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迟到的书评。

确切地说，是诗评。

好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收到旅美诗人蔡楚寄来的诗集《别梦成灰》。在这之前，我曾寄过一本自己的文集给经常编辑我文章的蔡楚主编，他是我经常投稿的一份网刊的编辑和主编。这本诗集，许是他的文字回赠吧。

那天下午和晚上，打开诗集，迫不及待地阅读起诗集里的诗来。立即认出来，里面有一些诗，是我曾经在网路上读到过、曾让我怦然心动的诗。当时心里留意过，这些诗的作者，均为一位名叫“蔡楚”的诗人，来自“天府之国”——四川。

没想到，此生竟能拥有一本蔡楚的纸本诗集，可以时常取出来捧在手中翻阅、品读。能再次与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好诗相遇，这是怎样的欣喜、怎样的幸事啊？！顿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畅通的互联网时代，与美好事物相遇的机会，似乎要比以前更大一些。

读蔡楚的诗，时常让我回忆起年少时阅读诗歌时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的我，会为了一首好诗或回味或感动好几天，那是一种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美好感觉。甚至于有时，我还会将自己心目中的好诗分享给朋友，在友人面前声情并茂地或朗读、或背诵。虽然，那些美好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生活还在继续，但对诗歌的喜爱一直存于心间。

如今有机会捧读自己心仪已久的诗人的诗集，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油然而生。

打开这本诗集，书中的第一首诗我就很喜欢，题为《乞丐》。

它，作于中国大陆“三年大饥荒”（1958－1962年）年间的1961年。

读这首诗，让我倏然想起唐朝诗人杜甫悲天悯人、同情贫弱者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这首诗中，蔡楚如此写道：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读着这首诗，让我恍惚看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四川、乃至中国大陆其他省份饿殍枕藉的惨象。蔡楚以这样近乎白描的诗句，为那个凄惨的年代，留下了一份文字见证。

我出生于文革末年的江苏苏北，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但在年少的时候，常听起身边长辈讲过那个经常饿肚子的年代的人事。长大了之后，喜爱阅读的我不时从一些书籍、报刊中，知悉了有关三年大饥荒的情况，并为之感到无比的震惊、心痛。

在这里，我想提一部研究大饥荒历史的史学著作。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位专攻中国现代史的荷兰籍历史学教授，名叫弗兰克·迪克特（又译为冯客）。他于2010年出版了《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该书后来荣获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非小说类写作奖之一——塞缪尔·约翰逊奖。

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几年里，中共因应国内外局势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弗兰克教授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对解密的中国大陆许多省、市、县档案馆中的原始档案资料加以查阅、摘抄、复制、复印，包括公安机关的机密报告、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纪录、地方政府呈报中共中央的饥荒报告、大跃进晚期派出的特别小组对饥荒真实情况的调查、对饿死数百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的检讨、对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等等。

在此基础上，这位历史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也是有史以来最糟之一”；但是，中共党史有意回避、隐瞒这次大浩劫；无论是中共党史，还是中国大陆国史，不应也不能掩饰真实的历史事实。弗兰克教授这一掷地有声的结论，令人痛心而又愤懑。

这本书进一步指出，产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而非官方声称的所谓“自然灾害”；这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即通过所谓“解放”而将人民死死地捆绑起来，然后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奉行高压的政治统治。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丰富翔实的史料，提出了一个足以让中国大陆毛粉、小粉红们抓狂的观点，那就是：后人应该将毛泽东视为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犯下反人类罪的政治人物，他们是令人发指并专门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由于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人类弊政，从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可能高达5千至6千万人。

换言之，处于和平年代的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几乎相当于、甚至要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之和（一战平民死亡约700万人、二战平民死亡约4000万人）。

这是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灵涂炭！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

如果按大陆官方的说法，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战俘和平民人数达30万人，那么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少是其150倍。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相当于制造了至少150次南京大屠杀。就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被誉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府之国”的西南省份四川，即蔡楚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据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于1962年、在向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时称，那三年期间，四川饿死了一千两百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四川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此惊人的数字和比例，堪称血泪斑斑。

对此，出生于成都并成长于四川的蔡楚，不但用诗歌为大饥荒作了文字见证，也用散文——确切地说——是记事散文，记录了当年的凄惨境况。

他回忆道：“六一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下到龙泉公社，帮助农民春种春收，我亲眼目睹农村荒草萋萋，农民每日喝大锅清水汤，处处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自己也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不敢言饿而体重降至86斤，下身出现浮肿。”（蔡楚：《我与《野草》结缘》）

在另外一篇文章，蔡楚还回忆道：“六一年八月，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我亲眼目睹农民们喝大锅清水汤度日，亲眼目睹每日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使我逐渐明白了社会与书本和报刊的距离。”（蔡楚：《油油饭》）

蔡楚笔下如此惨烈的景象，令人不忍卒读，也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未来的后世人所难以想象的一幕幕惨况。

二

这一幕幕凄惨的景况，加上自己切肤的饥饿感、周遭亲友人群的饥饿恐慌，让这位就读于成都工农师范学校、正处于青春期的四川小伙子既震惊又恐惧。

蔡楚在四川乡村的这些亲眼见闻，明显凸显出学校课堂、书本、官方媒体、报刊上各种文字和宣传的虚假和荒诞。这种强烈的反差，又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苦闷、心灵上的困惑、以及无以名状的压抑感，让他有种急欲表达的冲动，正可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么，用什么来表达呢？文字。

用什么文字形式来表达呢？文学。

用什么文学形式来表达呢？诗歌。

于是，他将这些平日里不敢公开说出来、却又整日萦绕在心间的震惊、疑惧、忧苦、压抑，全都化为了纸上的一句句诗行。

前述的诗歌《乞丐》，即是他在这期间的一篇诗作。据蔡楚自述，16岁那年，处于他习作写诗的高峰期。

1963年，18岁的蔡楚参加高考。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其外祖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其父亲曾任国民党上校教官，系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他当年高考的政审（即“政治审查”）未能过关，从而与大学失之交臂。

