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间 4:08 2024年9月29日 星期日
华盛顿 — 2021年到2023年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Rick Waters)9月19日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当前美中关系的前景与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华自强也是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屋”的首任负责人。过去将近30年来，作为美国职业外交官，他站在美国对外工作最前线，有许多和中方高级官员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他在专访中也分享了这些宝贵经历和观察，并对台海局势、中俄关系，以及习近平政府的“战狼外交”策略发表看法。
华自强于去年夏天离开国务院，目前担任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业务总经理。
对于现阶段的美中关系，华自强说，在拜登政府执政的第一阶段， 拜登总统专注于重建美国国内实力、重振全球伙伴关系和联盟，然后以此为基础，从相对优势的地位与中国打交道。因此，在头两年期间，“美中关系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不是优先事项”。但是它(美中关系)很重要，但主要是通过领导层外交来管理的。
他说，2022年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两国领导人在当年秋季的巴厘岛峰会上做出稳定关系的初步努力，但几个月后的中国监控气球事件让美中关系发展再次横生枝节。华自强说，伍德赛德峰会后，“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围绕领导层渠道建立的更加稳定的平台，一些正在进行共同努力的适度区域，以及内阁级别的高级别授权渠道网络，其中包括(白宫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他们尝试在边界、护栏内管理冲突和竞争，以避免我们在 2022 年看到的完全螺旋式下降的情况。”
华自强认为双方能够保持开放的渠道很重要，“一是在美中关系中，当双方没有对话时，有时双方会误解对方的意图，这意味有时会从原本的竞争基础线上转变为更大程度的波动，因为双方都对他们认为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应。”
二是双方虽然不总是能互惠互利，但利益仍然有一部分重叠。“军事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不会在这些渠道中解决台湾或南中国海的争端，但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发生军事失误，让他们不得不应对事态升级，甚至更糟的境地，那就是发生冲突。因此，这是这些渠道的适度目标，保持局势稳定，虽然在大背景下，美中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个相互竞争的关系。”
关于台海局势，他表示， “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利益的核心是和平与稳定。这是过去几十年印太地区繁荣的基础，这个地区的人民可以通商、贸易、区域内人员流动，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实认为美国和台湾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北京领导层永远不会认为他们的军事选择是可行的，或者成本是可接受的。如果这个状态可以维持，那么我认为这将由外交官和双方之间的沟通渠道来谨慎处理这个问题，”这位曾在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前高级外交官说。
华自强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外交官近30年，多次赴中国履职。他谈到和中国外交官交流经验时说，“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很幸运能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我要说的是，无论人们对中国的政策或政治制度有什么看法，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核心。他们的系统里有非常有才华的人。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是，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纪律严明。因此，中国外交官很难偏离既定界限太远，尤其是在正式会议上。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通过系统的结构限制来看待它时，我们不应误解这个系统里的人才水平”。
华自强认为，随着中国整体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领导层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外交经过了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狼主义、在讲台上语调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他说，“但我实际上认为，在某些方面，系统中有很多人了解这些策略的适得其反的性质，而且近年来我看到他们在公开表达外交政策观点的方式上进行了一些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谈到战狼外交，华自强说，“如果你对中国国内观众讲话，‘战狼主义’可以令人感到非常满意。但我认为这实际上让许多其他国家感到恼火，”华自强说，“当你听起来太像是一头战狼时，你让人觉得不负责任、鲁莽或傲慢。所以，它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对拉拢第三国群体几乎没有帮助，而这些国家最终可能是北京得以如愿还是华盛顿得以如愿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目前选战激烈的总统大选，曾在拜登政府里主管中国事务的华自强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的政策可能与拜登政府相近，特朗普团队在贸易问题上提到了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但华自强指出，更重要的是“他们明年春天组成内阁之后，他们将如何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新政策”。
华自强说，关于中国议题，他的观察是选民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和不公平感、认为美中缺乏互惠以及中国在芬太尼危机上负有部分责任，但是他强调，与中国有关的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并不是选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对于将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来说”。
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年内二十国集团峰会或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面，华自强认为，会面在总统过渡期间具有重要意义，是帮助新旧政府建立桥梁的机会。“如果是拜登到哈里斯的过渡，这会更容易，因为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谈论过渡将如何运作，”他说，“但如果是拜登到特朗普(的过渡)，我仍然认为拜登总统可以就如何避免回到 2022 年的事件提出建议，如何就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反思。”但他也提出，不会抱太高的期望去看待这次会晤。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全文翻译。为求语句流畅，部分文字稍有删减：
记者：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加州会晤至今已经快一年了，他们为美中关系设置了护栏，并承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此后双边展开多轮不同级别的会谈。您如何评估进展？您是否看到这些会议产生了有意义的成果？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要将这次伍德赛德峰会视作行政当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高潮。首先在第一阶段，拜登专注于重建美国国内实力、重振全球伙伴关系和联盟，然后以此为基础，从相对优势的地位与中国打交道。因此，在头两年期间，美中关系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不是优先事项。它(美中关系)很重要，但主要是通过领导层外交来管理的，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格局中，这是最重要的渠道。然后，我们知道2022年发生的事情，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导致局势螺旋式下降，拜登和习近平秋季在巴厘岛峰会上做出了稳定关系的初步努力，但几个月后，监视气球事件再让(美中关系)横生枝节。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围绕领导层渠道建立的更加稳定的平台，一些正在进行共同努力的适度区域，以及内阁级别的高级别授权渠道网络，其中包括(白宫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他们尝试在边界、护栏内管理冲突和竞争，以避免我们在 2022 年看到的完全螺旋式下降的情况。
