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在朝鲜战争中，毛和中共贯用的那一套不顾士兵死活，只图取得胜利的“人海战术”，过去对付火力不十分强大，也没有几架飞机的国民政府的军队尚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在朝鲜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它不仅有強大的地面火力：机枪、大炮、坦克，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此时中共的“人海战术”除了造成“志愿军”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之外，还造成后勤供应几乎难以为继的状况，在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毛和中共当局才开始认识到“人海战术”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几乎不起作用，才开始意识到必须为“志愿军”提供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抵挡得住联合国军的攻击；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
于是在全国民众极度贫困的状况之下，在全国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运动，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为“志愿军”提供飞机大炮坦克。但毛和中共的“解放军”、“志愿军”大都由大字不识的农民组成，短时间内无法掌握维护使用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毛和中共当局又在全国大、中学生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运动。大批热血青年学生在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之下，怀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抛弃自己的学业，离开自己的亲人，义无反顾地走进刚组建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部队和各种军事院校。
1950年冬季这场“参军参干”运动也在长沙各大、中学校展开，各校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参军参干”运动。大姐因歌唱得好.，也参加了艺芳女中的文艺宣传队，有一天在司门口搭台演出，我和二姐还去司门口看了她们的演出，大姐在艺芳女中也报名参军，不知是因出身问题(因我家是资本家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未获批准。哥哥当时正在长郡中学念初中二年一级，也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強烈愿望报名参军，不料因年龄太小(只有十五岁)未获批准。眼看房东周家大爹的二儿子周X文(也在长郡念高中，前面已有记述)已被批准参加海军(他后来分到一所海军学校从事物理、数学方面的教学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转业回长沙，在长沙铁道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直到退休)。
哥哥眼见通过学校参军已无希望，便另打主意，当时在长郡中学旁边有一兵营，四周是营房中间是一块大操场，兵营有门与长郡的大操场相通。当时有一营部队住在那里，负责长沙城南一带的巡逻和治安维护，部队的军人多为年轻人，常到长郡的大操场与长郡的学生一起打篮球和从事其他体育活动，哥哥和其中几位经常一起打球的士兵相熟，便找到他们，说出自己要求参军的愿望，请他们帮忙，他们便把哥哥带到他们的营长那里，营长问他多大了，哥哥谎称他已滿十八岁(够得上参军的年龄)，营长看哥哥虽然稚气未脱，但个子较高，便信以为真。加之他们部队十分缺乏有文化的人，那时的初中生祘是文化很高了，所以也想接受他参军，营长问他：你父母同意吗？哥哥谎称父母都同意，营长就拿了一张申请参军的表要哥哥回家填好，还要父亲盖上自己的私章表示同意才行。实际上哥哥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要参军的事告知父母，因为他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自己只有十五岁的儿子去参军的，一是因为年龄太小，另外是因为他在父母心目中有着其他几个儿女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他是陈家的长子。哥哥把表拿回家填好后，偷偷地拿了父亲的私章盖上，然后把表交给营长，营长告诉哥哥叫他先一边上学；一边等候上级的批准通知，然后才能正式入伍。
大约过了两、三天，有一天早上天气阴冷、寒风凛冽(已到1950年12月底了)，哥哥一早起来吃完早饭，穿上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背起书包便去长郡上学去了，因中餐是在学校吃的(当时叫寄中餐，即开学交学费时就把一个学期的中餐费都交清，每天便可在学校吃中餐，免得中午赶回家去吃午餐，吃完后又要急急忙忙赶回学校上课，这对住在离学校较远地方的学生十分方便)，所以中午通常是不会回来的，下午通常不到5点就会回到家里，但是那天一直到下午六点还不见哥哥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七点(那个季节长沙这个时候已天黑了很久了)还不见哥哥回來，母亲便要我们先吃饭，免得饭菜都凉了，母亲为哥哥留了一点菜。我们刚开始吃饭，便听到有人敲门，我们都以为是哥哥回来了，打开青石井一号后门一看，只见一个衣衫单薄，衣上还有补钉，但十分整洁的十五、六岁的男学生拿着哥哥的黑棉大衣和书包站在后门口刺骨的寒风中小声问道：”请问，这是陈X衡的家吗？”母亲见状脸色陡然一变，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湧上母亲的心头，连忙叫这个学生进来，母亲问他：“出了什么事？陈X衡呢？”进来的学生连忙说：“伯母，您不要着急，没有出什么事，陈X衡今天上午去参军了，已和学校旁边的驻军开拔到外地去了，这是陈X衡临走时换军装时脱下的大衣和他的书包，他写了地址让我把这两样东西帮他送回家，并要我顺便把他参军的事告诉你们，免得你们担心”。
