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0年，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1】

这里所说的溃败也可称为溃烂，即所有的局部、所有的细胞的正常功能的同步丧失。

他认为中国社会溃败的主要迹象包括：【1】
（1）权力的失控。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2）潜规则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
（3）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急剧流失。
（4）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

孙先生的观点发表于十多年前。现在，对中国的状况稍有了解的人恐怕都会同意，这个社会的溃败比十多年前更严重了。由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溃败在当代人的有生之年里会越来越严重。

可以为孙先生的论述补充一点：社会的溃败和动荡不是对立的关系，而通常是因果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从最初的歌舞升平过去之后都是一路溃败下去，最后是血流成河的大规模动荡。以同样的视角来观察当今的王朝，也很难想象它能逃出这个魔咒。

宏观尺度上的社会溃败是由于微观尺度上的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的溃败。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又译祈克果）认为，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有自我、不愿有自我、不能有自我。在专制社会中，人们从一生下来就被剥夺了用自己内心生出的善恶是非观来判断和做人的权利，只靠恐惧感行走于社会之中，会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胡作非为。这样的社会不溃败也难。用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来诠释，这些人身处的状态是不知有自我。

即使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与众人的不同，如果他想要活出这个自我，就需要在生活的每个大大小小的选择中都要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比起随波逐流来辛苦太多。如果他发现这样做的代价远远大过收益，这样的状态就是不愿有自我。最后，对于那些愿意有自我的极少数人，去独立判断和行为就意味着逆社会大流而行。在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他们偃旗息鼓，心如槁木。这样的状态就是不能有自我。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上也有一些在找到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自我的路上取得不俗成就的人。明代思想家王阳明（1472 – 1529）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阳明在三十多岁时经历了其职业生涯的“溃败”，被廷杖、打入大狱，后远谪为贵州龙场（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属贵阳市）驿丞。他在龙场得到悟道的机缘，生命力由此大放光芒。阳明后半生的政绩和军功皆卓著，但他最看重的事是讲学。到后来，“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2】 晚明的思想空气 – 包括王学后继的学术活动和在平民社会中的实践以及许多人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 极为活跃，达到了春秋以来的最高峰，其中阳明当可说居功至伟。梁启超认为“睌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王阳明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3】

阳明也受到许多后世人物的推崇。蒋介石把其在台北郊外的寓所一带地区改名为阳明山。教育家陶行知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后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注：这两句话也出自王阳明），又改名为行知。”【4】

本文讨论王阳明的重要生命转折点“龙场悟道”以及他此后发展出的知行合一学说，希望一些人能从中得到在溃败大潮中自处的一些借鉴。所引用的资料主要出自《传习录》和关于王阳明的研究专著、论文。阳明认为人的主要学习方式不该是无休止地学习他人理论中的所有细节，而应该是在每日遭遇的各种情境、做的各种事情中体会、自省、提高。循着这个原则，本文不讨论王学的太多细节，而主要讨论其核心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1. 龙场悟道

明代的官方学术经典是《四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大学》。《大学》的基础概念是“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当时所有读书人都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四书》的官方解读版本是朱熹的注解。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是“即物而穷其理”，即如科学家在显微镜下研究草履虫那样追究万物之中的道理：“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5】

少年王阳明的学业即是在朱熹学说几乎一统天下的大环境中展开的。阳明自幼志向高远，“无书不读”，十二岁即与塾师辩：读书不是为科举及第，而是为作圣贤。对朱熹学说自然也下过一番苦工，却发现此路不通。

“因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阳明曾于京师其父官署中，取竹格之，以求穷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5】

正德元年（1505年），三十四岁的阳明在朝任低级官员，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下狱，后远谪于贵州龙场。在前往龙场的路上，阳明又被追杀，幸得逃脱。

在龙场，阳明发生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转变：

“(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时瑾憾（刘瑾当权的格局）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石棺）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即静思之意），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超脱自在）。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半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6】

