、七米宽的露天过道，中间是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石板路，路两边种有花草，过道尽头是一个小操坪，小操坪的右侧第一间教室是音乐教室，第二间是学校办公室，办公室进门左侧的墙上挂有陈夙风老先生的遗照，照片上的陈老先生面貌清瞿白发银髯，样子有点像后来看到的齐白石老先生老年的一张白发银鬚的照片上的样子。小操坪靠近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一排五、六间房的教工宿舍，小操坪的北面是一排平房，平房的中间是通往后面大操场和教学楼的过道，过道两边各有两间教室，教室前面有走廊与办公室、音乐教室前的走廊相连，办么室与这排教室东边两间教室之间是一个小花园，里面种满了许多说不出名称的非常好看的花草，小花园的东边有两间小房，北边一间小房是学生合作社，由学校组织学生经营，出售各种学习用品、文具、面包、餻点及各种零食，营业员、收付款员、记帐均由选出的高年级学生轮流在课间和课余时担任。南边一间小房为贮藏室，学校的各种用具工具都放在里面。学生合作社和貯藏室的东侧后面是男女厕所，厕所前有一条长廊一直往北，长廊的中部与一座多棱形两层小洋楼相连（这是校长、教导主任、资深教师及其家属的居所，一楼的客厅是教职工的餐厅），长廊的最北端与一座两层楼的的教学楼的走廊相连，教学楼为东西向，上下各有四间教室，楼的中部为楼梯间，楼梯间两侧各有两间教室，相邻两间教室之间有一被隔成两间的班主任住房，各有一门通向班主任所教班级的教室（上下共八间教室、八间班主任住房）。在长廊的厕所与小洋楼之间东面有一板墻，是专供展出学生的优秀作文、书法和美术作品的处所，有时学校的通知、告示也贴在这面墙上。小洋楼与教学楼之间长廊的东面有一小块空坪，小空坪的东面有三间平房分别是学校的厨房、貯藏室和厨师住房。在南边四间平房教室与北边教学楼之间是学校的大操场，操场西部是兰球场、排球场；东边是运动场供学生跑步、做体操、游戲，并备有单、双槓、跳高跳远的沙坑；兰、排球场的西边是供学生锻炼臂力的横梯、爬杆、爬绳。大操场再往西是一大间南北向的平房，供雨天学校集会用，可以祘是礼堂吧！礼堂南端与大操场南面那排平房教室之间．还有一块小空坪，空坪的中部立有一个叫“巨人步”的运动游戲装置，它是一根立在地面高出地面约四米、直径约三十五厘米的木柱，顶部是可以转动的，顶部的八个铁环上吊下8根粗棕繩，由八个学生抓住绳的下端朝向同一方向奔跑、跨步起跳便可向前飞奔一大步，其步幅之大就像一个巨人跨出的一步一样，“巨人步”的名称即由此而來。

刚进楚怡小学四年一级（第６８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连音，王老师二十多岁，身体稍胖（他一生从事小学教育），她的丈夫董爽秋先生是地下党员，也是一位音乐家。我们上音乐课还唱过他谱写的歌曲。董先生“解放”后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楚怡小学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许多都是大专院校的优秀毕业生，甚至还有留美学成归国的专门人材，我们毕业之后，有许多都被调往中学、大学任教，有的还调往设计部门工作。至今我还记得的楚怡小学老师有：陈志刚校长兼数学老师，他留学美国学习造船专业。“解放”前夕学成回国，担任楚怡小学校长，1952年我在楚饴小学毕业后，他调往大连造船厂从事艦船设计工作。钟文：数学教师，她是陈校长的夫人，生得小巧玲珑，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打扮时尚。徐国英：女、卅多岁，四年二级时任我班班主任，是语文教师，丈夫为国民政府一连级军官，不知是战死沙场还是被当局抓去坐牢、槍斃。徐老师带着她的一个十四、五岁能歌善舞的独生女儿一起住在学校（她女儿已上中学），徐老师是第一个让我们接触到世界文学名著“基度山恩仇记”（又名“基度山伯爵”）及其作者大仲马的老师。徐老师在故事课上，向我们这些未涉世事的少年儿童，讲述了“基度山恩仇记”这部书里描述的基度山伯爵那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后來我直到在长郡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才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由蒋学模先生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的中译本。这是一本影响了我一辈子的书。