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修身的典范人物莫过于曾国藩。共产中国与历史上的王朝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本文讨论其中一个未引起广泛注意的不同之处：古代以士大夫阶层为主要践行者的修身文化在中共统治的当代丧失殆尽。其结果，除了有目共睹的从统治阶层到普通大众的道德沦丧，也使得现政权的反对者们素质不足，缺乏在大众之中的足够影响力来构筑一种独立的社会秩序。
修身的“修”字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修理。人有许多习性妨碍了自己可能取得的成就，如心态的平安、能力的成长和道德水平的提升。修身就是修理这些习性。
本文讨论修身的一些内容、其价值基础，以及修身文化在中国近代的演变。
1. 修身的内容
在近代中国，修身的典范人物莫过于曾国藩。曾国藩在后人之中的名声固然部分是由于其显赫的功业和地位，但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名臣又有所不同。后人提到左宗棠、李鸿章时，更多想到的是他们做的事；提到曾国藩时，更经常想到的则是他的做人原则、家书家训、满门俊杰等。许纪霖如此评论曾国藩的特别之处：
“作为一介寒士、在野乡绅或清流党人，要显示君子之德并不算难，因为人性尚未经受功禄名利的逼人诱惑。我们已经见得太多的权力对道德的腐蚀和对名士的戕害，而曾国藩虽然权倾朝野，名盖天下，却仍能恪守儒道，真不失为一个德性中人。”
曾国藩身居高位而不失德性中人的本色，当可归因于其严苛的修身习惯。这一节以曾在其家书、家训和日记中的一些言论为例，讨论修身的一些内容。
自省
人在每日生活中遇到的挑战可分为两种：来自外部的挑战和来自内在的挑战。人生就的眼睛是用来打量世界、打量别人，人生就的本能是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来自内在的挑战 - 包括自己的各种怨毒嫉恨情绪、过度的欲望、自我膨胀、价值混乱不清等 - 则不容易被自己察觉。这就是修身实践的巨大困难：人很难看得到自己的问题。
蒙田说：“众人都直向前方看。我则把目光向内，让它在那里勤奋工作。”有蒙田这样思维习惯的人在蒙田的时代是少数，在当代也是少数。
对这些来自内在的挑战的觉察就是儒家说的自省、内讼、佛教中说的自观、英文中的self awareness（自我意识）。
人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的捕捉、也可以通过别人的提醒或批评来达到自省或自观。
曾国藩这几则刚开始作京官时的日记是对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的捕捉：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衷）。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餂（口蜜腹剑之意），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
“饭时，观人奕（下棋），嗜之若渴，真下品矣。”
“席间，因谑言太多，为人所辱，是自取也。”
年轻的曾国藩与别的年轻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他的特别之处是能察觉到自己这些七情六欲的涌动、并意识到它们是“下品”。
这一则是对自己做的梦的反省：
“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梦境虽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梦中的欲望却是真实的。
这一则是别人的批评对他的警醒：
“蕙西（邵懿辰，清代经学家）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
为人所辱、被人批评时，不恼羞成怒，而能惊觉、进而承认自己的问题，是难得的品质。
记日记本身就是自省自观的有效方式。人在写下自己做的事、生出的情绪和欲望时，他就可能像观察第三者一样观察自己，察觉到这些行为、情绪和欲望可能与自己的更高价值相悖。
自省自观是修身的开始。有了自省自观的能力，就有了修理自己的惰性、欲望、自我膨胀的可能性。
自立
人的一种常见习性是惰性：把一切过错归咎于环境和他人、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各种借口。
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惰性，就可能开始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走上自立自强之路。
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给在家的诸弟提出各种高标准严要求，而这些标准和要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个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不需要依赖于外界环境的任何改变。这段话是一个例子：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背柴时、放猪时），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写给儿子的这段家训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为，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驾驭自己的欲望
人有种种欲望：求生、美食、色、财、权、名。无节制地追逐它们的状态就是贪婪。贪而不得，就会处于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之中，如怒气、挫折感、恐惧、焦虑、怨毒、嫉妒。
曾国藩是把自强自立做到极致的人，但这样的人也容易对自己过于苛刻、经常产生焦虑的情绪。曾一直到了晚年还在与这些情绪缠斗。下面这两段日记记载的都是壮志未酬的焦虑：
“细思圣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二者并进,固未尝偏于忧愤,穷年戚戚也。今虽一无所得,亦当求所谓乐者以自适,上而孔、颜之乐,次而周、程、邵、朱之乐,又次而陶、白、苏、陆之乐。勉而企焉，以扩吾之襟抱，且愤且乐，以终吾身，犹愈于终日郁闷者耳。”
“日内因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这段话是给诸弟提出的戒怒的建议：“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浮躁也是欲望太多的表现：“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人能意识到这些欲望和情绪正在妨碍了自己的平安时，他就在与它们的搏斗中开始占得上风。
谦卑
谦卑包括对人的谦卑和对事的谦卑。对人的谦卑包括能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见、理解他人的处境、听得进批评等。对事的谦卑包括开放心态、保持好奇心、善于学习、愿意随时改变自己的成见等。
谦卑的对手是人的优越感，这包括：（1）智识优越感，即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懂得了世界上所有的事；（2）道德优越感，即自我膨胀、认为别人一无是处、自己的道德品质更高尚、行为更完美；（3）社会地位优越感等。
