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的罗马之行
路德拿到文科硕士后，父亲希望他继续读法律，为此改口称儿子为“阁下”。可路德却立志成为修道士，于是离开大学进了修道院。气得老爸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他不久后当了祭司。
5年后，路德被派前往罗马参与一桩宗教事务，一直没有信仰体验的他，希望借助当时的流行的补赎交易，洗净身上的罪污。
因为罗马拥有世界最大的功德库，那里有众多的圣徒和殉道者的墓穴和遗物，路德参拜了圣加历斯都教堂的地下墓穴，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也不知自己的罪被赎了没有。他又根据别人的介绍，爬了彼拉多殿阶，边念主祷文，边吻每一级台阶，想救祖父的灵魂出炼狱。
罗马之行使路德很沮丧。后来，他到初建的威丁堡大学任职，有幸得到教务长施道比茨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路德从《圣经》得到启示，总结了“因信称义”，并贴出《九十五条论纲》。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威胁到教廷的权威，还断了教廷借发售赎罪券的财路。为此，教皇说他是“闯进葡萄园的野猪”，而支持他的伊拉斯谟说他“碰撞了教皇的冠冕和教士的肚腹”。
链接：电影《路德传》（美国，2003年）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口有句铭文——“认识你自己”。19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说要“成为你自己”。现代派画家高更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塔希提岛上自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并创作了一幅同名绘画作品，奠定了他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去哪里？”这是关乎人的本性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进一步关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人性是我们在政治思考和政治讨论中不得不一再提起的基础话题，因而也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话题。
在霍布斯《利维坦》里，“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而言，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可轻视状况等语词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纯地、绝对地是这样。”霍布斯还列举了很多影响人进行道德评判的欲望与情感。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出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郡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传言母亲在西英战争的恐惧炮声中生下了霍布斯。霍布斯成为Dukes of Devonshire的家庭教师后，曾三次造访欧洲大陆。在法国期间，他亲历了亨利四世被疯狂的天主教教徒杀害及其后出现的政治混乱。英国革命的动荡反复又使霍布斯几乎在恐惧中度过了一生。出于安全关注，霍布斯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把教士比作群鬼，却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在很多政治家那里，而在今天将“罪”看成理所当然、且以自然权利等诸多托词神圣化的人看来，没有天国地狱，没有永生永死，没有审判和称义，自然无需成圣。这样，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安全的在场性判断关注，就代替了永恒的超越性认知。
我们已经看到，今天全球各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这种对死亡与安全的极端关注，更多情况下，已成为我们对“财富自由”、“信仰自由”、“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等议题关注的主导力量。因为惧怕，我们会大规模地容忍自己和他人作恶。
关于人性，众说纷纭，圣经给了形成性定义
人性是恶是善，古今中外对此争论不断。依据特定的个体经验和哲学论理，正反两方俨然都能找寻到大量的事实依据，导致谁也没能说服谁。
不过，在浸透基督教精神的大多数西方思想家来说，人在道德上有罪性，在智识上则有局限性。在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人性的恶，就不是一个“假说”了。
此时，我们学习圣经。
圣经对人并没有“现代性”的学院型定义。因而在基督教会里很多非正式场合、尤其是在平时的一般性言谈里对“人”的定义很容易在概念上并没有完整、准确地讨论人。
其中一个定义是“根据神的形象，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将生气吹在鼻孔里的有灵的活物”。这个定义试图引用《创世记》2:7来定义人以及相关属性，只是为了避免重复，将“有灵的活人”改成“有灵的活物。这个定义有一些道理，但并不成功。
导致定义作为周延逻辑崩溃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这个定义并没有把道成肉身的耶稣纳入其内。当然这里不是说《创世记》2:7是错误的，更不是说阅读本小册子的众亲不具备上述定义所试图描述的属性，而是说：基督的神人二性足以摧毁我们大多数经验之谈。
形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与圣经的叙述方法论相关。圣经的叙述风格是耶路撒冷的、而不是雅典的。举例言之，现代人讨论耶稣神人二性，而古希伯来人的思考和提问方式却是：我得罪了万王之王，根据我的行为，只配进入地狱，怎么办？
对此，三位一体的神的回答也是古希伯来式的。这样，圣经似乎更多采取“形成性定义”，而非逻辑性定义。例如《以弗所书》4:21—24所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里的叙述则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亦指出人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从而被神“称义”，被认为恢复了圣洁与荣美。
