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 : 新年感想:自由、民主的历史与哲学依据

1948年的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拙文也就泛泛而谈,且是一孔之见。

现代人追求的自由、民主,仍属于政治行为范畴,有违很多人的初衷,是因政治太过丑陋,时代局限下不得已而为之。

不能不说,为现代人不齿的集权专制,自有历史依据。低级文明阶段,它自然也必要,否则难以战胜各种天敌的侵扰。此为人属于群居生物的性质所决定。而群居便必要有规则,必要遵守规则,服从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乡约,族规,典章,国法,由此发展而来。

大体上说,文明停留在氏族、宗族乃至小国阶段,社会关系是和谐的。它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也无此必要,因为立足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自有一种亲和力、凝聚力。例如华夏民族的尧舜时期,愚意以为尚停留在氏族、宗族阶段。那样的时代出来的亲民、宽容等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正如今天的我们愿意为子孙和亲属付出,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一样。

但是社会生活随着人口繁衍一定会扩充,文明也就跟着发展,于是新问题来了。突出如只要进入了国家特别大国时代,上述的亲和力、凝聚力就只能在小范围管用了。这一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管理者、统治者便要制定很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为这一切服务的文化、观念也就无师自通,应运而生。至此,集权、专制仍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初衷不坏。

怎奈问题不会这样简单。统治范围一大,统治者面对的便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势必诉求多,诉求杂,某些诉求还会超出统治者承受 力,强力压制便不可免。强力压制必生怨恨,怨恨无从化解便生反抗之心。偏生“坏”的统治者远远多于“好”的统治者。要维系秩序,保卫特权,那么,加大镇压力度、扩充强力组织,世袭制、豢养官僚机构,鼓励无良文人歌功颂德,为养育国家机器而加大盘剥力度,为证明自己神武而对外征战等等,便接踵而来。而此种接踵而来的同义词,乃是恶性循环。而文明只要陷入了恶性循环,愿望无论好歹都会结出恶果。

马克思社会主义认为剥削产生压迫,私有财产乃万恶之源,逻辑上是不通的。生活的真相是,剥削要能成立,能推行,决然离不开支持它的法律法规也就是强权。如果说此乃马克思学说认识错误,那么尔后谬种相传,很大程度上便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别有用心。很简单,当独裁者大尝此甜头后,本能便会拒斥对此的质疑与批判。他们中多数人的所谓信仰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假的。与心理极阴暗的人谈理念,侮辱的是自己。

就世界范围看,上述恶性循环历史不少于三千年。此种只会招致越来越多人反感的恶心循环,乃因无权无势者总是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1、它适应于低层次的农牧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不敌现实的无奈无情。2、由统治者支持、奖励的文化、思想没有理由不站在统治者一边。

就第二点来说,仅仅这个理由,古今的儒门子弟,便不敢恭维。固然,为了使统治成本最小化,使既有秩序永久化,所有的旧文化,旧观念,旧道德,也有安民惠民利民的成份。这方面,儒学儒教苦心可嘉。特定时空下,当然还应该理解它们。

话又说回来,参与了改变文明进程的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启蒙学说,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例如天赋人权说与社会契约说,它是摧毁已严重腐化、堕落、变态的专制统治的利器,历史功勋不可磨灭,却也仍属于政治正确,从源头上讲,人权非天赋,为文明产物,乃文明演进到了新的阶段的新需求。新需求的天然合理性,在于新的文明阶段已属必然和必要。形象地说,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具有天然合理性,在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已属必然与必要。但我们理解和追求的爱情,不能再理解为动物本能,正如人不再是动物一样。属于后天逐渐形成,而非先天具有。道理就这么简单。社会契约说也是如此,它只能是社会生活进入恶性循环后,被压迫者的愿景。

此非贬低前人。在那个时代,启蒙学者的见解很了不起了。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普世价值,不应再建立在政治正确上,应建基在更深广的历史与哲学上,不能再让专制统治有可乘之机,事实上,专制势力不可能对自由,民主,人权诚心认可,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却也能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缺点,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从逻辑上讲,自由确易过界变异为放任,现实民主顶多是个变少数人统治为多数人统治,人权无非是对上述二者的概括。所以,二十世纪专制统治大面积败北,主要不是理念击败了它们,主要是新的更大力量击败了它们。例如苏联,道义上、财力上、军力和科技上,皆落后于美西。