母亲听完后，一种如释重负和忧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顿时湧上心头：她最疼爱的儿子终于没有出任何意外令她如释重负；她寄以厚望的儿子竟然没有来得及和家人道一声别，便匆匆离她而去，而且是走向一条前途未卜、充滿风险的道路，这令她优伤不已。
因当时入朝作战的部队以四野战军为主，四野战军当时驻防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四野战军中湖南人不少(湘人自古以来以善战著称)，所以入朝作战初期湖南人伤亡数量很大，长沙人也不例外。我们小学生常由学校组织与居委会配合到学校附近街道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庭去送“光荣烈属”的红色木牌，还帮烈属家庭干些打扫卫生、担水、洗衣……等杂活，逢年过节都要敲锣打鼓去军、烈属家里送慰问信。那时由于整个社会都极度贫困，有限的物资都投入到“抗美援朝”这个无底洞里面去了，所以慰问品、慰问金是没有的，顶多是过年过节给军属、烈属家送上一张到省军区大礼堂观看电影或由省军区文工团演出的戏票。这种情况母亲是相当清楚的，这就是母亲优伤的原因。
接着这个学生又说：他今天来除了告知陈X衡参军的事和帮陈X衡送回大衣和书包之外；还要感谢我们家对他的帮助。他的这番话令母亲莫明其妙，母亲说：我们与你素未谋面，何来对你的帮助？这位学生说：他因家境十分贫困，这学期家中已无法支付他继续上学的学杂费，这学期报到时，他到学校打祘与同学们告别后，便退学回家另谋生路，是陈X衡知道后，帮他交清了这个学期的学杂费，才使他能继续在长郡读书。母亲一听，心中十分诧异，怎么从未听X衡说起过这件事，也从未见X衡找家里要过这笔钱去帮别人交学杂费。此时母亲心里的一个疑团终于一下子便解开了，因为从这学期开学后，每天下午正X衡一放学回家，总是在家里一个放零食的大铁桶里找东西吃，而且吃得又快又多，这和正衡以前不大爱吃零食的习惯大不相同。(母亲为了卫生方面的考虑，不让我们在外面乱买东西吃，总是在家里准备了时令水菓，并把糖菓、饼干、瓜子、花生、花生米、核桃……之类的零食装在一个下面装有生石灰的大铁桶里(生石灰与食品之间用两层牛皮纸隔开，利用生石灰的吸水作用来防止食品回潮)以供我们早上起床太迟来不及吃早餐时带在路上当早餐；或是下午放学回家后到晚餐前肚子饿时随时取食， 母亲当时只当是X衡正值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容易饿，到这时母亲才明白，原来正衡是把自己在学校寄中餐的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帮这位同学交了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又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所以每天在学校都没有吃午饭，以致下午放学后，肚子饿得在家里到处找东西吃。此时母亲心里是五味杂陈，既后悔自己的粗心大意，几个月来儿子一放学回家便找东西吃的反常举劝，虽感奇怪却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去找X衡问个究竟，致使自己那个从小身体不好的儿子每天白天忍饥挨饿达四个月之久；又埋怨儿子不该对父母隐瞒这件事，即使中餐费帮困难学生交了学费，告诉父母，父母也会再拿钱给他去交中餐费，决不会因此让他去挨饿的。母亲谢谢那位同学告诉了X衡的下落，使家人放心，又说X衡帮你是应该的，只是不该瞒着家里，并希望这位学生好好念书，不要中途辍学。
更令母亲伤心的是哥哥从小身体不好，哪里承受得了这几个月的饥餓。由于哥哥经常生病，体质不好，父亲经人介绍还专门为哥哥找了一位名叫谢玉清的武术教师，谢师傅听口音像湖南新化(新化人有习武的传统)一带的人，年纪约六十左右，家住在坡子街旁的一条叫路边井的小街上，他是长沙有名的武术家，哥哥拜谢老师为师，跟随谢老师学习拳术及刀槍棍棒等武术。哥哥休学在家时，每天都去谢老师处学习武术；哥哥上学时就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去学，学了将近三年，哥哥的身体已明显比以前健壮，病也生得少了。谢老先生不仅武术高強、武德高尚，而且也精通跌打损伤的医术。
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又一次在与弟弟在床上玩耍时不慎摔到地上，又是左手先着地，结果造成左手小臂骨折，当时痛得我嚎啕大哭。母亲闻讯赶来见又是左手骨折，母亲非常担心，她知道上次在重庆也是左手骨折，但那时有“灵芝仙”的灵丹妙药，很快就好了，但这一次到哪里去找“灵芝仙”的灵丹妙药？母亲抱着我连忙叫佣人到广大药房去告诉父亲，要父亲找一位医术高明的伤科医生，父亲经友人介绍说：药王街旁的一条小巷里有一位张医生是治跌打损伤的高手，父亲要拉包车的老唐把母亲和我拉到了这位张医生的诊所里，张医生大约五十来岁，园园的臉，矮矮胖胖，戴一副老光眼镜，张医生精明狡诈的目光透过大园眼镜打量着我和母亲，他见我们是坐私人包车前来，又从母亲的衣着打扮上判断出：來人家境不错。又见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就把我骨折的情况说得很严重，他用手把折断的骨头对正，痛得我撕心裂肺般地大哭大叫，母亲用力把我抱住，不让我乱动，一边对我说：“就好啦！就好啦！”张医生用酒把一些碾成粉末的中药调成糊状敷在我的手臂上，再包上布，又用小薄木条放在四周，再用纱布纏绕加以固定。然后用一块四方白布对角一折成三角形，再对折托住我的小臂，繋在我的颈项上，我的断臂就被张医生这样吊在了我的胸前，处理完后张医生一张口便要我母亲交了十五块大洋，并说隔三天就要來換一次药。母亲问张医生大约要多久才能好？张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要三个月才能痊愈”，母亲一听，知道遇上一个敲竹槓的庸医了，母亲付了十五块大洋后，回家便告诉父亲，三天換一次药，一次十五块大洋，三个月豈不是要花四五百块大洋，这竹槓也敲得太大了。此时哥哥正好放学回家，就对父母亲说：我的武术师傅也会治跌打损伤，我去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治？哥哥去谢师傅家里把经过告诉谢师傅后，谢师傅听了十分气愤说：“这个张医生太不像话，怎能这样敲诈病人呢！今后你弟弟不必去张医生那里治了，叫你弟弟到我这里来治吧！不用花什么钱。”此后母亲便和哥哥一起带我去谢老先生那里就诊，谢老先生先把张医生的药除去，重新把骨头对正，用酒和雞蛋清(用雞蛋清大概是为了增加中药粉之间的粘性使中药粉易于附着在手臂上，用酒是为了把中药粉内的有效成份浸取出来，并渗透到手臂里去)，他把他自制的中药粉调成糊状，敷在我的左小臂四周，先包上一层布然后在四周放上杉树皮裁成的小条再纏上布加以固定，然后把手臂用布吊在我的胸前(这一过程与張医生无异)，并叮嘱我小心不要碰到受伤的手臂，一星期來换一次药，那些药物散发出浓烈的乳香、没药的香味。大约过了一个半月的样子，手基本上好了，谢老先生说，以后不用再来换药了，骨头刚长好，一定要注意左手不要用力，更不能再跌倒。父母亲对谢老先生十分感激，要送一笔医药费给他，他坚持不受说：“你们的大儿子是我的徒弟，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哩！”父母亲无法，只好买了许多礼物送给他以表达谢意，他仍坚持不受，在我父母和哥哥的一再要求下，他才接受了。
