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是一个阳光炽烈的季节，可是，随着人类有史以来一个最邪恶组织的诞生，中国陷入漫长的黑暗。中共无疑是中外邪恶毒素孕育的集大成者，中共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空前绝后。回望中国历史的7月，处处是野蛮与苦难。
在中国大陆人们的意识里，7月1日被官方赋予类似创世纪的神圣色彩（中共1941年确定7月1日为建党日）。在共产国际特使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来自各地的12个中共代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共的成立。这是苏联红色帝国向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这个“国外敌对势力”向东方的成功渗透，证明在1918年7月25日，苏联宣言放弃俄国在华一切利益只不过是空话。当时谁也想不到，中共这个只有50多个党员的组织，只不过是4年前1917年的同一天张勋复辟帝制的另一种新形式。在苏联的支持下，此后中共竟然长成一个巨魔，给中国带来近一个世纪的动乱和灾难，至今还在吞噬着大陆人民的生命、财富和灵魂，并毒化和威胁着世界和平。
中华大地之所以产生中共这个毒瘤，也有深厚的土壤。1062年7月3日，是包拯去世的日子。此后官方和民间都参与了包青天形象的演义。这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在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之下，世俗社会有着至高至善的超越性标准。而中华帝国的至高者是自称君权神授的皇帝，人们一直幻想并寻求明君贤相，而不是发达的民间社会和相互制约的共同治理体系。于是治乱循环，奴隶造反不过是要与主子换换位子。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失陷。在此之前，洪秀全的小朝廷早已倒在了自己的腐败中。
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寻求的两种道路。前者如孙中山等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发起成立同盟会；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人之一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起义失败被捕后当晚就义，震动朝野。15日，徐锡麟表妹、光复会和同盟会成员、“鉴湖女侠”秋瑾，因与徐共谋起义被清廷所杀。后者如1918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国人最终未跳出以暴易暴的循环。中共成立6年后的同一个月，1927年7月20日，中共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在此之前蒋介石先下手为强，4月12日武力“清党”，粉碎了苏联与中共渗透和利用国民党的阴谋。
中共成立24年后的同一天，抗战即将胜利，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希望以暴力起家的中共能带来和平。7月3日上午，……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六）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传》，焦润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傅斯年毕竟曾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并受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他的清醒使他没有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在1949年中共即将上台时满怀幻想地投靠，而是选择赴台，将自由的种子通过执掌台湾大学留存在那个岛屿上。
对中国人来说，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但鲜为人知的是，“策划日本南侵中国，并拖垮日本”是苏联的最高机密。解密的苏联档案证实，1930年初，共产国际开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地和日本本土活动，与军界、政界的好战分子接触。“九一八事变”就是从共产国际党员、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带人制造事端开始的；1936年，一批日共高级干部从苏联秘密回到满洲和日本，策划事变。“七七事变”现场最高指挥官、侵华日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也是共产国际的日籍党员。日本高层在两次事变之前完全不知，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军事进展太过顺利，也就默认了下级军官的莽撞结果。
日本侵华最大的后患是给中共崛起以可乘之机，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远见。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历史证明，中共惯用两面派手法，中共的抗战是口头鼓动他人牺牲的文抗，“七七事变”当月，1937年7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但是，中共对内的方针却是“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所以，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利用国民党忙于“抗日”的机会，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树立个人崇拜，取得党内的独裁地位。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中共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王稼祥1943年7月5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4年后中共建党46周年这天，1947年7月1日夜，延安整风中因几篇批评党内特权的杂文而遭批判和关押的党员作家、翻译家王实味，在中共撤离延安途中于山西被秘密砍杀，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王实味存世仅有一张照片。其妻31年后的1978年才知道丈夫被杀。王实味后被平反。
中共的宣传和拉拢着实迷惑了许多人。1936年5月，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著名人士，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这7位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事件”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当年12月，中共利用和欺骗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取得了合法地位。第二年“七七事变”当月，1937年7月30日，“七君子”出狱（7年后的同月，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逝世。可悲的是，这位追求新闻和出版自由的先驱与另一位在文革被迫害致死的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名字，被敌视新闻和出版自由的中共用作命名“长江韬奋奖”和“中国韬奋出版奖”）。1944年7月22日，美国观察组考察延安。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民国政府，“七七事变”5年后的同一天，1943年7月7日，蒋介石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的最高统帅勋章。1945年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对日军全面反攻……驱走外寇，内战开始，抗战胜利并没有迎来和平。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加速了其衰败。1946年7月11日晚，当年的“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暗杀。4天后的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最后的演说，随后在昆明街头被暗杀。10天后的25日，陶行知在避走迫害中病逝……尽管如此，敏锐的储安平第二年还是发出预警：“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观察》周刊1947年第二卷第二期发表的《中国的时局》）