不但如此，翌年，他又失去了参加正式工作、当一名体力劳动者的机会。

原因是，在一次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社会青年”学习时，蔡楚随口说出，听说赫鲁晓夫（前苏共第一书记）已下台。因这句话，他被参加学习的一名同学检举他“收听敌台”。在当时，收听敌对国家或地区——比如苏联——的广播电台节目，乃是一项罪名。

无奈，既失去读大学机会、又失去参加正式工作机会的蔡楚，只能四处外出去找、去做临时工。

他先是在成都砖瓦厂做临时工，不分昼夜地挖黄泥、切砖坯、出砖窑。后来，他又去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从事开山放炮、打二锤、掌炮钎、抬石头、修公路、平井场，等等。

在十几岁的那段青葱岁月，蔡楚经常躲开人群，拿出纸笔，写出了一首首不时在脑海中盘旋的诗句。

几年下来，蔡楚的“地下”诗歌创作已颇有收获。

19岁那年，他编发了属于自己的两本“地下”手抄本诗集，名曰：《洄水集》和《徘徊集》。

因为爱好文学和写作诗歌，六十年代的蔡楚，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文友、诗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交换和评点文友的文章、以诗唱和、分享诗歌创作的心得，聚会时有时也会谈论历史、音乐、绘画、电影和外文等，偶尔也会私底下彼此议论时局。

这些文友、诗友群体，在六十年代逐渐发展为成都地区的两个地下文学团体。

其一，是“星四聚餐会”，后改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该团体以文革前毕业的、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为主，成员有尹一之、谢朝松、张江陵、邓先根等人。

之所以以“逍遥”二字命名该文学团体，是因为该团体成员大多未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众人与当时极左的社会氛围、政治语境若即若离，因此在内心效仿庄子的“逍遥游”，希望“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远离‘中心’的别处，渴求自由自在的精神层次。”

据蔡楚自述，该文学团体是一个追求美、追求心灵自由的文化沙龙。以“逍遥”命名该文学团体，表面上是指文化人的逃离野蛮、大隐于市，以及对艺术的唯美追求，但其核心是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

蔡楚和他的文友们如此的思维和追求，在当时“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可以说简直就是鱼游釜中、危如朝露。

另一个，是“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又名“成都野草文学社”），以爱好诗歌、喜爱写诗的诗友为主。

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现在看来颇具规模的地下文学团体，或者说，地下诗人团体。

文学追求、读诗、写诗和谈诗，几乎成了蔡楚在面对困苦境遇和政治高压下唯一的精神依托。

与此同时，由于热爱诗歌和写诗，以及编发“地下”诗集（在当局眼里系非法出版物），他的厄运——或者说迫害——也接踵而至。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国家级恐怖主义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爆发。这位热爱诗歌、拥有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出身成分不好的四川文学青年，自是在劫难逃。

文革初期，蔡楚写的一些诗歌遭人检举揭发。原因无他，乃因为他在诗中描绘了饥民疾苦，隐含着对社会现实和当局政策的疑虑，也抒发了自己精神上的压抑、苦闷。

这些，显然均是与红朝铺天盖地的诸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之类的政治宣传格格不入的。

于是，他遭到“革命群众”张贴大字报的围攻和批判，以及此后无休止的批斗、关押。

不但如此，数年后，蔡楚所参加的地下文学团体“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被当局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文友其中的二十多人，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狱。

这场灾祸，对于蔡楚和他的文友来说，恐怕是命中劫数吧。

1970年初，当局指控蔡楚涉入“反革命集团案”。蔡楚被关押、审讯、批斗了一百多天，并且被抄家、开除和管制，一直延续到六月中旬。

那段日子，蔡楚经常遭到四川石油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即革命群众专政队）的批斗，每天照样出工、干活，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喷气式批斗，写坦白交待，反省自己的罪行。有时，他还会被抓去到公审大会进行陪斗、集体批斗，不但要脖子上挂上黑牌，还要被群众拳打脚踢，期间扯断了不少头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年当局所认定蔡楚所从事的“犯罪事实”吧。

这位二十来岁的“反动”文学青年、诗人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

其一，“写反动诗”；其二，“歌颂爱情”；其三，“发泄个人主义”；其四，“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广播内容”；其五，“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

上述这些当局认定的蔡楚的所谓“犯罪事实”，今日视之，真可谓荒诞不经。一个青年工人，就因为爱好文学和诗歌，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诗，搞搞文学创作，加入文学团体，抒发一下自己对爱情的向往、精神上的压抑、青春期的苦闷，竟然就被认定为“犯罪”了？！再加上，偶尔听了一下邻国的广播电台节目，跟同伴谈及邻国领导人的更替，谈论一下当下的时事，就构成所谓“犯罪事实”了？！而后，还要对其酷刑相加、人格侮辱、监视管控，这是怎样的荒唐和无道？！

这样的犯罪指控、以及伴随而来的批斗、殴打、凌辱、监视，放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件难以想象、也难以理解的事情。今天的青少年倘若爱好文学诗歌，平日里写写文章或诗歌，搞点文学诗歌创作，而不是整日疯狂地玩网路游戏，或流连于社交媒体网站，相信大多数的家长和老师都会报之以赞许的目光。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得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那样一段荒唐无道而极为黑暗的年代。

三

翌年，成都司法当局（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对蔡楚作出缺席判决：“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

蔡楚被当局定为“内控分子”，由有关部门对其实施内部控制措施，平日受监视，出门要请假，出入要汇报，公安派出所人员每晚到家检查。

该案，于八年后即1979年获得平反。

一年后，1980年，蔡楚加入了四川地下诗刊《野草》——一份由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创办的地下诗刊。这一年，蔡楚35岁。

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德国籍犹太人、哲学及社会学学者狄奥多·阿多诺，在读到一首斥责纳粹邪恶的诗作《死亡赋格曲》时感慨道：“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蔡楚在那场邪恶程度堪比德国纳粹时代、以“文化”、“革命”为名的国家级大浩劫期间，他和他的家人受尽了各样的磨难，由此，长期受苦的他有权利、也有意愿和能力以写作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痛和悲愤之情。

