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也就泛泛而谈，且是一孔之见。

现代人追求的自由、民主，仍属于政治行为范畴，有违很多人的初衷，是因政治太过丑陋，时代局限下不得已而为之。

不能不说，为现代人不齿的集权专制，自有历史依据。低级文明阶段，它自然也必要，否则难以战胜各种天敌的侵扰。此为人属于群居生物的性质所决定。而群居便必要有规则，必要遵守规则，服从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乡约，族规，典章，国法，由此发展而来。

大体上说，文明停留在氏族、宗族乃至小国阶段，社会关系是和谐的。它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也无此必要，因为立足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自有一种亲和力、凝聚力。例如华夏民族的尧舜时期，愚意以为尚停留在氏族、宗族阶段。那样的时代出来的亲民、宽容等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正如今天的我们愿意为子孙和亲属付出，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一样。

但是社会生活随着人口繁衍一定会扩充，文明也就跟着发展，于是新问题来了。突出如只要进入了国家特别大国时代，上述的亲和力、凝聚力就只能在小范围管用了。这一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管理者、统治者便要制定很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为这一切服务的文化、观念也就无师自通，应运而生。至此，集权、专制仍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初衷不坏。

怎奈问题不会这样简单。统治范围一大，统治者面对的便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势必诉求多，诉求杂，某些诉求还会超出统治者承受 力，强力压制便不可免。强力压制必生怨恨，怨恨无从化解便生反抗之心。偏生“坏”的统治者远远多于“好”的统治者。要维系秩序，保卫特权，那么，加大镇压力度、扩充强力组织，世袭制、豢养官僚机构，鼓励无良文人歌功颂德，为养育国家机器而加大盘剥力度，为证明自己神武而对外征战等等，便接踵而来。而此种接踵而来的同义词，乃是恶性循环。而文明只要陷入了恶性循环，愿望无论好歹都会结出恶果。

马克思社会主义认为剥削产生压迫，私有财产乃万恶之源，逻辑上是不通的。生活的真相是，剥削要能成立，能推行，决然离不开支持它的法律法规也就是强权。如果说此乃马克思学说认识错误，那么尔后谬种相传，很大程度上便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别有用心。很简单，当独裁者大尝此甜头后，本能便会拒斥对此的质疑与批判。他们中多数人的所谓信仰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假的。与心理极阴暗的人谈理念，侮辱的是自己。

就世界范围看，上述恶性循环历史不少于三千年。此种只会招致越来越多人反感的恶心循环，乃因无权无势者总是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1、它适应于低层次的农牧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不敌现实的无奈无情。2、由统治者支持、奖励的文化、思想没有理由不站在统治者一边。

就第二点来说，仅仅这个理由，古今的儒门子弟，便不敢恭维。固然，为了使统治成本最小化，使既有秩序永久化，所有的旧文化，旧观念，旧道德，也有安民惠民利民的成份。这方面，儒学儒教苦心可嘉。特定时空下，当然还应该理解它们。

话又说回来，参与了改变文明进程的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启蒙学说，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例如天赋人权说与社会契约说，它是摧毁已严重腐化、堕落、变态的专制统治的利器，历史功勋不可磨灭，却也仍属于政治正确，从源头上讲，人权非天赋，为文明产物，乃文明演进到了新的阶段的新需求。新需求的天然合理性，在于新的文明阶段已属必然和必要。形象地说，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具有天然合理性，在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已属必然与必要。但我们理解和追求的爱情，不能再理解为动物本能，正如人不再是动物一样。属于后天逐渐形成，而非先天具有。道理就这么简单。社会契约说也是如此，它只能是社会生活进入恶性循环后，被压迫者的愿景。

此非贬低前人。在那个时代，启蒙学者的见解很了不起了。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普世价值，不应再建立在政治正确上，应建基在更深广的历史与哲学上，不能再让专制统治有可乘之机，事实上，专制势力不可能对自由，民主，人权诚心认可，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却也能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缺点，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从逻辑上讲，自由确易过界变异为放任，现实民主顶多是个变少数人统治为多数人统治，人权无非是对上述二者的概括。所以，二十世纪专制统治大面积败北，主要不是理念击败了它们，主要是新的更大力量击败了它们。例如苏联，道义上、财力上、军力和科技上，皆落后于美西。

