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遗余力地在任何场合都声称自己有“制度优势”，自己的制度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政权虽然嘴上声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却把抗役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而不是人民的身体健康。前不久，美国声称可以提供有效疫苗帮助中国抗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句莫名其妙的“我们有制度优势”一口回绝。中共之所以随时随地地不忘念叨制度优势，根本原因是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而对习近平来说，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展示自己的政绩。

中共取得政权几十年来的历史以及近百年的国际共运史充分证明，共产主义制度没有任何优势，是一种邪恶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是产生贫困和饿死人的制度，也是人权和法制遭践踏的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否则中国也不会搞改革开放，是因为过去的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不得不改开。中共改开40多年的历史，是摈弃过去的制度，拥抱西方的制度和市场、技术乃至部分价值观的结果，而完全不是制度优势导致的。这是已经是过往，而就近来说，抗役三年来，中共制度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抗役三年，中共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灾难，反而被中共说成“制度优势”。去年的，又是毫无征兆、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开，再次造成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员的非正常死亡。

前不久，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采访时，无意中暴露了中共目前体制的困境。中共放弃动态清零，与“白纸运动”有关，他也承认，感染人数失控，确实防不住了。不过，他提到有件事确实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说“20条”出台之后，“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数字迅速攀升后感到手足无措，又回到依靠老办法来控制疫情的老路上来，这就让老百姓感到不满。各地的老百姓质问，中央政府是要放松疫情管控，为什么你们还要加码？这是导致街头游行的真正原因。”罕见地披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在抗役方面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动态清零、严防死守和彻底放任不管之间，有无数种选择和方案，即使在此之前的“二十条”、“10条”严格实施的话，也应该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措施。在目前的中共体制下，难以为继、无法执行。为什么会这样呢？秘密在于中共的考核制度。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员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而是上级任命的，这就决定了，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根本特征，也是其考核制度的出发点。

既然对上负责，那么上级对下级就要有一套考核办法。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考核”是完全不同的，在民主国家，官员对选民负责，选民对所选官员进行考核，考核不满意下届自然就下台走人。而这种考核，其实没啥硬性指标，让选民满意，是考核的根本机制，因此这种考核是柔性的、无硬性指标，而且所谓让选民满意，必须让大多数人都满意才行。而社会诉求千千万万，纷繁复杂，所谓众口难调，因此，让选民满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单一指标或简单几个指标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官员必须千方百计揣摩民意，找出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对上负责，考核则不可能采取这种办法。

中共官员的考核，实际上让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满意就可以了，是一级压一级式的，下级对其直接上级负责，然后上级对更上一级负责，直至最高层。在目前的中共政治现实下，其实各级官员最终需要负责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了。

中共考核官员，是有具体指标的，这跟民主国家选民考核官员的方式完全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软性考核”，而对上级尤其是个人负责，则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则是需要通过任务指标来实现，即KPI式的。这些指标，未必都是量化的，如GDP增长率，但一定可以明确判断是否完成的，即硬性的。指标考核，只是中共考核体系的第一个环节，这个体系共有四个环节或者说四个“秘密”，可以解释中共官僚体系高效与低效的轮回，这四个环节是相辅相成的，即指标考核或KPI考核、与乌纱帽挂钩、一票否决、只问结果不管过程。

而中共的考核，同样涉及到官员的升降乃至乌纱帽的去留，因此，在涉及乌纱帽问题的考核指标上，官员是不遗余力甚至是非常疯狂的。这些指标中，权重是不同的，就像考试一样，同样的题目，分值是不同的。在众多指标中，根据各个不同阶段中心工作的不同，考核指标的权重也不同。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是中共的核心工作，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GDP增长率、招商引资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完成的情况如何，都是与乌纱帽挂钩的，涉及到官员的升迁进退，否则的话，所谓考核就等于无了。