记者：看起来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上次会面之后，两国恢复了军方对话，谈到了在芬太尼方面的合作，您认为谈到了足够的具有关键性和实质性的话题吗？
华自强：我认为保持渠道开放始终很重要，原因有很多。一是在美中关系中，当双方没有对话时，有时双方会误解对方的意图，这意味有时会从原本的竞争基础线上转变为更大程度的波动，因为双方都对他们认为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应。所以这(沟通渠道开放)是一个适度的目标。但第二点是，我确实认为，在某些领域，双方不见得是互惠互利，但现实是，双方的利益实际上有一些重叠，军事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不会在这些渠道中解决台湾或南中国海的争端，但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发生军事失误，让他们不得不应对事态升级，甚至更糟的境地，那就是发生冲突。因此，这是这些渠道的适度目标，保持局势稳定，即便在大背景下，美中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个相互竞争的关系。
记者：美国多次表示，会与中国竞争，但并不寻求冲突。但如果真的发生冲突，台湾可能是引发冲突的问题之一。习近平也多次表示，和台湾“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正在努力获得越来越多的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您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吗？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这种入侵？
华自强：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我们在看待台湾议题时应该首先认识到，美国和中国在这个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间比你我在世的时间还要长，这还没有因此导致战争。因此，尽管双方都对这个议题不太满意，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反对中国解放军的非同寻常的现代化努力，也反对中国领导层暗示其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大紧迫感的言辞。
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美国利益的核心是和平与稳定。这是过去几十年印太地区繁荣的基础，这个地区的人民可以通商、贸易、区域内人员流动，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实认为美国和台湾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北京领导层永远不会认为他们的军事选择是可行的，或者成本是可接受的。如果这个状态可以维持，那么我认为这将由外交官和双方之间的沟通渠道来谨慎处理这个问题。
记者：但是您认为习近平是怎么想的？威慑策略对他真的会有用吗？
华自强：我无法说明习近平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是的，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是非同寻常的。无论是传统领域还是太空、核和网络等新兴领域的建设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本上来说，它针对的就是台湾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我也认为，你在台湾看到的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现任领导层更加注重建立台湾的不对称防御，并以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方式动员民用设施，确保跨境两栖入侵不仅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困难的，而且北京将面临如何控制一座平民本身动员起来的岛屿的根本问题。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旨在挑起冲突的策略。这是为了增强威慑力，让从政治层面管理这个议题提供更大的空间。
记者：在您担任美国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中，您不但坐在最前排，并且也亲自在舞台上塑造了美中关系，所以我想了解您和中国同行打交道的第一手经历。他们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不同？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最具挑战性的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自强：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很幸运能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我要说的是，无论人们对中国的政策或政治制度有什么看法，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核心。他们的系统里有非常有才华的人。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是，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纪律严明。因此，中国外交官很难偏离既定界限太远，尤其是在正式会议上。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通过系统的结构限制来看待它时，我们不应误解这个系统里的人才水平。正如你所知，随着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领导层已经谈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外交经过了一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狼主义、(官员)在讲台上语调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但在某些方面，系统中有很多人了解这些策略的适得其反的性质，而且近年来我看到他们在公开表达外交政策观点的方式上进行了一些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记者：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外交官的轶事，说他们必须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根据你的经验，情况是这样吗？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那其实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特征。我的意思是，我曾在我之前的任期内会见过利比亚的外交官，他们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这些都是纪律严明的专制体制，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晰准确。美国则有点像是演奏即兴爵士乐，我们传达了信息的主旨，但并不总是那么精确，但作为外交官，这确实给了你更多的许可来尝试塑造和调整你的思维。
记者：中国目前看来已经不再“韬光养晦”了，您认为这种外交战略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呢？