哥哥跑去参军后一直不敢写信告诉家里，他怕父母亲到部队把他要回來，因为如果部队领导知道他还只有十五岁，又未经父母同意是不会接受他参军的。这使得父母很着急，那段时间父母亲很少说话，面容憔悴，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有慢性结核病和胃病，经常咳嗽和胃痛，那段时间父亲晚上咳得更厉害了，有时痰里面还带血，父亲除了吃西药外，还请来一位在灯笼街“湖南国药局”坐诊的著名中医张海清给父亲把脉看病，许多副中药服用之后，效果不明显，张医生了解了家中近况后对母亲说：你先生的病，病根在心里，你要宽你先生的心，儿子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值得高兴的事，你儿子在部队稳定下來之后必然会写信回来的，即使你儿子不写信回来，部队也会通知地方政府，把你家列为“光荣军属”，居委会也会敲锣打鼓把“革命军人证书”和“光荣军属”的牌子送到你家里来，那样不就知道你们儿子的下落了吗！你们何必自寻烦恼，以致生出病来。父母亲听了张医生的一番开导，也觉得有道理，儿子跑去参军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已不可改变，而且参军并不等于注定就会牺牲，何况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参军家庭成为军属，得到地方政府、居委会和邻居们的尊敬，对改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的处境也有好处。这样父母亲的心境顿时开朗了许多，再加上在张医生所开中药的调理之下，父亲的病和母亲的气色也明显好转。
作为中医的张海清医生是为何懂得这些比他的中药更起作用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呢？原来张医生不是跟老中医学徒出身，而是毕业于中国第一所中医专门院校“国立中医专门学校”，接受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新式中医教育，故张医生除专精中医外，也接受过一些西医的基本知识教育，由于张医生兼具中西医的知识和医疗技术使他的医术能充分利用中西医之长，而避中西医之短，再加上张医生聪慧过人，医德又好，许多其他老中医久治不癒的病人和一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人，到张医生这里，往往就被他治好了。所以到三十多岁张医生已成为长沙最有名的中医之一，通常，中医要成为名医大都要在五十岁以后，由于经验的积累和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成为较有名气的中医。所以在一般国人的印象中，中医总是愈老愈好。张海清医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湖南中医学院成立之时，便调往那里任教，成为那里有名的专家教授。
哥哥走了将近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广大药房来了部队的一位后勤官员和一位军医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由于数量较多，需到四楼的仓库里去拿，需要较长的时间(“解放”初广大药房由于业务扩大，原在中正路的门面已不能滿足业务的需要，便在黄兴中路与新街口交汇处的东南角处购置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一楼是营业厅，二楼是办公室、财务室、业务洽淡室，三楼是员工宿舍，四楼是仓库。
“解放”初期，由于许多房产的业主或是逃往台湾、香港、澳门；或是移居国外；或是因“土改”要退赔钱财给农民协会而纷纷廉价抛售房产，所以广大药房仅花六千大洋便购得了这幢位于长沙最繁华的黄兴中路的四层高的大楼) 。父亲叫人泡好茶，请那位后勤官员和军医喝茶聊天，一边等员工为他们准备所采购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当父亲谈到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前不久刚参了军，至今也没有写信回来，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时。那位军医说：他们卫生队两个月前也跑来了一个长沙市的中学生，父亲顿时眼睛一亮，连忙问这个中学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军医说：“叫陈X衡”。父亲一听大喜过望，连忙说：“那就是我的儿子，他现在在哪里？”，当位军医告诉父亲，陈X衡就在他的卫生队里当卫生员。
原来那天早上，哥哥去长郡中学上学，到旁边部队的营房一看，部队己开拔走了，只剩两辆马车还在装部队剩下的物品，一问赶马车的士兵，才知道，部队接到紧急命令，赶到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镇樃梨市集结，准备接受新任务，赶马车的士兵也认识哥哥，也知道他已填好入伍申请表要参军的事，哥哥马上要求和他们一起去追赶部队，他们同意了，哥哥请他们等一下，哥哥马上跑到班上找到哥哥资助他上学的那位同学，把身上的大衣、书包交给他，对他说：请他放学后把大衣和书包带到我家，并告诉我的父母，我已随部队参军开赴外地去了(没有告诉这位同学是开到樃梨市去了，怕他告诉父母，父母会跑到樃梨市把他找回来)，又跑到教导处告诉老师，他参军去了，然后便跟随赶马车的士兵一起赶到了樃梨市部队的新驻地，实际上是距樃梨市还有几里路的一个姓柳的大地主的庄园，当地人称之为柳家大屋。
