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廣：劉曉波逝世整整五年。五年來，中國又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劉曉波及他所主導的零八憲章依舊為禁忌話題。首先請您談談，年年紀念劉曉波的意義？

廖天琪：每個國家民族，每個社會都有一些固定的紀念日，這是集體記憶的表徵。我們知道在中國有些重要的日子是這個政權刻意要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的，比如：「六四」，這是刻在人們心中的日子，也是令政權心驚膽戰的一個日期。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死於中共暴政之手，不但他突然病入膏肓，突然死去的原因至今是一個未解之謎，而且他死後亦不準入土安葬，只能將骨灰沉入海底，讓他在中國大地上沒有墓碑，人們無處可以去祭奠他。如您所說，不僅他這個人，還有他的著作和最能代表他理念的「零八憲章」在中國也都被禁，可見劉曉波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和歷史上的一個符號，一個標誌，一個能讓極權政府發抖恐懼的心病。我們每年在7月13日紀念劉曉波，就是要提醒中共政權，你犯下的罪行不會被遺忘，不會被原諒，劉曉波是一個當代所有活着的中國人心中的偶像，他代表正義、勇敢、人道關懷和理想主義，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

二十世紀中國有許多人們必須記住的日子，特別是中共執政之後，歷年來犯下的彌天大罪，造成千萬人頭落地，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國家瀕臨破產的絕境，如反右、三年大饑荒、文革等等。還有一些值得人們追憶的如四五天安門事件、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三月十日西藏抗暴日等。當中國有一天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時，我們一定要做一些歷史的補遺，把這些日子定為紀念日。

法廣：去年的此時，在香港，儘管國安法已經開始實施，但仍有人繼續堅持公開舉辦悼念活動。而在一年後的今天，這種可能幾乎全無。您對此作何感想？

廖天琪：提到香港真是令人心痛。以往每年的六四，那數十萬人參加的維園燭光晚會多麼震撼人心，感動全世界！劉曉波的冤死也使得香港人對他難以忘懷， 在他的祭日人們會到海邊擺上祭壇來悼念他的亡靈。2007年香港回歸第十年，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談他的感想，他說：「北京政權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蠶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金錢收買和政治威懾的雙重壓力下，香港媒體的自律已經相當普遍。」他還說：「北京政權不是不想打碎『一國兩制』的構架，從他接受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經濟收賣和政治施壓的雙管齊下，不斷嘗試將自己的權力意志強加於香港。」劉曉波預言式的表述，現在不但成為事實，而且變本加厲。看看今天的香港，溫水變成滾燙的開水澆在香港這朵自由民主之花上，習近平政權明目張膽地把香港變成內地的城市，國安法兩年前落地以來，各個媒體封的封，編輯記者抓的抓，民主人士關的關，有些人被收押之後，很長時間都沒有走法律程序，沒有法庭審判，不明不白地待在獄中。香港的選舉法也按照北京意旨修改了。現在的港督李家超更是警察出身，唯北京馬首是瞻。

我們不得不佩服劉曉波前瞻性的分析，在上述的文章里，他也提到中共在港的統治策略是以「愛國主義」的大帽子壓人，「宣揚愛國才是愛港的獨裁愛國主義」。我們看到今年7月1日習近平赴港參加回歸25年慶典，發表談話就提出「愛國者治港」，這完全違背了當初所答應的「港人治港」的承諾。

凡此種種，真令人有滄海桑田、今夕何夕的感慨，香港的沉淪已是既定的事實，這更加令人懷念先知者的劉曉波。

法廣：中國共產黨將在今年秋季迎來二十大會議，這次會議能否為中國的民主化帶來些許希望？

廖天琪：俄羅斯普丁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不僅突破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底線，也造成全球經濟紊亂、供應鏈中斷、能源糧食的雙重危機，國際秩序和地緣政治架構都被普丁的「大俄羅斯主義」的野心給破壞了。而跟他同步起舞，甚至比他更早就在作強國夢的習近平，幾年前就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不過中國人的勤勞好強在短短數十年裡，創造了經濟奇蹟，為習近平民粹主義的「民族復興」做了更好的鋪墊。這兩個獨裁者在許多地方相濡以沫，彼此學習。普丁用移花接木手法，讓梅德韋傑夫客串一屆國家主席，然後華麗轉身再度登場，當上了俄羅斯萬年領袖的寶座，如果不死，直到2036年都會坐在俄羅斯權力巔峰上。習近平也玩弄同樣手法，早早修憲，將於今秋二十大上，就任第三屆的國家主席之位。