从前，他到书中、到外界事物那里去寻找判断和行为的价值标准。这也就是世人所谓的“书呆子”的常见思维方式。人生跌入低谷时，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那天半夜，他“大悟” 的“格物致知之旨”是：最重要的“知”不该是从对竹子的研究得来，而该是从自己的心中得来。他发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也就是说，判断和行为不必靠书本里的教条或他人的指示。靠我自己的价值标准足矣。那一刻，他半生积累的知识见闻融会贯通，其整个世界观从此立在一块坚实的基石之上。

可以看到阳明的悟道经历的几个特征：
首先，悟道的时刻正是他身陷低谷的时刻。阳明的家世不凡，父亲王华曾中状元，也曾长期在朝为官；自己聪慧绝伦、心气高远，又兼青年得志，可谓是一帆风顺。不曾想在庙堂之上碰到硬钉子，被当众打四十大板羞辱，关入屋顶破漏（“天光入之”）、“深夜黠鼠时登床”的监狱，远赴龙场时又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好不容易安抵龙场，又发现当地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且刘瑾仍然专权朝堂，看不到人生前途的任何转机。
“可以说，在龙场悟道之前，阳明的人生一直充满着这样的惶惑。正德元年四十廷杖、随后身系囹圄以及谪赴龙场之途，都不时表现出阳明在入世与遗世（即遁出红尘）之间的紧张与焦虑的心态。……在廷杖之后与到达龙场之前这一时期，阳明频繁的占卜与读《易》记录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不安、徘徊与漂泊无定。”【6】

“他儿时即发愿成圣，一路懵懂、一路探索，最终走到一绝地，走到一石墎之中，这时已经无路可走，生命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如何绝地反击？如何死地重生？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就是在这种精神的纠结之中，在石墎阴暗的氛围之中，突然出现了一条线索、一道通孔、一缕光线，绝地逢生之‘道’由此而开启。”【6】

其次，中夜悟道虽然是阳明在事前完全预料不到的事，但事后观之，他已经为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做好了各种准备。比如，早在22岁进士不第时，阳明就有“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不得第时就气馁羞愧）为耻”这样的心境，说明他从年轻时就具有相当独立的判断能力。到了龙场，他的精神状态比随从们还要好，还可以给他们煮粥养病、“恢笑”解闷。当然，他不是没有困扰，只是他的困扰与随从们的困扰不在同一个层次。

悟道前，他的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对于最终的悟道颇为关键。对于古时候的多数读书人而言，圣人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牌位，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也问不出这样的问题。阳明如此提问，已经是把圣人当成了活生生的普通人、可以征询建议的朋友。他最终悟出的答案也正好是这个问题所指的方向：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最好的自己，而不是跟着他人鹦鹉学舌。俗话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阳明得到了悟道的机会，是因为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第三，悟道的愉悦极其强烈。“这是一种在思不通、想不开的人生困窘之际，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体验。这既是一种焦虑之释放，长期思维的纠结、情绪的紧张被解开，心灵从此敞开，自由而活泼；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充实，一种像海潮般的力量不知从何处溢出，生动而有力。《年谱》对阳明悟道之后获得的喜悦心情并无过分渲染，只是说‘不觉呼跃’。然观雷礼《国朝列卿纪》以及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所载，阳明悟道当晚通宵不寐，‘踊跃若狂者两日夜’，这完全是一种亢奋、狂喜的体验，一种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6】

很多人在其一生的某些节点上都有类似的心中诸多冲突和挣扎在某个机缘上化解融会的时刻。俗话说的“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说的都是这样的时刻。

地震需要地壳板块之间成百上千年互相挤压而积累的张力；互相挤压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张力越大，地震释放的能量也越大。悟道也需要人的各种冲突和挣扎之间的张力。机缘到时，各种张力瞬间释放，他就豁然开朗。这就是悟道。人在这些机缘中悟出的道理有大有小。因为阳明的思维方式是从问题的最深处开始思考，其悟道也就尤其困难，而一旦悟道，其愉悦也就尤其强烈。