这座柳家大屋我在1958年高中毕业那个学期的3月份曾在那里住过，那时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发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各大中小学只好群起响应，各学较纷纷办农场，办校办工厂，当时的长郡中学决定办农场，但苦于没有田土，有老家在樃梨市一带的教工建议：樃梨市附近柳家大屋的龙华一带多荒山，可开垦出来办农场，那里距长沙不过三十来里路，师生们来回走路也不祘太远(那时车是没有坐的，全靠走路)，学校领导找当地政府联系，当地政府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热烈欢迎长郡中学师生到樃梨市办农场，但土地已分给农民，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土地都属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农业社”)所以没有多余的土地供学校办农场，不过柳家大屋附近的龙华一带多荒山可以开荒，柳家大屋的许多房间虽已分给贫下中农居住，但仍有不少空房可供师生们住宿。这样我和同学老师一起便在哥哥住过的柳家大屋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垦荒生活，直至要完成毕业课程和准备高考才离开。
在一九五八年初当局为加强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控制而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消积影响已开始显现。那年春季一开学，学校早上供应的豆浆已取消了，原本早中晚三餐都是干饭改成了早上稀饭，中晚餐干饭，到后来早上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在开荒办农场期间由于劳动量加大，以致同学们的饭量也大增，原计划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学校总务人员无法，只好在饭里面加上白菜、萝卜再多加水煮成菜粥，以供同学们“吃饱”，然而同学们这种“吃饱”的感觉，在尿了两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了，接着而来的便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盼望中午12点和太阳落水的时刻尽快到来(这是收工以及开午饭和晚餐的时间)，以便开始休息和用菜粥来暂时消除自己那难以忍受的饥饿感。
哥哥到部队后营长见他年纪小，又有文化(当时初中二年一级的文化程度，在以文盲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要祘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了)，再加上家里又是开西药房的，而部队即将赴朝作战要面临重大的伤亡，急需增加医务卫生人员，所以，营长便安排哥哥到营卫生队当卫生员，成了那位到广大药房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的军医的下属。
父亲当时便与那位部队的后勤官员和军医商量，看是否可随他们的车一起去樃梨市部队的驻地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子？并声明儿子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好事，家里坚决支持，虽然年龄只有十五岁，既然去了，部队也接受了，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会把他拉回来，父亲虽然知道朝鲜战场“志愿军”伤亡不小，儿子入朝作战危险极大，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按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把哥哥从部队要回来的。因为那时“抗美援朝”“志愿军”伤亡惨重，毛和中共当局极需大批被蒙骗的热血青年去朝鲜充当炮灰，为抵消联合国军的海空军及武器优势，一贯蔑视民众生命的毛和中共仍坚持使用人海战术。在这种情况之下，父亲是绝无可能把哥哥从部队要回来的，即使部队领导开恩(这种可能性极小)让哥哥回家，返回学校读书，哥哥十分可能仍会找机会跑去参军。部队那位后勤官员和军医还祘通请达理，互相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父亲的请求，那天下午，父亲便随同来运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军车一起到樃梨市部队的驻地看望儿子去了。走前来不及回家把这一喜讯告诉母亲，只好请广大药房的一位员工把这一大好消息告诉母亲，知道了儿子准确的去处，母亲的高兴是无法言表的。
父亲在樃梨市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看见儿子在部队一切安好，又没有去实行过什么战斗任务既高兴又放心。哥哥知道父亲来并不是来要他回家的，当然也很高兴见到父亲，并把他参军的前前后后如实地告诉了父亲，并希望父母亲能原谅他事先的隐瞒和临时的不辞而别。
部队的营长和连长还叫事务长多炒了两个菜招待父亲，因天色已晚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无法赶回长沙，营长和连长就留父亲在柳家大屋的兵营里住了一晚，次日营长安排去长沙城里拉给养的军车把父亲送回了长沙。
父亲一回家就和我们全家讲起这两天的巧遇和经历，此时父母亲近两个月来忧郁的脸神都被甜美的笑容所取代。为了庆祝父亲带回的喜讯，母亲亲自到道门口(长沙最大的菜市场，以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著称)买来活鳜鱼、母鸡、黄牛肉、大活虾……等及冬笋、韮黄等时鲜蔬菜，由母亲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拿手好菜，拿出一瓶茅台酒(这是父亲最喜欢喝的酒)，全家人聚集一堂庆贺了一下。
