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共戊戌修宪敲响了中国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丧钟； 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使得中共党国崛起态势已成强弩之末。从2018～2020年是中国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阶段。时至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年，党国颓废的态势已不可阻挡，中共衰败的势头已不可逆转，红朝末世的景象已不期而至。2020～2021的短短两年，生物病毒的持续肆虐已经使得梦国再度成为了闭关锁国的圈养之地。时至当下，地球人已经警醒中共权毒不仅迫使中国大陆沦为了权奴泛滥之地（注：北韩尤甚），而且开始危及世界安全甚至影响人类发展命运。历史即将进入2022年，鉴于全球已经形成反共的大趋势，虽然中国的发展已经难以预测，但中共的败亡却似乎可以预期。

自1838年戊戌禁烟以来，中国前后经历了三个世纪的社会转型阶段。期间，晚清的洋务运动与中共的改革开放，只发展经济不改革政治的单边模式是极其相似；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胡赵新政的夭折，主要人物慈禧与光绪，袁世凯与康梁，邓小平与赵紫阳，其历史角色和命运竟然如此雷同；晚清立宪运动的流产、皇族内阁的夭亡，与当今改革开放的终结、大国崛起的挫败如出一辙。其历史主角人物，前清皇族成员以载沣、奕劻为代表，汉族官僚以袁世凯、徐世昌为代表，后清（红朝）红二代以习近平为祸首，草根官一代以温家宝、李克强为对角的表演，政治博弈的镜像极其相似且轮番上演。然而，主导这些历史现象的深层逻辑与背后推力是中西糟粕文化滋生出的权毒。

中国历史是一部围绕权力而叙述的历史，近现代史更是一部以权毒为核心的历史。慈禧生前，把慈安害死，珍妃淹死，死前将光绪毒死；毛贼生前，将刘少奇害死，林彪逼死，忠良精英要么批斗要么流放，不赴黄泉就奔牢城。如：夹边沟、兴凯湖、北大荒、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五七干校等。毛死前将朱德冻伤致死，周恩来折腾累死，将邓小平踩在脚下。慈禧利用和剿灭义和团，毛泽东哄骗和抛弃红卫兵，习近平煽动小粉红和控制政治局。独裁者们为了权力可以杀人如麻，可以卑鄙无耻，甚至祸国殃民，其阴暗心理和权斗手法竟然大同小异。资中筠先生说过一句话：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资中筠概括总结的正是慈禧和她的清卫兵，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习近平和他的粉卫兵。知名思想家谢选骏更精辟犀利地指出，上述这些群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废垃。在汉语语境中有农奴、财奴、房奴，性奴之称，而那些嗜权如命的人就是权奴。上述这些贯穿两百年的历史怪现象的社会基础正是东西方劣质文化滋养出来的权奴。

百年中国，袁世凯称帝，先遭杨度蛊惑，后有反省忏悔，真可谓英明一世，糊涂一时。虽然早期袁世凯一再拒绝，但经不住皇权荼毒和小人蛊惑，不幸一失足成千古恨，终得浪子回头猛醒悟。满清废帝溥仪曾幻想复国中兴，先有张勋作乱，后有郑孝胥追随。盘踞东三省的满洲国竟然一度创造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奇迹。如果按中共的荒谬逻辑，溥仪伪政权是否可以吹嘘地宣传，满洲国有所谓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呢？毛泽东搞独裁先有刘少奇、周恩来哄抬，后搞家天下有林彪、江青等人作乱。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伪装表现得英明一时，进城入住中南海后则乖戾昏聩，糊涂一世。1949年以前，周恩来为了和毛的路线保持一致，1949年后周恩来为了长期霸占总理宝座，多次违背组织原则支持毛，多次违心肉麻地吹捧毛，不惜出卖亲朋故友效忠毛，不顾总理尊严颜面跪地讨好毛。对于当权者个人而言，如果没有精神信仰，没有道德修养，只顾崇拜权力，无度追逐权力，一旦权力在手，必定很快腐化堕落。比如，慈禧、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最终沦为了可悲可耻的最大权奴。