中共即将夺取大陆，毛泽东终于露出了狰狞。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赤裸裸地说：“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一党凌驾于人民之上，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以所谓阶级划线，以政治而不是法律定罪，只有政治身份而无平等的公民。千百万人的牺牲，只不过换来名为“共和国”的人奴役人的新“动物庄园”。
没有信仰的政治家毫无政治伦理，反复无常，其不变的原则就是利己。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完全推翻了他在4年前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
《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第二天，中共组织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拉拢更多的人为它抬轿子吹喇叭。此时，那些受宠若惊、踌躇满志的作家、艺术家还看不到，被权力圈养，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沦为权力的奴才、帮凶和牺牲，付出葬送尊严、才华和生命的沉痛代价。
暴力夺权必然导致滥杀立威。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大举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中共趁机攘外先安内。7月23日，中共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对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也说：“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没有法律的保护伞，谁也没有永远的安全。1950年7月31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被授予“朝鲜英雄”称号。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朝鲜战争结束。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庐山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直到1967年8月被关入秦城监狱……
接下来的运动就是反右，惨剧不断。例如，据新华社1957年的《内部参考》记载：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7月1日投江自杀，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
反右就是从精神上降服知识分子。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遭到举国批判，马寅初毫不畏惧：“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新版]，周海婴，文汇出版社，2006年7月）
延安整风降服了全党，反右等运动降服了全国，邪恶更加为所欲为，开始疯狂的“大跃进”。1958年7月1日，即中共37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6月14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它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可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人祸》[修订版]，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由于中共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强行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发拉萨的不安和骚乱。1959年3月，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中共武力“平叛”。7月17日，中共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进行民主改革，撕毁了1951年5月中共与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其中有：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违背常识的邪恶必然引发反抗。湖南郴州地区鲤江电厂女工刘桂阳，1960年7月24日留下遗书前往北京，26日在国务院北门外墙上，贴上写有“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并从拿出没贴完的标语和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警卫：“我是代表乡亲们来这里说话的，这些情况只要让党中央知道，就是立即枪毙我也心甘情愿！……”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5年，第二年被平反。文革中的1969年3月再次被判10年，1980年2月29日第二次被平反。当人们发现在新社会连奴隶也坐不稳时，一些人觉得与其饿死不如拼死一搏。例如，1961年7月，“工农民主党”首领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四川省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一些良知尚存的掌权者也难免内心不安。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邪恶的极端容不得任何异己，即使是自己曾经的支持者。面对苏联对斯大林主义个人独裁罪行的揭露和改革的修正措施，中共强烈反对。1963年7月6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了9次会谈，双方彼此攻击。中苏两党关系恶化。7月21日下午，中共代表团返抵北京。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为首的中共高层领导都到机场隆重迎接，5000多人不断高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口号。
文革将现代迷信与邪恶推向顶峰。1966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举国欢呼，但此时遍及亿万人的灾难已经降临。例如，这个月的9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吴恕求服毒自杀；第二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自杀；1968年7月15日，遭迫害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含冤去世；1970年7月5日，著名的伊斯兰翻译家陈克礼阿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23日，因不满父亲被划为“右派”而入狱的部队文化教员陈力（曾任38军军长梁兴初的私人英语教师），因在重庆散发《告全市人民书》传单的刘顺森，双双被以“思想反动”的罪名在四川盐源县城遭枪杀，临刑前他们被施行了张志新式的割喉术；1976年7月1日，从遵义会议直至1937年12月担任中共总书记、1959年后遭到迫害的张闻天去世；1976年7月27日，遭迫害的作曲家马可逝世……