王勉老师年近三十，教自然课，上课时西装革履，讲课风趣幽默又十分严厉，上课时如果有哪位同学讲小话或思想开小差，王老师的粉笔头便会准确无误地㧜到他的头上。王老师上课同学们总是鸦雀无声、聚精汇神地听课，就连我们这几位平日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不敢乱说乱动，生怕那突然飞來的粉笔头准确地㧜到自己的头上。“解放”后当局禁止体罚学生，所以我们这些顽皮学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调皮捣蛋的行为，会像在城东四校那样招致刘进康老师突然挥到自己身上、手上的凶狠沉重的竹板的抽击，这大概是“解放”所带来的十分有限的进步之一吧！我们在楚怡毕业后王老师便调到长沙市第六中学教物理去了。刘寿斌：三十来岁，教数学兼珠祘，他讲课简明扼要，通常一堂课他只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时间便讲完，而且只要稍微用点心听课的学生很快就能听懂他所讲的内容，剩下的时间便由刘老师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讲得非常生动幽默，同学们都睁大眼睛听他讲。同学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听故事时间，每当刘老师上课都非常专心听，因刘老师把课的内容扼要讲完、题目演示之后，就要向同学们提两三个问题，让同学们回答，都答对了，就立刻开始讲故事。所讲的故事都包含着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及维护人的基本伦理道德的内容，诸如：“新打狗劝夫”、“天仙配”之类，有时也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刘老师在台上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在台下听得如醉如痴。这种以讲故事作为吸引学生专心听讲的手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刘老师这种寓伦理道德教育、为人处世教育于故事之中的教育方式，使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人处世教育就在学生专心听故事的过程之中，便不知不觉地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起到了专门对学生进行枯燥乏味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人处世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刘老师的数学课不仅使我们学到了数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讲的故事，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建立起了为人处世应当维护并遵从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刘老师在这方面对我们的教导是值得我们感谢一辈子的。刘老师在我从楚怡毕业后不久便调到了长郡中学担任数学教师。隨着“解放”后对人、对各行各业管控的日趋严历，我想刘老师调到长郡中学后虽然继续教数学，恐怕已不能再像在楚怡教我们那样隨意尽情发挥他那出类拔萃的教学方法了吧。他大概也只能按当局统一规定的教案照本宣科，以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了事。易X莲老师：女，三十多岁音乐教师，在长沙小学音乐教师中是名气很大的音乐老师，他还专门培养两位高年级同学一个叫周安治拉小提琴，一个叫刘安远练习指挥（那时叫打拍子），在易老师的教导之下周同学的小提琴和刘同学的指挥，还有楚怡的合唱队、小乐队都经常在长沙市的小学文艺汇演中获得许多奨项。陈耕：男，三十多岁体育教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立体专的毕业生。