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民众以及许多国外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和普通外国人没有认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为中国；甚至是为了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长达十年多的“伟大”试验过程中，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试验的动机和出发点是高尚的、是充满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

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因毛和中共对他们进行的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和对真像的隐瞒、歪曲、欺骗而造成的认知黑暗之中。他们在茫茫黑暗之中，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被捧上神壇的“伟光正”的毛在神壇上所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朿强大的光芒，通过毛和中共所掌控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这面哈啥镜，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被扭曲了的虛幻假像，就成了这些人头脑中的“真实”现象。

还有许多国内民众，因同样的原因丧失了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盲目认为毛和中共就是正义、真理、正确的化身。毛和中共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他们真心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斗私批修”。

许多外国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和中共长期以来对外实行封锁、保密和那些歪曲真像的对外宣传所致。这些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或是从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上搜集、整理、分析所得资料；或是通过偶尔几次被中共精心安排的对中国大陆和对毛的采访而得到的虚假印像，然后依据那些早已被中共的新闻媒体歪曲了的、甚至无中生有编造的“新闻、事实、资料、统计数据”，再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惯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推导得出对毛、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中国大陆社会真实情况的识知结论，这些结论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当然是必然的。

这些人从毛对他们的那些不着边际、语无伦次的空话、废话、大话中，得出毛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在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理想社会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这些国内民众和外国人把“解放”以来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胡作非为诸如：士改、清匪反霸、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反胡风份子运动、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当成“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为建设伟大的新社会而进行的理想主义试验。

这些国内外人士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毛的卑劣本性、毛的思想和毛从事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致。实际上，毛是一个满脑子充滿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独裁专制意识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投机参加共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具有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蒙骗、鼓动民众跟隨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他自己打天下、坐江山，当封建帝王的梦想。

回顾毛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踪影。这些国内外人士把毛的一切隨心所欲、一切违背常理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错误地当作是毛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有许多对毛和中共的历史和本性有所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刻的人，也仅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自它建立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在内斗的规模上比以往中共历次的内斗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更大一些罢了。

还有极少数头脑敏锐、又有机会接触中共内部的绝宻历史档案资料的人，这些人有着较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资料、档案使他们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认识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中共内部一贯的你死我活的内斗的延续，而且毛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永续不绝的封建毛氏王朝，在中国大陆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的转化。

后面两种人，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已基本上看透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都未能弄清楚，毛为何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不惜工人停工、学生停学、干部停止正常工作、许多农民也停止种地；不惜瘫痪交通运输，造成生活日用物资极度匮乏，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不惜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文物、历史遗跡被毁坏、大量的珍贵的图书、典籍、字画被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被当成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科；不惜把大批知识精英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殴打、凌辱，他们或被批斗、殴打致死、致伤、致残，或不堪凌辱而含寃自杀身亡，或被判刑送往监獄改造，或被处以“劳教”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不惜把大批“五类份子”[註：23]及其家属当作妄图翻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敌对阶级”，使他们惨遭“阶级灭绝”(堪比纳粹德国对猶太人的种族灭绝)，其中以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全州、宾阳、上林等县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的“阶级灭绝”最惨绝人寰、最触目惊心[註：24]。