从阳明悟道的内容来看，他将立身行事的最终决定权从身外的权威那里夺回到自己的手中，从依附于他人和外物变成自己独立行走，完成了从心之奴隶到自由人的飞跃。所以他解决的不只是此时此地的问题，而是困扰他一生的问题。这是阳明的愉悦如此强烈的原因之一。
最后，阳明在悟道后把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原则“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所以其悟道不是臆想，而更像是科学家们的“尤里卡时刻” (Eureka moment)，可以经得起多方面的检验，有相当多的真理的成分在其中。

2. 三个大陆上的“吾性自足”

可以把当代灵性作者托利 (Eckhart Tolle) 的顿悟与阳明的龙场悟道做个比较。这是他在其著名畅销书 The Power of Now 的序言中的讲述：【7】

“直到我三十岁那年，我一直生活在一种长期的焦虑之中，经常伴有自杀倾向和抑郁。……二十九岁生日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凌晨醒来，被一种彻底的绝望笼罩。此前我也经常在凌晨醒来，也被同样的绝望笼罩，但这次比从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夜的寂静、黑漆漆的屋内的家具的模糊的轮廓、远处火车的噪声 – 每个东西都那么陌生、充满敌意、毫无意义，它们让我恨透了这个世界。但在所有这些事之中，最让我憎恨的事是我自己的存在。背着这样可悲的包袱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继续这样的折磨？我感到我对毁灭和不再存在下去的渴盼要比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强烈得多。

“‘我不要跟我自己一起活下去了。’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萦绕。然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想法何等奇怪：‘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果我不愿意跟我自己一起活下去，那么我必然是两个人：那个‘我’和那个我不愿意与之一起活下去的‘自己’。’我想，‘也许，这两个之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

“这个想法让我如此震惊，我的思路停了下来。我的脑子里完全清醒，但没有念头流动。……我感到自己在被吸入一个真空 – 这真空是在我的体内，而不是在外面。忽然，我的恐惧完全消失，我让自己坠入那个真空。我不记得此后发生的事情了。

“窗外一只鸟的歌唱把我惊醒。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种歌唱……泪水涌出我的双眼。我起来，在屋子里走。我认出了这屋子，但我知道在此前我从没有真正看见过它。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全新的，好像是刚刚现身在这个世界上。我拿起一些东西：一只铅笔、一个空瓶子，为它们的美和鲜活而惊奇。

“那天我在城里转来转去，惊叹于每一个生命的奇迹，好像我刚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托利与王阳明的性格反差很大：托利深沉内敛，阳明则如其自号一样：阳光明亮。二人的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托利成长于当代西方民主社会，阳明生长于帝王专制的明朝。二人顿悟的背景也不同：托利长期焦虑抑郁，阳明则是仕途一时受挫。但两个顿悟也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都发生在半梦半醒之间。历史上另一些有名的顿悟，如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也是发生在半梦半醒之间。其原因或许是：人之所以走入困境，正是因为其早已习惯的老路已经走不通。王阳明和托利都是极为认真的人，而认真的人通常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半梦半醒时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下降，思绪容易偏离老路、信马由缰，反而邂逅颠覆已有认知格局的机遇。

其次，顿悟之前，二人都已经走在通向顿悟的路上。阳明问出了“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问题，托利则产生了痛恨自己的念头，进而意识到“我”可以决定那个“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反过来。

第三，顿悟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完成了从心之奴隶到自由人的飞跃。

最后，顿悟之后的愉悦同样强烈，并且不是如一般人获升迁、发意外之财得到的欢喜那样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阳明的临终遗言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而从他的生平言行来看，他不只是在临终时达到了“此心光明”的境界，而且在龙场悟道之后的几乎每个时间点上都是“此心光明”。托利说：“在顿悟后的五个月中，我活在一种从未间断的深深的平安和喜悦之中。其后，平安和喜悦的感觉减弱了一些，但这可能是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我的正常状态。…..即使是最美好的感觉也会有来有去，但重要的是，这些感觉之下的那种平安从那时起到现在从未离开过我。”【7】

托利的“悟道”将自己从长期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的悬崖边挽回。二十年后，他成为使数百万读者受益的精神导师。由此可见人心中蕴藏的潜力何等惊人。王阳明的悟道成为“其人生与思想发展之中一个最重要的节点，甚至在中国思想史中，‘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6】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蕴藏的无穷潜力。