如今，习近平复辟终身制，先有九尾狐狸王沪宁密室策划，后有愚顽忠奴栗战书公开鼓吹，玩弄虚伪的全过程民主演戏全票通过。当年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总统，选不出不许离场，哪怕国会议员们饥肠辘辘地挨饿也要完成投票。正如一句俗语说得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如今习近平比袁世凯弄得更恶劣，比毛泽东玩的更厚黑。习党反动派们安排武警扛着枪如幽灵鬼魅似的穿梭于投票会场，耀武扬威地震慑伪人大代表。在共产党的会场，乱投票已经不是饿肚子的问题，而是立马有被抓捕入狱的危险。习二为了冠冕堂皇地连任，不惜搅乱国法党纪，自编自导地搞出一份“第三个历史决议” 不知羞耻地吹捧自己的成就。习二主政九年来，如今党国衰败成了什么样子世人有目共睹，墨写的谎言不可能胜过客观的事实。习党反动派不知天高地厚，不顾礼义廉耻，不理民众非议，不管史书评价，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后果。这样无底线的摄取权力，无节操地充当权奴，不仅是对全体国人的戏弄羞辱，还是对现代文明政治的肆意挑衅。将来的史书终会做出客观评判，那根本不是一份历史决议，而是一份肉麻的吹捧文宣，更是一纸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宣判书。

习二是一个草莽农夫，大字不识几箩筐，如今却无端搞出了屁民读诵的金句，大国治理的思想，具有了指明人类发展方向的远见；一个工农兵学员，拥有法学博士头衔，却讲不出一句体现法学水平及法治精神的话语。影响恶劣，败坏世风，梦国学术造假他第一！如今在其统治下的梦国越来越成为军警城管遍布的法西斯恐怖社会。一个老红卫兵，抛弃了老父的遗志，忘记了年少的耻辱，如今屁颠颠地潜入金銮殿登上了龙椅，喜洋洋地用上五黄杯喝龙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述职，其场面如被劫持而来的蛮夷村姑入山寨见匪首坐山雕，充当陪衬的其他高级官僚如哈巴狗似的地爬坐在桌边，成为一言不发的带着口罩的殿堂木偶。如此场景犹如梦国流行多时的清宫戏，皇帝老儿昏昏然高高在上，众大臣五体投地匍匐在地大气不敢出。习党反动派们甘心沦为权奴而任由一尊草包摆布，他们还有一点点血性吗？难道不觉得耻辱吗？

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五千年文明，有着十四亿庞大人口，领土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且海外华人约有四千五百万之众，而绝不是蛮夷胡狄如缅甸、柬埔寨、北韩那样的小国可以同日而语。如此大国怎么可以任由一个混蛋小丑充当国家元首肆意胡来呢？ 然而可悲的现实是，习一尊装孙子惟妙惟肖，吹牛皮厚颜无耻，悖逆父志有悖伦常，玩弄权术奸老巨猾，对待人民刻薄寡恩，治国理政则一塌糊涂。正如权力之毒如鸦片之毒一样，当权者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控自拔。习二和毛贼一样，不仅完全浸染上了，而且还享受并陶醉于那种虚幻飘然的帝王感觉，这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恋权怪癖成为了千古奇谈，沦为了世界笑话，变成了全球华人的耻辱。

中共走过一百年了，愚蠢自大的习一尊，其格局比慈禧更狭窄，其见识比康梁更落后，其人格比袁世凯更可耻，其行径比溥仪更可笑，其表现比毛泽东更可悲。在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枭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转型过程中的历史角色最重；猫熊溥仪在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中结局最好；奸雄毛泽东在历朝帝王中人性最恶；狗熊习近平在独夫民贼中智商最低，识字最少，脸皮最厚。 在党国极权架构中，不仅是共产党太强，民主党派太弱，还体现在党总书记太强势，政府总理太弱势，这样的权力态势一直是党国政治中的痼疾。党国政治架构一强一弱太过悬殊，力量极度不平衡造成政治生态缺乏良性互动和均衡制约，这正是权毒发挥其毒性的畸形结果。

中共党国总理中，除了周恩来侵染权毒最深，表现最虚伪，最不称职之外，后来几位都比周为人更真实、为官更务实。比如，华国锋憨厚务实却思想僵化，因贪图领袖虚名而最终落败；赵紫阳抛弃民族大义和历史重任不顾，虽不贪权力却看重名节，致使政治改革过早流产；李鹏是个既贪婪又庸碌的蠢才，他无法逃避镇压八九学运的恶名以及葬送中共政治改革的罪责；朱镕基有抬棺材整肃吏治的誓言，虽对党国贪腐无力回天，但还算是个能流露真性情的汉子；温家宝空喊宪政改革口号而沽名钓誉，有口无心故落得影帝之骂名，他对改革失败的担忧和文革重来的警示如今不幸已成为现实；李克强在慰问灾区时，虽然有故意搞得两脚都是泥的亲民秀，但能坦然说出六亿百姓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事实，也算是一个尚存一点实事求是精神的官僚。