哥哥的部队在樃梨市休整、练兵约两个月后便开赴广东省海陆丰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据后来哥哥说：他们刚到海陆丰时，那里的秩序非常混乱，打散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土匪、民团，不仅经常袭挠、攻击区、乡政府、农民协会，杀害干部和农会会员；区、乡政府和农会也斗争杀害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及其眷属(实际上这都是毛和中共挑动阶级斗争造成的恶果，通常是中共的区、乡政府和农会杀害地、富、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眷属并瓜分他们的财产在先，引起小股国民政府军队、“土匪”、民团报复在后)。这些国民政府的小股部队、“土匪”、民团仗着地形熟悉的优势还经常趁黑夜向部队打冷槍或实施打了就跑的突袭。在海陆丰“清剿”了两个月，当地局势稳定之后，哥哥所在部队便奉命令入朝作战。从1951年春部队寄来的革命军人证书上才知道哥哥所在部队的番号是第四野战军某军的一三八师四一二团。
自从父亲到樃梨市见到哥哥后，哥哥便经常给父母和我们兄弟姊妹写信，和我们一家关系非常亲宻。那时部队的士兵每月只有七、八块钱的津貼，哥哥虽然从小生活在比较优裕的环境里；又深得父母的钟爱，然而他在部队却十分节俭，很少花钱，节省下的津貼都寄回家，或寄给我们兄弟姊妹购买书藉或学习用品。
哥哥入朝作战不久，由于一贯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仍然迷信人海战术，以及“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军事装备、后勤保障能力、军队训练水平、各兵种协同作战指挥能力上的距大差距，导致部队伤亡极其惨重，部队只得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召来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新兵，而且仅经过简短的训练便匆匆被派往前线充当炮灰，所以入朝作战不到半年哥哥便由卫生员变成新兵接着就变成老兵上一线作战了(由此可见当时伤亡之惨重)，接着就当上了班长、副排长。据哥哥后来告诉我：我们那时候由于联合国军利用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展开“绞杀战”，致使“志愿军”的军火、粮食、衣被、鞋袜及其他军用物资损失巨大，一线作战部队生存状态异常艰苦，很难吃上一顿热菜热飯，往往是饿了就抓一把炒面(炒熟的干面粉)，渴了就抓一把雪塞到觜里，遇到有山泉溪水的地方就喝一口凉水。由于长期缺乏蔬菜、肉类食品导致士兵们普遍营养不良，许多士兵因此患病，也是造成部队减员的重要原因。长期缺乏蔬菜、肉食，还导致士兵们维生素缺乏，使夜盲症、脚气病等在部队中广泛流行，这严重影响了惯于夜战和善于奔走的“志愿军”作战能力的发挥(夜战可降低联合国军的空中和地面火力优势，善于奔走是因部队缺乏现代运输工具，行军作战、后勤供应几乎全靠步行)。后来引起上级重视给士兵们发放多种维生素丸以补充维生素的缺乏，又设法向前线供应了一些鱼、肉罐头、压缩瓶干之类的物品情况才有所好转。
哥哥说刚入朝时毛和中共当局仍迷信人海战术，仍采用解放战争时代屡试不爽的大部队不顾伤亡代价的集团冲锋的战术，但遭到的却是拥有大量自动武器、机枪、大炮、坦克和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联合国军的猛烈轰击，尽管冲在前面的士兵一排排倒下，后面的士兵仍前扑后继地不断往前送死，“志愿军”人再多也多不过联合国军的枪炮子弹、飞机炸弹。以致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领导订出标准：一场战斗打下来如果敌我双方伤亡达到一比七(即敌方伤亡1人我方伤亡7人)这场战斗就祘打赢了，打赢了尚且如此，那么，打输了时的伤亡比例达到什么程度豈不更令人毛骨悚然。
面对如此重大的伤亡，“志愿军”不得不改变以集团冲锋为主的人海战术，转而采用小股部队穿插突击，防守时也将人员分散防守，以减少集中人员于一处的传统防守方式，减少了过去敌方一颗炮弹打来我方倒下一大片的的惨状的发生。此外，用从极度贫困的中国大陆民众身上搜括来的金钱、物资从苏联换来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前线，缩小了与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才逐渐缩小了与联合国军的伤亡比例。
哥哥说：打过仗的人都对战争深恶痛绝(特别是士兵和低级军官)，面对一个个亲密战友的突然死亡；或变得缺胳膊少腿、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的状态，内心感到的悲痛和失落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你想想昨天，甚至是几小时前还和你说说笑笑、活蹦乱跳的伙伴，突然一下子就死去，而且还死得那么惨，有的脑袋炸开脑浆四溅，面部血肉模糊；有的胸开肚破，内脏外溢，附近的泥土都被鲜血浸透了，那是什么滋味？打的时候人都麻木了，一心只想如何保护自己，消灭对方。一仗打完后，精神松驰下来了，才感到失去战友的悲伤和内心对死亡和受伤的恐惧。由于哥哥对战争的反感和恹恶，所以很不愿意和我们谈及战争的细节。只有一次例外，哥哥说：有一次他所在的营伤亡惨重，由于联合国军飞机、大炮对道路的封锁，许多重伤员无法及时运到后方医院救治，有八十名重伤员停留在前线附近的野战包扎所，包扎所只有两名医务人员照顾，忙不过来，急需人来帮忙照顾这些重伤员，那天哥哥发烧、咳嗽，营长见他生病，以前又在卫生队干过，就对他说你今天生病就不要在前面打了，到山后的野战包扎所去帮忙照顾那些重伤员，那两个医务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他上午到野战包扎所帮忙，帮那两位医务人员护理那八十位重伤员，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联合国军向包扎所打来两发黄色的烟幕弹，他们老兵都知道，这是对方为校正着弹点而打来的烟幕弹，这意味着一场地毯式炮轰马上就要到来(因野战包扎所常有伤员抬进抬出被对方的侦察机发现)，他和那两位医务人员连忙将还未抬进防炮洞的伤员往单人防炮洞里抬(大部份重伤员原来都已经安置在单人防炮洞内)，安置完八十位重伤员后，只剩下两个单人防炮洞了(这种单人防炮洞又称“猫耳洞”)，那位年纪较大的医务人员要哥哥和另一名医务人员躲进这两个防炮洞，他自己另找地方躲避炮火，哥哥说自己年轻腿脚灵活坚持要那两位医务人员躲进防炮洞，还未等他们两位同意，哥哥便把他们二人分別推进剩下的两个防炮洞，自己拔腿就往山下的小溪跑去，哥哥知道小溪边有一块巨石虽比不上防炮洞安全也可以躲避一下弹片的袭击，哥哥刚跑到小溪边的巨石下，对方的排炮轰击便开始了，他说：刚开始还能听到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巨响，过不不久就只能看到山上(包扎所所在地)火光不断地闪、炸起的石头、泥土、树枝四处乱飞，耳朵已被震聋(暂时性的)，已经听不到炮弹爆炸的声音了，后来突然感到大地一下巨震，胸前一阵巨痛后便失去了知觉。