在某些阶段，有些指标是所谓“一票否决”的，一旦完不成便会丢乌纱帽。大家知道，中共官员取得乌纱帽，经历可谓“九九八十一难”，比唐僧取经还难，而一旦坐上某个位子，便得道成仙，成为人上人。一旦丢了乌纱帽，一生的努力不但归零，而且往往会被追查所谓经济问题、腐败问题，不可能岁月静好，做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而是要铃铛入狱的。因此，在事关乌纱帽的考核问题上，肯定是不遗余力，使出吃奶的劲去完成的。如过去的计划生育，超生会丢官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计生问题上，产生了那么多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在三年来的防疫方面，也是一个考核导致的经典案例。

很多人还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事情做起来了，中共出奇得高效，而另外一些事就非常低效和拉跨，如动态清零和封控，就非常高效，而放开后，老百姓连药都买不到，政府的影子荡然无存。这都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考核机制有关。道理很简单，与乌纱帽挂钩的事，效率就高，与乌纱帽不挂钩的事，就没有效率，因为没人去干，即使这些事对人民和社会有巨大的意义。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为什么中共的防疫政策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因为“20条”、“10条”公布之后，对疫情扩散的考核指标依然持续，防疫新政放松后，不可避免会造成感染人数的大幅上升甚至会失控，在原来的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必然会丢乌纱帽，这是卢大使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的。因此，他们对防疫新政肯定会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了。而动态清零后，如何进行相对宽松的方式进行防疫，我们说过，会有无数种路径，但却很难找到一种可量化的或硬性的指标了，在中共的考核体系下，必然会陷入困境，无法实施，只能彻底放弃防疫、彻底躺平。

在中共的考核体系中，如上文所述，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即“只问结果不管过程”，这在三年动态清零抗役中得以充分体现，如上级只管感染人数不要失控，但却不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和法治的行为，如随便侵入民宅、没有任何手续把人带走、焊死老百姓的家门和单元门、不准老百姓就医、随意关闭急诊乃至医院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上述行为都是赤裸裸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没有地方官员的许可，那些保安、基层公安、居委会是不敢做的，事情过后，也没有地方官员被追究责任，充分说明是得到中共高层默许甚至是鼓励的。只问结果不管过程，实际上中共长期以来的执政文化或者方式，只不过在三年抗役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这种执政方式的恶果，是法律的形同虚设、对法制和人权的严重践踏，对国家和法治进程的严重破坏，老百姓对法治也丧失信心。为了实现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目标，地方政府可以无法无天，其造成的危害，远大于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对政府执政目标的异化。

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为了巩固权力、稳定地位、排除异己，进行了对官僚系统的大清洗，以反腐的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对官员进行严苛甚至毫无道理的所谓问责，使得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使得地方官员和基层官员完全丧失了主动干事的积极性，一切以上级的指令为准，上级有指令的就做，没有要求的就不做，做了反而不落好，甚至有可能丢官。这样，所谓一级级的考核，事实上就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好恶和所谓“政治理想”的层层落实机制。

而习这个人，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他目前几乎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其权力的大小甚至超越毛泽东，堪比皇帝，而一个有“理想”的、偏执的皇帝，是非常可怕的，而偏偏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执行力最强的皇帝之一，没有文官体系的制约，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牵制，其荒唐政策必然会造成国家在像失控的没有刹车的车辆，向灾难一路狂奔。各级官员为了完成习的任务，在没有法制约束的情况下，对阻碍或者认为阻碍完成其考核任务的老百姓会加倍侵害。

从三年抗役来看，各级官员就像对老百姓有仇一样。这样就带来了中国政治的两个异化，一是政权对人民的异化。本来一个国家的政权建立的初衷和合法性的基础，是充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服务，一切政治和政策都要围绕这个主题。在习的治下，政治则完全为了抽象的口号和宏大的目标，把人民和人民利益放在了对立面，甚至是放在敌对的一面。如为了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拒绝批准和进口国外的有效疫苗等等。

第二个异化是为了实现某些政策任务，不惜牺牲这个任务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即政治对目标的异化。如抗役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抗役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次生灾害，这些灾害甚至远远超过了疫情本身的损害。

这两个异化是中共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中共体制弊端和劣势的充分体现，它充分证明，中共的体制没有任何优势。