新力量来自也只能来自新时代。新时代的源头来自十二三世纪的地中海航运，大推力是意大利几个城邦国的工商业繁荣。但推进新时代更大的杠杆是“日心说”与大航海。相当时期内，“日心说”作用有限，其受众是知识人，新观念于基本民众无害也无益，它的巨大作用须待科学崛起才凸现。大航海就不同了，于社会生活起了立竿见影作用。财富的滚滚而来，不由各阶层不心灵震撼，尤其弱势阶层。新生活不要求出身、地位、学识，看中的是胆量、体能、精明。有了财富，才能享受人生，有了成功先例，纷纷效法便自然而然。另有连锁反应，人的胆子一大，不少人便敢藐视由来已久的清规戒律。偏生朝庭鼓励探险、冒险、殖民，当然财富大头要归它，于是社会风气大变。此举又促进了地中海的工商业转移到了前景 更大的新航线上，于是西北欧的新生活一发而不可收了。巨大的生产力由此而来。

目的是打造新纪元的英、法革命由此而来。因为以往的社会革命太多了，当然合理性显而易见。当恶政恶法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统治者已嗜血无度，事实上基督、佛祖、孔孟并感化不了它们，仍旧不思反抗并不是办法。可惜由此而来的新朝往往比旧朝更凶残，革命也避免不了玉石俱焚、伤及无辜。是因传统的改朝换代必要让位于打造新纪元的新革命。英、法革命功莫大焉。不论某些人道主义者如何看待它们，不论批评的依据如何充分，历史和哲学自有定论。

新生活并不合罗马教庭教义，但吻合强人天生的求财寻乐心理。对罗马教庭教义的敬畏心渐减，萌生新观念的意愿相应地渐增。而新生活的要素首推身心要自由。要保有这种自由，民主，也就是要求财产私有权、发言权乃至参政权，皆应运而生。

特定历史时空内新事物于生活楔子的非常作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郑和下西洋是一例。它不可避免地发展了造船业，提升了造船工艺，影响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风和观念。后者在《三言二拍》里可见一斑，对经商致富的肯定，对男女情爱和性生活的肯定，见证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可惜的是，朝庭关注的是去海外宣扬皇威，据说郑和另负有寻拿建文帝的使命，而能确定的是朝庭对工商业无兴趣。它为什么不像葡萄牙王室、西班牙王室那样支持、鼓励臣民冒险、探险、殖民呢？愚意以为主因有二。1、国情不同。同时期西北欧诸王室皆受罗马教庭节制，久存摆脱束缚之心，也就需要发展自己的实力。大天朝皇帝自己就是天子，能消化掉已有的天下便足矣。2、儒教的教化已在朝野根深固蒂，便是皇室也不能离经叛道，因为这个经这个道已是华夏之根，国朝之本。这里，又可以见到儒门子弟的功勋。

第二个例子是湖南人近代以来的人才辈出、敢开新风气。

历史上的湖南，社会文化心理上虽存楚风狂放影响，整体上早已败于中原文化精神，谈不上多大特点与造化。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士子，愿正视魏源，更敬畏国教国学，敢品评某个帝王，但谨记君臣之道。湖南才智勇武之士爆发了洪荒之力，主要源自湘军。这支军队乃曾氏奉钦命组建，朝庭并不发饷，靠自辟财源。此事谈何容易。于是，日后一定要给官兵补偿。这一来，打了胜仗让官兵纵欲，掠财便不可避免。随着一船又一船战利品运回湖南，不由湖南人不心动，遂胆子大了，性子野了。剿灭太平军后，朝庭又怕湘军尾大不掉，打压之下，湘军中胆大者仗着战功对朝庭也出言不逊了，且得到各自乡亲的同情乃至共鸣。很快，黄兴刮起了新湘风，矛头直指皇帝皇权，进一步激活了湖南人的热血，鼓励了湖南人的胆量，发酵了才情的迸放当然也发酵了少数强人的野心，后者突出如毛泽东。此新特色一直延续到了彭德怀和胡曜邦的身上。这两匹红朝黑马的胆量与性格，是红朝衮衮诸公皆不具备的。新湘风无力回天，不妨这样说，一省之力终不敌大中国之力。它预告了中国从此失去了靠爆发力夺冠的可能。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可惜几乎无人留心这一点。

