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近来大陆的白纸行为，意味着社会矛盾社会心理从量变走向了质变，窃以为若再加一句，将从渐变走向突变，似乎更准确、更全面。

其实，此为所有末世王朝的共相，例子太多了，无须掉太多文，不妨看看晚清几十年。
太平天国与捻军皆被镇压下去，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兴运动，洋务时尚，清庭统治迎来了回光返照局面。此局面大约维持了二十年。突出表现为两点：1、外患尚不严重，乃因此时欧洲列强仍忙于恶性竞争，地缘战略上各怀鬼胎；日本尚未成气候；沙俄对中国只敢蚕食无力鲸吞。2、内忧基本消弭，功于从来的中兴运动无不让步供民间休养生息，吏治有所自律。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此二十年间，江南不复烟尘再起。

这样的局面被朝野普遍以为岁月静好，大天朝到底是大天朝。于是，老佛爷圣明无比，天朝前景无限，文武百官信心满满，汇集成了甲午海战前权贵们和歌德派以及义和团满目的花团锦簇。

然而假相就是假象。和平安定的日子来了，朝庭不失为励精图治，让利于民间以支持休养生息，洋务远景下出来了厉害了我的国，全不假。但朝野究有几人展望明天呢？权贵们的定势思维不屑于世界变化也就罢了，几人愿意思考暂时的岁月静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因为，中国从无超然于皇权的宗教信仰，无妨说能令皇权敬畏的宗教就是历史，它集粹了各个皇朝的兴衰荣辱，构成了谁也挣不脱的周期律。但是，士子们对前朝故事皆能高谈阔论，对本朝事态就莫不变得惊人的弱智。普遍表现为视若不见危机，继续唱赞歌，迷信镇压功能，抱侥幸上天降下奇迹。诚然，此种弱智主要源自既得利益与奴才性格，非大清才有，自觉不自觉地让自己蒙蔽了双眼。

其实，晚清几十年即使没有外来力量的压迫，它也会要迎来社会巨变。有几点很显然：1、它是靠无情屠杀取得权力的，特别是“异族”，合法性先天不足。2、农耕经济只有在政治清明又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才能让急剧扩展人口中的多数人在物质上感受到岁月静好。3、受压迫被侮辱的草民只要又挣扎在死亡线上，内心就会萌生反抗意识。偏生岁月静好是异态，遭压迫被盘剥而民生困苦是常态。4、所谓中兴时期的某种官民契约，即用生活的改善与盼头换取对现实的认同乃至支持，从来都是既得利益阶层的自慰话语，并非社会多数人的真实意愿，他们对现实的认同乃至支持，主要还是等待时机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失败，一大批卷入运动的社会精英遭到了重剑，需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甚至第三代人身上。不是说第三代人一定会复活敢于反抗恶法恶政的精英阶层，但时间一定会使权贵们及既得利益者忘乎所以，也就不容社会动乱的因素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如果此时又交织了外患连连，便是质变突变的不可逆转。

晚清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过来的。中兴或叫改革注定了是剂壮阳药，药效不能持久，还会透支身体。洋务只是变了面子，没变里子，演变成了东施效颦。江南二十年烟尘不起，是仇恨随着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转入了地下而不是消失。严厉的镇压从来就是治标不治本。自以为行事稳重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基本上只知皓首穷经，连文风上都不见了阳刚气，谈什么思想和创意？长时间没有带头人没有一批青年人的抗争勇气，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大量民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由此观照今日红朝。

历史并非总是相似，但人世间的万有引力既然是权力，那么专制权力下的社会生活及文明演进的本质必定相似。无妨说是定律吧。

今日红朝大不同于晚清末世的地方有目共睹：巍巍天朝早改名共和国家；没有一个党魁还会迷恋三跪九叩礼和三宫六院生活；工商业经济压倒了小农经济；科技发展首先带动了军备军工力争与世界接轨；政治权力直达乡村与街道造就了社会管制高度网格化，国家二字空前地名实相符；世俗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突出如爱美的女子穿着露脐装已被容忍到司空见惯；家庭电器化的大普及见证了物质生活较之民国前如天壤之别；人均寿命提高谁也否认不了……

