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王康、东海（左）依据天道，依据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天下主持公道，是君子一大天职。天下只要有君子在，就有公道在。得位，自当在政治上、法律上主持公道；无位，则在思想上、道德上主持公道。
对现实中历史上各种人物、势力和政权进行正确的剖析论断，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既不让任何正善之士蒙冤受屈，也不让任何邪恶之辈欺世盗名。这就是主持道德公道。
君子对任何人物的评价褒贬，都应该如理如实。如理即符合中道之理，如实即符合其人思想品德之实。是圣贤君子大丈夫，就还他圣贤君子大丈夫，不能冤枉之；是盗贼小人伪君子，就还他盗贼小人伪君子，不能饶恕之。过誉过贬，皆非所宜。
例如，或问如何看待释尊，王通答：“圣人也。”这就过誉了。将释尊抬举为圣人，置孔子和历代圣王于何地？仅此一言就暴露了王通先生眼光和内存之不足。
但王通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他说：“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其实，佛教严重偏离人道，无论中西，都不太适合。无论中西，佛教过盛，同样流弊重大，家国衰败。
百年来天翻地覆乾坤颠倒，各界对历史人物和历代王朝的评价也往往正邪颠倒。最典型者有二：一是法家和暴秦被正义化，二是元明两朝被污名化。关此，我有大量文章依史据理而论，自视为主持历史公道的努力。
主持思想公道，是对古今各种思想观念进行中肯的评定，对中西各种文化体系进行准确的判教，是是非非。
判教是儒家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判教原是佛教名相，意谓判定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主要针对佛教各宗各派各种经典进行系统批判和评估，以统一内部分歧。儒家的判教则对外为主，对各门各派各种思想学说，予以思想批判和价值评估。
辟邪说就是判教的重要乃至核心内容，辟邪说的重点是辟马列，这是主持思想公道的当务之急。其次是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自由派的过誉固然不当，极权派的苟毁更为恶劣。
自由主义思想本来缺陷不小，中国自由派又饱受民粹主义浸润，错漏更大，即使衡以西方自由主义标准，也问题多多。但要注意两点。其一、自由主义作为极权主义的天敌，自有相当的正确性正义性，当恶而知其美。
其二、要将自由派的思想观念和道义实践区别看待，在思想批评的时候不要忘记，自由派是追求自由、反抗极权的先进先锋，很多人作出了各种奉献牺牲包括生命牺牲。他们无畏的勇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儒家群体和中国人民，感念、敬重和学习。将来自由化了，中华英雄榜良心榜的第一排毫无疑问属于他们。
要正确判教，正确地主持现实及历史的政治、道德、思想公道，就必须坚持仁本主义五观，通达《春秋》大义，具备《春秋》精神。
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也是儒生应该无条件遵守的三原则。不能因为错误思想流行就不批判之，不能因为邪恶势力得势就不厌恶之，不能因为不肖之徒得志就不轻贱之。至于随顺错误思想，奉承邪恶势力，尊崇不肖之徒，那就不配为正常人了，遑论儒生。
要主持公道，还必须具备三从三不从的精神，即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从经不从师。前两句出自于《荀子·子道篇》：“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后一句是东海所说，然无违儒家之理和礼。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当理当道亦不让于师。师可以不从，道不可不从。
韩愈说“圣人无常师”，然圣人有常道，师可易，道不可易。圣经，载道之经也，不可不从，不可更易。故师与经产生矛盾时，从经不从师。
儒家还有四依四不依：依经不依人，依圣人不依贤人君子，依圣贤君子不依君主，依正经不依副经。这都是主持公道必须必须具备的品质。只有三从三不从，四依四不依，才能坚持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公道主持到底。
2021-10-10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