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的尖端武器装备近年来快速进步，质量大幅提高。美国知道中国的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争取阻止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的努力并不成功。
中国尖端武器依靠美国技术

2023年2月2日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 (Kris Osborn)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了”美国军事技术》。

奥斯伯恩说：“这显然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要关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轻型坦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航空母舰，平台之间存在非常广泛的、并非巧合的相似度。”

奥斯伯恩指出，早在2014年的一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中，一份国会报告专门提到了中国的网络入侵、网络间谍活动和武器数据的潜在盗窃。多份政府国防报告都指出中国的一些第5代飞机与众所周知的美国飞机之间的相似之处。

奥斯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平台的复制比公众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有大量的武器平台，美国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几年后中国就突然出现一个看起来非常相似的平台。”

研究中国核武器力量的地缘战略分析家彼得·荷西说，前美国核力量指挥官，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去年12月告诉美国国会，在核弹头、远程导弹或者远程导弹发射器这三个领域里，中国在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理查德海军上将还告诉美国国会，中国核力量大幅成长突出了两点：一，中国具有成为世界霸权的野心；二，往往是漫不经心的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核技术发挥了协助了这种成长的不幸作用。

研究发现，中国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和核心部分的电脑芯片绝大多数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生产制造。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被用于尖端武器上，例如美国最新型的第五代战机--F-35隐形战机，也用在中国的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的芯片由中国的飞腾公司利用美国软件设计，由台湾的台积电使用美国的精密设备生产。飞腾这种芯片的直接用户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试验训练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0部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机构。

美国政府被指措施不力

美国针对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加强军力的做法早已了解。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制定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限技术和产品。例如2021年4月8日，美国政府将飞腾公司列入被制裁的“实体清单”。

但是在此之前，据《华盛顿邮报》2021年4月的一篇报道说，“这种贸易并不违法”。尽管美国的技术，甚至产品最初交易时并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但是实际上这些技术和产品的最终用户是中国军方。这种情况说明，美国的法规并没有有效阻止这种技术和产品提供给中国军方。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2021年11月在POLITICO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在研究中发现有273个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向中国军方出口美国技术和产品，但是只有不到8%的供应商出现在美国商务部的需要政府出口许可的实体名单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向中国供货的公司没有被列入美国财政部和国防部的黑名单。这说明美国在出口控制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根本无法防止中国这样的进口大国获得某个技术和产品，无法阻止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的技术。费瑞安指出，目前的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将具体的公司经过繁琐的调查之后，列入一个个经过繁琐手续才制定的实体清单。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方法既耗时，又耗力，而且效率低下，远远不能达到防止尖端技术和产品落入中国军方之手的目的，在中国军民融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要让民用产品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向军事工业和军方提供技术支持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这也使得中国所谓的军民融合战略从原来的军工企业扩展到其他企业成为必要。而美国和西方如果想通过避免同中国的军事工业和科研机构打交道的方法防止美国科技流向中国军方，恐怕只是缘木求鱼。

据《华盛顿邮报》2022年10月17日报道，很多美国企业仍然向中国的私人企业出售美国尖端技术或产品，使中国军方的高超音速武器和导弹研发机构继续获得这些技术和产品。有一些这样的美国公司得到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也就是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研发的技术和产品直接资助了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发。例如，美国的Zona科技和Metacomp科技都得到过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这两家公司曾经把软件出售给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专门研制火箭、导弹和无人机。据两名知情的中国军方科学家透露，中国2021年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让美国感到吃惊，参与测试的机构之一就是这家研究院。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自2019年以来，近五十家美国公司曾经向中国数十个机构出售300多件涉及美国技术的产品，最后都用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和导弹的研发。在中国军事研究机构或私人企业的中国科学家说，诸如航空工程软体等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美国技术，填补了中国的关键技术空白，对于中国武器研发的进展至关重要。有一位参与研究高超音速载具的中国科学家甚至说，“美国技术处于领先位置，要是没有这些外来技术支援，有些事情我们根本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相同的技术基础。”

“脱钩”是唯一有效措施吗？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斯伯丁将军（General Robert Spalding）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他认为，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和产品用于增强中国的军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面脱钩。

斯伯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唯一的方法是将两个系统完全脱钩。我们对苏联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盟强制执行。”

斯伯丁将军所说的这个强制执行机构就是1950年1月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叫“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其中的中国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

斯伯丁将军说：“他们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所做的这种脱钩。能够合理地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在社会、政治、经济、财务上完全分离这两个系统，并确保在自由世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自由世界之间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利用它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技术。”

