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每个人都面临种种抉择。千百万人的不同抉择，汇成了历史的洪流。在上帝眼里，每个有意和无意的抉择，对于个人和人类历史，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上帝正是通过祂的儿女——人类来治理世界的，上帝的主宰与人的自主性所形成的张力，书写了人类的历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或承认这一点。在书写历史答卷中，有的人依靠上帝的引领，有的人肆意妄为，有的人丧失良知……回望中国的十二月，我们看到，上帝从来不以成败评价人，彪炳史册的是那些对正义心存敬畏并勇于践行的人。
近代以来，中国的进步是在被动中一步步艰难进行的。例如，1880年12月3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试办铁路。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成立；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复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设立学部，废除了科举制度；两天后的8日，曾以《猛回头》、《警世钟》两书而著名的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1岁；1907年12月6日开始，各地（特别在湖广、两江一带）主张立宪的政治团体陆续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提出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诉求。促使清政府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这是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但为时已晚，此后，中国历史又陷入了几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循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称帝；25日，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战争开始，又称“护国运动” ……
传统的局限和现实的功利，往往使人们选择极富欺骗性的枭雄。其中最大的就是影响至今、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毛泽东。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也是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备受宠爱。这个十几岁前一直信佛、跟随母亲到处烧香拜佛的人，随着其成长，野心膨胀，人性的幽暗愈发彰显，以致登峰造极。例如，1920年12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8月中共南昌起义后，毛擅自拐走一支的部队，来到井冈山过起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还跑了许多兵。12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
1930年2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江西红军。他和当时的连襟、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后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所杀）以抓“AB团”为借口整肃异己，一个月不到，几千人死在屠刀下。11月，毛又利用李韶九打“AB团” (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包括几十个团长。李韶九在12月7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富田兵变”。12日，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集合起部队，救出红二十军和江西省委和苏维埃机关一大批被陷同志。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红二十军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推举萧大鹏为军长。江西党组织散发的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但后来，在斯大林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刑法计有120种之多。”有一种想象丰富的刑法叫“山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
朱德的总司令部也大肃AB团，5个副官杀了3个。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也被杀。1931年7月参与“富田兵变”、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区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23日，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二百多人被当作“AB团取消派”，以开会为名，骗至一处祠堂，被缴械后，在平安河河坝分批屠杀，鲜血染红了河水。此后，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士兵被分到各部队。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1930年7月，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6352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1931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后，总指挥季振同很快就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中共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和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扣了起来，二人于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政治保卫局的突击屠杀中，作为数千个所谓“不可靠”者和动摇者之一被处决（1979年中共为季、黄平反）。（详见：2006年9月。《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
在中共“苏区”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享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有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24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246块7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自杀也屡见不鲜。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存在的4年中，人口共下降70万，在全国下降最多。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由于儿子在苏联人手里，也为了趁机加强控制西南，蒋介石不得不将红军放走，赶向西南。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使者居里说：“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为了减轻红军长征的压力，同时在舆论上树立自己的抗日形象，1935年12月9日开始，中共多次组织北平、天津等地大中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个中共所称的“一二•九运动”，催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部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及同名电影《青春之歌》，成为中共“党文化”表现知识分子的红色经典，其中激进的女主角与保守的男友由于不同的政治选择而发生的冲突，不仅是以作者杨沫与前男友、学者张中行的形象为原型，也是那个时代两种知识分子选择不同道路的真实写照。《青春之歌》因政治正确而大红大紫时，张中行保持沉默。“文革”期间，《青春之歌》被批为大毒草，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杨沫1995年12月11日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因为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当知识分子及其作品被政治所左右，不可能不被异化（详见杨沫之子、作家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同心出版社，2011年6月）。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抉择的一时错误会酿成千古遗恨。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赴西安促张、杨“进剿”中共。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史料证明，“西安事变”是中共利用张学良的一场阴谋。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但令张学良和中共没料到的是，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斯大林也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周恩来比我还‘和平’……”（ 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陈益南，《文史精华》，2011年9月）同时，扣压蒋介石后，张学良读了蒋遗落的日记，才知道蒋已秘密做了抗战部署，只差一周即实施剿灭中共的计划。14日，莫斯科谴责他政变的消息公开以后，张学良去见蒋介石，站在那里对着蒋默默地流眼泪，使蒋觉得他“若甚愧悔”。他半晌“无言自去”，以后又回来，对蒋说他已经体会到他的行为“轻率鲁莽”，他要“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