由此再说点马列社会主义与苏俄。

由大航海一步步发酵的自由风气与民主诉求，截止于十八世纪，主要表现在西北欧，未曾进入俄罗斯以及中亚的荒凉草原。但是，靠血与火崛起的俄罗斯帝国，也精明地利用了西北欧的混战不休而时不时火中取栗。宫廷当然沉醉于此。落后的文化，愚昧的民众，仍一如既往。如同儒教一样，东正教约束了野性，也培育了奴性。自由、民主新观念便与这块广袤之地绝缘。同时，早期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并非不充斥血泪，也就为马列社会主义进入俄国提供了依据。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让人时常无奈也无语。直到二十世纪，是与非，功与罪，才有了结论。俄国人喝下了鸩酒，初尝香甜，当察觉不妙，为时已晚。它害苦了自身，也严重拖累了中国。固然，主要还是中国害苦了中国。无论如何，二战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之门已朝世界洞开，时至今日中国仍在门之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没得用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突出如他们莫不疼爱子女，愿意为子女牺牲自己。只一个今天城里人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去学校，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便足见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很大程度上他们又属于亲手残害子女，因为他们不可能陪伴子女一生，谁有能耐保护子女不受暴政恶法的压迫。形象地说，他们把子女的未来交给了虎狼，只是愚蠢这么简单吗？这可是个大是大非。

当今世界，民主已然退潮。但这是表象，实质是变化。作为价值观的民主，热情在朝沉寂转化，在朝疲倦转化，源自对这个世界对未来走向的新迷惘。但迷惘不是愿意放弃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犹如人久居都市希望去深山清净一段时间，以利思考，但极少人会从此舍弃城市生活一样。作为政治的民主，忠诚确在疲敝，但更多的是针对政治操弄，不是针对民主原则，源自虚伪的政客越来越多。以美国为例，俨然林肯已成绝唱。

这样的变化从源头上讲根于人性的贪婪弱点，从现实上看源自现有的手段皆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新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究竟是真危险还是伪命题。若是真危险，该如何协调全球力量应对。若是伪命题，大量投入进入黑洞，决策者便不免被追责。又如经济，离开经济支撑，民主政治便不堪一击。但经济发展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家强权时代另受地缘、主权、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因素制约。况且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有一个上限瓶颈问题。再如技术权能对民主的挑战，它天性冷血，不可能对人类有爱生情。自由、民主必须驾驭它，反之便会遭它吞噬。今天，它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它成为“新物种”的可能也明显增加。更可怕是它与恐怖犯罪组织联姻。9.11属于牛刀初试，武汉病毒才叫威风凛凛。

这样的新挑战新前景意味着自由、民主要么认输，要么奋起。现在看来，三百年来尤其二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科技已开始失控，开始异化为让人天天大服春药，让人多了快感，也透支了身体，违反了自然律。很大程度上，现代资本尤其金融资本扮演的就是春药的角色。自由，民主充当了各自国内政治的制动器与安全阀，对经济与科技却在世界范围内异化为盲目鼓励。现代二字应包括的人性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方式，特别世界范围不应对邪恶势力的再三绥靖，皆未跟上经济与科技的步伐。突出如二战前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徒有其名。新挑战需要集全球之力应对，领头羊的美国却太过迷信一己之力，骄傲过头了，授专制和民族主义以口实。诚然，它有它的苦水。不能不说，今日红朝对美帝的短板还是看得很清楚。红朝的问题是，别人的脸上全是麻子和毒疮，它的屁股上却盛开着香气扑鼻的鲜花。这就是它的自信。如今，美西仍有余力压制专制力量，对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狂热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文明不可以当然也不会走回头路。此非政治正确，而是违反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违反了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律。今天谓之的大重构值得深思。窃以为现代病有正常成份，哪有文明可以一劳永逸消除弊端的美事儿，只能在不断的纠错中前进。但有些现代病却是人类愚蠢助长的衍生品，例如过度的荣誉感，虚荣心，控制欲。究其实，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充当了它们最大的保护伞。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才能分解此种保护伞。然而实现切实的全球化谈何容易。

