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落马前后照片（网络图片）
2016年7月30日，网上流传一篇署名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陈文胆状师的文章，题为“为什么与律师不共戴天的官员也请律师”。
文章称，有的官员目无法纪，倒台后又渴望法治，急请律师，盼望维权。文章接着列举了一批落马的政法系统官员，因不堪刑讯逼供的折磨而渴求和跪求律师为之辩护，以拯救其生命之惶恐状态。
例如，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局长陈德宝在狱中委托律师申诉，称：整个受审讯过程中，双手被用特制的板铐反铐在椅背后，两个手腕都被铐出血，留下疤痕，审讯人员还将他按着跪在地上用脚踹，导致他的额头、膝盖被踹破，也留下了伤疤。
河北石家庄XX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局长白晚生在看守所，一见到律师就泣不成声，称自己遭刑讯逼供，冬天，叫脱了衣服、鞋，站在冰冷的地板上，办案人员还往地上撒冷水……折磨……
湖北省利川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副检察长冉建新，七窍流血，浑身出血，烧伤、烫伤、电击伤……接受审讯，9天后，冉建新离奇死亡……
当了九年法院院长，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院长周声波，浑身发抖，道：“法律竟是如此渺小，权力竟有如此强大，这个世界究竟还有没有公平正义，冤！冤！！冤！！！”
江苏盐城司法局长邓成蔚被关进看守所，律师去会见他，他一见律师就跪倒地上说：“律师快救救我，我实在受不了啦……”，“他们对我刑讯逼供，严刑拷打、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邓成蔚给律师讲述自己的遭遇：45天双规，又押进看守所，被打至昏厥，左耳、右眼功能下降，左臂关节变形，左手关节变形，腰、腿严重受损，小便失禁，高血压。对指控不真实等等。
文章同时指出，很多高官、很多富豪被抓押后，都渴望法治，都要请律师、都盼望维权，这已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看了此文以后，笔者的第一感觉是，它以铁的事实，生动深刻地证明了我的一贯观点：任何专制制度尤其是共产极权制度，对所有人包括极权主义者和专制独裁者本人都带有致命的危险和危害，可以说没有任何例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认清的是，专制独裁制度尤其是共产极权制度为什么对所有人包括主导者和执行者都有致命危害？这是问题的核心。
文章揭露的落马政法官员因受刑讯逼供导致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惨状，证明这些审讯者和施虐者都是一些毫无人性的极端野蛮残忍的人渣，在他们的行为中丝毫看不到与凶残的野生动物有任何区别的人所应有的那种理性、理智、智慧和同类的天生同情感。
问题更在于文章所说的，“那些本身对抗法治，无法无天、罪行累累的中共官员，倒台后反又渴望法治，可悲可笑”。即这些受尽折磨，不堪忍受，甚至被折磨至死的落马政法官员原本就是当今折磨者的先帝爷和祖师爷，他们折磨人的凶残度与现今的折磨者比，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笔者要先补充个人的以下观点：1、在中国赵家人掌权以来的60多年里，这种胜者王败者寇，当权者不惜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处置和折磨落败者的残忍行为，并不是个别的少数的和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全局的上下一贯的；2、原以为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中国赵家人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从巩固其统治出发，它也需要向新的人类文明看齐，改变野蛮性格，讲究人权，注重理性理智，宽以待人。事实却不是这样，它依然我行我素，固步自封，口头上说要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依宪依法治国和文明治国，而骨子里仍然是兽性不改，野蛮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国民和自己的同类。陈文胆状师的文章就是铁证。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主导和实行共产极权体制的中国赵家人，其人其制度的本质必然是不择手段地维护和巩固它的统治，极端野蛮残忍地对付它的异议的国民以及可能累及它的统治的异化的同类官员。只有认清了其人其制度的这种本质，人们才不会对落马政法官员在受审中遭受折磨的惨状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制度的主导者和执行者又非得不按常理出牌，只能用违反人类普遍规则和程序的野蛮手段来进行统治和巩固统治？这就仍然需要从这个制度的本质来寻找根源。
中国共产极权制的本质是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政治上实行一个党或一个政治集团的绝对统治，不容任何其他政党和政治势力分享统治权。两者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铜板的两面。维持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政治理念不变，就必然要对绝大多数其他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人施以严厉的打击，包括生命的消灭。因此，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派生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必然是孤立而不合民意的。于是又派生出这种制度的主导者和执行者（政党和政权）必须用欺骗和暴力两手来对付有异议的民众和可能削弱或危及其统治的党内和政权内部的有意或无意的异化分子。这就是当今落马官员仍然被他们的强势同类施以严刑拷打，甚至折磨至死的根本原因。
得出这种结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虚妄之言！
陈文胆状师的文章后半部就指出，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省维稳办主任刘万清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阻止律师会见辩护他们“圈定”案件的嫌疑人、被羁押人，为此他一贯打压维权律师、迫害维权师、构陷维权律师。有律师忍不住质问刘万清：“如果有一天，你被双规、又被羁押了，而且不准你和辩护律师依法会见，辩护，你怎么办？”他傲慢的回答：“我怎么可能被双规？！”可是不到半年，于2009年5月6日下午，刘万清连同妻子一起被双规了。2011年12月13日判决：刘万清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震惊的是，刘万清竟然也请了律师为他自己辩护。
陈文还列举了一系列中共所谓省部级和副国级正国级高官落马后所遭受的不同程度地被折磨的名单。但我认为补充这两个副国级和正国级官员的可悲下场更能说明问题：
一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端卿大将，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公安部长，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当作走资派来惩处，他实在受不了那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不得不跳楼自杀。儿子之一也不得不远走美国。