让我们来读读蔡楚写于1975年的一首诗，诗名为《给北风》：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别来闯入我熟悉的梦，

因为在我的梦里，

同样是雪柱冰峰。

 

让我沉沉地睡在这儿，

象一片落叶，如一条僵虫，

不管希望的芽已绿到窗前，

成功的花正开得火红。

 

也不管在什么别的晴空，

阳光已透过恶雾的深浓，

古老的树昂起了低垂的头，

幽闭的泉又缓缓流动。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即使你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请告诉我沉默的父兄，

告诉我忍耐的亲朋。”

身处荒凉的世界、荒谬的时代，历经凄风苦雨的岁月、不断袭来的“凛冽的北风”，给这个文学青年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阵阵浸入肌骨的寒意。

文革期间，蔡楚的双亲先后死于政治风暴的腥风血雨中。

这个老实本分的家庭顿时家破人亡，留下了五个子女艰难度日。

他的母亲在与人闲聊时涉及到政治，被人检举告发，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于1967年在成都家中愤而自杀。他的远在山西农村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于1968年在学校的批斗会上，被当地的贫协主席殴打致死。

当时身为家中长子、才二十岁出头的蔡楚，在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的困境中，只得四处出去找活干、打零工。

身为政治贱民的他，带着四个弟弟妹妹艰难度日，饱尝了生活各样的苦痛和辛酸，用他自己的话是“食不糊口、衣不蔽体”、“断瓦颓垣、破床败絮”。

与此同时，蔡楚不时因为写诗和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而遭到批斗和拘押。

在那场国家恐怖主义的浪潮中，千千万万个中国大陆的家庭和亿万中国百姓、乃至政府官员都横遭灾劫，甚至于，死于非命。蔡楚和他的家人，只是这千千万万众多不幸家庭中的一个。但是，这乃是他和他的家人所遭遇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无妄之灾、灭顶之灾。于是，他将长年胸中郁积的悲愤化为一行行的诗句，请看他于1968年写下的诗——《依据》：

“花开花落 潮涨潮退

星际运行 人死人生

我们只是一朵浪花

一片浮云 或者是

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

小的 小小的 机器

制造出的螺丝钉

 

但纵然是死无轮回

我也要直问到——

那绞刑架上的

久已失去的

——依　据

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诗人蔡楚在那个荒谬恐怖的年代内心深处的愤懑，以及诗人借着文字发出的声声抗议。

蔡楚在文革的暗黑年代写下的上述诗句，为世人展现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或者说，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就是，人作为天地之间最有灵性的生物或受造物，即使是在肉体遭遇极大凌虐的时刻，或在生活遭遇极度困厄的岁月，也能拥有心灵人格的自由，精神世界的独立。

是的，对于世间那些内心世界特别丰富而顽强的人来说，就算生活再怎么艰难，命运再怎么不堪忍受，他们也不会就此向现实束手投降，也不会放弃追求心灵世界的阳光。相反，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乃至绝望，他们会更多地着力于在心灵的田野上栽种、耕耘，直到有朝一日长满了绿草、鲜花。

在经历了父母双亡的悲痛后，蔡楚的家里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

每到夜晚，他们兄妹五人只得盖着破棉絮入眠，大家常常夜里冻得缩成一团。冬天屋内没有煤烧，大家窝在家里，常常冷得嘴巴发青，浑身发颤。多少个日子，兄妹们只能吃一些生米，就着凉水以果腹充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

因为出身低贱，蔡楚连找一份正规的体力劳动工作都不可能。

所以，平日里的他，为了谋生只能四处找活干。

他干的均是卖苦力活、粗活、脏活和重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地带，跟那些同样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们一道出卖劳力。

他做过临时工、石工、泥工、混凝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筑路工、装卸工等，还蹬过三轮车、推过鸡公车、拉过架架车等，在劳苦生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如此艰难劳苦的生活，稍有喘息之余，他还会抽空写几首诗，或者与一些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诗友、文友一道吟诗唱和，互相慰藉。

长年过着这种挣扎在生存边缘线上的凄苦生活，倘换成一般人，怕是早就撑不下去，甚至于心如死灰了。然而，蔡楚的心中依然存放着一份美好，一种盼望，一场对世间真善美的等待。这样的等待不是做白日梦，不是灵魂空虚的等，也不是逃避现实的等，而是一个草根青年在心灵深处坚守着对良善和美好的等待。写到这，我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诗人里尔克笔下所讲的一段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诗人蔡楚的政治身份早已被人踩在脚下，他的羸弱身躯也曾被人打倒在地，然而，他的精神世界始终挺住了。是的，挺住就是一切！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在他的精神世界或人生哲学的词典里，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意志消沉，更没有助纣为虐，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并不奢求迎接不可知的未来，也不相信荒谬的暗黑的现实，只是执着地将一份坚韧的等待，作为一颗不屈的灵魂傲然挺立于世的一种生存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品读他于文革末年的1976年所写的诗《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摘取了这首诗的其中两段。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不妨上网搜索、阅读这首诗的全文。

四

据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极左年代，除了以歌功颂德、阿谀媚上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文学”之外，大陆许多地方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地下文学”，以及零零散散的“地下文学团体”、“地下读书会”。

这些，大多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另类文学”、“异端文学”甚至是“异见者的文学”，有如一颗颗执着发光的星星，在一幕极权的暗夜里翩然闪烁。

在这其中，包括被研究者命名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文字。

在这些“地下文学”当中，包括一些会令后代人或难以置信、或难以理解的题材，像是“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判决书”等档案资料中涉及到的文学作品，比如诗歌、文章的段落等。

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事“地下文学”创作、参加“地下文学团体”是有着相当大的风险的，轻则大会批评、群众批斗，重则判刑入狱、甚至断送生命。据旅美学者宋永毅的研究，在1970年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政治运动中，打击的对象，就包括了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的“地下读书活动”。在那场运动中，中国大陆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许多读书会的参与者或受到迫害、或被捕入狱，许多诗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甚至于，还有诗人因写作被判处了死刑。

