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人崇拜造就了独裁者，还是独裁者制造了个人崇拜？事实上，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二战前的魏玛共和国，有着一套无可指责的民主选举制度，却在希特勒一系列阴谋下被破坏，同时，因希特勒让德国经济复苏、并提出一些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的关键要素相吻合的民粹主义政纲，使民众对希特勒的施政期待空前高涨，在民众的狂热追捧下，他无阻挡地独揽了国家大权，踏上了独裁者专制政体之路。而对于已经实施专制政体的国家，独裁者及其帮凶自导自演，使个人崇拜常态化，弥漫在整个社会，是必做、且輕而易舉的事。

不论怎样的独裁者，都需要个人崇拜。受万民仰慕的感觉，不仅仅是满足“官大学问大”的无耻虚荣心，更不是因为看重民意希望得到民众拥戴。十分清楚，独裁者只是在利用民众：或者在获得绝对权力之前，需要大众的支持；或者在已经得到绝对权力之后，为了稳定社会根基以保障他的权力宝座的坚实。对于独裁者来说，个人崇拜就是驾驭术，操控人的思想，制造出拜他为“神”、以他的话语为天条、一心一意追随他的大众。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那些不管是智商高的和还是低的，是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踏入独裁者陷阱，对其产生狂热的崇拜呢？又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总还有人始终冷静能够跳出个人崇拜的陷阱呢？

首先，从人的天性上来说，人类具有偶像情结，仰慕英雄的心理。表现在对自己无法企及的壮举的践行者，怀有崇敬的心情；对杰出的专业人士，愿意追随，充当铁粉等等。其次，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时代，还是在原始社团联盟被凝聚为等级制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后，在统治结构的秩序上，始终推崇“首长”领导模式。这种具有渊源的模式会对人产生思维惯性，容易敬畏、信赖最高权力者。最后，与天性并存的还有理性，它是人类的特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个人崇拜有时是可以被自主选择要或摒弃的，至少可以不狂热。

谈到人的天性，会想到天性的不可违性，“你可以拿草耙一时驱走天性，但它总会跑回来。。。”（贺拉斯语）。是不是说，个人崇拜对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当然不是。对此，要分清一个概念：偶像情结是一种天然情感，但不等于天然接受被指定崇拜对象。如同爱情是人的天然情感，但选择爱哪个人则是个体的意愿。就是说，“情感”与“情感支配下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感”本身是自然存在的，“行为”却是可以被理性支配。所以，在不作独立思考，缺乏理智时，这种天然的情感是会被人利用的，结果出现被导入到对某个野心家的狂热崇拜中。

那又如何看待在等级制的政治秩序下，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政体，塔尖上都是一国之长的领导模式所造成领袖崇高感？实际上，依然保留这种崇高感思维惯性的人，大多是非民主国家的百姓。在民主政体里，选举制打破了无端崇拜的现象。人们很清楚，“区别不在于等级制，而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了限制（弗朗西斯·福山语）”。即，顶端位置一样，位置上的人的权力完全不一样，造成了不同体制的统治者的心态和行为具有巨大差异。权力受限的民选总统，业绩摆明在台面，第四权的眼睛时刻盯着，法治的宝剑高悬着，岂敢胡作非为？想得到民众拥戴，得靠非凡的施政业绩才能得到。前不久遭遇意外而去世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每篇悼念词文下，都跟着几百条内容不一、情真意切的不同语言的未名留言，这样超越国界的敬仰源自安倍晋三前首相生前的人格魅力、杰出的内政外交成绩，而非鼓吹宣传的结果。这些是专制独裁者望尘莫及的。

解决了如上概念，对如何甄别个人崇拜，就比较清楚了。简单地说，个人崇拜就是非自主性的仰慕，被利用的天性。产生崇拜的“来源”是判断是否进入个人崇拜陷阱的标准。源于本人自由意愿的敬仰是自我选择下的真情流露，否则是掉入陷阱、被洗脑教育的结果。需要指出，被大量的群体声浪挟裹下的选择，是趋众心理，不应看作是自由意愿。

在极权之下，个人崇拜的孵化，从来都不仅仅是温和的宣传机器运作下的结果，一定伴随着国家暴力。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有一句话：“权力就是撕碎人的思想再重新拼凑成新的模样”。如此恣意妄为的权力，将“思想改造”“再教育”变成赤裸裸的行动口号，反人类地要灭绝所有人的自由思想。他们用铁拳镇压异议者，用恐吓噤声民众，用谎言掩盖真相，用吹嘘制造伟绩，硬生生地将对领袖的崇拜和对党的热爱装进了大众的脑袋里，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当神化的独裁者被孵化出来后，他必定反哺孵化器，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个专制体制，因为他深谙保体制就是保皇位。专制政体正是独裁者拥有绝对权力的保证。