原来一颗炮弹落 在他藏身的巨石上炸裂的一块大石头落在他的背部，把他砸昏了过去，到晚上八、九点钟因气温降低，他才被冻醒过来，借着月光一看地上吐了一滩鲜血，胸部一阵阵巨痛，当他爬回部队时，便被连夜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当他问送他去野战医院的战友，那八十位重伤员和两位医务人员的情况时，战友告诉他，哪里还有什么伤员和医务人员，那天下午炮轰后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找不到，整个包札所地域全被对方的炮弹翻了个底朝天，只剩下一些尸体碎片。哥哥一听不慬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他得知这一噩耗时感到是无比的悲痛和哀伤，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侥幸脱险的幸运。他在后方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伤癒后又重返前线了(他是胸部肋骨多处骨折和肺部损伤) 。在治疗的那段时间那八十二位重伤员和医务人员的容貌总是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直到他重返前线后，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才使他很少有时间来回忆那惨烈的一幕，那八十二位亡灵的身影才逐渐变得渺茫，而脑海中逐渐被新的惨烈战斗场面所取代。
那时的哥哥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是满怀着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巨大希望；滿怀着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激发出来的对“美国侵略者”的巨大仇恨；满怀着饱滿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去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他们哪里知道那是一场由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幕后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动发起的侵略南朝鲜的侵略战争。这一真像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前苏联解体后，解宻的许多内幕资料中才被曝光。
哥哥在朝鲜作战从1951年春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停战后又在朝鲜驻守了一年，到1954年冬季为接收苏联占领归还中国的旅顺、大连才随部队离开朝鲜回国入驻旅顺、大连附近的普兰店。在那里哥哥目睹了苏军风纪败坏的情况。许多苏军士兵酗酒，苏军士兵酒醉后殴打中国民众、买东西不给线、追逐调戏强奸中国妇女的事时有发生。有的守仓库的苏军士兵把仓库里的物资甚至把军官们的望远镜、萊卡照相机(苏联最好的照相机)偷出来到中国老百姓家里换酒喝。有一次哥哥驻地附近村子一名醉酒苏军士兵无端殴打一村民，被闻讯赶来的村民们追打，不慎掉到井里，乡村干部好不容易才制止了村民们的继续追打，费尽口舌才动员了几位村民拿出繩索将这名肇事士兵从井里救出，送往苏军驻地，这名苏军士兵被苏军军官用皮带猛打了一顿，才平息了村民的怒气。
还有一次，哥哥和排里的一位东北藉的战友外出时，走到一僻静处，忽听得一位妇女大喊救命，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名苏军士兵正在追赶一位中国妇女，哥哥和那位战友不由怒火中烧，心想：“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光天化日之下哪容得“老毛子”(东北人对俄国人的蔑称)再在中国的土地上奸淫虏抢，随即拔出槍，子弹顶上膛，打开保险，两把枪对着那个苏军土兵大喝一声：“站住！”那苏军士兵一看这阵式，便吓得立即跪下来举起手求饶，那位妇女一见两位解放军战士来了，如同见到救星，一面往他们身边跑，一面骂那个苏军士兵。哥哥的那位东北藉战友更是怒不可遏，硬要一枪嘣了那个苏军士兵(因这位战友以前在日本占领时期目赌过日本兵在东北奸淫虏抢的惨状)。鉴于上级有明确规定：遇到此类苏军违法乱纪的事，一律移交苏军当局处理。这豈不是意味着被国民政府从外国帝国主义手中收回的“治外法权”又被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白白地送给了“苏联老大哥”(中共当局对苏联的尊称)？哥哥虽也无法容忍苏军士兵的劣行，但迫于上级的媚苏规定，只好強忍心中的怒火，放下枪并劝阻他的战友不要开槍，两人一起押送这名强奸未遂的“苏联老大哥”士兵到他所在的苏军驻地兵营交给苏联驻军的值日军官和翻译，值日军官当即命令该士兵脱去军装只剩一条短裤，值日军官随即解下自己的皮带对着这个苏军士兵一顿猛抽，打得他在地上乱滚乱叫。然后值日军官又叫来两名士兵把这名肇事士兵押到禁闭室关禁闭。
哥哥对我们说：苏军士兵虽然素质很差，但军官一般素质都比较好，都是苏联各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很少在外面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来。苏联军官的待遇很好，吃得也很好，吃的是白面包、餅干、牛奶、白兰地、伏特加，各种罐头。而苏军士兵的生活待遇都很差，吃饭时一班人围成一圈，一个大黑面包这个士兵啃两口又传给下一个土兵啃两口，菜就是黄瓜、红萝卜、白萝卜用刺刀剖开撒上一点盐。比中国士兵吃得还要差。苏军军官和士兵待遇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大概是造成苏军士兵军纪差的重要原因。
