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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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研究文革的历史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当代史上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亿万家庭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构成了中国政治肌理中最为复杂和敏感的创伤。然而，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叙事，无论是官方的定性框架，还是民间和海外的简化解读，都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官方叙事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和“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成功地将文革定性为非法，却巧妙地回避了中国共产党集权体制下人民的觉醒和政治诉求。与此同时，部分民间和海外研究则将文革归结为政治高层的“个人恩怨”或“受害者苦难”的单一叙事，从而忽略了文革对中共独裁官僚体制的冲击以及运动中蕴含的朴素民主诉求。
这种二元对立和过度简化的历史认知，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从文革中汲取深刻的政治教训。历史研究的必要性，恰恰在于超越这种政治化的、情绪化的简单判断，坚守“就事论事”的客观原则，对文革进行一次祛魅化、结构化、多维度的重新审视。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文革的复杂性，正视其内在矛盾，以呼唤一种更具历史清明性的研究视角。
二、中共定性文革的实用主义逻辑
中共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既不符合它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也不符合它宣称的“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中共教主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里说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包含着积极和消极、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不存在绝对纯粹的“好”或“坏”。中共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违反了毛教主的“两点论”，遵循的是一套实用主义逻辑。其政治目标在于恢复秩序、重建共产党在文革中被人民群众冲击得体无完肤的权威，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这一否定方式却设置了一个“否定陷阱”。官方将文革的灾难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这种叙事虽然避免了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却将批判的矛头限制在个人认知和道德范畴，从而避开了对共产体制本身邪恶的进一步追问。
这种定性几乎是绝对的、一元化的否定，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缺乏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它只强调了文革的“灾难性”和“错误性”（对立面的一侧），而未能正视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或合理诉求（对立面的另一侧）。回避了文革爆发前夕，权力已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衡的体制病症。如在 1964 年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主导的工作组对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打击，已经显示出权力的专横跋扈、缺乏自净能力和内部监督的缺位。官方在否定文革时，未能将这种体制性病症与运动的后果进行切割，最终导致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和摈弃失去了合法性，为改革开放后的官僚主义滋生以至后来盛行留下了巨大的制度缺口。
文革中广大群众提出的“反官僚、反特权、反腐败、反世袭”的诉求，以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形式上对群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激发，都是在共产极权体制下对自身弊端的极端反馈，具有合理内核。
官方定性将文革归咎于“领导者错误”和“阴谋集团利用”，有其自身的政治考量。而民间和海外学者将其简单地叙述为毛刘之间的个人恩怨，这种将复杂的政治矛盾简化为个人主观原因，不仅治学态度极不严谨，也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他掩盖了文革发动前共产政权的专制、腐败和反人类特质，抹杀了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和愿望。
三、造成文革血腥暴力灾难的元凶究竟是谁
将文革中所有的灾难都简单地归因于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和文革参与者“造反派”，这种“共识”和认知是中共政治机器宣传的结果。事实上，文革的血腥暴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体制内当权派的激烈反扑与抵抗。文革的悲剧是中共中央运动、群众参与、官僚系统抵抗三方互动的结果。
当毛泽东发出“造反有理”的号召时，当权派的第一反应是利用旧有的政治运动模式和体制内的资源进行反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1966 年初，刘少奇、邓小平主导向各大高校和机关派遣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最早质疑当权者、要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学生和群众打成“反革命”或“右派”，进行残酷的批斗和镇压。这种镇压是文革初期的第一轮血腥迫害，它激化了群众与官僚体制的矛盾，使得随后的冲突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的武斗。在 1967 年的武斗中，地方保守派系（多为保皇派）往往得到地方武装（民兵）、公安和体制内资源的支持，对造反派进行血腥镇压，这种镇压与八九六四中共对学生的镇压性质上是一样的。这种当权派支持下的反扑和抵抗，是导致大规模人员伤亡和地方性屠杀（如广西、湖南道县）的直接原因之一。无视当权派的反扑，将文革简化为造反派对当权派的单向暴力，掩盖了体制性暴力和权力内战的复杂真相。
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战略意图是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体制内部。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官僚集团的异化问题。然而，这一意图却被体制内的当权者和保守势力巧妙地转移和挪用了。
当运动初期，地方当权派面临群众质疑时，他们迅速将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五类分子”及其子女身上。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是长期被压制的社会底层的贱民群体，是最安全、最政治正确、最符合传统阶级斗争逻辑的打击对象。最终，这场斗争演变为一场复杂的“三方内战”：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利用造反派，对抗刘邓体系及其支持的保守派，而 “五类分子”则不幸沦为所有派系为证明自身革命性而共同打击的牺牲品。