新力量来自也只能来自新时代。新时代的源头来自十二三世纪的地中海航运,大推力是意大利几个城邦国的工商业繁荣。但推进新时代更大的杠杆是“日心说”与大航海。相当时期内,“日心说”作用有限,其受众是知识人,新观念于基本民众无害也无益,它的巨大作用须待科学崛起才凸现。大航海就不同了,于社会生活起了立竿见影作用。财富的滚滚而来,不由各阶层不心灵震撼,尤其弱势阶层。新生活不要求出身、地位、学识,看中的是胆量、体能、精明。有了财富,才能享受人生,有了成功先例,纷纷效法便自然而然。另有连锁反应,人的胆子一大,不少人便敢藐视由来已久的清规戒律。偏生朝庭鼓励探险、冒险、殖民,当然财富大头要归它,于是社会风气大变。此举又促进了地中海的工商业转移到了前景 更大的新航线上,于是西北欧的新生活一发而不可收了。巨大的生产力由此而来。

目的是打造新纪元的英、法革命由此而来。因为以往的社会革命太多了,当然合理性显而易见。当恶政恶法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统治者已嗜血无度,事实上基督、佛祖、孔孟并感化不了它们,仍旧不思反抗并不是办法。可惜由此而来的新朝往往比旧朝更凶残,革命也避免不了玉石俱焚、伤及无辜。是因传统的改朝换代必要让位于打造新纪元的新革命。英、法革命功莫大焉。不论某些人道主义者如何看待它们,不论批评的依据如何充分,历史和哲学自有定论。

新生活并不合罗马教庭教义,但吻合强人天生的求财寻乐心理。对罗马教庭教义的敬畏心渐减,萌生新观念的意愿相应地渐增。而新生活的要素首推身心要自由。要保有这种自由,民主,也就是要求财产私有权、发言权乃至参政权,皆应运而生。

特定历史时空内新事物于生活楔子的非常作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郑和下西洋是一例。它不可避免地发展了造船业,提升了造船工艺,影响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风和观念。后者在《三言二拍》里可见一斑,对经商致富的肯定,对男女情爱和性生活的肯定,见证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可惜的是,朝庭关注的是去海外宣扬皇威,据说郑和另负有寻拿建文帝的使命,而能确定的是朝庭对工商业无兴趣。它为什么不像葡萄牙王室、西班牙王室那样支持、鼓励臣民冒险、探险、殖民呢?愚意以为主因有二。1、国情不同。同时期西北欧诸王室皆受罗马教庭节制,久存摆脱束缚之心,也就需要发展自己的实力。大天朝皇帝自己就是天子,能消化掉已有的天下便足矣。2、儒教的教化已在朝野根深固蒂,便是皇室也不能离经叛道,因为这个经这个道已是华夏之根,国朝之本。这里,又可以见到儒门子弟的功勋。

第二个例子是湖南人近代以来的人才辈出、敢开新风气。

历史上的湖南,社会文化心理上虽存楚风狂放影响,整体上早已败于中原文化精神,谈不上多大特点与造化。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士子,愿正视魏源,更敬畏国教国学,敢品评某个帝王,但谨记君臣之道。湖南才智勇武之士爆发了洪荒之力,主要源自湘军。这支军队乃曾氏奉钦命组建,朝庭并不发饷,靠自辟财源。此事谈何容易。于是,日后一定要给官兵补偿。这一来,打了胜仗让官兵纵欲,掠财便不可避免。随着一船又一船战利品运回湖南,不由湖南人不心动,遂胆子大了,性子野了。剿灭太平军后,朝庭又怕湘军尾大不掉,打压之下,湘军中胆大者仗着战功对朝庭也出言不逊了,且得到各自乡亲的同情乃至共鸣。很快,黄兴刮起了新湘风,矛头直指皇帝皇权,进一步激活了湖南人的热血,鼓励了湖南人的胆量,发酵了才情的迸放当然也发酵了少数强人的野心,后者突出如毛泽东。此新特色一直延续到了彭德怀和胡曜邦的身上。这两匹红朝黑马的胆量与性格,是红朝衮衮诸公皆不具备的。新湘风无力回天,不妨这样说,一省之力终不敌大中国之力。它预告了中国从此失去了靠爆发力夺冠的可能。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可惜几乎无人留心这一点。