在1954年冬季哥哥奉命去四川某偏僻小县接新兵，途经武汉时还专门去同济医科大学(当时高较院系调整后已改名为“武汉医学院”会见了大姐，他们一起在武汉中山公园照了一张合影，这是哥哥在部队期间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保存至今哥哥照得最好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他显得那样年轻英俊；大姐显得那样高雅漂亮。
哥哥说他那次到四川接新兵，那个地方物产丰富，东西十分便宜，他们每人每天0.38元的出差伙食补贴，尽管每天都吃鸡、吃鱼、吃肉都用不完，还有节余，由此可见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在未遭毛译东和中共当局的人为破坏之前，是何等的富裕。哪里想得到如此富裕的天府之国，在厉经1954年的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修水利、超英赶美、反右倾、反瞞产等运动的瞎折腾之后，不过五、六年时间，天府之国便沦落为一个饿死、迫害至死一千多万人的人间地狱。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党首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才有本事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变成一个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面对自己创造的如此空前的“丰功伟绩”，一向善于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的毛及其帮伙却一反常态将自己的这一“功劳”推给苏修逼债、三年自然灾害和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被坏。
实际情况是：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发生大饥荒时，曾主动提出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债务，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却遭不顾中国民众死活、惯于打肿脸充胖子的毛和中共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居然不顾已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悲惨处境，竟然不可思议地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据后来的气象学家研究“解放”后各地历年的气象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上世纪59、60、61那三年，也就是饿死人最多的那三年，实际上是解放后少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至于归咎于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的破坏报复，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解放”后历经“土改”、“镇反”、“清匪反覇”、“肃反”、“反胡风”、“反右”……等运动后，所谓的民主革命在全国各地早就革过了头，各级基层政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以地痞、流氓、懒汉、二流子为主的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手中。“阶级敌人”被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剩下的也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人民群众”严加管制，“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早已沦为任人践踏的“贱民”，他们能忍气吞声、苟延残喘活下去已属万幸，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被他们掌握？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和可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况且从经济、文化、物质到人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早已被毛和中共当局掌控、破坏殆尽，哪里还剩有什么东西可供“阶级敌人”破坏？
到1955年当局为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上的差距，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专业的军事院校，以培养各级军官，哥哥那时已提升为排长，又具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便被所在部队选送通讯兵学校学习，不料入学身体检查时发现哥哥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大概是在朝鲜作战期间那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了哥哥那早已痊愈了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这样通讯兵学校没去成，却到部队在旅大的医院治疗肺结核，后又到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到1956年病愈后，正逢当年国际局势缓和，中共当局不堪军费重负开始大规模裁减兵员，哥哥便转业退伍，本可回长沙安排工作，但中共当局为加强对大陆民众的控制，要加强公安、司法战线的力量，动员复员转业军人到公安、司法战线工作。为响应当局的号召(哥哥当时尚未认清中共当局的真实面目，以为中共当局的需要便是祖国的需要，因毛和中共一贯把自己打扮成祖国的化身)，哥哥便被当局分配到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工作。
