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３５９旅南下支队与“湘北人民自救军” “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熊維初的苦难 先被中共利用后遭抛弃迫害又被平反的“湘北人民自救军”内幕  坚决扺制市统战部长试图通过我挪用尅扣自救军成员补助款的卑鄙行径 向民政部长写信反映城市五保户由国家供养农村五保户由村民供养的不合理并建议解决办法居然未获回复令人失望 辞去司法员职务后仍要为乡政府解决司法难题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84年夏季市委统战部、民政局召集各乡民政干事到市里开会，佈置给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事宜。前面已经讲到过“湘北人民自救军”的由来，它就是解放前夕王震部359旅南下支队在鄂东南、岳阳、湘阴(包括汨罗和屈原农场)、平江一带收编的各路土匪部队组成的一支乌合之众。

抗日战爭期间湘北一带，国军与日军你来我往不断发生战斗，国民政府对该地区的管控已鞭长莫及，于是各地方的实力人物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纷纷组建各种地方武装，他们有适当机会也会打击日寇，但平日也骚扰百姓抢劫财物，与土匪的性质差不多。

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八路军王震部359旅南下支队，把这些士匪武装收编成“湘北人民自救军”以配合解放军解放湖南的行动，南下支队在这支土匪部队和民众中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当时Ｘ池是山区利于南下支队的隐蔽发展，是南下支队重点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湘北人民自救军”的地区，当时Ｘ池山下的芭桥有一股以龙赞为首的地方武装，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南下支队的支队长李XX就是先用花言巧语把龙赞发展成了地下党员，又把龙赞的队伍发展成了“湘北人民白救军”，把Ｘ池双狮洞的大地痞无赖刘长生兄弟发展成了地下党员和“湘北人民自救军”在Ｘ池一带的负责人。由于刘氏兄弟生得牛高马大，又会一点武术，所以在双狮洞一带横行乡里没有人敢惹，南下支队的成员在刘氏兄弟的庇护之下，可以放心地在Ｘ池、圈山坪、白水一带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扩展“湘北人民自救军”的人马(前述从台湾回来的白水的地痞胡某正是南下支队发展地下党员的理想人选，胡某十分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才被派到台湾去的)。

到“湖南和平解放”，龙赞隨李支队长进了长沙市，在新成立的湖南省人民政府里，龙赞这个士匪头子，因掩护南下支队有功，居然当上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检察长，后因民愤太大被中共当局清洗回到川山芭桥老家，死于大饥荒时期。

刚解放刘长生兄弟曾到了当时在郴州地委负责的原南下支队长李XX那里去拜访，李XX要留刘长生兄弟在郴州地区参加工作，刘长生兄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坚持要回湘阴，以为中共当局会对他们加官进爵，只有同到郴州去的另一位刘某愿意留在李XX身边工作(后来只有这个刘某还在李XX的庇护之下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在郴州地区交通局工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回到湘阴，还享受离休待遇)刘长生兄弟从梆州回到湘阴后不久，便赶上了“士改”和“清匪反霸”运动，刘长生因民愤太大，便被士改工作队当作土匪、恶霸处决掉了，他的弟弟也被当作土匪判了卄多年刑。其他的“湘北人民自救军”的重要成员都被中共当局当作土匪处决了，一般成员也都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成为“五类份子”中的一员，交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这就是跟着中共当局干“革命”的下场，中共当局一旦把你利用完了，那么等着你的就是兔死狗烹。

我带着统战部和民政局发下的Ｘ池地区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的名单回到Ｘ池后，我先按名单走访了这些成员的家庭，并告知政府要为他们平反的事，又通知他们某月某日到Ｘ池乡政府来参加平反会议，这些成员中有许多已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或59年至61年的“大饥荒”中死去，当时还在世的成员只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在“解放”后都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只有一位叫周春初的老人因当时未参加土匪部队，只参加了地下党，所以未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但“解放”后也未受到“重用”，连队干部都没有当过。

这些人的家庭大都生活困难，其中有几个以前都被我列为民政救济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叫熊维初的是个特别困难户，是个孤寡老人，他有一个儿子已与他分家，他儿子因到智峰乡修兰家洞水库被石头砸断了腿而成了残疾人，生活自顾不遐，按他儿子这种情况如果是工人或干部就会有按月发放的抚恤金，但是他作为一个农民就什么也没有，只能靠生产队安排一点轻工作，每年的收入连勉强糊口都困难，他原娶的老婆在他因伤致残之后，也弃他而去。