比如，1970年5月，22岁的南京知青任毅因创作《知青之歌》（原名《可爱的家乡》、《我的家乡》，也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被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这起案子，当局认定的罪名是：“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

该案在当时终审程序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上将许世友对判决结果表示反对、不予批准，许世友认为：“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由此，写作这首240字诗歌的文学青年任毅，才得以捡回了一条命。

其后，任毅被改判10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近9年。

蔡楚当年的诗歌、文章，尤其是他的被当局认定为“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以及蔡楚遭指控时在司法文书中所“交代”、“坦白”、“自述”时提到的自己所写的诗，即属于那个年代的“地下文学”。

所幸，它们，这些“地下文学”，终于有一天，犹如种子般破土而出、重见天日了。

随着时代的逐步开放，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些“地下文学”，不再像极左时代那样偷偷摸摸地流传于地下、散播在小众人群之中，而得以借助于新兴科技的力量，传播于千千万万读者的案头桌前了。

除了蔡楚的诗歌、文章外，蔡楚在成都、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同道诗友们的诗作、文章，也是这些“地下文学”、“地下诗歌”的组成部分。他们曾经被当局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可怕帽子，随后遭受了无休止的批斗、虐待、审讯、逼供。期间，当局制作了“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其中包含了一些作者的诗歌、文章段落，这些也同样是“地下文学”、“地下诗歌”的组成部分。

通过我所读到的蔡楚诗作、以及在网路上搜索到的蔡楚的回忆性文章、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作品，我了解到，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蔡楚因为爱好诗歌和写诗，结交的一群生活在底层、但有着文学爱好和追求的诗友，有陈墨、邓垦、殷明辉、徐坯、万一、冯里、野呜、阿宁、女诗人无慧等人。

这些来自四川省会成都、以及四川其他地方的民间诗人，大多数都是出身低微，工作劳苦，生活清贫。可是，他们的品味和志向不凡，有着清高狂放的个性，在政治高压、生活穷困的境遇下用诗歌创作来抒发胸中块垒。那些年，蔡楚和这些诗友经常会在饭馆或茶馆中聚会，一众诗友一道讨论诗歌、文学，互相切磋，彼此勉励。

到了70年代，他们还自编自印了民间文学刊物《野草》，以创作诗歌为主，也有部分散文、诗评等文学作品。

这是成都地区的第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后被当局定性为“黑刊”。

这份名为《野草》的地下诗刊，由陈墨任主编，由万一、邓垦、徐坯、冯里等人任编辑，这几位骨干组成该诗刊的编辑部。诗友们公开油印《野草》，每一期油印完成之后除了分发给同仁，还会张贴在成都的闹市街头，常常引来路人、群众的围观。

诗人蔡楚，乃是这个地下文学团体（成都野草文学社）的一员，也是这个民间文学刊物（《野草》诗刊）的重要撰稿人。在那个论出身、讲阶级、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代，这个早年痛失双亲、尝尽悲苦的诗人，就像是生长在田间地头、院落屋角的野草一般，虽然经历了风刀霜剑、石碾人踏，却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时代里顽强地生长着，执着地坚守着。

在宛如铁桶般窒息的体制下苟活，在艰辛困厄的社会底层奔波，这个尝尽世间悲苦的诗人，并没有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保持缄默，也没有放弃独立的人性尊严，更没有对权势卑躬屈膝、阿谀谄媚，而是选择了在凄苦的岁月里谱写出一曲曲哀歌，既像是“风吹雨打未摧残”的野草，又像是“傲雪凌霜自绽蕊”的野花。正如他在这本名为《别梦成灰》的诗集的自序中所说，他自认自己——“多了一点野性，常自喻为一朵野花”。

请看他于1980年所写的诗，标题就叫做《我是一朵野花》：

“我是一朵野花，

不肯寄生于主人的篱下。

我同姐妹们在山坡上，

花开时灿若云霞。

 

天上的白云是我的梦，

舒卷自如、穷尽变化。

谷底的幽兰是我的伴，

芳馨已埋入朴实的泥沙。

 

清晨，冷露沾湿了我，

暮昏，山岚缠绕着我。

这样广阔的大自然啊，

何惧风吹雨打、霜欺雪压！

 

一年一度我开了又败，

冬去春来我在希望中发芽。

在这喧闹的世界上，

我悄悄的、只是一朵野花。”

这朵在社会政治底层挣扎的野花，开放得也许并不多么绚丽，也不那么芬芳，但其柔韧卓立的姿态，却无法不让人动容。

这个尝尽悲苦的诗人，这个郁结义愤的诗人，长年在专制体制的无边铁幕下苟延残喘，在社会底层的污渠泥淖中摸爬滚打，却并没有就此沉沦或是堕落，更没有在体制面前奴颜卑膝、揣合逢迎，而是依旧选择让孤傲如野花的生命绽放出光彩。

这是东方大陆的暗黑时代遭到暴政巨轮碾压得几乎粉碎的野花，却也是一朵被压弯了腰身、依然能挣扎着屹立不倒的野花。幸运的是，它不是一花独放，也并非影弔形孤。在成都，在川渝大地，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县的很多地方，同时间有着许许多多挣扎在社会政治底层却又不甘随波逐流、不愿放弃独立人格、在心灵一隅径自追求真善美的民间诗人，或曰，地下诗人，甚至有，异见诗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宁愿孤贫也不愿依附权势，颂谀体制。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诗作，替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几乎全面沉沦的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挽回了至少那么一丁点的颜面。

这是阴云密布的暗夜里的一点微光。这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里的一曲哀歌。这是群芳争宠时一簇簇不识时务的野花。

野花与大地相伴，与丛生的荆棘相依偎，和宫廷的冠佩无缘。它们是大自然展现充沛生命的精灵，是卑微却骄傲的大地之子。

世间再不可一世的高墙终将会倒塌，再富可敌国的财富也终将会消失。可是柔韧的野花会依然卓立，会傲然绽放。

野花，在暗黑中等待，在希望中发芽。

写于二零二零年五月，改于二零二一年三、四月。美国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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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迟到的书评。