毛不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挑拨“保皇派”与“造反派”[註：25]之间为爭当毛的正宗奴才而大打出手，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武斗，以打击支持老干们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毛为何不惜以造成两千万人死伤、上亿人遭批斗打击这样惨重的代价，发动数以亿计的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空前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来毛要打倒他认为的明显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只需利用他惯用的手腕，利用他的对手们都想(至少是表面上想)争当毛的忠实奴才的心理，先拉拢几个人打倒另外几个人；然后又拉拢另外几个新人把原来被拉拢的人打倒，如此做既可达到毛依次分别打倒对手的目的，又不必让国家和民族付出上述这些惨重的代价。据叶劍英在上1978年12月13且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笔者估计此数字应包括伤、残人员在内)，整了一亿人，耗费八千亿人民币。另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损失国民收入五千亿元。这样耗费的和失收的损失加在一起共达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这在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农民每个工日收入只有二、三角钱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惜让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已打下的江山─毛氏王朝在他死后先传给江青，再传给他的亲姪儿毛远新，然后，由毛家的子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续不绝。毛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基于毛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他要让他建立的毛氏王朝由毛氏子孙世代相传，永续不绝。另一方面，毛自知自己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他死后只有在自己的亲人掌控的政权里，自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才不会被追究、自己造成的四千五百多万人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年景被饿死，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人吃人的惨状才不会“上书”、自己被吹捧起来的虚假的“光辉形象”才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十分清楚，他要这样做最大的阻力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追隨他一起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江青、毛远新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都远不能与这些老干们相比。毛死后要把江山传到江青、毛远新手里肯定要招致老干们的抵制、反对。即使毛死前把江山交到了江青、毛远新手里，老帅、老干们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公然反对。但只要毛一死，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无论是在资历、威望方面；还是在党内权力斗爭的阴險狡诈和经验方面，都远不是这些在党内外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老干们的对手。只要毛一旦命归黄泉，老干们便会随便找个借口，轻易将江青、毛远新以及文革新贵们赶下台。

精明老道的毛深知这一点，所以为确保江青、毛运新能顺利继承他打下的江山，并在他死后不被老干们推翻。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前，把所有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死心踏地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

鍳于打倒彭罗杨陸的经验教训，毛深知靠老一套的拉一派打一派，并经“正常”的“法律”和“党纪”程序，要在自己死之前将所有阻碍他实现毛家天下世代相传的所有老帅、老将和老干们都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一贯善于愚弄、鼓动无知民众和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达到毛和中共的政治目的的毛，终于想出以他被捧上神壇的巨大声望发动民众、青年学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打倒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叛徒的名义，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同时进行全面打击的办法，鼓动、唆使民众、青年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各级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级老干们)的反。毛用这一禍国殃民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终于如愿以偿从1966年5月中到1968年底这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已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老于们几乎全部打倒，并剝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已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氏王朝的忠实臣仆。

1976年9月9日机关祘尽、众叛亲离的毛，终于怀抱着毛氏王朝永续不绝的梦想撒手人寰。结束了他阴險狡诈、冷漠无情、不择手段、无法无天、寡廉鲜恥、罪恶累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和敢于蔑视和践踏人类公认的一切法律、道德准则的一生。

毛一生的所作所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惨重灾难：八千万至一亿人因毛和中共的迫害和毛制造的大飢荒而死于非命；整个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摧毁殆尽，其糟粕被发扬到极致；数千年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物被摧毁殆尽；整个中国大陸道德沦丧；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反动的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思想死灰复燃并被“发扬光大”；全人类的文明价值标准被歪曲、丑化和践踏……。

回顾毛罪恶的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毛投身共产革命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源于毛要在中国实现他的封建帝王梦；从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到1958年毛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在全国发动瘋狂的“大跃进”运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源自于毛要巩固他所建立的毛氏封建王朝和他在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地位；从1958年毛发动禍国殃民的“大跃进”起，直到他1976年9月9日命归黄泉为止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都源自于他不仅要当中国的封建帝王，而且要实现他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也就是要当世界共产阵营的皇帝的梦想。这期间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他死去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一切罪行，都源自于他既要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和巩固自己的皇权；还要把他建立的毛氏王朝传给他的姪儿毛远新以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

通过以上的事实和分析我们知道：毛投机共产革命运动“建国”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已的封建帝王梦，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皇朝，在中国复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统治，是极其反动的，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毛“建国”的手段和途径是极其残忍、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和非法的、是以一千数百万无辜民众的死亡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惨重破坏为代价的。

毛所“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带來的不是文明、发展与进步，而是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思想、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和八千到一亿民众因毛和中共的迫害以及毛一手制造的大饥荒而悲惨地死去。整个中国大陸除毛一人之外，所有的民众(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官员和普通干部在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飞來横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巨大恐惧之中。每一个中国人当你知道毛是怀着如此反动的目的、是通过如此卑劣的途径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给中华民族带來了如此深重的的灾难时，你还会认为毛“建国”有功吗？