通过攻击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群体，地方当权派成功地消耗了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其将精力放在无权者身上，从而转移了对自身官僚作风和特权问题的批判。这种意图与执行的错位，揭示了文革最深刻的悖论：毛泽东发动运动是为了打倒体制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体制当权者却利用体制惯性和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将灾难巧妙地转移到社会最底层的五类政治贱民和知识精英。
四、 “揪出黑帮”，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主要是谁
文革期间红卫兵最大的历史罪责就是疯狂迫害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的“揪出黑帮”，毁坏大量文物的“破四旧”。
“黑帮” 在文革初期是一个极度模糊且富有弹性的政治标签，但其主要的攻击目标是体制外的弱势群体和社会精英：
1、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这是“黑帮”一词最初的主要指代对象。例如，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文联主席周扬等文艺界和学术界领导干部最早被打成“黑帮分子”。随后，大量的作家、教授、艺术家、医生等知识分子群体，因其被视为带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封、资、修”毒素的知识精英，成为了被批斗的重点。
2、“黑五类”及其子女：尽管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帮派”，但在“血统论”的推动下，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和“旧社会残渣余孽”。保皇派将“揪黑帮”与清理“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对他们进行抄家、批斗乃至杀戮。
3、体制内被抛弃的官员：部分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或失去权力基础的基层官员和干部，也容易被保皇派扣上“黑帮”的帽子，以完成政治清洗。
“揪出黑帮！”这一口号主要由保皇派红卫兵（高干、军人子弟为主）推动。这符合他们的阶层利益和政治需求：
1、维护血统论：保皇派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通过打击“黑帮”，他们巩固了自己作为“天然红色接班人”的政治地位，将斗争的合法性建立在阶级纯洁性之上。
2、转移矛头：这是最关键的政治策略。毛泽东的本意是“炮打司令部”，冲击体制内当权派。但保皇派的核心任务是保卫父母所代表的体制。通过将斗争矛头转向社会底层和知识分子，他们成功地将运动的焦点从权力核心转移到社会边缘，从而保护了体制和自身的利益。
五、“破四旧”、疯狂毁坏文物的主要是谁
在红卫兵的语境中，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始于1966 年 8 月，主要由保皇派红卫兵主导，以下因素驱动了保皇派红卫兵的这一行动：
1. 阶层背景与“血统论”
保皇派红卫兵主要由高干、军人等干部子弟组成。他们信奉“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认为自己是“天然的红色接班人”。
在毛泽东号召“造反”冲击体制的背景下，保皇派急需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极端革命立场，以回应那些质疑体制的造反派。攻击无权无势的文化领域和社会底层的“旧事物”，是成本最低、政治风险最小的“革命”行动。
他们将斗争矛头转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以及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将这些群体贴上“黑帮”的标签，用“破四旧”来合理化对他们的人身攻击和暴力迫害。
2. 转移斗争焦点
毛泽东的本意是“炮打司令部”，冲击体制内的当权派。“破四旧”是保皇派用来转移斗争矛头的关键策略。
保皇派的核心任务是保卫父母所代表的体制。因此，他们将群众的政治热情从体制核心引向了社会边缘的文化符号、文物古迹和弱势群体。通过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和暴力，他们成功地保护了地方党政机关，使其免受最初的冲击。
因此，“破四旧”运动在早期是保皇派红卫兵在维护自身阶层利益、转移政治压力和宣泄暴力情绪的驱使下，对社会文化、历史古迹、知识分子、贱民阶层进行的安全系数最高的政治清洗。
六、造反派诉求的朴素民主性
毋庸置疑，在文革的混乱中，造反派提出的部分口号和诉求，蕴含着对体制弊端和阶层固化的深刻洞察和朴素的民主意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是对权力世袭和特权阶层固化的直接否定。“吃老本”指的是老干部、军人等精英阶层凭借革命功绩所享有的固化地位和特权待遇，以及将这种地位传给子女的倾向。造反派要求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持续的现实贡献（立新功）之上，而不是过去的功绩或血统。这是一种对反对血统政治、实现机会平等和对官员持续问责的呼唤，具有现代民主的内核。
造反派提出的 “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这个口号即使放在现在，也具有巨大的政治潜能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动员口号，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中国社会体制的彻底否定和对未来政治社会结构的激进想象。
在造反派的语境中，所谓的 “旧世界” 并非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社会”，而是指文革爆发前夕的党政官僚体制。这个“旧世界”的特征包括：
权力精英化与特权化：干部队伍逐渐形成的等级制度、特权阶层，以及与普通民众日益拉大的生活差距。
体制僵化与官僚主义：各级党政机构的行政命令僵化、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压制了基层和普通民众的积极性。
文化与思想的垄断：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领域被少数精英所把持，缺乏创新和对底层声音的反映。
造反派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旧世界”的高度，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些弊端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体制结构上的根本性问题，需要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来推翻。
这个口号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赋予了颠覆现有秩序的最高合法性：“砸烂”二字带有极强的行动性和暴力倾向，它直接号召人们不仅要批判，更要彻底摧毁现存的权力机构和文化结构。对于出身普通或底层的人来说，“砸烂旧世界”意味着打破血统论、打破阶层固化，为自己获得政治参与权和上升机会创造可能。因此，这个口号是文革政治能量的最高体现，它精准地反映了体制内部的深层矛盾，以及人民群众对平等、反特权的强烈渴望，但其缺乏制度、法治支撑的实践方式，注定了其理想主义初衷最终只能以悲剧告终。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则是对共产党僭政后官僚体系僵化、特权化的直接抗议。造反派试图通过运动式的参与，实现群众对官员的直接监督和罢免，尽管方式极端，却反映了人民对政治参与权和平等性的强烈渴望。这些口号，是亿万普通民众对那些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的“建国功臣”的警醒和反抗。