确切地说，是诗评。

好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收到旅美诗人蔡楚寄来的诗集《别梦成灰》。在这之前，我曾寄过一本自己的文集给经常编辑我文章的蔡楚主编，他是我经常投稿的一份网刊的编辑和主编。这本诗集，许是他的文字回赠吧。

那天下午和晚上，打开诗集，迫不及待地阅读起诗集里的诗来。立即认出来，里面有一些诗，是我曾经在网路上读到过、曾让我怦然心动的诗。当时心里留意过，这些诗的作者，均为一位名叫“蔡楚”的诗人，来自“天府之国”——四川。

没想到，此生竟能拥有一本蔡楚的纸本诗集，可以时常取出来捧在手中翻阅、品读。能再次与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好诗相遇，这是怎样的欣喜、怎样的幸事啊？！顿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畅通的互联网时代，与美好事物相遇的机会，似乎要比以前更大一些。

读蔡楚的诗，时常让我回忆起年少时阅读诗歌时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的我，会为了一首好诗或回味或感动好几天，那是一种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美好感觉。甚至于有时，我还会将自己心目中的好诗分享给朋友，在友人面前声情并茂地或朗读、或背诵。虽然，那些美好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生活还在继续，但对诗歌的喜爱一直存于心间。

如今有机会捧读自己心仪已久的诗人的诗集，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油然而生。

打开这本诗集，书中的第一首诗我就很喜欢，题为《乞丐》。

它，作于中国大陆“三年大饥荒”（1958－1962年）年间的1961年。

读这首诗，让我倏然想起唐朝诗人杜甫悲天悯人、同情贫弱者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这首诗中，蔡楚如此写道：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读着这首诗，让我恍惚看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四川、乃至中国大陆其他省份饿殍枕藉的惨象。蔡楚以这样近乎白描的诗句，为那个凄惨的年代，留下了一份文字见证。

我出生于文革末年的江苏苏北，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但在年少的时候，常听起身边长辈讲过那个经常饿肚子的年代的人事。长大了之后，喜爱阅读的我不时从一些书籍、报刊中，知悉了有关三年大饥荒的情况，并为之感到无比的震惊、心痛。

在这里，我想提一部研究大饥荒历史的史学著作。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位专攻中国现代史的荷兰籍历史学教授，名叫弗兰克·迪克特（又译为冯客）。他于2010年出版了《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该书后来荣获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非小说类写作奖之一——塞缪尔·约翰逊奖。

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几年里，中共因应国内外局势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弗兰克教授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对解密的中国大陆许多省、市、县档案馆中的原始档案资料加以查阅、摘抄、复制、复印，包括公安机关的机密报告、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纪录、地方政府呈报中共中央的饥荒报告、大跃进晚期派出的特别小组对饥荒真实情况的调查、对饿死数百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的检讨、对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等等。

在此基础上，这位历史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也是有史以来最糟之一”；但是，中共党史有意回避、隐瞒这次大浩劫；无论是中共党史，还是中国大陆国史，不应也不能掩饰真实的历史事实。弗兰克教授这一掷地有声的结论，令人痛心而又愤懑。

这本书进一步指出，产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而非官方声称的所谓“自然灾害”；这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即通过所谓“解放”而将人民死死地捆绑起来，然后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奉行高压的政治统治。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丰富翔实的史料，提出了一个足以让中国大陆毛粉、小粉红们抓狂的观点，那就是：后人应该将毛泽东视为与希特勒、斯大林一样犯下反人类罪的政治人物，他们是令人发指并专门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由于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人类弊政，从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可能高达5千至6千万人。

换言之，处于和平年代的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几乎相当于、甚至要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之和（一战平民死亡约700万人、二战平民死亡约4000万人）。

这是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灵涂炭！最大规模的人权灾难！

如果按大陆官方的说法，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战俘和平民人数达30万人，那么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少是其150倍。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相当于制造了至少150次南京大屠杀。就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被誉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府之国”的西南省份四川，即蔡楚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据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于1962年、在向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时称，那三年期间，四川饿死了一千两百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四川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此惊人的数字和比例，堪称血泪斑斑。

对此，出生于成都并成长于四川的蔡楚，不但用诗歌为大饥荒作了文字见证，也用散文——确切地说——是记事散文，记录了当年的凄惨境况。

他回忆道：“六一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下到龙泉公社，帮助农民春种春收，我亲眼目睹农村荒草萋萋，农民每日喝大锅清水汤，处处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自己也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不敢言饿而体重降至86斤，下身出现浮肿。”（蔡楚：《我与《野草》结缘》）

在另外一篇文章，蔡楚还回忆道：“六一年八月，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我亲眼目睹农民们喝大锅清水汤度日，亲眼目睹每日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使我逐渐明白了社会与书本和报刊的距离。”（蔡楚：《油油饭》）

蔡楚笔下如此惨烈的景象，令人不忍卒读，也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未来的后世人所难以想象的一幕幕惨况。

二

这一幕幕凄惨的景况，加上自己切肤的饥饿感、周遭亲友人群的饥饿恐慌，让这位就读于成都工农师范学校、正处于青春期的四川小伙子既震惊又恐惧。

蔡楚在四川乡村的这些亲眼见闻，明显凸显出学校课堂、书本、官方媒体、报刊上各种文字和宣传的虚假和荒诞。这种强烈的反差，又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苦闷、心灵上的困惑、以及无以名状的压抑感，让他有种急欲表达的冲动，正可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么，用什么来表达呢？文字。

用什么文字形式来表达呢？文学。

用什么文学形式来表达呢？诗歌。

于是，他将这些平日里不敢公开说出来、却又整日萦绕在心间的震惊、疑惧、忧苦、压抑，全都化为了纸上的一句句诗行。

前述的诗歌《乞丐》，即是他在这期间的一篇诗作。据蔡楚自述，16岁那年，处于他习作写诗的高峰期。

1963年，18岁的蔡楚参加高考。由于出身成分不好（其外祖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其父亲曾任国民党上校教官，系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他当年高考的政审（即“政治审查”）未能过关，从而与大学失之交臂。

