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0日上午，陈平发来微信：赵诚先生于昨天下午4点30分因感染新冠病毒，突然病故，享年70岁。我当即回复：

痛失赵诚！痛，痛，痛！

陈平随后给我发来了几帧照片。其中有一幅摄于1991年7月，照片里居中坐着的赵诚，把我的思绪瞬间引向1993年9月上旬——那是我初赴太原、与赵诚首次相见的日子。

1993年8月下旬，旅居加拿大的董昕先生回国探亲。他冒着风险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带来了国外朋友的人道救助款，给我带来了《北京之春》杂志的稿费和万润南先生的捐款。董昕先生想办法甩掉尾巴后，与蒋培坤老师和我在西城区佟麟阁路一家民居中见了面。董昕说，他也给山西的六四政治犯王新龙和丁俊泽的家属带来了捐款，准备过几天就去太原。考虑到董昕已被国安部门盯上，我对他说：山西的事，我去走一趟吧。

1993年9月上旬的一天，我只身乘火车去太原。当晚，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上午，我按图索骥进了山西大学，找到了王新龙家，见到了夫人赵红月；找到丁俊泽家，见到了夫人张叶。赵红月对我说，山西省委党校的赵诚老师很关心她们，问我愿不愿意见见他。我说：好啊！经赵红月与赵诚约定，当天傍晚时分，我到了山西省委党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

赵诚对我有基本的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进小餐馆时，怀揣着他珍藏多年的山西汾酒。当然，赵诚对我也尚存疑虑——事先没打电话联系，也没人居间沟通，一个十足的不速之客，突然从北京跑来太原，触碰的还是当下中国政治的头号敏感问题。任谁，都难免会有一点提防不测之心。不过，赵诚名如其人，人如其名。他以诚相待，对我直言了他心中的问号。也是巧了，我也生性喜欢坦然直言。于是，我开门见山，聊了自己一不留神成了秦城监狱第八期政治犯的故事。

兴许也就一袋烟的功夫，我俩就互认同道、哈哈大笑了。接下去，当然是举杯痛饮、开怀畅聊了。赵诚与餐馆老板相熟，记得他动情地对老板说：这位可是京城来的稀客，等会别忘了给我们加菜，我们一定要吃好喝好聊好！

一年多之后的1994年初冬，我第二次去太原，看望已经出狱的王新龙和丁俊泽，以及六四后被开除党籍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蒋泽新等朋友。我还和赵诚一起看望了尚在系狱的六四政治犯葛湖的夫人贾永华。本来还准备去看望胡践的母亲，但因她不在太原而作罢。此外，我还听闻了贾秀文在八九民运期间，和葛湖一起到太原钢铁公司激情讲演，呼唤工人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事；并和赵红月的学生、高平一中的侯文印老师联系上了。

这次到太原，赵诚说什么也不让我住旅馆了，而是让我吃住在他家。在省委党校家属5号楼东单元三层东门小住的日子里，赵诚夫人于军下厨做饭，变着花样用美味的山西面食招待我；赵诚和我除了无话不谈外，照例用上好的山西汾酒款待我。这次太原之行，我在日记中有详载。不过，为防当局突然抄家，我早已将日记坚壁清野、转移它处。这次太原之行的三天中，赵诚与我朝夕相处、魂魄相通的过从细节，只能留待以后补发了。

先后两次太原之行，使我与太原朋友成为相知相熟的同道好友。1994年冬天，贾秀文来到首师大19楼我家中。秀文是山西大学哲学系77级本科生，我是中国人民大学88级科学哲学博士生——于是，我俩先聊哲学，再聊八九，最后聊了他擅长的围棋（他曾获授业余五段）和我喜爱的中国象棋。1995年春暖花开之际，丁东来到我家，我给他沏上从家乡带来的苏州洞庭山碧螺春绿茶，然后我俩就百无禁忌地聊开了。除了心有灵犀的精神共鸣、思想操练外，丁东还给我送来了他、陈平和赵诚合捐的生活帮助款。虽然时隔28年之久，我才首度披露这一事实，但同道们雪中送炭的义举，一直让我感佩于心，莫敢相忘。