华自强：我认为这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自然的进程，随着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力的增长，随着他们在十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任何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挑战在于表达国家雄心的特定方式，无论是在重塑某些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挑战了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无论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对日本或南中国海声索国，或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沿线，中国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我认为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管理其经济模式的影响已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十年前的国际收支顺差与今天相同百分比的国际收支顺差有很大不同。在技术领域，我认为两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政府架构所能考虑或监管的速度。因此，这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双方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紧张。
记者：您是否可以详细讲一讲中国外交策略上的重新调整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国际形象？
华自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对中国国内观众讲话，“战狼主义”可以令人感到非常满意。但我认为这实际上让许多其他国家感到恼火。坦率地说，我认为第三国普遍希望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处理两国关系。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认为战略沟通的部分在于有时当你听起来太像是一头战狼时，你让人觉得不负责任、鲁莽或傲慢。所以，它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对拉拢第三国群体几乎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围绕不同问题形成这些不断变化的联盟，他们最终可能是北京得以如愿还是华盛顿得以如愿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我想在您与同事和同行的讨论和辩论中，习近平的名字可能经常出现。您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领导人？您认为他对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愿景是什么？
华自强：我与他见面还不够多，不足以让我说我对这个人有深入的了解。但我能说的是，我认为在他任职期间，无论是在之前的角色还是现在的角色中，他通过一系列演讲，一些是私人的，一些是公开的，铺陈了一种世界观，一种让中国民族复兴的愿景。它有很多组成部分。我脑海中的问题不仅是这个愿景是什么，以及他的愿景和美国的愿景在哪里相互矛盾。对我来说，任何一方最终实现某些野心，都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当我看到中国经济今天的状况时，那可能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实现某些野心。我们必须在这些预测中保持谦虚，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习近平在掌权之前，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接触政策，认为通过更多地与中国接触，中国至少可以更加开放。但现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恰恰相反。那么您认为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中国重回这条轨道，或者是否仍然希望让中国重回这条轨道？
华自强：我个人认为，“接触”的标签有点过于两极分化。我认为对有能力的国家来说，与朋友、竞争对手、敌手进行对话实际上是很正常的。这种事经常发生。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与塔利班进行了谈判。对我来说，拥有沟通渠道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使用它们？我认为这就是区别所在。 15 或 20 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这些渠道直接影响中国政策各方面的演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变化是这些渠道的目标不同了。其目的是确保双方明确地了解对方的意图，负责任地管理策略问题。但其中还有一个因素，这再次涉及到第三国、这些重要联盟如何看待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努力，他们往往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才是不负责任的伙伴。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如今使用高级别授权渠道某种程度上不是仅与中国相关，这也与通过联盟网络来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有关。
记者：如您所知，国务卿布林肯多次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政策？
华自强：我认为你引用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两年前的演讲中提到的这句话，奠定了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架构，我认为这涉及了我所说的，在之前那个时代，这些渠道用于不同的目的。当时我们试图谈判大型框架协议，试图激发关于改革的辩论。根据中国体制中的一些定义，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让位于这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渠道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即使双方在一个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正如我们在军事关系等领域所看到的那样，美中仍然希望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因此你围绕这些新目标重新调整渠道的用途。
记者：我还想问一下中俄关系。中俄、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中俄刚刚进行了印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演习之一，而且他们正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合作。那么这背后的动态是什么？您认为美国足够了解这种动态吗？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解。但我确实认为，目前清晰的是，中俄关系在过去10年里朝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方向发展，这主要是一种高层关系，并且我认为这是由对美国意图的共同恐惧和猜疑所驱动的。它诞生于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时期，北京和莫斯科都担心这些会蔓延到他们的领土上。但我认为，自那以后，它更多成为了一种地缘政治对冲，以对抗中国眼中在其后院出现的“亚洲北约”。我认为，客观现实更多的是一种安全困境，印太地区的国家看到了北京力量的增长，看到了其意图缺乏透明度，并看到了更多使用这种权力来实现其目标的决断和意愿。他们自然会相互指望，并指望华盛顿形成一种对冲，因此你看到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功能被重新调整，那是20年前海啸后建立的人道主义救援架构，现在它致力于解决海域意识等问题。你看到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达成奥库斯(AUKUS)协议，这些新的三边机制，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历史性的峰会。我认为这些动态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国家正就对对中国的恐惧做出反应，这导致中国加深了与俄罗斯关系的对冲作为回应。
记者：有观点认为，正是四方对话、AUKUS和美国的此类战略，或者制裁，将中国推向了俄罗斯。
华自强：你知道，的确有这些叙事。我认为我们必须倾听各方的叙述。但我认为，更客观的现实是，如果中国管理其野心的方式是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仲裁、争端解决机制、普遍认同的管辖主权、航行自由和海洋法的框架，海洋，这将给该地区国家呈现出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景象。中国现在试图在南中国海、东海及其边界沿线推行一套新的规范，在这种环境下，很难说其中许多国家采取的防御措施是为了挑衅中国。
