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初，李慎之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旗手。在他去世两个星期后，当时还算开明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杰出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停止了他的思想。”可见，当年是把他看做中国当代思想家的。

今年是李慎之去世二十周年（4月22日），诞辰一百周年（8月15日）。

印象中，已去世三年的邵燕祥先生在“右派”帽子摘掉后，一时间文思泉涌，发表了大量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他那种独特的文化类随笔杂感，很受不少读者欢迎。而本人印象更深的是他不时地在媒体发表一篇“夜读抄”，且多是在广东的《随笔》杂志上。

所谓“夜读抄”，顾名思义，就是夜间在读书时抄一点书上让自己感兴趣的文字，然后略加点评。这种“文体”，关键在那点评要有新意。读李慎之时，对我这种无知者而言，一时间感觉其思想见识可“抄”的东西太多，就算在他已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仍有这种感觉，因此，只能拣自己感受最深而又以为很有意义的抄一点，名为“李慎之说”。

上面提到的新闻周刊的作者在文章中说：“他发表的文章很少，但几乎每篇都引人关注。他的写作，以自己的一生作为材料，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李慎之一生发表的文章确实不算多。然而，在他的晚年，特别在去世前几年却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作品，仿佛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倒计时，要与时间赛跑，把想说的话努力说出来，“讲论我们所确知的，见证我们所看见的”。也不知是否与那场血腥的“政治风波”有关，给人的感觉，这时的李慎之已大彻大悟。读他“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属稿十月九日完稿”的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自己做为读者，是有这种感觉的。

这一年他七十六岁，而作此稿时已过了七十六岁生日。他在文章写了一百多字后说了这么一句：“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夸大点说，一个人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心情，心情坏了，一切就都坏了。

他为何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他从1949年到1999年整整五十年的感受。五十年，就算是现代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几乎等于一个人有效生命的一生，而作者也是在写完这篇文章不到四年后就去世了。在他26岁到76岁这五十年里，他看到了什么，尤其经历了什么，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

遥想当年，一个朝气蓬勃只有26岁的青年，对“伟大领袖”何等崇拜不说，对新中国的未来该是抱着怎样美好的期待。所有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大多都以为国家会在伟大领袖和伟大的党领导下，很快就要实行自由民主了——这也是无数与旧政权进行斗争而最后成为先烈的理想；甚至是那几十万没能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的期盼。如果不能实行自由民主，怎么对得起他们不说，又怎么能算“新中国”！

然而，1949年到那时，一晃五十年过去，他们非但没有实行自由民主，且在独裁专制方面比前一个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人曾在文稿中一再表达过，那些特别是在中共即将夺取政权前牺牲的“地下工作者”，像江竹筠甚至包括“解放战争”（更准确地说应叫“国内战争”）中的董存瑞们，如果知道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他们会不会后悔，认为自己的牺牲没有价值？因为他们都是抱着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舍生取义的。如果在他们死后大半个世纪仍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新中国”，夺取政权者难道不觉得愧对先烈吗！

大半个世纪后提出“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然是什么“初心”？难道弄成现在这样这样一个国家，才是他们的“初心”？

李慎之比我等晚辈们的感慨当然会更多。别的不说，就看这样一例：“‘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8年，出于对毛泽东这番话的思考，他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言，结果被打成右派。”不用说，从1949熬到1978，已经是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就算举行，会不会邀请这个改正的“右派”呢？邓小平1979年1月下旬访问美国带上李慎之，那不过是因为李曾经跟随周恩来多次出访，比较有经验。就像李慎之这篇文章中所讲：“‘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原以为中国这回终于走上正途，向西方文明学习，真正融入世界文明社会。可哪曾想，不过十年光阴，很快就让作者感到失望。作者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描写了当年十月一日即所谓四十周年大庆的夜晚他所看到的北京城景象以及他的感慨：

“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着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从那时算起，到他写这篇文章，又是十年过去。尽管有邓小平南巡，希望国家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可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骗骗人的空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前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于是，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官员们都远离政治，大捞而特捞，而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没有丝毫进步，因此，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这篇文章也只能发表在刚被国家收回不久的香港一家杂志（《动态》）和一家日本杂志（《百年》）上。

这位老共产党人怎么能不感慨。新中国五十年了呀！连一个老共产党人发自肺腑的一篇文章都不能正常发表，什么言论自由，什么人民民主，岂不都是骗人的鬼话！五十年前承诺的自由民主为什么直到五十年后还看不到？一个人有几个五十年！

一个政权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本人曾在稿子中说过：“人们会对比。比如大半个世纪前，人们是自由的，认为国民党好，就去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好，就去投奔共产党，而很多投奔中共者其实正是为了追求自由。然而，投奔不久，特别是到了1949年后，他们明白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那么，中共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的“新中国”，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过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有何区别？不然，到了今天，还能说当年推翻国民党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吗？关键是这么说还有多少人会信？用一个所谓“全过程民主”就代表这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了？