由此再说点马列社会主义与苏俄。

由大航海一步步发酵的自由风气与民主诉求,截止于十八世纪,主要表现在西北欧,未曾进入俄罗斯以及中亚的荒凉草原。但是,靠血与火崛起的俄罗斯帝国,也精明地利用了西北欧的混战不休而时不时火中取栗。宫廷当然沉醉于此。落后的文化,愚昧的民众,仍一如既往。如同儒教一样,东正教约束了野性,也培育了奴性。自由、民主新观念便与这块广袤之地绝缘。同时,早期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并非不充斥血泪,也就为马列社会主义进入俄国提供了依据。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让人时常无奈也无语。直到二十世纪,是与非,功与罪,才有了结论。俄国人喝下了鸩酒,初尝香甜,当察觉不妙,为时已晚。它害苦了自身,也严重拖累了中国。固然,主要还是中国害苦了中国。无论如何,二战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之门已朝世界洞开,时至今日中国仍在门之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没得用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突出如他们莫不疼爱子女,愿意为子女牺牲自己。只一个今天城里人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去学校,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便足见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很大程度上他们又属于亲手残害子女,因为他们不可能陪伴子女一生,谁有能耐保护子女不受暴政恶法的压迫。形象地说,他们把子女的未来交给了虎狼,只是愚蠢这么简单吗?这可是个大是大非。

当今世界,民主已然退潮。但这是表象,实质是变化。作为价值观的民主,热情在朝沉寂转化,在朝疲倦转化,源自对这个世界对未来走向的新迷惘。但迷惘不是愿意放弃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犹如人久居都市希望去深山清净一段时间,以利思考,但极少人会从此舍弃城市生活一样。作为政治的民主,忠诚确在疲敝,但更多的是针对政治操弄,不是针对民主原则,源自虚伪的政客越来越多。以美国为例,俨然林肯已成绝唱。

这样的变化从源头上讲根于人性的贪婪弱点,从现实上看源自现有的手段皆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新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究竟是真危险还是伪命题。若是真危险,该如何协调全球力量应对。若是伪命题,大量投入进入黑洞,决策者便不免被追责。又如经济,离开经济支撑,民主政治便不堪一击。但经济发展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家强权时代另受地缘、主权、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因素制约。况且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有一个上限瓶颈问题。再如技术权能对民主的挑战,它天性冷血,不可能对人类有爱生情。自由、民主必须驾驭它,反之便会遭它吞噬。今天,它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它成为“新物种”的可能也明显增加。更可怕是它与恐怖犯罪组织联姻。9.11属于牛刀初试,武汉病毒才叫威风凛凛。

这样的新挑战新前景意味着自由、民主要么认输,要么奋起。现在看来,三百年来尤其二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科技已开始失控,开始异化为让人天天大服春药,让人多了快感,也透支了身体,违反了自然律。很大程度上,现代资本尤其金融资本扮演的就是春药的角色。自由,民主充当了各自国内政治的制动器与安全阀,对经济与科技却在世界范围内异化为盲目鼓励。现代二字应包括的人性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方式,特别世界范围不应对邪恶势力的再三绥靖,皆未跟上经济与科技的步伐。突出如二战前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徒有其名。新挑战需要集全球之力应对,领头羊的美国却太过迷信一己之力,骄傲过头了,授专制和民族主义以口实。诚然,它有它的苦水。不能不说,今日红朝对美帝的短板还是看得很清楚。红朝的问题是,别人的脸上全是麻子和毒疮,它的屁股上却盛开着香气扑鼻的鲜花。这就是它的自信。如今,美西仍有余力压制专制力量,对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狂热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文明不可以当然也不会走回头路。此非政治正确,而是违反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违反了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律。今天谓之的大重构值得深思。窃以为现代病有正常成份,哪有文明可以一劳永逸消除弊端的美事儿,只能在不断的纠错中前进。但有些现代病却是人类愚蠢助长的衍生品,例如过度的荣誉感,虚荣心,控制欲。究其实,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充当了它们最大的保护伞。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才能分解此种保护伞。然而实现切实的全球化谈何容易。

是否可能出来新的文明过渡阶段,世界进入洲际或国家集团时代,作为切实全球化的一个铺垫,先弱化各自内部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为切实的全球化简化程序。从逻辑上讲,至少是个选项,符合一口吃不成胖子的过程。

事实上,此可能性很大,突出如由欧共体发展的欧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虽成效不理想但已为现代人的理智接受,是一个证明。没有自由,民主,可以肯定地说欧盟早就分崩离析。

换言之,切实的全球化须待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全面压倒了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才可望实现。这是否新的政治正确呢?