是否可能出来新的文明过渡阶段，世界进入洲际或国家集团时代，作为切实全球化的一个铺垫，先弱化各自内部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为切实的全球化简化程序。从逻辑上讲，至少是个选项，符合一口吃不成胖子的过程。

事实上，此可能性很大，突出如由欧共体发展的欧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虽成效不理想但已为现代人的理智接受，是一个证明。没有自由，民主，可以肯定地说欧盟早就分崩离析。

换言之，切实的全球化须待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全面压倒了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才可望实现。这是否新的政治正确呢？

此非政治正确，乃是时势要求。此要求离不开这几点：

• 经济。未来的经济只能是进一步全球化，大循环才有效率效益，对此，今天不会有多少人否认了。


• 资源不可能取之不竭，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不可能召之即来，意味着开源重要，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一样重要。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强行这样做，就是抢饭碗，资源紧张的时代激烈反制不可免。


• 技术权能可能的对人类的随时反噬，将逼迫各国联手。说到底，非全球高度民主化不能阻止技术权能被恐怖组织、邪恶国家的利用、再失控。


• 今后反人类行为一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绥靖市场会小多了。事实上，以往的绥靖之所以有市场，无非世界很大，灾祸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世界已然越来越小，如果灾祸肯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甚至灾祸一出现就无从躲避，例如此次武汉病毒，那么绥靖就不是饮鸩止渴，而是马上自杀。

如果上述几点站得住脚，那么结论便是显然的，今天和今后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就不再只是道义和政治要求，而是人类文明存亡的要求，建基于历史和哲学依据上的普世价值便倒不了。

由此观照今日红朝行为，太可悲可怜可恶了。红朝行为的依据，无非就是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度奴隶国家，存在过一个权利中心的独超大国。红朝要得逞，前者，历史需要倒退到十四世纪以前，后者，须回到二战以前。

诚然，这并不等于红朝不能再凶狂一阵子，不等于中国文明转型顺利和不出现大变数。有理由相信，红朝崩塌屈指可数，但是中国社会出现混乱、倒退、大解体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几率不小，一如阿拉丁以后阿拉伯民族走过的历程一样。

一句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今天不谈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人也就是个生物罢了。

拙文也就泛泛而谈，且是一孔之见。

现代人追求的自由、民主，仍属于政治行为范畴，有违很多人的初衷，是因政治太过丑陋，时代局限下不得已而为之。

不能不说，为现代人不齿的集权专制，自有历史依据。低级文明阶段，它自然也必要，否则难以战胜各种天敌的侵扰。此为人属于群居生物的性质所决定。而群居便必要有规则，必要遵守规则，服从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乡约，族规，典章，国法，由此发展而来。

大体上说，文明停留在氏族、宗族乃至小国阶段，社会关系是和谐的。它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也无此必要，因为立足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自有一种亲和力、凝聚力。例如华夏民族的尧舜时期，愚意以为尚停留在氏族、宗族阶段。那样的时代出来的亲民、宽容等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正如今天的我们愿意为子孙和亲属付出，行为当然可亲却不可贵一样。

但是社会生活随着人口繁衍一定会扩充，文明也就跟着发展，于是新问题来了。突出如只要进入了国家特别大国时代，上述的亲和力、凝聚力就只能在小范围管用了。这一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管理者、统治者便要制定很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为这一切服务的文化、观念也就无师自通，应运而生。至此，集权、专制仍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初衷不坏。

怎奈问题不会这样简单。统治范围一大，统治者面对的便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势必诉求多，诉求杂，某些诉求还会超出统治者承受 力，强力压制便不可免。强力压制必生怨恨，怨恨无从化解便生反抗之心。偏生“坏”的统治者远远多于“好”的统治者。要维系秩序，保卫特权，那么，加大镇压力度、扩充强力组织，世袭制、豢养官僚机构，鼓励无良文人歌功颂德，为养育国家机器而加大盘剥力度，为证明自己神武而对外征战等等，便接踵而来。而此种接踵而来的同义词，乃是恶性循环。而文明只要陷入了恶性循环，愿望无论好歹都会结出恶果。