1999年5月18日至2003年5月17日，我因无视警告、毅然参与六四10周年纪念活动，被当局第三次投入班房，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荣光之罪，坐了四年牢。在我身陷囹圄的那段时间，赵诚先是与丁东、冯克力、张杰于2000年夏天同赴清华园，拜访“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的谔谔之士——黄万里先生，接着执笔写出了引起强烈反响的《但教莫绝广陵散》。黄老于2001年8月27日与世长辞后，赵诚以罹患重病之躯，又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中国水利学界马寅初式的提头直谏人立传。
2014年7月15日，赵诚顶着酷暑来到我家，将新鲜出炉、自己最先拿到并正在校勘的那本《长河孤旅》赠送于我。在《长河孤旅》“前引”的最后，赵诚掷地有声地写道：“一个民族，只有善待并铭记自己的赤诚之子，才有可能兴旺发达。这就是笔者给黄万里先生立传的因由。”在《长河孤旅》的“后记”中，赵诚写道：黄万里先生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两年之后的2006年8月，我与赵诚又见面了。这次是李亚莉女士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家餐馆请他、也请我吃饭。与黄万里先生在1957年反右风暴中先后落难的李亚莉，当年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基础教研室的助教。其时年仅23岁的她，因据实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成右派。在《长河孤旅》第十五章中，赵诚全文收录了李亚莉的长篇回忆文字，并如实将李亚莉誉为“铁骨铮铮的不平凡的人”。李亚莉请赵诚，这很自然。然而，她为何要把我也请去呢？

事情得从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先生逝世说起。紫阳辞世之后的1月17日至1月31日，我被软禁在家15天；1月21日至1月31日，章虹被软禁了11天。不过，1月18日上午，章虹成功地去了富强胡同6号，并在留言簿上签了名。1月18日下午，章虹带了白菊花和我昨晚写就的《悲情悼紫阳》，再去富强胡同6号。当天下午，就在紫阳家门外的胡同里，章虹遇见了李亚莉。当时，章虹给王天成和浦志强打了电话，说我被警察堵在家里了，而她来到了富强胡同，正等候进去吊唁。章虹告诉他们，紫阳家门口未见有警察拦阻，要他们二位抓紧时间快点过来。旁边的李亚莉真是个古道热肠人，她听到章虹说的话，就问章虹：你先生是谁？他怎么被警察堵在家里了？！章虹把我的事说了说，李亚莉马上说：我就要和你们这样的人交朋友，并随即把她的手机号码给了章虹。
1月18号晚上，我和李亚莉通了电话。她自报家门后，我知晓她就是《长河孤旅》第十五章中的李亚莉，一个“逆境中意志坚强”的大写的人。像我们的右派朋友张思之先生、武宜三先生、铁流先生、闫志一先生那样，李亚莉女士也成了我和章虹的同道好友。

在新街口那家餐馆里，我告诉赵诚和李亚莉，我认认真真读了《长河孤旅》。我要实话实说，我所受的苦难，不及黄先生和李亚莉女士的百分之一。我出狱之后写的第一本书《看守所杂记》，已由香港开放杂志社于2005年3月出版。这本书在国内是禁书，我手头还没有能送你们的。我还告诉他们，我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有幸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得到的结论是：李政道和杨振宁所持守的“宇称不守恒”定论，乃是站不住脚的。听了我的话，快人快语的李亚莉对我说，她认识中科院物理所的刘研究员，要把他马上介绍给我，看看能否助我一臂之力。2006年9月14日，我寄出了给刘老师的一封信。

 

 

 