拜神造势的启动，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里，一般是在登上党总书记宝座之时开始，当完成了党、政、军大权归集于一身，独裁者赫然出现之后，便会全面展开，军队宣誓效忠，臣子卑躬屈膝。依附皇权、居于顶层的亲信佞臣，将各种“神性”光环带在独裁者的脑袋上，越吹捧，越以示效忠，他们清楚其富贵和地位全仰仗独裁者的心情。在绝对权力的威力下，整个国家陷入造神氛围中，国家宣传机器和国家暴力机器开足马力，以同样版本、同样的手法，鼓噪新的神降临了。从“人民大救星”到“人民领袖”；从“天才论”到“核心论”；从红宝书“语录”，到红宝书“思想”；一顶“英明伟大舵手”的翎子，老旧破烂，却依然喜爱，洋洋得意戴上头，个人崇拜的大氅如龙袍加身终于披在了独裁者身上。随后，便是主旋律“万岁！万万岁！”。同步，民众也完成了从旧神到新神的认知过渡。

除了强硬的高压及信息封锁等手段外，中国在打开国门后，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对民众进行思想操控，继续稳固领袖神像，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原因。社会快速物质化，与记忆中曾经的贫穷形成反差，人们陶醉在享乐中，对丧失自由毫无感觉，甚至活得毫无尊严也不在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走进了中国。在极权统治下，中国民众从来没有普世价值的概念，也没有公民的意识，权力者可以毫无障碍地制定出各种对人从思想到行为的“限定”，而民众全盘接受，只要能够让他们吃喝玩乐开心就行。只寻求感官得到满足、脑袋无思想、品行极端自私、心里只有仇恨，这样的民众必然成为忠诚于专制机器的粉红和战狼。

一旦用极权手段将对统治者的个人崇拜种植到民众大脑里，其恶果会让人在精神思想上陷于自绝于文明世界的境地。中国目前的状况是这方面的典型示例。粉红、战狼脑中的所有观念都是被极权机器蛊惑灌输进去的，大内宣鼓噪声经久刺激，全面的浸染使人思维僵化，并产生特定的认知反应：党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的话是真理，要无条件服从他的决定。在这种绝对效忠、崇拜的意识下，多数人不敢想象、不敢说出社会的黑暗不公的根源是极权统治，是因为权力不受限的国家最顶层蔑视人民造成的；奴化教育下，很多人自己分明是韭菜，却处处维护镰刀，并把自己当镰刀去砍伐同类；他们对单一来源的信息坚信不疑，更认识不到统治者的官方教科书使他们从接受教育初始人性就开始被逐步逆转了。极端之恶培育出了平庸之恶，没有了道德底线，没有了善恶分辨能力，上下沆瀣一气，屡屡出现与人类文明反向的野蛮行为，招致国际社会的侧目。

由于粉红和战狼的基础认知被信条化、程式化，因此他们无法对事实做分辨，只会用自己僵化的思维和混乱的逻辑胡搅蛮缠；加之，统治者为百姓限定的是猪圈生活，因此，品味低下，盛行物质攀比，物质成为占据人们精神欲壑的填充物。这就解释了几种常见现象：其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自己的生活；关注只停留在低阶的物质层面上。其二、正常的人难以和粉红、战狼交流，用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其三、粉红、战狼喜爱谩骂、侮辱，言语中充满着仇恨。其四、无知、没有常识，却为自己颠倒是非的三观而得意。其五、头顶着一口井，人在海外，看到的仍是那片天。其六、每次发生国际事件时，总是做出与文明理念相反的错误选项。种种现象还很多，不胜枚举。