但上述种种另有一面。大清国成了第二共和国，大中国的实质仍是大天朝。党魁和权贵不再迷恋三跪九叩礼与三宫六院生活，不等于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就此消失，所谓半壁江山养红颜，所谓央视乃中南海的后宫，并不全是戏言。工商业经济压倒了小农经济，并非中国开创了此新纪元，实赖世界变化而水涨船高，且不去谈无论何种经济形态，根本是所有权。科技发展首先带动了军备军工力争与世界接轨，是世界大势所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从一个方面看，它是不幸人类世界里大国的生存之道。从另一个方面看，此事只要玩过头又会要坑苦国家和国民。政治权力直达乡村与街道造就了社会管制高度网格化，国家二字空前地名实相符，治理效率倍增，固然能够延续专制权力，但只要文化、伦理的凝聚力跟不上去，一朝雪崩就会不可收拾。世俗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突出如爱美的女子穿着露脐装已被容忍到司空见惯，这情况是一个大进步也是一种新浅薄，它的进步意义反映在新生代有了新的审美观，实质是对传统尤其对官方宣教的叛逆，类似于当年的同盟会员鄙视的不止于朝廷，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皇统皇权。之所以说又是一种新浅薄，因为自身不复创意的跟风行为不能叫真正的出息。民国建立了但是不能巩固，个中原因，后人反思很不够。至于家庭电器化的普及以及人均寿命提高，前面说了，此为世界文明变化而来的水涨船高。只要不是此新纪元的开拓者，便无权自封功绩。

八九年后的三十余年特别习当局的新时代十年，上述种种的另一面既非恶意攻击，更可怕的是恶性发展。前面说了，有一种论调，认为此三十年的“和谐”来自于官民间的互相心照不宣的契约，即官家让利于民，民众愿意牺牲民主、人权换取物质生活改善。此说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但基调的肤浅也显而易见。它是既得利益者自以为是的见解，是继续改开派乃至和理非者的立论和行为依据，是上层权贵深知合法性已无存的顺水推舟。既不合上层权贵的愿景，亦非真实民意的反映。权贵的愿景是统治合法性不容置疑不容商量。真实的民意是谁在台上已不重要，籍此“和谐”岁月需要求实而非务虚。因为绝大多数人穷怕了，哪来权力可言？从何而来愿意牺牲权力？他们有什么资格资本与官家达成默契？

实际上，八九年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对大多数民众的各种伤害；例如官场腐败只增不减，土地与空气还有江河的重度污染，道德崩盘而来的互害局面，面对警权横行的恐惧中过日子依旧，官家和大资本家对弱势者极少怜悯心，精英层的普遍冷血及喜唱有违良知的高调，严重腐蚀了文明的精、气、神；基层组织的普遍黑帮化；医疗、教育的只认钱；阶层固化；等等，岂是住上了电梯楼、出行有了便利交通，饭桌上可见上鱼肉所能抵消的。毕竟，与世界文明靠拢唤醒了人的基本尊严感，仍须为温饱生活疲于奔命又无基本尊严的人生只能叫动物生活。动物无所谓心灵需求，人却不能没有心灵需求。

进一步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烟尘不起，归因于绝大多数人的愚昧，很不正确。使用一流文明观念，绝大多数国人的愚昧并不假，特别数量不可小觑的“阿Q”与“义和团”。“阿Q”在任何时代都不属于建设性力量，“义和团”在今天实乃政治僵尸上的寄生虫。但大多数国人确乎有个落伍文化孕育的性格问题，因为某些问题上，尤其关乎现实利益的问题上，他们非但不愚昧，相反很精明。“没得用”，是他们明哲保身的口头禅。作为个体，他们值得同情，作为整体，他们的言行已成红朝暴虐的伥鬼。今日中国年轻人的无助困境，他们脱不了干系。而作为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尤其文革走过来的这个两三代人，本应是最痛彻肺腑的人，你让后人怎么评价他们？不过，“没得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认可现实另有无奈的一面，这就得感谢六•四的坦克了。随着这一批人话语权的渐渐流失，红朝自诩的合法性更难维系了。而王朝的合法性一旦不被新生代认可，它真正的层出不穷的麻烦就来了。这情况就如同夫妻间一旦互生厌恶，任什么道德说教都不管用了一样。

