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以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为“文革”的肇始，今年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五十周年了！站在历史潮头，回望悠悠五十年，观今日之中华，宪政无期，民主无望，此足可为民族一哭！

“文革”五十年，我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回顾“文革”，心情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话语系统、价值观乃至人际关系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也必将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身处“文革”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能自外于席卷中国的政治狂飙。

什么是“文革”？“文革”就是领袖崇拜下的无法无天，就是政治迫害，就是无序和动荡。“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就是民族互相绞杀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任何人都可以打倒，只有领袖是至高无上的，以领袖的名义可以杀人放火，可以抄家焚书，可以焚毁文物。对领袖稍有怀疑，稍有不敬，可以灭九族，可以斩立决。领袖成了一尊神，成了真理的化身。这是疯狂的年代，是六亲不认的年代，也是人人告密的年代，更是人人自危的年代。“文革”是皇权文化和领袖独裁的杂交，只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才会发生“文革”的丑剧。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身处今天的社会，审视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政治风暴，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总结。问题是我们这些理解和总结能否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寻找“文革”发生的根源，以及“文革”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的戕害。可以说，“文革”充分展示了我们民族最丑陋的一面。当“文革”五十周年来到之际，我觉得，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执政的中共当局。只有执政当局真诚的历史反思，才能引导全民族认识历史的真实，走出历史的迷思。

如今，“文革”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禁忌。官方的宣传舆论和各种媒体，刻意回避了关于“文革”的所有信息。大多数年轻人基本上对“文革”茫然无知。这本身就是可悲的。历史，当代中国的这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在年轻一代那里成了一个空白，起码是一个语焉不详年代。一个被官方定性为“浩劫“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竟然在官方的宣传话语里成了一个竭力回避的话题。我有理由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共的党代会上所给以“文革”的结论，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否则，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执政的中共不会采取遮掩屏蔽的办法。其用心显而易见，那就是一切以社会稳定为最终诉求。“文革”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直面“文革”会摇动执政的基础，这就是根本原因。

（2）

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是否会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或者以何种方式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是否会对“文革”给出一个新的政治判定？这些都是不得而知。“文革”五十周年，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绝对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来共同反思的历史时刻。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当“文革”五十周年到来，是中国政治十分敏感的时期。如何面对“文革”这个历史话题，当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再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或者以最高当局的决定继续否定“文革”，那么，原先那些否定“文革”，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的那一套说辞，已经不管用了。一定要开放一些党史档案，真正落实“文革”的历史责任，才能给民族一个交代，才能维持执政的合法性。那么这就要涉及首先是毛泽东的责任，甚至会推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社会呼声。这看来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做法，是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最高当局完全推倒当初对“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定论，重新评价“文革”乃至全面肯定毛泽东，借纪念“文革”五十周年，重回“文革”路线，也绝无可能。因为在中国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的今天，稍有一点民粹主义的煽动，都可能是山摇地动，整个社会已经承受不起哪怕是微弱的震荡。官方所采取的大约就是压抑和淡化“文革”的纪念，尤其是民间的纪念活动，决不允许“文革”的纪念活动酿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的思潮，出现民间力量的聚集。很有可能在整个2016年，执政当局都会高度绷紧政治神经。所以，在中国大地，公开的官方纪念活动可能不会举办，形成规模的民间纪念活动也会遭到打压难以形成。最多只是在官媒上有几篇无关宏旨的所谓纪念文章，聊以打发“文革”五十周年这个历史时刻。

五十年的悠悠岁月，今天中国大地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生前所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更远。现在的中国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更罪恶。如果毛泽东地下有知，他会后悔带领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吗？抑或悔恨当初没有把“走资派”赶尽杀绝？或许毛泽东可以感到聊以自慰的，他所担心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局面没有出现，江山依然还是姓共。只是这一批共产党人，不过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新生权贵罢了。现在的共产党人是老共产党人的后代，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红色贵族。那么毛泽东是应该高兴还是哭泣呢？打江山坐江山，原本就是皇朝更替的题中之义。