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凛然面世。在首批303位联署人中，赵诚的名字赫然在列。赵诚与我，一直是八九六四同道。现在，他与我又成了零八宪章同道。八九六四人和零八宪章人，有个三要三不要：要自由不要奴役，要民主不要极权，要宪政不要专政。应该说，由八九六四人而成零八宪章人，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近四年前仙逝的紫阳先生，事实上已是一位零八宪章人。在《悲情悼紫阳》（2005年1月20日载于香港《苹果日报》）一文中，我写道：“在当代中国，紫阳先生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现代政治家。他和胡耀邦一样，难能可贵地跳出一党之私，超越既得利益的羁绊，认同人类主流文明。他对宗凤鸣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放弃的话，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他和坚持一党专政的邓小平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他和江泽民、胡锦涛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而伟大与渺小的分野，也就在这里。”

 

 

 

2015年初春，我第三次去太原，章虹同行。在太原，我的北航校友王奋武把我俩的吃住安排得妥妥帖帖。我们与陈平一家、王奋武一家及王新龙等朋友相聚甚欢。此外，陈平还特意陪我们去祁县乔家堡村参观了乔家大院。这次太原行的一大缺憾是，赵诚同道在海南博鳌养病而未能得见。

2016年春节期间，我给王奋武寄去四本《点燃良知的烛光》（2014年10月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分别赠与陈平、赵诚、王奋武和王新龙。

最近六年来，陈平不时给我通报赵诚同道的消息和动态。自1997年以来，赵诚难于置信地与肺癌、冠心病、脑梗、膀胱癌等病魔顽强搏斗了二十五年；他在七十年沧桑人生中所经受的身心磨难，何止是我最近“阳了以后，一周无食欲”的千百万倍！

2022年6月24日，零八宪章人、95岁高龄的张思之先生驾鹤西去。2022年11月9日，零八宪章人、90岁高龄的鲍彤先生溘然长逝。这两位先生，是令我尊敬又相熟的忘年之交；他们的辞世，使我心痛。2022年12月29日，零八宪章人、比我年轻四岁的赵诚同道撒手人寰，使我格外心痛。

逝者长已矣。愿生者像鲍彤先生于2022年11月5日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2023年1月9—10日 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22年12月30日上午，陈平发来微信：赵诚先生于昨天下午4点30分因感染新冠病毒，突然病故，享年70岁。我当即回复：

痛失赵诚！痛，痛，痛！

陈平随后给我发来了几帧照片。其中有一幅摄于1991年7月，照片里居中坐着的赵诚，把我的思绪瞬间引向1993年9月上旬——那是我初赴太原、与赵诚首次相见的日子。

1993年8月下旬，旅居加拿大的董昕先生回国探亲。他冒着风险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带来了国外朋友的人道救助款，给我带来了《北京之春》杂志的稿费和万润南先生的捐款。董昕先生想办法甩掉尾巴后，与蒋培坤老师和我在西城区佟麟阁路一家民居中见了面。董昕说，他也给山西的六四政治犯王新龙和丁俊泽的家属带来了捐款，准备过几天就去太原。考虑到董昕已被国安部门盯上，我对他说：山西的事，我去走一趟吧。

1993年9月上旬的一天，我只身乘火车去太原。当晚，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上午，我按图索骥进了山西大学，找到了王新龙家，见到了夫人赵红月；找到丁俊泽家，见到了夫人张叶。赵红月对我说，山西省委党校的赵诚老师很关心她们，问我愿不愿意见见他。我说：好啊！经赵红月与赵诚约定，当天傍晚时分，我到了山西省委党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

赵诚对我有基本的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进小餐馆时，怀揣着他珍藏多年的山西汾酒。当然，赵诚对我也尚存疑虑——事先没打电话联系，也没人居间沟通，一个十足的不速之客，突然从北京跑来太原，触碰的还是当下中国政治的头号敏感问题。任谁，都难免会有一点提防不测之心。不过，赵诚名如其人，人如其名。他以诚相待，对我直言了他心中的问号。也是巧了，我也生性喜欢坦然直言。于是，我开门见山，聊了自己一不留神成了秦城监狱第八期政治犯的故事。