此非政治正确,乃是时势要求。此要求离不开这几点:

  • 经济。未来的经济只能是进一步全球化,大循环才有效率效益,对此,今天不会有多少人否认了。

  • 资源不可能取之不竭,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不可能召之即来,意味着开源重要,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一样重要。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强行这样做,就是抢饭碗,资源紧张的时代激烈反制不可免。

  • 技术权能可能的对人类的随时反噬,将逼迫各国联手。说到底,非全球高度民主化不能阻止技术权能被恐怖组织、邪恶国家的利用、再失控。

  • 今后反人类行为一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绥靖市场会小多了。事实上,以往的绥靖之所以有市场,无非世界很大,灾祸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世界已然越来越小,如果灾祸肯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甚至灾祸一出现就无从躲避,例如此次武汉病毒,那么绥靖就不是饮鸩止渴,而是马上自杀。


如果上述几点站得住脚,那么结论便是显然的,今天和今后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就不再只是道义和政治要求,而是人类文明存亡的要求,建基于历史和哲学依据上的普世价值便倒不了。

由此观照今日红朝行为,太可悲可怜可恶了。红朝行为的依据,无非就是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度奴隶国家,存在过一个权利中心的独超大国。红朝要得逞,前者,历史需要倒退到十四世纪以前,后者,须回到二战以前。

诚然,这并不等于红朝不能再凶狂一阵子,不等于中国文明转型顺利和不出现大变数。有理由相信,红朝崩塌屈指可数,但是中国社会出现混乱、倒退、大解体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几率不小,一如阿拉丁以后阿拉伯民族走过的历程一样。

一句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今天不谈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人也就是个生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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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 : 新年感想:自由、民主的历史与哲学依据

1948年的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拙文也就泛泛而谈,且是一孔之见。

现代人追求的自由、民主,仍属于政治行为范畴,有违很多人的初衷,是因政治太过丑陋,时代局限下不得已而为之。

不能不说,为现代人不齿的集权专制,自有历史依据。低级文明阶段,它自然也必要,否则难以战胜各种天敌的侵扰。此为人属于群居生物的性质所决定。而群居便必要有规则,必要遵守规则,服从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乡约,族规,典章,国法,由此发展而来。

大体上说,文明停留在氏族、宗族乃至小国阶段,社会关系是和谐的。它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也无此必要,因为立足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自有一种亲和力、凝聚力。例如华夏民族的尧舜时期,愚意以为尚停留在氏族、宗族阶段。那样的时代出来的亲民、宽容等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正如今天的我们愿意为子孙和亲属付出,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一样。

但是社会生活随着人口繁衍一定会扩充,文明也就跟着发展,于是新问题来了。突出如只要进入了国家特别大国时代,上述的亲和力、凝聚力就只能在小范围管用了。这一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管理者、统治者便要制定很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为这一切服务的文化、观念也就无师自通,应运而生。至此,集权、专制仍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初衷不坏。

怎奈问题不会这样简单。统治范围一大,统治者面对的便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势必诉求多,诉求杂,某些诉求还会超出统治者承受 力,强力压制便不可免。强力压制必生怨恨,怨恨无从化解便生反抗之心。偏生“坏”的统治者远远多于“好”的统治者。要维系秩序,保卫特权,那么,加大镇压力度、扩充强力组织,世袭制、豢养官僚机构,鼓励无良文人歌功颂德,为养育国家机器而加大盘剥力度,为证明自己神武而对外征战等等,便接踵而来。而此种接踵而来的同义词,乃是恶性循环。而文明只要陷入了恶性循环,愿望无论好歹都会结出恶果。

