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8月以来，中国官媒和官员集中传播了一波虚假信息，暗示COVID-19疫情背后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在美国制造的。

自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转移对以下问题的关注：为什么病毒最早在中国被发现？它是自然起源，还是来自位于武汉的生物实验室？最近这一波虚假信息是中国政府这一尝试的延续。

在新一波虚假信息攻势下，病毒可能起源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军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死灰复燃。但现在更进了一步，这波虚假信息促动人们对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位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工作产生怀疑。


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研究冠状病毒已有30多年的历史。根据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个人资料页面，他的一些研究已经被用于开发新药来治疗可致命的冠状病毒感染，如COVID-19。

其个人资料页面上显示，多年来，巴里克“警告称，新出现的冠状病毒是一个重大的、持续的全球健康威胁，特别是因为它们可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动物转移到人类群体，而且它们往往会迅速传播。”

但现在，关于引发COVID-19的病毒SARS-CoV-2是否也经历了这种从动物到人的转移，这一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而中国现在试图将目光焦点转移到巴里克位于教堂山的实验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在8月23日表示：“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中国外交部发表这一误导性声明后的第二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致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正式要求该组织调查巴里克的实验室。

截止本则事实调查发表之前，巴里克、他的实验室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均未回应美国之音的邮件问询。不过，巴里克之前曾断然否认他的实验室通过增益功能研究合成“超级病毒”或SARS-CoV-2病毒。

增益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实验提高病原体的毒力或传播性，以便借此研究和开发能有效遏制病毒并治疗病毒所引发疾病的方法。

在2015年，巴里克和其他科学家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期刊上共同发表一项研究，当中利用反向遗传学方法创造出一种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并对之进行测试。这个嵌合病毒的刺突蛋白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云南采集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武汉市，而武汉恰恰是COVID-19大流行病在2019年末全球首次爆发时的震中。

武汉病毒研究所也一直被尚未经证实的一种猜测所围绕，即COVID-19大流行病可能始于一次实验室事故导致的病毒泄露。石正丽和中国官员均否认这一说法。但包括巴里克在内的科学家们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已表示，不能排除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实验室起源论和自然起源论都该被更深入地调查。

世卫组织最初曾声明实验室起源论“极不可能”，但该组织现正敦促中国政府提升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研究实验室的透明度，并提供更多的疫情相关原始数据。

巴里克曾向《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人员提供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称其实验室“从未研究过制造超级病毒的方法。” 他还澄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负责审核生物安全的委员会均认定他2015年对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潜力的研究“不属于功能增益”。

但也有批评人士说，相比科学界对增益功能研究更广义的理解，NIH的定义过于狭隘。他们认为，NIH的指南当中将功能增益的定义限制在致病性（有机体致病的能力）和毒性（有机体对宿主造成身体机能损害的能力）这两个指标上，而排除了宿主范围（病毒可感染多少物种）这一指标。

在功能增益定义上的分歧导致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Sen. Rand Paul, R-KY）在今年7月20日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但无论如何，巴里克表示，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北卡罗来纳大学所研究的蝙蝠类SARS病毒中，没有一种与SARS-CoV-2相关联。”

作为巴里克2015年这篇论文的合著者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与巴里克分享了SHC014的基因数据。SHC014是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在云南蝙蝠洞中发现的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巴里克的团队利用SHC014的刺突蛋白制造了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以证明新的蝙蝠冠状病毒毒株对人类构成的潜在风险。巴里克表示，为尽量降低风险，他特地将这一新合成的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设计成低于原始病毒的传染性。

在《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对其进行的一次长篇采访中，巴里克表示，他的实验室从未向中国科学家提供过任何分子克隆或任何人工合成的病毒，虽然石正丽的实验室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以观察自然界中冠状病毒转移感染人群的风险，但她的团队所使用的是基于另一种蝙蝠病毒所合成的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的这篇论文中，巴里克及其合著者确实做出了警示，表示这类研究存在安全风险，尽管它是预防大规模疫情的重要工具。巴里克在论文中列出了他所采取的层层安全防范措施。

“为未来疫情爆发做准备并减轻其严重程度的考虑必须与因此而制造出更危险病原体的风险相权衡，” 巴里克在2015年的这篇论文中写道。“科研审查组可能会将某些基于现存毒株构建嵌合病毒的类似研究认定为风险过大而不能进行。”