陈老师除教十二个班的体育课之外，还组织了兰球队、排球队（当时有兰球场、排球场、排球网的小学恐怕只有楚怡一家）、田经队、体操队等专业队伍之外，陈老师还非常重视所有学生都参加的群众体育活动如早操、课间操、组织同学跑步、打兰排球、打乒乓球、玩单双杠、爬横梯、爬绳、跳高、跳远玩巨人步，还有一种叫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戲，同学们分做两幫，一帮扮作官兵，另一幫扮作强盗，强盗们在操场的两端各有一个窩点，強盗们先集中在一个窩点，官兵们在操场中间，强盗们要利用自己的奔跑速度、力量、智慧从一个窝点跑过操场到另一个窩点，中途如果被官兵抓到，这个強盗就被槍斃“死了”，如果一个强盗成功躱过、摆脱官兵的抓捕跑到了另一个窩点，那么官兵中便会有一人因此而出局（死去），到结束时看哪边剩下的人多就祘赢了。这是一种需要体力、速度和智慧的非常吸引人、非常有刺激性的游戲，我那时因年纪小身体瘦弱跑得又不快，所以当强盗时往往容易被官兵们抓到又挣不脱而被“槍斃”，只有不多的时候利用官兵们去围捕那些速度快力量大的强盗露出防守的漏洞时，方能趁机成功跑到对面的窩点而免遭“槍斃”的厄运。而我当“官兵”时，虽然有时动点脑筋，巧妙躲在“強盗”们不易发觉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将偷偷跑到身边的“強盗”抓住，如果抓住的是牛高马大的“强盗”便会轻易被他掙脱逃向对面的窩点，这样我便会因此而从“官兵”队伍中“死去”而出局。只有抓住的是力量速度和我不相上下的“強盗”时，才能不被其挣脱而把他“槍斃”掉。所以，每当玩这种游戲时，我能玩到响上课鈴仍未被“槍斃”的机会不是很多。尽管和此，我对玩这种游戲还是乐此不疲。

还有一种游戲也是我们这些喜欢冒險又顽皮的学生所喜爱的。由于它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所以，这种游戲是被学校禁止的。学校的禁令是挡不住我们这些顽皮学生的好奇心的。在学校两层教学楼中部楼梯间的入口处外面有一面高约1.5米、宽约1米的大穿衣镜，是供师生们进教室前整理仪容的。穿衣镜往下三级台阶下的操场上，有一个约1.5米高、长宽也各为1.5米的厚重的木质讲台，讲台由四根粗大的木柱支撑，讲台的下面是空的。这个讲台是开周会(每星期一由校长或教导主任主持召开的总结上一周情况和佈置下一周学校工作的例会)和其他全校性集会时供校长、教导主任、老师们讲话用的，却被我们这些顽童当作游戲的舞台。玩的时候几个同学用划铜锤、剪刀、布的方式确定一个划输了的同学躲在台下，其余同学站在台上，由台下的同学突然从讲台的某一方跑出來用手来抓台上同学的小腿或脚，只要他的手碰到台上某个同学的腿或脚，这个同学便被罚到台下顶替他到讲台上来。由于通过穿衣镜台上和台下的同学都能看到对方的动向。所以每当台下同学要从那个方向竄出來时，台上的同学便会迅速湧向相反的方向以躲避台下同学伸出来的手。台下同学往往不断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竄出来伸手抓台上同学的脚，台上同学便一会儿湧向西；一会儿湧向北；一会儿湧向东；一会儿湧向南。同学们在台上嘻嘻哈哈不停地躲避台下同学突然伸出来的手，有时被湧过来的同学挤得跳到台下，被挤到台下的同学也要被罚到台下顶替台下的同学。台下的同学往往只有通过声东击西的方式突然袭击來不及躲避的同学，才有可能抓到台上同学的腿而顶替自己，使自己上台。这种游戲紧张、激烈、充满刺激性，而且台上、台下欢笑声、驚叫声不绝于耳，使同学们兴趣盎然。校方由于担心同学们被挤到台下时摔断手脚，通常都禁止我们玩这种游戲。这种游戲看似危險，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摔断手脚的事。因为往往每当自己快要被挤下台时，要么趕紧抓住里面同学以维持平衡使自己不致掉到台下；要么便会主动跳到台下，也不会造成受伤。这位陈老师在我们毕业以后，便调到院系调整后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去教体育去了。他后来在湖南体育界也祘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王壁连老师，男，四十多岁教历史、地理。讲话铿锵有力，十分严厉，学生们都很怕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因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湖南某县当过一任县长，又是国民党员，在楚怡任教期间，据当局称曾与某女工友发生性关系(此指控不知是否属实，王当时无妻儿子女，孤身一人)，便被当局以历史反革命份子和强奸妇女的罪名判处死刑，被当局槍斃了。我是1960年左右有次从湖南大学回位于聚福园的家里时，路过箭道巷从那里的墙上贴的一张长沙市人民法院的一张判处槍决人犯的布告上，看到王壁连的名字和佈告上罗织的罪名才知道王壁连老师的下场的。