马克思社会主义认为剥削产生压迫,私有财产乃万恶之源,逻辑上是不通的。生活的真相是,剥削要能成立,能推行,决然离不开支持它的法律法规也就是强权。如果说此乃马克思学说认识错误,那么尔后谬种相传,很大程度上便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别有用心。很简单,当独裁者大尝此甜头后,本能便会拒斥对此的质疑与批判。他们中多数人的所谓信仰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假的。与心理极阴暗的人谈理念,侮辱的是自己。

就世界范围看,上述恶性循环历史不少于三千年。此种只会招致越来越多人反感的恶心循环,乃因无权无势者总是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1、它适应于低层次的农牧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不敌现实的无奈无情。2、由统治者支持、奖励的文化、思想没有理由不站在统治者一边。

就第二点来说,仅仅这个理由,古今的儒门子弟,便不敢恭维。固然,为了使统治成本最小化,使既有秩序永久化,所有的旧文化,旧观念,旧道德,也有安民惠民利民的成份。这方面,儒学儒教苦心可嘉。特定时空下,当然还应该理解它们。

话又说回来,参与了改变文明进程的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启蒙学说,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例如天赋人权说与社会契约说,它是摧毁已严重腐化、堕落、变态的专制统治的利器,历史功勋不可磨灭,却也仍属于政治正确,从源头上讲,人权非天赋,为文明产物,乃文明演进到了新的阶段的新需求。新需求的天然合理性,在于新的文明阶段已属必然和必要。形象地说,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具有天然合理性,在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已属必然与必要。但我们理解和追求的爱情,不能再理解为动物本能,正如人不再是动物一样。属于后天逐渐形成,而非先天具有。道理就这么简单。社会契约说也是如此,它只能是社会生活进入恶性循环后,被压迫者的愿景。

此非贬低前人。在那个时代,启蒙学者的见解很了不起了。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普世价值,不应再建立在政治正确上,应建基在更深广的历史与哲学上,不能再让专制统治有可乘之机,事实上,专制势力不可能对自由,民主,人权诚心认可,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却也能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缺点,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从逻辑上讲,自由确易过界变异为放任,现实民主顶多是个变少数人统治为多数人统治,人权无非是对上述二者的概括。所以,二十世纪专制统治大面积败北,主要不是理念击败了它们,主要是新的更大力量击败了它们。例如苏联,道义上、财力上、军力和科技上,皆落后于美西。

新力量来自也只能来自新时代。新时代的源头来自十二三世纪的地中海航运,大推力是意大利几个城邦国的工商业繁荣。但推进新时代更大的杠杆是“日心说”与大航海。相当时期内,“日心说”作用有限,其受众是知识人,新观念于基本民众无害也无益,它的巨大作用须待科学崛起才凸现。大航海就不同了,于社会生活起了立竿见影作用。财富的滚滚而来,不由各阶层不心灵震撼,尤其弱势阶层。新生活不要求出身、地位、学识,看中的是胆量、体能、精明。有了财富,才能享受人生,有了成功先例,纷纷效法便自然而然。另有连锁反应,人的胆子一大,不少人便敢藐视由来已久的清规戒律。偏生朝庭鼓励探险、冒险、殖民,当然财富大头要归它,于是社会风气大变。此举又促进了地中海的工商业转移到了前景 更大的新航线上,于是西北欧的新生活一发而不可收了。巨大的生产力由此而来。

目的是打造新纪元的英、法革命由此而来。因为以往的社会革命太多了,当然合理性显而易见。当恶政恶法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统治者已嗜血无度,事实上基督、佛祖、孔孟并感化不了它们,仍旧不思反抗并不是办法。可惜由此而来的新朝往往比旧朝更凶残,革命也避免不了玉石俱焚、伤及无辜。是因传统的改朝换代必要让位于打造新纪元的新革命。英、法革命功莫大焉。不论某些人道主义者如何看待它们,不论批评的依据如何充分,历史和哲学自有定论。

新生活并不合罗马教庭教义,但吻合强人天生的求财寻乐心理。对罗马教庭教义的敬畏心渐减,萌生新观念的意愿相应地渐增。而新生活的要素首推身心要自由。要保有这种自由,民主,也就是要求财产私有权、发言权乃至参政权,皆应运而生。

