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网络图片）
萧功秦先生如此评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问题：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应该说，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两极化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要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每平方米的价格达15万元，这一平米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平均所得收益的总和。这个鲜明的对比正是权力市场经济下的两极化的一个例证。
而且，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条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更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老板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为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所制衡。这种结构性弊端特别表现在管理层收购政策的实施后果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管理层收购的政策在经济上确实产生奇效，多数转制后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生机。国家也成功地扔掉了多年沉重包袱，银行不再把老百姓的钱注入这个毫无指望的无底洞，走出坏账不断的陷阱，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银行总崩溃的危机。但管理层收购获利者以极低的价格折成只有自己可以购得的股份，把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转变成为自己的私有企业，产权虽然明晰了，经济总体上也加速发展了，但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腐败，就变本加厉显露出来了。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购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地及低收入的普罗大众的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卫生、失业、教育高费用，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全感十分强烈。
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涨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到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的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的家属楼每人可分到200平米的住宅。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
从经济上说，造成目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主要体现，就是中国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支出。以政府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国不会少于30%，有的专家甚至估计可能会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此项开支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对照与反差。
据专家披露，近年来，“三公(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款招待)”年消费额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其中还不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总额。庞大的财政支出的根本原因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数量的异常庞大。中国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1998年，也只是40人养一名“官”，而今天己变为26：1。在中国每年一次的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成百上千人去竞争一个职位，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雪上加霜的是，如此庞大的三公开支，即缺乏透明的财政预算，又缺乏有效的对财政预算使用的监督与管理。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在财政预算透明度上的世界排名，是倒数第十三位。
据报道，中国科学院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宏观税赋占GDP的比重为34。5%。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宜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30%左右，2010年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但是，税赋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高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一位小企业经营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账本：他的进销价差20%，即每100元销售额中有20元毛利。然而，这20元的毛利要交给政府增值税、附加税、防洪费等近4元，还必须付给房东房租、支付水电费、支付工资，此外，还要支付职工工资的24%作为社保、5%作为住房公积金，这样计算下来，每月的必须开支占销售额的12%，现在剩下区区4元了，这4元要上交企业所得税0。8元，只有3。2元的净利润，即使这3。2元，还要交分红所得税0。64元，到手的只有2。56元。这也就是说，投入80元资金只有2。56元的回报，回报率3。2%，还不够存入银行定期利息。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国有病”困境
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的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统计，以垄断行业为例，2008年全国行业就业人群中，垄断行业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形成巨大的行业不公。有些国营制药厂的办公楼的豪华程度并不亚于法国的凡尔赛宫，某些国企垄断公司大堂里的吊灯动辄数千万元。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收入同期增幅超过23%。从中也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严重社会不公。职工福利在不同企业中实际执行上的差异，扭曲了人们努力的方向。中国越来越盛行的考公务员热，近百人甚至数百名报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国有经营垄断机制从社会获得巨利。中国的《新世纪》周刊最近披露了一份CRH2型动车组配件供应商名录，包括三千多种动车设备的目录及价格。有些比市场价格高出四五倍。高铁车厢内仅一个卫生间就耗资30至40万元，一个水龙头1。28万元，一个纸币盒一千多元，坐厕组合居然近十万元。以至于人们形容高铁车厢是用金砖铺出来的。人们自然还会联想到如此浩大的开支后面的“回扣”将是何等巨大的数额。
与国有病相联系的是公务腐败与公款消费的巨大开支。据报道，九三学社中央拟的一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
不但以上的原因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而且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也是造成民穷的重要原因。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杨继绳先生如此评论权力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权力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寻租”(rentseeking)。“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的活动。什么是“租金”？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供给弹性的缺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抑制了竞争，从而扩大了供求差额。通俗地说，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能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经营者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垄断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垄断不仅扭曲了市场，也产生特权。当今的垄断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民营企业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部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是权贵者的分利集团。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在这种制度下，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权力中心就像黑洞一样吸收社会财富。在不同权力等级上的人，不可能平等交易。有权的人和没权的人交易，权大的和权小的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甚至前者任意宰割后者。
寻租，垄断，不公平交易，必然扩大贫富差距。一边是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财产的超级富豪，一边是大量的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贫困线定为年收入1067元，约为150美元，2009年，提高到每人每年1196元，约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这个标准，200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597.1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9月26日)。按联合国每人每日1.25美元(38美元每个月)贫困标准计算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专家们计算的结果高于温家宝总理的这个数字。因为联合国这1.25美元指的是每天的食品消费量，而中国的贫困线是日收入。
权力市场经济使社会不公正。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权力市场经济使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上升的希望，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固化，底层没有希望，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主要是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减弱，社会阶层开始固化。过去通过上学来改变社会地位，现在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阶层固化不仅仅是上等阶层的阻止，还形成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一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一拉拢干部子弟，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一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接近权力中心的干部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里，也会有人把“乌纱帽”送到手上。这种利益机制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世袭。
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更不公平。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和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买)的价格卖给公务员。这种变相福利分房的情况在全国有些地方比北京更为严重(杨继绳：《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1990年代后期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科研、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十多年没有丝毫进展。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221755辆，一辆公务用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费、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改革要情参阅》第6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权力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现状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农民劳工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和歧视。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大陆人权保障制度的缺失、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长期停顿，进城务工的农民劳工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处于严重不平等状态。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根本原因还是权利供给的缺乏。例如，工人如何团结起来与企业主博弈？大家说工资低是由于很多人竞争工作，因此你只能接受低工资。但在现阶段，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产业低端化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贷款难，而中小企业贷款难是由于金融制度的国家垄断。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公民权利的缺乏。欲富民、赋私权，而保私权、必限公权。
综上所述，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落实宪政，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法治化：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制订规则，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但现在，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逐渐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人”。现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这个“主人”统御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和制衡。政府不但可以任意征税，任意提高财政收入和任意花钱，而且可以任意决定货币政策（如任意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且任意制定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等等。所以，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当今中国的变革是要建立清晰划定市场权力边界的政治体制变革，更需要的是建立宪政和法律制度，主要用于划定政府及其各级职能部门权力边界。
总而言之，权力垄断是造成中国大陆贫富差距过大的元凶，权力垄断者必然垄断财富，民众缺乏权利也必然导致贫困，打破这一格局，只有努力推动政治开放，逐步落实宪政民主。
2018-01-07
本文编写参考资料：
1、萧功秦：中国改革陷入了五种困境
2、杨继绳：我看“中国模式”
3、专访韦森：下一步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
4、胡星斗：权利供给的缺乏导致贫穷
5、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
中信出版社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7、蔡定剑：《蔡定剑访谈录—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人的使命》 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