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十九世纪兴起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理论，因它的基本观点皆持之以据，态度严谨，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尔后美国的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相当时期内，它们影响了甚至指导了各自国家的经济走向。

所谓历史学派经济理论，是对俗称的“资本主义”以来，通过审视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兴衰荣辱，力图归纳出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找出适合自身国情发展的道路。这个学派的鲜明特征是经济与政治密切关联，国家主义至上。在那个竞争无规则的时代，它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反动。但自一战二战爆发，它至少也属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德国走向强盛后的继续扩张也容不得它停下脚步，却无出路了，是与世界为敌。所以这个学派与德国走上战争之路又失败脱不了干系。重提这个过气学派的意义，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面子进入了世界体系，里子仍是党国至上，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性质与质量以及走向。

二、中国的情况

截止于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经济。洋务运动形成的现代气息，整体上也就是一阵子新奇。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未能蜕变出自由因子，价值观强调的是国家实际是朝廷而不是个人。新文化运动的力度不小，它的阻力既来自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来自无力提供实惠于各个阶层。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是想走新路的，也作出了努力，但是日本侵华尤其中共武力夺权，断了此路。红朝建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经济上是师从苏联模式。此模式较之“资本主义”更强调富国强兵，所以并不反对工业化，精神气质上却极武断，反对自由放任经济的同时也窒息了社会活力尤其创造力，强制推行后发展成了反人性。至此，它已不是弊端的问题，而是通向死亡之路的问题。

改革开放使经济出来了活力，源于对先前明显的荒谬不得已的纠错，成效主要在农业上，对工业只能叫纠偏，一因计划经济痼疾积重难返，非行政命令移不动病灶，二因权力决策层的质疑、反对声音很大，需要循序渐进。大约十年，经济未能跳出恢复性生产范畴，无足称道。因为恢复性生产的空间是有限的，此时真正重要的是以后走什么路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此问题，供日后发展的夯实地基、疏通河道才有切实意义，日后的发展才可望功半事倍。此为战后西欧经济恢复原气后后劲仍足的原因。这个十年的成效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心理上，对亿万劳动者身心上的松绑，使全民悲情转化成了新的生活信念。其中被低估的个体户作用，成了后来大规模民营经济的酵母。因穷怕了而发酵的商业文化，借助于新一轮西风东渐，在中国三千余年的文明史上第一次站稳了脚跟。从此，任何势力再想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可以得逞但一定短命。

但是六•四一出来，有望良性发展的路又中断，需要谈六•四，是因其行为和后续效应皆恶劣。

三、中国的情况

严格地说，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说法面子上可以成立，里子始终是邓小平时代。就发展经济，使国家尽快强盛来讲，三人观念达到了一致。正因为改革前期他们大方向一致，邓小平默许了胡耀邦的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行为，也容忍了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的“阳奉阴违”。当然，具体行为的考量上不会如此简单。

然而，默许和容忍与支持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这一区别，他们共患难易，共江山难。胡耀邦固然不懂经济，但良知与常识告诉了他，任何时代，高压下不可能出来健康发展的经济。他愿意做富民强国的清道夫。赵紫阳也谈不上很懂经济，这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内属于党官、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政治挂帅所决定的，但他肯纳谏，欢迎真知灼见，对认准了的具体经济主张有勇气推行，例如价格闯关。

邓小平却是自再度出山便一心想做总导演，实际是太上皇，不屑做清道夫。他既不屑自由主义的真谛，也不懂二战后强调规则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遂导致了如何实现强国的道路上，他相信还是路易十四和俾斯麦的路线靠谱，便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就是经济一定要发展，基本路线不动摇。的确，那两个强人凭恃强势手段都使自己的国家改变了贫弱局面。可惜今非昔比，面对的情况已大不一样。