毛泽东死后，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开启了后毛泽东时代。
文革后，许多中共党员开始觉醒，但是党内斗争和运动依然不止。1989年7月31日，周扬病逝。36天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上至邓小平，下至普通学者，都来了。中共元老之一陆定一在写给周扬独生女的信中说“他是被气死的”；巴金说：“他活在我心里”；冰心说：“我为他的‘解脱’而感到放心”。一生经历了整人和被整的周扬，在晚年挽回了自己的名誉。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曾向被迫害者鞠躬流泪忏悔的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他指出：“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但这个报告也终结了周扬的政治生涯，党内左派攻击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3月21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周扬看完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拟向中央书记处呈报的《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举起材料，掷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的联合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搞了28天。
周扬去世两年后的1991年7月2日，文革中因言获罪的“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去世。周扬和廖沫沙在世时毕竟看到了六四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再次印证了周扬当年报告的观点。八九民运是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的，而胡此前的下台也让一个著名科学家失去了耀眼的光环，他就是2010年7月30日去世的钱伟长。正是他，在1986年12月学潮期间，将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朱泽江等“右派”朋友约他恳谈的私人信件，亲自送往邓小平家告密，成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证据之一。钱伟长此后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
“六四”屠杀虽然把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海外却继续高潮迭起。到了1989年的7、8月以后，就形成了多元的架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实力雄厚的民运团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和“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相继成立……
香港回归后，港人对中共暗中管控不断加强十分不满，特别是2003年7月1日，50万香港人参与由民间人权阵线首次组织的七一大游行，反对威胁自由权利的《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9月5日，特首董建华被迫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留待未来并重申无时间表。
现代迷信与专制邪恶往往将悲剧与荒谬结为一体。1969年7月28日，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在“捍卫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誓死守护大堤，人在大堤在！”的口号下，人们竟挽起人墙，抵挡强台风大海潮，83名大学生和470名解放军被吞噬。2007年，这里又成了“汕头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牛田洋精神”被归纳为：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斗争精神，敢于胜利精神。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报道高考中的“白卷英雄”、插队青年张铁生，使他一夜成名。江青接见张铁生时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也积极追随，在政治舞台上拼命表演，成为“四人帮”的马前卒……“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牛田洋悲剧7年后的同一天，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仅仅72秒的时间，唐山市被夷为一片废墟，共造成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被大地震掩埋的还有更鲜为人知的真相——与冯小刚“政治正确”的故事片《唐山大地震》不同，2009年王利波的独立纪录片《掩埋》（大陆至今禁演），将中共一直掩埋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当时一批专家都曾发出了准确预报，但一再被高层领导压而不报……这一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香港《前哨》2012年8月刊出一段秘闻：1997年6月30日午夜，7月1日的凌晨，进驻香港接替英军的驻港部队，在月黑风高、暴雨倾盆的新界山路上，运兵车连翻四辆，众将士2死80伤。事发后，最令当时主事者担忧的是害怕意志消沉的受害官兵将车祸之事对外传出。除了整体进行“严防敌对份子造谣”的洗脑教育，允诺伤者复员退役待遇超级优厚外，凡亲历、目睹事故相关连队，大批的政工人员进行“人叮人”的思想工作，谁若将此次事故扩散，就是配合了境内外“敌对份子”的罪恶行动，形同叛国、叛军。不仅现时，直到永远，一经查出，所有优厚待遇取消，而且从严处置，包括枪决。2004年7月8日，三峡船闸正式通航。但是，随着时间的考验，三峡工程愈发暴露出是个弊大于利又伤天害民的腐败工程，其灾难性后果越来越大，有专家预言它早晚被炸掉。2011年7月23日晚八点半，一列从浙江杭州开往福州的“和谐号”列车D3115，被另一列尾随的“和谐号”D301撞击，造成四节车厢坠落到三十米高的桥下，另有五节车厢脱轨（截至7月30日官方宣布有40位无辜的国人遇难）。中宣部照例严控媒体报道，举国哗然。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当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为何就地掩埋车头等问题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由此引来民众唾骂。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是6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北京当局22号晚间公布了37人死亡人数后，一直未见更新，引发民众强烈质疑。网上有民众发出求证贴子称：“……现在初步估计遇难人数361人。”在真相无法掩盖的情况下，7月25日房山区区长首度承认死亡严重，称人数正在统计中，并向民众致歉。然而这个时候，官方已经公布出牲畜受损情况，这种人命不如牲畜的现实，激起了民愤。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范正伟”的评论文章，罕见点名批评郭金龙犯“错误”。并在第二天罕见详细公布北京“7.21”雨灾已确认61名遇难者的身分、年龄、被发现地点等；标题是《北京“7.21”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7人》，并声称，望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及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为了缓和民愤，中共在7月27日开始禁止高干子女经商。