马克思社会主义认为剥削产生压迫，私有财产乃万恶之源，逻辑上是不通的。生活的真相是，剥削要能成立，能推行，决然离不开支持它的法律法规也就是强权。如果说此乃马克思学说认识错误，那么尔后谬种相传，很大程度上便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别有用心。很简单，当独裁者大尝此甜头后，本能便会拒斥对此的质疑与批判。他们中多数人的所谓信仰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假的。与心理极阴暗的人谈理念，侮辱的是自己。

就世界范围看，上述恶性循环历史不少于三千年。此种只会招致越来越多人反感的恶心循环，乃因无权无势者总是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点：1、它适应于低层次的农牧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不敌现实的无奈无情。2、由统治者支持、奖励的文化、思想没有理由不站在统治者一边。

就第二点来说，仅仅这个理由，古今的儒门子弟，便不敢恭维。固然，为了使统治成本最小化，使既有秩序永久化，所有的旧文化，旧观念，旧道德，也有安民惠民利民的成份。这方面，儒学儒教苦心可嘉。特定时空下，当然还应该理解它们。

话又说回来，参与了改变文明进程的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启蒙学说，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例如天赋人权说与社会契约说，它是摧毁已严重腐化、堕落、变态的专制统治的利器，历史功勋不可磨灭，却也仍属于政治正确，从源头上讲，人权非天赋，为文明产物，乃文明演进到了新的阶段的新需求。新需求的天然合理性，在于新的文明阶段已属必然和必要。形象地说，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具有天然合理性，在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已属必然与必要。但我们理解和追求的爱情，不能再理解为动物本能，正如人不再是动物一样。属于后天逐渐形成，而非先天具有。道理就这么简单。社会契约说也是如此，它只能是社会生活进入恶性循环后，被压迫者的愿景。

此非贬低前人。在那个时代，启蒙学者的见解很了不起了。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普世价值，不应再建立在政治正确上，应建基在更深广的历史与哲学上，不能再让专制统治有可乘之机，事实上，专制势力不可能对自由，民主，人权诚心认可，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却也能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缺点，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从逻辑上讲，自由确易过界变异为放任，现实民主顶多是个变少数人统治为多数人统治，人权无非是对上述二者的概括。所以，二十世纪专制统治大面积败北，主要不是理念击败了它们，主要是新的更大力量击败了它们。例如苏联，道义上、财力上、军力和科技上，皆落后于美西。

新力量来自也只能来自新时代。新时代的源头来自十二三世纪的地中海航运，大推力是意大利几个城邦国的工商业繁荣。但推进新时代更大的杠杆是“日心说”与大航海。相当时期内，“日心说”作用有限，其受众是知识人，新观念于基本民众无害也无益，它的巨大作用须待科学崛起才凸现。大航海就不同了，于社会生活起了立竿见影作用。财富的滚滚而来，不由各阶层不心灵震撼，尤其弱势阶层。新生活不要求出身、地位、学识，看中的是胆量、体能、精明。有了财富，才能享受人生，有了成功先例，纷纷效法便自然而然。另有连锁反应，人的胆子一大，不少人便敢藐视由来已久的清规戒律。偏生朝庭鼓励探险、冒险、殖民，当然财富大头要归它，于是社会风气大变。此举又促进了地中海的工商业转移到了前景 更大的新航线上，于是西北欧的新生活一发而不可收了。巨大的生产力由此而来。

目的是打造新纪元的英、法革命由此而来。因为以往的社会革命太多了，当然合理性显而易见。当恶政恶法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统治者已嗜血无度，事实上基督、佛祖、孔孟并感化不了它们，仍旧不思反抗并不是办法。可惜由此而来的新朝往往比旧朝更凶残，革命也避免不了玉石俱焚、伤及无辜。是因传统的改朝换代必要让位于打造新纪元的新革命。英、法革命功莫大焉。不论某些人道主义者如何看待它们，不论批评的依据如何充分，历史和哲学自有定论。

新生活并不合罗马教庭教义，但吻合强人天生的求财寻乐心理。对罗马教庭教义的敬畏心渐减，萌生新观念的意愿相应地渐增。而新生活的要素首推身心要自由。要保有这种自由，民主，也就是要求财产私有权、发言权乃至参政权，皆应运而生。

