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首发文章
李金芳:人权捍卫者倪玉兰的境遇透视出中国的人权现状
近日,频频传来居住在北京的人权捍卫者倪玉兰及家人遭受迫害的消息:在寒冷的冬季,先是警察找上门来骚扰,继而由房东出面逼迫刚刚入住4天的倪玉兰一家搬家,随后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于深夜遭到便衣的殴打致重伤,数天来,倪玉兰及丈夫包括租住在他处的女儿一直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热心人士前往探望和送生活用品被警方扣押……致使倪玉兰一家连续几日没有食物果腹充饥,连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需到医院就医都被禁止!北京当局为何屡屡对倪玉兰女士进行打压迫害?真实的原因是多年来倪玉兰不畏强权和暴政,坚持捍卫人权和人的尊严,不仅为自己和家人,更为了争取他人的权利不惜多次身陷囹圄。2011年12月22日,倪玉兰荣获荷兰政府授予的2011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以此表彰她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并称她为“捍卫和促进他人权利而表现出罕见勇气的人”。倪玉兰和她一家人的境遇透视出中国的人权现状。大家都应该关注她的处境!帮助她们一家享受到基本的人权和人道救济!
雷火丰:世界互联网大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从使用人数上讲,中国当之无愧被称之为互联网大国,然而,从自由度上讲,中国远远不配被称之为互联网大国,所谓的互联网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局域网,很多境外网站在中国国内不能直接访问,而且网络言论受到极大限制。中国政府对网络的强力监管饱受民间和外界诟病,时至今日,防火墙依然横亘在中国大陆网站和境外网站之间。目前中国已有6.3亿多互联网用户,其中5.27亿人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预计明年中国的网民总数将上升到8.5亿人。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仍然禁止诸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Instagram等西方社交和图片分享网站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本身的社交网站也受到严密的审查和监控;许多国际主要媒体的网站在中国也经常被封锁。因此,在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下,官方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显然不是中国网民的福音,而只能是梦魇。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辽宁日报》致全国高校教师公开信批评“呲必中国”引发广泛谴责
所谓“呲必中国”就是说抹黑中国,《辽宁日报》公开信指责大学文史哲教师在课堂上讲中国坏话,大概意思是说,利用讲台反党吧。“呲必中国”实际上就是“呲必中共”,既然党国不分,抹黑中国就是抹黑党。黑的就是黑的,难道黑是抹来的?毒奶粉、黑砖窑、瘦肉精、地沟油、苏丹红、雾霾等这些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吗?党控媒体不是也发这些消息吗?这是“抹黑”中国吗?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还有遍地都是的苍蝇,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都是客观存在吗?为什么会大量发生和存在这些社会问题,刨根问底自然会联系到社会制度问题,甚至也会联想到共产党早年说的那句话“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呲必中国”必然引起学生对社会不满,进而对中共统治不满。
华逸士:“文革”或已重来,喉舌充当先锋——中国媒体厚黑已达新境界
习氏登基之后,迅速揉碎海内外民主自由派人士的幻想。其“8•19讲话”“男儿论”“前后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论”,展示他的思想基本光谱,可以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仍抱幻想的人,听了这些论调和观察了大肆抓捕温和的民主异议人士、作家、记者、律师之后,如果还不死心的话,那真是见了棺材还不下泪、撞了南墙还不回头了。更为奇绝的是,这位新统治者处处模仿毛太祖,也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让广受非议的网络写手、“自干五”的代表周小平登堂入室,青睐有加。这无疑昭示了红朝一种新风向:无论这厮的文章写得有多造谣、虚假,多么不顾基本事实,只要投红朝所好,为红朝当局唱赞歌,帮忙洗脑,则前途光明,钱途广阔。而如批评红朝,轻则如网络大V们遭封杀,重则如铁流、高瑜等陷入铁窗。“周带鱼”大餐在新君的重口味引导下,树立成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最新版本。“文革”或已重来,喉舌充当先锋,“牛棚”还在招手,锁链从未远去。
杨光:既有“党的领导”,岂能“依法治国”
中共四中全会一如既往,仍然把“党的领导”凌驾于“依法治国”之上,而事实恰恰是:中共六十多年来之所以不能“依法治国”,其唯一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不加约束、也难以约束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全局性、系统性地走到了“依法治国”的反面,即使在当今,在薄熙来的重庆,在周永康的中央政法委,在徐才厚的中央军委,也早已脱出了“依法治国”的轨道。薄熙来、周永康已经如此难缠,若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们在某些事情、某些领域拒不“依法治国”,还有哪条法律、哪套程序可以制止得了他们?文革的教训、毛泽东的教训、刘少奇林彪的教训、薄熙来周永康的教训,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势不两立。
秦永敏: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上)——苏格兰独立公投和香港争真普选之比较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顺利进行表明,英国确实是人权至上的国家;相反,愈演愈烈的香港占中行动及其港府和中共当局的态度,则是主权至上的表现。这样,已经落幕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和仍然在尖锐对立的香港普选之争,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比项目的国际政治版,它们的实质是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香港公民并没有要求独立,也没有要求改变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任何关系,仅仅只是争取真普选——也就是不仅要求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且要求不受中共政权控制的被选举权,这种要求,和苏格兰独立公投相比是很低的,却因此和中共政权企图继续通过控制特首来控制香港的做法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对立和冲突。香港学生和市民为抗议人大就香港政改所做的决定而发起的占中行动是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只要民主精神不死,香港就有希望。无论如何,在争得真普选之前,香港公民是绝不会罢休的。
应克复:共产主义浩劫的思想源头(一)——《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前言与结束语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最大的认识误区是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以及由此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先验设想的盲目实践。当“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时,立即获得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响,以为是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接着便掀起了共产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建立共产政权。1949年秋,共产党夺得了大陆政权,接着便对中国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共产极权改造,营建了如同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的极权制度:权力的垄断,利益的垄断与思想文化的垄断。结果是什么呢?——导致整个中国陷入一种窒息和撕裂的状态,社会动荡,文明断层,人际关系异化,人民遭受的各种灾难罄竹难书!苏联、中国的历史足以证明,凡是以暴力、恐怖和谎言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实验,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场浩劫!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灭资”说,“暴力专政”说,“国家垄断”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的全面衰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幸。