民主的定义就是选票。没有选票的民主，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还是假民主。两岸为什么不能统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陆的制度是专制的独裁的，而台湾是自由的民主的，单凭这一点，大陆要统一台湾就是笑话。不是很自信吗？拿什么证明？有勇气实行自由民主，就知道得不得人心。台湾执政者为什么不怕选举？而中共为什么怕选举？有勇气讲出来吗？

李慎之晚年的文章，特别是1997年后的文章，可以说篇篇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即使已经又是二十年后，每次翻看，仍让我这个读者忍不住要发出强烈共鸣。当然，我知道，这正表明，这个国家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甚至倒退，他所指出所批判所痛恨的，今天依然存在。

最近从文化学者丁东公众号文章《宋以敏：读〈精神的流浪〉》中看到说，就连张闻天的秘书何方生前都称赞李慎之的文章：“何方则大为赞赏慎之晚年的文章，但又担心他太出圈。由于多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何方曾自吹他是世界上最了解李慎之的人。但是，在丁东把悼念李慎之的文字编成两大册《怀念李慎之》，接着又帮助出版了《李慎之文集》之后，何方读罢才感到李慎之在思想界的影响比他原来知道的要远为深广。”



《李慎之文集》，分上下两卷，其中精彩篇目不少，精彩片断更多。本人曾公开发表过多篇“读后感”，而恰恰极少引用文集第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中的文字。因此，这次限于篇幅，就只从这篇名作中摘抄几段话送给读者，权作对李慎之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我甚至认为这是他晚年一篇反思最彻底的文字，他本人也一定是满意的。像李慎之这种思想家，我以为，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作品，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在这个至少有着三千历史的东方古国早一天实现无数革命先烈包括李慎之等仁人志士的理想——

李慎之说：“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口，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李慎之说：“我还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李慎之说：“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说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李慎之说：“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灾难，大耻辱统统不见了。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言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李慎之说：“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中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只是师毛泽东‘气可鼓而不可泄’，‘个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点’的歪理邪说，以大搞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顾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李慎之说：“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再抄一段。李慎之说：“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可是恩格斯的主张啊！”

我们知道，这段话中的“你”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可谁能说这段话中的“你”不适用今天国家的最高领导呢！

2023.8.13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初，李慎之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旗手。在他去世两个星期后，当时还算开明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杰出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停止了他的思想。”可见，当年是把他看做中国当代思想家的。

今年是李慎之去世二十周年（4月22日），诞辰一百周年（8月15日）。

印象中，已去世三年的邵燕祥先生在“右派”帽子摘掉后，一时间文思泉涌，发表了大量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他那种独特的文化类随笔杂感，很受不少读者欢迎。而本人印象更深的是他不时地在媒体发表一篇“夜读抄”，且多是在广东的《随笔》杂志上。

所谓“夜读抄”，顾名思义，就是夜间在读书时抄一点书上让自己感兴趣的文字，然后略加点评。这种“文体”，关键在那点评要有新意。读李慎之时，对我这种无知者而言，一时间感觉其思想见识可“抄”的东西太多，就算在他已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仍有这种感觉，因此，只能拣自己感受最深而又以为很有意义的抄一点，名为“李慎之说”。

上面提到的新闻周刊的作者在文章中说：“他发表的文章很少，但几乎每篇都引人关注。他的写作，以自己的一生作为材料，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李慎之一生发表的文章确实不算多。然而，在他的晚年，特别在去世前几年却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作品，仿佛知道自己的生命在倒计时，要与时间赛跑，把想说的话努力说出来，“讲论我们所确知的，见证我们所看见的”。也不知是否与那场血腥的“政治风波”有关，给人的感觉，这时的李慎之已大彻大悟。读他“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属稿十月九日完稿”的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自己做为读者，是有这种感觉的。

这一年他七十六岁，而作此稿时已过了七十六岁生日。他在文章写了一百多字后说了这么一句：“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夸大点说，一个人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心情，心情坏了，一切就都坏了。

他为何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他从1949年到1999年整整五十年的感受。五十年，就算是现代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几乎等于一个人有效生命的一生，而作者也是在写完这篇文章不到四年后就去世了。在他26岁到76岁这五十年里，他看到了什么，尤其经历了什么，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

遥想当年，一个朝气蓬勃只有26岁的青年，对“伟大领袖”何等崇拜不说，对新中国的未来该是抱着怎样美好的期待。所有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大多都以为国家会在伟大领袖和伟大的党领导下，很快就要实行自由民主了——这也是无数与旧政权进行斗争而最后成为先烈的理想；甚至是那几十万没能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的期盼。如果不能实行自由民主，怎么对得起他们不说，又怎么能算“新中国”！