可悲的是，思想被深度改造的人，大多不可回转。所以刘晓波先生说“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不无道理。那就是要对未来N个世代的人进行人类通识、普世价值教育，让中国的新生代走出奴性思维的泥潭，恢复人性。否则，即便旧的独裁者被推翻，新的独裁者依然会被民众膜拜，专制轮回不可避免再次发生。想想近在眼前的俄罗斯和普京便知。因此，要消除这种危害，教育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对于时刻想着控制一切的专制政体，他们最担心对教育失控，害怕人们传播知识、说出真相，使年轻人觉醒，所以，对中国整个民间教育培训行业进行了打击。那些被铁拳击倒，站起来却是跳跃的有识之士们，转向网络，推荐有良善内容的好书，继续教学，无论他们是因为生存之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高压之下，依然履行教书育人职责，会让人的致敬之感悠然而起！培养中国人热爱读书，喜欢知识，喜爱科学，学会外语，是启蒙中国年轻一代思想的润物雨露，是踏踏实实地在改变劣质的国民性。

“个人崇拜”，从某种意义上会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受过“思想改造”荼毒的人，即便已经身在海外，是反共反独裁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以这样的模式去作选项。对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不同于对娱乐明星的崇拜，后者仅仅影响部分群体里的个人生活，前者则可能会是一个社会的灾难开始。所以，要避免陷入对某人狂热拥护，冷静思考，保持理性才能判断真伪、良恶，把某个人当救世主，实际上就是在参与一项人为的造神活动，极大可能促使新的“独裁者”出现。

在政治活动中，选择符合普世价值构成的理念，支持并与秉承这样的理念的人为伍才是正确选项。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说得好：“不要跟人，要跟着理念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无大台、无领袖，以“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的理念聚集了二百多万的民众，以全新的运动方式向专制政权挑战。受香港文化、英式教育培养的香港新生代，拥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与文明世界同步的思想意识。同为年轻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环境，造就出了香港、内地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出现两种不同人格的人的原因，是那么清楚明了，极权独裁专制是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中共将马列主义本土化，取儒家文化中的愚民术部分、法家文化中的驭民术部分，再以马列主义的极权统治术为主导，形成了实施性很强的党文化，在高压下成功地逆转了许多中国百姓的良善人性，人性中的恶在中国大行其道。受这种党文化的熏染，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怪异，思想内容陈腐，举止行为野蛮，如同行走在当今世界上的奴隶标本。从：贱民/奴隶、皇帝、中央/皇权集权制，到：韭菜/粉红、独裁者、一党/领袖专制政体，借着马列还魂两千年皇权农奴制！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摆脱这千年皇权制的轮回？！不怕路远，一路吹起进军的号角！

石一澜 2022年8月15日

 



是个人崇拜造就了独裁者，还是独裁者制造了个人崇拜？事实上，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二战前的魏玛共和国，有着一套无可指责的民主选举制度，却在希特勒一系列阴谋下被破坏，同时，因希特勒让德国经济复苏、并提出一些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的关键要素相吻合的民粹主义政纲，使民众对希特勒的施政期待空前高涨，在民众的狂热追捧下，他无阻挡地独揽了国家大权，踏上了独裁者专制政体之路。而对于已经实施专制政体的国家，独裁者及其帮凶自导自演，使个人崇拜常态化，弥漫在整个社会，是必做、且輕而易舉的事。

不论怎样的独裁者，都需要个人崇拜。受万民仰慕的感觉，不仅仅是满足“官大学问大”的无耻虚荣心，更不是因为看重民意希望得到民众拥戴。十分清楚，独裁者只是在利用民众：或者在获得绝对权力之前，需要大众的支持；或者在已经得到绝对权力之后，为了稳定社会根基以保障他的权力宝座的坚实。对于独裁者来说，个人崇拜就是驾驭术，操控人的思想，制造出拜他为“神”、以他的话语为天条、一心一意追随他的大众。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那些不管是智商高的和还是低的，是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踏入独裁者陷阱，对其产生狂热的崇拜呢？又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总还有人始终冷静能够跳出个人崇拜的陷阱呢？

首先，从人的天性上来说，人类具有偶像情结，仰慕英雄的心理。表现在对自己无法企及的壮举的践行者，怀有崇敬的心情；对杰出的专业人士，愿意追随，充当铁粉等等。其次，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时代，还是在原始社团联盟被凝聚为等级制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后，在统治结构的秩序上，始终推崇“首长”领导模式。这种具有渊源的模式会对人产生思维惯性，容易敬畏、信赖最高权力者。最后，与天性并存的还有理性，它是人类的特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个人崇拜有时是可以被自主选择要或摒弃的，至少可以不狂热。