托利在同一本书第一章的最开始写到：【7】

“一个乞丐在路边坐了三十多年了。一天有一个陌生人经过。‘给点零钱吧？’乞丐嘟囔着，机械地伸出他的破棒球帽。‘我没钱给你。’陌生人说。然后他问，‘你坐着的那是什么？’ ‘是个老箱子，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坐在它上面。’ ‘看过里面是什么吗？’ ‘没有，’乞丐说，‘有什么可看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打开看看吧，’ 陌生人坚持道。乞丐设法撬开了箱子时，他惊呆了。箱子里装满了黄金。

“我就是那个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只是请你看看里面有什么。不是看哪个箱子里，而是看你的心里。”

托利是在用他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在讲这个“吾性自足”的故事。

为什么意识到“吾性自足”如此之难，要王阳明和托利经过三十多年的挣扎、然后坠落到人生的最低点，再加上极为偶然的机缘才能觉悟？一个原因是，人在幼时都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中：做甲事，得到父母长辈称赞，便知是好事；做乙事，让父母长辈痛心疾首，便自觉羞愧。在这些活动中，价值的终极裁决者都是别人。所以人在长大时，时时在用他人的判断来指引自己的行为，总感觉到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日久天长，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之后，许多人便意识不到可以把判断和行事的主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不自觉地沿着行不通的老路一直走下去时，最后一定会走到死胡同中。但是反过来，未发觉自己的路是死路一条时，人总是会仍然抱有一线希望、仍会沿着老路走下去。只有所有的希望都彻底断掉时，才有可能撞见激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的契机。

尼采认为一个自由的精神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蜕变：骆驼、狮子和婴儿。骆驼的行事主权被他人掌握，狮子的行事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由骆驼蜕变到狮子自然并非易事，而外界的大刺激所导致的绝望和一些偶然的启发机缘都可能成为这个蜕变的催化剂。

在阳明龙场顿悟的七年后，即1515年，在遥远的欧洲，修道士马丁路德 “在准备一堂关于《圣经.罗马书》的课程时读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几个字，这让他陷入了沉思。最终，他意识到，一个人的灵魂的拯救不在于惧怕神或作宗教教条的奴隶，而只在于他对神的信心。这些日子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由此揭开。”【8】

与阳明的龙场悟道相似，路德这里的“悟道”也不是完全突然的事件，而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思想的铺垫。有了这些铺垫之后，“因信称义”几个字帮他完成了从“骆驼”到“狮子”的思想跃迁：一个人不需要教会或任何权威的中介即可凭信心直接与神沟通。

尽管华夏文明和欧洲文明在数千年之间几乎不曾有过任何显著的交汇点，不难看出相隔仅仅七年的王阳明和马丁路德的顿悟的内容何其相似。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立身行事，而不必屈服于某种权力、不必拜倒于某个权威的脚下、不必“为悦己者容”，这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中都是石破天惊的宣告。

还可以将阳明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与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宣告做个比较：【9】

“说出你心中最深沉的信念，它就是宇宙的真理，因为在时机到来时，最内在的就会变成最外在的，我们心中最初的那个念头就会被最后审判日的号角吹出，传回我们的耳中。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珍贵的品质就是：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他们说的不是别人的想法，而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一位长者试图给我讲说一些教会的原则。我说，如果我遵从我内心的规则，我与那些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那位尊敬的朋友说：‘但你这些冲动可能是从低下处来，不是从高尚处来。’我回答，‘我不觉得它们低下。可是，如果我是魔鬼的儿子，我决定按照魔鬼的方式生活。’”

阳明悟道的内容与爱默生的宣告异曲同工：我认为古圣先贤的某句话之所以有道理，不是因为它出自古圣先贤之口，而是因为我自己的价值观肯定了它有道理。我尊敬古圣先贤，不是因为他们被某些权力和权威封为圣贤，而是因为他们的说话和做事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