熊维初当时已年近七十，身体又不好，分到的三四分田只能包给别人种，一年只能得到约二百斤稻谷，山上分到的一点竹木早已被他砍光卖尽，以換取能令他苟延残喘至今的一点粮食。就因为他有一个连自己都顾不上自己的儿子，所以按当时的政策他不能定为“五保户”。他以前就被我列为下下等的困难户，每次发放救济款物我都会发给他一份。83年底春节前我发现他已断粮数日，只能靠向队上亲友邻居乞讨度日。我当时趁春节前发放救济款的时候发给了他20元救济款(按当时的行市可买一担稻谷)，我还告诉他：省着点吃，吃完后再到乡政府来找我。我估计这担稻谷他可以吃两个多月。

可是到84年三月下旬我估计他的稻谷早就吃完了，怎么还不见他到乡政府来申请救济？他是不是去世了？于是我决定到他家里去看一看，那天早餐后，我来到号称湘北第一高峰的达摩岭(海拔777米)附迎的大峰村的熊维初所在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又是这个村地势最高、田土最少、竹木资傆最差的生产队)，我来到熊维初家，见大门敞开，我叫了两声熊爹，也没有人应，住在他隔壁的熊维初的儿子跛着那条残腿出来了，他对我说：他父亲一早起来就到山下的川山乡去讨米去了(湖南人通常把“要飯”、“讨飯”称之为“讨米”)，可能快回来了。他要我到他父亲家里先坐一下，我走进熊维初家的大门举目四顾，只见他家里除了一架简易木床之外，几乎空无一物，那架木床上铺了一层稻草，稻草上没有垫絮、垫单，只有一床发黑的破棉絮，久未生火的灶台上的那口锅，因久未沾过油已锈迹斑斑，高底不平的泥地上低漥处还积有酱油色从破烂的茅草屋顶上漏下的雨水。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1980年在宁夏固原看到过的穆大爷那一贫如洗的家。由于屋子里过于阴冷，又充满一种浓烈的霉臭味，他儿子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门外地坪里晒太阳。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看见从山下川山坪通往山上的小路上，有一个老人弓着腰，一手提着一个小布袋、—手撑着一根竹棍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地往山上走来。他儿子连忙说是他爹回来了，走进一看正是熊维初，他提着的小布袋里装着刚从山下讨来的两三斤大米正准备回家煮午飯吃(他早上是空着肚子下山讨米的)。

我问他：米吃光了？他说：早就吃光了。我说为什么不到乡政府来找我？他说他早就想来，可是他写的申请救济的报告村会计不肯签字盖章。我要他儿子把队长叫来，我对熊队长说：熊爹已断粮好多天了，你为什么不帮他到村里办理申请救济的手续？熊队长说：不是我不去办，熊爹的救济申请报告还是我帮他写的，我也签了字，生产队也盖了公章，只是村里李会计不肯签意见盖章，怪不得我。说完，他把帮熊维初写的救济报告拿出来给我看。我说：你做得对，我不怪你，现在我写个条子给李会计，麻烦你拿到李会计那里去要他马上签字盖章。我找了张纸，在上面写到：李会计：熊维初已断粮多日，请依据他的实际情况签署意见。后面落下我的名字：Ｘ池乡民政助理陈ＸＸ。

熊队长把原来他写的报告和我的便条拿到李会计那里，不久熊队长就拿着那份李会计签上情况属实并盖好村委会公章的救济报告回来了。我对熊维初说：你吃完午飯后，拿着救济报告到乡政府来找找。我在回乡政府的路上特意找到李会计家，我问他：熊维初已断粮这么多天了，你为何不在他的救济报告上签字盖章？李会计说；他每次救济都有份，我怕群众有意见，才没有签。我说：你只要按实际情况签意见，你怕什么？哪个群众有意见，你叫他来找我，他困难我照样发救济给他。

这天下午熊维初拿着报告来到乡政府，我批给他40元救济款，我对他说：这笔钱你不要乱花，去买两担谷，省着点吃，可以吃到收中稻的时候(他们生产队地处高山上，秋季气温低，且时常云雾缭绕日照时间短只能种一季中稻)。他连忙说；我不乱花！不乱花！谢谢陈干事！谢谢陈干事。我说：你谢我干什么？这是我的工作，这钱是你应当享受到的权利。他听到后一脸的茫然，因为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有享受救济的权利？他想他既然享有受救济的权利，怎么在陈干事来Ｘ池之前，他又从未享受过这种权利？这钱明明是陈干事批给我的，为什么陈干事还不让我感谢他？