记者：您认为我们能期待习近平政府使用这样的和平手段吗？
华自强：我认为这就是威慑的用处所在。这取决于北京所认为的成本有多高。人们担心，如果北京所认为的成本不会很高，这就会激励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来实现某些领土目标和其他目标。
记者：在这个选举季，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经常被共和党竞选团队批评为过于软弱。你对此有何看法？
华自强：美国正在选举，所以很明显，你永远不会听到有人说某人的政策太强硬。我认为，老实说，现实是，在我看来，这次选举并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其他议题。中国会被提到，但如果你看它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演讲中比重，有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很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观点。其次，我认为，在我看来，对选民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贸易和不公平感、缺乏互惠和芬太尼上，多年来，芬太尼是一个问题，与中国这些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商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这类问题在边缘上很重要，但对美国选民来说并不是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将决定这次选举结果的摇摆州。
记者：对于中国，对于在中国正在看这场选举的观察人士来说呢？哈里斯的中国政策与拜登总统的会有什么不同？如果特朗普再次掌权，中国又会面临什么？
华自强：我可以对此发表我的看法。我认为这在中国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说的是，我们正处于一场竞选之中。所以你知道，为了公平地对待两位候选人，我们应该判断的是，他们明年春天组成内阁之后，他们将如何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新政策？我认为，哈里斯的团队已经表达了一个普遍观点，即她的政策将与拜登的政策保持一致。特朗普团队和前总统特朗普本人谈论了两国关系的一些方面，特别是贸易，他们认为美中贸易失去平衡。但我再次强调，有关(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改变还是会保持一致的答案，我们只有到明年春天内阁就位时才会知道。而这些新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团队有机会在哈里斯或特朗普政府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记者：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会面。那么您认为这次会议的前景是什么？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看到什么，使会议变得更具建设性或影响力？
华自强：这将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本次会议要么在巴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要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具体取决于举行地点。这些在峰会间隙举行的会议在总统过渡期间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他们可以利用它作为帮助新旧政府交替过程中建立桥梁的机会。如果是拜登到哈里斯的过渡，这会更容易，因为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谈论过渡将如何运作。但如果是拜登到特朗普(的过渡)，我仍然认为拜登总统可以就如何避免回到 2022 年的事件提出建议，如何就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反思，但我想你可能会抱着不会太高的期望去看这个会晤。
记者：我知道在这种级别的会议上，双方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会进行很多会谈。那么，有多少是由领导人决定的，有多少是由内阁成员决定的？
华自强：我认为两国体制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是，美国的体制更像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体制，而这种体制的对华政策是由在任总统决定的，但该政策的许多方面和层面都是关于内阁层面，在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而中国的体制下，对美国的政策是由最高层制定的，因此你必须向官僚机构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他们能参与任何特定问题的讨论，在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我想这就是我对两边官方渠道运作方式的总体描述。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我们还有商业渠道，两国之间仍保持56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关系，两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所萎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时期，但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是比较多中国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而不是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去到中国。
记者：我知道你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国内事务。那么，有哪些时事，或者一些新闻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华自强：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是关于经济状况、房地产市场、教育和医疗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同样，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而经济结构转型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房地产的周期性衰退以及疫情封锁期过后缺乏真正的反弹，都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很难说这些问题何时会好转。但我认为，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就像任何地方的普通人一样，当我来往于这个国家时给我的感觉是，人们时不时会关注更大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记者：我们听到美国说希望改善与中国的民间关系。你认为这种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好转吗？
华自强：我认为，这其中存在许多挑战。我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美中)双方都有兴趣让自己的社会联系起来，因为这对相互理解很重要，这对清楚地沟通双方的现实情况非常重要，这对研究很重要，对学者来说也很重要。这些渠道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正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考验。这些方式包括使用影响力工具，(中共的)统一战线活动，例如我们在纽约看到的这起涉嫌案例。这些渠道正在接受所谓的非传统信息搜集者的考验。你知道，这些人在美国旅游或经商时，会从事一些边缘性的间谍工作。因此，虽然这只是总体面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确实会对局面造成影响。我认为关键在于，你如何找到方法，保护好的部分，同时让执法机构以精准的临床外科手术方式应对挑战。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理想的局面。
记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您认为美国普通民众过去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华自强：你知道，这很有趣。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许多方面感到担忧。他们十分关注不公平感、十分担忧知识产权的盗窃和芬太尼带来的祸害，以及它与中国对芬太尼前体出口的某些执法方面的关系。但我也认为，当你看民调时，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想与中国开战，美国人不希望发生冲突，也不憎恨普通中国人，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仍占全球经济的18%，无论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如何，两国都必须找到共存之道。