引言

2010年，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1】

这里所说的溃败也可称为溃烂，即所有的局部、所有的细胞的正常功能的同步丧失。

他认为中国社会溃败的主要迹象包括：【1】
（1）权力的失控。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2）潜规则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
（3）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急剧流失。
（4）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

孙先生的观点发表于十多年前。现在，对中国的状况稍有了解的人恐怕都会同意，这个社会的溃败比十多年前更严重了。由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溃败在当代人的有生之年里会越来越严重。

可以为孙先生的论述补充一点：社会的溃败和动荡不是对立的关系，而通常是因果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从最初的歌舞升平过去之后都是一路溃败下去，最后是血流成河的大规模动荡。以同样的视角来观察当今的王朝，也很难想象它能逃出这个魔咒。

宏观尺度上的社会溃败是由于微观尺度上的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的溃败。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又译祈克果）认为，人生有三种绝望：不知有自我、不愿有自我、不能有自我。在专制社会中，人们从一生下来就被剥夺了用自己内心生出的善恶是非观来判断和做人的权利，只靠恐惧感行走于社会之中，会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胡作非为。这样的社会不溃败也难。用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来诠释，这些人身处的状态是不知有自我。

即使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与众人的不同，如果他想要活出这个自我，就需要在生活的每个大大小小的选择中都要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比起随波逐流来辛苦太多。如果他发现这样做的代价远远大过收益，这样的状态就是不愿有自我。最后，对于那些愿意有自我的极少数人，去独立判断和行为就意味着逆社会大流而行。在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他们偃旗息鼓，心如槁木。这样的状态就是不能有自我。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上也有一些在找到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自我的路上取得不俗成就的人。明代思想家王阳明（1472 – 1529）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阳明在三十多岁时经历了其职业生涯的“溃败”，被廷杖、打入大狱，后远谪为贵州龙场（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属贵阳市）驿丞。他在龙场得到悟道的机缘，生命力由此大放光芒。阳明后半生的政绩和军功皆卓著，但他最看重的事是讲学。到后来，“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2】 晚明的思想空气 – 包括王学后继的学术活动和在平民社会中的实践以及许多人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 极为活跃，达到了春秋以来的最高峰，其中阳明当可说居功至伟。梁启超认为“睌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王阳明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3】

阳明也受到许多后世人物的推崇。蒋介石把其在台北郊外的寓所一带地区改名为阳明山。教育家陶行知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后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注：这两句话也出自王阳明），又改名为行知。”【4】

本文讨论王阳明的重要生命转折点“龙场悟道”以及他此后发展出的知行合一学说，希望一些人能从中得到在溃败大潮中自处的一些借鉴。所引用的资料主要出自《传习录》和关于王阳明的研究专著、论文。阳明认为人的主要学习方式不该是无休止地学习他人理论中的所有细节，而应该是在每日遭遇的各种情境、做的各种事情中体会、自省、提高。循着这个原则，本文不讨论王学的太多细节，而主要讨论其核心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1. 龙场悟道

明代的官方学术经典是《四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大学》。《大学》的基础概念是“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是当时所有读书人都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四书》的官方解读版本是朱熹的注解。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是“即物而穷其理”，即如科学家在显微镜下研究草履虫那样追究万物之中的道理：“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5】

少年王阳明的学业即是在朱熹学说几乎一统天下的大环境中展开的。阳明自幼志向高远，“无书不读”，十二岁即与塾师辩：读书不是为科举及第，而是为作圣贤。对朱熹学说自然也下过一番苦工，却发现此路不通。

“因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阳明曾于京师其父官署中，取竹格之，以求穷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5】

正德元年（1505年），三十四岁的阳明在朝任低级官员，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下狱，后远谪于贵州龙场。在前往龙场的路上，阳明又被追杀，幸得逃脱。

在龙场，阳明发生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转变：

“(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时瑾憾（刘瑾当权的格局）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石棺）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即静思之意），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超脱自在）。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半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6】