到了乡政府召开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会议的这一天，这天上午就有人陆续前来乡政府报到，由于有的成员家里距乡政府有二十多里山路，这些人“解放”后又历经种种磨难，年龄又都在六七十岁左右，所以报到就花了一上午时间，中午成员们和乡干部一起在公社食堂会餐，我把他们安排到乡政府老房子二楼的招待所住下来。

下午开会，任书记代表乡党委和乡政府向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们宣读了省委统战部、省民政局联合颁佈的有关对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进行平反的文件，然后由我宣读汨罗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联合起草的关于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恢复名誉和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文件。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承认“湘北人民自救军”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组织，对湖南的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解放”初期该组织遭镇压、主要成员被处决、被判刑、一般成员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不当，现决定予以平反改正，并适当给予经济补偿。然后就是讨论，成员们发言大都是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伟大，到人生的晚年，早年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终于得到党和政府的承认……之类的话。

当他们得知每人得到的经济补偿只有区区50元时，又都纷纷表示失望和不满，他们说当年冒着风险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到头来还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自己和家人都吃尽了苦头，现在平反了每个人还只补50元实在太少。我也觉得实在太少(后来证明这笔补助款被县统战部尅扣挪用了一部份，所以每人才只补助50元)，但我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宽他们的心说有总比没有好，政治上给你们平反对你们家庭特别是对你们的子孫意义重大。

当天晚上，我到二楼招待所听他们聊天，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因家境困难从我这里得到过多次民政救济，所以对我印象都不错，谈话时对我也不避讳，这些己许久不曾聚在一起的前匪帮的伙计们后“革命队伍”里的战友们纷纷回忆当年追随左八爷、龙司令、文司令……(都是抗日时期湘阴成立的地方武装)一起袭击湘江和洞庭湖里日军的运输船队和在公路两侧袭击日军的运输队伍的壮举，当然也有侵扰百姓、打家劫舍的行径。

这些普通成员大多本是善良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参加被中共称之为土匪的地方武装混口飯吃，结果“解放”后这些自以为对“革命”有功的“湘北人民自救军”的普通成员却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沦为中共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受尽了苦难和屈辱。

第二天上午他们从我这里开好每人50元补助款的三联单，到乡信用社领了补助款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这次给前“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还发给补助一事，引发了许多村民的不满，特别是那些被处决了的和判了刑的成员大都是当地为害一方的地痞、无赖，例如刘长生兄弟就是在双狮洞一带民愤极大的地痞无赖，政府也拆销了原来对他两兄弟的判决，承认他们地下党员的身份，恢复名誉。当地村民碰到我都会问：这样的人政府怎么也跟他们平反，我父亲当年被他们两兄弟无理滋事，最后还迫使我父亲摆了十几桌酒蓆向他二人赔理道歉才了事；某某人被他二人敲诈了多少光洋；某某人被他二人敲诈了多少担谷……。我无言以対，因为我知道毛和中共当局把刘长生这类地痞流氓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中共的依靠对象，我只好说政府要给他们平反我有什么办法。

给“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后不久，汨罗市委统战部的彭部长带了统战部办公室的宁某某一起到Ｘ池乡来检查“湘北人民月救军”成员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我如实将这一工作的情况向彭部长汇报之后，他首先肯定我这个工作做得不错，Ｘ池乡没有人为“湘北人民自救军”平反和经济补偿的事闹到县里去。

这位彭部长在统战部负责管理政协的事，而我又是政协委员，以前也和他打过交道彼此比较熟悉，大概他认定我为人忠厚老实，居然想利用我将统战部尅扣下来的一笔“湘北人民自救军”平反的补助款，通过我转到统战部的帐上去。彭部长对我说：统战部有一笔三千元的钱想以“湘北人民民自救军”成员补助款的名义转到我在Ｘ池信用社的民政经费账户上来，然后要我开出三千元的民政开支的三联单，把这笔钱再转到统战部的帐上。我知道这三千元就是被统战部尅扣下来的“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的补助款。我说：不行！我不能做这种事。彭部长说：这事与你无关，你只要帮统战部转一下手，对你没有任何害处。我说：你们若把这三千块钱以“湘北人民自救军”补助款的名义转到Ｘ池乡的民政账户上来，我就会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把这笔钱发放给Ｘ池乡的前“湘北人民自救军”的成员。

彭部长见我如此不“通情达理”很生气地说：才见过你这样的死脑筋，如此不肯变通，你以后有什么事也不要来找统战部了。我冷冷地回敬了一句：私事我决不会来找你们，但若是公事，该找时我还是要来找统战部的。