耶稣是完全的人，是“叫人活的灵”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圣经里，耶稣是个人，毫无疑义。矛盾的焦点、耶稣上十字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祂是人，而在于耶稣自称是神而实际上那些定意要把祂钉上十字架的人认为耶稣仅仅是人。
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是又真又活的神。“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马太福音20:56），“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30-31）。只要耶稣是人，直接套用创2:7定义人的努力就失败了。
一旦说到这里，很有关注本书论理方法论的朋友会说：“弟兄，你这样把人的定义弄得进一步复杂了”。另外一些有些懂神学的亲友则会进一步，这一讲是讨论“人性论”或者“人论”，“你怎么讨论起了基督论”呢？
是的，我们应当指出，讨论“人性论”，有必要在“基督论”上达成共识。
道理很简单，离开“基督论”讨论人和人性必然会导致属灵上的系统问题。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哥林多前书》15:45—54是关于人的定义及其“人性”变化的最完整、最精确的叙述。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则在强调福音的核心信息（“耶稣的死和复活、替代性救赎”）的基础上，继续议论人性在救恩参与过程中的这种根本性翻转。
如果说在过去我们不信主时，是本质上跟随撒旦对抗神的、也即生活在罪中的并招致耶和华神震怒的，靠我们的行为无法圣洁自己，反而若试图“因行为称义”必然招致神更大愤怒的，也就是必然招致沉沦进入地狱的。
而如今，基督为我们死了，承担了我们的罪孽，且圣灵内住于我们，于是，我们这群本来属泥土的也就属天了，或者说，我们“重生”了。
重生的人本质上不再“性恶”，更非“全然败坏”
“郁金香五要点”论及人的一个自然属性时说：“人是全然败坏的。”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实际上更是圣经自己的观点。
《罗马书》指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10—12）因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19—20）
这段经文回应了前面关于人的自然宗教倾向能否认识神的命题，即便“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若没有基督救恩的介入，若没有得到神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智慧，这种自然宗教倾向是“全然败坏”的。
然而，对基督徒来说，“人的全然败坏”是暂时的。根本原因在于福音的介入和圣灵的内住，“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21—26）。这样，基督徒即被定义为“蒙恩的罪人”。
根据我们前面的叙述，相比《创世记》前二章的“创造”，此时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是因“不可抗拒的恩典”而“永蒙保守”的“圣徒”。一想到这个，我们应当是何等的感恩与兴奋！
在圣经中曾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殉道（油画）
从阿披安通往罗马的路上，有一个教堂，名叫“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乃是纪念使徒彼得。公元67年，暴君尼禄展开了罗马帝国首次大迫害。起初，朋友们劝彼得赶快走避。他一开始不愿意离开这些羊群，后来压力甚大，于是一人逃离。路上突遇一人，彼得认出就是主耶稣基督，便问：“主啊！你要到哪里去？”耶稣对他说：“彼得，你离弃了我的羊，现在我要到罗马再钉一次十字架！”彼得顿时捶胸大哭，立刻又转回罗马，不久被捕，并要求被倒钉十字架。因他自认不配与主同样的死法。
地上基督徒绝非全善；神全善，天国里的人才全善
只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常常软弱，撒旦也在不止息地和神“抗争”。即便撒旦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但只要基督暂时没有再来、天地不被毁灭，它就是基督教会里的“境外敌对力量”。
这样，面对这个敌对者，蒙恩之人不要骄傲，“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
基督徒会不会做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基督徒会不会犯罪？这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经验能明显觉察到真相的话题，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即便在宗教改革及其以后，基督教的一些过错，亦常常被不信之人用来羞辱神的国度。例如加尔文在日内瓦共和国的错误，英国清教徒革命中克伦威尔的罪错，如此等等。民主化成功后，韩国媒体最喜欢的一个谈资就是韩国教会在财务上的腐败，教牧人员的争权夺利以及两性关系的淫乱。
对此，成熟的基督徒不会觉得救恩会失丧或者基督的荣美有丝毫的损伤。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单单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生取义的耶稣基督。
而这背后，亦如《彼得前书》第五章使徒彼得所发出“牧养式劝勉”所云：“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1—4）
撒旦喜欢引诱基督的门徒犯罪的经文，正是随后第五节的警告所发。
由此可见，人的全然圣洁，只有在《启示录》里所说的圣城新耶稣撒冷城（也即“新天新地”、天国）里才有可能毫无任何“罪”（既无罪性，更无罪行），天国之人全然圣洁。
在那里，“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因为“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示录21:27）。
进入了那城之后，基督徒不仅得救，在地上只有在完备的信心里才能遇见的“得胜”也成为了人生的事实。所以，基督徒不要害怕将来的审判。
就行为论，没有蒙恩得救之人，亦非毫无是处
在圣经中，有一个圣经自身没有明确“告知”是否得救之人，就是犹太人的官长尼哥底母。《约翰福音》叙述了他的一件善行，“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19：39—40）。
就行为善恶论，尼哥底母这些做法比三次不认主的使徒彼得要好很多，当然也比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在肉体软弱时期所犯的罪要好。