因为在1955年泌阳县民众不堪中共当局的高压和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生活困难，爆发了一场由一个民间宗教组织主导的大规模暴动，刚被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下去不久。中共当局认为必须加强对当地民众的控制，就从当局认为可靠的复员转业军人中抽调人员充实当地的公安、政法系统的力量。
自“解放”后中共当局掀起的“土改”、“清匪反霸”、“镇反”等一系列运动以挑起民众斗民众，打、杀、关、管了一大批人，这些高压和劳民伤财的运动导致了民众的极端不滿，再加上1954年中共当局为加强对民众生存必须物资的控制和垄断，强力推行以粮油棉为主的统购统销政策，不顾农民死活强行征购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食油、棉花导致民众极度不滿。泌阳县农民通过某个民间宗教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反抗中共的暴政，该宗教组织声称：某真命天子已经出世，推翻中共暴政后真命天子登基，民众便可免遭中共当局的残暴统治，安享太平盛世。这反映出民众特到是农民不堪中共当局的残酷统治、剝削向往太平盛世的善良愿望。该宗教组织已秘密串联组织了数以万计的信众，原订于某月某日晚上攻占泌阳县城，为此作了周宻的计划和准备，信众们分成好几个队，有的队负责攻打弹药库，抢出武器弹药武装民众；有的负责攻打县大队(县政府的地方武装)；有的队负责攻打县政府；有的队负责攻打粮食局、粮库，打下后打开粮倉向民众散发赖以活命的粮食，民众都带好了装粮食的口袋，准备装滿粮食带回家。还特别派人先控制县政府和邮电局的总机房，以切断泌阳与外面的联系，防止当局调兵镇压，为此还专门找了与总机房工作人员有亲戚关系的人，以走亲戚为名，事先进入总机房，准备天一黑先占领总机房截断泌阳与外界的联系后，即发信号开始全城武装暴动。这天正是泌阳县赶集的日子，又是礼拜天。信众们借赶集为名聚集到泌阳县城，只等晚上起事。其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不周到。不料其中一位信众有一个亲戚在县城某部门当干部，该信众怕起事时他的这位亲戚受到伤害，便在起事那天上午进城时，找到这位在城里当干部的亲戚，要他赶紧逃回家去，这干部问其原因，该信众只说你只管赶紧回去就是了，其他都别问，在这位于部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位信众才对他说：今晚全城就要暴动了，你还不赶快回去逃命。豈料这位干部对当局的真实面目尚未认清，认为这是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便一边找借口稳往这位信众；一面找借口出去，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县当局闻讯大惊，连忙报告地区、报告省委省政府，并连忙佈置在县干部、县大队紧急动员，公安局紧急出动，分别把守总机房、弹药库、粮库。地区、省立即派车紧急出动，从邻县部队驻地紧急运兵和公安干警赶往泌阳，到这天中午以后，各地运送部队和公安干警的汽车便陆续到达泌阳县城，当局立即实施戒严，全城搜捕准备参与暴动的民众，结果一搜几乎进城赶集的所有民众(实为参加暴动的民众)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个或几个准备装粮食的口袋，有的还暗藏有匕首、梭标、鸟枪、大刀、斧头等原始武器。由于参与暴动的人数以万计，当局只好通知各乡村干部到县城把参与暴动的一般民众先领回本地，以后再组织批斗。为首的和大小头目都被关押在县城。数天后便在县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将为首的和大小头目悉数处决，少数被判以重刑。那些打祘参与暴动的普通民众按参与程度和家庭出身的“好坏”分别给与不同的处置；出身好的(贫、雇农、下中农)又极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被当作受蒙骗上当的，从轻发落，写检讨接受批斗了事；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则不论你是否检举揭发他人，一律戴上“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帽子被批斗后交群众管制、监督劳动，从此沦为永世不能翻身的人下人。
1950年秋季二姐从城东一校高小毕业，顺利考入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与艺芳女中并列为长沙最好的女子中学。“解放”后当局把外国传教士、修女们以“帝国主义份子”、“外国间谍”的污名驱逐出境后，这些教会学校都收归长沙市教育局经管。二姐后来于1952年插班考进长郡中学初中C105班，1953年初中毕业后，又顺利考入长郡中学高中43班。
1952年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为解决新疆建设兵团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继1950年、1951年两次派人到湖南招募了近四千湘女到新疆去给兵团的干部战士当老婆之后，再次派人到湖南招募湘女赴新疆建设兵团去跟干部战士当老婆，招募的人欺骗湘女们，声称是招她们去新疆建设兵团开拖拉机、开康拜音(联合收割机的俄文音译名)、开播种机……当现代化的军垦农场的现代新农业工人，许多失业女青年和学校女学生被当局虚构的美好前景所蛊惑，纷纷上当受骗被招到新疆去当了王震部下的老婆，她们到新疆后被迫分配给那些比她们大十几二十岁甚至三十多岁的部队老光棍们当老婆，没有一点自愿和选择的余地。这一次又有四千湘女上当受骗，成为中共当局政治需要的牺牲品。前后共有八千湘女被骗入疆，演译了数以千计的人生悲剧。
我的二姐陈X华当时也被当局的欺骗宣传所蛊惑，也想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穿军装、开拖拉机，但由于我母亲的极力反对才未能成为这八千湘女中的一员、实在值得庆幸。当时母亲虽不知道是把她们招去给王震部下的老光棍们当老婆，但母亲认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是十分不妥、十分危险的事，十四、五岁的二姐唯一适合的事就是安安心心在学校念书，学好知识然后才能走向社会。
1952年秋我在楚怡小学结束了令人终生难忘的、无忧无虑的高小生活，当年7月从楚怡小学高小68班毕业，在同班毕业的72名学生中仅名列第十九名属于上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