但专制是一个怂恿特权的机制，无法遏制自我膨胀，腐败不断加剧。中共在维护一党专制的前提下，把反腐败当作一种自我美化的作秀，并用于权力斗争。例如，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院对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公开宣判，陈被判刑16年（2012年5月，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在香港出版《陈希同亲述》，为自己当年的表现辩解）。2000年7月31日，原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克杰因腐败案被判处死刑。2007年7月9日，济南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制造了举国震惊的济南汽车爆炸案，杀死情妇。段于9月5日被执行死刑。2010年7月7日，在薄熙来文革运动式的办法打黑和反贪中，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至2012年，家属对其骨灰迟迟“不敢下葬”。有评论认为，薄熙来以文强案绑架了公检法司等，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葬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重庆30年的经济成果。2011年7月10日夜间，邯郸市邯山区主管拆迁的48岁区长张海忠于在办公室被割喉。知情者称疑与拆迁有关等等。2011年7月19日上午，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前副市长姜人杰遭处决。许迈永贪污近两亿元人民币，姜人杰贪腐总额也超过一亿元人民币。2011年7月22日，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张春江先后收贿共746万元。中国这些年来有安全隐患的桥梁或其它各种建筑的事故层出不穷，与各地官员的腐败有紧密关系。2011年7月11至15日5天内，大陆有3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包括：11日，建于1997年的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坍塌；14日，建成不到12年、造价超过千万元的当地标志性工程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造成一辆旅游大轿车坠落，导致1人死亡22受伤；15日，通车14年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桥面塌落。
邪恶崇尚的是阴谋与暴力，公平正义难以靠法律实现，被奴役者与奴役者同时被这种环境所毒化。北京青年杨佳多次投诉警方对他的伤害未果，经过多日精心谋划，2008年7月1日（这个日子一定是他刻意选择的），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袭警，造成6死4伤，震动全国。11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此案的司法程序由于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重要的证人和杨佳的母亲在此期间被扣押），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和批评。杨佳在审理中说：“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他对法官说：“这些警察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两年后，克服重重困难和威胁，艺术家艾未未推出关于该事件的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民间一些人追捧杨佳为“义士”、“大侠”、“侠客”、“刀客”……至今，北京福田公墓的杨佳墓鲜花不断，每年清明节、7月1日和杨佳的祭日，总有含冤访民等前往悼念，有时为此被当局抓捕。
任何邪恶势力之所以横行，也是其邪灵对人精神控制的结果。所以，中共建政后首先取缔民间教会，摧毁信仰自由，以破除迷信为名宣扬无神论（以迷信领袖和党的伪宗教、邪教取而代之）。“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很有趣地发现：任何时期都有对神灵或上帝的崇拜。……根据现代的观点，神经科学家已经证明大脑中存在宗教中心，换句话讲，我们是在建构自己的信仰。社会和教育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消除人们对所谓神灵的信仰。从这一角度来讲，无神论就是洗脑的产物。”“无论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在口述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因为信仰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而繁荣昌盛的。”（《攻心——操纵思维的秘密》，[美]艾登•泰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直至1957年7月12日至8月2日，中共当局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教会”），借此加强宗教管制。但是，民间的基督信仰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悄然复兴。大陆改革初期，《圣经》极缺，1979年7月，海外一基督教机构秘密私运一百万本《圣经》进入中国。中共建政40年后，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反而由1949年的300万增加到三千万。如今已超过一亿人。中国至今没有《宗教法》，只有一部旨在限制信仰自由的行政法规——国务院2004年7月7日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3月1日起实施）。当失去信仰自由的时候，宗教组织难免犯下悖逆神圣的亵渎之罪。2011年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被中共控制的各级官方宗教组织，都参加了歌颂中共的座谈会或演唱会等活动，这完全是“拜偶像”、与邪恶一起堕落的大罪，是对上帝与世界整全关系的否定。
邪恶的肆虐与人的罪性有关，每个人都是罪恶的一分子，都有一份责任。人的最大罪性是不认上帝，唯我独尊，趋炎附势，总想倚靠属世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国（如今官方一党专制下的“中国梦”不过是新的一例）。当年，犹太人不懂得自己被上帝拣选的责任，想让耶稣充当民族的政治领袖，救他们脱离苦难，不认他是全世界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靠更新人的属灵生命，从而拯救世界。所以，犹太人被耶稣拒绝后，就将他送给罗马总督彼拉多钉十字架，当彼拉多推卸责任地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他们竟无知无畏地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从此，灾难不仅临到犹太人，而且遍及全地，世界进入不断堕落的末世。虽然“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圣经》约翰一书5：19）但耶稣的复活已彰显邪恶被战胜，上帝对这个世界具有绝对主权。罪恶是人类悖逆上帝的表现，这世界是人们认识上帝，经过上帝拣选和熬炼，走向最后审判的必经之路。唯有信仰能使我们胜过邪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拯救。“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圣经》启示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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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人们的意识里，7月1日被官方赋予类似创世纪的神圣色彩（中共1941年确定7月1日为建党日）。在共产国际特使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来自各地的12个中共代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共的成立。这是苏联红色帝国向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这个“国外敌对势力”向东方的成功渗透，证明在1918年7月25日，苏联宣言放弃俄国在华一切利益只不过是空话。当时谁也想不到，中共这个只有50多个党员的组织，只不过是4年前1917年的同一天张勋复辟帝制的另一种新形式。在苏联的支持下，此后中共竟然长成一个巨魔，给中国带来近一个世纪的动乱和灾难，至今还在吞噬着大陆人民的生命、财富和灵魂，并毒化和威胁着世界和平。
