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1988年11月27日在香港接受金钟长篇专访作为大陆的独立知识人，也作为这本政论杂志的老作者和老读者，我受惠於这本政论杂志颇丰；我相信，大陆的许多独立知识人的感受，也会像我一样。所以，时逢她的二十岁生日。自然要为之写点甚么。
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泽东的，题目叫《混世魔王毛泽东》，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上。从此，我与这本政论杂志便结下了文字缘。期间，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间我没有为《开放》写稿之外，其他的时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她供稿。六四后，我进了秦城监狱，《开放》不仅为我呼籲，而且还转发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再次执笔为她供稿时，《解放月报》更名为《开放杂志》，我的名字也被添列为“特约撰稿人”。特别是我学会电脑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开放》上发文。我发表在《开放》上的文章，还先后两次获得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联合颁发的“人权新闻奖”，一次是“优异奖”，一次是“大奖”。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开放》的渊源，大概源於那篇名为《文坛“黑马”刘晓波》的访谈录，发表在该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结束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三个月的访学，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我特意坐了途径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採访，感觉更好！
採访中，金钟先生的提问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羁，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
金钟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尽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採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佔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罢，爱国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怀着感激，让我有机会即兴发挥。
今天，历史的进步结束了殖民时代，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的进步，大都於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关。今日中国的现实证明，凡是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无疑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如果没有官民对源於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中国经济决不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民众的私人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顽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让中国政治仍然处在僵化而野蛮的独裁阶段，也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经分裂的中国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陆中国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样，有免於恐惧的尊严，有免於禁言的自由，也就是过上一种真正的开放生活，《开放》杂志在香港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开放》能够进入大陆，依然保持其独立办刊、关怀社会、时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愿意继续作她的作者和读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钟按】谢谢晓波。他让我回忆起一九八八年对他的那次访问。那时，晓波“文坛黑马”之名盛传。访问中，他锋芒毕露，雄辩滔滔。最后“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虽然出格，我却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达。我在香港做了记者二十多年，访问做了几百个吧。基本上都是录音而亲自整理成文，没有一个被访者提过异议。犹记得一九八六年访问港大学者薛凤璇那次，他针对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局势很僵。我问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见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就让他们跳海去吧！访问发表后，他因这句话遭到传媒和市民的激烈围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搁置了。可是他事后致信给我，说访问写得很好。无悔。
今天，晓波事过十八年，也是一样的无悔。我感谢他们对新闻工作专业的尊重，也深感他们是有理智、敢於负责的人。晓波为了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们为他做了特别报导。当然，我不认为他说错了，或我报导错了，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没有是非限定的。
首发：开放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