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中的“法治天下”石碑。

1月25日，我读到了唐大杰先生的文章——《法治何物、法治何为？|追思江平先生》。思想触发思想；大杰的文章，引发了我对法治的一些新思考。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就江平先生“法治天下”中的法治，说说我的认知。

诚如大杰所言，江平先生的梦想或理想，是“法治天下”。也正如大杰所言，江平先生“法治天下”中的法治，乃是人类近代文明中产生和形成的法治（the rule of law），即“普世价值中的公平正义之治”，而决不是“王权、威权、法权的御民之术”。 江平先生明确说过：“我们需要很好地思考：究竟怎样理解法治精神？我认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和法治更多地是在和国际趋同。虽然市场经济里面可能还有些经济命脉需要国家控制，但市场是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同样，法治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准则，也应该在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如果连这些共识都没有，谈何弘扬法治精神呢？”江平先生还一再强调，一定要把“法治”与“法制”相区分；“水治”与“刀制”决不是一码事。毋庸置疑，江平先生心目中的法治，不是别的，就是与国际接轨、有一个共同准则的法治。

在当下中国，为这样的法治呐喊的人，并不多见。而更为可贵的是，服膺真理的江平先生，还如实地、毫不含糊地道明：法治与宪政（constitutionism）之间具有天然内在的联系。

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中，江平先生说：“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只有好的宪法，才可能被叫做宪政。宪政是在constitution后面加一个ism，这就说明这个宪法是有理念的”。紧接着，江平先生一语中的地说：“与法治息息相关的，是宪政。”

 

在江平先生看来，法治是个好东西；宪政也是个好东西。江平先生对宪政的礼赞，是出自内心、实事求是的。江平先生说：宪政就是要给老百姓权力，政府和国王的权力不能为所欲为；权力之间的分工制约，是宪政体制最根本的东西；宪政应该包括民主、法治、人权，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从宪政的高度来维护私权！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尽可能简明地为“宪政”给出一个确切的表述。综合我查到的相关资讯，并参照江平先生的提炼——“宪政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民主，一个自由”，我尝试给出如下说法：

宪政是：出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之考量，人们针对人性弱点和“权力趋于任性”之顽疾，所设计和作出的限制及约束公权力的基本制度安排。

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宪政就是关住权力的铁笼子。或者，借用江平先生的话来说，宪政就是约束公权、维护私权的真招式。

众所周知，在人类史上的专制、极权、后极权和威权制度下，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存在不受限制、监督不了的最高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相互配合；上述三种权力机构及新闻媒体均姓权不姓宪。

而在近代文明中产生和形成的宪政制度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不存在不受限制、监督不了的最高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上述三种权力机构和行使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均姓宪不姓权，或姓宪不姓（执政）党。

这几天来，我也一直在琢磨，如何尽可能简明地为“法治”给出一个确切的表述。综合我查到的相关资讯，并参照江平先生的提炼——“我觉得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我尝试给出如下说法：

法治是体现宪政精神、实现宪政原则的方式与途径。

很明显，与宪政息息相关的法治，不是所谓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诚然，与口含天宪、法律虚无的人治（the rule by man）相比，依法治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依法治国排斥宪政原则，把宪法和法律当作统治者意志的反映和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实质是权高于法。而法治，则首先要求宪法体现宪政精神；要求以法律是否“合乎自然正义、维护基本人权”来区分良法与恶法；要求不可或缺的违宪审查机制，从而将法律提升到政治之上——法高于权。

法治的要义和精髓在于：它把宪政落到实处，重点是防范和阻遏政府干坏事；它不仅要求民众守法，以保护人的自由权利免遭他人的干预和侵犯；它更要求权力机构守法，以保护人的自由权利免遭政府的干预和侵犯。

江平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坎坷人生时说：“我自己认为，我从划右派到后来出来工作，后来又被免职，我的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我不说违心话。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我的观点。”由此，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所有那些与法治（the rule of law）没有共同准则的“法治”，所有那些排斥和拒绝宪政（constitutionism）的“法治”，所有那些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将审判机关首先视为政治机关的“法治”，都不是江平先生心目中的法治。

 

江平先生躬身为宪政与法治呐喊时，有幸结识了一位同样敢说真话、敢于呼唤宪政与法治的好朋友——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

吴敬琏先生与江平先生价值共享、心灵相通，他毫不含糊地公开主张：“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吴敬琏先生鲜明地强调：“法治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追求”；“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吴敬琏先生所倾情呼唤的法治，决不是什么基本内涵被阉割殆尽的“法治”，而正是江平先生毕生所憧憬和追求的法治——“法治天下”中的法治。

从权治天下到法治天下，应当是一切前现代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是超越肤色、超越文化、超越国情的。在这条路上，江平先生打了美好的仗，跑了当跑的路，守了所信的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自己喜欢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乐曲声中，怀着“法治天下”梦想从容挥别人间的江平先生，安息吧。