       究竟是些什么人至今仍认为毛“建国”有功？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毛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犯有许多滔天大罪，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人：其一是：那些与毛一样怀着“打天下，坐江山”的目的，提着脑袋追随毛“闹革命”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以及他们的子孫后代“红二代”、“官二代”们。他们是毛领导下建立的这个封建奴隸式共产极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毛建立的这个政权中享有种种政治、经济和生活待遇上的特权，享有巨大的、除了受制于毛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之外、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以及后来利用这些世袭的权力攫取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虽然也目睹毛“建国”过程中手段的卑鄙、凶残、无恥，和“建国”后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巨大的权力和通过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如果他们承认毛“建国”有罪，那么等于承认他们自己追随毛“建国”也有罪；等于承认他们这个政权存在是不合法的。这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他们的特权、权力以及他们通过这些非法的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这是他们决不愿意面时的情况。所以他们坚持说毛尽管有错误甚至有罪，但毛在“建国”上还是有功的。因为只有说毛“建国”有功，那么他们追随毛“建国”当然也有功劳。这一类人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

其二是：现在当权的许多各级党政军官员们，虽然由于国内外许多资料的解密以及资讯的公开和流通，已使他们明知毛“建国”有罪，却仍然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给他们从毛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政权免强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的“合法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继续保持他们自己赋与自己的巨大权力和利用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勉强寻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合理、合法”的借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恢复使用毛氏手法来打击、镇压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他们那些与民主宪政、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找到他们自认为的“理论依据”。

其三是：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怀着救国救民的真诚理想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投奔延安、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他们追随毛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成功后才发现他们努力奋斗所建成的这个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目标实在相差太远。他们在“解放”后目睹了毛和中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到他们晚年才开始觉悟过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跟随毛和中共做了许多错事坏事、说了许多假话错话，到现在终于敢于承认过去的错误；终于要说真话。这些人自称是“两头真”，他们虽认为毛“建国”后虽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但仍坚持认为毛“建国”还是有功甚至是有大功的。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心里也明白毛“建国”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但他们口头上仍要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说他们一辈子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才有点意义。只有坚持这种说法他们的一生才有点意义，他们的一生对国家对民族才多少有点“功劳”。只有这样他们在他人面前和面对自己的一生时才可聊以自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到晚年要让他承认他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仅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其四是：许多对毛“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又深受毛和中共洗脑、舆论导向、歪曲真像的宣传毒害；又满脑子封建奴隶意识、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民众。他们没有自己判别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又缺乏判别是非曲直的客观事实依据，因而只能轻信中共的宣传认为毛“建国”有功，这一类人为数众多，许多愤青、自费五毛党、真诚的毛左份子和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属这一类人。

其五是：那些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秉承中共当局旨意，靠吹捧毛和中共当局维持生计的五毛党，和中共当局豢养的一批御用文人、专家、学者。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毛“建国”不仅无功，反而有罪。但他们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计，不惜把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抛到九霄云外，昧着良心按照中共当局的旨意鼓吹毛“建国”有功，以自欺欺人。

 

2016年6月4日写完于望春轩。

谨以此文献给“六.四”运动的殉难者和仍然健在并继续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奋斗的参与者。

[註：23］：五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

[註：24]：详谭合成先生所著《血的神话》，书中谭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湖南道县在文革期间，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阶级灭绝”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状况。

[註：25]：在“文革”期间成立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和“造派”组织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得到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按照毛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坚决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老干们的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组织；另一些未得到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的组织，按照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凡是反对当权领导就等于是反党、反毛，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这些组织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有造反组织要打倒当政的老干们，便起来保护这些当权的老干们，以显示自己是在保卫党的领导、是在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造反组织被称之为“保皇派”。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民众以及许多国外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和普通外国人没有认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为中国；甚至是为了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长达十年多的“伟大”试验过程中，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试验的动机和出发点是高尚的、是充满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