二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尊毛为神和圣人的人，也是毛泽东制造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惨剧的主要帮凶。然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要借群众运动之手除掉这个有可能抢夺他的最高权力、睡在他身边的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结果刘少奇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头号走资派，被红卫兵反复批斗折磨，最终被囚禁在河南一个小城市，病情严重也不让医治，孤独地冷冰冰地死在一个房间的水泥地板上。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在中共极权体制的官场中，胜利者残酷虐待落败者的行为，从1949年到2016年的65年中，从未间断过纠正过；从官员职级看，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乡村官员，没有任何层级的官员能够逃脱这种痛苦的祸害；从地区和民族区分来看，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的官员能免于这种人为的加害。可见，说这种现象乃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反映，绝非言过其实，夸大其词。
而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有一个根本的共同信念：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是只能是用暴力和战争来消灭所有敌对阶级和人群，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消灭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的生命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也因此共产主义体系和共产党人绝不能讲人性、人权、人道、人的尊严和珍惜人的生命。否则就会自捆手脚，无所作为。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赵家人在其大肆宣扬的二十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敢写入“人权”二字的根本原因。也是最近在一些中国人鼓吹与美日不惜一战中，著名历史学者纪连海公然鼓吹中国有十几亿人，即使因战争消灭了十亿人，还有几亿人，仍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这是最露骨最典型的共产极权制蔑视人的生命的反映（纪连海的视师爷毛泽东早在上世纪50年代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所有这一切正是陈文胆律师所揭露的那些审讯官员敢于凶残地对待落败官员的深刻的思想和政治根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当今世界，人权高于主权，珍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依宪依法文明治国已成主流价值的时代，中国赵家人为什么还能如此毫无顾忌，恣意妄为地践踏人的尊严，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残酷虐待落败者呢？回答是：这又属共产极权制的本质特征问题。
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它通过公有制度和一党专政，掌握了全国所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经资源和知识资源，因而有着举世无双的能量：一方面控制信息流通，欺骗蒙蔽国内外民众，一方面用大量金钱和物资，通过无数的形式和手段收买各国政、经、商、学、社会各界人士为它唱赞歌，它甚至可以操控某些国际组织通过对它有用的决议。因此，它可以完全无视外界的任何压力，我行我素地在国内恣意妄为。这正是中国赵家人几十年来敢于一以贯之地在国内无法无天地蔑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生命而鲜受国际谴责和惩罚的外在因素。
以上还只是谈及落败官员被虐待的惨状，而赵家人对政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上访访民、刑事犯罪嫌疑人等的虐待行为，则远比对待落败官员要凶残几倍十倍。说一部分中国人仍处在人间地狱状态不会过分。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应该怎么办？
答案显然是而且只能是弃共产极制，立民主自由制，实行以民主为基础和保障的独立公正的法治。而独立公正的法治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律师的辩护。没有律师的辩护，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判决或裁决，不可能有真实的社会正义。这就是所有极权主义者怕律师、恨律师、打压律师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今落败官员渴求律师辩护的根本原因。
历史和现实证明，民主自由制与任何极权制特别是共产极权制是根本对立和对抗的，它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绝对权力可以像共产极权国家那样恣意虐待任何人包括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更不用说政治异议人士和落败官员了。民主国家当然也有司法、检察人员虐待被审人员，但绝不是像中国这样普遍而严重，遍地是灾。民主国家的这种现象只是个人因素、偶然因素，中国则是必然因素、制度因素。民主国家是权力分立，被虐待者可以通过向完全独立、中立、公平、公正的法院起诉，获得公开公平公正的纠正和赔偿，中国则一切由执政党的最大权力者说了算，而权力从来不公开认错，权力可以暗中处置摆平一切恶行。雷洋案是典型案例。事实已经证明，雷洋没有嫖娼，是被警察活活弄死的。权力当局竟用700万人民币来收买家属，令其撤诉，以保护权力不被丑化，不失去民心。这就是民主与专制极权的根本差别。而这700万人民币是哪来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官员犯罪，纳税人给他垫底。这就是极权制的本质。
想一想吧，中国的这些悲剧惨剧，不走民主自由道路，会有救吗？会有尽期吗？在民主的美国，不要说警察或一般官员犯法犯罪，将立即受到起诉和审判，连总统有点小缺点小毛病，公民不满意即可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他。中国行吗？做梦去吧！在民主国家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由一个宪法和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也没有被授权的执政党的纪委主宰官员的政治命运甚至生死的大权。这就是民主与极权制的差别，民主对极权制的优越所在。请问，谁能驳倒和反对这一点呢？
所以我要呼吁所有中国人一齐起来要求民主自由吧！尤其呼吁所有官员特别是无数备受折磨的落马官员，为了你们自己和你们后代的自由和幸福，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吧！
2016年8月1日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