2024年1月30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中的“法治天下”石碑。

1月25日，我读到了唐大杰先生的文章——《法治何物、法治何为？|追思江平先生》。思想触发思想；大杰的文章，引发了我对法治的一些新思考。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就江平先生“法治天下”中的法治，说说我的认知。

诚如大杰所言，江平先生的梦想或理想，是“法治天下”。也正如大杰所言，江平先生“法治天下”中的法治，乃是人类近代文明中产生和形成的法治（the rule of law），即“普世价值中的公平正义之治”，而决不是“王权、威权、法权的御民之术”。 江平先生明确说过：“我们需要很好地思考：究竟怎样理解法治精神？我认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和法治更多地是在和国际趋同。虽然市场经济里面可能还有些经济命脉需要国家控制，但市场是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同样，法治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准则，也应该在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如果连这些共识都没有，谈何弘扬法治精神呢？”江平先生还一再强调，一定要把“法治”与“法制”相区分；“水治”与“刀制”决不是一码事。毋庸置疑，江平先生心目中的法治，不是别的，就是与国际接轨、有一个共同准则的法治。

在当下中国，为这样的法治呐喊的人，并不多见。而更为可贵的是，服膺真理的江平先生，还如实地、毫不含糊地道明：法治与宪政（constitutionism）之间具有天然内在的联系。

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中，江平先生说：“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只有好的宪法，才可能被叫做宪政。宪政是在constitution后面加一个ism，这就说明这个宪法是有理念的”。紧接着，江平先生一语中的地说：“与法治息息相关的，是宪政。”

 

在江平先生看来，法治是个好东西；宪政也是个好东西。江平先生对宪政的礼赞，是出自内心、实事求是的。江平先生说：宪政就是要给老百姓权力，政府和国王的权力不能为所欲为；权力之间的分工制约，是宪政体制最根本的东西；宪政应该包括民主、法治、人权，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从宪政的高度来维护私权！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尽可能简明地为“宪政”给出一个确切的表述。综合我查到的相关资讯，并参照江平先生的提炼——“宪政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民主，一个自由”，我尝试给出如下说法：

宪政是：出于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之考量，人们针对人性弱点和“权力趋于任性”之顽疾，所设计和作出的限制及约束公权力的基本制度安排。

改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宪政就是关住权力的铁笼子。或者，借用江平先生的话来说，宪政就是约束公权、维护私权的真招式。

众所周知，在人类史上的专制、极权、后极权和威权制度下，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存在不受限制、监督不了的最高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相互配合；上述三种权力机构及新闻媒体均姓权不姓宪。

而在近代文明中产生和形成的宪政制度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不存在不受限制、监督不了的最高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上述三种权力机构和行使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均姓宪不姓权，或姓宪不姓（执政）党。

这几天来，我也一直在琢磨，如何尽可能简明地为“法治”给出一个确切的表述。综合我查到的相关资讯，并参照江平先生的提炼——“我觉得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我尝试给出如下说法：

法治是体现宪政精神、实现宪政原则的方式与途径。

很明显，与宪政息息相关的法治，不是所谓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诚然，与口含天宪、法律虚无的人治（the rule by man）相比，依法治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依法治国排斥宪政原则，把宪法和法律当作统治者意志的反映和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实质是权高于法。而法治，则首先要求宪法体现宪政精神；要求以法律是否“合乎自然正义、维护基本人权”来区分良法与恶法；要求不可或缺的违宪审查机制，从而将法律提升到政治之上——法高于权。

法治的要义和精髓在于：它把宪政落到实处，重点是防范和阻遏政府干坏事；它不仅要求民众守法，以保护人的自由权利免遭他人的干预和侵犯；它更要求权力机构守法，以保护人的自由权利免遭政府的干预和侵犯。

江平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坎坷人生时说：“我自己认为，我从划右派到后来出来工作，后来又被免职，我的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我不说违心话。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我的观点。”由此，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所有那些与法治（the rule of law）没有共同准则的“法治”，所有那些排斥和拒绝宪政（constitutionism）的“法治”，所有那些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将审判机关首先视为政治机关的“法治”，都不是江平先生心目中的法治。

 

江平先生躬身为宪政与法治呐喊时，有幸结识了一位同样敢说真话、敢于呼唤宪政与法治的好朋友——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

吴敬琏先生与江平先生价值共享、心灵相通，他毫不含糊地公开主张：“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吴敬琏先生鲜明地强调：“法治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追求”；“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吴敬琏先生所倾情呼唤的法治，决不是什么基本内涵被阉割殆尽的“法治”，而正是江平先生毕生所憧憬和追求的法治——“法治天下”中的法治。

从权治天下到法治天下，应当是一切前现代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是超越肤色、超越文化、超越国情的。在这条路上，江平先生打了美好的仗，跑了当跑的路，守了所信的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自己喜欢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乐曲声中，怀着“法治天下”梦想从容挥别人间的江平先生，安息吧。

2024年1月30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