（3）

我相信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历经“文革”的人，都不会希望“文革”再次发生。“文革”结束后不久，全社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记得在大学里，同学们在一次文学赏析课里，讨论了一个问题：“文革”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许多同学都一致认为，“文革”绝对不会发生了。这是一种社会普遍认识，既然“文革”已经给国家民族造成了那么大的劫难，中国人民还会让它再次降临中国大地吗？但是，这多少带有主观的愿望。我相信他们早知今日中国的现实，对“文革”就不会那么单纯的否定了事。我和个别同学就认为，“文革”还是会发生。我们说不出具体的论据，只是感觉产生“文革”的社会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变。现在的认识可能清晰了，那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变，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文革”土壤并未被铲除。任何一个专制政体，一定会酝酿着社会动荡，不可能摆脱社会失序的危机。所以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

四十年来，执政的中共从来没有真正直面“文革”发生的原因，因为中共的执政还需要毛泽东这尊神位，还需要一个被虚化抽空的毛泽东，才能使自己的执政合法化。只有使自己成为毛泽东事业的继承人，才能凝聚中共政治集团的力量，获得执政资源。精明的邓小平看清楚了这一点，尽管他本人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彼此敌视，可是，他还不能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所以留下了彻底“非毛化”留待二三十年后再做的遗言。当然，二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就更难做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真正清算“文革”，绕不过毛泽东，你想要评价“文革”又想要保留毛泽东的神位，结果就是如此，清算“文革”错过了历史时机，也错过了清算毛泽东的历史时机。现在，我们的民族，包括执政的中共处于这样的尴尬处境，对于中共建国以来的所有政治事件，包括“文革”，都不可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因此对待历史采取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之所以如此，根子就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正统权威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政治集团，用暴力武装的方法，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在毛泽东的那些共产党同志看来，毛泽东就是开国皇帝，他们的荣华富贵都是毛泽东给与的。毛泽东在长期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在建立政权之后，毛泽东成了凌驾于中共头上的不容挑战的领袖。不能全怪邓小平，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初，邓小平有心进行彻底的非毛化，在党内也很难获得通过。所以就错过了中共转型的最佳时机，错过了中国逐渐转型的历史良机。

（4）

“文革”结束四十年以来，一致公认胡赵时期是中国最为宽松最为宽容的时期。那时候整个国家处于复苏期，执政者颇有信心，对于民主自由思想有一定的宽容度。胡赵本人也是公认的中共民主派。我们现在没有根据说胡赵就一定会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他们能平安执政的话，经过几代人，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一定会比现在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一定能逐步形成，为国家的转型打下基础。如今中国目前社会的自由度，已经倒退到了“文革”结束以来最差的，这是令人跌足长叹的。

分水岭是1989年的六四。我们现在来回顾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场政治运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模糊了。粗略的讲，这是一场真正民众自发动员，参与热情最为高涨的民主政治运动，也是几代人对中国宪政理想渴望的一次总爆发。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叩问自己，人民已经做好了中国转型的准备吗？答案可能是犹疑的。谁也不知道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敢说，在1989年的那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渴望所展现的民主素质，一点也不比任何一个转型国家来得差。在那些日子，我看到街上的民众对理想渴望的真诚，迎接新社会到来的热切。我敢说，中国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享有民主的。做一个假设，在那个初夏，如果没有发生大屠杀的话，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另一番景象。不会像某些政客所恐吓的，不会是军阀混战，不会是天下大乱，而应该是像所有转型国家那样，实现社会和解，民族共赢。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还没有分化，社会还没有撕裂，我们的民族还没有堕落，还有希望。

历史没有如果。枪声还是响了，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逻辑。整个民族都输了，包括它的统治者和子民。从此以后，人民被鲜血吓坏了，执政者被人民吓坏了。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他的恐惧，但是中国从此倒退了。尽管六四之后邓小平加快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加快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融入。江胡两代二十三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奇迹，官方舆论唱出了大国崛起的赞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平等，牺牲公正，牺牲民族和解，牺牲政治包容为代价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加速了财富向权贵集中，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总爆发。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掠夺，不过是权贵们的饕餮盛宴。中国的社会的幻灭化以及溃败，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严重。中国社会解体的危机空前严重。大国崛起的盛世赞歌，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自我陶醉而已。