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部署，他在日记里反复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张学良至死未回大陆，是因为不想再被中共政治利用？还是中共统治的大陆让他不堪回首？……张学良后来在选择信仰时险些误入歧途，所幸及时得到宋美龄的帮助，告诉他各国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使他后半生皈依基督教，他感谢上帝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详见张学良《我信基督教的经历》）。
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而自保，激化中日冲突，不仅在皇姑屯爆死张作霖（详见《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嫁祸日本，还利用日军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先后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同时要中共贯彻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回延安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毛泽东却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超过三十万。（《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抗战胜利后，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1948年12月23日，另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广田弘毅等战犯在东京被处绞刑。
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政治家往往利用民众的心理，制造或操纵事端，左右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和平建国，两党制衡，还是内战夺权，独霸天下。专制思想促使双方口喊和平，假意谈判，暗里制造事端，调兵遣将。国共双方有专门机构，拉拢工人、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斗争。因此，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漫谈办学》一文中不无所指地谈道：“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斯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只要是学生政治性的风潮便一定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广播一下，谈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中共再次发挥了善于宣传煽动的手段。重庆谈判期间，1945年11月5日，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美国调停失败，11月16日国共谈判破解后，中共组织昆明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和宣传。12月1日，当局进行镇压，造成多人死伤。史称“一二•一”运动。中共借此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高潮。第二年12月24日，又恰巧发生了“沈崇案”，即所谓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遭到两名美国士兵“强奸”事件，引发又一波反美、反政府浪潮。31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进一步利用此案推波助澜。
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与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中共借此大做文章，“沈崇案”的影响远超过此前9月22日一个驻华美军打死上海黄包车夫的事件。尽管疑点重重，证据不足，但美军法庭还是不得不将皮尔逊判刑15年（送回美国后又宣布释放），利查特判刑10个月。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他对学生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法律，皮尔逊没有强奸沈崇。”（《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谢泳，载《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李公明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选择什么政体治国，是宪政还是专政，关乎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就在“沈崇案”发生第二天，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有“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等。相比之下，中共明目张胆地坚持把军队当做党军，拒绝军队国家化。36年后的同月，1982年12月4日，中共颁布《宪法》。其中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但是，《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牴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牴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早在抗战烽火刚消散，面对国共两党争夺民心的时候，“一二•一”运动当天，1945年12月1日，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4期《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就预言：“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力量薄弱，遭到国共两个势力的夹攻。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24日查封了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中共建政后，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
当国共胜负大局已定，也是许多人做出留与走的抉择之时。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此前，中共作过胡适的工作，北大同人与属下也有劝其留下的，胡适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劝得急了，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第二天晚6时半，两架派往北平“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介石特派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力武等要员前往迎接。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胡适，陆续下机的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不过25人。国民党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也是失败者。但那些留下来的人，不久就尝到了后悔的滋味。这一天，胡风的朋友与学生、作家路翎记录了“时代末日”的街市景象，其中他不无鄙夷地写道：“……这时候来了一个队伍。是穿西装的男女基督们。身上每人套着一个白背心，上面写着‘罪’、‘快信耶稣’之类的红色的大字，敲着鼓，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喊着：‘金条靠不住，房屋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那一副虔诚的奴才相突然使我愤怒，就大叫着：‘不要脸！’但周围的人们望着我，静静的，像看着这些信徒们一样。我觉得我在战栗。……然而，信徒们在演讲哩。‘人人有罪！有钱人有罪，穷人有罪！文明人有罪，野蛮人有罪！不要以为换了朝代就好了，换了朝代还是有罪！中国五千年不知换了多少朝代，但是还是有罪！’原来，他们是替中国底最后的专制暴君做掩护的！……”半个多月以后，他还满怀希望地写道：“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路翎代表了许多持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懂何为信仰及其力量，更不明白上帝的真理，他们注定要用生命的代价，为所谓历史进步观重演悲剧。中共建政后，路翎歌颂新时代的作品也一再受批评。不久，他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捕入狱20年。当人们再见到他时，已不是那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而是一个木讷呆滞、精神分裂的早衰老人。1994年2月12日，61岁的路翎因突发脑溢血孤独离世。
面对中共的表象，付出抉择代价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尤其是左翼人士。1948年12月，在苏联帮助编辑英文报《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莫斯科，准备前往即将“解放”的北平，途经东欧时，她发表文章称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而不是照搬苏联模式，因此被诬为“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被克格勃逮捕并遭驱逐出境。1946年加入中共的第一个外籍党员、美国人李敦白（悉尼•里滕伯格）也因此受牵连，1949年1月被捕。虽然坐牢6年，但李敦白出狱后，一如既往地积极投入历次政治运动，正当他作为外国专家造反派组织头目参与夺权，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红得发紫时，1968年2月21日，他被捕进了秦城监狱，第二次坐牢近10年……（详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纪录片《革命者》，美国2012年）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政后，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政府宣布迁都台北。就在这个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其“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宣告解散，于是，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也纷纷准备解散，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留下了这些粉饰“民主”的花瓶。
