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刚从商海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曾以五十年代常用的署名晓枫，发表了一篇称赞右派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主义的女英雄冯元春》。这篇文章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被淹没在了文坛的流言蜚语之中，比如有人说：“晓枫挣海了钱，又跑来抢名”；还有人说，“晓枫有钱嘛，可以雇枪手写”。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狭隘、嫉妒、窝里斗，纵使目标一致，也是如此。

前不久在网上读到冉云飞先生有关研究右派和研究冯元春的文章，冉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我。如不忘记，我在一年多前曾向冉先生求要过冯元春的资料，冉先生说太乱，正在整理。后又听说广汉一姓刘的右派子女，保存有冯元春被杀的现场资料，他来北京时特请他吃饭，但他未给。一次参加饭局，碰上谢泳先生，说到冯元春，他十分慷慨地给我发来了冯的资料。

我为什么关注冯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临头的我，仍不知“伟人”卖的迷魂药，还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听冯元春的呜放，准备反驳，哪知自己早被“伟人”装入了口袋。

当天冯元春的鸣放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我惊得乍舌头：“好反动”，“简直是反革命”语言。在辩论会上，正反方发言的人太多，没有轮上我，如轮上定多一条“伪装”的“罪恶”。

以后我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历经劳累、饥饿、打吊、捆绑，甚而戴手铐、关小监，扎脚镣入死牢，才想起冯元春说的话：“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说得太对，太准确了，由不得打从心眼里敬佩。



二十三年后“平反”、“改正”回归报社，重做编辑、记者，虽注意打听，但终不知她的下落。林昭圣女冤死一事，在国人中传开后，我心里十分激动，认为故乡的冯元春也是林昭，应是二十世纪抗暴反残的“女中二杰”的“一杰”。于是，根据当年现场回忆和谢泳先生提供的资料，我只能初步写出冯元春的往事。由于材料有限，总不能震撼人心。究其原因，一、官方不让收集冯的材料；二、占有资料的人不公开；三、一些知情人至今不愿写也不敢写，所以冯元春不能像林昭那样广为流传。今天我重发此文，一是为了纪念她，二是呼唤知情人和朋友们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材料，也是很可贵的。

我和冯元春烈士只有过一次照面，那时我还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场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学生，同为女姓，年龄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她似乎比林昭还激进一些，批毛揭毛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为此，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刋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同去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编辑吴若萍（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现已离休）。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

我骑自行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词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质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吴若萍先生，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有的又说她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极其一般，中等个儿，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

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订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吴若萍曾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到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接着，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

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胡风及朋友之间的私人来信件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思想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了。家无存粮，要是发生灾害农民便会被饿死。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

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 “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的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 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到此无疾而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6·8”社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受尽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我说，她后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也就是坚持做人的人格与良知，决不屈服于暴政！

在血雨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为了壮声威，显示“伟光正”，居然用她的人头祭毛的血旗，杀于南充，死时不足40岁。有说是乱棒打死的，有说是刺刀戳死的，还说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真理光不灭，千载奠英魂！”的满腔豪情。还听另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

两年前我刚从商海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曾以五十年代常用的署名晓枫，发表了一篇称赞右派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主义的女英雄冯元春》。这篇文章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被淹没在了文坛的流言蜚语之中，比如有人说：“晓枫挣海了钱，又跑来抢名”；还有人说，“晓枫有钱嘛，可以雇枪手写”。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狭隘、嫉妒、窝里斗，纵使目标一致，也是如此。

前不久在网上读到冉云飞先生有关研究右派和研究冯元春的文章，冉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我。如不忘记，我在一年多前曾向冉先生求要过冯元春的资料，冉先生说太乱，正在整理。后又听说广汉一姓刘的右派子女，保存有冯元春被杀的现场资料，他来北京时特请他吃饭，但他未给。一次参加饭局，碰上谢泳先生，说到冯元春，他十分慷慨地给我发来了冯的资料。

我为什么关注冯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临头的我，仍不知“伟人”卖的迷魂药，还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听冯元春的呜放，准备反驳，哪知自己早被“伟人”装入了口袋。

当天冯元春的鸣放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我惊得乍舌头：“好反动”，“简直是反革命”语言。在辩论会上，正反方发言的人太多，没有轮上我，如轮上定多一条“伪装”的“罪恶”。

以后我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历经劳累、饥饿、打吊、捆绑，甚而戴手铐、关小监，扎脚镣入死牢，才想起冯元春说的话：“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说得太对，太准确了，由不得打从心眼里敬佩。



二十三年后“平反”、“改正”回归报社，重做编辑、记者，虽注意打听，但终不知她的下落。林昭圣女冤死一事，在国人中传开后，我心里十分激动，认为故乡的冯元春也是林昭，应是二十世纪抗暴反残的“女中二杰”的“一杰”。于是，根据当年现场回忆和谢泳先生提供的资料，我只能初步写出冯元春的往事。由于材料有限，总不能震撼人心。究其原因，一、官方不让收集冯的材料；二、占有资料的人不公开；三、一些知情人至今不愿写也不敢写，所以冯元春不能像林昭那样广为流传。今天我重发此文，一是为了纪念她，二是呼唤知情人和朋友们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材料，也是很可贵的。

我和冯元春烈士只有过一次照面，那时我还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场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学生，同为女姓，年龄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她似乎比林昭还激进一些，批毛揭毛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为此，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刋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同去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编辑吴若萍（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现已离休）。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

我骑自行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词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质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吴若萍先生，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有的又说她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极其一般，中等个儿，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

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订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吴若萍曾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到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接着，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

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胡风及朋友之间的私人来信件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思想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了。家无存粮，要是发生灾害农民便会被饿死。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

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 “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的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 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到此无疾而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6·8”社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受尽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我说，她后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也就是坚持做人的人格与良知，决不屈服于暴政！

在血雨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一打三反”运动中，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为了壮声威，显示“伟光正”，居然用她的人头祭毛的血旗，杀于南充，死时不足40岁。有说是乱棒打死的，有说是刺刀戳死的，还说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真理光不灭，千载奠英魂！”的满腔豪情。还听另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第一名就是冯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