从前，他到书中、到外界事物那里去寻找判断和行为的价值标准。这也就是世人所谓的“书呆子”的常见思维方式。人生跌入低谷时，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那天半夜，他“大悟” 的“格物致知之旨”是：最重要的“知”不该是从对竹子的研究得来，而该是从自己的心中得来。他发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也就是说，判断和行为不必靠书本里的教条或他人的指示。靠我自己的价值标准足矣。那一刻，他半生积累的知识见闻融会贯通，其整个世界观从此立在一块坚实的基石之上。

可以看到阳明的悟道经历的几个特征：
首先，悟道的时刻正是他身陷低谷的时刻。阳明的家世不凡，父亲王华曾中状元，也曾长期在朝为官；自己聪慧绝伦、心气高远，又兼青年得志，可谓是一帆风顺。不曾想在庙堂之上碰到硬钉子，被当众打四十大板羞辱，关入屋顶破漏（“天光入之”）、“深夜黠鼠时登床”的监狱，远赴龙场时又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好不容易安抵龙场，又发现当地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且刘瑾仍然专权朝堂，看不到人生前途的任何转机。
“可以说，在龙场悟道之前，阳明的人生一直充满着这样的惶惑。正德元年四十廷杖、随后身系囹圄以及谪赴龙场之途，都不时表现出阳明在入世与遗世（即遁出红尘）之间的紧张与焦虑的心态。……在廷杖之后与到达龙场之前这一时期，阳明频繁的占卜与读《易》记录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不安、徘徊与漂泊无定。”【6】

“他儿时即发愿成圣，一路懵懂、一路探索，最终走到一绝地，走到一石墎之中，这时已经无路可走，生命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如何绝地反击？如何死地重生？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就是在这种精神的纠结之中，在石墎阴暗的氛围之中，突然出现了一条线索、一道通孔、一缕光线，绝地逢生之‘道’由此而开启。”【6】

其次，中夜悟道虽然是阳明在事前完全预料不到的事，但事后观之，他已经为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做好了各种准备。比如，早在22岁进士不第时，阳明就有“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不得第时就气馁羞愧）为耻”这样的心境，说明他从年轻时就具有相当独立的判断能力。到了龙场，他的精神状态比随从们还要好，还可以给他们煮粥养病、“恢笑”解闷。当然，他不是没有困扰，只是他的困扰与随从们的困扰不在同一个层次。

悟道前，他的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对于最终的悟道颇为关键。对于古时候的多数读书人而言，圣人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牌位，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毫无关系，所以也问不出这样的问题。阳明如此提问，已经是把圣人当成了活生生的普通人、可以征询建议的朋友。他最终悟出的答案也正好是这个问题所指的方向：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最好的自己，而不是跟着他人鹦鹉学舌。俗话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阳明得到了悟道的机会，是因为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第三，悟道的愉悦极其强烈。“这是一种在思不通、想不开的人生困窘之际，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体验。这既是一种焦虑之释放，长期思维的纠结、情绪的紧张被解开，心灵从此敞开，自由而活泼；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充实，一种像海潮般的力量不知从何处溢出，生动而有力。《年谱》对阳明悟道之后获得的喜悦心情并无过分渲染，只是说‘不觉呼跃’。然观雷礼《国朝列卿纪》以及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所载，阳明悟道当晚通宵不寐，‘踊跃若狂者两日夜’，这完全是一种亢奋、狂喜的体验，一种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6】

很多人在其一生的某些节点上都有类似的心中诸多冲突和挣扎在某个机缘上化解融会的时刻。俗话说的“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说的都是这样的时刻。

地震需要地壳板块之间成百上千年互相挤压而积累的张力；互相挤压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张力越大，地震释放的能量也越大。悟道也需要人的各种冲突和挣扎之间的张力。机缘到时，各种张力瞬间释放，他就豁然开朗。这就是悟道。人在这些机缘中悟出的道理有大有小。因为阳明的思维方式是从问题的最深处开始思考，其悟道也就尤其困难，而一旦悟道，其愉悦也就尤其强烈。