甚至，在圣经中，埃及的法老曾经重用约瑟。就故事情节而言，没有这次重用，宰相约瑟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在以色列陷入灾荒的时候接待约瑟的族人们。或许因为如此，《申命记》23:27命令基督徒们：“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作过寄居的。”
神并未忘记当年埃及人对待以色列人所行的“善事”，更未以“一个义人也没有”来律法主义地攻击一切地埃及人。由此来看，圣经也支持就事论事，也在乎我们在本书论及美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时所提及的“事件正义”，并将此发展为律法性的制度正义。
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类最大的事件正义、制度正义是与十字架替代性救赎中所显明的终极正义结合在一起。“因信称义”是三者合一之后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我们当珍惜这份来自天上的宝贝。
这一逻辑，甚至延续到了人类社会之外，以至于成为人类社会福利的保障。
亦如诗人那样——即便是狮子之类的走兽也在某种自然属性中被耶和华神所掌管：“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晚上。”（诗篇109：19—23）
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信口拈来，使徒保罗是颇具哲学能力的大思想家。
在《罗马书》里，保罗论到那些“属乎肉体的”，也即“已经卖给罪了”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14—18）
不信主之人会立下“善”志，却因“罪”而灭亡。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让他们、也即我们悔改重生、圣灵内住而离开那本质上全然败坏的宗教性。
就信心和倾向论，基督徒是蒙恩的义人，趋向是圣洁；预定不得救之人，则与此相反。但与其说这是行为和具体时空中的，不如说是“属性”意义上和“永恒”意义上的。
而基督徒的“善”，圣经明确禁止自夸，主张“只夸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各书2:10）更何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8-10）。
《以弗所书》2：8-10之后的经文是要我们记念十字架救恩所带来的生命性翻转，“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2:16-17）
这就是圣经的逻辑，以十字架救恩为中心，十字架当支配基督徒的一切。
这样，人性不是至善，亦非至恶，而是动态的
还记得那个行了很多律法上的善事，却“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马可福音10:22）的青年财主吗？在那场对话中，耶稣“爱他”，便告诉青年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10:18），且要求这位骄傲的财主放下手中一切走十字架“舍己”的道路。人们觉得他的心真是刚硬。而耶稣却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10:27）
是的，耶稣让同样过红海的埃及法老的大军葬身鱼腹，却让在信心中流亡的以色列民安然脱离险境。
在中国，似乎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写的法国巴黎一样，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和基督教会这样比较关心“灵性”的群体里，比过去时任何代更激烈地探讨一些“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议题。
对中文世界的思考者而言，尤其是那些赞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仁人志士”，基督教支持“性恶论”几乎是一个共识。然而，人并非性恶那么简单。
预定不得救之人的自然宗教倾向是“全然败坏”的。他们为证明自己善所做的努力时时刻刻招致耶和华的愤怒。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但圣经承认他们会“立善”，只是这“立善”之心、之行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救恩。即便从行为的直接效果而言，也会因个人私欲大打折扣。或许将“性恶论”用在他们身上有多少有些可行之处。
而论到蒙恩之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4:7）。圣经支持“圣徒永蒙保守”，因为“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但圣经没有为基督徒的道德打包票。
从博弈论的角度说，这实际上支持了一种人性的“动态博弈情景论”。只是，这里的博弈主题不仅是道德主体（人），更是人背后的属灵主体。
当个体参与共同体之后，个体行为会发生发生一些演化。在突出社会控制、强调律法主义的宗教体系之内，个体的恶的倾向如果与共同体的恶倾向一致，这种恶会被成几何级强化。反之，在突出自由、公义与仁爱，指明十字架救恩的社会体系之内，个体善的倾向如果与共同体的善倾向一致，善也会被成几何级强化。尤其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个人基于生活交往而产生的判断很容易严重失真。
如今，在讨论中，我们也常常引用个体经验来证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因为认知的破碎，我们动辄以“这个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等口头禅“无奈”地下一个又一个自我安慰的结论。这些都是末世景象。
汉语使用圈对“性恶论”的价值认同缺乏足够支持
汉语使用圈赞同“性恶论”不是福音性的，而是敌基督的。
出于在一种思想文化性的“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制度文化错误性思考的结果。中国儒家文化一味地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圣王创世，天命靡常”，期待三皇五帝时期的“圣人之治”。这样，中国因为缺乏分权制衡制度和公民社会基础，并没有建立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制度。
对比中国儒家（不包括因亲近法家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在西方世界，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古罗马的，或者是希伯来式的，以及现代英美式的，大多数思想流派都支持“怀疑论”，尤其是对人性并不怎么信任。