然而，1949年到那时，一晃五十年过去，他们非但没有实行自由民主，且在独裁专制方面比前一个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人曾在文稿中一再表达过，那些特别是在中共即将夺取政权前牺牲的“地下工作者”，像江竹筠甚至包括“解放战争”（更准确地说应叫“国内战争”）中的董存瑞们，如果知道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他们会不会后悔，认为自己的牺牲没有价值？因为他们都是抱着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舍生取义的。如果在他们死后大半个世纪仍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新中国”，夺取政权者难道不觉得愧对先烈吗！

大半个世纪后提出“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然是什么“初心”？难道弄成现在这样这样一个国家，才是他们的“初心”？

李慎之比我等晚辈们的感慨当然会更多。别的不说，就看这样一例：“‘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8年，出于对毛泽东这番话的思考，他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言，结果被打成右派。”不用说，从1949熬到1978，已经是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就算举行，会不会邀请这个改正的“右派”呢？邓小平1979年1月下旬访问美国带上李慎之，那不过是因为李曾经跟随周恩来多次出访，比较有经验。就像李慎之这篇文章中所讲：“‘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原以为中国这回终于走上正途，向西方文明学习，真正融入世界文明社会。可哪曾想，不过十年光阴，很快就让作者感到失望。作者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描写了当年十月一日即所谓四十周年大庆的夜晚他所看到的北京城景象以及他的感慨：

“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着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从那时算起，到他写这篇文章，又是十年过去。尽管有邓小平南巡，希望国家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可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骗骗人的空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前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于是，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官员们都远离政治，大捞而特捞，而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没有丝毫进步，因此，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这篇文章也只能发表在刚被国家收回不久的香港一家杂志（《动态》）和一家日本杂志（《百年》）上。

这位老共产党人怎么能不感慨。新中国五十年了呀！连一个老共产党人发自肺腑的一篇文章都不能正常发表，什么言论自由，什么人民民主，岂不都是骗人的鬼话！五十年前承诺的自由民主为什么直到五十年后还看不到？一个人有几个五十年！

一个政权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本人曾在稿子中说过：“人们会对比。比如大半个世纪前，人们是自由的，认为国民党好，就去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好，就去投奔共产党，而很多投奔中共者其实正是为了追求自由。然而，投奔不久，特别是到了1949年后，他们明白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那么，中共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的“新中国”，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过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有何区别？不然，到了今天，还能说当年推翻国民党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吗？关键是这么说还有多少人会信？用一个所谓“全过程民主”就代表这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了？

民主的定义就是选票。没有选票的民主，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还是假民主。两岸为什么不能统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陆的制度是专制的独裁的，而台湾是自由的民主的，单凭这一点，大陆要统一台湾就是笑话。不是很自信吗？拿什么证明？有勇气实行自由民主，就知道得不得人心。台湾执政者为什么不怕选举？而中共为什么怕选举？有勇气讲出来吗？

李慎之晚年的文章，特别是1997年后的文章，可以说篇篇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即使已经又是二十年后，每次翻看，仍让我这个读者忍不住要发出强烈共鸣。当然，我知道，这正表明，这个国家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甚至倒退，他所指出所批判所痛恨的，今天依然存在。

最近从文化学者丁东公众号文章《宋以敏：读〈精神的流浪〉》中看到说，就连张闻天的秘书何方生前都称赞李慎之的文章：“何方则大为赞赏慎之晚年的文章，但又担心他太出圈。由于多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何方曾自吹他是世界上最了解李慎之的人。但是，在丁东把悼念李慎之的文字编成两大册《怀念李慎之》，接着又帮助出版了《李慎之文集》之后，何方读罢才感到李慎之在思想界的影响比他原来知道的要远为深广。”



《李慎之文集》，分上下两卷，其中精彩篇目不少，精彩片断更多。本人曾公开发表过多篇“读后感”，而恰恰极少引用文集第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中的文字。因此，这次限于篇幅，就只从这篇名作中摘抄几段话送给读者，权作对李慎之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我甚至认为这是他晚年一篇反思最彻底的文字，他本人也一定是满意的。像李慎之这种思想家，我以为，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作品，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在这个至少有着三千历史的东方古国早一天实现无数革命先烈包括李慎之等仁人志士的理想——

李慎之说：“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口，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李慎之说：“我还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李慎之说：“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说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李慎之说：“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灾难，大耻辱统统不见了。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言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李慎之说：“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中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只是师毛泽东‘气可鼓而不可泄’，‘个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点’的歪理邪说，以大搞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顾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李慎之说：“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再抄一段。李慎之说：“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可是恩格斯的主张啊！”

我们知道，这段话中的“你”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可谁能说这段话中的“你”不适用今天国家的最高领导呢！

2023.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