经贸利益和国家安全能够两全其美吗？

在美中经贸关系十分紧密的今天，美国公司经常说，出口控制影响到他们的盈利，而且中国无论如何会到其他国家找到卖家。当然，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冷战期间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有效措施”，而是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全面禁止先进技术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斯伯丁将军承认，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意美中“脱钩”。

斯伯丁将军说：“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需要与中国的这些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确保互惠互利，因为他们知道影响美国政治进程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我们在金融系统中的公司，所以中国不必去游说华盛顿，你知道，我们的公司和金融机构会代表他们游说华盛顿。从本质上讲，我们所看到的是利用经济、金融和技术来破坏自由秩序的原则和价值观，以及自由世界秩序。 ”

一个西方公司主动为中国游说的典型例子是，2020年，瑞典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和中芯公司进入瑞典的5G市场，出面游说政府取消禁令的竟然是华为两个最大竞争对手之一的爱立信！原因是爱立信在中国销售产品，在中国有一个智能手机工厂，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三大电讯公司使用爱立信的技术，爱立信在2019年的主要销售成长是在中国市场上。对于爱立信来说，这些利益巨大，足以让它出面为竞争对手的利益游说。

还有一种来自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是：技术封锁会迫使中国自己研发出这种技术，还不如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以便将来容易控制。斯伯丁将军认为，这充其量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宣传，目的是永久保持现在的经贸关系，而事实显示的结果恰恰相反。

斯伯丁将军说：“许多从事该行业的中国人自己说，由于芯片法案，中国将进一步落后，这意味着芯片行业的芯片脱钩，所以如果芯片，如果中国人自己说基本上他们会被困在 28 纳米，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他们会倒退，那么你怎么能说这没有效果？”

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表示“如果有人建议缩减一些经济和商业合作，以便加强国家安全和更好地保护美国的研究，我会认为很有道理。”

斯伯丁将军说，自由贸易必须排在国家安全之后，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保护社会、文化和政治独立性而言，国家安全更为重要。

斯伯丁将军说：“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安全比自由贸易更重要。因此，有时一个国家必须暂停自由贸易规则，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

华盛顿 — 中国的尖端武器装备近年来快速进步，质量大幅提高。美国知道中国的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争取阻止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的努力并不成功。
中国尖端武器依靠美国技术

2023年2月2日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 (Kris Osborn)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了”美国军事技术》。

奥斯伯恩说：“这显然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要关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轻型坦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航空母舰，平台之间存在非常广泛的、并非巧合的相似度。”

奥斯伯恩指出，早在2014年的一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中，一份国会报告专门提到了中国的网络入侵、网络间谍活动和武器数据的潜在盗窃。多份政府国防报告都指出中国的一些第5代飞机与众所周知的美国飞机之间的相似之处。

奥斯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平台的复制比公众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有大量的武器平台，美国出了一个新的平台，几年后中国就突然出现一个看起来非常相似的平台。”

研究中国核武器力量的地缘战略分析家彼得·荷西说，前美国核力量指挥官，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去年12月告诉美国国会，在核弹头、远程导弹或者远程导弹发射器这三个领域里，中国在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理查德海军上将还告诉美国国会，中国核力量大幅成长突出了两点：一，中国具有成为世界霸权的野心；二，往往是漫不经心的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核技术发挥了协助了这种成长的不幸作用。

研究发现，中国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和核心部分的电脑芯片绝大多数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生产制造。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被用于尖端武器上，例如美国最新型的第五代战机--F-35隐形战机，也用在中国的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东风-17型高超音速导弹上的芯片由中国的飞腾公司利用美国软件设计，由台湾的台积电使用美国的精密设备生产。飞腾这种芯片的直接用户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试验训练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0部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最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机构。

美国政府被指措施不力

美国针对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加强军力的做法早已了解。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制定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限技术和产品。例如2021年4月8日，美国政府将飞腾公司列入被制裁的“实体清单”。

