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好大呀，大得我自己都有点惊讶，如果是在当年，让胡适之看到，非骂我“妄人”不可，他强调的是写文章“题目越小越好，在小题大做上可以得到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可我想说的就是历史真相，是有关邓公的历史真相。历史真相这种题目之所以给人以“大”的感觉，是别人以为你要“全方位”，而我所讲的“历史真相”不过是个别细节。

1997年2月19日，农历元宵节未过，中国人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享受中，忽传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公逝世，不用说，举国又“陷入悲痛之中”，特别是那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还有被新政权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只是无论如何，这次中国人不会像二十余年前“大救星”陨落时那样“悲痛”了。一个人有几分自由，就有几分像人；而一个民族，有多少自由，就明白多少道理，有多少理性。

且不说27年弹指一挥间，由于人们会对比，这些年，每临邓公去世的日子，在微信上都能看到有网友怀念或纪念的文字，不仅如此，大概因这二年中国的经济犹如“王小二过年”，而民俗中正月初五又是“迎财神”的日子，于是今年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网民贴出邓小平图片，显然认为邓小平是“财神”。可见，一个大人物一生哪怕只做过一件大好事，或说过一句利民的话，人们都会记着，用老百姓的话说，会念着这个大人物的好。

我们这个民族不仅算不上“勤劳、勇敢”，也未必称得上善良——直到现在，当听说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有许多网民仍会大呼将其“凌迟处死”，相信这种网民一定是深谙凌迟处死之痛苦的。那么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在本人看来，既懦弱又野蛮，还容易上当受骗。当年鲁迅就指出，说中国人大多以为那些高官们的德行与他们的官位是相匹配的。

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文革后邓公再次复出，肯定做过一些“矫枉”的善事，像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像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也还说过一些利民的话，比如他就坚决反对所谓“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胡说八道。他认为可以养120只鸭子，或者养的越多越好。在接见外国人时并且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自己到现都还没弄清楚，并劝人家不要搞社会主义。

这里还有一例。昨天（2月19日）是邓公去世27周年，有网友转发几年前网民纪念邓小平的一个帖子，其中提到1977年，小平同志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当时，温元凯就高考恢复方案提出四则纲领：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公听完汇报后当场批示：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时隔四十多年，今天看到那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不是很了不起啊。要知道，当年一个人能不能考大学（参军、招工也一样）也是要“政审”的，而因为政审也不知“审”掉多少青年人考大学或参加工作的资格，寒了多少中国人的心。我就认识一位长我十岁左右的聪明人，就因家庭成份，连高中都不许他读，直到1978年后，这个聪明人凭他的聪明不仅到学校做了老师，还当上了学校领导。可见，新政权三十年，把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担心“被开除球籍”，与小民无干，问题完全在统治者，在国家最高层，直说，就是在那个被称作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伟大领袖”。

上面说了一些小平的光荣史，且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但同样有据可查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前的邓小平，就不那么光彩了。早间听一音频，讲邓小平当年在“反右”期间说了不少在今天看来让人特别反感的话，做了不少在今天看来让人特别反感的事，其中包括据说著名的“夹边沟”这座吃人的劳改农场竟也是在其授意下建的。

先说近二十年前，广东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发表谢泳的文章《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议论》，其中提到“冰心的心里话”，说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到冰心家去访问，冰心对我们当时那样残酷的肃反有很大的意见：“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可在“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冰心的看法是，就因为当时，“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

读谢泳文章后自己做了一篇读后感：《试解一个奇特的现象》，也刊发在这家杂志。虽做了文章，可对引文中说“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有点不明就里，不知冰心是否有所实指。现在知道，这种情形确实存在，且就在北京名校内。

中国物理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而钱伟长当年也曾被打成右派。据说钱伟长人缘不怎么好，包括蒋南翔也不喜欢他，因此当年很容易就被打成“右派”。可钱伟长很不满，认为自己对党忠心耿耿，且早在学生时代就是中共在学生中的“卧底”，而现在也并非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仅因人缘不好就被打成右派，很不服气。

这事传到邓小平那里，他指示清华大学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整一下这个钱伟长。万人批斗大会一开，钱伟长当然也就老实了。看到钱伟长老实了，邓小平又发话，既然他已经老实了，那么就让他继续教课，毕竟他还是物理学家嘛。这大概就是冰心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的“注脚”吧。

当年根本不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当回事，至于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我们只看到邓小平如何关怀知识分子，而不知他当年是如何整知识分子包括整钱伟长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仅如此，为了歌颂赞美邓大人，还说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被打成右派的钱伟长才得以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而把前半部分邓小平如何“整”钱伟长的历史彻底裁剪了。

再说另一名家李慎之。1957年，身为新华社中层干部（副局级）的李慎之，因“大民主”的有关“右派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那么什么叫“右派言论”呢？当年邓小平是这么“定义”的：你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只要没有影响到别人，我们可以放过。但私下里的话一旦公开，而且影响到别人，这就不是言论，而是行动。如此说来，李慎之当年有些言论大概被公开了，并且所谓“影响”到了别人，这样，对不起，肯定不能放过，要追究你的责任。