综合上述，权毒是中国社会中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儒家官本位文化是产生权毒的原生土壤，法家驭民文化是滋养权毒的五谷杂粮，马列党文化是引诱人们对权毒上瘾的精神鸦片。儒家文化的基因缺陷导致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无法树立起对天道的敬畏、对上帝的信仰；法家文化的社会毒性在于历朝历代那些崇尚外儒内法的统治者们，一直把治下的臣民当奴隶一样践踏摧残。马列文化的政治毒性在于运用政党的组织力量，通过煽动全民参与政治运动，来制造阶级对立和主义对抗，使得社会内斗不止，国际对抗不断。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民族无法形成“民以神为主”的精神信仰；一个信奉“斗争哲学” “官以权为命”政党集团，一个运用“商鞅驭民五术”的极权社会， 必定是一个政治权毒泛滥成灾的酱缸社会。

自秦始皇建立皇权制度以来，因为其统治下的臣民只敬畏皇帝手中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而不敬畏天道，不信仰上帝，所以嗜权如命的当权者对权力的覆盖自然毫无边界，对权力的膜拜更是毫无原则，对权力的追逐必然毫无底线，对权力的使用势必毫无节制。由此而来，权毒就产生了。另外，自古以来，中国最高权力的无序交接过程也是滋生权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一旦人长期受权毒的腐化熏陶就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权奴。家天下的暴君、党天下的独裁者就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奴。如今，中共宣传强调的“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就是党国权奴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枷锁，庞大的中共党员已经成为梦国巨大的权奴群体。

近现代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专制制度是滋生权毒的温床，宪政制度是根除权毒的良方。由此，树立自由平等的理念，推行宪政民主的制度是根除权毒的不二方略。一个社会中，不可能人人有信仰，也不可能人人生敬畏，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由此制度设计尤其至关重要。例如， 新加坡是一个由福建广东沿海渔民移居南洋，逐渐聚集而形成的国家。他们的先祖移民几乎都是缺少文化，尚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好的制度使得那些移民的后裔如今都成为了文明的新加坡人。澳洲移民有一部分是从英国本土遣送过去的罪犯、流氓和游民。因为澳洲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如今澳洲成为一个富裕文明的民主国家。再如，如果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不是信奉上帝的耶稣门徒，而是一群腐化堕落的权奴，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世界民主灯塔的强大美国。

中共是汇集中西劣质文化之毒而缔结出的罂粟花。从政治罂粟花中提炼出的权毒已经使得不少国人上瘾，以至于身陷权力酱缸而不能自拔。应当说，中共就是这种糟粕文化的最大受害群体。中共百年之中，很多共产党人已经身心残废，沦为了权毒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中国自古就是闻名四海的礼仪之邦，如今却是刁民遍地，坏人满街，国际形象糟糕透顶。中国大陆的道德堕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路人跌倒不敢扶，遭遇碰瓷坏人出，过路可能遭劫匪，一不留神钱财输。文章书写至此，读者阅读至此，或许都会不约而同地扼腕叹息，这是百年中共权毒祸害吾国同胞的灾难恶果啊！

然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天道自有轮回。如今，精英在呐喊，同胞在觉醒。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共权毒比新冠病毒更可怕。海内外华人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唯有根除百年中共权毒才能拯救那些已经沉沦于梦国的权奴。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人们就早已警惕并控诉中共权毒了，新冠爆发之后，涌现出更多无畏者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比如，樊立勤、许章润、郑也夫、董瑶琼、李田田、向松祚，梁宏达，张盼成，祁怡元，李家宝，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许志永，金燕，任志强、孙正午，周孝正、蔡霞，张展、袁腾飞、等，太多勇者无法一一列举。比如还有很多奔走在抗争一线的维权者、律师以及无名英雄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国人的榜样，时代的先锋，是他们在一直为争取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而抗争不止，呐喊不息。  

在公元2022年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海内外华人同胞作新年致辞，向那些优秀而勇敢的中华儿女致敬、祝福！

 

有诗曰：

 

《权毒与权奴》

权力架构莫颠倒，自上而下滋权毒；私产充公堕地狱，公权私有出权奴。

共产病毒超恐怖，百年侵蚀毁国族；拜权之蠹须根除，唯有民主兴监督。

 

 