华自强于去年夏天离开国务院，目前担任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业务总经理。
对于现阶段的美中关系，华自强说，在拜登政府执政的第一阶段， 拜登总统专注于重建美国国内实力、重振全球伙伴关系和联盟，然后以此为基础，从相对优势的地位与中国打交道。因此，在头两年期间，“美中关系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不是优先事项”。但是它(美中关系)很重要，但主要是通过领导层外交来管理的。
他说，2022年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两国领导人在当年秋季的巴厘岛峰会上做出稳定关系的初步努力，但几个月后的中国监控气球事件让美中关系发展再次横生枝节。华自强说，伍德赛德峰会后，“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围绕领导层渠道建立的更加稳定的平台，一些正在进行共同努力的适度区域，以及内阁级别的高级别授权渠道网络，其中包括(白宫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他们尝试在边界、护栏内管理冲突和竞争，以避免我们在 2022 年看到的完全螺旋式下降的情况。”
华自强认为双方能够保持开放的渠道很重要，“一是在美中关系中，当双方没有对话时，有时双方会误解对方的意图，这意味有时会从原本的竞争基础线上转变为更大程度的波动，因为双方都对他们认为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应。”
二是双方虽然不总是能互惠互利，但利益仍然有一部分重叠。“军事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不会在这些渠道中解决台湾或南中国海的争端，但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发生军事失误，让他们不得不应对事态升级，甚至更糟的境地，那就是发生冲突。因此，这是这些渠道的适度目标，保持局势稳定，虽然在大背景下，美中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个相互竞争的关系。”
关于台海局势，他表示， “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利益的核心是和平与稳定。这是过去几十年印太地区繁荣的基础，这个地区的人民可以通商、贸易、区域内人员流动，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实认为美国和台湾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北京领导层永远不会认为他们的军事选择是可行的，或者成本是可接受的。如果这个状态可以维持，那么我认为这将由外交官和双方之间的沟通渠道来谨慎处理这个问题，”这位曾在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前高级外交官说。
华自强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外交官近30年，多次赴中国履职。他谈到和中国外交官交流经验时说，“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很幸运能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我要说的是，无论人们对中国的政策或政治制度有什么看法，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核心。他们的系统里有非常有才华的人。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是，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纪律严明。因此，中国外交官很难偏离既定界限太远，尤其是在正式会议上。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通过系统的结构限制来看待它时，我们不应误解这个系统里的人才水平”。
华自强认为，随着中国整体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领导层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外交经过了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狼主义、在讲台上语调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他说，“但我实际上认为，在某些方面，系统中有很多人了解这些策略的适得其反的性质，而且近年来我看到他们在公开表达外交政策观点的方式上进行了一些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谈到战狼外交，华自强说，“如果你对中国国内观众讲话，‘战狼主义’可以令人感到非常满意。但我认为这实际上让许多其他国家感到恼火，”华自强说，“当你听起来太像是一头战狼时，你让人觉得不负责任、鲁莽或傲慢。所以，它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对拉拢第三国群体几乎没有帮助，而这些国家最终可能是北京得以如愿还是华盛顿得以如愿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目前选战激烈的总统大选，曾在拜登政府里主管中国事务的华自强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的政策可能与拜登政府相近，特朗普团队在贸易问题上提到了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但华自强指出，更重要的是“他们明年春天组成内阁之后，他们将如何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新政策”。
华自强说，关于中国议题，他的观察是选民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和不公平感、认为美中缺乏互惠以及中国在芬太尼危机上负有部分责任，但是他强调，与中国有关的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并不是选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对于将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来说”。
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年内二十国集团峰会或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面，华自强认为，会面在总统过渡期间具有重要意义，是帮助新旧政府建立桥梁的机会。“如果是拜登到哈里斯的过渡，这会更容易，因为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谈论过渡将如何运作，”他说，“但如果是拜登到特朗普(的过渡)，我仍然认为拜登总统可以就如何避免回到 2022 年的事件提出建议，如何就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反思。”但他也提出，不会抱太高的期望去看待这次会晤。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全文翻译。为求语句流畅，部分文字稍有删减：
记者：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加州会晤至今已经快一年了，他们为美中关系设置了护栏，并承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此后双边展开多轮不同级别的会谈。您如何评估进展？您是否看到这些会议产生了有意义的成果？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要将这次伍德赛德峰会视作行政当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高潮。首先在第一阶段，拜登专注于重建美国国内实力、重振全球伙伴关系和联盟，然后以此为基础，从相对优势的地位与中国打交道。因此，在头两年期间，美中关系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不是优先事项。它(美中关系)很重要，但主要是通过领导层外交来管理的，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格局中，这是最重要的渠道。然后，我们知道2022年发生的事情，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导致局势螺旋式下降，拜登和习近平秋季在巴厘岛峰会上做出了稳定关系的初步努力，但几个月后，监视气球事件再让(美中关系)横生枝节。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围绕领导层渠道建立的更加稳定的平台，一些正在进行共同努力的适度区域，以及内阁级别的高级别授权渠道网络，其中包括(白宫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他们尝试在边界、护栏内管理冲突和竞争，以避免我们在 2022 年看到的完全螺旋式下降的情况。