这次彭部长到Ｘ池的所谓检查前“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落实政策工作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后来在召开的汨罗市落实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政策总结大会上，我得知全市现还健在的“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共约150人，市委统战部仅企图通过我来挪用的用于落买政策人员的补助款就达三千元，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通过其他乡的民政干部挪用了省里拨付的这笔补助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汨罗党政部门的贪腐挪用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还是1983在年秋季，当时因不少五保户到我这里投诉，他们队上应向他们提供的口粮、柴火、医药费用等都未能按时提供，使他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一开始我还十分气愤，心想这些生产队的村民和队干部太没有良心了，怎么连五保户的生活物资都敢拖欠，等我跑到这些队上去了解才发现，分田到户后，五保户所需的生活物资都已按每户人口的多少分摊到户了，而有许多困难户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实在拿不出分摊给他们的那一份供给五保户的物资，而队上生活好一点的人家，除了拿出自己应负担的那一份供养五保户的物资之外，不愿、也没有义务再多拿出来，遇到这种情况，在民政经费有富余时，我还可通过向五保户发放民政救济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在民政经费困难时就十分为难了，后来我从其他乡的民政于部那里了解到：全市农村都存在这种状，这使我意识到这是国家对赡养五保户的政策不合理所导致的。

当时城市里的五保都是由民政局按月发放最低标准的生活费、衣物，就医也有救助。而当时的城市人口平均收入远高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高的城市人口却无需自己另外出钱来赡养城市的五保户，而平均收入远低于城市人口的农民，却要另外出钱来赡养他们队上的五保户，而且就是在农村，仅由本队村民来赡养他们队上的五保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队五保户人口多，该队村民的负担就重；有的队五保户人口少，该队村民的负担就轻；有的队没有五保户，该队村民就没有负担，这些状况不仅不合理也有失公平。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我向当时的民政部长崔乃夫写了一份报告，将上述情况列举在报告中，並指出城市、农村五保户的赡养政策既不合理又不公平。建议将农村的五保户纳入由国家统一赡养的范围，为防止农村各生产队降低五保户标准，滥批准五保户，建议各地严格审批五保户的制度。如民政部经费有困难，建议是否可模仿现税务部门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专门设立“教育税附加”的方式，由民政部向全国人大提议设立“五保户赡养费附加”这一税种，以从制度上解决农村五保户赡养费用的来源问题。不料此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连回复都没有一个，这令我大失所望。

到1984年从成都双流机场复员了一批地勤人员到汨罗(当时的民航属军队系统)，这些人由于急于要回到老家汨罗安排工作，也就不敢过多考虑工作的种类和地点，于是就有三位被分到我们这个没有干部愿意来的大山里的Ｘ池乡政府来当乡干部，于是就由原来乡政府的团委书记童某人接替了我的司法员的工作，我只担任民政助理。

可是每当遇到一些棘手的纠纷、轻微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童某和乡党委书记、乡长们出面都解决不了、处理不来的情况时，任书记就会找到我说：老陈呀！某村发生了一场纠纷比较麻烦，童某刚搞司法员不久，不熟悉工作处理不下来，我们乡政府领导又要去市里开会，没有时间去处理(其实他们早就和童某去处理过了，没有解决问题)，你业务熟悉还是由你去处理一下吧！不要让矛盾激化了，弄出大事来才好。

我说：你书记都开口了，那我就去处理一下吧！

原来是合泉村有一泼妇任某其丈夫周某是个老实人，该泼妇经常在外偷人、与人吵架在合泉村早已是臭名昭著，经常与她鬼混的是她本队的张某，张某的妻子朱某是一位老实本份的妇女，朱某为其丈夫长期与这位泼妇通奸而忍无可忍，多次与张某发生争吵撕打，闹得四邻不安，村委会乡政府多次出面调解处理无果。

后来任某为了达到既堵住朱某的嘴，又使她既能长期与张某通奸，又让朱某忍气吞声不敢声张的目的，阴险狡诈的任某便精心设了一个局。

这年春节前的一天周某为他老婆任某与张某通奸的事发生争吵，任某对周某说：你自己的老婆被别人(指張某)睡了，你不会去睡他的老婆呀！你睡了他的老婆，那两家不就扯平了吗？你找我吵什么？你有本事就去把他的老婆也睡了，这才像个男子汉！老实的周某一听自己老婆的这一番话不知是计，反而还觉得似乎还有点道理，于是周某也打起了朱某的主意，周某便开始有意接近朱某，一来二往，二人之间关系也就密切起来，于是就谈到张某与任某通奸的事，周某趁机对朱某说：难道就只能让他们乱搞，我们何不也搞一回报复他们一下呢？原本老实本份的朱某先还还觉得有点难于啓齿，后来想到他们可以做初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十五？朱某也就默许了。