中共不遗余力地在任何场合都声称自己有“制度优势”，自己的制度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政权虽然嘴上声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却把抗役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而不是人民的身体健康。前不久，美国声称可以提供有效疫苗帮助中国抗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句莫名其妙的“我们有制度优势”一口回绝。中共之所以随时随地地不忘念叨制度优势，根本原因是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而对习近平来说，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展示自己的政绩。

中共取得政权几十年来的历史以及近百年的国际共运史充分证明，共产主义制度没有任何优势，是一种邪恶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是产生贫困和饿死人的制度，也是人权和法制遭践踏的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否则中国也不会搞改革开放，是因为过去的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不得不改开。中共改开40多年的历史，是摈弃过去的制度，拥抱西方的制度和市场、技术乃至部分价值观的结果，而完全不是制度优势导致的。这是已经是过往，而就近来说，抗役三年来，中共制度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抗役三年，中共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灾难，反而被中共说成“制度优势”。去年的，又是毫无征兆、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开，再次造成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员的非正常死亡。

前不久，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采访时，无意中暴露了中共目前体制的困境。中共放弃动态清零，与“白纸运动”有关，他也承认，感染人数失控，确实防不住了。不过，他提到有件事确实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说“20条”出台之后，“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数字迅速攀升后感到手足无措，又回到依靠老办法来控制疫情的老路上来，这就让老百姓感到不满。各地的老百姓质问，中央政府是要放松疫情管控，为什么你们还要加码？这是导致街头游行的真正原因。”罕见地披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在抗役方面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动态清零、严防死守和彻底放任不管之间，有无数种选择和方案，即使在此之前的“二十条”、“10条”严格实施的话，也应该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措施。在目前的中共体制下，难以为继、无法执行。为什么会这样呢？秘密在于中共的考核制度。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员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而是上级任命的，这就决定了，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根本特征，也是其考核制度的出发点。

既然对上负责，那么上级对下级就要有一套考核办法。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考核”是完全不同的，在民主国家，官员对选民负责，选民对所选官员进行考核，考核不满意下届自然就下台走人。而这种考核，其实没啥硬性指标，让选民满意，是考核的根本机制，因此这种考核是柔性的、无硬性指标，而且所谓让选民满意，必须让大多数人都满意才行。而社会诉求千千万万，纷繁复杂，所谓众口难调，因此，让选民满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单一指标或简单几个指标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官员必须千方百计揣摩民意，找出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对上负责，考核则不可能采取这种办法。

中共官员的考核，实际上让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满意就可以了，是一级压一级式的，下级对其直接上级负责，然后上级对更上一级负责，直至最高层。在目前的中共政治现实下，其实各级官员最终需要负责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了。

中共考核官员，是有具体指标的，这跟民主国家选民考核官员的方式完全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软性考核”，而对上级尤其是个人负责，则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则是需要通过任务指标来实现，即KPI式的。这些指标，未必都是量化的，如GDP增长率，但一定可以明确判断是否完成的，即硬性的。指标考核，只是中共考核体系的第一个环节，这个体系共有四个环节或者说四个“秘密”，可以解释中共官僚体系高效与低效的轮回，这四个环节是相辅相成的，即指标考核或KPI考核、与乌纱帽挂钩、一票否决、只问结果不管过程。

而中共的考核，同样涉及到官员的升降乃至乌纱帽的去留，因此，在涉及乌纱帽问题的考核指标上，官员是不遗余力甚至是非常疯狂的。这些指标中，权重是不同的，就像考试一样，同样的题目，分值是不同的。在众多指标中，根据各个不同阶段中心工作的不同，考核指标的权重也不同。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是中共的核心工作，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GDP增长率、招商引资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完成的情况如何，都是与乌纱帽挂钩的，涉及到官员的升迁进退，否则的话，所谓考核就等于无了。