再进一步说，太平天国运动并未摧毁掉晚清的合法性根基。关于这个运动若得势，中国只会更加灾难深重，属于另一个话题。真正摧毁晚清合法性根基的是两点，一是面对列强的外战外行，二是改变民生困苦无望发酵了同盟会革命。至此，抛弃这代王朝便成了越来越多人的不可逆转心理。

红朝全然不识这一切吗？如果它全然不识，它即便靠蛮力组建了一个新朝，也一定短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说明权贵里面不乏清醒头脑。但它能够扭转这一切吗？它若能扭转，它就不再是红朝不再是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居然不曾摧毁红朝合法性根基，怎么说马列社会主义起到了极重要作用。无疑这是篇大文章，反映了马列社会主义与二三流文明的高度合拍。红朝合法性根基的大动摇，是六四由“人民的军队”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引发的理念幻灭。红朝权贵何尝不知这一点，但事已至此，它只能硬着头皮一条路走到黑。三十余年来屡屡有人呼唤真正的改革，良好的愿望可悯可敬，怎奈搞错了对象。待到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不可逆转，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定型成势，保党保政权便再无商量。江朱胡温哪来回天之力，只能索性看着骄狂的红二代蛮干一通。整体上讲中共只能如此了，因为时势比人强。



近些年异议人士有个口号，今上是位总加速师，简直就是天才发现，生动、贴切。千万不要对大力士泼冷水，正如不可对大学生泼冷水一样。



三年疫情，习当局的行为乍看果断实乃继续任性，终于酿成了怨声载道，特别相当多人已面临生计无着，白纸抗争，早该发生了。

但专制统治无药可救固然是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却不等于自然界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其时间或持续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会出现很多戏剧化场面，特别事态演变的结局是否合乎文明大潮流，能以小代价换取大成果。

因此需要再说道说道。

一、此次白纸行为出现了鲜明的政治革命诉求，让人不禁联想起了当年同盟会的初期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其最大意义在于在社会文化心理的深潭里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不是石头，这点极重要。似有理由认定，从此新生代有了方向感、使命感、正义感。今日和今后的年青人尤其大学生，将渐成红朝的大噩梦。突变开始了。它不同于八九年，八九年的初衷并不反对现存统治，它更多是抗议而不是抗争。

二、红朝的好运气是经济全球化带动的经济改革绩效，此事决定了对政治革命诉求的支持力度会有个过程，如果红朝手段灵活，未尝不能使自身多续命几年。近来多地开始解封疫情封控，不宜过多地解读为上层的权力斗争，窃以为主要是习当局的无奈之举，毕竟保党重于个人权威。

三、但是经济全球化眷顾红朝的好运气一去不复返了。此次疫情和对疫情的处理，无疑重创了民生经济，但经济的下行趋势2015年就出来了。由垄断的权力、过时的思维、浅薄的见识、好大喜功的野心、贪得无厌不惜竭泽而渔的手段等等交织的经济结构，无从为继了。如果说贸易战是霜降，疫情便是小寒。由小寒到大寒，怎是人力抗拒得了？小寒大寒未必冻毙一个巨人，是体量大尚存脂肪的作用，但巨人终于倒下的先例多矣。具体地说，依得红朝今日奉行的内政外交，经济由小寒迎来大寒只恐就是几年的事儿。权贵阶层和一批既得利益阶层扛得过去严寒，那大量的农民工、个体户、月光族、年过三十四十仍要吃爹的人，特别出自寒门曾自视为天之骄子，而今成了贱民加穷光蛋的大学生，扛得住么？

四、中国人的抗争之路注定了不会顺利，红朝玩顺了手的血腥镇压，从不会手软。会有几次反复，多半会是南韩模式。在坚信中国必定巨变的前提下，现在也应重视届时的白纸上会写出什么来。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新生代身上，悠悠百年，没有几样东西值得怀念、继承。七十年红朝，悲哀太多，耻辱太多，血泪太多。九零年前出生的人，基本上或不配或无力救中国。愿新生代不负十几亿人，白纸上写出新的勇气、智慧、情怀。事态越来越显然：非新勇气不能再现精、气、神，非新智慧不能保障国体和平转型，非新情怀不能使文明迈进一流行列。