八路军３５９旅南下支队与“湘北人民自救军” “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熊維初的苦难 先被中共利用后遭抛弃迫害又被平反的“湘北人民自救军”内幕  坚决扺制市统战部长试图通过我挪用尅扣自救军成员补助款的卑鄙行径 向民政部长写信反映城市五保户由国家供养农村五保户由村民供养的不合理并建议解决办法居然未获回复令人失望 辞去司法员职务后仍要为乡政府解决司法难题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84年夏季市委统战部、民政局召集各乡民政干事到市里开会，佈置给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事宜。前面已经讲到过“湘北人民自救军”的由来，它就是解放前夕王震部359旅南下支队在鄂东南、岳阳、湘阴(包括汨罗和屈原农场)、平江一带收编的各路土匪部队组成的一支乌合之众。

抗日战爭期间湘北一带，国军与日军你来我往不断发生战斗，国民政府对该地区的管控已鞭长莫及，于是各地方的实力人物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纷纷组建各种地方武装，他们有适当机会也会打击日寇，但平日也骚扰百姓抢劫财物，与土匪的性质差不多。

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八路军王震部359旅南下支队，把这些士匪武装收编成“湘北人民自救军”以配合解放军解放湖南的行动，南下支队在这支土匪部队和民众中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当时Ｘ池是山区利于南下支队的隐蔽发展，是南下支队重点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湘北人民自救军”的地区，当时Ｘ池山下的芭桥有一股以龙赞为首的地方武装，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南下支队的支队长李XX就是先用花言巧语把龙赞发展成了地下党员，又把龙赞的队伍发展成了“湘北人民白救军”，把Ｘ池双狮洞的大地痞无赖刘长生兄弟发展成了地下党员和“湘北人民自救军”在Ｘ池一带的负责人。由于刘氏兄弟生得牛高马大，又会一点武术，所以在双狮洞一带横行乡里没有人敢惹，南下支队的成员在刘氏兄弟的庇护之下，可以放心地在Ｘ池、圈山坪、白水一带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扩展“湘北人民自救军”的人马(前述从台湾回来的白水的地痞胡某正是南下支队发展地下党员的理想人选，胡某十分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才被派到台湾去的)。

到“湖南和平解放”，龙赞隨李支队长进了长沙市，在新成立的湖南省人民政府里，龙赞这个士匪头子，因掩护南下支队有功，居然当上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检察长，后因民愤太大被中共当局清洗回到川山芭桥老家，死于大饥荒时期。

刚解放刘长生兄弟曾到了当时在郴州地委负责的原南下支队长李XX那里去拜访，李XX要留刘长生兄弟在郴州地区参加工作，刘长生兄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坚持要回湘阴，以为中共当局会对他们加官进爵，只有同到郴州去的另一位刘某愿意留在李XX身边工作(后来只有这个刘某还在李XX的庇护之下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在郴州地区交通局工作，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回到湘阴，还享受离休待遇)刘长生兄弟从梆州回到湘阴后不久，便赶上了“士改”和“清匪反霸”运动，刘长生因民愤太大，便被士改工作队当作土匪、恶霸处决掉了，他的弟弟也被当作土匪判了卄多年刑。其他的“湘北人民自救军”的重要成员都被中共当局当作土匪处决了，一般成员也都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成为“五类份子”中的一员，交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这就是跟着中共当局干“革命”的下场，中共当局一旦把你利用完了，那么等着你的就是兔死狗烹。

我带着统战部和民政局发下的Ｘ池地区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的名单回到Ｘ池后，我先按名单走访了这些成员的家庭，并告知政府要为他们平反的事，又通知他们某月某日到Ｘ池乡政府来参加平反会议，这些成员中有许多已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或59年至61年的“大饥荒”中死去，当时还在世的成员只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在“解放”后都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只有一位叫周春初的老人因当时未参加土匪部队，只参加了地下党，所以未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但“解放”后也未受到“重用”，连队干部都没有当过。

这些人的家庭大都生活困难，其中有几个以前都被我列为民政救济的对象，其中有一位叫熊维初的是个特别困难户，是个孤寡老人，他有一个儿子已与他分家，他儿子因到智峰乡修兰家洞水库被石头砸断了腿而成了残疾人，生活自顾不遐，按他儿子这种情况如果是工人或干部就会有按月发放的抚恤金，但是他作为一个农民就什么也没有，只能靠生产队安排一点轻工作，每年的收入连勉强糊口都困难，他原娶的老婆在他因伤致残之后，也弃他而去。