兴许也就一袋烟的功夫，我俩就互认同道、哈哈大笑了。接下去，当然是举杯痛饮、开怀畅聊了。赵诚与餐馆老板相熟，记得他动情地对老板说：这位可是京城来的稀客，等会别忘了给我们加菜，我们一定要吃好喝好聊好！

一年多之后的1994年初冬，我第二次去太原，看望已经出狱的王新龙和丁俊泽，以及六四后被开除党籍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蒋泽新等朋友。我还和赵诚一起看望了尚在系狱的六四政治犯葛湖的夫人贾永华。本来还准备去看望胡践的母亲，但因她不在太原而作罢。此外，我还听闻了贾秀文在八九民运期间，和葛湖一起到太原钢铁公司激情讲演，呼唤工人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事；并和赵红月的学生、高平一中的侯文印老师联系上了。

这次到太原，赵诚说什么也不让我住旅馆了，而是让我吃住在他家。在省委党校家属5号楼东单元三层东门小住的日子里，赵诚夫人于军下厨做饭，变着花样用美味的山西面食招待我；赵诚和我除了无话不谈外，照例用上好的山西汾酒款待我。这次太原之行，我在日记中有详载。不过，为防当局突然抄家，我早已将日记坚壁清野、转移它处。这次太原之行的三天中，赵诚与我朝夕相处、魂魄相通的过从细节，只能留待以后补发了。

先后两次太原之行，使我与太原朋友成为相知相熟的同道好友。1994年冬天，贾秀文来到首师大19楼我家中。秀文是山西大学哲学系77级本科生，我是中国人民大学88级科学哲学博士生——于是，我俩先聊哲学，再聊八九，最后聊了他擅长的围棋（他曾获授业余五段）和我喜爱的中国象棋。1995年春暖花开之际，丁东来到我家，我给他沏上从家乡带来的苏州洞庭山碧螺春绿茶，然后我俩就百无禁忌地聊开了。除了心有灵犀的精神共鸣、思想操练外，丁东还给我送来了他、陈平和赵诚合捐的生活帮助款。虽然时隔28年之久，我才首度披露这一事实，但同道们雪中送炭的义举，一直让我感佩于心，莫敢相忘。

1999年5月18日至2003年5月17日，我因无视警告、毅然参与六四10周年纪念活动，被当局第三次投入班房，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荣光之罪，坐了四年牢。在我身陷囹圄的那段时间，赵诚先是与丁东、冯克力、张杰于2000年夏天同赴清华园，拜访“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的谔谔之士——黄万里先生，接着执笔写出了引起强烈反响的《但教莫绝广陵散》。黄老于2001年8月27日与世长辞后，赵诚以罹患重病之躯，又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中国水利学界马寅初式的提头直谏人立传。
2014年7月15日，赵诚顶着酷暑来到我家，将新鲜出炉、自己最先拿到并正在校勘的那本《长河孤旅》赠送于我。在《长河孤旅》“前引”的最后，赵诚掷地有声地写道：“一个民族，只有善待并铭记自己的赤诚之子，才有可能兴旺发达。这就是笔者给黄万里先生立传的因由。”在《长河孤旅》的“后记”中，赵诚写道：黄万里先生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两年之后的2006年8月，我与赵诚又见面了。这次是李亚莉女士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家餐馆请他、也请我吃饭。与黄万里先生在1957年反右风暴中先后落难的李亚莉，当年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基础教研室的助教。其时年仅23岁的她，因据实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成右派。在《长河孤旅》第十五章中，赵诚全文收录了李亚莉的长篇回忆文字，并如实将李亚莉誉为“铁骨铮铮的不平凡的人”。李亚莉请赵诚，这很自然。然而，她为何要把我也请去呢？