特定历史时空内新事物于生活楔子的非常作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郑和下西洋是一例。它不可避免地发展了造船业，提升了造船工艺，影响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风和观念。后者在《三言二拍》里可见一斑，对经商致富的肯定，对男女情爱和性生活的肯定，见证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可惜的是，朝庭关注的是去海外宣扬皇威，据说郑和另负有寻拿建文帝的使命，而能确定的是朝庭对工商业无兴趣。它为什么不像葡萄牙王室、西班牙王室那样支持、鼓励臣民冒险、探险、殖民呢？愚意以为主因有二。1、国情不同。同时期西北欧诸王室皆受罗马教庭节制，久存摆脱束缚之心，也就需要发展自己的实力。大天朝皇帝自己就是天子，能消化掉已有的天下便足矣。2、儒教的教化已在朝野根深固蒂，便是皇室也不能离经叛道，因为这个经这个道已是华夏之根，国朝之本。这里，又可以见到儒门子弟的功勋。

第二个例子是湖南人近代以来的人才辈出、敢开新风气。

历史上的湖南，社会文化心理上虽存楚风狂放影响，整体上早已败于中原文化精神，谈不上多大特点与造化。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士子，愿正视魏源，更敬畏国教国学，敢品评某个帝王，但谨记君臣之道。湖南才智勇武之士爆发了洪荒之力，主要源自湘军。这支军队乃曾氏奉钦命组建，朝庭并不发饷，靠自辟财源。此事谈何容易。于是，日后一定要给官兵补偿。这一来，打了胜仗让官兵纵欲，掠财便不可避免。随着一船又一船战利品运回湖南，不由湖南人不心动，遂胆子大了，性子野了。剿灭太平军后，朝庭又怕湘军尾大不掉，打压之下，湘军中胆大者仗着战功对朝庭也出言不逊了，且得到各自乡亲的同情乃至共鸣。很快，黄兴刮起了新湘风，矛头直指皇帝皇权，进一步激活了湖南人的热血，鼓励了湖南人的胆量，发酵了才情的迸放当然也发酵了少数强人的野心，后者突出如毛泽东。此新特色一直延续到了彭德怀和胡曜邦的身上。这两匹红朝黑马的胆量与性格，是红朝衮衮诸公皆不具备的。新湘风无力回天，不妨这样说，一省之力终不敌大中国之力。它预告了中国从此失去了靠爆发力夺冠的可能。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可惜几乎无人留心这一点。

由此再说点马列社会主义与苏俄。

由大航海一步步发酵的自由风气与民主诉求，截止于十八世纪，主要表现在西北欧，未曾进入俄罗斯以及中亚的荒凉草原。但是，靠血与火崛起的俄罗斯帝国，也精明地利用了西北欧的混战不休而时不时火中取栗。宫廷当然沉醉于此。落后的文化，愚昧的民众，仍一如既往。如同儒教一样，东正教约束了野性，也培育了奴性。自由、民主新观念便与这块广袤之地绝缘。同时，早期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并非不充斥血泪，也就为马列社会主义进入俄国提供了依据。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让人时常无奈也无语。直到二十世纪，是与非，功与罪，才有了结论。俄国人喝下了鸩酒，初尝香甜，当察觉不妙，为时已晚。它害苦了自身，也严重拖累了中国。固然，主要还是中国害苦了中国。无论如何，二战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之门已朝世界洞开，时至今日中国仍在门之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没得用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突出如他们莫不疼爱子女，愿意为子女牺牲自己。只一个今天城里人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去学校，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便足见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很大程度上他们又属于亲手残害子女，因为他们不可能陪伴子女一生，谁有能耐保护子女不受暴政恶法的压迫。形象地说，他们把子女的未来交给了虎狼，只是愚蠢这么简单吗？这可是个大是大非。

当今世界，民主已然退潮。但这是表象，实质是变化。作为价值观的民主，热情在朝沉寂转化，在朝疲倦转化，源自对这个世界对未来走向的新迷惘。但迷惘不是愿意放弃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犹如人久居都市希望去深山清净一段时间，以利思考，但极少人会从此舍弃城市生活一样。作为政治的民主，忠诚确在疲敝，但更多的是针对政治操弄，不是针对民主原则，源自虚伪的政客越来越多。以美国为例，俨然林肯已成绝唱。