中华大地之所以产生中共这个毒瘤，也有深厚的土壤。1062年7月3日，是包拯去世的日子。此后官方和民间都参与了包青天形象的演义。这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在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之下，世俗社会有着至高至善的超越性标准。而中华帝国的至高者是自称君权神授的皇帝，人们一直幻想并寻求明君贤相，而不是发达的民间社会和相互制约的共同治理体系。于是治乱循环，奴隶造反不过是要与主子换换位子。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失陷。在此之前，洪秀全的小朝廷早已倒在了自己的腐败中。
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寻求的两种道路。前者如孙中山等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发起成立同盟会；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人之一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起义失败被捕后当晚就义，震动朝野。15日，徐锡麟表妹、光复会和同盟会成员、“鉴湖女侠”秋瑾，因与徐共谋起义被清廷所杀。后者如1918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国人最终未跳出以暴易暴的循环。中共成立6年后的同一个月，1927年7月20日，中共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在此之前蒋介石先下手为强，4月12日武力“清党”，粉碎了苏联与中共渗透和利用国民党的阴谋。
中共成立24年后的同一天，抗战即将胜利，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希望以暴力起家的中共能带来和平。7月3日上午，……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六）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御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传》，焦润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傅斯年毕竟曾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并受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他的清醒使他没有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在1949年中共即将上台时满怀幻想地投靠，而是选择赴台，将自由的种子通过执掌台湾大学留存在那个岛屿上。
对中国人来说，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但鲜为人知的是，“策划日本南侵中国，并拖垮日本”是苏联的最高机密。解密的苏联档案证实，1930年初，共产国际开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地和日本本土活动，与军界、政界的好战分子接触。“九一八事变”就是从共产国际党员、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带人制造事端开始的；1936年，一批日共高级干部从苏联秘密回到满洲和日本，策划事变。“七七事变”现场最高指挥官、侵华日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也是共产国际的日籍党员。日本高层在两次事变之前完全不知，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军事进展太过顺利，也就默认了下级军官的莽撞结果。
日本侵华最大的后患是给中共崛起以可乘之机，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远见。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历史证明，中共惯用两面派手法，中共的抗战是口头鼓动他人牺牲的文抗，“七七事变”当月，1937年7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但是，中共对内的方针却是“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所以，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利用国民党忙于“抗日”的机会，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树立个人崇拜，取得党内的独裁地位。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中共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王稼祥1943年7月5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4年后中共建党46周年这天，1947年7月1日夜，延安整风中因几篇批评党内特权的杂文而遭批判和关押的党员作家、翻译家王实味，在中共撤离延安途中于山西被秘密砍杀，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王实味存世仅有一张照片。其妻31年后的1978年才知道丈夫被杀。王实味后被平反。
中共的宣传和拉拢着实迷惑了许多人。1936年5月，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著名人士，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这7位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事件”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当年12月，中共利用和欺骗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取得了合法地位。第二年“七七事变”当月，1937年7月30日，“七君子”出狱（7年后的同月，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逝世。可悲的是，这位追求新闻和出版自由的先驱与另一位在文革被迫害致死的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名字，被敌视新闻和出版自由的中共用作命名“长江韬奋奖”和“中国韬奋出版奖”）。1944年7月22日，美国观察组考察延安。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民国政府，“七七事变”5年后的同一天，1943年7月7日，蒋介石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的最高统帅勋章。1945年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对日军全面反攻……驱走外寇，内战开始，抗战胜利并没有迎来和平。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加速了其衰败。1946年7月11日晚，当年的“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暗杀。4天后的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最后的演说，随后在昆明街头被暗杀。10天后的25日，陶行知在避走迫害中病逝……尽管如此，敏锐的储安平第二年还是发出预警：“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观察》周刊1947年第二卷第二期发表的《中国的时局》）