綦彦臣:前网络时代与“严韦定理”——私人情报学视角下的公民社会(上)
没有信息,就没有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公民社会之所以优于臣民社会,是因它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拥有了信息权利。信息权利也是自由权利之一种。该种权利又可分为:(一)对统治体系信息合法且自然的获取,包括媒体传播出来的统治体系信息;(二)公民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进一步推导出现代社会的理性交往原则;(三)公民对任何可能获取到又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做出评论,可以公开发表也可以小范围交流;(四)公民在社区生活当中拥有最一般的信息共享,从而促进利益互惠。即便是在当今网络时代,公民社会与信息权利的关系也仍然如此,而网络的出现又推助了此四种权利的组合与融合使用。私人情报学对于个人生活质量十分有用,而作为一项极具政治学含义(含量)的新兴学问,对公民社会暨自由权利的同盟性更重要。网络时代的开启暨前网络时代的结束让民间社会具有了超越条件,从而可以创建出非传统路径而成的公民社会。
闵良臣:十四亿国民的自由与福祉才是至高无上的
时至今日,执政党必须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党政合一或叫党国合一、党在国上,而且党又领导一切的国家,不论是经济发展的好坏,国民素质的高低,在外人眼里,都被看作是执政党的好坏和执政党素质的高低。果真像执政党天天挂在嘴边上的,为十四亿国民自由幸福计,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或者说就算是为了大陆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的所谓“中国梦”吧,有些人也应该放弃那些举世公认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放弃国家仍在坚持的错误意识形态,再也不能孤芳自赏、执迷不悟地在这种所谓“中国特色道路”而其实在众人看来是一条荒唐透顶的道路上走下去了。