不但如此，翌年，他又失去了参加正式工作、当一名体力劳动者的机会。

原因是，在一次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社会青年”学习时，蔡楚随口说出，听说赫鲁晓夫（前苏共第一书记）已下台。因这句话，他被参加学习的一名同学检举他“收听敌台”。在当时，收听敌对国家或地区——比如苏联——的广播电台节目，乃是一项罪名。

无奈，既失去读大学机会、又失去参加正式工作机会的蔡楚，只能四处外出去找、去做临时工。

他先是在成都砖瓦厂做临时工，不分昼夜地挖黄泥、切砖坯、出砖窑。后来，他又去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从事开山放炮、打二锤、掌炮钎、抬石头、修公路、平井场，等等。

在十几岁的那段青葱岁月，蔡楚经常躲开人群，拿出纸笔，写出了一首首不时在脑海中盘旋的诗句。

几年下来，蔡楚的“地下”诗歌创作已颇有收获。

19岁那年，他编发了属于自己的两本“地下”手抄本诗集，名曰：《洄水集》和《徘徊集》。

因为爱好文学和写作诗歌，六十年代的蔡楚，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文友、诗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交换和评点文友的文章、以诗唱和、分享诗歌创作的心得，聚会时有时也会谈论历史、音乐、绘画、电影和外文等，偶尔也会私底下彼此议论时局。

这些文友、诗友群体，在六十年代逐渐发展为成都地区的两个地下文学团体。

其一，是“星四聚餐会”，后改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该团体以文革前毕业的、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为主，成员有尹一之、谢朝松、张江陵、邓先根等人。

之所以以“逍遥”二字命名该文学团体，是因为该团体成员大多未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众人与当时极左的社会氛围、政治语境若即若离，因此在内心效仿庄子的“逍遥游”，希望“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远离‘中心’的别处，渴求自由自在的精神层次。”

据蔡楚自述，该文学团体是一个追求美、追求心灵自由的文化沙龙。以“逍遥”命名该文学团体，表面上是指文化人的逃离野蛮、大隐于市，以及对艺术的唯美追求，但其核心是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

蔡楚和他的文友们如此的思维和追求，在当时“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可以说简直就是鱼游釜中、危如朝露。

另一个，是“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又名“成都野草文学社”），以爱好诗歌、喜爱写诗的诗友为主。

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现在看来颇具规模的地下文学团体，或者说，地下诗人团体。

文学追求、读诗、写诗和谈诗，几乎成了蔡楚在面对困苦境遇和政治高压下唯一的精神依托。

与此同时，由于热爱诗歌和写诗，以及编发“地下”诗集（在当局眼里系非法出版物），他的厄运——或者说迫害——也接踵而至。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国家级恐怖主义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爆发。这位热爱诗歌、拥有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出身成分不好的四川文学青年，自是在劫难逃。

文革初期，蔡楚写的一些诗歌遭人检举揭发。原因无他，乃因为他在诗中描绘了饥民疾苦，隐含着对社会现实和当局政策的疑虑，也抒发了自己精神上的压抑、苦闷。

这些，显然均是与红朝铺天盖地的诸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之类的政治宣传格格不入的。

于是，他遭到“革命群众”张贴大字报的围攻和批判，以及此后无休止的批斗、关押。

不但如此，数年后，蔡楚所参加的地下文学团体“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被当局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文友其中的二十多人，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狱。

这场灾祸，对于蔡楚和他的文友来说，恐怕是命中劫数吧。

1970年初，当局指控蔡楚涉入“反革命集团案”。蔡楚被关押、审讯、批斗了一百多天，并且被抄家、开除和管制，一直延续到六月中旬。

那段日子，蔡楚经常遭到四川石油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即革命群众专政队）的批斗，每天照样出工、干活，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喷气式批斗，写坦白交待，反省自己的罪行。有时，他还会被抓去到公审大会进行陪斗、集体批斗，不但要脖子上挂上黑牌，还要被群众拳打脚踢，期间扯断了不少头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年当局所认定蔡楚所从事的“犯罪事实”吧。

这位二十来岁的“反动”文学青年、诗人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

其一，“写反动诗”；其二，“歌颂爱情”；其三，“发泄个人主义”；其四，“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广播内容”；其五，“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

上述这些当局认定的蔡楚的所谓“犯罪事实”，今日视之，真可谓荒诞不经。一个青年工人，就因为爱好文学和诗歌，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诗，搞搞文学创作，加入文学团体，抒发一下自己对爱情的向往、精神上的压抑、青春期的苦闷，竟然就被认定为“犯罪”了？！再加上，偶尔听了一下邻国的广播电台节目，跟同伴谈及邻国领导人的更替，谈论一下当下的时事，就构成所谓“犯罪事实”了？！而后，还要对其酷刑相加、人格侮辱、监视管控，这是怎样的荒唐和无道？！

这样的犯罪指控、以及伴随而来的批斗、殴打、凌辱、监视，放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件难以想象、也难以理解的事情。今天的青少年倘若爱好文学诗歌，平日里写写文章或诗歌，搞点文学诗歌创作，而不是整日疯狂地玩网路游戏，或流连于社交媒体网站，相信大多数的家长和老师都会报之以赞许的目光。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得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那样一段荒唐无道而极为黑暗的年代。

三

翌年，成都司法当局（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对蔡楚作出缺席判决：“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

蔡楚被当局定为“内控分子”，由有关部门对其实施内部控制措施，平日受监视，出门要请假，出入要汇报，公安派出所人员每晚到家检查。

该案，于八年后即1979年获得平反。

一年后，1980年，蔡楚加入了四川地下诗刊《野草》——一份由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创办的地下诗刊。这一年，蔡楚35岁。

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德国籍犹太人、哲学及社会学学者狄奥多·阿多诺，在读到一首斥责纳粹邪恶的诗作《死亡赋格曲》时感慨道：“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蔡楚在那场邪恶程度堪比德国纳粹时代、以“文化”、“革命”为名的国家级大浩劫期间，他和他的家人受尽了各样的磨难，由此，长期受苦的他有权利、也有意愿和能力以写作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痛和悲愤之情。