其实，即便没有出现尔后六•四那号不可原谅的罪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也远不及路易十四和俾斯麦。他大权在握后面对的确是个百废待举局面，但他只要肯对毛泽东乌托邦路线纠偏纠错，回归常识，局势就会大改观，因为此时很合不堪回首的党心民意。他并算不得开拓型人物，事实上他的改革开放并无新意，值得肯定之处在于放弃了红朝太多的假大空政治。路易十四和俾斯麦却属于各自国家的开拓型英雄。路易十四时期，把一个思想保守、生产落后、由旧贵族和高级僧侣把持大多数权力的法国，引上英国式的强国之路，不是纠偏纠错的问题，是推陈出新的问题。时值大陆普遍不看好英国，因而未知数太多了。路易十四幸亏身为国王，王位合法。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与高等法院结盟，授予高等法院特权，用它来压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软磨硬抗。邓小平启动改开之际，中共党内有不少原教旨主义者，但也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原教旨拥护者和既得利益守护者，反抗的动机与能量是大不一样的。俾斯麦的难题是，把一个由两三百个邦主、领主组成的空有国号的德国，转化成政令、军令统一，经济上能协调发展的实体德国，若形不成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一应措施便会空转。而形成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在一个对封建已习以为常的国家通常都是几代人接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俾斯麦的助力，是普鲁士军官团素有的集体荣誉感。邓小平的助力，却是几亿人的悲情，它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邓小平转向务实路线，是他应尽的职责。他只有坚决支持中国各方面都向当代世界文明靠拢，他才是英雄。就当时来说，因阻力小这条路可望走通。

邓小平对内的两手都要硬的手法，或许存在可以理解的成分。他对外的“韬光养晦”策略，则属于不打自招，他就是个从认识论到价值观皆过时的专制强人。诚然，要求他承认他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大错误，只一个自尊心就会受不了。他发威发飙的时间，已是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道路已声名狼藉，经济上的对国际秩序的利用不可能持久，因为他无从保证国际秩序醒悟后的反弹，也无从保证日后的接棒人真能坚守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人，这样的人理当对时势比人强有所敬畏，但事实是他又走上了毛泽东不信邪的独裁之路。

邓小平的声誉高峰，体现在北大学生喊出的“小平您好”口号上，实不比“万岁”声音的含金量低。此声音来自文革浩劫后，全民悲情正转化为信心恢复，对他寄予的厚望。他理应高度珍惜、呵护这个宝贵资源。这不是认知不足的问题，而是走上了独裁之路后的陈腐思路乃至阴暗心理所致。他不惜动用几十万野战军、而不是只动用几万军警对学潮大镇压，要的是几亿人安分守己地过井然有序的工蚁生活，是再一次在国人和世界面前立威，他强调“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属于千百年来被独裁者说了无数次的套话。
从经济上讲，六•四一出现，胡耀邦、赵紫阳的夯实地基、疏通河道的努力便停滞下来。更重要是，原先的设想大变样也势必变样，它会引发什么后果呢？

四、中国的情况

六•四的恶劣影响即使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也不可能一代人过去便消弭于无形。诚然，中外历史上类似六•四的悲剧、惨剧屡见不鲜，尔后被淡化被遗忘，一样屡见不鲜。但出来这般局面也是有前提的：一是之前社会的积怨不是太广太重。二是不太久的时间内，通常是当事人去世后，朝廷给予补偿，补偿的常见手段是名誉平反与经济抚恤。三是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各种行业规范不曾被大扭曲得以保持常态。四是权力架构上不能向大清国的八旗皇权看齐。最后两点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与手段，也就是对文明的反噬。此时，即使六•四似乎已消弭于无形，已形成的反噬作用却不会消弭于无形。

果然大反噬的一天来了，突出表现在红朝复辟了八旗特权制度导引的官德损、民德毁上面，一发便不可收。本来，中国社会不存在自由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约束的商业文化，儒学欣赏的是小农经济孝文化，毛泽东时代只有歌功颂德党文化，一应公认的行业规范被摧毁，充斥了神话和鬼话。商业文化初成，配套措施没有也不允许跟上来。另者，从来的商品社会自身就存在诱发人性缺陷的一面。于是，在一个不允许谈正义谈人权只允许谈钱的时代，人人只认钱，见钱才眼开便自然而然。本来，对于一个久欲告别普遍赤贫生活的社会，一定时间内的只谈钱，有其合理性成分，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但若演化为一种对大多数人的诱骗手段，就一定会导致另一种病狂，一种让人回归丛林法则的病狂。归根到底，钱的实质是所有权。无权的贱民，向钱看更多就是个水中捞月，甚或陷阱。它于经济生活的破坏性作用，时至今天未能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例如，官德损、民德毁给经济秩序带来的混乱，国人看见了，但人人只认钱导致的全民冷血，于暴殄天物、破坏环境、不讲规则、重大工程也敢作假的作用，并不曾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社会心理只要认可了“关我什么事”，它就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它浪费在黑洞里的资源，不可能不拖经济的后腿。此情况可谓越演越烈。三年疫情，尽显反噬社会反噬经济的恶果。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官方伟大成就后面，是不成章法的严厉手段，偏生经济停摆，疫苗质量低劣，不容社会不生怒火。