桑杰嘉:中共宣布向藏人党员干部开刀——中共对藏政策走向更趋极端
最近,中共高层宣布要向藏人党员干部开刀。中共驻藏大臣陈全国公开表示要“严肃反分裂斗争纪律,对在反分裂斗争中患得患失、对十四世达赖集团抱有幻想、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从重查处,……。”进一步明确中共将要向藏人党员干部动刀。藏人党员难免人人自危。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再次关注中共对藏政策的动向。与此同时,中共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对三名藏人判刑以及阿坝州若尔盖县藏文中学学生为主的当地藏人“挺藏语”抗议等事件,都显示出中共执政当局对西藏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曾伯炎:习近平效法毛泽东意欲把中国引向何方?
毛泽东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两杆子”治国,以武治国,以巫治国,以奴治国,以法术治国,直到发动文革,反文化,反文明,开历史倒车,把国家搞得残破不堪,濒临崩溃,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如今,习近平不但不清除毛泽东这笔负资产,还紧紧抱着不放,效法毛太祖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和古田会议,企图用强化党的领导和政法委体制、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强化党规党法来树立个人权威,一统天下,使劲煽动民族主义,拼命打压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以此来维护红色帝国,进而谋求党国中兴,称雄于世界,其司马昭之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黄秀辉:没有宪政,权力必然会肆意妄为
从田韩时代到后田韩时代,“组织上”总结的田韩案教训一直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教训。《南方周末》曾经力图通过“宪政梦”说出田韩案及所有贪腐案件的真正教训,但那篇新年献词胎死腹中。人们纷纷到南方周末大楼门前献上黄色的鲜花,悼念死去的新年献词,其中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等人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关进牢房。因为田韩案的真正教训不能被说出和被吸取,贪腐只能蔓延,抢劫只能继续,悲剧只能重演,一切社会矛盾的解决都成为“一项长期任务”,都“永远在路上”。谁都明白:没有宪政这个制度笼子,政治权力必然会肆意妄为,到处泛滥。
李金芳:甘当争取民主宪政道路上的铺路石——胡俊雄
在一次聊天时,胡俊雄告诉我:“前几天坐公交车时因为太疲劳,我站着睡着了,一位老人给我让座,还很心疼我,说工作也不能太玩命,身体还是要紧的。”看着他永远疲惫的倦容,我顺势劝他:你确实不能总这么玩命,来日方长,事情是做不完的。胡俊雄回答说:“一位民运老前辈说过,在中国民主宪政的大路上,只求做一粒铺路的小石子,但要做好小石子更不容易,它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坚守恒久信念、至死不渝地奋斗不息。”多年来,胡俊雄正是循着“做一颗铺路的小石子”的信念,四处发光,像一枚永不停歇的陀螺一样旋转。就像他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不需要空话和大话,公民社会更不需要夸夸其谈。我们每一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用你的特长脚踏实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大厦添砖加瓦,就够了。人人都能这样做,中国自由民主的时代自然就不远了。
王德邦:人权领域的“野骆驼”——记杰出的人权活动家胡俊雄
胡俊雄说:我经常看一些有关野骆驼的节目,特别感动于野骆驼的艰难求生本领。野骆驼号称“沙漠之舟”,生活于沙漠与戈壁的不毛之地,不仅干旱缺水, 而且夏天酷热,最高气温可达55℃,砾石和流沙温度甚至可达71— 82℃,而冬季又奇冷,寒流袭来时,气温可下降到零下40℃,并且常常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却使野骆驼练就了一副非凡的适应能力,具有许多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生理机能,不仅能够耐饥、耐渴, 也能耐热、耐寒、耐风沙,善于奔跑,行动灵敏,反应迅速,性格机警,嗅觉非常灵敏,所以得到了“沙漠之舟”的称号。野骆驼常常几天甚至十几天吃不到食物,尤其在面临威胁时,野骆驼甚至可以主动奔走入茫茫沙漠,置身于死亡之地,而让它们的敌人望而却步。野骆驼以生命最低的需求,胜过了许多天敌,顽强地在险恶环境中存活下来。胡俊雄对野骆驼顽强生存精神的推崇,当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寓意。事实上胡俊雄先生就是人权领域的一峰野骆驼。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中国的“柏林墙”和长城
分隔东西德的柏林墙25年前的11月9日倒塌了,这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她的历史意义在于宣告了自由世界战胜了共产专制世界,从此发生了骨牌效应,强大的苏东集团顷刻间分崩离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祸害人类社会近一个世纪后终于画上了句号。柏林墙与深圳河是可以比较的。越过柏林墙的东德人是由于饥饿但同时更是为了自由。中国国民的愚昧程度并不因为有互联网,也不因为可以出国旅游,而改变。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猪圈,愚民就像猪一样生活,他们从来不要什么权利,只要吃饱饭足矣。不过,中国人对朝鲜就五十步笑百步,以为朝鲜不如中国,而且也痛恨金氏政权。
林傲霜:公民经济和财产权是公民社会的根基
从毛年代直到今日,控制社会资源,窒息公民经济,剥夺公民的财产权,是极权专制当局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当下中国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由执政党和权贵垄断的经济。无论其GDP如何增长,不但不会有均等富足,而且两极分化,只会愈来愈变本加厉。不仅知识阶层在中国几乎无法独立生存,不依附于当局这个体制,就只有去操“挽车卖浆”之类的生涯,这是一般知识人难以承受的。而且你即便是去经商,也不敢发出任何异议之声。否则刁难接踵而至,弄得你焦头烂额无法营生,无法生存。劳工同样如此,谁敢去组织工会?不但工厂会立马叫你“下岗”,而且“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之类的罪名立马便会登门“拜访”。而农民在当地早已被乡官、村长等一帮党官恶吏管束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而进城的所谓农民工,更是连起码的国民待遇都还难以获得,还挣扎在“二等公民”的困境。因此,在中国欲建成公民社会,不能不说是任重而道远。