谈到人的天性，会想到天性的不可违性，“你可以拿草耙一时驱走天性，但它总会跑回来。。。”（贺拉斯语）。是不是说，个人崇拜对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当然不是。对此，要分清一个概念：偶像情结是一种天然情感，但不等于天然接受被指定崇拜对象。如同爱情是人的天然情感，但选择爱哪个人则是个体的意愿。就是说，“情感”与“情感支配下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感”本身是自然存在的，“行为”却是可以被理性支配。所以，在不作独立思考，缺乏理智时，这种天然的情感是会被人利用的，结果出现被导入到对某个野心家的狂热崇拜中。

那又如何看待在等级制的政治秩序下，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政体，塔尖上都是一国之长的领导模式所造成领袖崇高感？实际上，依然保留这种崇高感思维惯性的人，大多是非民主国家的百姓。在民主政体里，选举制打破了无端崇拜的现象。人们很清楚，“区别不在于等级制，而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了限制（弗朗西斯·福山语）”。即，顶端位置一样，位置上的人的权力完全不一样，造成了不同体制的统治者的心态和行为具有巨大差异。权力受限的民选总统，业绩摆明在台面，第四权的眼睛时刻盯着，法治的宝剑高悬着，岂敢胡作非为？想得到民众拥戴，得靠非凡的施政业绩才能得到。前不久遭遇意外而去世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每篇悼念词文下，都跟着几百条内容不一、情真意切的不同语言的未名留言，这样超越国界的敬仰源自安倍晋三前首相生前的人格魅力、杰出的内政外交成绩，而非鼓吹宣传的结果。这些是专制独裁者望尘莫及的。

解决了如上概念，对如何甄别个人崇拜，就比较清楚了。简单地说，个人崇拜就是非自主性的仰慕，被利用的天性。产生崇拜的“来源”是判断是否进入个人崇拜陷阱的标准。源于本人自由意愿的敬仰是自我选择下的真情流露，否则是掉入陷阱、被洗脑教育的结果。需要指出，被大量的群体声浪挟裹下的选择，是趋众心理，不应看作是自由意愿。

在极权之下，个人崇拜的孵化，从来都不仅仅是温和的宣传机器运作下的结果，一定伴随着国家暴力。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有一句话：“权力就是撕碎人的思想再重新拼凑成新的模样”。如此恣意妄为的权力，将“思想改造”“再教育”变成赤裸裸的行动口号，反人类地要灭绝所有人的自由思想。他们用铁拳镇压异议者，用恐吓噤声民众，用谎言掩盖真相，用吹嘘制造伟绩，硬生生地将对领袖的崇拜和对党的热爱装进了大众的脑袋里，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当神化的独裁者被孵化出来后，他必定反哺孵化器，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个专制体制，因为他深谙保体制就是保皇位。专制政体正是独裁者拥有绝对权力的保证。

拜神造势的启动，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里，一般是在登上党总书记宝座之时开始，当完成了党、政、军大权归集于一身，独裁者赫然出现之后，便会全面展开，军队宣誓效忠，臣子卑躬屈膝。依附皇权、居于顶层的亲信佞臣，将各种“神性”光环带在独裁者的脑袋上，越吹捧，越以示效忠，他们清楚其富贵和地位全仰仗独裁者的心情。在绝对权力的威力下，整个国家陷入造神氛围中，国家宣传机器和国家暴力机器开足马力，以同样版本、同样的手法，鼓噪新的神降临了。从“人民大救星”到“人民领袖”；从“天才论”到“核心论”；从红宝书“语录”，到红宝书“思想”；一顶“英明伟大舵手”的翎子，老旧破烂，却依然喜爱，洋洋得意戴上头，个人崇拜的大氅如龙袍加身终于披在了独裁者身上。随后，便是主旋律“万岁！万万岁！”。同步，民众也完成了从旧神到新神的认知过渡。

除了强硬的高压及信息封锁等手段外，中国在打开国门后，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对民众进行思想操控，继续稳固领袖神像，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原因。社会快速物质化，与记忆中曾经的贫穷形成反差，人们陶醉在享乐中，对丧失自由毫无感觉，甚至活得毫无尊严也不在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走进了中国。在极权统治下，中国民众从来没有普世价值的概念，也没有公民的意识，权力者可以毫无障碍地制定出各种对人从思想到行为的“限定”，而民众全盘接受，只要能够让他们吃喝玩乐开心就行。只寻求感官得到满足、脑袋无思想、品行极端自私、心里只有仇恨，这样的民众必然成为忠诚于专制机器的粉红和战狼。