中共建政后，建设无能，运动不断。例如，1951年12月1日，中共开始“三反”运动。1952年12月，在镇反运动中，四川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1955年12月，毛泽东狂妄地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957年12月6日，北京一千多名科学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在三年大饥荒中，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事件，1959年冬到1960年春，仅甘肃省通渭县就减少人口三分之一。此时，各地欺上瞒下，中共不为决策失误选择挽救措施，反而在1959年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1960年，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两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面对中共的压迫和蒙蔽，人们大都选择忍受，也有人选择逃亡或反抗。安徽有一位小学教师，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押送原籍乡村监督劳动。他于1960年12月以“江南农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山上，河里的草根都吃尽了。”“我们同是中国人，我们决不是有意与你为敌，只要你把我们农人当人待，把粮食标准放宽点，大家一天两粥一饭能吃饱，不论农活怎样重，我们都愿跟你过下去。如果你不及时扭转这一倾向，到时休想我们不听话。”“我们主张的是：耕者有田，农家有权，谁种谁收，留售自由。谁敢剥削农人的血污，我们坚决不答应。”可惜，这样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门扣住，没能送达毛的办公室。同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动，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动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动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对于公权力和法律，毛泽东视为私有工具，在玩弄中随意取舍。例如，三年大饥荒后，毛一度被架空。1963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转眼在第二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领导文萃》，1999年第2期）
在专制制度中，法律不是人权的挡箭牌，仅仅是权力的装饰，面对暴政，除了服从，任何人没有其它选择。例如，文革中，1966年12月：16日，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被迫害致死；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这一天，原毛泽东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的周小舟，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54岁；28日，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批斗，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1967年1月12日被折腾致死。1967年12月4日，著名演员赵慧深自杀身亡。1968年12月：10日，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家、国歌词作者田汉被迫害致死，妻子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8日夜，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翦伯赞和妻子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20日，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自缢而死；22日，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为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抛弃了这些被利用完的年轻人。1970年12月17日深夜，把云南搞得血雨腥风、赤色恐怖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和妻子双双被刺杀，谭是毛统治下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刺客是云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他因面临政治迫害，于是窃枪刺杀后自杀（详见严家伟《王自正——文革中一个“杨佳式”的反抗者》）。1973年12月12日，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被树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1976年12月17日，作曲家、文革中语录歌的作曲者李劫夫，在被审查期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于部队“学习班”。至今，中国的人权状况依然恶劣。例如，1999年12月11日，山西岚县梁家庄裴家庄村青年李绿松为改建村里学校的危房上访无果，张贴反腐标语，被抓遭酷刑折磨和割舌，险些丧命。
12月，对于藏族是难忘的。1720年12月17日，康熙皇帝派兵入藏；1950年12月7日，中共进军西藏。2009年12月23日以百岁高龄去世的阿沛•阿旺晋美，曾任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1950年10月兵败被俘，后被任命为与中共谈判的首席代表，最终达成《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称是在逼迫下签署的。自2009年2月以来，由于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已有120多位藏人选择自焚抗议，震惊世界。
文革中，中共的“左祸”还波及境外。国共势力渗透澳门，争斗不已。1966年11月15日，澳门发生警民冲突，11月30日开始，澳门亲共势力组织民众陆续上街游行示威，许多人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并高声朗读毛语录。12月3日开始，发生暴力冲突，葡萄牙保安部队开枪驱赶抗议的人群，并宣布戒严。官方统计，打死8人，打伤212人，史称澳门“一二•三事件”。此后，在中共和澳门亲共势力的压力下，葡澳总督处理了相关责任者，承担全部责任。1967年1月28日，葡澳总督被迫在澳门总商会的毛泽东像下，签署“认罪书”。（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年，中共又在香港操纵制造“六七暴动”。
专制社会是个不断制造冤案的社会。例如，1958年，中共推出故事片《徐秋影案件》，是根据1948年初冬一个真实命案而虚构的，轰动一时。该案嫌疑人邵玉魁1954年5月被捕，怀孕8个月的她为保住孩子，在40多次轮番审讯后被迫假供认罪。此案被当作破获国民党特务谋杀案的重大胜利，被《人民日报》等大肆宣传。1957年“反右”中曾参与此案1956年复查、提出缺乏证据等异议的200多位司法系统干部，受到批判和株连。1959年终审时邵玉魁被判死缓（后来丈夫带着孩子与她离婚），受株连的大弟弟和妹夫被判死刑，小弟弟获刑7年。邵玉魁1981年12月出狱，直至1987年7月沉冤33年后，此案才被平反。（详见《沉冤三十三年的“徐秋影案件”》，于佰春，《文史精华》，2006年第9期）
就在1977年12月10日，中共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即将平反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时，14日，曾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参加红卫兵的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李九莲，在江西九江公判大会后被执行死刑，临刑时舌头与下颌被用竹签贯穿钉住，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死后被曝尸荒野，遗体被变态之人侮辱、盗割（该犯被判刑7年）。她的“罪行”不过是在给部队男友的信中，写有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搞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男友为谋私利而选择出卖了她，将信件交给组织。1978年，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得到平反后，12月15日，该运动中的诗歌选集《天安门诗抄》出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中，“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此时，经过毛泽东的统治，中国的人均GDP跌至全球倒数第二，连民国和清末时期都不如。但此后中共依然折腾不止。
