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的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此前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长达十八年，1935年10月朱毛红军落脚延安之后，中央筹备召开“七大”，但时机一直不成熟,就是说毛泽东对自己做实最高权力还没有把握。
一
当时的延安并不平静，党内大佬明争暗斗，逐步掌握实际权力的毛泽东为清理门户、全面掌控局面，于1942年初发动了以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名的为期三年“整风运动”——又称“抢救干部运动”或“抢救失足者运动”，其实说白了，这就是整人运动，由毛主导党内互斗相互举报，他为召开“七大”清理门户，坐山观虎斗，专治各种不服，透过人人“洗脑筋”，目的就是把听话的提拔上来，不听话的压下去，哪怕是王明、博古这样的共产国际“大佬”、党内大佬也照样被清理、被制服，据称有三万名干部被清洗。
“七大”前的1942年，距今已整整八十年了。80年前，毛泽东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当时的很多人没能完全看出，甚至被迫害致死也没能整明白。如今的中共，也同样让人去猜：他们的二十大“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是通过类似整风的政治运动来夺权，来实现连任、东施效毛吗？
1942年5月，一位名叫孙平的俄国人来到延安，出任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和塔斯社的外派记者，他透过这次整风运动，非常清楚地看透中共内斗的本质。他在《延安日记》说出了“七大”前的政治运动风向：“整风无疑是一个政治运动”，“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我想弄清整风的实质。但中共的党内生活大都是秘密的，只能从党的公开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气氛去推断。别的一切情况都谨慎地对我们隐瞒了。”如此气氛，如此推断，如此被隐瞒，依然如今天“二十大”之前的模样。
“二十大”之前，中共主要的政策就是对党内选择性反腐，对全民则实行名为防范新冠疫情的历时近三年的极端防疫动态清零运动，导致经济严重衰退，中小企业成批倒闭，人员大量失业，每年千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全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千元及千元以下，月收入2000元及以下的高达9亿人，这组数字触目惊心。这可以说是一场新时期的“整风运动”，让十四亿人统统陷入一场残酷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内斗之中。
从1942年到1944年为期三年的整风运动，当时仅限于延安边区，而今天的“整风运动”，却蔓延到全国每一个角落，“政治运动中的一粒灰，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从2020年初到如今，清零政策衍生出疫苗产业、核酸产业、隔离产业，核酸之暴利不亚于贩卖鸦片，正常的经济却大大翻车且根本不管，因为这三年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政治运动高压之下，让各级官员对上服服帖帖，借机争权夺利，对下鱼肉百姓，薅羊毛，割韭菜，不计民生、民权、民产。这一切，都是为了喜迎“二十大”，一如当年的迎接“七大”。
二
抗战之初，民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提出：“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躲在延安后方的中共党政军并不真正抗日，毛泽东轰轰烈烈地发起的所谓整风运动，乃是一场夺权的政治运动，举全组织之力，以“全过程民主”的方式，透过清洗和整人来实现“喜迎七大”，确保毛泽东连任，掌控组织程序上和实际的最高权力，专制党内各种不服，一直到你服服帖帖为止。
初到延安的俄罗斯人孙平，一开始并不明白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真实目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中国上下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毛泽东是利用抗日夺权，并不是真正抗日，他说，“毛泽东把矛头转向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大敌。”至于抗击日本侵略军这一大敌，那是国军的事情，是美军的事情，是苏军的事情，并不是共军的事情。
毛泽东只想着自己能不能获得最高权力，而不管民众死活。毛泽东在上面如此不抵抗，必然导致上行下效。1942年9月18日，孙平从延安到达山西贺龙所在的120师部驻地，他写道：“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军队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包围了。孙平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辩解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但当孙平等外国人下马和战士们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才承认，说了实话：“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双方配合默契，利益分享，相安无事。
孙平指，“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遗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孙平到前线去跑了这一趟，使他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侵华军队：“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为自己捞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和资源。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三
军人不打仗，不抗日，躲在大后方干什么？腐败和夺权。孙平和同事尤任在延安看到了种植与贩卖鸦片的一幕，1942年8月2日的日记载：“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到：‘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延安高级党校校长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是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1943年1月29日，孙平的日记写道：“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地是延安特区。这些部队大体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结。”
1943年9月22日，孙平的当天日记记载，“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
毛泽东控制的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中共的历史史料把鸦片生意称为“特货生意”）。内部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
抗战进入关键时刻，延安成为国际人士的观察点，毛泽东感到“鸦片生意有点见不得人”。1944年4月28日，孙平的日记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著名的359旅（王震率领的部队，经营着南泥湾）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毛泽东此举试图利用美国来施压民国政府来抢夺更多的地盘和军事援助，至于损失点罂粟也就在所不惜了。
四
延安控制的共军不抗日，延安边区沦为彻头彻尾的大后方，当毛泽东被孙平发现贩卖鸦片之后，后来又被发现他与日军勾结，1945年8月18日，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之后，孙平日记写道：“日军在我们（指苏军）的前线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在有些地方，他们已开始投降……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1945年8月19日，孙平的日记写道：“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军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批一批地离开延安。”
1945年8月21日，孙平的日记记述了毛泽东对其知晓延安与日军勾结的秘密后，“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就译成密码，发往延安。”
中共军和中央政府军向各地铺开，中共下一盘大棋，发动国共内战，实际上为了让延安的山大王毛泽东获得更多的赌资，在王明日记里提到原本不堪中央军围剿而欲流亡苏联的毛泽东延安政府，因日本侵华之祸而得福，经过八年时间站稳脚跟，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抗战后迅速改换门庭，要夺取全国政权，取代民国政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从此定于一尊，掌权到死才算折腾完。
五
按照孙平对毛泽东的说法，孙平相信毛泽东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在1944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次我与毛泽东谈话时，他说：‘领导中国不需要懂马列主义！主要的是要懂中国，懂得中国的需要……。’”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并不需要马列主义，不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急需卢布和军援），不需要美国和盟军（急需美元和美军的武器装备），不需要联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只需要打倒），也不需要王明、博古等马列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足以可以利用的棋子而已，中国只需要他毛泽东掌握最高权力，通天权力，来实现他的“中国梦”，实现他的“党天下”和“毛天下”。
1945年9月2日，即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署投降书当天，孙平的日记写道：“由于毛泽东的做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破裂。……毛考虑了世界的政治形势，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国内夺取政权上面，而把打败日本的困难转嫁到苏联和盟国的肩上。毛玩弄政治阴谋而不是积极从事反侵略者的斗争，却等着苏联和盟国把德国打败后，拿出它们全部军事实力来对付日本。国家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人民死于饥饿，处于困境，而毛却在等待，等着能用他的全部兵力来夺取政权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是为了清洗党内敌人，夺取党内最高权力。毛泽东的不抗日，是为了借日军之力清除国民党政权这一党外敌人。毛泽东不择手段，目的之一就是借力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与苏联、与美国等盟国的相互利用，口头上统统做到了“合作无上限”。最后，毛泽东成功了，但也彻底祸害了中国，长达七十年之久，而且还在持续祸害。
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毛泽东通过清洗党内敌人夺取了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赢家通吃。八十年后的今天，历史还会重演吗？问题是谁能当毛泽东第二？东施效毛，有可能成功吗？
此刻，二十大的大幕即将拉开，各种势力跃跃欲试，国内外风雨欲来，上下压力叠加，党内斗争穷凶极恶，不可避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绞肉机在折腾，没完没了。连任与不连任，谁上谁下，谁比谁还没有底线，谁是阶下囚，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