这样一对比，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启蒙主义思维影响下，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靠的是性恶论，中国则因“性善论”而落后。
但事实上远比想象的复杂。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的英国哲学家、自然神论思想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反对救恩的原罪说，在《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认为人的问题是肉身的必然朽坏和理解的有限性。而在《政府论》（TwoTreatisesonGovernment）中则支持某种形式的“性善论”。同为自然神论者的美国立国之父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年）亦支持洛克式观点。
更讽刺的是欧洲两个支持“性恶论”的政治思想家都不怎么支持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开创者、英国个人主义者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中认为人类社会除非强权的介入，哪怕是基督教会和基督教王国的介入，因为对圣经的理解不一样，必然倾向丛林法则；而为了结束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则必须建立一种自我节制权力的绝对君主政体。不仅如此，霍布斯还认为民主制度必然导向混乱。为了稳定，应当牺牲臣民政治权利，确保君主权力的畅通无阻
另外一位则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这位在《论蒂托·李维前十本（罗马）史书》（DiscoursesontheFirstDecadeofTitusLivy）指出城市公民美德的思想家，居然在《君主论》（ThePrincipe）以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由此，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深受基督教清教徒思想、也即加尔文主义神学影响的美国更加重视立法和制度安排的宪政主义思想家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1755或1757—1804年）、杰伊（JohnJay，1745—1829年）和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年）则很不一样。
他们在后来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础文献的《联邦党人文集》（TheFederalistPapers，又名《联邦论》）非常清晰地指出：“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强调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
不过，联邦党人文集亦承认：“正如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堕落，因而需要对它持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的态度一样，人性中还有某些其它品质是值得予以尊重和信任的”，且强调“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政府的目的是正义”，“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使这些人保持其美德并继续享有公众的信任。”
1787年5月，根据邦联国会的邀请，在华盛顿的主持下，费城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原计划修改执行已有8年之久的《邦联条例》。但是，经过了近三个月的秘密讨论以后，会议不仅否定了这个条例，而且重新制定了一部新宪法。
制宪会议后，要由十三个州的代表会议分别批准，而且规定有九个州同意，即可生效。但是，各州对新宪法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因此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激烈的论战。《联邦党人文集》就是论战产物。它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
小红母鸡的故事
鸡与猪、鸭、猫在一起。有一天，鸡发现了玉米，并问：“谁要和我一起种玉米？”“我不要！”猪、鸭、猫同声说。
鸡就只身去耕种，辛劳一夏，收成的时候到了。“谁要帮我收割？”鸡又问。“我不要！”猪、鸭、猫同声说。鸡就只身去收割，收割好了，她再问：“谁要帮我磨玉米？”又是只有她一个做。磨好了，她问：“谁要帮我烤蛋糕？”仍然孤军奋斗。
蛋糕烤好了，大家都要吃，鸡拒绝：“我一个人种、顾、收、磨、烤，我也要一个人吃。”
在美国，这一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励志故事，亦可反驳理性的经济人论。
“理性的经济人”回避基督论，且值得商榷
《联邦党人文集》的观点似乎与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这位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有颇为相似之处。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发展了社会分工合作理论，提出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
相对圣经的叙述，这是一种典范的现代性叙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尤其是在财经类的公共媒体和一般性的决策咨询体系、以及经济学辩论中，“理性经济人”一再被提起，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政治正确”。
所谓“理性的经济人”，根据斯密的观点，“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
“看不见的手”是“上帝”之手？如果说在市场经济运作中有上帝的一般护理，那么斯密的观点非常正确。且不讨论斯密是否“妄称耶和华的名”，实际上罪人（包括预定未不得救之人）亦参与其中。由此可见，市场的意志未必就是上帝的直接意志，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或许为了实现自身学说的平衡性，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 （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立足于“同情”的基本原理，对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作了精辟入里的阐述，讨论了“行为的合宜性”、“各种情感的合宜程度”等议题，并试图建立一种有利于市场经济体系良性运行的“道德哲学的理论体系”。