中共即将夺取大陆，毛泽东终于露出了狰狞。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赤裸裸地说：“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一党凌驾于人民之上，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以所谓阶级划线，以政治而不是法律定罪，只有政治身份而无平等的公民。千百万人的牺牲，只不过换来名为“共和国”的人奴役人的新“动物庄园”。
没有信仰的政治家毫无政治伦理，反复无常，其不变的原则就是利己。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完全推翻了他在4年前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
《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第二天，中共组织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拉拢更多的人为它抬轿子吹喇叭。此时，那些受宠若惊、踌躇满志的作家、艺术家还看不到，被权力圈养，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沦为权力的奴才、帮凶和牺牲，付出葬送尊严、才华和生命的沉痛代价。
暴力夺权必然导致滥杀立威。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大举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中共趁机攘外先安内。7月23日，中共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对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也说：“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没有法律的保护伞，谁也没有永远的安全。1950年7月31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被授予“朝鲜英雄”称号。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朝鲜战争结束。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庐山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直到1967年8月被关入秦城监狱……
接下来的运动就是反右，惨剧不断。例如，据新华社1957年的《内部参考》记载：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7月1日投江自杀，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
反右就是从精神上降服知识分子。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遭到举国批判，马寅初毫不畏惧：“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新版]，周海婴，文汇出版社，2006年7月）
延安整风降服了全党，反右等运动降服了全国，邪恶更加为所欲为，开始疯狂的“大跃进”。1958年7月1日，即中共37周年“生日”那天，全国各报刊登载毛泽东6月14日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描绘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粮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它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一百斤猪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可是不到两年，死人千万的灾难便笼罩全国了。（《人祸》[修订版]，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由于中共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强行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发拉萨的不安和骚乱。1959年3月，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中共武力“平叛”。7月17日，中共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决定进行民主改革，撕毁了1951年5月中共与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其中有：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违背常识的邪恶必然引发反抗。湖南郴州地区鲤江电厂女工刘桂阳，1960年7月24日留下遗书前往北京，26日在国务院北门外墙上，贴上写有“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并从拿出没贴完的标语和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警卫：“我是代表乡亲们来这里说话的，这些情况只要让党中央知道，就是立即枪毙我也心甘情愿！……”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刘桂阳有期徒刑5年，第二年被平反。文革中的1969年3月再次被判10年，1980年2月29日第二次被平反。当人们发现在新社会连奴隶也坐不稳时，一些人觉得与其饿死不如拼死一搏。例如，1961年7月，“工农民主党”首领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四川省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一些良知尚存的掌权者也难免内心不安。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邪恶的极端容不得任何异己，即使是自己曾经的支持者。面对苏联对斯大林主义个人独裁罪行的揭露和改革的修正措施，中共强烈反对。1963年7月6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了9次会谈，双方彼此攻击。中苏两党关系恶化。7月21日下午，中共代表团返抵北京。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为首的中共高层领导都到机场隆重迎接，5000多人不断高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口号。
文革将现代迷信与邪恶推向顶峰。1966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举国欢呼，但此时遍及亿万人的灾难已经降临。例如，这个月的9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吴恕求服毒自杀；第二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自杀；1968年7月15日，遭迫害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含冤去世；1970年7月5日，著名的伊斯兰翻译家陈克礼阿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23日，因不满父亲被划为“右派”而入狱的部队文化教员陈力（曾任38军军长梁兴初的私人英语教师），因在重庆散发《告全市人民书》传单的刘顺森，双双被以“思想反动”的罪名在四川盐源县城遭枪杀，临刑前他们被施行了张志新式的割喉术；1976年7月1日，从遵义会议直至1937年12月担任中共总书记、1959年后遭到迫害的张闻天去世；1976年7月27日，遭迫害的作曲家马可逝世……