曾国藩才识过人，也以济世救民为自我期许，所以常有智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其一生也在不断与这两种优越感作斗争。这一段是给诸弟的忠告：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无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自然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人经常高估自己的重要程度，将本来是十分之三的功劳据为十分之七，这是认识的偏差，即对事的不谦卑。对事不谦卑的人经常对人也不谦卑。
这一段戒傲的建议颇为有趣：
“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劝。”
从这样的建议不难想象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多走路，少坐轿，有助于体会成就一件事之难，从而戒除傲气，生出谦卑之心。这建议也可以作为对物质生活无限便利的许多当代人的警醒。
俭朴也是戒除傲气的有效方法：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去勤俭二字，别无做法。”
在给四弟曾国潢的信中警示：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
被四弟指责后也马上接受批评：“四弟之信三页，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常谓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
被指责后，不坚持自己的成见，而能惊觉，转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对事的谦卑。能对事谦卑时，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就有了无尽的成长空间。
对人宽容友善
修身需要强大的自律，而人的通常习惯是律己宽、待人严。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强调对人的宽容：
“凡遇此等事（注：指家中发生火灾），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想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情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不随便猜疑别人，是不囿于己见，愿意对事情的本原持开放的态度。这也是对事的谦卑。
澄清价值归属
能意识到自己的惰性、傲慢、贪婪、狭隘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愿意去修理这些习性就更难。一个人想要每天、每月、每年持之以恒地这样跟自己过不去，没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是不可能的。这个动机就是人的价值归属。《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是修身的前提，而正心就是澄清自己的价值归属、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当代通俗汉语中的“接地气”说法试图表达的也是澄清自己价值归属的问题。
另一方面，修理任何东西都需要有一个目标或标准，修身也不例外。机械师修理一台机器的时候需要知道他要向什么方向修理、修理到什么程度算是好。人修理自己也不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标准。比如，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对物欲的贪婪是“下品”，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算是上品呢？这里的衡量标准同样是他的价值归属。
所以人的价值归属既是修身的初始动机，也是修身过程所依据的标准和要达到的目的。
一个人可能看重许多不同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中哪个对自己更重要、哪个不那么重要经常不那么显而易见。 《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曹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了两种价值：上学或去看马戏。他不假思索就认定看马戏比上学重要。看马戏是在此时此刻显得很重要，长远来看却不重要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诱惑。所以驾驭欲望和诱惑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澄清价值归属的问题。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皮诺曹在上学路上遇到的选择：小的如在餐桌上吃绿色蔬菜还是冰激凌的选择，大的如是应该默默独辟蹊径还是随大流舒服度日的选择。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通常都是由于价值归属不清，不知道哪些价值更重要，而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弃其它的一些眼前诱惑。作出这样的取舍所需要的自律也是修身的一部分。
曾国藩极为看重澄清价值归属的问题，所以他虽然功业骄人，却对自己很少有满意的时候。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
打胜仗固然是值得看重的价值，但杀人又让他于心不安。这就是他心中不同价值之间的搏斗。
那么在一个人看重的各种价值之中，他最看重的那些又出自何处？看曾国藩这段对苏秦等说客与孟子的比较：
“思夫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当孟子之时，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所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
中国古代有著名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其中“锥刺股”的主人公就是苏秦。在打瞌睡与发奋读书之间选择发奋读书，需要修身的功力。而不为世界的“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所动也需要修身的功力。但这两种修身实践所依据的价值不同。苏秦张仪的修身是为名、利、势所驱，感兴趣的是为权力阶层作工具；这是外在的价值标准。孟子的价值标准则是内在的，不被外在的权力所强迫，也不被外在的利益所诱惑。
在两种价值归属之间，曾国藩更为心仪的是内在价值。他论几位明末大儒的这一段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苟且）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依违濡忍，偷为一切”是屈服于外在的压迫而背叛自己的内在价值。曾国藩心仪的则是不被“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所动摇的内心生出的信念；它也可以称作信仰。
《大学》中的核心概念“慎独”是指一个人在无人看见时该如何生活、做事。这说的也是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曾国藩在临终前给家人写的遗训中说：“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 在生命即将终结、赤条条地面对天地和鬼神之时，世事的喧哗退去，也更容易看清楚自己的内在价值。