熊维初当时已年近七十，身体又不好，分到的三四分田只能包给别人种，一年只能得到约二百斤稻谷，山上分到的一点竹木早已被他砍光卖尽，以換取能令他苟延残喘至今的一点粮食。就因为他有一个连自己都顾不上自己的儿子，所以按当时的政策他不能定为“五保户”。他以前就被我列为下下等的困难户，每次发放救济款物我都会发给他一份。83年底春节前我发现他已断粮数日，只能靠向队上亲友邻居乞讨度日。我当时趁春节前发放救济款的时候发给了他20元救济款(按当时的行市可买一担稻谷)，我还告诉他：省着点吃，吃完后再到乡政府来找我。我估计这担稻谷他可以吃两个多月。

可是到84年三月下旬我估计他的稻谷早就吃完了，怎么还不见他到乡政府来申请救济？他是不是去世了？于是我决定到他家里去看一看，那天早餐后，我来到号称湘北第一高峰的达摩岭(海拔777米)附迎的大峰村的熊维初所在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又是这个村地势最高、田土最少、竹木资傆最差的生产队)，我来到熊维初家，见大门敞开，我叫了两声熊爹，也没有人应，住在他隔壁的熊维初的儿子跛着那条残腿出来了，他对我说：他父亲一早起来就到山下的川山乡去讨米去了(湖南人通常把“要飯”、“讨飯”称之为“讨米”)，可能快回来了。他要我到他父亲家里先坐一下，我走进熊维初家的大门举目四顾，只见他家里除了一架简易木床之外，几乎空无一物，那架木床上铺了一层稻草，稻草上没有垫絮、垫单，只有一床发黑的破棉絮，久未生火的灶台上的那口锅，因久未沾过油已锈迹斑斑，高底不平的泥地上低漥处还积有酱油色从破烂的茅草屋顶上漏下的雨水。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1980年在宁夏固原看到过的穆大爷那一贫如洗的家。由于屋子里过于阴冷，又充满一种浓烈的霉臭味，他儿子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门外地坪里晒太阳。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看见从山下川山坪通往山上的小路上，有一个老人弓着腰，一手提着一个小布袋、—手撑着一根竹棍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地往山上走来。他儿子连忙说是他爹回来了，走进一看正是熊维初，他提着的小布袋里装着刚从山下讨来的两三斤大米正准备回家煮午飯吃(他早上是空着肚子下山讨米的)。

我问他：米吃光了？他说：早就吃光了。我说为什么不到乡政府来找我？他说他早就想来，可是他写的申请救济的报告村会计不肯签字盖章。我要他儿子把队长叫来，我对熊队长说：熊爹已断粮好多天了，你为什么不帮他到村里办理申请救济的手续？熊队长说：不是我不去办，熊爹的救济申请报告还是我帮他写的，我也签了字，生产队也盖了公章，只是村里李会计不肯签意见盖章，怪不得我。说完，他把帮熊维初写的救济报告拿出来给我看。我说：你做得对，我不怪你，现在我写个条子给李会计，麻烦你拿到李会计那里去要他马上签字盖章。我找了张纸，在上面写到：李会计：熊维初已断粮多日，请依据他的实际情况签署意见。后面落下我的名字：Ｘ池乡民政助理陈ＸＸ。

熊队长把原来他写的报告和我的便条拿到李会计那里，不久熊队长就拿着那份李会计签上情况属实并盖好村委会公章的救济报告回来了。我对熊维初说：你吃完午飯后，拿着救济报告到乡政府来找找。我在回乡政府的路上特意找到李会计家，我问他：熊维初已断粮这么多天了，你为何不在他的救济报告上签字盖章？李会计说；他每次救济都有份，我怕群众有意见，才没有签。我说：你只要按实际情况签意见，你怕什么？哪个群众有意见，你叫他来找我，他困难我照样发救济给他。

这天下午熊维初拿着报告来到乡政府，我批给他40元救济款，我对他说：这笔钱你不要乱花，去买两担谷，省着点吃，可以吃到收中稻的时候(他们生产队地处高山上，秋季气温低，且时常云雾缭绕日照时间短只能种一季中稻)。他连忙说；我不乱花！不乱花！谢谢陈干事！谢谢陈干事。我说：你谢我干什么？这是我的工作，这钱是你应当享受到的权利。他听到后一脸的茫然，因为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有享受救济的权利？他想他既然享有受救济的权利，怎么在陈干事来Ｘ池之前，他又从未享受过这种权利？这钱明明是陈干事批给我的，为什么陈干事还不让我感谢他？