毛泽东死后，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开启了后毛泽东时代。
文革后，许多中共党员开始觉醒，但是党内斗争和运动依然不止。1989年7月31日，周扬病逝。36天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上至邓小平，下至普通学者，都来了。中共元老之一陆定一在写给周扬独生女的信中说“他是被气死的”；巴金说：“他活在我心里”；冰心说：“我为他的‘解脱’而感到放心”。一生经历了整人和被整的周扬，在晚年挽回了自己的名誉。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曾向被迫害者鞠躬流泪忏悔的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他指出：“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但这个报告也终结了周扬的政治生涯，党内左派攻击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3月21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周扬看完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拟向中央书记处呈报的《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举起材料，掷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的联合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搞了28天。
周扬去世两年后的1991年7月2日，文革中因言获罪的“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去世。周扬和廖沫沙在世时毕竟看到了六四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再次印证了周扬当年报告的观点。八九民运是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的，而胡此前的下台也让一个著名科学家失去了耀眼的光环，他就是2010年7月30日去世的钱伟长。正是他，在1986年12月学潮期间，将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朱泽江等“右派”朋友约他恳谈的私人信件，亲自送往邓小平家告密，成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证据之一。钱伟长此后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
“六四”屠杀虽然把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海外却继续高潮迭起。到了1989年的7、8月以后，就形成了多元的架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实力雄厚的民运团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和“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相继成立……
香港回归后，港人对中共暗中管控不断加强十分不满，特别是2003年7月1日，50万香港人参与由民间人权阵线首次组织的七一大游行，反对威胁自由权利的《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9月5日，特首董建华被迫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留待未来并重申无时间表。
现代迷信与专制邪恶往往将悲剧与荒谬结为一体。1969年7月28日，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在“捍卫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誓死守护大堤，人在大堤在！”的口号下，人们竟挽起人墙，抵挡强台风大海潮，83名大学生和470名解放军被吞噬。2007年，这里又成了“汕头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牛田洋精神”被归纳为：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斗争精神，敢于胜利精神。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报道高考中的“白卷英雄”、插队青年张铁生，使他一夜成名。江青接见张铁生时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也积极追随，在政治舞台上拼命表演，成为“四人帮”的马前卒……“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牛田洋悲剧7年后的同一天，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仅仅72秒的时间，唐山市被夷为一片废墟，共造成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被大地震掩埋的还有更鲜为人知的真相——与冯小刚“政治正确”的故事片《唐山大地震》不同，2009年王利波的独立纪录片《掩埋》（大陆至今禁演），将中共一直掩埋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当时一批专家都曾发出了准确预报，但一再被高层领导压而不报……这一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香港《前哨》2012年8月刊出一段秘闻：1997年6月30日午夜，7月1日的凌晨，进驻香港接替英军的驻港部队，在月黑风高、暴雨倾盆的新界山路上，运兵车连翻四辆，众将士2死80伤。事发后，最令当时主事者担忧的是害怕意志消沉的受害官兵将车祸之事对外传出。除了整体进行“严防敌对份子造谣”的洗脑教育，允诺伤者复员退役待遇超级优厚外，凡亲历、目睹事故相关连队，大批的政工人员进行“人叮人”的思想工作，谁若将此次事故扩散，就是配合了境内外“敌对份子”的罪恶行动，形同叛国、叛军。不仅现时，直到永远，一经查出，所有优厚待遇取消，而且从严处置，包括枪决。2004年7月8日，三峡船闸正式通航。但是，随着时间的考验，三峡工程愈发暴露出是个弊大于利又伤天害民的腐败工程，其灾难性后果越来越大，有专家预言它早晚被炸掉。2011年7月23日晚八点半，一列从浙江杭州开往福州的“和谐号”列车D3115，被另一列尾随的“和谐号”D301撞击，造成四节车厢坠落到三十米高的桥下，另有五节车厢脱轨（截至7月30日官方宣布有40位无辜的国人遇难）。中宣部照例严控媒体报道，举国哗然。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当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为何就地掩埋车头等问题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由此引来民众唾骂。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是6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北京当局22号晚间公布了37人死亡人数后，一直未见更新，引发民众强烈质疑。网上有民众发出求证贴子称：“……现在初步估计遇难人数361人。”在真相无法掩盖的情况下，7月25日房山区区长首度承认死亡严重，称人数正在统计中，并向民众致歉。然而这个时候，官方已经公布出牲畜受损情况，这种人命不如牲畜的现实，激起了民愤。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范正伟”的评论文章，罕见点名批评郭金龙犯“错误”。