付勇:中国从未有法治,只有人治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从没有实现法治,实际上一直都实行人治,顶多是实行人治下的法制。两者的区别在于:一、制度基础不同,人治是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的基础上,特点是君主专制或政党专制,只体现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而法治是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二、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三、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四、法治赖以建立的权力基础是社会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间互相控制、相互制约而结成的多元化“网状”控权模式;而人治的特征是权力一元化的状态,这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而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与国家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
昝爱宗:对浙江拆十字架运动及宗教逼迫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自今年1月起开始的浙江拆基督教堂十字架运动,至今已经超过10个月。其中,4月份以后为密集拆除期,主要集中在温州地区,7、8、9月三个月为大规模的拆除期,全省至少有300间以上的教堂十字架被拆。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和金华两市及所辖区县市所拆的合法教堂十字架,分别在100个以上。一场针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逼迫运动在浙江“试点”近一年,被称为“浙江模式”,其特点是针对合法登记的基督教堂建筑物顶上的十字架进行强拆,政府出具的书面拆除通知上均无“十字架”字样,名义上却是“拆除违章建筑”。据笔者观察,这场震惊世界的浙江拆十字架运动,至少经过浙江省“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直接领导,涉及到浙江省委省政府、统战部、国土厅、建设厅、宗教局、公安厅等职能部门,甚至更高层的干预来自北京,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北京推行基督教中国化的“规定动作”,并非地方政府的“自选动作”,只不过是率先从浙江开始罢了;如果浙江推行顺利,可能会在基督教人数较多的其他省份推行。
余杰:中国的民主转型与西藏的中间道路
一九八八年六月,达赖喇嘛受邀访问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在此期间他正式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在这个计划中,西藏将是“一个自治、民主的政体,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其权力结构由“一个人民选出来的行政首长、一个两院制的立法部门、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所组成。二十多年来,中间道路获得了大部分海外藏人、关心西藏问题的西方人士以及一部分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中国人的肯定,却遭到中共当局以及持强烈民族主义理念的中国人的反对。近年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大大增强了与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正在成长中、充满活力、思想开明的中国民间社会的互动,这是一个相当可喜的现象。反之,越来越多的藏人认识到,中共政权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谈判对象,中共政权从来只迷信枪杆子的力量。只有当中国的民主转型来临之后,才有实践中间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没有共产党,才有中间道路的真正实现。
张博树:流亡创造奇迹:达兰萨拉观感
从中央到地方,从宗教活动到日常生活,藏人社区均运转有序,生机盎然,真不像是一个流亡群体。那么流亡藏人何以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一个原本陌生的地方站住脚跟,重获生机,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呢?据西藏流亡议会议员介绍:第一,境内外藏人拥有共同的领袖,那就是尊者达赖喇嘛;第二,境内藏人不灭的斗志;第三,境内外藏人的剪不断的精神、文化联结;第四,流亡社区民主化的有效政府;第五,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据我的观察和理解,这5条中,第一条大概是最重要的。藏民族是一个崇尚神性的民族。达赖喇嘛在藏族民众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仅仅是“王”(政教合一意义上的最高首领),而且是“神”,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神”是普度众生的。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是解开目前西藏僵局的秘钥,可惜至今北京没有正视这一点,而是不断地妖魔化达赖喇嘛,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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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公民身份是民主转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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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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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德治悖论与价值维权(下)——制度
乔新生:混乱是否现代民主的必经阶段
曾建元:保卫台湾,演变中国——台湾对中国
杨瀚之:光复民国运动:大陆“蓝色新民族主
桑普:中港矛盾与香港本土民主发展
林之春:我的民主中国梦
桑杰嘉:民主路上前进的不丹王国
付勇:重温民主革命,力推民主转型
乔新生:中国政党政治充斥着机会主义
綦彦臣:德治悖论与价值维权(上)——民主
陈永苗:以反对党精神促成民国当归
不锈晓钢:美式政府停摆的澳式解决
淮生:权力失去约束,人类将会怎样?
綦彦臣:街头政治与中产再造(下)——转型
杜导斌: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政?
严家伟: “马王大战”对中国大陆制度变革
杨瀚之:从公民运动到公民革命:纲领、道路
秦永敏: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设之路(下)
蔡尚谦:注意区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
王德邦:中国近来反宪政与禁言运动浅析
淮生:若无宪政,“中国梦”必成“南柯梦”
陈永苗:当下行动的保守主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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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编辑部
《民主中国》征文启事

中国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时段、超巨型的系统工程,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建设是这一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基石。宪政民主政体的创设,有赖于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诚如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所言:“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因此,本刊决定在2014年开展“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活动,时间自201411日起至20141231日止。

应征文稿可从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中国民主转型的社会基础、来自民间的转型动力、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运动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互联网和科技革命对公民社会发育的影响、怎样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民主实践和公民维权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互动关系、如何争取公民结社组党的自由权利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理论与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意见和建议。本刊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乐见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争鸣与切磋,盼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本刊谨致以诚挚地感谢!

 来稿请在题头加注“征文”字样,以便与其他稿件区分。每篇征文字数不得少于2000字。来稿一经选用将在本刊首发,并按本刊规定给付稿酬。

 来稿请寄编辑部信箱:

minzhuzhongguo@yahoo.com

 特致谢忱!

 《民主中国》编辑部 201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