中国媒体强调巴里克的实验室曾发生安全事故。美国调查新闻网站ProPublica去年发表的文章报道了该实验室中六起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事故，其中包括2016年的一起事故。那次事故中，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被感染了实验室合成的冠状病毒的老鼠咬伤。但那位工作人员并未因此生病。


以上这一切为中国在COVID-19起源问题上散播不实谣言提供了燃料。

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打造的自媒体账号“玉渊谭天”为例，该平台最近陆续发布了“溯源美国”系列视频。

中国的“自媒体”本来指的是由制作原创内容的个人所运营的独立社交媒体账户。不过近年来，大部分中国官方媒体和一些政府部门也都开辟了所谓的“自媒体”账户。

“溯源美国”系列的最新一集名为“‘再闯’美国生物实验室！‘病毒狂人’竟是预言家？”，还自称扒出了巴里克、美国制药公司和美国军方（即德特里克堡）之间的“利益链条”。

“我想找到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动机，直到我看到片头的视频，” 玉渊谭天在这一集视频中说。 “我没想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生意。”

视频切换到巴里克在2018年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演讲的镜头，但玉渊谭天将那次研讨会和巴里克的话置于一个扭曲事实的虚假背景中。“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这则视频显示巴里克如是说。“如果你想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赚钱，买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公司的股票。”

但事实上，巴里克那次长达35分钟的演讲是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风险，巴里克这句听上去是投资建议的话显然是一句玩笑话，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提前开发病毒治疗药物的重要性。而且巴里克这句简短的话是玉渊谭天通过对原视频进行人工剪切而合成，剔除了当中能显示巴里克明显是在讽刺和开玩笑的词句。

北卡罗来纳大学2018年所举行的那次学术研讨会是为纪念1918年流感大流行100周年。巴里克的整个演讲围绕“下一次大流行可能会有多糟糕，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做好准备吗”这些问题展开。他详细介绍了传染病历史，讨论了各种传染病病毒的特性和大流行病的驱动因素，并回顾了几次大流行病发生时人类社会的预备程度和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可获得程度，也谈及了将来的疫情相比1918年“还能更糟糕到什么程度。”


“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好准备，” 巴里克说，“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蒙受重创…医疗基础设施匮乏而出现各种物资短缺，医疗保健条件方面的各种不公平或不平等…医生们将不得不在谁接受治疗、谁活着、谁死的问题上做出艰难的决定。”


巴里克在演讲中所警示的现象正在此次大流行病中一一上演。而玉渊谭天则试图将那次演讲呈现为一次有关如何“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赚钱”的演讲。

玉渊谭天还在这集视频中错误声称NIH在2015年对巴里克实验室的资助金额为零，原因是NIH在2014年10月暂停对功能增益研究的资助，因为担心病毒会“成为生物武器”。这集视频错误地声称，巴里克得以在资助禁令下继续其“重组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实验”，并发表2015年的论文，是因为有“幕后大boss”帮他“暗渡陈仓”—— 美国制药公司和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实验室。

但事实上，NIH当时决定继续资助巴里克的研究。因为巴里克向NIH表示，他所研究的人工合成病毒已被特地降低了传染性，并不构成暂时被禁的功能增益研究。根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对他的那次采访，NIH还在2018年和2019年联系了巴里克，向他寻求帮助开发一种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疫苗。MERS是另一种致命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


另一点与玉渊谭天所称相矛盾的是，在NIH于2014年发布的解释其为何暂停资助增益研究的声明中，没有一处提及对“生物武器”的担忧。

巴里克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他的实验室的工作帮助开发了目前正被广泛使用的mRNA COVID-19疫苗，以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第一种治疗COVID-19的广谱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vir）。其实验室帮助开发的另一种治疗COVID-19的口服广谱抗病毒药物莫纳皮拉韦（Molnupiravir）正进行大规模试验，印度已考虑授权其成为紧急使用药物。


巴里克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这篇采访中称，虽然实验室泄漏或意外感染的可能性应该被调查，但他个人认为，引发此次大流行病的病毒是自然起源的。

“它的近亲是蝙蝠病毒毒株。历史上的先例显示，人类感染的所有其他冠状病毒都起源于动物身上。不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有多少种蝙蝠病毒，大自然还有更多、更多，” 他说。

“目前，确实还没有强有力的、可操作的数据来证明该病毒是经由人工设计并逃脱了密封保存，” 巴里克补充说道。 “由于SARS-CoV-2的发病机理如此复杂，觉得有人能够设计出它的想法几乎是荒谬的。”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自今年8月以来，中国官媒和官员集中传播了一波虚假信息，暗示COVID-19疫情背后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在美国制造的。