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因毛和中共对他们进行的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和对真像的隐瞒、歪曲、欺骗而造成的认知黑暗之中。他们在茫茫黑暗之中，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被捧上神壇的“伟光正”的毛在神壇上所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朿强大的光芒，通过毛和中共所掌控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这面哈啥镜，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被扭曲了的虛幻假像，就成了这些人头脑中的“真实”现象。

还有许多国内民众，因同样的原因丧失了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盲目认为毛和中共就是正义、真理、正确的化身。毛和中共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他们真心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斗私批修”。

许多外国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和中共长期以来对外实行封锁、保密和那些歪曲真像的对外宣传所致。这些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或是从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上搜集、整理、分析所得资料；或是通过偶尔几次被中共精心安排的对中国大陆和对毛的采访而得到的虚假印像，然后依据那些早已被中共的新闻媒体歪曲了的、甚至无中生有编造的“新闻、事实、资料、统计数据”，再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惯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推导得出对毛、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中国大陆社会真实情况的识知结论，这些结论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当然是必然的。

这些人从毛对他们的那些不着边际、语无伦次的空话、废话、大话中，得出毛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在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理想社会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这些国内民众和外国人把“解放”以来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胡作非为诸如：士改、清匪反霸、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反胡风份子运动、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当成“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为建设伟大的新社会而进行的理想主义试验。

这些国内外人士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毛的卑劣本性、毛的思想和毛从事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致。实际上，毛是一个满脑子充滿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独裁专制意识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投机参加共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具有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蒙骗、鼓动民众跟隨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他自己打天下、坐江山，当封建帝王的梦想。

回顾毛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踪影。这些国内外人士把毛的一切隨心所欲、一切违背常理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错误地当作是毛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有许多对毛和中共的历史和本性有所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刻的人，也仅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自它建立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在内斗的规模上比以往中共历次的内斗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更大一些罢了。

还有极少数头脑敏锐、又有机会接触中共内部的绝宻历史档案资料的人，这些人有着较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资料、档案使他们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认识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中共内部一贯的你死我活的内斗的延续，而且毛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永续不绝的封建毛氏王朝，在中国大陆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的转化。

后面两种人，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已基本上看透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都未能弄清楚，毛为何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不惜工人停工、学生停学、干部停止正常工作、许多农民也停止种地；不惜瘫痪交通运输，造成生活日用物资极度匮乏，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不惜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文物、历史遗跡被毁坏、大量的珍贵的图书、典籍、字画被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被当成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科；不惜把大批知识精英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殴打、凌辱，他们或被批斗、殴打致死、致伤、致残，或不堪凌辱而含寃自杀身亡，或被判刑送往监獄改造，或被处以“劳教”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不惜把大批“五类份子”[註：23]及其家属当作妄图翻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敌对阶级”，使他们惨遭“阶级灭绝”(堪比纳粹德国对猶太人的种族灭绝)，其中以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全州、宾阳、上林等县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的“阶级灭绝”最惨绝人寰、最触目惊心[註：24]。