让我们来读读蔡楚写于1975年的一首诗，诗名为《给北风》：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别来闯入我熟悉的梦，

因为在我的梦里，

同样是雪柱冰峰。

 

让我沉沉地睡在这儿，

象一片落叶，如一条僵虫，

不管希望的芽已绿到窗前，

成功的花正开得火红。

 

也不管在什么别的晴空，

阳光已透过恶雾的深浓，

古老的树昂起了低垂的头，

幽闭的泉又缓缓流动。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即使你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请告诉我沉默的父兄，

告诉我忍耐的亲朋。”

身处荒凉的世界、荒谬的时代，历经凄风苦雨的岁月、不断袭来的“凛冽的北风”，给这个文学青年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阵阵浸入肌骨的寒意。

文革期间，蔡楚的双亲先后死于政治风暴的腥风血雨中。

这个老实本分的家庭顿时家破人亡，留下了五个子女艰难度日。

他的母亲在与人闲聊时涉及到政治，被人检举告发，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于1967年在成都家中愤而自杀。他的远在山西农村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于1968年在学校的批斗会上，被当地的贫协主席殴打致死。

当时身为家中长子、才二十岁出头的蔡楚，在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的困境中，只得四处出去找活干、打零工。

身为政治贱民的他，带着四个弟弟妹妹艰难度日，饱尝了生活各样的苦痛和辛酸，用他自己的话是“食不糊口、衣不蔽体”、“断瓦颓垣、破床败絮”。

与此同时，蔡楚不时因为写诗和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而遭到批斗和拘押。

在那场国家恐怖主义的浪潮中，千千万万个中国大陆的家庭和亿万中国百姓、乃至政府官员都横遭灾劫，甚至于，死于非命。蔡楚和他的家人，只是这千千万万众多不幸家庭中的一个。但是，这乃是他和他的家人所遭遇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无妄之灾、灭顶之灾。于是，他将长年胸中郁积的悲愤化为一行行的诗句，请看他于1968年写下的诗——《依据》：

“花开花落 潮涨潮退

星际运行 人死人生

我们只是一朵浪花

一片浮云 或者是

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

小的 小小的 机器

制造出的螺丝钉

 

但纵然是死无轮回

我也要直问到——

那绞刑架上的

久已失去的

——依　据

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诗人蔡楚在那个荒谬恐怖的年代内心深处的愤懑，以及诗人借着文字发出的声声抗议。

蔡楚在文革的暗黑年代写下的上述诗句，为世人展现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或者说，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就是，人作为天地之间最有灵性的生物或受造物，即使是在肉体遭遇极大凌虐的时刻，或在生活遭遇极度困厄的岁月，也能拥有心灵人格的自由，精神世界的独立。

是的，对于世间那些内心世界特别丰富而顽强的人来说，就算生活再怎么艰难，命运再怎么不堪忍受，他们也不会就此向现实束手投降，也不会放弃追求心灵世界的阳光。相反，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乃至绝望，他们会更多地着力于在心灵的田野上栽种、耕耘，直到有朝一日长满了绿草、鲜花。

在经历了父母双亡的悲痛后，蔡楚的家里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

每到夜晚，他们兄妹五人只得盖着破棉絮入眠，大家常常夜里冻得缩成一团。冬天屋内没有煤烧，大家窝在家里，常常冷得嘴巴发青，浑身发颤。多少个日子，兄妹们只能吃一些生米，就着凉水以果腹充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

因为出身低贱，蔡楚连找一份正规的体力劳动工作都不可能。

所以，平日里的他，为了谋生只能四处找活干。

他干的均是卖苦力活、粗活、脏活和重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地带，跟那些同样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们一道出卖劳力。

他做过临时工、石工、泥工、混凝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筑路工、装卸工等，还蹬过三轮车、推过鸡公车、拉过架架车等，在劳苦生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如此艰难劳苦的生活，稍有喘息之余，他还会抽空写几首诗，或者与一些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诗友、文友一道吟诗唱和，互相慰藉。

长年过着这种挣扎在生存边缘线上的凄苦生活，倘换成一般人，怕是早就撑不下去，甚至于心如死灰了。然而，蔡楚的心中依然存放着一份美好，一种盼望，一场对世间真善美的等待。这样的等待不是做白日梦，不是灵魂空虚的等，也不是逃避现实的等，而是一个草根青年在心灵深处坚守着对良善和美好的等待。写到这，我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诗人里尔克笔下所讲的一段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诗人蔡楚的政治身份早已被人踩在脚下，他的羸弱身躯也曾被人打倒在地，然而，他的精神世界始终挺住了。是的，挺住就是一切！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在他的精神世界或人生哲学的词典里，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意志消沉，更没有助纣为虐，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并不奢求迎接不可知的未来，也不相信荒谬的暗黑的现实，只是执着地将一份坚韧的等待，作为一颗不屈的灵魂傲然挺立于世的一种生存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品读他于文革末年的1976年所写的诗《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摘取了这首诗的其中两段。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不妨上网搜索、阅读这首诗的全文。

四

据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极左年代，除了以歌功颂德、阿谀媚上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文学”之外，大陆许多地方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地下文学”，以及零零散散的“地下文学团体”、“地下读书会”。

这些，大多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另类文学”、“异端文学”甚至是“异见者的文学”，有如一颗颗执着发光的星星，在一幕极权的暗夜里翩然闪烁。

在这其中，包括被研究者命名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文字。

在这些“地下文学”当中，包括一些会令后代人或难以置信、或难以理解的题材，像是“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判决书”等档案资料中涉及到的文学作品，比如诗歌、文章的段落等。

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事“地下文学”创作、参加“地下文学团体”是有着相当大的风险的，轻则大会批评、群众批斗，重则判刑入狱、甚至断送生命。据旅美学者宋永毅的研究，在1970年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政治运动中，打击的对象，就包括了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的“地下读书活动”。在那场运动中，中国大陆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许多读书会的参与者或受到迫害、或被捕入狱，许多诗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甚至于，还有诗人因写作被判处了死刑。