事情得从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先生逝世说起。紫阳辞世之后的1月17日至1月31日，我被软禁在家15天；1月21日至1月31日，章虹被软禁了11天。不过，1月18日上午，章虹成功地去了富强胡同6号，并在留言簿上签了名。1月18日下午，章虹带了白菊花和我昨晚写就的《悲情悼紫阳》，再去富强胡同6号。当天下午，就在紫阳家门外的胡同里，章虹遇见了李亚莉。当时，章虹给王天成和浦志强打了电话，说我被警察堵在家里了，而她来到了富强胡同，正等候进去吊唁。章虹告诉他们，紫阳家门口未见有警察拦阻，要他们二位抓紧时间快点过来。旁边的李亚莉真是个古道热肠人，她听到章虹说的话，就问章虹：你先生是谁？他怎么被警察堵在家里了？！章虹把我的事说了说，李亚莉马上说：我就要和你们这样的人交朋友，并随即把她的手机号码给了章虹。
1月18号晚上，我和李亚莉通了电话。她自报家门后，我知晓她就是《长河孤旅》第十五章中的李亚莉，一个“逆境中意志坚强”的大写的人。像我们的右派朋友张思之先生、武宜三先生、铁流先生、闫志一先生那样，李亚莉女士也成了我和章虹的同道好友。

在新街口那家餐馆里，我告诉赵诚和李亚莉，我认认真真读了《长河孤旅》。我要实话实说，我所受的苦难，不及黄先生和李亚莉女士的百分之一。我出狱之后写的第一本书《看守所杂记》，已由香港开放杂志社于2005年3月出版。这本书在国内是禁书，我手头还没有能送你们的。我还告诉他们，我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有幸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得到的结论是：李政道和杨振宁所持守的“宇称不守恒”定论，乃是站不住脚的。听了我的话，快人快语的李亚莉对我说，她认识中科院物理所的刘研究员，要把他马上介绍给我，看看能否助我一臂之力。2006年9月14日，我寄出了给刘老师的一封信。

 

 

 

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凛然面世。在首批303位联署人中，赵诚的名字赫然在列。赵诚与我，一直是八九六四同道。现在，他与我又成了零八宪章同道。八九六四人和零八宪章人，有个三要三不要：要自由不要奴役，要民主不要极权，要宪政不要专政。应该说，由八九六四人而成零八宪章人，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近四年前仙逝的紫阳先生，事实上已是一位零八宪章人。在《悲情悼紫阳》（2005年1月20日载于香港《苹果日报》）一文中，我写道：“在当代中国，紫阳先生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现代政治家。他和胡耀邦一样，难能可贵地跳出一党之私，超越既得利益的羁绊，认同人类主流文明。他对宗凤鸣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放弃的话，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他和坚持一党专政的邓小平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他和江泽民、胡锦涛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而伟大与渺小的分野，也就在这里。”

 

 

 

2015年初春，我第三次去太原，章虹同行。在太原，我的北航校友王奋武把我俩的吃住安排得妥妥帖帖。我们与陈平一家、王奋武一家及王新龙等朋友相聚甚欢。此外，陈平还特意陪我们去祁县乔家堡村参观了乔家大院。这次太原行的一大缺憾是，赵诚同道在海南博鳌养病而未能得见。

2016年春节期间，我给王奋武寄去四本《点燃良知的烛光》（2014年10月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分别赠与陈平、赵诚、王奋武和王新龙。

最近六年来，陈平不时给我通报赵诚同道的消息和动态。自1997年以来，赵诚难于置信地与肺癌、冠心病、脑梗、膀胱癌等病魔顽强搏斗了二十五年；他在七十年沧桑人生中所经受的身心磨难，何止是我最近“阳了以后，一周无食欲”的千百万倍！

2022年6月24日，零八宪章人、95岁高龄的张思之先生驾鹤西去。2022年11月9日，零八宪章人、90岁高龄的鲍彤先生溘然长逝。这两位先生，是令我尊敬又相熟的忘年之交；他们的辞世，使我心痛。2022年12月29日，零八宪章人、比我年轻四岁的赵诚同道撒手人寰，使我格外心痛。

逝者长已矣。愿生者像鲍彤先生于2022年11月5日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2023年1月9—10日 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