记者：看起来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上次会面之后，两国恢复了军方对话，谈到了在芬太尼方面的合作，您认为谈到了足够的具有关键性和实质性的话题吗？
华自强：我认为保持渠道开放始终很重要，原因有很多。一是在美中关系中，当双方没有对话时，有时双方会误解对方的意图，这意味有时会从原本的竞争基础线上转变为更大程度的波动，因为双方都对他们认为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应。所以这(沟通渠道开放)是一个适度的目标。但第二点是，我确实认为，在某些领域，双方不见得是互惠互利，但现实是，双方的利益实际上有一些重叠，军事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不会在这些渠道中解决台湾或南中国海的争端，但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不希望因为发生军事失误，让他们不得不应对事态升级，甚至更糟的境地，那就是发生冲突。因此，这是这些渠道的适度目标，保持局势稳定，即便在大背景下，美中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个相互竞争的关系。
记者：美国多次表示，会与中国竞争，但并不寻求冲突。但如果真的发生冲突，台湾可能是引发冲突的问题之一。习近平也多次表示，和台湾“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正在努力获得越来越多的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您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吗？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这种入侵？
华自强：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我们在看待台湾议题时应该首先认识到，美国和中国在这个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间比你我在世的时间还要长，这还没有因此导致战争。因此，尽管双方都对这个议题不太满意，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反对中国解放军的非同寻常的现代化努力，也反对中国领导层暗示其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大紧迫感的言辞。
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美国利益的核心是和平与稳定。这是过去几十年印太地区繁荣的基础，这个地区的人民可以通商、贸易、区域内人员流动，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实认为美国和台湾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北京领导层永远不会认为他们的军事选择是可行的，或者成本是可接受的。如果这个状态可以维持，那么我认为这将由外交官和双方之间的沟通渠道来谨慎处理这个问题。
记者：但是您认为习近平是怎么想的？威慑策略对他真的会有用吗？
华自强：我无法说明习近平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是的，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是非同寻常的。无论是传统领域还是太空、核和网络等新兴领域的建设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本上来说，它针对的就是台湾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我也认为，你在台湾看到的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现任领导层更加注重建立台湾的不对称防御，并以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方式动员民用设施，确保跨境两栖入侵不仅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困难的，而且北京将面临如何控制一座平民本身动员起来的岛屿的根本问题。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旨在挑起冲突的策略。这是为了增强威慑力，让从政治层面管理这个议题提供更大的空间。
记者：在您担任美国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中，您不但坐在最前排，并且也亲自在舞台上塑造了美中关系，所以我想了解您和中国同行打交道的第一手经历。他们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不同？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最具挑战性的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自强：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很幸运能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我要说的是，无论人们对中国的政策或政治制度有什么看法，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核心。他们的系统里有非常有才华的人。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是，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纪律严明。因此，中国外交官很难偏离既定界限太远，尤其是在正式会议上。所以我认为，当我们通过系统的结构限制来看待它时，我们不应误解这个系统里的人才水平。正如你所知，随着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领导层已经谈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外交经过了一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战狼主义、(官员)在讲台上语调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但在某些方面，系统中有很多人了解这些策略的适得其反的性质，而且近年来我看到他们在公开表达外交政策观点的方式上进行了一些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记者：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外交官的轶事，说他们必须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根据你的经验，情况是这样吗？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那其实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特征。我的意思是，我曾在我之前的任期内会见过利比亚的外交官，他们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这些都是纪律严明的专制体制，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晰准确。美国则有点像是演奏即兴爵士乐，我们传达了信息的主旨，但并不总是那么精确，但作为外交官，这确实给了你更多的许可来尝试塑造和调整你的思维。
记者：中国目前看来已经不再“韬光养晦”了，您认为这种外交战略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呢？
华自强：我认为这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自然的进程，随着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力的增长，随着他们在十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任何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挑战在于表达国家雄心的特定方式，无论是在重塑某些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挑战了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无论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对日本或南中国海声索国，或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沿线，中国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我认为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管理其经济模式的影响已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十年前的国际收支顺差与今天相同百分比的国际收支顺差有很大不同。在技术领域，我认为两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政府架构所能考虑或监管的速度。因此，这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双方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紧张。