有人认为，近来大陆的白纸行为，意味着社会矛盾社会心理从量变走向了质变，窃以为若再加一句，将从渐变走向突变，似乎更准确、更全面。

其实，此为所有末世王朝的共相，例子太多了，无须掉太多文，不妨看看晚清几十年。
太平天国与捻军皆被镇压下去，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兴运动，洋务时尚，清庭统治迎来了回光返照局面。此局面大约维持了二十年。突出表现为两点：1、外患尚不严重，乃因此时欧洲列强仍忙于恶性竞争，地缘战略上各怀鬼胎；日本尚未成气候；沙俄对中国只敢蚕食无力鲸吞。2、内忧基本消弭，功于从来的中兴运动无不让步供民间休养生息，吏治有所自律。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此二十年间，江南不复烟尘再起。

这样的局面被朝野普遍以为岁月静好，大天朝到底是大天朝。于是，老佛爷圣明无比，天朝前景无限，文武百官信心满满，汇集成了甲午海战前权贵们和歌德派以及义和团满目的花团锦簇。

然而假相就是假象。和平安定的日子来了，朝庭不失为励精图治，让利于民间以支持休养生息，洋务远景下出来了厉害了我的国，全不假。但朝野究有几人展望明天呢？权贵们的定势思维不屑于世界变化也就罢了，几人愿意思考暂时的岁月静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因为，中国从无超然于皇权的宗教信仰，无妨说能令皇权敬畏的宗教就是历史，它集粹了各个皇朝的兴衰荣辱，构成了谁也挣不脱的周期律。但是，士子们对前朝故事皆能高谈阔论，对本朝事态就莫不变得惊人的弱智。普遍表现为视若不见危机，继续唱赞歌，迷信镇压功能，抱侥幸上天降下奇迹。诚然，此种弱智主要源自既得利益与奴才性格，非大清才有，自觉不自觉地让自己蒙蔽了双眼。

其实，晚清几十年即使没有外来力量的压迫，它也会要迎来社会巨变。有几点很显然：1、它是靠无情屠杀取得权力的，特别是“异族”，合法性先天不足。2、农耕经济只有在政治清明又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才能让急剧扩展人口中的多数人在物质上感受到岁月静好。3、受压迫被侮辱的草民只要又挣扎在死亡线上，内心就会萌生反抗意识。偏生岁月静好是异态，遭压迫被盘剥而民生困苦是常态。4、所谓中兴时期的某种官民契约，即用生活的改善与盼头换取对现实的认同乃至支持，从来都是既得利益阶层的自慰话语，并非社会多数人的真实意愿，他们对现实的认同乃至支持，主要还是等待时机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失败，一大批卷入运动的社会精英遭到了重剑，需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甚至第三代人身上。不是说第三代人一定会复活敢于反抗恶法恶政的精英阶层，但时间一定会使权贵们及既得利益者忘乎所以，也就不容社会动乱的因素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如果此时又交织了外患连连，便是质变突变的不可逆转。

晚清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过来的。中兴或叫改革注定了是剂壮阳药，药效不能持久，还会透支身体。洋务只是变了面子，没变里子，演变成了东施效颦。江南二十年烟尘不起，是仇恨随着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转入了地下而不是消失。严厉的镇压从来就是治标不治本。自以为行事稳重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基本上只知皓首穷经，连文风上都不见了阳刚气，谈什么思想和创意？长时间没有带头人没有一批青年人的抗争勇气，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大量民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由此观照今日红朝。

历史并非总是相似，但人世间的万有引力既然是权力，那么专制权力下的社会生活及文明演进的本质必定相似。无妨说是定律吧。

今日红朝大不同于晚清末世的地方有目共睹：巍巍天朝早改名共和国家；没有一个党魁还会迷恋三跪九叩礼和三宫六院生活；工商业经济压倒了小农经济；科技发展首先带动了军备军工力争与世界接轨；政治权力直达乡村与街道造就了社会管制高度网格化，国家二字空前地名实相符；世俗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突出如爱美的女子穿着露脐装已被容忍到司空见惯；家庭电器化的大普及见证了物质生活较之民国前如天壤之别；人均寿命提高谁也否认不了……