中共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但是，目标的选择毫无制度保障。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 12月6日，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提出“政治民主化”，接着又写了《续第五现代化》、《再续第五现代化》等，他的《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一文，抨击邓小平搞毛泽东式的独裁。因此第二年3月，魏京生被捕，判刑15年。11月，中共正式宣布关闭西单民主墙。而此时，台湾正处在民主转型的前夜。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时期，国民党党外人士进行第一次组织化尝试，发动了庞大的文宣攻势，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回应。但是在12月16日，美国告知台北即将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蒋经国宣布即日起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引发抗议。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3000多名群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民发生冲突，双方近200人受伤。时候，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3、4月间分别被刑……
与此同时，大陆内外两种力量也在为中国的未来做出自己的抉择。例如，1983年12月27日至30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美国纽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53人，他们来自美洲、欧洲、澳洲、日本、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等世界各地。宣告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成立。1986年12月5日，下午１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这个月，在中共因此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望和刘宾雁（笔者注：刘宾雁2005年12月5日逝世）、方励之一起被中共公开宣布开除党籍，并在新闻媒体上展开了对他们的“大批判”。25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他批评的“冷处理”是胡耀邦、胡启立提出的对学潮的处理办法。……5天以后，即12月31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专制制度的权力来源不是民意，因此，官员遇事抉择时首先不是考虑民众和国家利益，而是专权和私欲。例如，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一个礼堂在演出时发生特大火灾，因为一声“让领导先走”的命令，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40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5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中共为了所谓政绩等需要，一意孤行，不顾海内外一片反对声，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建设三峡工程。1999 年12月9日和10日，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将原本属于中国的、面积相当于100多个台湾的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拱手让给俄罗斯，出卖了大清国坚持的中俄领土谈判原则，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永久性地断绝了后代子孙的讨还之路。还将毛泽东1958年争取回来的图门江出海口出卖给俄国，封死了中国在那里的出海口，并规定中国边防军后撤一百公里，单方面向俄国开放领空、领海。
对千古罪人毛泽东的评价，选择什么立场，不仅涉及历史，更关乎中国的未来。中共对毛一直加以利用，没有彻底清算和切割。虽然，“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而且，刘华清2010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辛子陵2011年2月26日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又举起毛的旗帜，令世人警惕。
面对权力对历史的遮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例如，因无知而无畏的乒乓国手邓亚萍，担任《人民日报》副秘书长、“人民搜索网”总裁后，2010年12月8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演讲中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引发舆论一片哗然，网友纷纷晒出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人民日报假新闻的版面照片。2011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主办“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白岩松、陈道明、姚晨等8位嘉宾获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称，感谢白岩松在“东方时空”讲常识、讲道义。而白岩松则有针对性地回应：“作为一个1989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与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终有一种不是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现场掌声雷动。
中共的专制集古今中外专制之大成，根源除了私欲以外，还在于对法律理解的错谬，仅仅把法律当作所谓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体现超越性公义的原则。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个要素赋予法律价值以神圣性。”法律“不可能从纯粹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中得到充分滋养。它们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即相信它们具有先天的、根本的正确性。”“单从功效角度来思考法律，我们恰恰就损害了法律的功效。”“法律不仅是推行世俗政策的工具，也是实现生命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美]伯尔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英格兰的宪法制度及其内在精神，即把我们的现代宪法之精神诉诸文化、诉诸传统。”“中国的前贤和文化精英早就有‘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之说，有‘三代之治在英美’之说，这样的胸襟和气量，才是我们文教立国之精神所在。”（高全喜《心灵、宗教与宪法》）
对于中国宪政改革最具共识的建议是2008年12月9日即“世界人权日”60周年前夜，由张祖桦、刘晓波等人起草、中国303名各界知名人士，在互联网联名发起签署的《零八宪章》。其中不仅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理念，而且提出了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基本主张，为中国宪政改革和公民立宪提出了一份详实的路线图。中共却畏之如虎，极力打压，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公布前一天被捕，2010年2月12日被判刑11年，刘晓波因此在2010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难堪和恼怒。为了对抗该奖，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该奖颁奖的前一天，毛左头目之一孔庆东和刘晓波的校友、北师大哲学系教授谭长流和周桂佃等人，拼凑班子，举行首届“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果这个闹剧备受冷落，连官方媒体都不敢宣传。第二年，官方为了避免丢丑，干脆下令取缔了“孔子和平奖”评奖活动。这年12月，中国著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倪玉兰，获得荷兰政府颁发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这个奖是欧洲少数几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权奖。
1986年12月7日，著名学者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无论选择什么道路，人类首先要以人的本性为基础，深刻了解人的灵性与罪性。人的灵性是上帝赋予人与之沟通的属灵能力，罪性在《圣经》中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含义是“未中鹄”，即箭未射中靶心，比喻人的罪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因此，判断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与否，最根本标准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虽然人们将12月24日定为上帝之子耶稣降生的平安夜，次日为圣诞节，但耶稣降临的具体时间上帝在《圣经》中并未告知，就是为了防止人类把祂当作偶像来崇拜而不是全身心地信仰祂。
绝对理性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人的自我崇拜，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历史虚无论则是对人的贬低，二者都以否认上帝、否认宇宙目的论为基础。上帝就是绝对真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是人类的主宰，人类的选择不可悖逆上帝。如果说人的自由是顺服真理，那么人的选择就是对上帝的回应。没有对上帝的信靠，罪性所造成的软弱，使人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圣经》罗马书7：14～19）