记者：您是否可以详细讲一讲中国外交策略上的重新调整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国际形象？
华自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对中国国内观众讲话，“战狼主义”可以令人感到非常满意。但我认为这实际上让许多其他国家感到恼火。坦率地说，我认为第三国普遍希望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处理两国关系。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认为战略沟通的部分在于有时当你听起来太像是一头战狼时，你让人觉得不负责任、鲁莽或傲慢。所以，它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这对拉拢第三国群体几乎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围绕不同问题形成这些不断变化的联盟，他们最终可能是北京得以如愿还是华盛顿得以如愿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我想在您与同事和同行的讨论和辩论中，习近平的名字可能经常出现。您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领导人？您认为他对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愿景是什么？
华自强：我与他见面还不够多，不足以让我说我对这个人有深入的了解。但我能说的是，我认为在他任职期间，无论是在之前的角色还是现在的角色中，他通过一系列演讲，一些是私人的，一些是公开的，铺陈了一种世界观，一种让中国民族复兴的愿景。它有很多组成部分。我脑海中的问题不仅是这个愿景是什么，以及他的愿景和美国的愿景在哪里相互矛盾。对我来说，任何一方最终实现某些野心，都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当我看到中国经济今天的状况时，那可能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实现某些野心。我们必须在这些预测中保持谦虚，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习近平在掌权之前，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接触政策，认为通过更多地与中国接触，中国至少可以更加开放。但现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恰恰相反。那么您认为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中国重回这条轨道，或者是否仍然希望让中国重回这条轨道？
华自强：我个人认为，“接触”的标签有点过于两极分化。我认为对有能力的国家来说，与朋友、竞争对手、敌手进行对话实际上是很正常的。这种事经常发生。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与塔利班进行了谈判。对我来说，拥有沟通渠道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如何使用它们？我认为这就是区别所在。 15 或 20 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这些渠道直接影响中国政策各方面的演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变化是这些渠道的目标不同了。其目的是确保双方明确地了解对方的意图，负责任地管理策略问题。但其中还有一个因素，这再次涉及到第三国、这些重要联盟如何看待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没有看到美国的努力，他们往往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才是不负责任的伙伴。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如今使用高级别授权渠道某种程度上不是仅与中国相关，这也与通过联盟网络来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有关。
记者：如您所知，国务卿布林肯多次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政策？
华自强：我认为你引用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两年前的演讲中提到的这句话，奠定了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架构，我认为这涉及了我所说的，在之前那个时代，这些渠道用于不同的目的。当时我们试图谈判大型框架协议，试图激发关于改革的辩论。根据中国体制中的一些定义，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让位于这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渠道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即使双方在一个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正如我们在军事关系等领域所看到的那样，美中仍然希望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因此你围绕这些新目标重新调整渠道的用途。
记者：我还想问一下中俄关系。中俄、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中俄刚刚进行了印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演习之一，而且他们正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合作。那么这背后的动态是什么？您认为美国足够了解这种动态吗？
华自强：我认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解。但我确实认为，目前清晰的是，中俄关系在过去10年里朝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方向发展，这主要是一种高层关系，并且我认为这是由对美国意图的共同恐惧和猜疑所驱动的。它诞生于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时期，北京和莫斯科都担心这些会蔓延到他们的领土上。但我认为，自那以后，它更多成为了一种地缘政治对冲，以对抗中国眼中在其后院出现的“亚洲北约”。我认为，客观现实更多的是一种安全困境，印太地区的国家看到了北京力量的增长，看到了其意图缺乏透明度，并看到了更多使用这种权力来实现其目标的决断和意愿。他们自然会相互指望，并指望华盛顿形成一种对冲，因此你看到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功能被重新调整，那是20年前海啸后建立的人道主义救援架构，现在它致力于解决海域意识等问题。你看到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达成奥库斯(AUKUS)协议，这些新的三边机制，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历史性的峰会。我认为这些动态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些国家正就对对中国的恐惧做出反应，这导致中国加深了与俄罗斯关系的对冲作为回应。
记者：有观点认为，正是四方对话、AUKUS和美国的此类战略，或者制裁，将中国推向了俄罗斯。
华自强：你知道，的确有这些叙事。我认为我们必须倾听各方的叙述。但我认为，更客观的现实是，如果中国管理其野心的方式是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仲裁、争端解决机制、普遍认同的管辖主权、航行自由和海洋法的框架，海洋，这将给该地区国家呈现出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景象。中国现在试图在南中国海、东海及其边界沿线推行一套新的规范，在这种环境下，很难说其中许多国家采取的防御措施是为了挑衅中国。
记者：您认为我们能期待习近平政府使用这样的和平手段吗？
华自强：我认为这就是威慑的用处所在。这取决于北京所认为的成本有多高。人们担心，如果北京所认为的成本不会很高，这就会激励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来实现某些领土目标和其他目标。
记者：在这个选举季，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经常被共和党竞选团队批评为过于软弱。你对此有何看法？