到了乡政府召开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会议的这一天，这天上午就有人陆续前来乡政府报到，由于有的成员家里距乡政府有二十多里山路，这些人“解放”后又历经种种磨难，年龄又都在六七十岁左右，所以报到就花了一上午时间，中午成员们和乡干部一起在公社食堂会餐，我把他们安排到乡政府老房子二楼的招待所住下来。

下午开会，任书记代表乡党委和乡政府向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们宣读了省委统战部、省民政局联合颁佈的有关对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进行平反的文件，然后由我宣读汨罗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联合起草的关于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恢复名誉和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文件。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承认“湘北人民自救军”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组织，对湖南的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解放”初期该组织遭镇压、主要成员被处决、被判刑、一般成员被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不当，现决定予以平反改正，并适当给予经济补偿。然后就是讨论，成员们发言大都是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伟大，到人生的晚年，早年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终于得到党和政府的承认……之类的话。

当他们得知每人得到的经济补偿只有区区50元时，又都纷纷表示失望和不满，他们说当年冒着风险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到头来还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自己和家人都吃尽了苦头，现在平反了每个人还只补50元实在太少。我也觉得实在太少(后来证明这笔补助款被县统战部尅扣挪用了一部份，所以每人才只补助50元)，但我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宽他们的心说有总比没有好，政治上给你们平反对你们家庭特别是对你们的子孫意义重大。

当天晚上，我到二楼招待所听他们聊天，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因家境困难从我这里得到过多次民政救济，所以对我印象都不错，谈话时对我也不避讳，这些己许久不曾聚在一起的前匪帮的伙计们后“革命队伍”里的战友们纷纷回忆当年追随左八爷、龙司令、文司令……(都是抗日时期湘阴成立的地方武装)一起袭击湘江和洞庭湖里日军的运输船队和在公路两侧袭击日军的运输队伍的壮举，当然也有侵扰百姓、打家劫舍的行径。

这些普通成员大多本是善良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参加被中共称之为土匪的地方武装混口飯吃，结果“解放”后这些自以为对“革命”有功的“湘北人民自救军”的普通成员却被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沦为中共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受尽了苦难和屈辱。

第二天上午他们从我这里开好每人50元补助款的三联单，到乡信用社领了补助款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这次给前“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还发给补助一事，引发了许多村民的不满，特别是那些被处决了的和判了刑的成员大都是当地为害一方的地痞、无赖，例如刘长生兄弟就是在双狮洞一带民愤极大的地痞无赖，政府也拆销了原来对他两兄弟的判决，承认他们地下党员的身份，恢复名誉。当地村民碰到我都会问：这样的人政府怎么也跟他们平反，我父亲当年被他们两兄弟无理滋事，最后还迫使我父亲摆了十几桌酒蓆向他二人赔理道歉才了事；某某人被他二人敲诈了多少光洋；某某人被他二人敲诈了多少担谷……。我无言以対，因为我知道毛和中共当局把刘长生这类地痞流氓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中共的依靠对象，我只好说政府要给他们平反我有什么办法。

给“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后不久，汨罗市委统战部的彭部长带了统战部办公室的宁某某一起到Ｘ池乡来检查“湘北人民月救军”成员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我如实将这一工作的情况向彭部长汇报之后，他首先肯定我这个工作做得不错，Ｘ池乡没有人为“湘北人民自救军”平反和经济补偿的事闹到县里去。

这位彭部长在统战部负责管理政协的事，而我又是政协委员，以前也和他打过交道彼此比较熟悉，大概他认定我为人忠厚老实，居然想利用我将统战部尅扣下来的一笔“湘北人民自救军”平反的补助款，通过我转到统战部的帐上去。彭部长对我说：统战部有一笔三千元的钱想以“湘北人民民自救军”成员补助款的名义转到我在Ｘ池信用社的民政经费账户上来，然后要我开出三千元的民政开支的三联单，把这笔钱再转到统战部的帐上。我知道这三千元就是被统战部尅扣下来的“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的补助款。我说：不行！我不能做这种事。彭部长说：这事与你无关，你只要帮统战部转一下手，对你没有任何害处。我说：你们若把这三千块钱以“湘北人民自救军”补助款的名义转到Ｘ池乡的民政账户上来，我就会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把这笔钱发放给Ｘ池乡的前“湘北人民自救军”的成员。

彭部长见我如此不“通情达理”很生气地说：才见过你这样的死脑筋，如此不肯变通，你以后有什么事也不要来找统战部了。我冷冷地回敬了一句：私事我决不会来找你们，但若是公事，该找时我还是要来找统战部的。