如同大自然不可能从自身产生，自然律也来自超自然，道德律更源自上帝。无论是个人命运的沉浮，还是人类历史的兴衰，都证明了上帝的铁律不可动摇。专制固然是对上帝主权的僭越，但如果否定上帝的公义，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自由也难免堕入犬儒。“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圣经》诗篇2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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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的进步是在被动中一步步艰难进行的。例如，1880年12月3日，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试办铁路。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成立；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复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设立学部，废除了科举制度；两天后的8日，曾以《猛回头》、《警世钟》两书而著名的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1岁；1907年12月6日开始，各地（特别在湖广、两江一带）主张立宪的政治团体陆续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提出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诉求。促使清政府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这是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但为时已晚，此后，中国历史又陷入了几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循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称帝；25日，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战争开始，又称“护国运动” ……
传统的局限和现实的功利，往往使人们选择极富欺骗性的枭雄。其中最大的就是影响至今、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毛泽东。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也是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备受宠爱。这个十几岁前一直信佛、跟随母亲到处烧香拜佛的人，随着其成长，野心膨胀，人性的幽暗愈发彰显，以致登峰造极。例如，1920年12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8月中共南昌起义后，毛擅自拐走一支的部队，来到井冈山过起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还跑了许多兵。12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
1930年2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江西红军。他和当时的连襟、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后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所杀）以抓“AB团”为借口整肃异己，一个月不到，几千人死在屠刀下。11月，毛又利用李韶九打“AB团” (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包括几十个团长。李韶九在12月7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富田兵变”。12日，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集合起部队，救出红二十军和江西省委和苏维埃机关一大批被陷同志。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红二十军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推举萧大鹏为军长。江西党组织散发的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藉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但后来，在斯大林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刑法计有120种之多。”有一种想象丰富的刑法叫“山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
朱德的总司令部也大肃AB团，5个副官杀了3个。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也被杀。1931年7月参与“富田兵变”、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区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23日，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二百多人被当作“AB团取消派”，以开会为名，骗至一处祠堂，被缴械后，在平安河河坝分批屠杀，鲜血染红了河水。此后，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士兵被分到各部队。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1930年7月，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6352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1931年12月14日“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后，总指挥季振同很快就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中共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和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扣了起来，二人于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政治保卫局的突击屠杀中，作为数千个所谓“不可靠”者和动摇者之一被处决（1979年中共为季、黄平反）。（详见：2006年9月。《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
在中共“苏区”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享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有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24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246块7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自杀也屡见不鲜。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存在的4年中，人口共下降70万，在全国下降最多。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由于儿子在苏联人手里，也为了趁机加强控制西南，蒋介石不得不将红军放走，赶向西南。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使者居里说：“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为了减轻红军长征的压力，同时在舆论上树立自己的抗日形象，1935年12月9日开始，中共多次组织北平、天津等地大中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个中共所称的“一二•九运动”，催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部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及同名电影《青春之歌》，成为中共“党文化”表现知识分子的红色经典，其中激进的女主角与保守的男友由于不同的政治选择而发生的冲突，不仅是以作者杨沫与前男友、学者张中行的形象为原型，也是那个时代两种知识分子选择不同道路的真实写照。《青春之歌》因政治正确而大红大紫时，张中行保持沉默。“文革”期间，《青春之歌》被批为大毒草，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杨沫1995年12月11日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因为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当知识分子及其作品被政治所左右，不可能不被异化（详见杨沫之子、作家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同心出版社，2011年6月）。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抉择的一时错误会酿成千古遗恨。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赴西安促张、杨“进剿”中共。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史料证明，“西安事变”是中共利用张学良的一场阴谋。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但令张学良和中共没料到的是，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斯大林也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周恩来比我还‘和平’……”（ 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陈益南，《文史精华》，2011年9月）同时，扣压蒋介石后，张学良读了蒋遗落的日记，才知道蒋已秘密做了抗战部署，只差一周即实施剿灭中共的计划。14日，莫斯科谴责他政变的消息公开以后，张学良去见蒋介石，站在那里对着蒋默默地流眼泪，使蒋觉得他“若甚愧悔”。他半晌“无言自去”，以后又回来，对蒋说他已经体会到他的行为“轻率鲁莽”，他要“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