自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转移对以下问题的关注：为什么病毒最早在中国被发现？它是自然起源，还是来自位于武汉的生物实验室？最近这一波虚假信息是中国政府这一尝试的延续。

在新一波虚假信息攻势下，病毒可能起源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军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死灰复燃。但现在更进了一步，这波虚假信息促动人们对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位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工作产生怀疑。


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研究冠状病毒已有30多年的历史。根据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个人资料页面，他的一些研究已经被用于开发新药来治疗可致命的冠状病毒感染，如COVID-19。

其个人资料页面上显示，多年来，巴里克“警告称，新出现的冠状病毒是一个重大的、持续的全球健康威胁，特别是因为它们可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动物转移到人类群体，而且它们往往会迅速传播。”

但现在，关于引发COVID-19的病毒SARS-CoV-2是否也经历了这种从动物到人的转移，这一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而中国现在试图将目光焦点转移到巴里克位于教堂山的实验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在8月23日表示：“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中国外交部发表这一误导性声明后的第二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致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正式要求该组织调查巴里克的实验室。

截止本则事实调查发表之前，巴里克、他的实验室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均未回应美国之音的邮件问询。不过，巴里克之前曾断然否认他的实验室通过增益功能研究合成“超级病毒”或SARS-CoV-2病毒。

增益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实验提高病原体的毒力或传播性，以便借此研究和开发能有效遏制病毒并治疗病毒所引发疾病的方法。

在2015年，巴里克和其他科学家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期刊上共同发表一项研究，当中利用反向遗传学方法创造出一种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并对之进行测试。这个嵌合病毒的刺突蛋白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云南采集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武汉市，而武汉恰恰是COVID-19大流行病在2019年末全球首次爆发时的震中。

武汉病毒研究所也一直被尚未经证实的一种猜测所围绕，即COVID-19大流行病可能始于一次实验室事故导致的病毒泄露。石正丽和中国官员均否认这一说法。但包括巴里克在内的科学家们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已表示，不能排除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实验室起源论和自然起源论都该被更深入地调查。

世卫组织最初曾声明实验室起源论“极不可能”，但该组织现正敦促中国政府提升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研究实验室的透明度，并提供更多的疫情相关原始数据。

巴里克曾向《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人员提供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称其实验室“从未研究过制造超级病毒的方法。” 他还澄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负责审核生物安全的委员会均认定他2015年对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潜力的研究“不属于功能增益”。

但也有批评人士说，相比科学界对增益功能研究更广义的理解，NIH的定义过于狭隘。他们认为，NIH的指南当中将功能增益的定义限制在致病性（有机体致病的能力）和毒性（有机体对宿主造成身体机能损害的能力）这两个指标上，而排除了宿主范围（病毒可感染多少物种）这一指标。

在功能增益定义上的分歧导致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Sen. Rand Paul, R-KY）在今年7月20日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但无论如何，巴里克表示，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北卡罗来纳大学所研究的蝙蝠类SARS病毒中，没有一种与SARS-CoV-2相关联。”

作为巴里克2015年这篇论文的合著者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与巴里克分享了SHC014的基因数据。SHC014是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在云南蝙蝠洞中发现的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巴里克的团队利用SHC014的刺突蛋白制造了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以证明新的蝙蝠冠状病毒毒株对人类构成的潜在风险。巴里克表示，为尽量降低风险，他特地将这一新合成的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设计成低于原始病毒的传染性。

在《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对其进行的一次长篇采访中，巴里克表示，他的实验室从未向中国科学家提供过任何分子克隆或任何人工合成的病毒，虽然石正丽的实验室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以观察自然界中冠状病毒转移感染人群的风险，但她的团队所使用的是基于另一种蝙蝠病毒所合成的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的这篇论文中，巴里克及其合著者确实做出了警示，表示这类研究存在安全风险，尽管它是预防大规模疫情的重要工具。巴里克在论文中列出了他所采取的层层安全防范措施。

“为未来疫情爆发做准备并减轻其严重程度的考虑必须与因此而制造出更危险病原体的风险相权衡，” 巴里克在2015年的这篇论文中写道。“科研审查组可能会将某些基于现存毒株构建嵌合病毒的类似研究认定为风险过大而不能进行。”