特定历史时空内新事物于生活楔子的非常作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郑和下西洋是一例。它不可避免地发展了造船业,提升了造船工艺,影响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风和观念。后者在《三言二拍》里可见一斑,对经商致富的肯定,对男女情爱和性生活的肯定,见证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可惜的是,朝庭关注的是去海外宣扬皇威,据说郑和另负有寻拿建文帝的使命,而能确定的是朝庭对工商业无兴趣。它为什么不像葡萄牙王室、西班牙王室那样支持、鼓励臣民冒险、探险、殖民呢?愚意以为主因有二。1、国情不同。同时期西北欧诸王室皆受罗马教庭节制,久存摆脱束缚之心,也就需要发展自己的实力。大天朝皇帝自己就是天子,能消化掉已有的天下便足矣。2、儒教的教化已在朝野根深固蒂,便是皇室也不能离经叛道,因为这个经这个道已是华夏之根,国朝之本。这里,又可以见到儒门子弟的功勋。

第二个例子是湖南人近代以来的人才辈出、敢开新风气。

历史上的湖南,社会文化心理上虽存楚风狂放影响,整体上早已败于中原文化精神,谈不上多大特点与造化。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士子,愿正视魏源,更敬畏国教国学,敢品评某个帝王,但谨记君臣之道。湖南才智勇武之士爆发了洪荒之力,主要源自湘军。这支军队乃曾氏奉钦命组建,朝庭并不发饷,靠自辟财源。此事谈何容易。于是,日后一定要给官兵补偿。这一来,打了胜仗让官兵纵欲,掠财便不可避免。随着一船又一船战利品运回湖南,不由湖南人不心动,遂胆子大了,性子野了。剿灭太平军后,朝庭又怕湘军尾大不掉,打压之下,湘军中胆大者仗着战功对朝庭也出言不逊了,且得到各自乡亲的同情乃至共鸣。很快,黄兴刮起了新湘风,矛头直指皇帝皇权,进一步激活了湖南人的热血,鼓励了湖南人的胆量,发酵了才情的迸放当然也发酵了少数强人的野心,后者突出如毛泽东。此新特色一直延续到了彭德怀和胡曜邦的身上。这两匹红朝黑马的胆量与性格,是红朝衮衮诸公皆不具备的。新湘风无力回天,不妨这样说,一省之力终不敌大中国之力。它预告了中国从此失去了靠爆发力夺冠的可能。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可惜几乎无人留心这一点。

由此再说点马列社会主义与苏俄。

由大航海一步步发酵的自由风气与民主诉求,截止于十八世纪,主要表现在西北欧,未曾进入俄罗斯以及中亚的荒凉草原。但是,靠血与火崛起的俄罗斯帝国,也精明地利用了西北欧的混战不休而时不时火中取栗。宫廷当然沉醉于此。落后的文化,愚昧的民众,仍一如既往。如同儒教一样,东正教约束了野性,也培育了奴性。自由、民主新观念便与这块广袤之地绝缘。同时,早期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并非不充斥血泪,也就为马列社会主义进入俄国提供了依据。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让人时常无奈也无语。直到二十世纪,是与非,功与罪,才有了结论。俄国人喝下了鸩酒,初尝香甜,当察觉不妙,为时已晚。它害苦了自身,也严重拖累了中国。固然,主要还是中国害苦了中国。无论如何,二战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之门已朝世界洞开,时至今日中国仍在门之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没得用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突出如他们莫不疼爱子女,愿意为子女牺牲自己。只一个今天城里人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去学校,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便足见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很大程度上他们又属于亲手残害子女,因为他们不可能陪伴子女一生,谁有能耐保护子女不受暴政恶法的压迫。形象地说,他们把子女的未来交给了虎狼,只是愚蠢这么简单吗?这可是个大是大非。

当今世界,民主已然退潮。但这是表象,实质是变化。作为价值观的民主,热情在朝沉寂转化,在朝疲倦转化,源自对这个世界对未来走向的新迷惘。但迷惘不是愿意放弃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犹如人久居都市希望去深山清净一段时间,以利思考,但极少人会从此舍弃城市生活一样。作为政治的民主,忠诚确在疲敝,但更多的是针对政治操弄,不是针对民主原则,源自虚伪的政客越来越多。以美国为例,俨然林肯已成绝唱。