2018年，中共戊戌修宪敲响了中国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丧钟； 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使得中共党国崛起态势已成强弩之末。从2018～2020年是中国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阶段。时至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年，党国颓废的态势已不可阻挡，中共衰败的势头已不可逆转，红朝末世的景象已不期而至。2020～2021的短短两年，生物病毒的持续肆虐已经使得梦国再度成为了闭关锁国的圈养之地。时至当下，地球人已经警醒中共权毒不仅迫使中国大陆沦为了权奴泛滥之地（注：北韩尤甚），而且开始危及世界安全甚至影响人类发展命运。历史即将进入2022年，鉴于全球已经形成反共的大趋势，虽然中国的发展已经难以预测，但中共的败亡却似乎可以预期。

自1838年戊戌禁烟以来，中国前后经历了三个世纪的社会转型阶段。期间，晚清的洋务运动与中共的改革开放，只发展经济不改革政治的单边模式是极其相似；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胡赵新政的夭折，主要人物慈禧与光绪，袁世凯与康梁，邓小平与赵紫阳，其历史角色和命运竟然如此雷同；晚清立宪运动的流产、皇族内阁的夭亡，与当今改革开放的终结、大国崛起的挫败如出一辙。其历史主角人物，前清皇族成员以载沣、奕劻为代表，汉族官僚以袁世凯、徐世昌为代表，后清（红朝）红二代以习近平为祸首，草根官一代以温家宝、李克强为对角的表演，政治博弈的镜像极其相似且轮番上演。然而，主导这些历史现象的深层逻辑与背后推力是中西糟粕文化滋生出的权毒。

中国历史是一部围绕权力而叙述的历史，近现代史更是一部以权毒为核心的历史。慈禧生前，把慈安害死，珍妃淹死，死前将光绪毒死；毛贼生前，将刘少奇害死，林彪逼死，忠良精英要么批斗要么流放，不赴黄泉就奔牢城。如：夹边沟、兴凯湖、北大荒、峨边沙坪、青海湖、清河茶淀、五七干校等。毛死前将朱德冻伤致死，周恩来折腾累死，将邓小平踩在脚下。慈禧利用和剿灭义和团，毛泽东哄骗和抛弃红卫兵，习近平煽动小粉红和控制政治局。独裁者们为了权力可以杀人如麻，可以卑鄙无耻，甚至祸国殃民，其阴暗心理和权斗手法竟然大同小异。资中筠先生说过一句话：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资中筠概括总结的正是慈禧和她的清卫兵，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习近平和他的粉卫兵。知名思想家谢选骏更精辟犀利地指出，上述这些群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废垃。在汉语语境中有农奴、财奴、房奴，性奴之称，而那些嗜权如命的人就是权奴。上述这些贯穿两百年的历史怪现象的社会基础正是东西方劣质文化滋养出来的权奴。

百年中国，袁世凯称帝，先遭杨度蛊惑，后有反省忏悔，真可谓英明一世，糊涂一时。虽然早期袁世凯一再拒绝，但经不住皇权荼毒和小人蛊惑，不幸一失足成千古恨，终得浪子回头猛醒悟。满清废帝溥仪曾幻想复国中兴，先有张勋作乱，后有郑孝胥追随。盘踞东三省的满洲国竟然一度创造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奇迹。如果按中共的荒谬逻辑，溥仪伪政权是否可以吹嘘地宣传，满洲国有所谓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呢？毛泽东搞独裁先有刘少奇、周恩来哄抬，后搞家天下有林彪、江青等人作乱。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伪装表现得英明一时，进城入住中南海后则乖戾昏聩，糊涂一世。1949年以前，周恩来为了和毛的路线保持一致，1949年后周恩来为了长期霸占总理宝座，多次违背组织原则支持毛，多次违心肉麻地吹捧毛，不惜出卖亲朋故友效忠毛，不顾总理尊严颜面跪地讨好毛。对于当权者个人而言，如果没有精神信仰，没有道德修养，只顾崇拜权力，无度追逐权力，一旦权力在手，必定很快腐化堕落。比如，慈禧、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最终沦为了可悲可耻的最大权奴。