但是在此之前，据《华盛顿邮报》2021年4月的一篇报道说，“这种贸易并不违法”。尽管美国的技术，甚至产品最初交易时并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但是实际上这些技术和产品的最终用户是中国军方。这种情况说明，美国的法规并没有有效阻止这种技术和产品提供给中国军方。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2021年11月在POLITICO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在研究中发现有273个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向中国军方出口美国技术和产品，但是只有不到8%的供应商出现在美国商务部的需要政府出口许可的实体名单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向中国供货的公司没有被列入美国财政部和国防部的黑名单。这说明美国在出口控制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根本无法防止中国这样的进口大国获得某个技术和产品，无法阻止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的技术。费瑞安指出，目前的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将具体的公司经过繁琐的调查之后，列入一个个经过繁琐手续才制定的实体清单。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方法既耗时，又耗力，而且效率低下，远远不能达到防止尖端技术和产品落入中国军方之手的目的，在中国军民融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要让民用产品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向军事工业和军方提供技术支持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这也使得中国所谓的军民融合战略从原来的军工企业扩展到其他企业成为必要。而美国和西方如果想通过避免同中国的军事工业和科研机构打交道的方法防止美国科技流向中国军方，恐怕只是缘木求鱼。

据《华盛顿邮报》2022年10月17日报道，很多美国企业仍然向中国的私人企业出售美国尖端技术或产品，使中国军方的高超音速武器和导弹研发机构继续获得这些技术和产品。有一些这样的美国公司得到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也就是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研发的技术和产品直接资助了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发。例如，美国的Zona科技和Metacomp科技都得到过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这两家公司曾经把软件出售给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专门研制火箭、导弹和无人机。据两名知情的中国军方科学家透露，中国2021年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让美国感到吃惊，参与测试的机构之一就是这家研究院。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自2019年以来，近五十家美国公司曾经向中国数十个机构出售300多件涉及美国技术的产品，最后都用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和导弹的研发。在中国军事研究机构或私人企业的中国科学家说，诸如航空工程软体等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美国技术，填补了中国的关键技术空白，对于中国武器研发的进展至关重要。有一位参与研究高超音速载具的中国科学家甚至说，“美国技术处于领先位置，要是没有这些外来技术支援，有些事情我们根本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相同的技术基础。”

“脱钩”是唯一有效措施吗？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斯伯丁将军（General Robert Spalding）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他认为，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和产品用于增强中国的军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面脱钩。

斯伯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唯一的方法是将两个系统完全脱钩。我们对苏联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盟强制执行。”

斯伯丁将军所说的这个强制执行机构就是1950年1月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叫“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其中的中国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

斯伯丁将军说：“他们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所做的这种脱钩。能够合理地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在社会、政治、经济、财务上完全分离这两个系统，并确保在自由世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和自由世界之间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利用它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技术。”

经贸利益和国家安全能够两全其美吗？

在美中经贸关系十分紧密的今天，美国公司经常说，出口控制影响到他们的盈利，而且中国无论如何会到其他国家找到卖家。当然，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冷战期间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有效措施”，而是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全面禁止先进技术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斯伯丁将军承认，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意美中“脱钩”。

斯伯丁将军说：“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需要与中国的这些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确保互惠互利，因为他们知道影响美国政治进程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我们在金融系统中的公司，所以中国不必去游说华盛顿，你知道，我们的公司和金融机构会代表他们游说华盛顿。从本质上讲，我们所看到的是利用经济、金融和技术来破坏自由秩序的原则和价值观，以及自由世界秩序。 ”

一个西方公司主动为中国游说的典型例子是，2020年，瑞典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和中芯公司进入瑞典的5G市场，出面游说政府取消禁令的竟然是华为两个最大竞争对手之一的爱立信！原因是爱立信在中国销售产品，在中国有一个智能手机工厂，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三大电讯公司使用爱立信的技术，爱立信在2019年的主要销售成长是在中国市场上。对于爱立信来说，这些利益巨大，足以让它出面为竞争对手的利益游说。

还有一种来自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是：技术封锁会迫使中国自己研发出这种技术，还不如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以便将来容易控制。斯伯丁将军认为，这充其量是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宣传，目的是永久保持现在的经贸关系，而事实显示的结果恰恰相反。

斯伯丁将军说：“许多从事该行业的中国人自己说，由于芯片法案，中国将进一步落后，这意味着芯片行业的芯片脱钩，所以如果芯片，如果中国人自己说基本上他们会被困在 28 纳米，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他们会倒退，那么你怎么能说这没有效果？”

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表示“如果有人建议缩减一些经济和商业合作，以便加强国家安全和更好地保护美国的研究，我会认为很有道理。”

斯伯丁将军说，自由贸易必须排在国家安全之后，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保护社会、文化和政治独立性而言，国家安全更为重要。

斯伯丁将军说：“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安全比自由贸易更重要。因此，有时一个国家必须暂停自由贸易规则，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