这样的变化从源头上讲根于人性的贪婪弱点,从现实上看源自现有的手段皆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新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究竟是真危险还是伪命题。若是真危险,该如何协调全球力量应对。若是伪命题,大量投入进入黑洞,决策者便不免被追责。又如经济,离开经济支撑,民主政治便不堪一击。但经济发展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家强权时代另受地缘、主权、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因素制约。况且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有一个上限瓶颈问题。再如技术权能对民主的挑战,它天性冷血,不可能对人类有爱生情。自由、民主必须驾驭它,反之便会遭它吞噬。今天,它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它成为“新物种”的可能也明显增加。更可怕是它与恐怖犯罪组织联姻。9.11属于牛刀初试,武汉病毒才叫威风凛凛。

这样的新挑战新前景意味着自由、民主要么认输,要么奋起。现在看来,三百年来尤其二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科技已开始失控,开始异化为让人天天大服春药,让人多了快感,也透支了身体,违反了自然律。很大程度上,现代资本尤其金融资本扮演的就是春药的角色。自由,民主充当了各自国内政治的制动器与安全阀,对经济与科技却在世界范围内异化为盲目鼓励。现代二字应包括的人性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方式,特别世界范围不应对邪恶势力的再三绥靖,皆未跟上经济与科技的步伐。突出如二战前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徒有其名。新挑战需要集全球之力应对,领头羊的美国却太过迷信一己之力,骄傲过头了,授专制和民族主义以口实。诚然,它有它的苦水。不能不说,今日红朝对美帝的短板还是看得很清楚。红朝的问题是,别人的脸上全是麻子和毒疮,它的屁股上却盛开着香气扑鼻的鲜花。这就是它的自信。如今,美西仍有余力压制专制力量,对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狂热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文明不可以当然也不会走回头路。此非政治正确,而是违反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违反了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律。今天谓之的大重构值得深思。窃以为现代病有正常成份,哪有文明可以一劳永逸消除弊端的美事儿,只能在不断的纠错中前进。但有些现代病却是人类愚蠢助长的衍生品,例如过度的荣誉感,虚荣心,控制欲。究其实,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充当了它们最大的保护伞。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才能分解此种保护伞。然而实现切实的全球化谈何容易。

是否可能出来新的文明过渡阶段,世界进入洲际或国家集团时代,作为切实全球化的一个铺垫,先弱化各自内部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为切实的全球化简化程序。从逻辑上讲,至少是个选项,符合一口吃不成胖子的过程。

事实上,此可能性很大,突出如由欧共体发展的欧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虽成效不理想但已为现代人的理智接受,是一个证明。没有自由,民主,可以肯定地说欧盟早就分崩离析。

换言之,切实的全球化须待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全面压倒了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才可望实现。这是否新的政治正确呢?

此非政治正确,乃是时势要求。此要求离不开这几点:

  • 经济。未来的经济只能是进一步全球化,大循环才有效率效益,对此,今天不会有多少人否认了。

  • 资源不可能取之不竭,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不可能召之即来,意味着开源重要,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一样重要。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强行这样做,就是抢饭碗,资源紧张的时代激烈反制不可免。

  • 技术权能可能的对人类的随时反噬,将逼迫各国联手。说到底,非全球高度民主化不能阻止技术权能被恐怖组织、邪恶国家的利用、再失控。

  • 今后反人类行为一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绥靖市场会小多了。事实上,以往的绥靖之所以有市场,无非世界很大,灾祸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世界已然越来越小,如果灾祸肯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甚至灾祸一出现就无从躲避,例如此次武汉病毒,那么绥靖就不是饮鸩止渴,而是马上自杀。


如果上述几点站得住脚,那么结论便是显然的,今天和今后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就不再只是道义和政治要求,而是人类文明存亡的要求,建基于历史和哲学依据上的普世价值便倒不了。

由此观照今日红朝行为,太可悲可怜可恶了。红朝行为的依据,无非就是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度奴隶国家,存在过一个权利中心的独超大国。红朝要得逞,前者,历史需要倒退到十四世纪以前,后者,须回到二战以前。

诚然,这并不等于红朝不能再凶狂一阵子,不等于中国文明转型顺利和不出现大变数。有理由相信,红朝崩塌屈指可数,但是中国社会出现混乱、倒退、大解体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几率不小,一如阿拉丁以后阿拉伯民族走过的历程一样。

一句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今天不谈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人也就是个生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