华自强：美国正在选举，所以很明显，你永远不会听到有人说某人的政策太强硬。我认为，老实说，现实是，在我看来，这次选举并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其他议题。中国会被提到，但如果你看它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演讲中比重，有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很重要，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观点。其次，我认为，在我看来，对选民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贸易和不公平感、缺乏互惠和芬太尼上，多年来，芬太尼是一个问题，与中国这些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商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这类问题在边缘上很重要，但对美国选民来说并不是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将决定这次选举结果的摇摆州。
记者：对于中国，对于在中国正在看这场选举的观察人士来说呢？哈里斯的中国政策与拜登总统的会有什么不同？如果特朗普再次掌权，中国又会面临什么？
华自强：我可以对此发表我的看法。我认为这在中国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说的是，我们正处于一场竞选之中。所以你知道，为了公平地对待两位候选人，我们应该判断的是，他们明年春天组成内阁之后，他们将如何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新政策？我认为，哈里斯的团队已经表达了一个普遍观点，即她的政策将与拜登的政策保持一致。特朗普团队和前总统特朗普本人谈论了两国关系的一些方面，特别是贸易，他们认为美中贸易失去平衡。但我再次强调，有关(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改变还是会保持一致的答案，我们只有到明年春天内阁就位时才会知道。而这些新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团队有机会在哈里斯或特朗普政府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记者：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会面。那么您认为这次会议的前景是什么？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看到什么，使会议变得更具建设性或影响力？
华自强：这将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本次会议要么在巴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要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具体取决于举行地点。这些在峰会间隙举行的会议在总统过渡期间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他们可以利用它作为帮助新旧政府交替过程中建立桥梁的机会。如果是拜登到哈里斯的过渡，这会更容易，因为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谈论过渡将如何运作。但如果是拜登到特朗普(的过渡)，我仍然认为拜登总统可以就如何避免回到 2022 年的事件提出建议，如何就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反思，但我想你可能会抱着不会太高的期望去看这个会晤。
记者：我知道在这种级别的会议上，双方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会进行很多会谈。那么，有多少是由领导人决定的，有多少是由内阁成员决定的？
华自强：我认为两国体制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是，美国的体制更像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体制，而这种体制的对华政策是由在任总统决定的，但该政策的许多方面和层面都是关于内阁层面，在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而中国的体制下，对美国的政策是由最高层制定的，因此你必须向官僚机构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他们能参与任何特定问题的讨论，在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我想这就是我对两边官方渠道运作方式的总体描述。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我们还有商业渠道，两国之间仍保持56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关系，两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所萎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时期，但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是比较多中国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而不是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去到中国。
记者：我知道你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国内事务。那么，有哪些时事，或者一些新闻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华自强：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是关于经济状况、房地产市场、教育和医疗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同样，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而经济结构转型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房地产的周期性衰退以及疫情封锁期过后缺乏真正的反弹，都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很难说这些问题何时会好转。但我认为，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就像任何地方的普通人一样，当我来往于这个国家时给我的感觉是，人们时不时会关注更大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记者：我们听到美国说希望改善与中国的民间关系。你认为这种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好转吗？
华自强：我认为，这其中存在许多挑战。我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美中)双方都有兴趣让自己的社会联系起来，因为这对相互理解很重要，这对清楚地沟通双方的现实情况非常重要，这对研究很重要，对学者来说也很重要。这些渠道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正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考验。这些方式包括使用影响力工具，(中共的)统一战线活动，例如我们在纽约看到的这起涉嫌案例。这些渠道正在接受所谓的非传统信息搜集者的考验。你知道，这些人在美国旅游或经商时，会从事一些边缘性的间谍工作。因此，虽然这只是总体面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它确实会对局面造成影响。我认为关键在于，你如何找到方法，保护好的部分，同时让执法机构以精准的临床外科手术方式应对挑战。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理想的局面。
记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您认为美国普通民众过去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华自强：你知道，这很有趣。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许多方面感到担忧。他们十分关注不公平感、十分担忧知识产权的盗窃和芬太尼带来的祸害，以及它与中国对芬太尼前体出口的某些执法方面的关系。但我也认为，当你看民调时，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想与中国开战，美国人不希望发生冲突，也不憎恨普通中国人，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仍占全球经济的18%，无论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如何，两国都必须找到共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