并在第二天罕见详细公布北京“7.21”雨灾已确认61名遇难者的身分、年龄、被发现地点等；标题是《北京“7.21”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7人》，并声称，望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及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为了缓和民愤，中共在7月27日开始禁止高干子女经商。但专制是一个怂恿特权的机制，无法遏制自我膨胀，腐败不断加剧。中共在维护一党专制的前提下，把反腐败当作一种自我美化的作秀，并用于权力斗争。例如，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院对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公开宣判，陈被判刑16年（2012年5月，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在香港出版《陈希同亲述》，为自己当年的表现辩解）。2000年7月31日，原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克杰因腐败案被判处死刑。2007年7月9日，济南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制造了举国震惊的济南汽车爆炸案，杀死情妇。段于9月5日被执行死刑。2010年7月7日，在薄熙来文革运动式的办法打黑和反贪中，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至2012年，家属对其骨灰迟迟“不敢下葬”。有评论认为，薄熙来以文强案绑架了公检法司等，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葬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重庆30年的经济成果。2011年7月10日夜间，邯郸市邯山区主管拆迁的48岁区长张海忠于在办公室被割喉。知情者称疑与拆迁有关等等。2011年7月19日上午，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前副市长姜人杰遭处决。许迈永贪污近两亿元人民币，姜人杰贪腐总额也超过一亿元人民币。2011年7月22日，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张春江先后收贿共746万元。中国这些年来有安全隐患的桥梁或其它各种建筑的事故层出不穷，与各地官员的腐败有紧密关系。2011年7月11至15日5天内，大陆有3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包括：11日，建于1997年的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坍塌；14日，建成不到12年、造价超过千万元的当地标志性工程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造成一辆旅游大轿车坠落，导致1人死亡22受伤；15日，通车14年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桥面塌落。
邪恶崇尚的是阴谋与暴力，公平正义难以靠法律实现，被奴役者与奴役者同时被这种环境所毒化。北京青年杨佳多次投诉警方对他的伤害未果，经过多日精心谋划，2008年7月1日（这个日子一定是他刻意选择的），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袭警，造成6死4伤，震动全国。11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此案的司法程序由于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重要的证人和杨佳的母亲在此期间被扣押），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和批评。杨佳在审理中说：“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他对法官说：“这些警察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两年后，克服重重困难和威胁，艺术家艾未未推出关于该事件的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民间一些人追捧杨佳为“义士”、“大侠”、“侠客”、“刀客”……至今，北京福田公墓的杨佳墓鲜花不断，每年清明节、7月1日和杨佳的祭日，总有含冤访民等前往悼念，有时为此被当局抓捕。
任何邪恶势力之所以横行，也是其邪灵对人精神控制的结果。所以，中共建政后首先取缔民间教会，摧毁信仰自由，以破除迷信为名宣扬无神论（以迷信领袖和党的伪宗教、邪教取而代之）。“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很有趣地发现：任何时期都有对神灵或上帝的崇拜。……根据现代的观点，神经科学家已经证明大脑中存在宗教中心，换句话讲，我们是在建构自己的信仰。社会和教育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消除人们对所谓神灵的信仰。从这一角度来讲，无神论就是洗脑的产物。”“无论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在口述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因为信仰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而繁荣昌盛的。”（《攻心——操纵思维的秘密》，[美]艾登•泰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直至1957年7月12日至8月2日，中共当局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教会”），借此加强宗教管制。但是，民间的基督信仰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悄然复兴。大陆改革初期，《圣经》极缺，1979年7月，海外一基督教机构秘密私运一百万本《圣经》进入中国。中共建政40年后，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反而由1949年的300万增加到三千万。如今已超过一亿人。中国至今没有《宗教法》，只有一部旨在限制信仰自由的行政法规——国务院2004年7月7日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3月1日起实施）。当失去信仰自由的时候，宗教组织难免犯下悖逆神圣的亵渎之罪。2011年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被中共控制的各级官方宗教组织，都参加了歌颂中共的座谈会或演唱会等活动，这完全是“拜偶像”、与邪恶一起堕落的大罪，是对上帝与世界整全关系的否定。
邪恶的肆虐与人的罪性有关，每个人都是罪恶的一分子，都有一份责任。人的最大罪性是不认上帝，唯我独尊，趋炎附势，总想倚靠属世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国（如今官方一党专制下的“中国梦”不过是新的一例）。当年，犹太人不懂得自己被上帝拣选的责任，想让耶稣充当民族的政治领袖，救他们脱离苦难，不认他是全世界的弥赛亚（救世主），是靠更新人的属灵生命，从而拯救世界。所以，犹太人被耶稣拒绝后，就将他送给罗马总督彼拉多钉十字架，当彼拉多推卸责任地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他们竟无知无畏地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从此，灾难不仅临到犹太人，而且遍及全地，世界进入不断堕落的末世。虽然“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圣经》约翰一书5：19）但耶稣的复活已彰显邪恶被战胜，上帝对这个世界具有绝对主权。罪恶是人类悖逆上帝的表现，这世界是人们认识上帝，经过上帝拣选和熬炼，走向最后审判的必经之路。唯有信仰能使我们胜过邪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拯救。“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圣经》启示录1：7）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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