不过也不是没有歪打正着的事儿。人人向钱看，道德崩坏，互害，只要自己过得好其它事儿皆去见鬼，一度成了经济行为的强大驱动力。曾经的“十亿人，九亿商”，当然夸张，但没有这种全民参与，经济活力大打折扣也是一定的。它让人联想起十八九世纪的奴隶贸易，殖民地经济，淘金热，它们的恶劣影响至今犹存，但相当时空内推动了经济发展属于事实。中国全民参与的经济规模之大，加上劳动力极低廉，怎么说也是入世后外资滚滚而来的一大因素。而经济一旦形成了规模优势，便意味着有了可供良性发展的元素。如果此时借此东风，切实下功夫矫正弊端，及时转型，坏事未尝不能转化为好事。“十亿人，九亿商”，没准还成佳话。

疫情前中国社会整体上支持继续改革开放，包括很多民运人在内，对任何开“倒车”行为皆敏感与反感，见证了规模经济的吸引力。当然强烈的感受不是冷静的洞察，但也要理解。况且平心而论，一场空前的经济浪潮，不犯错误不可能。犯错误不可怕，怕的是犯了重大错误仍无纠错机制。

五、中国的情况

从经济自身的规律来看，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制和积极入世，不失为精彩篇章。前者引发了阵痛，如公产一夜之间变成了掌握公权力人的私产，对几千万下岗工人补偿极微，成了事实上的任其自生自灭。但也要从另一个方面看问题，若由得那些僵尸般中小国企继续存在，势必拖累经济整体。入世和争取到美国的永久贸易优惠地位，就更加不消提了。没有这个巨大助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经济起飞不了是大概率。这个起飞阶段大约存在了二十年等于再造了两个中国经济。

今日美国认为是它重建了中国，中国却忘恩负义，很多方面是成立的。不过情绪化也明显，忽视和低估了几亿劳动者的作用以及资源上近乎竭泽而渔的高昂成本。

但是，鲜花须有绿叶帮扶才能成就美景。朱镕基被公认是个干材，且官声人品皆不孬。入世态度坚决的重大成就，是经济突破了恢复性生产以后的产量产能瓶颈，也就二十年便使中国出来了物质丰富时代。似可以说，只要中国不回到毛泽东时代，人相食的情况便一去不复返了。此可喜局面首功当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的巨大助力，次为几亿劳动者的血汗加泪水，但完全不提决策者、执行者作出的努力也不对。

怎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几点不能不提。国企改制固然适应了经济规律，措施上却是败笔。对众多下岗工人的事实上的任其自生自灭，太有违现代精神。更重要是加剧了权贵资本主义从尾大不掉到公然骄狂。而这样的经济模式经济结构是二十一世纪接受不了的。

本来，此种野蛮经济结构配上专制权力架构，后患之大，难以想象。等于最腐败的大国政治和最无情的规模经济，都让中国摊上了。正是此种对中国社会的双重挤压，扭曲出了“毛粉”“毛热”的畸形怪象，撕裂了中国社会。势必生产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罪孽，不但将为己日益逼近的社会大变动增添变数，而且将为大转型后的中国遗留一代人创痛。例如三十多年来被买卖的妇女儿童之多，年复一年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他们的痛不欲生的亲人还会欣赏高楼高铁吗？这样的日子若没个完，谁会受得了？值此二战后强调规则的时代，不应认可六•四后的改革开放，这是主要理由。朱镕基对此一点也不曾察觉吗？他的“义无反顾”，说白了是基于两个考量：1、为答谢邓小平的知遇之恩，他便要尽快做出大成绩。2、他以为人走政仍存是相当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商鞅身死政仍存的故事。他小看了权力构架与经济结构的能量。他能大器晚成属于特例，很难复制。中国才华品行如他者，至少一千人有吧，几人能如他一样出人头地？他曾发豪言：“打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自己”。其实一样变异成了假大空口号。因为就是打一万口棺材，也不敷使用。红色权贵能允许他这样干吗？那就不是对红朝疗疮，而是对红朝掘根。这不是那些拥护反腐败的中老年愚民理解得了的。

事态已是如此明显，中国经济的畸形程度实比二战前的德、日两国更大，二战前德、日；两国的社会问题，有今日中国这么多这么严重吗？既然那两个国家的失败之路中国不可再蹈覆辙，那么一两波经济高峰过后，转型就是必要，容不得多侥幸。这样做了从长远看，于红朝统治也不是坏事。