中共鐵了心要永遠霸佔住統治中國的金交椅，一切反對的力量和聲音都被扼殺在萌芽中。眾所周知，媒體的作用不僅是傳遞信息，讓人們有知情權，它也是監督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沒有新聞自由，那麼海外的媒體和海外的民主力量就可以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我們彙集世界各地反專制的民主力量，經常集會，相互交流，進行腦力激蕩，對中國現況提出批評，為中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不敢說能有什麼貢獻，但是至少是黑暗中的一點亮光，能帶給人們一絲安慰和希望。

法廣：最後請您介紹一下本次倫敦會議的大致情況。

廖天琪：以往幾年我們都在德國舉行追思儀式，雖然劉曉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對基督教感到非常親近，而且認同教義中的博愛、謙卑和贖罪的哲學。因此我們同德國的牧師朋友Roland Kühne每年都在教堂中舉行紀念活動。這次原來想在倫敦的西敏寺申請許可，舉行七一三的紀念，可惜沒有成功。英國的教會很謹慎，不願意跟「政治」議題沾上關係，怕得罪中共當局，這是我們被某些教堂拒絕的原因，很令我吃驚，深感不悅。西方教會在戰爭時期往往對暴力和權力縮頭縮腦，不敢保護受到迫害的平民，因此備受詬病。現在是承平時期，居然畏懼極權中國，不願我們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舉行追思活動。經過多方努力，才在Picccadilly Circle 皮卡迪利區的聖雅各St. James教堂爭取到許可。這是個建於18世紀的古老聖公會教堂，莊嚴美麗，位於倫敦中心，常舉辦各種音樂會和社區活動，被稱為是「自由主義」的教堂。

這次的紀念活動既是現場的，也同時在網上有實況轉播，邀請到的有民運界的人士如魏京生、王丹、王軍濤、胡平等和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他們是在網上發言；現場的有國際筆會亞洲部負責人、烏克蘭筆會的代表、英國筆會成員、香港社團代表、藏人駐倫敦代表和倫敦的民主人士如黃華、王冠儒、Steven Tseng等。

正如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朗律師Shirin Ebadi所說，劉曉波是世界的英雄，他永遠會被世界人民所銘記。Ebadi女士這一天剛好不在倫敦，否則她一定會來參加這個紀念活動。

在St. James教堂內的儀式長達70分鐘，有眾人的演講、短視頻和祝禱等，之後我們邀請與會者一同步行到倫敦中國使館前去示威抗議，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和因言獲罪的良心犯。為香港的自由和台灣的安全呼籲，為維護西藏和維吾爾及南蒙古的語言文化宗教不受侵犯而警示北京政府。

轉載自《法廣》

法廣：劉曉波逝世整整五年。五年來，中國又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劉曉波及他所主導的零八憲章依舊為禁忌話題。首先請您談談，年年紀念劉曉波的意義？

廖天琪：每個國家民族，每個社會都有一些固定的紀念日，這是集體記憶的表徵。我們知道在中國有些重要的日子是這個政權刻意要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的，比如：「六四」，這是刻在人們心中的日子，也是令政權心驚膽戰的一個日期。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死於中共暴政之手，不但他突然病入膏肓，突然死去的原因至今是一個未解之謎，而且他死後亦不準入土安葬，只能將骨灰沉入海底，讓他在中國大地上沒有墓碑，人們無處可以去祭奠他。如您所說，不僅他這個人，還有他的著作和最能代表他理念的「零八憲章」在中國也都被禁，可見劉曉波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和歷史上的一個符號，一個標誌，一個能讓極權政府發抖恐懼的心病。我們每年在7月13日紀念劉曉波，就是要提醒中共政權，你犯下的罪行不會被遺忘，不會被原諒，劉曉波是一個當代所有活着的中國人心中的偶像，他代表正義、勇敢、人道關懷和理想主義，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

二十世紀中國有許多人們必須記住的日子，特別是中共執政之後，歷年來犯下的彌天大罪，造成千萬人頭落地，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國家瀕臨破產的絕境，如反右、三年大饑荒、文革等等。還有一些值得人們追憶的如四五天安門事件、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三月十日西藏抗暴日等。當中國有一天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時，我們一定要做一些歷史的補遺，把這些日子定為紀念日。

法廣：去年的此時，在香港，儘管國安法已經開始實施，但仍有人繼續堅持公開舉辦悼念活動。而在一年後的今天，這種可能幾乎全無。您對此作何感想？

廖天琪：提到香港真是令人心痛。以往每年的六四，那數十萬人參加的維園燭光晚會多麼震撼人心，感動全世界！劉曉波的冤死也使得香港人對他難以忘懷， 在他的祭日人們會到海邊擺上祭壇來悼念他的亡靈。2007年香港回歸第十年，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談他的感想，他說：「北京政權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蠶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金錢收買和政治威懾的雙重壓力下，香港媒體的自律已經相當普遍。」他還說：「北京政權不是不想打碎『一國兩制』的構架，從他接受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經濟收賣和政治施壓的雙管齊下，不斷嘗試將自己的權力意志強加於香港。」劉曉波預言式的表述，現在不但成為事實，而且變本加厲。看看今天的香港，溫水變成滾燙的開水澆在香港這朵自由民主之花上，習近平政權明目張膽地把香港變成內地的城市，國安法兩年前落地以來，各個媒體封的封，編輯記者抓的抓，民主人士關的關，有些人被收押之後，很長時間都沒有走法律程序，沒有法庭審判，不明不白地待在獄中。香港的選舉法也按照北京意旨修改了。現在的港督李家超更是警察出身，唯北京馬首是瞻。