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部署，他在日记里反复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张学良至死未回大陆，是因为不想再被中共政治利用？还是中共统治的大陆让他不堪回首？……张学良后来在选择信仰时险些误入歧途，所幸及时得到宋美龄的帮助，告诉他各国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使他后半生皈依基督教，他感谢上帝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详见张学良《我信基督教的经历》）。
斯大林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而自保，激化中日冲突，不仅在皇姑屯爆死张作霖（详见《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嫁祸日本，还利用日军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先后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同时要中共贯彻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回延安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毛泽东却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超过三十万。（《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抗战胜利后，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1948年12月23日，另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广田弘毅等战犯在东京被处绞刑。
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政治家往往利用民众的心理，制造或操纵事端，左右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和平建国，两党制衡，还是内战夺权，独霸天下。专制思想促使双方口喊和平，假意谈判，暗里制造事端，调兵遣将。国共双方有专门机构，拉拢工人、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斗争。因此，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漫谈办学》一文中不无所指地谈道：“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斯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只要是学生政治性的风潮便一定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广播一下，谈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中共再次发挥了善于宣传煽动的手段。重庆谈判期间，1945年11月5日，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美国调停失败，11月16日国共谈判破解后，中共组织昆明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集会和宣传。12月1日，当局进行镇压，造成多人死伤。史称“一二•一”运动。中共借此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高潮。第二年12月24日，又恰巧发生了“沈崇案”，即所谓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遭到两名美国士兵“强奸”事件，引发又一波反美、反政府浪潮。31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进一步利用此案推波助澜。
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与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中共借此大做文章，“沈崇案”的影响远超过此前9月22日一个驻华美军打死上海黄包车夫的事件。尽管疑点重重，证据不足，但美军法庭还是不得不将皮尔逊判刑15年（送回美国后又宣布释放），利查特判刑10个月。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他对学生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法律，皮尔逊没有强奸沈崇。”（《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谢泳，载《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李公明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选择什么政体治国，是宪政还是专政，关乎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就在“沈崇案”发生第二天，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有“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等。相比之下，中共明目张胆地坚持把军队当做党军，拒绝军队国家化。36年后的同月，1982年12月4日，中共颁布《宪法》。其中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但是，《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牴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牴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早在抗战烽火刚消散，面对国共两党争夺民心的时候，“一二•一”运动当天，1945年12月1日，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4期《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就预言：“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力量薄弱，遭到国共两个势力的夹攻。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24日查封了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中共建政后，作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
当国共胜负大局已定，也是许多人做出留与走的抉择之时。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此前，中共作过胡适的工作，北大同人与属下也有劝其留下的，胡适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劝得急了，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第二天晚6时半，两架派往北平“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介石特派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力武等要员前往迎接。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胡适，陆续下机的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不过25人。国民党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也是失败者。但那些留下来的人，不久就尝到了后悔的滋味。这一天，胡风的朋友与学生、作家路翎记录了“时代末日”的街市景象，其中他不无鄙夷地写道：“……这时候来了一个队伍。是穿西装的男女基督们。身上每人套着一个白背心，上面写着‘罪’、‘快信耶稣’之类的红色的大字，敲着鼓，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喊着：‘金条靠不住，房屋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那一副虔诚的奴才相突然使我愤怒，就大叫着：‘不要脸！’但周围的人们望着我，静静的，像看着这些信徒们一样。我觉得我在战栗。……然而，信徒们在演讲哩。‘人人有罪！有钱人有罪，穷人有罪！文明人有罪，野蛮人有罪！不要以为换了朝代就好了，换了朝代还是有罪！中国五千年不知换了多少朝代，但是还是有罪！’原来，他们是替中国底最后的专制暴君做掩护的！……”半个多月以后，他还满怀希望地写道：“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路翎代表了许多持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懂何为信仰及其力量，更不明白上帝的真理，他们注定要用生命的代价，为所谓历史进步观重演悲剧。中共建政后，路翎歌颂新时代的作品也一再受批评。不久，他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捕入狱20年。当人们再见到他时，已不是那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而是一个木讷呆滞、精神分裂的早衰老人。1994年2月12日，61岁的路翎因突发脑溢血孤独离世。
面对中共的表象，付出抉择代价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尤其是左翼人士。1948年12月，在苏联帮助编辑英文报《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莫斯科，准备前往即将“解放”的北平，途经东欧时，她发表文章称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而不是照搬苏联模式，因此被诬为“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被克格勃逮捕并遭驱逐出境。1946年加入中共的第一个外籍党员、美国人李敦白（悉尼•里滕伯格）也因此受牵连，1949年1月被捕。虽然坐牢6年，但李敦白出狱后，一如既往地积极投入历次政治运动，正当他作为外国专家造反派组织头目参与夺权，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红得发紫时，1968年2月21日，他被捕进了秦城监狱，第二次坐牢近10年……（详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纪录片《革命者》，美国2012年）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政后，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政府宣布迁都台北。就在这个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其“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宣告解散，于是，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也纷纷准备解散，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留下了这些粉饰“民主”的花瓶。