比如，1970年5月，22岁的南京知青任毅因创作《知青之歌》（原名《可爱的家乡》、《我的家乡》，也叫《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被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这起案子，当局认定的罪名是：“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

该案在当时终审程序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上将许世友对判决结果表示反对、不予批准，许世友认为：“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由此，写作这首240字诗歌的文学青年任毅，才得以捡回了一条命。

其后，任毅被改判10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近9年。

蔡楚当年的诗歌、文章，尤其是他的被当局认定为“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以及蔡楚遭指控时在司法文书中所“交代”、“坦白”、“自述”时提到的自己所写的诗，即属于那个年代的“地下文学”。

所幸，它们，这些“地下文学”，终于有一天，犹如种子般破土而出、重见天日了。

随着时代的逐步开放，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些“地下文学”，不再像极左时代那样偷偷摸摸地流传于地下、散播在小众人群之中，而得以借助于新兴科技的力量，传播于千千万万读者的案头桌前了。

除了蔡楚的诗歌、文章外，蔡楚在成都、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同道诗友们的诗作、文章，也是这些“地下文学”、“地下诗歌”的组成部分。他们曾经被当局扣上“反革命集团”的可怕帽子，随后遭受了无休止的批斗、虐待、审讯、逼供。期间，当局制作了“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其中包含了一些作者的诗歌、文章段落，这些也同样是“地下文学”、“地下诗歌”的组成部分。

通过我所读到的蔡楚诗作、以及在网路上搜索到的蔡楚的回忆性文章、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作品，我了解到，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蔡楚因为爱好诗歌和写诗，结交的一群生活在底层、但有着文学爱好和追求的诗友，有陈墨、邓垦、殷明辉、徐坯、万一、冯里、野呜、阿宁、女诗人无慧等人。

这些来自四川省会成都、以及四川其他地方的民间诗人，大多数都是出身低微，工作劳苦，生活清贫。可是，他们的品味和志向不凡，有着清高狂放的个性，在政治高压、生活穷困的境遇下用诗歌创作来抒发胸中块垒。那些年，蔡楚和这些诗友经常会在饭馆或茶馆中聚会，一众诗友一道讨论诗歌、文学，互相切磋，彼此勉励。

到了70年代，他们还自编自印了民间文学刊物《野草》，以创作诗歌为主，也有部分散文、诗评等文学作品。

这是成都地区的第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后被当局定性为“黑刊”。

这份名为《野草》的地下诗刊，由陈墨任主编，由万一、邓垦、徐坯、冯里等人任编辑，这几位骨干组成该诗刊的编辑部。诗友们公开油印《野草》，每一期油印完成之后除了分发给同仁，还会张贴在成都的闹市街头，常常引来路人、群众的围观。

诗人蔡楚，乃是这个地下文学团体（成都野草文学社）的一员，也是这个民间文学刊物（《野草》诗刊）的重要撰稿人。在那个论出身、讲阶级、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代，这个早年痛失双亲、尝尽悲苦的诗人，就像是生长在田间地头、院落屋角的野草一般，虽然经历了风刀霜剑、石碾人踏，却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时代里顽强地生长着，执着地坚守着。

在宛如铁桶般窒息的体制下苟活，在艰辛困厄的社会底层奔波，这个尝尽世间悲苦的诗人，并没有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保持缄默，也没有放弃独立的人性尊严，更没有对权势卑躬屈膝、阿谀谄媚，而是选择了在凄苦的岁月里谱写出一曲曲哀歌，既像是“风吹雨打未摧残”的野草，又像是“傲雪凌霜自绽蕊”的野花。正如他在这本名为《别梦成灰》的诗集的自序中所说，他自认自己——“多了一点野性，常自喻为一朵野花”。

请看他于1980年所写的诗，标题就叫做《我是一朵野花》：

“我是一朵野花，

不肯寄生于主人的篱下。

我同姐妹们在山坡上，

花开时灿若云霞。

 

天上的白云是我的梦，

舒卷自如、穷尽变化。

谷底的幽兰是我的伴，

芳馨已埋入朴实的泥沙。

 

清晨，冷露沾湿了我，

暮昏，山岚缠绕着我。

这样广阔的大自然啊，

何惧风吹雨打、霜欺雪压！

 

一年一度我开了又败，

冬去春来我在希望中发芽。

在这喧闹的世界上，

我悄悄的、只是一朵野花。”

这朵在社会政治底层挣扎的野花，开放得也许并不多么绚丽，也不那么芬芳，但其柔韧卓立的姿态，却无法不让人动容。

这个尝尽悲苦的诗人，这个郁结义愤的诗人，长年在专制体制的无边铁幕下苟延残喘，在社会底层的污渠泥淖中摸爬滚打，却并没有就此沉沦或是堕落，更没有在体制面前奴颜卑膝、揣合逢迎，而是依旧选择让孤傲如野花的生命绽放出光彩。

这是东方大陆的暗黑时代遭到暴政巨轮碾压得几乎粉碎的野花，却也是一朵被压弯了腰身、依然能挣扎着屹立不倒的野花。幸运的是，它不是一花独放，也并非影弔形孤。在成都，在川渝大地，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县的很多地方，同时间有着许许多多挣扎在社会政治底层却又不甘随波逐流、不愿放弃独立人格、在心灵一隅径自追求真善美的民间诗人，或曰，地下诗人，甚至有，异见诗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宁愿孤贫也不愿依附权势，颂谀体制。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诗作，替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几乎全面沉沦的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挽回了至少那么一丁点的颜面。

这是阴云密布的暗夜里的一点微光。这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里的一曲哀歌。这是群芳争宠时一簇簇不识时务的野花。

野花与大地相伴，与丛生的荆棘相依偎，和宫廷的冠佩无缘。它们是大自然展现充沛生命的精灵，是卑微却骄傲的大地之子。

世间再不可一世的高墙终将会倒塌，再富可敌国的财富也终将会消失。可是柔韧的野花会依然卓立，会傲然绽放。

野花，在暗黑中等待，在希望中发芽。

写于二零二零年五月，改于二零二一年三、四月。美国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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