一旦用极权手段将对统治者的个人崇拜种植到民众大脑里，其恶果会让人在精神思想上陷于自绝于文明世界的境地。中国目前的状况是这方面的典型示例。粉红、战狼脑中的所有观念都是被极权机器蛊惑灌输进去的，大内宣鼓噪声经久刺激，全面的浸染使人思维僵化，并产生特定的认知反应：党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的话是真理，要无条件服从他的决定。在这种绝对效忠、崇拜的意识下，多数人不敢想象、不敢说出社会的黑暗不公的根源是极权统治，是因为权力不受限的国家最顶层蔑视人民造成的；奴化教育下，很多人自己分明是韭菜，却处处维护镰刀，并把自己当镰刀去砍伐同类；他们对单一来源的信息坚信不疑，更认识不到统治者的官方教科书使他们从接受教育初始人性就开始被逐步逆转了。极端之恶培育出了平庸之恶，没有了道德底线，没有了善恶分辨能力，上下沆瀣一气，屡屡出现与人类文明反向的野蛮行为，招致国际社会的侧目。

由于粉红和战狼的基础认知被信条化、程式化，因此他们无法对事实做分辨，只会用自己僵化的思维和混乱的逻辑胡搅蛮缠；加之，统治者为百姓限定的是猪圈生活，因此，品味低下，盛行物质攀比，物质成为占据人们精神欲壑的填充物。这就解释了几种常见现象：其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自己的生活；关注只停留在低阶的物质层面上。其二、正常的人难以和粉红、战狼交流，用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其三、粉红、战狼喜爱谩骂、侮辱，言语中充满着仇恨。其四、无知、没有常识，却为自己颠倒是非的三观而得意。其五、头顶着一口井，人在海外，看到的仍是那片天。其六、每次发生国际事件时，总是做出与文明理念相反的错误选项。种种现象还很多，不胜枚举。

可悲的是，思想被深度改造的人，大多不可回转。所以刘晓波先生说“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不无道理。那就是要对未来N个世代的人进行人类通识、普世价值教育，让中国的新生代走出奴性思维的泥潭，恢复人性。否则，即便旧的独裁者被推翻，新的独裁者依然会被民众膜拜，专制轮回不可避免再次发生。想想近在眼前的俄罗斯和普京便知。因此，要消除这种危害，教育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对于时刻想着控制一切的专制政体，他们最担心对教育失控，害怕人们传播知识、说出真相，使年轻人觉醒，所以，对中国整个民间教育培训行业进行了打击。那些被铁拳击倒，站起来却是跳跃的有识之士们，转向网络，推荐有良善内容的好书，继续教学，无论他们是因为生存之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高压之下，依然履行教书育人职责，会让人的致敬之感悠然而起！培养中国人热爱读书，喜欢知识，喜爱科学，学会外语，是启蒙中国年轻一代思想的润物雨露，是踏踏实实地在改变劣质的国民性。

“个人崇拜”，从某种意义上会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受过“思想改造”荼毒的人，即便已经身在海外，是反共反独裁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以这样的模式去作选项。对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不同于对娱乐明星的崇拜，后者仅仅影响部分群体里的个人生活，前者则可能会是一个社会的灾难开始。所以，要避免陷入对某人狂热拥护，冷静思考，保持理性才能判断真伪、良恶，把某个人当救世主，实际上就是在参与一项人为的造神活动，极大可能促使新的“独裁者”出现。

在政治活动中，选择符合普世价值构成的理念，支持并与秉承这样的理念的人为伍才是正确选项。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说得好：“不要跟人，要跟着理念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无大台、无领袖，以“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的理念聚集了二百多万的民众，以全新的运动方式向专制政权挑战。受香港文化、英式教育培养的香港新生代，拥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与文明世界同步的思想意识。同为年轻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环境，造就出了香港、内地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出现两种不同人格的人的原因，是那么清楚明了，极权独裁专制是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中共将马列主义本土化，取儒家文化中的愚民术部分、法家文化中的驭民术部分，再以马列主义的极权统治术为主导，形成了实施性很强的党文化，在高压下成功地逆转了许多中国百姓的良善人性，人性中的恶在中国大行其道。受这种党文化的熏染，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怪异，思想内容陈腐，举止行为野蛮，如同行走在当今世界上的奴隶标本。从：贱民/奴隶、皇帝、中央/皇权集权制，到：韭菜/粉红、独裁者、一党/领袖专制政体，借着马列还魂两千年皇权农奴制！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摆脱这千年皇权制的轮回？！不怕路远，一路吹起进军的号角！

石一澜 2022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