文革结束后，共产党迅速对三种人（包括造反派）进行了政治清算，并对其污名化，当权者的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既达到了对文革中反对派的清算，又达到了对人民的警示和恐吓：任何人都不能质疑、抗衡、反对体制，任何人都不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否则就是反党。反党就是这样一种下场。
七、解决体制弊端乌托邦尝试的失败
文革中一些极端的制度和形式，在理想的初衷上，带有解决体制弊端的积极尝试，只是最终被极权政治所吞噬。
“五七干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设立的初衷是“反官僚主义”和“缩小三大差别”的乌托邦尝试。干校强制性地将城市中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旨在让干部们重新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消除他们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这种强制性的“反官僚”实践，是试图用一种极端方式来打破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垄断，其目标带有平均主义的理想色彩。然而，由于它是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下强制推行的，最终沦为体制当权者对不满、质疑他们的干部惩罚和迫害的工具。知识分子是最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群体，自然就成了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惩罚的最大群体，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和人权灾难。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形式上体现了直接民主的某些特征。它提供了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批判的渠道。然而，由于其缺乏法制保障和独立制度，言论自由随时可以被收回，信息不自由，且言论往往伴随着人身攻击和暴力。这使得“四大”在实质上是一种被最高权力操控的工具，迅速走向了多数人的暴政，与现代法治民主的核心原则背道而驰。“四大”不是不好，是缺乏法制保障。中共当权派最害怕“四大”，文革结束后，中共迅速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直接导致中国普通民众全部沦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奴隶。
八、中共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后果
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并没有伴随建立一套法治化、制度化的民主体系来替代。更具灾难性的后果是，文革中蕴含的造反派的所有合理诉求被一并否定，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权利和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意愿的全盘否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这种否定是导致当下诸多乱象的直接政治根源：
1、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否定了“功绩不可世袭”的原则，为红色后代和高层精英将父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和权力资本打开了大门。这使得“打江山的坐江山”的混账逻辑获得了事实上的默认，加速了权贵集团的滋生和阶层固化，让底层人民彻底沦为权贵者的“人矿”。
2、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否定了对特权阶层的批判，导致了在后来的反腐运动中，权力运行遵循“维护体制稳定”和“服务于最高权力”的原则。反腐运动中，对体制根基深厚、背景强大的精英的清查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而缺乏高层保护伞的官员更容易被清理，这使得反腐呈现出阶层选择性，导致被体制清理的多为草根官员，加剧了社会的极度不公。
3、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否定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同时也否定了建立制度化的、法治保障下的民主监督机制，这使得官员权力在改革开放中迅速膨胀，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缺乏外部制约，最终导致官僚腐败盛行，人民不能有效监督官员。
4、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解放”了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了的“元老”，这些人许多都是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罢免胡耀邦的推手，许多都是在八九六四中支持镇压学生的黑手，他们的后代许多都世袭成了红色权贵，成了人上人，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事实证明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一点也不冤枉，打倒他们的造反派和人民群众并没有错，这些人最恨文革，最怕文革重演，最怕重新评价、反思文革。
九、超越简化，呼唤历史清明的再研究路径
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客观研究，必须超越官方的政治定性和民间的情感叙事，从结构和制度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我们必须正视，文革是一场复杂的、巨大的、多维度的人间灾难：它是毛泽东个人焦虑、意识形态极端化、官僚体制僵化以及人民群众反官僚特权诉求、中共最高领导人利用民意打击异己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研究文革的路径应该包括：
1、超越受害者叙事，深入研究文革中权力结构、阶层冲突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微观历史；
2、研究和厘清共产当权派对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暴力镇压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3、研究“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参与政治和监督官员的民主制度。
4、正视造反派和人民群众“反官僚、反特权、反世袭”诉求的合理内核，并将其与暴力、混乱进行剥离，思考其未能制度化，最终被政治清算所否定的历史教训及严重后果。
5、研究文革期间乌托邦式“人民当家作主”尝试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文革覆辙。
文革导致中国亿万民众的灾难是可见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研究文革不是为文革翻案，而是对真实历史的正视和尊重。本文也不是为毛魔头洗地，他是在文革前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国人三千多万的直接责任人，是中共邪恶体制在土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反右中迫害中国人的第一被告，是亘古少了的灭绝人性的暴君。他发动文革，既有利用群众打击政敌的主观愿望，也有残酷迫害政敌的客观事实。摈弃中共官方对文革的主观定性，将文革放置在中国现代政治结构演变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客观审视，才能真正理解文革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刻影响，避免历史的简单重复，并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警鉴。
2025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