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院的地主分子


 

前几天发表一则批评强制接种疫苗的稿子,有位打赏者给我留言:“所有的承诺都是谎言”。这句话让我产生极大共鸣。已经有几代中国人从小到大就是在承诺和谎言中度过一生。

又到了开学季。中国人从孩提时就开始听承诺:在家听父母的,到学校,听老师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印象中58年前的91日,一个懵懂的孩子走进学校,走进教室,在课桌前坐下,就看到前面黑板上方这八个大字。多么慈爱。幼小的心真感觉温暖。

开学后每星期有两节音乐课,孩子们都喜欢。最开始教唱的都是些最简单、最政治,大概也是必须要教唱的: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来又教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毛主席的光辉。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八一军旗红。

上面有的,可能不是歌名,只是歌里的一句唱词,关键在于近六十年后还能记住。这表明生那个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别的更值得记住的东西。孩童时代,学什么就记住什么,似乎谁也改变不了。特别那首《毛主席的光辉》,应该是1963年底或1964年初的春节期间,老师领着排练的同学在外面公开演出。因为这是一首少数民族歌曲,每段结尾,孩子们的小脖子处还要来回扭动两下。当年看班里小女生在演唱这首歌时扭动脖子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说起来应该捂脸。自己这辈子只有一班同学。与他们一直到小学结束,也就算结束了,而且是彻底结束。再没有与班里的任何同学一起坐在教室里学习过。大半个世纪后提起来,多少有点伤感。这不能怪别的同学,是自己没有踏进中学校门。

音乐是世界的,所以是伟大的。除了塔利班那群狗杂种们,你很少听到有哪个人群哪个民族拒绝音乐,甚至残忍地杀死音乐人。即使像我这种不懂西方不懂外语的中国土著,对有些外国音乐也非常喜欢。像那首《欢乐颂》,听几遍,即可一个谱子不掉地“唱”出来。

但音乐也确实有让人心烦的时候。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仍觉得对不起当年我们那个小院里住着的一户地主分子人家:老两口都是地主分子(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不跟父母住在一起),男的,我等小字辈称他“李二爷”;他的妻子,一个小脚女人,人们喊她“李二奶”。

那年月,“地富反坏右”被称作“牛鬼蛇神”,自然也就成了倒霉蛋,而地主分子,更是首当其冲。从大人嘴里知道,这个李二爷解放前当过“保长”,家里有些田地,然而,也仅此而已,并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更没有“命案”。

可文革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隔不几天就来一群人到他家闹事。即使已经生存下去都困难了,仍不放过他们。那时候他家就做点“蚊烟”卖,也就是用锯末对上“六六六”,然后灌进比大拇指要粗一些的瘦长皮纸袋中,人们买回去晚上放在家中熏蚊子。

就这也不行,常常来一伙人,把他家中的锯末弄得他们家甚至小院中到处都是,相当于现在说的“恶作剧”。然而他们什么都不敢说,任凭来人胡闹胡折腾。

当年自己是个十来岁孩子,“贫民”出身,“根红苗正”,自然没人来折腾我们家。大约就是文革开始那年夏天,自己刚学着吹笛子,晚饭后在用比拇指粗一些的竹竿排在一起做成竹簾上躺着(竹簾下面支两长条凳),吹一些现在叫“红歌”的曲子,都是从音乐课学来的。

李二爷知道院子里的大人们非但不排斥他,且常与其交心,包括我的父母,因此,他对我们这些孩子并不顾忌。大半个世纪后也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竹簾上又在吹“红歌”,好像是唱支山歌吧,他大概白天才被折腾得难受,心里烦,且此时又正与大人们在一旁聊天,也不知他忍了多久,终于不想忍了,对我生气地说:别吹了,吹啥呢,大人在说话。

自己生性胆小,即使地主分子说我,也立即蔫了,不再吹了,至少那天晚上不再吹了。

这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等到自己渐渐懂事后,非常理解那个我们喊“李二爷”的地主分子。那时候他每天过得多么心焦哦,若不是实在忍不下去,绝不会制止我吹“红歌”。可以想象,他一生经历了多少承诺和谎言,因此他什么都不信了,更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好”!

202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