一、导言

十九世纪兴起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理论，因它的基本观点皆持之以据，态度严谨，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尔后美国的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相当时期内，它们影响了甚至指导了各自国家的经济走向。

所谓历史学派经济理论，是对俗称的“资本主义”以来，通过审视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兴衰荣辱，力图归纳出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找出适合自身国情发展的道路。这个学派的鲜明特征是经济与政治密切关联，国家主义至上。在那个竞争无规则的时代，它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反动。但自一战二战爆发，它至少也属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德国走向强盛后的继续扩张也容不得它停下脚步，却无出路了，是与世界为敌。所以这个学派与德国走上战争之路又失败脱不了干系。重提这个过气学派的意义，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面子进入了世界体系，里子仍是党国至上，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性质与质量以及走向。

二、中国的情况

截止于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经济。洋务运动形成的现代气息，整体上也就是一阵子新奇。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未能蜕变出自由因子，价值观强调的是国家实际是朝廷而不是个人。新文化运动的力度不小，它的阻力既来自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来自无力提供实惠于各个阶层。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是想走新路的，也作出了努力，但是日本侵华尤其中共武力夺权，断了此路。红朝建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经济上是师从苏联模式。此模式较之“资本主义”更强调富国强兵，所以并不反对工业化，精神气质上却极武断，反对自由放任经济的同时也窒息了社会活力尤其创造力，强制推行后发展成了反人性。至此，它已不是弊端的问题，而是通向死亡之路的问题。

改革开放使经济出来了活力，源于对先前明显的荒谬不得已的纠错，成效主要在农业上，对工业只能叫纠偏，一因计划经济痼疾积重难返，非行政命令移不动病灶，二因权力决策层的质疑、反对声音很大，需要循序渐进。大约十年，经济未能跳出恢复性生产范畴，无足称道。因为恢复性生产的空间是有限的，此时真正重要的是以后走什么路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此问题，供日后发展的夯实地基、疏通河道才有切实意义，日后的发展才可望功半事倍。此为战后西欧经济恢复原气后后劲仍足的原因。这个十年的成效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心理上，对亿万劳动者身心上的松绑，使全民悲情转化成了新的生活信念。其中被低估的个体户作用，成了后来大规模民营经济的酵母。因穷怕了而发酵的商业文化，借助于新一轮西风东渐，在中国三千余年的文明史上第一次站稳了脚跟。从此，任何势力再想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可以得逞但一定短命。

但是六•四一出来，有望良性发展的路又中断，需要谈六•四，是因其行为和后续效应皆恶劣。

三、中国的情况

严格地说，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说法面子上可以成立，里子始终是邓小平时代。就发展经济，使国家尽快强盛来讲，三人观念达到了一致。正因为改革前期他们大方向一致，邓小平默许了胡耀邦的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行为，也容忍了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的“阳奉阴违”。当然，具体行为的考量上不会如此简单。

然而，默许和容忍与支持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这一区别，他们共患难易，共江山难。胡耀邦固然不懂经济，但良知与常识告诉了他，任何时代，高压下不可能出来健康发展的经济。他愿意做富民强国的清道夫。赵紫阳也谈不上很懂经济，这是他们大部分时间内属于党官、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政治挂帅所决定的，但他肯纳谏，欢迎真知灼见，对认准了的具体经济主张有勇气推行，例如价格闯关。

邓小平却是自再度出山便一心想做总导演，实际是太上皇，不屑做清道夫。他既不屑自由主义的真谛，也不懂二战后强调规则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遂导致了如何实现强国的道路上，他相信还是路易十四和俾斯麦的路线靠谱，便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就是经济一定要发展，基本路线不动摇。的确，那两个强人凭恃强势手段都使自己的国家改变了贫弱局面。可惜今非昔比，面对的情况已大不一样。