这样的变化从源头上讲根于人性的贪婪弱点，从现实上看源自现有的手段皆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新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究竟是真危险还是伪命题。若是真危险，该如何协调全球力量应对。若是伪命题，大量投入进入黑洞，决策者便不免被追责。又如经济，离开经济支撑，民主政治便不堪一击。但经济发展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家强权时代另受地缘、主权、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因素制约。况且任何经济形态的发展都有一个上限瓶颈问题。再如技术权能对民主的挑战，它天性冷血，不可能对人类有爱生情。自由、民主必须驾驭它，反之便会遭它吞噬。今天，它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它成为“新物种”的可能也明显增加。更可怕是它与恐怖犯罪组织联姻。9.11属于牛刀初试，武汉病毒才叫威风凛凛。

这样的新挑战新前景意味着自由、民主要么认输，要么奋起。现在看来，三百年来尤其二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科技已开始失控，开始异化为让人天天大服春药，让人多了快感，也透支了身体，违反了自然律。很大程度上，现代资本尤其金融资本扮演的就是春药的角色。自由，民主充当了各自国内政治的制动器与安全阀，对经济与科技却在世界范围内异化为盲目鼓励。现代二字应包括的人性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方式，特别世界范围不应对邪恶势力的再三绥靖，皆未跟上经济与科技的步伐。突出如二战前的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徒有其名。新挑战需要集全球之力应对，领头羊的美国却太过迷信一己之力，骄傲过头了，授专制和民族主义以口实。诚然，它有它的苦水。不能不说，今日红朝对美帝的短板还是看得很清楚。红朝的问题是，别人的脸上全是麻子和毒疮，它的屁股上却盛开着香气扑鼻的鲜花。这就是它的自信。如今，美西仍有余力压制专制力量，对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狂热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文明不可以当然也不会走回头路。此非政治正确，而是违反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违反了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律。今天谓之的大重构值得深思。窃以为现代病有正常成份，哪有文明可以一劳永逸消除弊端的美事儿，只能在不断的纠错中前进。但有些现代病却是人类愚蠢助长的衍生品，例如过度的荣誉感，虚荣心，控制欲。究其实，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充当了它们最大的保护伞。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才能分解此种保护伞。然而实现切实的全球化谈何容易。

是否可能出来新的文明过渡阶段，世界进入洲际或国家集团时代，作为切实全球化的一个铺垫，先弱化各自内部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为切实的全球化简化程序。从逻辑上讲，至少是个选项，符合一口吃不成胖子的过程。

事实上，此可能性很大，突出如由欧共体发展的欧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虽成效不理想但已为现代人的理智接受，是一个证明。没有自由，民主，可以肯定地说欧盟早就分崩离析。

换言之，切实的全球化须待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全面压倒了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才可望实现。这是否新的政治正确呢？

此非政治正确，乃是时势要求。此要求离不开这几点：

• 经济。未来的经济只能是进一步全球化，大循环才有效率效益，对此，今天不会有多少人否认了。


• 资源不可能取之不竭，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不可能召之即来，意味着开源重要，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一样重要。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强行这样做，就是抢饭碗，资源紧张的时代激烈反制不可免。


• 技术权能可能的对人类的随时反噬，将逼迫各国联手。说到底，非全球高度民主化不能阻止技术权能被恐怖组织、邪恶国家的利用、再失控。


• 今后反人类行为一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绥靖市场会小多了。事实上，以往的绥靖之所以有市场，无非世界很大，灾祸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世界已然越来越小，如果灾祸肯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甚至灾祸一出现就无从躲避，例如此次武汉病毒，那么绥靖就不是饮鸩止渴，而是马上自杀。

如果上述几点站得住脚，那么结论便是显然的，今天和今后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就不再只是道义和政治要求，而是人类文明存亡的要求，建基于历史和哲学依据上的普世价值便倒不了。

由此观照今日红朝行为，太可悲可怜可恶了。红朝行为的依据，无非就是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度奴隶国家，存在过一个权利中心的独超大国。红朝要得逞，前者，历史需要倒退到十四世纪以前，后者，须回到二战以前。

诚然，这并不等于红朝不能再凶狂一阵子，不等于中国文明转型顺利和不出现大变数。有理由相信，红朝崩塌屈指可数，但是中国社会出现混乱、倒退、大解体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几率不小，一如阿拉丁以后阿拉伯民族走过的历程一样。

一句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今天不谈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人也就是个生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