尽管如此，当时已身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一把手（接替邓拓）的吴冷西，想保李慎之，说李慎之这个人特别有才华，无非说了些调皮捣蛋的话，让他狠狠地检讨一下，过关就算了。

可邓小平到了会场后，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大堆资料，摆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说，这些都是李慎之猖狂反党的材料，在座的诸位都可以看一下，还有谁不愿意把李慎之变成右派的请举手。可以去想，那个场面，谁还敢举手啊，一个举手的也没有；包括替李慎之说话而在现场的吴冷西，满脸通红，根本下不来台。

1999年“十一”期间，李慎之花了九天功夫，写下名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他在文章中虽没回忆当年自己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这些细节，更没提到邓小平到会场从档案袋取出他那些猖狂反党材料的场景，可如果说他脑海里彻底忘记了当年，那只能说是我们想当然。

有意思的是，1979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挑选陪同他一起访美的人员名单中居然又出现了李慎之。据推测，是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前多次陪周恩来出访，有经验。这个时候，邓小平早就把他当年到批斗会场从档案袋中掏出一大堆李慎之所谓“猖狂反党”的资料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当然了，中国人常说“贵人多忘事”。关键是没有忘，又能怎么着？要你陪同访美，是抬举你，你不应该还记着旧日的委屈，况且，那时的李慎之，仍是“右派”之身。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病逝，5月15日《南方周末》发表《学者李慎之》，文中有这么一小段话：“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

这也正说明，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说你反党你就反党，说你右派你就右派。忽然一天，需要你，你也就不反党，不右派了。就像邓小平于伟大领袖，伟大领袖说他是走资派，他就是走资派；后来没人用了，这个“走资派”又立即成了国家副总理。当然，很快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领袖不高兴了，邓小平也就再次被打倒。

中国搞大跃进，毛泽东讲，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打右派，伟大领袖是总指挥，邓小平是他得力干将。《李慎之文集》中虽没有一篇讲邓小平当年如何“整”自己的那些事，但他还是用一件事就把邓小平当年的卖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慎之2001年4月15日写了一篇信体文章，收进《李慎之文集》中的题目是《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李慎之文集》第194页）

而邓小平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



难以理解的是他这样一句话：“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真的吗？这场残酷地剥夺言论自由，尤其是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眼看快七十年了，近七十年的历史证明，难道与邓公说的不是恰恰相反吗——我的意思，正因伟大领袖对知识分子的“反击”，才会出现紧接着瞎胡来的“大跃进”（再也没有人敢反对了），导致随后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

2024.2.20

题目好大呀，大得我自己都有点惊讶，如果是在当年，让胡适之看到，非骂我“妄人”不可，他强调的是写文章“题目越小越好，在小题大做上可以得到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可我想说的就是历史真相，是有关邓公的历史真相。历史真相这种题目之所以给人以“大”的感觉，是别人以为你要“全方位”，而我所讲的“历史真相”不过是个别细节。

1997年2月19日，农历元宵节未过，中国人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享受中，忽传已是耄耋之年的邓公逝世，不用说，举国又“陷入悲痛之中”，特别是那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民营企业家，还有被新政权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只是无论如何，这次中国人不会像二十余年前“大救星”陨落时那样“悲痛”了。一个人有几分自由，就有几分像人；而一个民族，有多少自由，就明白多少道理，有多少理性。

且不说27年弹指一挥间，由于人们会对比，这些年，每临邓公去世的日子，在微信上都能看到有网友怀念或纪念的文字，不仅如此，大概因这二年中国的经济犹如“王小二过年”，而民俗中正月初五又是“迎财神”的日子，于是今年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网民贴出邓小平图片，显然认为邓小平是“财神”。可见，一个大人物一生哪怕只做过一件大好事，或说过一句利民的话，人们都会记着，用老百姓的话说，会念着这个大人物的好。

我们这个民族不仅算不上“勤劳、勇敢”，也未必称得上善良——直到现在，当听说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有许多网民仍会大呼将其“凌迟处死”，相信这种网民一定是深谙凌迟处死之痛苦的。那么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在本人看来，既懦弱又野蛮，还容易上当受骗。当年鲁迅就指出，说中国人大多以为那些高官们的德行与他们的官位是相匹配的。

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文革后邓公再次复出，肯定做过一些“矫枉”的善事，像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像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也还说过一些利民的话，比如他就坚决反对所谓“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胡说八道。他认为可以养120只鸭子，或者养的越多越好。在接见外国人时并且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自己到现都还没弄清楚，并劝人家不要搞社会主义。

这里还有一例。昨天（2月19日）是邓公去世27周年，有网友转发几年前网民纪念邓小平的一个帖子，其中提到1977年，小平同志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当时，温元凯就高考恢复方案提出四则纲领：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公听完汇报后当场批示：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时隔四十多年，今天看到那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不是很了不起啊。要知道，当年一个人能不能考大学（参军、招工也一样）也是要“政审”的，而因为政审也不知“审”掉多少青年人考大学或参加工作的资格，寒了多少中国人的心。我就认识一位长我十岁左右的聪明人，就因家庭成份，连高中都不许他读，直到1978年后，这个聪明人凭他的聪明不仅到学校做了老师，还当上了学校领导。可见，新政权三十年，把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担心“被开除球籍”，与小民无干，问题完全在统治者，在国家最高层，直说，就是在那个被称作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伟大领袖”。