同一张佈告上还有我们在楚怡升入五年级直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罗翼乔老师，他被列举的罪名是：恶霸地主、強奸妇女(据称也是与楚怡小学某女工友发生性关系，因此也被冠以強奸犯的罪名。罗当时也无妻儿子女，孤身一人在楚怡任教)。王壁连、罗翼乔两个名字列在同一张法院处决人犯的佈告上，一起被处决，此事令我无比震惊。鑑于当局一贯善于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以处决一些出身不好(如罗翼乔老师，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或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部门任过职的人员(如王壁连老师曾在国民政府任过一任县长)，以达到震慑民众和起杀雞儆猴的作用，那些罗织给他们的罪名是否属实，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二人不知在1978年全国性平反寃假错案时是否得到平反昭雪以慰他们二人在天之灵？

我刚升入五年一级时，班上共有七十二名学生[註：2]，开学那天，第一堂语文课，教室里走进一位四十多岁、身体结实、皮肤晒得很黑、略胖、两臉腮帮向外凸出，形成一个“由”字型臉的中年男人，他一走上讲台便自我介绍：“我姓罗，四维罗，名翼乔”。他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上“罗翼乔”三个字。接着他又说道：“我今天带了一件礼物送给同学们” 同学们顿时纷纷流露出希异和惊诧的目光，迫不及待地希望知道罗老师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礼物。罗老师接着说：“我要送给同学们的是一双勤劳有力的双手”边说边在讲台上向同学们伸出他那一双由于在乡下田间劳动而被晒得黝黑又略显肥厚的双手。引起同学们一片失望的小声议论。罗老师之所以如此说，大概是为迎合刚“解放”时当局大力宣传“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说教吧！另外也想借此表明：他已由一个剥削阶级份子通过自己双手，已劳动改造成了一名拥护共产党的人民教师吧！罗老师出身于长沙周边农村的地主家庭(至于是否还兼有资本家、官僚这样的后缀却不得而知)。大概父母已经亡故，他又已经成年，所以顶替父母戴了一顶“地主份子”的帽子，在《土改》运动中他的家产、田地和房屋均被农会的贫下中农分掉，本人被农会多次批斗之后，在家乡被农会监督劳动改造，这才导致他的双手和皮肤晒得那么黑。“土改”运动过后，当局为发展教育和开展经济建没，因当时有文化知识的人才奇缺，过去的中国本来有文化知识的人就不多，快“解放”时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被迫出走台湾、香港甚至异国他乡。这也加剧了中国大陆知识文化人才奇缺的状况。于是，当局决定从那些出身虽不好但无重大历史问题的知识份子中，起用一批人从事医疗卫生、文教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罗老师便是借这一东风被当局从农村招來楚怡小学高小部任语文教师兼我班班主任的。因罗老师在当地也祘是有点名望的知识份子，并且写得一手好墨笔字(粉笔板书也写得非常好)。罗老师在楚怡任教期间，常有人慕名前來请罗老师给他们写店铺的招牌。每写一幅招牌主家除了好酒好菜招待罗老师之外，还得用红纸包一份润笔以示感谢和尊敬，罗老师对此也欣然笑纳。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们班上黄玉泉同学家在当时还未完全修好的五一路现在的“平和堂”那个位置开了一家打铁铺。黄玉泉的父亲─膀大腰园的黄铁匠(在我以后见过的铁匠中，绝大部份都是因工作过于繁重和煤烟、烈火的燻烤而显得瘦精精的，黄铁匠是个例外。我想大概是黄铁匠自己已当老板，大部份时间无需自己操锤，劳动強度较低，伙食也比较好所致。) 久闻罗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在黄玉泉同学的引导下，黄铁匠亲自到楚怡小学登门拜访罗老师，恳请罗老师为其书写铁铺的招牌，罗老师欣然应允，并向黄铁匠宣告，有鉴于黄铁匠的儿子是自己的门生，决定免收润笔为黄记铁铺书写招牌。黄铁匠仍坚持按惯例奉上润笔，罗老师坚持不受，双方相持不下，后来，黄铁匠只好退让一步说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不付润笔，但在黄记铁铺开張那天宴请宾客时，一定请罗老师来坐上席。”罗老师见黄铁匠诚心邀请，便不再推辞，答应届时一定赴宴道贺(由此可见“解放”初期尊师重教的传统还未被中共当局完全摧毁)。后来我从黄同学家铁铺门前经过时，还看见罗老师用颜体书写的“黄记钢火老店”的招牌，字写得刚劲浑厚，还真有几分颜真卿的神韻。