（5）

所有的危机，没有比执政合法性危机来的可怕了。中共喜欢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实，共产党人心知肚明，中共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履行过人民授予中共执政的仪式。举凡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政权都是人民授予的。自称比西方民主的中共，执政以来连一次真正意义的选举都没有举行过，甚至连乡镇这样基础政权都不是普选产生，能说人民选择吗？能说比人家民主吗？靠维稳能维持江山的千秋万代吗？习近平政权的权力集中，就是一种焦虑所致。当今中国，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就越没有安全感，就越是焦虑。

“文革”结束四十年了，“文革”却一直没有远离我们。一方面，面对日益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权力腐败，相当一部分的人民和毛派知识分子，怀念毛泽东时代，鼓吹回归毛泽东，回复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毛式的民粹主义。极左派利用他们所操控的舆论阵地，无所顾忌的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明目张胆要以“文革”来解决腐败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于这些社会政治动态采取纵容的态度。因为在庙堂看来，“极左”是疥廯之疾，“自由化”才是心腹大患。故而对于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诉求，毫不留情的加以打压。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矛盾越加尖锐，社会危机越加严重。中共得以傲人的经济增长放缓，下行的压力加大，人民币贬值和股市震荡，金融危机山雨欲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使得习近平政权进一步集权，收紧社会自由度，拘捕维权律师，电视示众，违心认错，恐怖气氛陡然提升。尤其是2016年以来，以春晚为标志，恍然间令人感觉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惊呼“文革”来了！最近对任志强、孙海英、茅以轼等人的打压，尤其是动用官方的舆论围剿任志强，这种政治围剿，如同当年批判《海瑞罢官》的阵势。就今天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文革”立马排山倒海席卷神州大地。这难道还会有疑意吗？

发生在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领袖意兴所至，举手一挥而发动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起来，要从中共草创之初说起。瑞金时期的肃反，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无不是说明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残酷和血腥。至于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批判武训、反胡风、反右、反右倾，逐步剥夺言论自由，逐步无法无天，逐步确立个人崇拜，煽动暴民政治，这一切都是为“文革”准备了社会条件，都是“文革”的预演。全民族都按照领袖的设计，一步一步走向疯狂，这就是民族的宿命。

（6）

中共给“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看似否定了“文革”，实质保留了发生“文革”的土壤，比如保留了毛泽东的神祗，中共一党专制，思想钳制，舆论一律。只有一件事情，邓小平做的比较彻底，那就是迫不及待的在宪法里面删除了“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据邓小平当初的说法是，四大自由的实践证明了坏处很多。为什么邓小平那么急于取消人民“四大自由”的宪法权利，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十分仇视“文革”。“四大自由”这个政治权利，是中共治下的人民最后一点制约公权力的权利。在宪法的规定里，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人权，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四大自由”既是文革政治动乱的武器，也是人民在一个没有宪政法治的国家所享有的最后的基本政治权利。人民利用“四大自由”，以领袖的名义，震慑贪官污吏。“文革”结束四十年，公权力没有边际，权贵掠夺国家资源，人民陷入相对贫困，社会缺乏公正正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权利约束制衡公权力。法治没有建立，实际上人民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盼望“文革”到来，希望重新运用“四大武器”来打倒“走资派”。

五十年历史轮回。今天，中国恍若回到了1966年，回到了“文革”前夕。虽然没有“阶级斗争”的血腥，没有“走资走社”的路线之争，没有“领袖崇拜”愚昧狂热，但是，依然是一党专制，依然是没有法治，依然是没有言论自由，依然是没权力制衡。跟1966年相比，官民对立势同水火，公权力更没有边际，权力寻租更赤裸、更普遍、更无所顾忌，贫富相差更悬殊，压迫和掠夺更明目张胆，公平和正义更缺失，民怨鼎沸更普遍。但是，即便是如此，我并不担心“文革”会再次降临中国大地。因为，中南海比全国人民更惧怕“文革”的到来，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现存秩序，绝对不可能再次经受“文革”而屹立不倒。二十七年的维稳，不就是为了防止“文革”吗？在“文革”五十年到来之际，中国的前途变得更不可测，更扑簌迷离了。假如“文革”的再一次到来，所有的贪官污吏将会死无葬身之处，别说共产党的制度保不住，甚至连现存的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也难以维持。在“文革”五十年这个历史时刻到来之际，我相信庙堂诸公一定会有一份清醒，不仅是为了中国，为了这个民族，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

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