其实，即便没有出现尔后六•四那号不可原谅的罪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也远不及路易十四和俾斯麦。他大权在握后面对的确是个百废待举局面，但他只要肯对毛泽东乌托邦路线纠偏纠错，回归常识，局势就会大改观，因为此时很合不堪回首的党心民意。他并算不得开拓型人物，事实上他的改革开放并无新意，值得肯定之处在于放弃了红朝太多的假大空政治。路易十四和俾斯麦却属于各自国家的开拓型英雄。路易十四时期，把一个思想保守、生产落后、由旧贵族和高级僧侣把持大多数权力的法国，引上英国式的强国之路，不是纠偏纠错的问题，是推陈出新的问题。时值大陆普遍不看好英国，因而未知数太多了。路易十四幸亏身为国王，王位合法。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与高等法院结盟，授予高等法院特权，用它来压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软磨硬抗。邓小平启动改开之际，中共党内有不少原教旨主义者，但也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原教旨拥护者和既得利益守护者，反抗的动机与能量是大不一样的。俾斯麦的难题是，把一个由两三百个邦主、领主组成的空有国号的德国，转化成政令、军令统一，经济上能协调发展的实体德国，若形不成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一应措施便会空转。而形成空前的凝聚力、向心力，在一个对封建已习以为常的国家通常都是几代人接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俾斯麦的助力，是普鲁士军官团素有的集体荣誉感。邓小平的助力，却是几亿人的悲情，它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邓小平转向务实路线，是他应尽的职责。他只有坚决支持中国各方面都向当代世界文明靠拢，他才是英雄。就当时来说，因阻力小这条路可望走通。

邓小平对内的两手都要硬的手法，或许存在可以理解的成分。他对外的“韬光养晦”策略，则属于不打自招，他就是个从认识论到价值观皆过时的专制强人。诚然，要求他承认他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大错误，只一个自尊心就会受不了。他发威发飙的时间，已是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道路已声名狼藉，经济上的对国际秩序的利用不可能持久，因为他无从保证国际秩序醒悟后的反弹，也无从保证日后的接棒人真能坚守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人，这样的人理当对时势比人强有所敬畏，但事实是他又走上了毛泽东不信邪的独裁之路。

邓小平的声誉高峰，体现在北大学生喊出的“小平您好”口号上，实不比“万岁”声音的含金量低。此声音来自文革浩劫后，全民悲情正转化为信心恢复，对他寄予的厚望。他理应高度珍惜、呵护这个宝贵资源。这不是认知不足的问题，而是走上了独裁之路后的陈腐思路乃至阴暗心理所致。他不惜动用几十万野战军、而不是只动用几万军警对学潮大镇压，要的是几亿人安分守己地过井然有序的工蚁生活，是再一次在国人和世界面前立威，他强调“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属于千百年来被独裁者说了无数次的套话。
从经济上讲，六•四一出现，胡耀邦、赵紫阳的夯实地基、疏通河道的努力便停滞下来。更重要是，原先的设想大变样也势必变样，它会引发什么后果呢？

四、中国的情况

六•四的恶劣影响即使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也不可能一代人过去便消弭于无形。诚然，中外历史上类似六•四的悲剧、惨剧屡见不鲜，尔后被淡化被遗忘，一样屡见不鲜。但出来这般局面也是有前提的：一是之前社会的积怨不是太广太重。二是不太久的时间内，通常是当事人去世后，朝廷给予补偿，补偿的常见手段是名誉平反与经济抚恤。三是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各种行业规范不曾被大扭曲得以保持常态。四是权力架构上不能向大清国的八旗皇权看齐。最后两点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与手段，也就是对文明的反噬。此时，即使六•四似乎已消弭于无形，已形成的反噬作用却不会消弭于无形。

果然大反噬的一天来了，突出表现在红朝复辟了八旗特权制度导引的官德损、民德毁上面，一发便不可收。本来，中国社会不存在自由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约束的商业文化，儒学欣赏的是小农经济孝文化，毛泽东时代只有歌功颂德党文化，一应公认的行业规范被摧毁，充斥了神话和鬼话。商业文化初成，配套措施没有也不允许跟上来。另者，从来的商品社会自身就存在诱发人性缺陷的一面。于是，在一个不允许谈正义谈人权只允许谈钱的时代，人人只认钱，见钱才眼开便自然而然。本来，对于一个久欲告别普遍赤贫生活的社会，一定时间内的只谈钱，有其合理性成分，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但若演化为一种对大多数人的诱骗手段，就一定会导致另一种病狂，一种让人回归丛林法则的病狂。归根到底，钱的实质是所有权。无权的贱民，向钱看更多就是个水中捞月，甚或陷阱。它于经济生活的破坏性作用，时至今天未能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例如，官德损、民德毁给经济秩序带来的混乱，国人看见了，但人人只认钱导致的全民冷血，于暴殄天物、破坏环境、不讲规则、重大工程也敢作假的作用，并不曾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社会心理只要认可了“关我什么事”，它就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它浪费在黑洞里的资源，不可能不拖经济的后腿。此情况可谓越演越烈。三年疫情，尽显反噬社会反噬经济的恶果。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官方伟大成就后面，是不成章法的严厉手段，偏生经济停摆，疫苗质量低劣，不容社会不生怒火。