中国媒体强调巴里克的实验室曾发生安全事故。美国调查新闻网站ProPublica去年发表的文章报道了该实验室中六起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事故，其中包括2016年的一起事故。那次事故中，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被感染了实验室合成的冠状病毒的老鼠咬伤。但那位工作人员并未因此生病。


以上这一切为中国在COVID-19起源问题上散播不实谣言提供了燃料。

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打造的自媒体账号“玉渊谭天”为例，该平台最近陆续发布了“溯源美国”系列视频。

中国的“自媒体”本来指的是由制作原创内容的个人所运营的独立社交媒体账户。不过近年来，大部分中国官方媒体和一些政府部门也都开辟了所谓的“自媒体”账户。

“溯源美国”系列的最新一集名为“‘再闯’美国生物实验室！‘病毒狂人’竟是预言家？”，还自称扒出了巴里克、美国制药公司和美国军方（即德特里克堡）之间的“利益链条”。

“我想找到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动机，直到我看到片头的视频，” 玉渊谭天在这一集视频中说。 “我没想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生意。”

视频切换到巴里克在2018年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演讲的镜头，但玉渊谭天将那次研讨会和巴里克的话置于一个扭曲事实的虚假背景中。“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这则视频显示巴里克如是说。“如果你想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赚钱，买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公司的股票。”

但事实上，巴里克那次长达35分钟的演讲是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风险，巴里克这句听上去是投资建议的话显然是一句玩笑话，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提前开发病毒治疗药物的重要性。而且巴里克这句简短的话是玉渊谭天通过对原视频进行人工剪切而合成，剔除了当中能显示巴里克明显是在讽刺和开玩笑的词句。

北卡罗来纳大学2018年所举行的那次学术研讨会是为纪念1918年流感大流行100周年。巴里克的整个演讲围绕“下一次大流行可能会有多糟糕，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做好准备吗”这些问题展开。他详细介绍了传染病历史，讨论了各种传染病病毒的特性和大流行病的驱动因素，并回顾了几次大流行病发生时人类社会的预备程度和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可获得程度，也谈及了将来的疫情相比1918年“还能更糟糕到什么程度。”


“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好准备，” 巴里克说，“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蒙受重创…医疗基础设施匮乏而出现各种物资短缺，医疗保健条件方面的各种不公平或不平等…医生们将不得不在谁接受治疗、谁活着、谁死的问题上做出艰难的决定。”


巴里克在演讲中所警示的现象正在此次大流行病中一一上演。而玉渊谭天则试图将那次演讲呈现为一次有关如何“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赚钱”的演讲。

玉渊谭天还在这集视频中错误声称NIH在2015年对巴里克实验室的资助金额为零，原因是NIH在2014年10月暂停对功能增益研究的资助，因为担心病毒会“成为生物武器”。这集视频错误地声称，巴里克得以在资助禁令下继续其“重组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实验”，并发表2015年的论文，是因为有“幕后大boss”帮他“暗渡陈仓”—— 美国制药公司和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实验室。

但事实上，NIH当时决定继续资助巴里克的研究。因为巴里克向NIH表示，他所研究的人工合成病毒已被特地降低了传染性，并不构成暂时被禁的功能增益研究。根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对他的那次采访，NIH还在2018年和2019年联系了巴里克，向他寻求帮助开发一种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疫苗。MERS是另一种致命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


另一点与玉渊谭天所称相矛盾的是，在NIH于2014年发布的解释其为何暂停资助增益研究的声明中，没有一处提及对“生物武器”的担忧。

巴里克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他的实验室的工作帮助开发了目前正被广泛使用的mRNA COVID-19疫苗，以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第一种治疗COVID-19的广谱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vir）。其实验室帮助开发的另一种治疗COVID-19的口服广谱抗病毒药物莫纳皮拉韦（Molnupiravir）正进行大规模试验，印度已考虑授权其成为紧急使用药物。


巴里克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这篇采访中称，虽然实验室泄漏或意外感染的可能性应该被调查，但他个人认为，引发此次大流行病的病毒是自然起源的。

“它的近亲是蝙蝠病毒毒株。历史上的先例显示，人类感染的所有其他冠状病毒都起源于动物身上。不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有多少种蝙蝠病毒，大自然还有更多、更多，” 他说。

“目前，确实还没有强有力的、可操作的数据来证明该病毒是经由人工设计并逃脱了密封保存，” 巴里克补充说道。 “由于SARS-CoV-2的发病机理如此复杂，觉得有人能够设计出它的想法几乎是荒谬的。”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