说完这些插敍，再回到罗老师上的第一堂课上。当罗老师向同学们奉献出他那一双晒得黝黑的双手之后，说道：“春秋时，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今天我非常荣幸，门下也有七十二贤(指我们68班共有七十二名学生)，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成为名符其实的七十二贤，今后成为国家的栋梁。”罗老师不仅字写得好；书也教得好。

至于他的人品，由于当时年纪小，对他的了解不多，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从他在我高小毕业的评语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心胸狭隘、报复性很強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能够透过许多表象看清人和事物本质的人。我在68班是属于调皮捣蛋的学生之一，但我的调皮捣蛋不是以骂粗话、打架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幽默的语言、善意的玩笑、不怀恶意的对老师和同学的“恶作剧”和鼓动全班同学抵制或反对老师们的一些我认为不合理的做法，并与老师辩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些行动中还总是得到一位蓄着男式分头名叫皖爱玲的女同学的积极参与、配合。这位女“同谋”生得小巧、玲珑、漂亮，生性聪明、活泼、调皮、能言善辩，成绩也很好。她家就住在距楚怡小学不远的长康路与南阳街的交叉路口。我与这位女同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几乎可以说我就是她在男同学中的翻版；她就是我在女同学中的翻版。在每一次无论是我还是她发起的与老师(主要是罗老师，因他是班主任与我们交往多，因而产生的“矛盾”也多)的“斗争”和“辩论”中，我们总是相互支持配合默契，最终取得胜利。皖爱玲的这些表现在68班那些性格温和、举止文雅的女同学中更显得与众不同。

记得那时罗老师有点偏爱班上那些温顺听话的女同学，未经班上同学同意便任命她们为班干部，引起班上许多同学特别是男同学的不滿，但同学们内心虽不滿但都不敢溢于言表，只有我和皖爱玲敢于站出来挑战班主任罗老师的权威。我们在班会上发言说：现在是新社会要讲民主，班干部要经全班同学选举产生，不能由班主任直接指定，这种做法是旧社会封建独裁思想残余的表现，不符合“解放”后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罗老师辩称：班主任直接任命班干部是历来各学校一贯的做法，这是当好班主任必备的权力，双方相持不下。我趁机溜出教室，找到我们比较喜欢的教导主任刘国储老师来评理。刘老师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份子，当然同情我们的观点，但又不能使罗老师下不了台，便走到讲台上说：这件事同学们讲得有道理，按新社会的标准，班干部应由学生选举产生。不过这件事不能怪罗老师，是前两天开校务会议时，教导处作出的决定，要各位班主任尽快确定班干部的名单报到教导处来。这是我们教导处仓促作出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妥，应由我向同学们作检讨，责任不在罗老师身上。现在我代表教导处作出新决定：各班班干部由学生提名经选举产生。这场“风波”总祘平息了。68班终于由同学们提名、选举产生了班干部，其中男女生都有。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调皮学生不知是因为上课讲话、做小动作，还是未完成家庭作业，罗老师罚我们几个下午放学后打扫教室和大操场。我立即站起来反对说：恩格思说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功创造了人。在新社会劳动是件光荣、神圣的事情，不能拿来处罚犯错误的学生。只有旧社会剥削阶级才把劳动当成下贱、痛苦的事，才拿它来处罚劳动人民。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政府决不会允许任何人把光荣神圣的劳动拿来处罚学生。