上面说了一些小平的光荣史，且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但同样有据可查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前的邓小平，就不那么光彩了。早间听一音频，讲邓小平当年在“反右”期间说了不少在今天看来让人特别反感的话，做了不少在今天看来让人特别反感的事，其中包括据说著名的“夹边沟”这座吃人的劳改农场竟也是在其授意下建的。

先说近二十年前，广东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发表谢泳的文章《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议论》，其中提到“冰心的心里话”，说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到冰心家去访问，冰心对我们当时那样残酷的肃反有很大的意见：“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可在“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冰心的看法是，就因为当时，“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

读谢泳文章后自己做了一篇读后感：《试解一个奇特的现象》，也刊发在这家杂志。虽做了文章，可对引文中说“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有点不明就里，不知冰心是否有所实指。现在知道，这种情形确实存在，且就在北京名校内。

中国物理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而钱伟长当年也曾被打成右派。据说钱伟长人缘不怎么好，包括蒋南翔也不喜欢他，因此当年很容易就被打成“右派”。可钱伟长很不满，认为自己对党忠心耿耿，且早在学生时代就是中共在学生中的“卧底”，而现在也并非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仅因人缘不好就被打成右派，很不服气。

这事传到邓小平那里，他指示清华大学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整一下这个钱伟长。万人批斗大会一开，钱伟长当然也就老实了。看到钱伟长老实了，邓小平又发话，既然他已经老实了，那么就让他继续教课，毕竟他还是物理学家嘛。这大概就是冰心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的“注脚”吧。

当年根本不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当回事，至于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我们只看到邓小平如何关怀知识分子，而不知他当年是如何整知识分子包括整钱伟长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仅如此，为了歌颂赞美邓大人，还说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被打成右派的钱伟长才得以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而把前半部分邓小平如何“整”钱伟长的历史彻底裁剪了。

再说另一名家李慎之。1957年，身为新华社中层干部（副局级）的李慎之，因“大民主”的有关“右派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那么什么叫“右派言论”呢？当年邓小平是这么“定义”的：你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只要没有影响到别人，我们可以放过。但私下里的话一旦公开，而且影响到别人，这就不是言论，而是行动。如此说来，李慎之当年有些言论大概被公开了，并且所谓“影响”到了别人，这样，对不起，肯定不能放过，要追究你的责任。

尽管如此，当时已身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一把手（接替邓拓）的吴冷西，想保李慎之，说李慎之这个人特别有才华，无非说了些调皮捣蛋的话，让他狠狠地检讨一下，过关就算了。

可邓小平到了会场后，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大堆资料，摆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说，这些都是李慎之猖狂反党的材料，在座的诸位都可以看一下，还有谁不愿意把李慎之变成右派的请举手。可以去想，那个场面，谁还敢举手啊，一个举手的也没有；包括替李慎之说话而在现场的吴冷西，满脸通红，根本下不来台。

1999年“十一”期间，李慎之花了九天功夫，写下名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他在文章中虽没回忆当年自己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这些细节，更没提到邓小平到会场从档案袋取出他那些猖狂反党材料的场景，可如果说他脑海里彻底忘记了当年，那只能说是我们想当然。

有意思的是，1979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挑选陪同他一起访美的人员名单中居然又出现了李慎之。据推测，是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前多次陪周恩来出访，有经验。这个时候，邓小平早就把他当年到批斗会场从档案袋中掏出一大堆李慎之所谓“猖狂反党”的资料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当然了，中国人常说“贵人多忘事”。关键是没有忘，又能怎么着？要你陪同访美，是抬举你，你不应该还记着旧日的委屈，况且，那时的李慎之，仍是“右派”之身。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病逝，5月15日《南方周末》发表《学者李慎之》，文中有这么一小段话：“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

这也正说明，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说你反党你就反党，说你右派你就右派。忽然一天，需要你，你也就不反党，不右派了。就像邓小平于伟大领袖，伟大领袖说他是走资派，他就是走资派；后来没人用了，这个“走资派”又立即成了国家副总理。当然，很快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领袖不高兴了，邓小平也就再次被打倒。

中国搞大跃进，毛泽东讲，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打右派，伟大领袖是总指挥，邓小平是他得力干将。《李慎之文集》中虽没有一篇讲邓小平当年如何“整”自己的那些事，但他还是用一件事就把邓小平当年的卖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慎之2001年4月15日写了一篇信体文章，收进《李慎之文集》中的题目是《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李慎之文集》第194页）

而邓小平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



难以理解的是他这样一句话：“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真的吗？这场残酷地剥夺言论自由，尤其是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眼看快七十年了，近七十年的历史证明，难道与邓公说的不是恰恰相反吗——我的意思，正因伟大领袖对知识分子的“反击”，才会出现紧接着瞎胡来的“大跃进”（再也没有人敢反对了），导致随后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

2024.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