从阳明悟道的内容来看，他将立身行事的最终决定权从身外的权威那里夺回到自己的手中，从依附于他人和外物变成自己独立行走，完成了从心之奴隶到自由人的飞跃。所以他解决的不只是此时此地的问题，而是困扰他一生的问题。这是阳明的愉悦如此强烈的原因之一。
最后，阳明在悟道后把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原则“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所以其悟道不是臆想，而更像是科学家们的“尤里卡时刻” (Eureka moment)，可以经得起多方面的检验，有相当多的真理的成分在其中。

2. 三个大陆上的“吾性自足”

可以把当代灵性作者托利 (Eckhart Tolle) 的顿悟与阳明的龙场悟道做个比较。这是他在其著名畅销书 The Power of Now 的序言中的讲述：【7】

“直到我三十岁那年，我一直生活在一种长期的焦虑之中，经常伴有自杀倾向和抑郁。……二十九岁生日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凌晨醒来，被一种彻底的绝望笼罩。此前我也经常在凌晨醒来，也被同样的绝望笼罩，但这次比从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夜的寂静、黑漆漆的屋内的家具的模糊的轮廓、远处火车的噪声 – 每个东西都那么陌生、充满敌意、毫无意义，它们让我恨透了这个世界。但在所有这些事之中，最让我憎恨的事是我自己的存在。背着这样可悲的包袱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继续这样的折磨？我感到我对毁灭和不再存在下去的渴盼要比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强烈得多。

“‘我不要跟我自己一起活下去了。’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萦绕。然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想法何等奇怪：‘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如果我不愿意跟我自己一起活下去，那么我必然是两个人：那个‘我’和那个我不愿意与之一起活下去的‘自己’。’我想，‘也许，这两个之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

“这个想法让我如此震惊，我的思路停了下来。我的脑子里完全清醒，但没有念头流动。……我感到自己在被吸入一个真空 – 这真空是在我的体内，而不是在外面。忽然，我的恐惧完全消失，我让自己坠入那个真空。我不记得此后发生的事情了。

“窗外一只鸟的歌唱把我惊醒。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种歌唱……泪水涌出我的双眼。我起来，在屋子里走。我认出了这屋子，但我知道在此前我从没有真正看见过它。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全新的，好像是刚刚现身在这个世界上。我拿起一些东西：一只铅笔、一个空瓶子，为它们的美和鲜活而惊奇。

“那天我在城里转来转去，惊叹于每一个生命的奇迹，好像我刚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托利与王阳明的性格反差很大：托利深沉内敛，阳明则如其自号一样：阳光明亮。二人的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托利成长于当代西方民主社会，阳明生长于帝王专制的明朝。二人顿悟的背景也不同：托利长期焦虑抑郁，阳明则是仕途一时受挫。但两个顿悟也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都发生在半梦半醒之间。历史上另一些有名的顿悟，如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也是发生在半梦半醒之间。其原因或许是：人之所以走入困境，正是因为其早已习惯的老路已经走不通。王阳明和托利都是极为认真的人，而认真的人通常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半梦半醒时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下降，思绪容易偏离老路、信马由缰，反而邂逅颠覆已有认知格局的机遇。

其次，顿悟之前，二人都已经走在通向顿悟的路上。阳明问出了“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问题，托利则产生了痛恨自己的念头，进而意识到“我”可以决定那个“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反过来。

第三，顿悟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完成了从心之奴隶到自由人的飞跃。

最后，顿悟之后的愉悦同样强烈，并且不是如一般人获升迁、发意外之财得到的欢喜那样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阳明的临终遗言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而从他的生平言行来看，他不只是在临终时达到了“此心光明”的境界，而且在龙场悟道之后的几乎每个时间点上都是“此心光明”。托利说：“在顿悟后的五个月中，我活在一种从未间断的深深的平安和喜悦之中。其后，平安和喜悦的感觉减弱了一些，但这可能是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我的正常状态。…..即使是最美好的感觉也会有来有去，但重要的是，这些感觉之下的那种平安从那时起到现在从未离开过我。”【7】