中共建政后，建设无能，运动不断。例如，1951年12月1日，中共开始“三反”运动。1952年12月，在镇反运动中，四川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1955年12月，毛泽东狂妄地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957年12月6日，北京一千多名科学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在三年大饥荒中，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事件，1959年冬到1960年春，仅甘肃省通渭县就减少人口三分之一。此时，各地欺上瞒下，中共不为决策失误选择挽救措施，反而在1959年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1960年，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两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面对中共的压迫和蒙蔽，人们大都选择忍受，也有人选择逃亡或反抗。安徽有一位小学教师，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押送原籍乡村监督劳动。他于1960年12月以“江南农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山上，河里的草根都吃尽了。”“我们同是中国人，我们决不是有意与你为敌，只要你把我们农人当人待，把粮食标准放宽点，大家一天两粥一饭能吃饱，不论农活怎样重，我们都愿跟你过下去。如果你不及时扭转这一倾向，到时休想我们不听话。”“我们主张的是：耕者有田，农家有权，谁种谁收，留售自由。谁敢剥削农人的血污，我们坚决不答应。”可惜，这样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门扣住，没能送达毛的办公室。同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动，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动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动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对于公权力和法律，毛泽东视为私有工具，在玩弄中随意取舍。例如，三年大饥荒后，毛一度被架空。1963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转眼在第二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领导文萃》，1999年第2期）
在专制制度中，法律不是人权的挡箭牌，仅仅是权力的装饰，面对暴政，除了服从，任何人没有其它选择。例如，文革中，1966年12月：16日，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被迫害致死；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这一天，原毛泽东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的周小舟，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54岁；28日，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批斗，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1967年1月12日被折腾致死。1967年12月4日，著名演员赵慧深自杀身亡。1968年12月：10日，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家、国歌词作者田汉被迫害致死，妻子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8日夜，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翦伯赞和妻子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20日，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自缢而死；22日，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为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抛弃了这些被利用完的年轻人。1970年12月17日深夜，把云南搞得血雨腥风、赤色恐怖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和妻子双双被刺杀，谭是毛统治下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刺客是云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他因面临政治迫害，于是窃枪刺杀后自杀（详见严家伟《王自正——文革中一个“杨佳式”的反抗者》）。1973年12月12日，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被树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1976年12月17日，作曲家、文革中语录歌的作曲者李劫夫，在被审查期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于部队“学习班”。至今，中国的人权状况依然恶劣。例如，1999年12月11日，山西岚县梁家庄裴家庄村青年李绿松为改建村里学校的危房上访无果，张贴反腐标语，被抓遭酷刑折磨和割舌，险些丧命。
12月，对于藏族是难忘的。1720年12月17日，康熙皇帝派兵入藏；1950年12月7日，中共进军西藏。2009年12月23日以百岁高龄去世的阿沛•阿旺晋美，曾任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1950年10月兵败被俘，后被任命为与中共谈判的首席代表，最终达成《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称是在逼迫下签署的。自2009年2月以来，由于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已有120多位藏人选择自焚抗议，震惊世界。
文革中，中共的“左祸”还波及境外。国共势力渗透澳门，争斗不已。1966年11月15日，澳门发生警民冲突，11月30日开始，澳门亲共势力组织民众陆续上街游行示威，许多人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并高声朗读毛语录。12月3日开始，发生暴力冲突，葡萄牙保安部队开枪驱赶抗议的人群，并宣布戒严。官方统计，打死8人，打伤212人，史称澳门“一二•三事件”。此后，在中共和澳门亲共势力的压力下，葡澳总督处理了相关责任者，承担全部责任。1967年1月28日，葡澳总督被迫在澳门总商会的毛泽东像下，签署“认罪书”。（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年，中共又在香港操纵制造“六七暴动”。
专制社会是个不断制造冤案的社会。例如，1958年，中共推出故事片《徐秋影案件》，是根据1948年初冬一个真实命案而虚构的，轰动一时。该案嫌疑人邵玉魁1954年5月被捕，怀孕8个月的她为保住孩子，在40多次轮番审讯后被迫假供认罪。此案被当作破获国民党特务谋杀案的重大胜利，被《人民日报》等大肆宣传。1957年“反右”中曾参与此案1956年复查、提出缺乏证据等异议的200多位司法系统干部，受到批判和株连。1959年终审时邵玉魁被判死缓（后来丈夫带着孩子与她离婚），受株连的大弟弟和妹夫被判死刑，小弟弟获刑7年。邵玉魁1981年12月出狱，直至1987年7月沉冤33年后，此案才被平反。（详见《沉冤三十三年的“徐秋影案件”》，于佰春，《文史精华》，2006年第9期）
就在1977年12月10日，中共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即将平反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时，14日，曾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参加红卫兵的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李九莲，在江西九江公判大会后被执行死刑，临刑时舌头与下颌被用竹签贯穿钉住，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死后被曝尸荒野，遗体被变态之人侮辱、盗割（该犯被判刑7年）。她的“罪行”不过是在给部队男友的信中，写有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搞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男友为谋私利而选择出卖了她，将信件交给组织。1978年，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得到平反后，12月15日，该运动中的诗歌选集《天安门诗抄》出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中，“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此时，经过毛泽东的统治，中国的人均GDP跌至全球倒数第二，连民国和清末时期都不如。但此后中共依然折腾不止。
中共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但是，目标的选择毫无制度保障。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 12月6日，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提出“政治民主化”，接着又写了《续第五现代化》、《再续第五现代化》等，他的《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一文，抨击邓小平搞毛泽东式的独裁。因此第二年3月，魏京生被捕，判刑15年。11月，中共正式宣布关闭西单民主墙。而此时，台湾正处在民主转型的前夜。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时期，国民党党外人士进行第一次组织化尝试，发动了庞大的文宣攻势，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回应。但是在12月16日，美国告知台北即将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蒋经国宣布即日起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引发抗议。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3000多名群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民发生冲突，双方近200人受伤。时候，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3、4月间分别被刑……