如今，习近平复辟终身制，先有九尾狐狸王沪宁密室策划，后有愚顽忠奴栗战书公开鼓吹，玩弄虚伪的全过程民主演戏全票通过。当年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总统，选不出不许离场，哪怕国会议员们饥肠辘辘地挨饿也要完成投票。正如一句俗语说得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如今习近平比袁世凯弄得更恶劣，比毛泽东玩的更厚黑。习党反动派们安排武警扛着枪如幽灵鬼魅似的穿梭于投票会场，耀武扬威地震慑伪人大代表。在共产党的会场，乱投票已经不是饿肚子的问题，而是立马有被抓捕入狱的危险。习二为了冠冕堂皇地连任，不惜搅乱国法党纪，自编自导地搞出一份“第三个历史决议” 不知羞耻地吹捧自己的成就。习二主政九年来，如今党国衰败成了什么样子世人有目共睹，墨写的谎言不可能胜过客观的事实。习党反动派不知天高地厚，不顾礼义廉耻，不理民众非议，不管史书评价，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后果。这样无底线的摄取权力，无节操地充当权奴，不仅是对全体国人的戏弄羞辱，还是对现代文明政治的肆意挑衅。将来的史书终会做出客观评判，那根本不是一份历史决议，而是一份肉麻的吹捧文宣，更是一纸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宣判书。

习二是一个草莽农夫，大字不识几箩筐，如今却无端搞出了屁民读诵的金句，大国治理的思想，具有了指明人类发展方向的远见；一个工农兵学员，拥有法学博士头衔，却讲不出一句体现法学水平及法治精神的话语。影响恶劣，败坏世风，梦国学术造假他第一！如今在其统治下的梦国越来越成为军警城管遍布的法西斯恐怖社会。一个老红卫兵，抛弃了老父的遗志，忘记了年少的耻辱，如今屁颠颠地潜入金銮殿登上了龙椅，喜洋洋地用上五黄杯喝龙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述职，其场面如被劫持而来的蛮夷村姑入山寨见匪首坐山雕，充当陪衬的其他高级官僚如哈巴狗似的地爬坐在桌边，成为一言不发的带着口罩的殿堂木偶。如此场景犹如梦国流行多时的清宫戏，皇帝老儿昏昏然高高在上，众大臣五体投地匍匐在地大气不敢出。习党反动派们甘心沦为权奴而任由一尊草包摆布，他们还有一点点血性吗？难道不觉得耻辱吗？

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五千年文明，有着十四亿庞大人口，领土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且海外华人约有四千五百万之众，而绝不是蛮夷胡狄如缅甸、柬埔寨、北韩那样的小国可以同日而语。如此大国怎么可以任由一个混蛋小丑充当国家元首肆意胡来呢？ 然而可悲的现实是，习一尊装孙子惟妙惟肖，吹牛皮厚颜无耻，悖逆父志有悖伦常，玩弄权术奸老巨猾，对待人民刻薄寡恩，治国理政则一塌糊涂。正如权力之毒如鸦片之毒一样，当权者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控自拔。习二和毛贼一样，不仅完全浸染上了，而且还享受并陶醉于那种虚幻飘然的帝王感觉，这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恋权怪癖成为了千古奇谈，沦为了世界笑话，变成了全球华人的耻辱。

中共走过一百年了，愚蠢自大的习一尊，其格局比慈禧更狭窄，其见识比康梁更落后，其人格比袁世凯更可耻，其行径比溥仪更可笑，其表现比毛泽东更可悲。在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枭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转型过程中的历史角色最重；猫熊溥仪在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中结局最好；奸雄毛泽东在历朝帝王中人性最恶；狗熊习近平在独夫民贼中智商最低，识字最少，脸皮最厚。 在党国极权架构中，不仅是共产党太强，民主党派太弱，还体现在党总书记太强势，政府总理太弱势，这样的权力态势一直是党国政治中的痼疾。党国政治架构一强一弱太过悬殊，力量极度不平衡造成政治生态缺乏良性互动和均衡制约，这正是权毒发挥其毒性的畸形结果。

中共党国总理中，除了周恩来侵染权毒最深，表现最虚伪，最不称职之外，后来几位都比周为人更真实、为官更务实。比如，华国锋憨厚务实却思想僵化，因贪图领袖虚名而最终落败；赵紫阳抛弃民族大义和历史重任不顾，虽不贪权力却看重名节，致使政治改革过早流产；李鹏是个既贪婪又庸碌的蠢才，他无法逃避镇压八九学运的恶名以及葬送中共政治改革的罪责；朱镕基有抬棺材整肃吏治的誓言，虽对党国贪腐无力回天，但还算是个能流露真性情的汉子；温家宝空喊宪政改革口号而沽名钓誉，有口无心故落得影帝之骂名，他对改革失败的担忧和文革重来的警示如今不幸已成为现实；李克强在慰问灾区时，虽然有故意搞得两脚都是泥的亲民秀，但能坦然说出六亿百姓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事实，也算是一个尚存一点实事求是精神的官僚。