托利的“悟道”将自己从长期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的悬崖边挽回。二十年后，他成为使数百万读者受益的精神导师。由此可见人心中蕴藏的潜力何等惊人。王阳明的悟道成为“其人生与思想发展之中一个最重要的节点，甚至在中国思想史中，‘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6】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蕴藏的无穷潜力。

托利在同一本书第一章的最开始写到：【7】

“一个乞丐在路边坐了三十多年了。一天有一个陌生人经过。‘给点零钱吧？’乞丐嘟囔着，机械地伸出他的破棒球帽。‘我没钱给你。’陌生人说。然后他问，‘你坐着的那是什么？’ ‘是个老箱子，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坐在它上面。’ ‘看过里面是什么吗？’ ‘没有，’乞丐说，‘有什么可看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打开看看吧，’ 陌生人坚持道。乞丐设法撬开了箱子时，他惊呆了。箱子里装满了黄金。

“我就是那个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只是请你看看里面有什么。不是看哪个箱子里，而是看你的心里。”

托利是在用他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在讲这个“吾性自足”的故事。

为什么意识到“吾性自足”如此之难，要王阳明和托利经过三十多年的挣扎、然后坠落到人生的最低点，再加上极为偶然的机缘才能觉悟？一个原因是，人在幼时都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中：做甲事，得到父母长辈称赞，便知是好事；做乙事，让父母长辈痛心疾首，便自觉羞愧。在这些活动中，价值的终极裁决者都是别人。所以人在长大时，时时在用他人的判断来指引自己的行为，总感觉到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日久天长，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之后，许多人便意识不到可以把判断和行事的主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不自觉地沿着行不通的老路一直走下去时，最后一定会走到死胡同中。但是反过来，未发觉自己的路是死路一条时，人总是会仍然抱有一线希望、仍会沿着老路走下去。只有所有的希望都彻底断掉时，才有可能撞见激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的契机。

尼采认为一个自由的精神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蜕变：骆驼、狮子和婴儿。骆驼的行事主权被他人掌握，狮子的行事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由骆驼蜕变到狮子自然并非易事，而外界的大刺激所导致的绝望和一些偶然的启发机缘都可能成为这个蜕变的催化剂。

在阳明龙场顿悟的七年后，即1515年，在遥远的欧洲，修道士马丁路德 “在准备一堂关于《圣经.罗马书》的课程时读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几个字，这让他陷入了沉思。最终，他意识到，一个人的灵魂的拯救不在于惧怕神或作宗教教条的奴隶，而只在于他对神的信心。这些日子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由此揭开。”【8】

与阳明的龙场悟道相似，路德这里的“悟道”也不是完全突然的事件，而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思想的铺垫。有了这些铺垫之后，“因信称义”几个字帮他完成了从“骆驼”到“狮子”的思想跃迁：一个人不需要教会或任何权威的中介即可凭信心直接与神沟通。

尽管华夏文明和欧洲文明在数千年之间几乎不曾有过任何显著的交汇点，不难看出相隔仅仅七年的王阳明和马丁路德的顿悟的内容何其相似。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立身行事，而不必屈服于某种权力、不必拜倒于某个权威的脚下、不必“为悦己者容”，这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中都是石破天惊的宣告。

还可以将阳明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与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宣告做个比较：【9】

“说出你心中最深沉的信念，它就是宇宙的真理，因为在时机到来时，最内在的就会变成最外在的，我们心中最初的那个念头就会被最后审判日的号角吹出，传回我们的耳中。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珍贵的品质就是：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他们说的不是别人的想法，而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一位长者试图给我讲说一些教会的原则。我说，如果我遵从我内心的规则，我与那些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那位尊敬的朋友说：‘但你这些冲动可能是从低下处来，不是从高尚处来。’我回答，‘我不觉得它们低下。可是，如果我是魔鬼的儿子，我决定按照魔鬼的方式生活。’”

阳明悟道的内容与爱默生的宣告异曲同工：我认为古圣先贤的某句话之所以有道理，不是因为它出自古圣先贤之口，而是因为我自己的价值观肯定了它有道理。我尊敬古圣先贤，不是因为他们被某些权力和权威封为圣贤，而是因为他们的说话和做事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