与此同时，大陆内外两种力量也在为中国的未来做出自己的抉择。例如，1983年12月27日至30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美国纽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53人，他们来自美洲、欧洲、澳洲、日本、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等世界各地。宣告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成立。1986年12月5日，下午１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这个月，在中共因此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望和刘宾雁（笔者注：刘宾雁2005年12月5日逝世）、方励之一起被中共公开宣布开除党籍，并在新闻媒体上展开了对他们的“大批判”。25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他批评的“冷处理”是胡耀邦、胡启立提出的对学潮的处理办法。……5天以后，即12月31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大陆版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专制制度的权力来源不是民意，因此，官员遇事抉择时首先不是考虑民众和国家利益，而是专权和私欲。例如，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一个礼堂在演出时发生特大火灾，因为一声“让领导先走”的命令，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40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5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中共为了所谓政绩等需要，一意孤行，不顾海内外一片反对声，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建设三峡工程。1999 年12月9日和10日，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将原本属于中国的、面积相当于100多个台湾的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拱手让给俄罗斯，出卖了大清国坚持的中俄领土谈判原则，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永久性地断绝了后代子孙的讨还之路。还将毛泽东1958年争取回来的图门江出海口出卖给俄国，封死了中国在那里的出海口，并规定中国边防军后撤一百公里，单方面向俄国开放领空、领海。
对千古罪人毛泽东的评价，选择什么立场，不仅涉及历史，更关乎中国的未来。中共对毛一直加以利用，没有彻底清算和切割。虽然，“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而且，刘华清2010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辛子陵2011年2月26日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又举起毛的旗帜，令世人警惕。
面对权力对历史的遮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例如，因无知而无畏的乒乓国手邓亚萍，担任《人民日报》副秘书长、“人民搜索网”总裁后，2010年12月8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演讲中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引发舆论一片哗然，网友纷纷晒出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人民日报假新闻的版面照片。2011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主办“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白岩松、陈道明、姚晨等8位嘉宾获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称，感谢白岩松在“东方时空”讲常识、讲道义。而白岩松则有针对性地回应：“作为一个1989年夏天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与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终有一种不是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现场掌声雷动。
中共的专制集古今中外专制之大成，根源除了私欲以外，还在于对法律理解的错谬，仅仅把法律当作所谓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体现超越性公义的原则。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个要素赋予法律价值以神圣性。”法律“不可能从纯粹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中得到充分滋养。它们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即相信它们具有先天的、根本的正确性。”“单从功效角度来思考法律，我们恰恰就损害了法律的功效。”“法律不仅是推行世俗政策的工具，也是实现生命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美]伯尔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英格兰的宪法制度及其内在精神，即把我们的现代宪法之精神诉诸文化、诉诸传统。”“中国的前贤和文化精英早就有‘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之说，有‘三代之治在英美’之说，这样的胸襟和气量，才是我们文教立国之精神所在。”（高全喜《心灵、宗教与宪法》）
对于中国宪政改革最具共识的建议是2008年12月9日即“世界人权日”60周年前夜，由张祖桦、刘晓波等人起草、中国303名各界知名人士，在互联网联名发起签署的《零八宪章》。其中不仅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理念，而且提出了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基本主张，为中国宪政改革和公民立宪提出了一份详实的路线图。中共却畏之如虎，极力打压，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公布前一天被捕，2010年2月12日被判刑11年，刘晓波因此在2010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难堪和恼怒。为了对抗该奖，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该奖颁奖的前一天，毛左头目之一孔庆东和刘晓波的校友、北师大哲学系教授谭长流和周桂佃等人，拼凑班子，举行首届“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果这个闹剧备受冷落，连官方媒体都不敢宣传。第二年，官方为了避免丢丑，干脆下令取缔了“孔子和平奖”评奖活动。这年12月，中国著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倪玉兰，获得荷兰政府颁发的郁金香人权捍卫奖，这个奖是欧洲少数几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权奖。
1986年12月7日，著名学者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无论选择什么道路，人类首先要以人的本性为基础，深刻了解人的灵性与罪性。人的灵性是上帝赋予人与之沟通的属灵能力，罪性在《圣经》中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含义是“未中鹄”，即箭未射中靶心，比喻人的罪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因此，判断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与否，最根本标准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虽然人们将12月24日定为上帝之子耶稣降生的平安夜，次日为圣诞节，但耶稣降临的具体时间上帝在《圣经》中并未告知，就是为了防止人类把祂当作偶像来崇拜而不是全身心地信仰祂。
绝对理性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人的自我崇拜，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历史虚无论则是对人的贬低，二者都以否认上帝、否认宇宙目的论为基础。上帝就是绝对真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是人类的主宰，人类的选择不可悖逆上帝。如果说人的自由是顺服真理，那么人的选择就是对上帝的回应。没有对上帝的信靠，罪性所造成的软弱，使人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圣经》罗马书7：14～19）
如同大自然不可能从自身产生，自然律也来自超自然，道德律更源自上帝。无论是个人命运的沉浮，还是人类历史的兴衰，都证明了上帝的铁律不可动摇。专制固然是对上帝主权的僭越，但如果否定上帝的公义，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自由也难免堕入犬儒。“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圣经》诗篇25：12～14）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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