毛不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挑拨“保皇派”与“造反派”[註：25]之间为爭当毛的正宗奴才而大打出手，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武斗，以打击支持老干们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毛为何不惜以造成两千万人死伤、上亿人遭批斗打击这样惨重的代价，发动数以亿计的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空前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来毛要打倒他认为的明显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只需利用他惯用的手腕，利用他的对手们都想(至少是表面上想)争当毛的忠实奴才的心理，先拉拢几个人打倒另外几个人；然后又拉拢另外几个新人把原来被拉拢的人打倒，如此做既可达到毛依次分别打倒对手的目的，又不必让国家和民族付出上述这些惨重的代价。据叶劍英在上1978年12月13且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笔者估计此数字应包括伤、残人员在内)，整了一亿人，耗费八千亿人民币。另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损失国民收入五千亿元。这样耗费的和失收的损失加在一起共达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这在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农民每个工日收入只有二、三角钱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惜让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已打下的江山─毛氏王朝在他死后先传给江青，再传给他的亲姪儿毛远新，然后，由毛家的子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续不绝。毛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基于毛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他要让他建立的毛氏王朝由毛氏子孙世代相传，永续不绝。另一方面，毛自知自己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他死后只有在自己的亲人掌控的政权里，自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才不会被追究、自己造成的四千五百多万人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年景被饿死，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人吃人的惨状才不会“上书”、自己被吹捧起来的虚假的“光辉形象”才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十分清楚，他要这样做最大的阻力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追隨他一起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江青、毛远新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都远不能与这些老干们相比。毛死后要把江山传到江青、毛远新手里肯定要招致老干们的抵制、反对。即使毛死前把江山交到了江青、毛远新手里，老帅、老干们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公然反对。但只要毛一死，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无论是在资历、威望方面；还是在党内权力斗爭的阴險狡诈和经验方面，都远不是这些在党内外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老干们的对手。只要毛一旦命归黄泉，老干们便会随便找个借口，轻易将江青、毛远新以及文革新贵们赶下台。

精明老道的毛深知这一点，所以为确保江青、毛运新能顺利继承他打下的江山，并在他死后不被老干们推翻。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前，把所有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死心踏地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

鍳于打倒彭罗杨陸的经验教训，毛深知靠老一套的拉一派打一派，并经“正常”的“法律”和“党纪”程序，要在自己死之前将所有阻碍他实现毛家天下世代相传的所有老帅、老将和老干们都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一贯善于愚弄、鼓动无知民众和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达到毛和中共的政治目的的毛，终于想出以他被捧上神壇的巨大声望发动民众、青年学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打倒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叛徒的名义，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同时进行全面打击的办法，鼓动、唆使民众、青年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各级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级老干们)的反。毛用这一禍国殃民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终于如愿以偿从1966年5月中到1968年底这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已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老于们几乎全部打倒，并剝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已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氏王朝的忠实臣仆。

1976年9月9日机关祘尽、众叛亲离的毛，终于怀抱着毛氏王朝永续不绝的梦想撒手人寰。结束了他阴險狡诈、冷漠无情、不择手段、无法无天、寡廉鲜恥、罪恶累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和敢于蔑视和践踏人类公认的一切法律、道德准则的一生。

毛一生的所作所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惨重灾难：八千万至一亿人因毛和中共的迫害和毛制造的大飢荒而死于非命；整个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精华被摧毁殆尽，其糟粕被发扬到极致；数千年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物被摧毁殆尽；整个中国大陸道德沦丧；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反动的封建奴隸主义思想和皇权思想死灰复燃并被“发扬光大”；全人类的文明价值标准被歪曲、丑化和践踏……。

回顾毛罪恶的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毛投身共产革命起，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源于毛要在中国实现他的封建帝王梦；从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到1958年毛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在全国发动瘋狂的“大跃进”运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源自于毛要巩固他所建立的毛氏封建王朝和他在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地位；从1958年毛发动禍国殃民的“大跃进”起，直到他1976年9月9日命归黄泉为止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都源自于他不仅要当中国的封建帝王，而且要实现他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也就是要当世界共产阵营的皇帝的梦想。这期间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他死去这段时间内，毛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中共党内所犯一切罪行，都源自于他既要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和巩固自己的皇权；还要把他建立的毛氏王朝传给他的姪儿毛远新以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

通过以上的事实和分析我们知道：毛投机共产革命运动“建国”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已的封建帝王梦，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皇朝，在中国复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统治，是极其反动的，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毛“建国”的手段和途径是极其残忍、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和非法的、是以一千数百万无辜民众的死亡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惨重破坏为代价的。

毛所“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带來的不是文明、发展与进步，而是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思想、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和八千到一亿民众因毛和中共的迫害以及毛一手制造的大饥荒而悲惨地死去。整个中国大陸除毛一人之外，所有的民众(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官员和普通干部在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飞來横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巨大恐惧之中。每一个中国人当你知道毛是怀着如此反动的目的、是通过如此卑劣的途径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给中华民族带來了如此深重的的灾难时，你还会认为毛“建国”有功吗？