综合上述，权毒是中国社会中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儒家官本位文化是产生权毒的原生土壤，法家驭民文化是滋养权毒的五谷杂粮，马列党文化是引诱人们对权毒上瘾的精神鸦片。儒家文化的基因缺陷导致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无法树立起对天道的敬畏、对上帝的信仰；法家文化的社会毒性在于历朝历代那些崇尚外儒内法的统治者们，一直把治下的臣民当奴隶一样践踏摧残。马列文化的政治毒性在于运用政党的组织力量，通过煽动全民参与政治运动，来制造阶级对立和主义对抗，使得社会内斗不止，国际对抗不断。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民族无法形成“民以神为主”的精神信仰；一个信奉“斗争哲学” “官以权为命”政党集团，一个运用“商鞅驭民五术”的极权社会， 必定是一个政治权毒泛滥成灾的酱缸社会。

自秦始皇建立皇权制度以来，因为其统治下的臣民只敬畏皇帝手中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而不敬畏天道，不信仰上帝，所以嗜权如命的当权者对权力的覆盖自然毫无边界，对权力的膜拜更是毫无原则，对权力的追逐必然毫无底线，对权力的使用势必毫无节制。由此而来，权毒就产生了。另外，自古以来，中国最高权力的无序交接过程也是滋生权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一旦人长期受权毒的腐化熏陶就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权奴。家天下的暴君、党天下的独裁者就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奴。如今，中共宣传强调的“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就是党国权奴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枷锁，庞大的中共党员已经成为梦国巨大的权奴群体。

近现代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专制制度是滋生权毒的温床，宪政制度是根除权毒的良方。由此，树立自由平等的理念，推行宪政民主的制度是根除权毒的不二方略。一个社会中，不可能人人有信仰，也不可能人人生敬畏，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由此制度设计尤其至关重要。例如， 新加坡是一个由福建广东沿海渔民移居南洋，逐渐聚集而形成的国家。他们的先祖移民几乎都是缺少文化，尚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好的制度使得那些移民的后裔如今都成为了文明的新加坡人。澳洲移民有一部分是从英国本土遣送过去的罪犯、流氓和游民。因为澳洲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如今澳洲成为一个富裕文明的民主国家。再如，如果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不是信奉上帝的耶稣门徒，而是一群腐化堕落的权奴，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世界民主灯塔的强大美国。

中共是汇集中西劣质文化之毒而缔结出的罂粟花。从政治罂粟花中提炼出的权毒已经使得不少国人上瘾，以至于身陷权力酱缸而不能自拔。应当说，中共就是这种糟粕文化的最大受害群体。中共百年之中，很多共产党人已经身心残废，沦为了权毒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中国自古就是闻名四海的礼仪之邦，如今却是刁民遍地，坏人满街，国际形象糟糕透顶。中国大陆的道德堕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路人跌倒不敢扶，遭遇碰瓷坏人出，过路可能遭劫匪，一不留神钱财输。文章书写至此，读者阅读至此，或许都会不约而同地扼腕叹息，这是百年中共权毒祸害吾国同胞的灾难恶果啊！

然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天道自有轮回。如今，精英在呐喊，同胞在觉醒。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共权毒比新冠病毒更可怕。海内外华人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唯有根除百年中共权毒才能拯救那些已经沉沦于梦国的权奴。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人们就早已警惕并控诉中共权毒了，新冠爆发之后，涌现出更多无畏者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比如，樊立勤、许章润、郑也夫、董瑶琼、李田田、向松祚，梁宏达，张盼成，祁怡元，李家宝，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许志永，金燕，任志强、孙正午，周孝正、蔡霞，张展、袁腾飞、等，太多勇者无法一一列举。比如还有很多奔走在抗争一线的维权者、律师以及无名英雄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国人的榜样，时代的先锋，是他们在一直为争取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而抗争不止，呐喊不息。  

在公元2022年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向海内外华人同胞作新年致辞，向那些优秀而勇敢的中华儿女致敬、祝福！

 

有诗曰：

 

《权毒与权奴》

权力架构莫颠倒，自上而下滋权毒；私产充公堕地狱，公权私有出权奴。

共产病毒超恐怖，百年侵蚀毁国族；拜权之蠹须根除，唯有民主兴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