这些从报纸上、广播里学来的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被我和皖爱玲用作“攻击”罗老师的炮弹，在我和皖爱玲的配合“攻击”之下，居然把罗老师驳得哑口无言，罗老师被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最后罗老师宣告：你们如此顽劣的学生，我教不了。便赌气冲回他住的房间罢教。后来我们又请来教导主任刘国储老师评理。刘老师批评我们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不按时完成作业不对，应作自我批评。新社会虽不准体罚学生，但学生仍应尊重老师。刘老师又到罗老师房里好言好语抚慰一翻，把罗老师请回到讲台上，先由我们几个顽童站起来发言向罗老师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改正(这是刘老师事先与我们商量好的程序)。刘老师接着说：既然同学们都承认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光荣、神圣，想必同学们一定热爱劳动，今天放学后，教室仍由轮值的学生小组打扫，大操场就由全班其余同学一起打扫，我们几个顽童当然喜欢，其余同学也不好公然反对，于是全班同学都齐声说：好！刘老师又向同学们讲述罗老师如何为备课和批改我们的作业、试卷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教学如何认真负责……然后说：我们大家一齐鼓掌欢迎罗老师继续上课。罗老师此时气也消了，也就顺着刘老师为他铺就的台阶下了台，继续讲他的语文课。

此外还有很多次，我或皖爱玲利用罗老师某些不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话语或做法，鼓动全班同学起来反对罗老师的这些话语和做法。无论是我发起的；还是皖爱玲发起的，我们彼此均能心照不宣地互相支持、配合默契，使这些“反罗行动”取得“成功”。按常理，我在罗老师心目中应是一个引起他反感的，不怎么听话的学生，他对我的评价应是很差的。然而在罗老师给我的毕业评语中却远非如此，他在我的小学毕业通知单评语那一栏，却写上了令许多家长羡慕的简简单单的六个字：聪明、活泼、勇敢。对一个少年儿童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六个字更高、更珍贵的奖赏。然而当时我自己和我的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这六个字的真实价值。

在楚怡小学经常与我并肩“战斗”的那位聪明、活泼、漂亮的皖爱玲同学，在我们小学毕业后，便各自东西，我进了长郡中学，我连她进了哪一所中学都不知道，那时，也从未想到过要去打听一下。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遗憾，当时要打听一下她进了哪所中学并不会费多大力气，然而66年后的今天(写到这里时是2018午)，想要打听她的下落，已是无从着手了。除非出现奇迹，恐怕只能抱憾终生了。但愿她能有一个幸福美滿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尽管以她那爱增分明、充滿棱角的个性，和不甘默守成规、敢于挑战权威的生活态度来判断，像她这样一个人，在这个奖励奴隶主义的顺从态度；打击个人的独立见解的共产极权社会里，等待她的恐怕将是一条荆棘丛生、充滿风险和艰难困苦的曲折崎岖的羊肠小道。但愿她的聪明才智、她的乐观幽默和不屈不绕的奋斗精神能引导她穿越这条充滿艰险的羊肠小道走到今天，真诚地祝福这位在楚怡小学68班与我并肩“战斗”的女学友。

[註：1]：一凢五二年秋季中共当向为了全面贯彻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在高等教育方面也不例外，把中国过去效法欧美大学以培养“人”为目的的综合大学教育模式改为前苏联那种以培养各类专门“工具”为目的的专门教育模式。将各综合大学的那类院系调整出来，组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国内各综合大学的院系纷纷被拆分出组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诸如：医学院、农学院、土建学院、机械学院、工学院、铁道学院、矿冶学院、财贸学院、化工学院、石油学院、师范学院……等，贸下为数不多的几所综合大学也只有少数文理科院系。中共当局把这个过程称之为“院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