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的一天，我住在河北的一间招待所里。这招待所气氛冷清，床单不洁，却有着响亮名字与光辉的历史——行宫宾馆。它位於易县的梁各庄，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它是清王朝的行宫之一，皇帝因祭奠先祖下榻此处，而光绪的尸体在此停放了四年。
白天，我参观了皇帝们的陵墓，雍正、嘉庆、道光、光绪都安葬於此。陵墓的规模与考究，象徵了清王朝的兴衰。不过，这些荣耀都已散去，死亡只是新兴旅游业一部分，没什么再令人敬畏，一切都是可以兜售的。在陵区外的空地上，小摊主们兜售粗制滥造的畅销书，从雍正的帝王术到毛泽东的权力哲学，慈禧太后与江青的传记紧临，封面上都是一层薄薄的尘土。在这个国家，绝对的权力所造就的诱惑，从没消退。
夜晚，我在宾馆的房间里看电视，北京台正在举办一场关於「党性」的建设的演讲大赛。一群穿西装、套裙的年轻人，他们是村干部、国企的政工干部、公务员，他们都端庄、时髦、慷慨激昂，语言形式与内容却让我想起了少年时的政治课本，长长的排比、洋溢的热情、固定的比喻，却空无一物，也毫无逻辑。你也很难相信，他们所说的与他们的真实想法有着关联。这是一场表演，他们表演自己的忠诚，观众表演自己的掌声。
我突然意识到，从重庆开始的那场意识形态运动终於蔓延到北京了。三年前，我最初听到了重庆的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它就像是一个笑料。
他们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却忘记了马克思那着名的论述。在关於路易．波拿巴的文章中，他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披着拿破崙的名字的荣耀，路易．波拿巴想复辟昔日的帝国。支持他的不仅是个人的野心，也有法国社会的躁动与慌乱——法国人担心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下，转而相信「拿破崙神话」，支持他的侄子上台。
而此刻的中国，另一群人则借来了毛泽东，还伪造一个他代表的时代精神——一个更公正、更少腐败、反官僚的时代。三年来，假戏似乎成真，「打黑」加剧「唱红」的吸引力，它也不仅局限在一个城市，而是蔓延到更广阔的地区。将军后代合唱团们在全国各地巡演，各省的代表团纷纷前往重庆朝觐，不同的城市也展开了自己的唱红的活动，一群知识分子加入了喝采的行列，为这新模式赋予理论价值。而毛泽东另一些气质也得以重新涌现，学生再度告发课堂上的教师，一些县城举办了公审大会，党化教育盛行。
闹剧真的要变成另一幕正剧了吗？最初，谁都听得出「唱红」背后的权力之争，倡导者要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继承人，歌声有多么嘹亮，党内斗争得就多么激烈。但接下来，它似乎变成了一致的声音。高级领导人们，不管他们的利益争夺多么剧烈，都在肯定这项尝试。似乎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经济增长难以维系，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之后，这股可疑的怀旧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用以安抚大众情绪，在党内结成短暂的联盟，最大程度地延续权力。
试图还魂的殭尸，终究还是殭尸。路易．波拿巴从未恢复起法兰西帝国的荣耀，那些把他推向权力中心的人很快发现，他们迎来的是一个膨胀而虚弱的统治者，无力地在帝国与共和之间摇摆。类似的复辟也出现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年代，他试图重塑斯大林的偶像形象，加强社会控制。但在虚骄与表面稳定的十八年后，是突然性的崩溃，是勃列日涅夫的无能，而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才是葬送苏联帝国的更根本动力。
复辟者们总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玩弄历史，最终迎来的却是历史的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