我們不得不佩服劉曉波前瞻性的分析，在上述的文章里，他也提到中共在港的統治策略是以「愛國主義」的大帽子壓人，「宣揚愛國才是愛港的獨裁愛國主義」。我們看到今年7月1日習近平赴港參加回歸25年慶典，發表談話就提出「愛國者治港」，這完全違背了當初所答應的「港人治港」的承諾。

凡此種種，真令人有滄海桑田、今夕何夕的感慨，香港的沉淪已是既定的事實，這更加令人懷念先知者的劉曉波。

法廣：中國共產黨將在今年秋季迎來二十大會議，這次會議能否為中國的民主化帶來些許希望？

廖天琪：俄羅斯普丁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不僅突破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底線，也造成全球經濟紊亂、供應鏈中斷、能源糧食的雙重危機，國際秩序和地緣政治架構都被普丁的「大俄羅斯主義」的野心給破壞了。而跟他同步起舞，甚至比他更早就在作強國夢的習近平，幾年前就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不過中國人的勤勞好強在短短數十年裡，創造了經濟奇蹟，為習近平民粹主義的「民族復興」做了更好的鋪墊。這兩個獨裁者在許多地方相濡以沫，彼此學習。普丁用移花接木手法，讓梅德韋傑夫客串一屆國家主席，然後華麗轉身再度登場，當上了俄羅斯萬年領袖的寶座，如果不死，直到2036年都會坐在俄羅斯權力巔峰上。習近平也玩弄同樣手法，早早修憲，將於今秋二十大上，就任第三屆的國家主席之位。

中共鐵了心要永遠霸佔住統治中國的金交椅，一切反對的力量和聲音都被扼殺在萌芽中。眾所周知，媒體的作用不僅是傳遞信息，讓人們有知情權，它也是監督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沒有新聞自由，那麼海外的媒體和海外的民主力量就可以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我們彙集世界各地反專制的民主力量，經常集會，相互交流，進行腦力激蕩，對中國現況提出批評，為中國未來發展提出建議，不敢說能有什麼貢獻，但是至少是黑暗中的一點亮光，能帶給人們一絲安慰和希望。

法廣：最後請您介紹一下本次倫敦會議的大致情況。

廖天琪：以往幾年我們都在德國舉行追思儀式，雖然劉曉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對基督教感到非常親近，而且認同教義中的博愛、謙卑和贖罪的哲學。因此我們同德國的牧師朋友Roland Kühne每年都在教堂中舉行紀念活動。這次原來想在倫敦的西敏寺申請許可，舉行七一三的紀念，可惜沒有成功。英國的教會很謹慎，不願意跟「政治」議題沾上關係，怕得罪中共當局，這是我們被某些教堂拒絕的原因，很令我吃驚，深感不悅。西方教會在戰爭時期往往對暴力和權力縮頭縮腦，不敢保護受到迫害的平民，因此備受詬病。現在是承平時期，居然畏懼極權中國，不願我們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舉行追思活動。經過多方努力，才在Picccadilly Circle 皮卡迪利區的聖雅各St. James教堂爭取到許可。這是個建於18世紀的古老聖公會教堂，莊嚴美麗，位於倫敦中心，常舉辦各種音樂會和社區活動，被稱為是「自由主義」的教堂。

這次的紀念活動既是現場的，也同時在網上有實況轉播，邀請到的有民運界的人士如魏京生、王丹、王軍濤、胡平等和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他們是在網上發言；現場的有國際筆會亞洲部負責人、烏克蘭筆會的代表、英國筆會成員、香港社團代表、藏人駐倫敦代表和倫敦的民主人士如黃華、王冠儒、Steven Tseng等。

正如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朗律師Shirin Ebadi所說，劉曉波是世界的英雄，他永遠會被世界人民所銘記。Ebadi女士這一天剛好不在倫敦，否則她一定會來參加這個紀念活動。

在St. James教堂內的儀式長達70分鐘，有眾人的演講、短視頻和祝禱等，之後我們邀請與會者一同步行到倫敦中國使館前去示威抗議，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和因言獲罪的良心犯。為香港的自由和台灣的安全呼籲，為維護西藏和維吾爾及南蒙古的語言文化宗教不受侵犯而警示北京政府。

轉載自《法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