但上述种种另有一面。大清国成了第二共和国，大中国的实质仍是大天朝。党魁和权贵不再迷恋三跪九叩礼与三宫六院生活，不等于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就此消失，所谓半壁江山养红颜，所谓央视乃中南海的后宫，并不全是戏言。工商业经济压倒了小农经济，并非中国开创了此新纪元，实赖世界变化而水涨船高，且不去谈无论何种经济形态，根本是所有权。科技发展首先带动了军备军工力争与世界接轨，是世界大势所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从一个方面看，它是不幸人类世界里大国的生存之道。从另一个方面看，此事只要玩过头又会要坑苦国家和国民。政治权力直达乡村与街道造就了社会管制高度网格化，国家二字空前地名实相符，治理效率倍增，固然能够延续专制权力，但只要文化、伦理的凝聚力跟不上去，一朝雪崩就会不可收拾。世俗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突出如爱美的女子穿着露脐装已被容忍到司空见惯，这情况是一个大进步也是一种新浅薄，它的进步意义反映在新生代有了新的审美观，实质是对传统尤其对官方宣教的叛逆，类似于当年的同盟会员鄙视的不止于朝廷，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皇统皇权。之所以说又是一种新浅薄，因为自身不复创意的跟风行为不能叫真正的出息。民国建立了但是不能巩固，个中原因，后人反思很不够。至于家庭电器化的普及以及人均寿命提高，前面说了，此为世界文明变化而来的水涨船高。只要不是此新纪元的开拓者，便无权自封功绩。

八九年后的三十余年特别习当局的新时代十年，上述种种的另一面既非恶意攻击，更可怕的是恶性发展。前面说了，有一种论调，认为此三十年的“和谐”来自于官民间的互相心照不宣的契约，即官家让利于民，民众愿意牺牲民主、人权换取物质生活改善。此说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但基调的肤浅也显而易见。它是既得利益者自以为是的见解，是继续改开派乃至和理非者的立论和行为依据，是上层权贵深知合法性已无存的顺水推舟。既不合上层权贵的愿景，亦非真实民意的反映。权贵的愿景是统治合法性不容置疑不容商量。真实的民意是谁在台上已不重要，籍此“和谐”岁月需要求实而非务虚。因为绝大多数人穷怕了，哪来权力可言？从何而来愿意牺牲权力？他们有什么资格资本与官家达成默契？

实际上，八九年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对大多数民众的各种伤害；例如官场腐败只增不减，土地与空气还有江河的重度污染，道德崩盘而来的互害局面，面对警权横行的恐惧中过日子依旧，官家和大资本家对弱势者极少怜悯心，精英层的普遍冷血及喜唱有违良知的高调，严重腐蚀了文明的精、气、神；基层组织的普遍黑帮化；医疗、教育的只认钱；阶层固化；等等，岂是住上了电梯楼、出行有了便利交通，饭桌上可见上鱼肉所能抵消的。毕竟，与世界文明靠拢唤醒了人的基本尊严感，仍须为温饱生活疲于奔命又无基本尊严的人生只能叫动物生活。动物无所谓心灵需求，人却不能没有心灵需求。

进一步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烟尘不起，归因于绝大多数人的愚昧，很不正确。使用一流文明观念，绝大多数国人的愚昧并不假，特别数量不可小觑的“阿Q”与“义和团”。“阿Q”在任何时代都不属于建设性力量，“义和团”在今天实乃政治僵尸上的寄生虫。但大多数国人确乎有个落伍文化孕育的性格问题，因为某些问题上，尤其关乎现实利益的问题上，他们非但不愚昧，相反很精明。“没得用”，是他们明哲保身的口头禅。作为个体，他们值得同情，作为整体，他们的言行已成红朝暴虐的伥鬼。今日中国年轻人的无助困境，他们脱不了干系。而作为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尤其文革走过来的这个两三代人，本应是最痛彻肺腑的人，你让后人怎么评价他们？不过，“没得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认可现实另有无奈的一面，这就得感谢六•四的坦克了。随着这一批人话语权的渐渐流失，红朝自诩的合法性更难维系了。而王朝的合法性一旦不被新生代认可，它真正的层出不穷的麻烦就来了。这情况就如同夫妻间一旦互生厌恶，任什么道德说教都不管用了一样。