司马迁是曾国藩最钟爱的作者之一。从其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看，他受宫刑而发愤著《史记》的动力也是在面对自己的终极审判者时而生发。
曾国藩这则写于其生命最后几年的日记也是在探讨终极价值的问题：
“夜间阅苏诗，有二语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余为广之云，‘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则胸次广大，含天下之至乐矣！”
治生、读书、修德、能文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曾国藩的答案是：这些不是为了求富、求官、求报、求名；即不是为了寻求来自外在的报酬。
曾国藩对“求”字尤有戒心：“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 为而不求，那么做事的目的就是出于内，而非出于外。
综上所述，对曾国藩而言，修身的最高价值标准出自于内在、出自于一种宗教般的信仰。
但多数人更像上学路上的皮诺曹，而不像对天地质鬼神时的曾国藩。他对生活方向的选择受到外力的强大影响：他有求生欲、要为稻粱谋；他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名、利、权的诱惑；严酷的社会环境让他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因素经常比自己内在价值的呼召响亮得多。在现实社会里，有苏秦张仪的追求的人要比有孟子的追求的人多百倍不止。古人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 – 黄金屋和颜如玉都是来自于外在的诱惑，也都可以作为读书人修身的动力。
2. 修身习惯的文化背景
许多时候，人的内在价值或信仰与他受到的外在影响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有浓厚的修身空气，那么修身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日久天长，外在的影响就内化为他愿意坚守的内在价值。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中间就存在着这样的空气。
修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论语》的全部内容就是关于人如何生活、如何作君子圣贤、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都可以归结为修身。仅以第一章为例，这几句：（1）“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过则勿惮改。” ；（3）“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说的都是修身的一些根本之法。
再如这一段：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把修身做好了，便可以处理好与周围的人的关系，进而给四方百姓带来平安。这就是儒家的治国理念。
在《大学》中，修身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石，是“修齐治平”四部曲的第一部。
儒家“內圣外王”之说的“內圣”说的也是根据自己的内在价值而进行的修身。
整体而言，儒学不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世界上某个特定领域的知识的科学，而是一门关于自己、关于修身的学问。
类似的修身内容也出现在基督教中。以《圣经》中的一些话为例：
关于自省：“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关于驾驭自己的欲望：“你们当中谁能因着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关于对人谦卑：“你们中间最大的，倒要成为最小的；为领袖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关于对人宽容友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关于澄清价值归属：“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既服事神，又服事财富。”
《论语》与《圣经》都是以修身为主要内容的经典，它们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中分别起到的教化人心的作用也相似。
天主教中有“七宗罪”的说法：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佛教中有“五毒心”：贪、嗔（怒气）、痴（自以为是）、慢（自我膨胀）、疑（价值归属不清）。这些也都是儒家修身实践要“修理”的对象。
不同文化中的修身内容如此相似，是因为人的自私、嫉妒、自我膨胀、权力欲等习性相似，而在克服这些习性之后的收益，如平和、诚实、谦逊、有爱心等，都既给自己带来平安快乐、也受到大家的尊敬。
儒学能在中国屹立两千多年，成为这个泱泱大国的精神中流砥柱，除了因为皇权需要它来作为巩固其权力的理论基石之外，也有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其修身之法给个人精神生活的提升、给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的益处。在曾国藩的时代，曾与其友人可以互相当面批评对方做人的缺点（如前面提到的邵懿辰“面责”曾国藩），曾可以把自己的日记在友人和亲人之间传阅，让他们监督自己改过，这说明修身在那个时代在士人阶层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的实践。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成千上万种宗教如过江之鲫般出现，然后很快消失，只有其中寥寥几种在大浪淘沙之后存活下来，其原因也是因为它们有将人类的生命体验向上提升的能力。
儒家学说的修身术除了影响到读书人，也从读书人那里向下渗透，间接地影响到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中国古代有“县政绅治”的传统：在县级以下不设吃皇粮的政府机构，而是由独立的乡绅阶层来治理。在乡的绅士与在朝的士大夫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受同样的道德伦理熏陶；前者既是后者的预备队，也是后者告老还乡之后的归宿。乡绅阶层有与官府打交道的特权，也有治理本地百姓的独立地位；他们普遍而言受到农民的拥戴，而农民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比如曾国藩并非出身于读书人世家：“家世力农，六百年中无以科第显者。”其祖父曾玉屏自云“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却“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才宿儒，接足吾门，此心乃快。”【周振光，“曾国藩之研究”】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广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对中国社会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这两种宗教也是把修身放在信徒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