不过也不是没有歪打正着的事儿。人人向钱看，道德崩坏，互害，只要自己过得好其它事儿皆去见鬼，一度成了经济行为的强大驱动力。曾经的“十亿人，九亿商”，当然夸张，但没有这种全民参与，经济活力大打折扣也是一定的。它让人联想起十八九世纪的奴隶贸易，殖民地经济，淘金热，它们的恶劣影响至今犹存，但相当时空内推动了经济发展属于事实。中国全民参与的经济规模之大，加上劳动力极低廉，怎么说也是入世后外资滚滚而来的一大因素。而经济一旦形成了规模优势，便意味着有了可供良性发展的元素。如果此时借此东风，切实下功夫矫正弊端，及时转型，坏事未尝不能转化为好事。“十亿人，九亿商”，没准还成佳话。

疫情前中国社会整体上支持继续改革开放，包括很多民运人在内，对任何开“倒车”行为皆敏感与反感，见证了规模经济的吸引力。当然强烈的感受不是冷静的洞察，但也要理解。况且平心而论，一场空前的经济浪潮，不犯错误不可能。犯错误不可怕，怕的是犯了重大错误仍无纠错机制。

五、中国的情况

从经济自身的规律来看，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制和积极入世，不失为精彩篇章。前者引发了阵痛，如公产一夜之间变成了掌握公权力人的私产，对几千万下岗工人补偿极微，成了事实上的任其自生自灭。但也要从另一个方面看问题，若由得那些僵尸般中小国企继续存在，势必拖累经济整体。入世和争取到美国的永久贸易优惠地位，就更加不消提了。没有这个巨大助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经济起飞不了是大概率。这个起飞阶段大约存在了二十年等于再造了两个中国经济。

今日美国认为是它重建了中国，中国却忘恩负义，很多方面是成立的。不过情绪化也明显，忽视和低估了几亿劳动者的作用以及资源上近乎竭泽而渔的高昂成本。

但是，鲜花须有绿叶帮扶才能成就美景。朱镕基被公认是个干材，且官声人品皆不孬。入世态度坚决的重大成就，是经济突破了恢复性生产以后的产量产能瓶颈，也就二十年便使中国出来了物质丰富时代。似可以说，只要中国不回到毛泽东时代，人相食的情况便一去不复返了。此可喜局面首功当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的巨大助力，次为几亿劳动者的血汗加泪水，但完全不提决策者、执行者作出的努力也不对。

怎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几点不能不提。国企改制固然适应了经济规律，措施上却是败笔。对众多下岗工人的事实上的任其自生自灭，太有违现代精神。更重要是加剧了权贵资本主义从尾大不掉到公然骄狂。而这样的经济模式经济结构是二十一世纪接受不了的。

本来，此种野蛮经济结构配上专制权力架构，后患之大，难以想象。等于最腐败的大国政治和最无情的规模经济，都让中国摊上了。正是此种对中国社会的双重挤压，扭曲出了“毛粉”“毛热”的畸形怪象，撕裂了中国社会。势必生产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罪孽，不但将为己日益逼近的社会大变动增添变数，而且将为大转型后的中国遗留一代人创痛。例如三十多年来被买卖的妇女儿童之多，年复一年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他们的痛不欲生的亲人还会欣赏高楼高铁吗？这样的日子若没个完，谁会受得了？值此二战后强调规则的时代，不应认可六•四后的改革开放，这是主要理由。朱镕基对此一点也不曾察觉吗？他的“义无反顾”，说白了是基于两个考量：1、为答谢邓小平的知遇之恩，他便要尽快做出大成绩。2、他以为人走政仍存是相当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商鞅身死政仍存的故事。他小看了权力构架与经济结构的能量。他能大器晚成属于特例，很难复制。中国才华品行如他者，至少一千人有吧，几人能如他一样出人头地？他曾发豪言：“打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自己”。其实一样变异成了假大空口号。因为就是打一万口棺材，也不敷使用。红色权贵能允许他这样干吗？那就不是对红朝疗疮，而是对红朝掘根。这不是那些拥护反腐败的中老年愚民理解得了的。

事态已是如此明显，中国经济的畸形程度实比二战前的德、日两国更大，二战前德、日；两国的社会问题，有今日中国这么多这么严重吗？既然那两个国家的失败之路中国不可再蹈覆辙，那么一两波经济高峰过后，转型就是必要，容不得多侥幸。这样做了从长远看，于红朝统治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