再进一步说，太平天国运动并未摧毁掉晚清的合法性根基。关于这个运动若得势，中国只会更加灾难深重，属于另一个话题。真正摧毁晚清合法性根基的是两点，一是面对列强的外战外行，二是改变民生困苦无望发酵了同盟会革命。至此，抛弃这代王朝便成了越来越多人的不可逆转心理。

红朝全然不识这一切吗？如果它全然不识，它即便靠蛮力组建了一个新朝，也一定短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说明权贵里面不乏清醒头脑。但它能够扭转这一切吗？它若能扭转，它就不再是红朝不再是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居然不曾摧毁红朝合法性根基，怎么说马列社会主义起到了极重要作用。无疑这是篇大文章，反映了马列社会主义与二三流文明的高度合拍。红朝合法性根基的大动摇，是六四由“人民的军队”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引发的理念幻灭。红朝权贵何尝不知这一点，但事已至此，它只能硬着头皮一条路走到黑。三十余年来屡屡有人呼唤真正的改革，良好的愿望可悯可敬，怎奈搞错了对象。待到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不可逆转，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定型成势，保党保政权便再无商量。江朱胡温哪来回天之力，只能索性看着骄狂的红二代蛮干一通。整体上讲中共只能如此了，因为时势比人强。



近些年异议人士有个口号，今上是位总加速师，简直就是天才发现，生动、贴切。千万不要对大力士泼冷水，正如不可对大学生泼冷水一样。



三年疫情，习当局的行为乍看果断实乃继续任性，终于酿成了怨声载道，特别相当多人已面临生计无着，白纸抗争，早该发生了。

但专制统治无药可救固然是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却不等于自然界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其时间或持续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会出现很多戏剧化场面，特别事态演变的结局是否合乎文明大潮流，能以小代价换取大成果。

因此需要再说道说道。

一、此次白纸行为出现了鲜明的政治革命诉求，让人不禁联想起了当年同盟会的初期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其最大意义在于在社会文化心理的深潭里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不是石头，这点极重要。似有理由认定，从此新生代有了方向感、使命感、正义感。今日和今后的年青人尤其大学生，将渐成红朝的大噩梦。突变开始了。它不同于八九年，八九年的初衷并不反对现存统治，它更多是抗议而不是抗争。

二、红朝的好运气是经济全球化带动的经济改革绩效，此事决定了对政治革命诉求的支持力度会有个过程，如果红朝手段灵活，未尝不能使自身多续命几年。近来多地开始解封疫情封控，不宜过多地解读为上层的权力斗争，窃以为主要是习当局的无奈之举，毕竟保党重于个人权威。

三、但是经济全球化眷顾红朝的好运气一去不复返了。此次疫情和对疫情的处理，无疑重创了民生经济，但经济的下行趋势2015年就出来了。由垄断的权力、过时的思维、浅薄的见识、好大喜功的野心、贪得无厌不惜竭泽而渔的手段等等交织的经济结构，无从为继了。如果说贸易战是霜降，疫情便是小寒。由小寒到大寒，怎是人力抗拒得了？小寒大寒未必冻毙一个巨人，是体量大尚存脂肪的作用，但巨人终于倒下的先例多矣。具体地说，依得红朝今日奉行的内政外交，经济由小寒迎来大寒只恐就是几年的事儿。权贵阶层和一批既得利益阶层扛得过去严寒，那大量的农民工、个体户、月光族、年过三十四十仍要吃爹的人，特别出自寒门曾自视为天之骄子，而今成了贱民加穷光蛋的大学生，扛得住么？

四、中国人的抗争之路注定了不会顺利，红朝玩顺了手的血腥镇压，从不会手软。会有几次反复，多半会是南韩模式。在坚信中国必定巨变的前提下，现在也应重视届时的白纸上会写出什么来。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新生代身上，悠悠百年，没有几样东西值得怀念、继承。七十年红朝，悲哀太多，耻辱太多，血泪太多。九零年前出生的人，基本上或不配或无力救中国。愿新生代不负十几亿人，白纸上写出新的勇气、智慧、情怀。事态越来越显然：非新勇气不能再现精、气、神，非新智慧不能保障国体和平转型，非新情怀不能使文明迈进一流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