在某些阶段，有些指标是所谓“一票否决”的，一旦完不成便会丢乌纱帽。大家知道，中共官员取得乌纱帽，经历可谓“九九八十一难”，比唐僧取经还难，而一旦坐上某个位子，便得道成仙，成为人上人。一旦丢了乌纱帽，一生的努力不但归零，而且往往会被追查所谓经济问题、腐败问题，不可能岁月静好，做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而是要铃铛入狱的。因此，在事关乌纱帽的考核问题上，肯定是不遗余力，使出吃奶的劲去完成的。如过去的计划生育，超生会丢官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计生问题上，产生了那么多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在三年来的防疫方面，也是一个考核导致的经典案例。

很多人还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事情做起来了，中共出奇得高效，而另外一些事就非常低效和拉跨，如动态清零和封控，就非常高效，而放开后，老百姓连药都买不到，政府的影子荡然无存。这都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考核机制有关。道理很简单，与乌纱帽挂钩的事，效率就高，与乌纱帽不挂钩的事，就没有效率，因为没人去干，即使这些事对人民和社会有巨大的意义。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为什么中共的防疫政策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因为“20条”、“10条”公布之后，对疫情扩散的考核指标依然持续，防疫新政放松后，不可避免会造成感染人数的大幅上升甚至会失控，在原来的考核方式下，地方官员必然会丢乌纱帽，这是卢大使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的。因此，他们对防疫新政肯定会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了。而动态清零后，如何进行相对宽松的方式进行防疫，我们说过，会有无数种路径，但却很难找到一种可量化的或硬性的指标了，在中共的考核体系下，必然会陷入困境，无法实施，只能彻底放弃防疫、彻底躺平。

在中共的考核体系中，如上文所述，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即“只问结果不管过程”，这在三年动态清零抗役中得以充分体现，如上级只管感染人数不要失控，但却不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和法治的行为，如随便侵入民宅、没有任何手续把人带走、焊死老百姓的家门和单元门、不准老百姓就医、随意关闭急诊乃至医院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上述行为都是赤裸裸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没有地方官员的许可，那些保安、基层公安、居委会是不敢做的，事情过后，也没有地方官员被追究责任，充分说明是得到中共高层默许甚至是鼓励的。只问结果不管过程，实际上中共长期以来的执政文化或者方式，只不过在三年抗役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这种执政方式的恶果，是法律的形同虚设、对法制和人权的严重践踏，对国家和法治进程的严重破坏，老百姓对法治也丧失信心。为了实现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目标，地方政府可以无法无天，其造成的危害，远大于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对政府执政目标的异化。

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为了巩固权力、稳定地位、排除异己，进行了对官僚系统的大清洗，以反腐的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对官员进行严苛甚至毫无道理的所谓问责，使得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使得地方官员和基层官员完全丧失了主动干事的积极性，一切以上级的指令为准，上级有指令的就做，没有要求的就不做，做了反而不落好，甚至有可能丢官。这样，所谓一级级的考核，事实上就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好恶和所谓“政治理想”的层层落实机制。

而习这个人，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他目前几乎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其权力的大小甚至超越毛泽东，堪比皇帝，而一个有“理想”的、偏执的皇帝，是非常可怕的，而偏偏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执行力最强的皇帝之一，没有文官体系的制约，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牵制，其荒唐政策必然会造成国家在像失控的没有刹车的车辆，向灾难一路狂奔。各级官员为了完成习的任务，在没有法制约束的情况下，对阻碍或者认为阻碍完成其考核任务的老百姓会加倍侵害。

从三年抗役来看，各级官员就像对老百姓有仇一样。这样就带来了中国政治的两个异化，一是政权对人民的异化。本来一个国家的政权建立的初衷和合法性的基础，是充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服务，一切政治和政策都要围绕这个主题。在习的治下，政治则完全为了抽象的口号和宏大的目标，把人民和人民利益放在了对立面，甚至是放在敌对的一面。如为了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拒绝批准和进口国外的有效疫苗等等。

第二个异化是为了实现某些政策任务，不惜牺牲这个任务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即政治对目标的异化。如抗役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抗役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次生灾害，这些灾害甚至远远超过了疫情本身的损害。

这两个异化是中共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中共体制弊端和劣势的充分体现，它充分证明，中共的体制没有任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