       究竟是些什么人至今仍认为毛“建国”有功？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毛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犯有许多滔天大罪，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人：其一是：那些与毛一样怀着“打天下，坐江山”的目的，提着脑袋追随毛“闹革命”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以及他们的子孫后代“红二代”、“官二代”们。他们是毛领导下建立的这个封建奴隸式共产极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毛建立的这个政权中享有种种政治、经济和生活待遇上的特权，享有巨大的、除了受制于毛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之外、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以及后来利用这些世袭的权力攫取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虽然也目睹毛“建国”过程中手段的卑鄙、凶残、无恥，和“建国”后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巨大的权力和通过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不得不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如果他们承认毛“建国”有罪，那么等于承认他们自己追随毛“建国”也有罪；等于承认他们这个政权存在是不合法的。这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他们的特权、权力以及他们通过这些非法的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这是他们决不愿意面时的情况。所以他们坚持说毛尽管有错误甚至有罪，但毛在“建国”上还是有功的。因为只有说毛“建国”有功，那么他们追随毛“建国”当然也有功劳。这一类人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

其二是：现在当权的许多各级党政军官员们，虽然由于国内外许多资料的解密以及资讯的公开和流通，已使他们明知毛“建国”有罪，却仍然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给他们从毛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个政权免强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的“合法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继续保持他们自己赋与自己的巨大权力和利用这些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财富，勉强寻找到一点他们自认为“合理、合法”的借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恢复使用毛氏手法来打击、镇压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他们那些与民主宪政、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找到他们自认为的“理论依据”。

其三是：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怀着救国救民的真诚理想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投奔延安、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他们追随毛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成功后才发现他们努力奋斗所建成的这个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目标实在相差太远。他们在“解放”后目睹了毛和中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到他们晚年才开始觉悟过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跟随毛和中共做了许多错事坏事、说了许多假话错话，到现在终于敢于承认过去的错误；终于要说真话。这些人自称是“两头真”，他们虽认为毛“建国”后虽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但仍坚持认为毛“建国”还是有功甚至是有大功的。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心里也明白毛“建国”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但他们口头上仍要坚持说毛“建国”有功。因为只有这样说他们一辈子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才有点意义。只有坚持这种说法他们的一生才有点意义，他们的一生对国家对民族才多少有点“功劳”。只有这样他们在他人面前和面对自己的一生时才可聊以自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到晚年要让他承认他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仅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其四是：许多对毛“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又深受毛和中共洗脑、舆论导向、歪曲真像的宣传毒害；又满脑子封建奴隶意识、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民众。他们没有自己判别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又缺乏判别是非曲直的客观事实依据，因而只能轻信中共的宣传认为毛“建国”有功，这一类人为数众多，许多愤青、自费五毛党、真诚的毛左份子和乌有之乡的乡民们都属这一类人。

其五是：那些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秉承中共当局旨意，靠吹捧毛和中共当局维持生计的五毛党，和中共当局豢养的一批御用文人、专家、学者。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毛“建国”不仅无功，反而有罪。但他们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计，不惜把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抛到九霄云外，昧着良心按照中共当局的旨意鼓吹毛“建国”有功，以自欺欺人。

 

2016年6月4日写完于望春轩。

谨以此文献给“六.四”运动的殉难者和仍然健在并继续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奋斗的参与者。

[註：23］：五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

[註：24]：详谭合成先生所著《血的神话》，书中谭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湖南道县在文革期间，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阶级灭绝”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惨状况。

[註：25]：在“文革”期间成立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和“造派”组织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得到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按照毛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坚决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老干们的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组织；另一些未得到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的组织，按照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凡是反对当权领导就等于是反党、反毛，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这些组织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有造反组织要打倒当政的老干们，便起来保护这些当权的老干们，以显示自己是在保卫党的领导、是在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造反组织被称之为“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