这次彭部长到Ｘ池的所谓检查前“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落实政策工作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后来在召开的汨罗市落实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政策总结大会上，我得知全市现还健在的“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共约150人，市委统战部仅企图通过我来挪用的用于落买政策人员的补助款就达三千元，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通过其他乡的民政干部挪用了省里拨付的这笔补助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汨罗党政部门的贪腐挪用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还是1983在年秋季，当时因不少五保户到我这里投诉，他们队上应向他们提供的口粮、柴火、医药费用等都未能按时提供，使他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一开始我还十分气愤，心想这些生产队的村民和队干部太没有良心了，怎么连五保户的生活物资都敢拖欠，等我跑到这些队上去了解才发现，分田到户后，五保户所需的生活物资都已按每户人口的多少分摊到户了，而有许多困难户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实在拿不出分摊给他们的那一份供给五保户的物资，而队上生活好一点的人家，除了拿出自己应负担的那一份供养五保户的物资之外，不愿、也没有义务再多拿出来，遇到这种情况，在民政经费有富余时，我还可通过向五保户发放民政救济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在民政经费困难时就十分为难了，后来我从其他乡的民政于部那里了解到：全市农村都存在这种状，这使我意识到这是国家对赡养五保户的政策不合理所导致的。

当时城市里的五保都是由民政局按月发放最低标准的生活费、衣物，就医也有救助。而当时的城市人口平均收入远高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高的城市人口却无需自己另外出钱来赡养城市的五保户，而平均收入远低于城市人口的农民，却要另外出钱来赡养他们队上的五保户，而且就是在农村，仅由本队村民来赡养他们队上的五保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队五保户人口多，该队村民的负担就重；有的队五保户人口少，该队村民的负担就轻；有的队没有五保户，该队村民就没有负担，这些状况不仅不合理也有失公平。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我向当时的民政部长崔乃夫写了一份报告，将上述情况列举在报告中，並指出城市、农村五保户的赡养政策既不合理又不公平。建议将农村的五保户纳入由国家统一赡养的范围，为防止农村各生产队降低五保户标准，滥批准五保户，建议各地严格审批五保户的制度。如民政部经费有困难，建议是否可模仿现税务部门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专门设立“教育税附加”的方式，由民政部向全国人大提议设立“五保户赡养费附加”这一税种，以从制度上解决农村五保户赡养费用的来源问题。不料此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连回复都没有一个，这令我大失所望。

到1984年从成都双流机场复员了一批地勤人员到汨罗(当时的民航属军队系统)，这些人由于急于要回到老家汨罗安排工作，也就不敢过多考虑工作的种类和地点，于是就有三位被分到我们这个没有干部愿意来的大山里的Ｘ池乡政府来当乡干部，于是就由原来乡政府的团委书记童某人接替了我的司法员的工作，我只担任民政助理。

可是每当遇到一些棘手的纠纷、轻微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童某和乡党委书记、乡长们出面都解决不了、处理不来的情况时，任书记就会找到我说：老陈呀！某村发生了一场纠纷比较麻烦，童某刚搞司法员不久，不熟悉工作处理不下来，我们乡政府领导又要去市里开会，没有时间去处理(其实他们早就和童某去处理过了，没有解决问题)，你业务熟悉还是由你去处理一下吧！不要让矛盾激化了，弄出大事来才好。

我说：你书记都开口了，那我就去处理一下吧！

原来是合泉村有一泼妇任某其丈夫周某是个老实人，该泼妇经常在外偷人、与人吵架在合泉村早已是臭名昭著，经常与她鬼混的是她本队的张某，张某的妻子朱某是一位老实本份的妇女，朱某为其丈夫长期与这位泼妇通奸而忍无可忍，多次与张某发生争吵撕打，闹得四邻不安，村委会乡政府多次出面调解处理无果。

后来任某为了达到既堵住朱某的嘴，又使她既能长期与张某通奸，又让朱某忍气吞声不敢声张的目的，阴险狡诈的任某便精心设了一个局。

这年春节前的一天周某为他老婆任某与张某通奸的事发生争吵，任某对周某说：你自己的老婆被别人(指張某)睡了，你不会去睡他的老婆呀！你睡了他的老婆，那两家不就扯平了吗？你找我吵什么？你有本事就去把他的老婆也睡了，这才像个男子汉！老实的周某一听自己老婆的这一番话不知是计，反而还觉得似乎还有点道理，于是周某也打起了朱某的主意，周某便开始有意接近朱某，一来二往，二人之间关系也就密切起来，于是就谈到张某与任某通奸的事，周某趁机对朱某说：难道就只能让他们乱搞，我们何不也搞一回报复他们一下呢？原本老实本份的朱某先还还觉得有点难于啓齿，后来想到他们可以做初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十五？朱某也就默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