经过逻辑推理，后来有经济学者进一步发现了斯密体系的论理困境。
20世纪40年代，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A.Simon,1916-2001年)详尽而深刻地指出了斯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现实之处，分析了它的两个致命弱点：(1)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2)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这样，西蒙在反思斯密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有限理性”的观点。
基督教会应当主动回应当代“人性论”共识危机
在当代，由于不同信仰背景的专业学者的加入，高校体系和政府体系整体是非基督化的。真正意义上“只夸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基督教会尚且不多，何况本来就日渐世俗化的其他系统？由此，在今日，随着基督论的日益模糊，人性论的争论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基督教会应当主动回应当代“人性论”共识危机。这对在基督教会产生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等专业学者有极大的意义。然而，对教会来说，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无份参与世界的危机，而是参与世界之后迅速堕落了，以至于让世界觉得“基督教会”仅仅是一个社会组织。
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教会中聚会的信徒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消费者，一个社会分工合作体系的参与者，而忘记了自己的属灵身份。
教会在世界作为“山上之城”展现其属灵价值，不是靠“社会服务”和某种“后千禧年”式的乐观主义可以“打鸡血式”鼓励能实现的，更不是通过激烈的社会对抗就能改变的，亦不是通过某种基督教式的道德说教能促成的。
从斯密互相矛盾的价值观来看（他试图建立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科学论理体系），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显明的那种“舍己”之爱，实际上已经被自命为“基督徒”的很多学者所忘怀。且他们“勇敢”地创造了一些拒绝十字架经典叙述的理论体系，却以为在坚守基督教的真理。
你还记得使徒们是怎么描述祂这种十字架爱的完全属性吗？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3）
让我们进一步重温使徒保罗的劝勉吧！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4—8）
《联邦党人文集》作者、美国最优秀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悔改
晚年汉密尔顿重归于年少时的信仰。他临终时要求纽约特尼提教堂（Trinity Church）为其举行圣餐礼，却一度被拒绝。
汉密尔顿始终难以放弃“决斗”这一有违基督教教义的行为。他的死便是出于与政敌、杰斐逊的副总统伯尔Aaron Burr（1756~1836）。当时汉密尔顿答应了决斗，却故意将子弹打偏。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堂方面，为其举行了仪式。他说，基于福音，他已虔诚忏悔，并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伯尔。
按照决斗规则，汉密尔顿先开枪。而伯尔一枪命中汉密尔顿的右胸。在整理汉密尔顿的遗作时，人们发现他决斗前一天晚上写的日记。汉密尔顿在日记中说，自己明天不会开枪。而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说，他反对决斗，因为他是基督徒，反对杀人；他妻子和孩子需要他，他不应去死；他有很多债务要还，他不能因为死亡而让债权人受损失。但汉密尔顿又说，他无法避免这场决斗。
汉密尔顿的死，令人唏嘘。而伯尔一生更不顺利。伯尔与美英独立战争时期最大的双重间谍威尔金森将军（James Hardy Wilkinson）图谋在自俄亥俄河流域至墨西哥的广大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帝国失败。1806年因人告密而被捕，并被以叛国罪起诉，但法院却宣布其无罪。后因民愤在欧洲避居多年，1812年回到美国。1833年77岁时与纽约一富有寡妇结婚，并于1836年去世。
另一方面，对比杰斐逊主张民主却支持奴隶制，汉密尔顿则基于圣经原则反对奴隶制，并支持发展现代工业。由此可见，人性与政治的关系绝非那么简单。
有意思的是，170多年后的美国，为了选票，以奥巴马、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猛烈抨击共和党保守主义侵犯美国少数族裔人权。不是民主党变高尚了，也不是共和党堕落了，而是敌对十字架救恩的政治充满着虚伪和欺骗。
你认为自由、公义、仁爱与正义是我们人类在自身之中就有的自然属性吗？
拒绝承认人的不可自救，进而拒绝确认福音，以为人类的本性是好的，且认为人类有能力靠自己的知识和道德成全世上一切的真、善、美，正是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纳粹和斯大林模式，是这一危机在20世纪的高潮。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以后这样的高潮必定还会有。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国，一切答案都被主耶稣亲自向我们揭晓。例如，恐怕在一些“80后”、“90后”，或即美国人所说的千禧一代那里，我们能看到欧美的又一个现代性危机：自由主义与中东极端主义的结盟。要说人类史上这样的危机，恐怕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
既然这样，请回到圣经确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救恩上所显明出来的福音吧！
使徒们知道自然人在知识、道德、行为以及救恩上的种种不是。
所以保罗这样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