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我和小雨从纽约上州的鹿野苑，搬家到新泽西南部的海洋郡杉谷湖，一个风景如画的蓝领社区。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阮铭、苏绍智二位，意外成了邻居。二位比我年长，在国内社会地位悬殊，很少接触。萍水他乡，也算有缘。



阮铭其人，形象文质彬彬，风度谦谦君子，但是性格火爆。好斗无忌惮，得理不让人。在中国学社拍着桌子大骂社长之类的事，在海外华人的民运圈里，广为流传。在杉谷湖住的日子，他两次被美国警察以开车违规罚款，两次把警察告上法庭。两次案情，完全相同。一次赢了，一次败诉。赢了的那次是在华盛顿DC,  毕竟首府，法制相对较真。输了的那次是在新泽西，警察若要谋私，空间比首府多些。我和小雨，也曾遭遇。明明是黄灯出线，一辆警车闪灯追来，逼停街边。一位非裔女警官从容过来，微笑着说：下午好！你们闯红灯了。小雨说 “no”，她没回应，开了罚单，递过来说，不服可以上告，就走了。

我们没告，按照罚单上的地址，如数付了罚款。英语不好，没证据，没证人，咋告？即使告赢了，也所得不偿劳。不，不是所得不偿劳，而是根本无所得，不过是出了口鸟气，而已。阮铭说，“ 出了这口气，就什么都值了 ” 。语有奇气，我欣赏。但是他第二次告警察，没告赢，还被加倍记点加倍罚款惩处，不知道法官是偏听偏信还是警察同谋，总之他更冤了，气更大了。我问这口大气咋出，他说，“你们见过这里的警察局么？那楼可是气派呀！单凭财政拨款，根本造不起！哪来的钱？就这么来的！你越省事，他越胆大。” 我说你不省事，捞了个啥？他说，“捞了个安心，我做了该做的事。”虽然答非所问，依然语有奇气。该不该在于知，做不做在于行，该做而不做，知行不合一，就不能安心。这一点更难得。起码胜似当时许多无从操作的豪言壮语，更胜似我辈逆来顺受的平庸之恶。

那几年，原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李洪林一家，也在美国。住新英格兰地区，不算太远，时或走动。李作古体诗  《赠阮铭》 一首，毛笔大字书写，托裱装框以赠。诗云：

一枝独秀领群芳，有笔如椽谱新章
无奈庙堂尊瓦釜，遂使黄钟落异乡

同情安慰之中，透着一丝自矜自怜，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凉。阮铭喜欢，挂在客厅，很雅致也很壮观。问我怎么样，我说不错，装裱得也好。他说，装裱是李夫人张茂英做的，她原在历史博物馆裱画，这方面很内行。来了想开个裱画铺，没几个顾客，只好算了。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可能李洪林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会又回到那片当初决意离开的土地。

阮铭的处境，比他们好些。他六四以前受邀到美国开会，六四以后没再回去。因为名气大，颇受学界欢迎，到哪里都是“应邀”。在海外华人的“民运”圈中，可算是被羡慕和受非议最多的人。历史旧账，八卦绯闻，都有人炒。也不是毫无根据：文革前反右打手，文革中毛泽东亲信，文革后胡耀邦助手。到台湾淡江大学教书，又得李登辉、陈水扁信任，官至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他的老朋友，一位有“通天”渠道，仇视西方而持美国绿卡，同时享受中国退休金美国社安金，来去自由还敢于和中宣部长邓力群吵架的牛人，在他去了台湾以后，写信骂他“ 五姓家奴”。

我在他家，见过这位朋友，一位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思想极左（按左字的中国定义），但为人正派诚实，心直口快。爱读书，审美感觉敏锐。碰巧读过一些我八十年代的东西，说起来还能引用几句。记忆力之好，我叹为观止。文革中他冒犯江青挨整，文革后来到美国，一度做了《侨报》的主笔。“六四” 后淡出政治，在堪萨斯州小城陶匹卡隐姓埋名。虽金盆洗手，仍心系党国。读了《今天》杂志上连载的《寻找家园》，建议做些修改。所提意见很左，我拒绝接受。他表示遗憾，但依然哥们。知道我们不宽裕，向当地大学力荐，两次促成我到该校办画展和讲课。劝我应邀，说是 “不无小补”。利益很实际，我们受之，无以为报，说来惭愧。

我和他接触虽多，不谈政治。这方面没有共同语言，要谈也无从谈起。作为炎黄子孙、龙的和党的传人，他那种家国情怀，可以理解。但是他知道，他的那个家国没有未来，他无从砥柱中流，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于是就顺势躺平，玩世不恭起来。就观点而言，给贴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的标签，也许合适。但又似乎不妥：对于他，那不是观点，更不是主义，只是一种乡愁，一团情愫。无关价值取向，因此也没有正负对错可言。酒酣耳热之际，荒腔走板大放厥词（  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是卡扎菲，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是北韩，虽小，不买大国的帐，美国的俄国的中国的一概不买，了不起，等等之类），是他的一份快乐。别想纠正他，那是青石板上釘铁钉，徒留几点白印。所谓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骂几句五姓家奴之类，不过是给平淡无味（他觉得）的生活，撒点儿椒盐而已。

我看了信稿，劝他别寄，他说已经寄了。我说“改变”无所谓好坏，要看朝什么方向改变。阮铭的改变，是从左向右改变。当年匈牙利的纳吉，曾经是讲俄语的 “莫斯科派”；南斯拉夫的热德拉斯，曾经是铁托的左右手；历史早已经证明，他们的改变没错。他回答说，你这是自相矛盾。以前为了反对 “必然规律” 论，强说历史无序。现在又拿这个无序的东西，来证明谁是谁非，糊涂了吧你？我不想争辩，一时语塞。他说他只是开点儿玩笑，让我别那么当真。我说我当不当真，没关系。阮铭性格火爆，受不受得了，才有关系。他说，你认识阮铭才几天？我比你了解他，我知道，不会有事儿。暑假里阮铭从台湾回美探亲，他来做客，两人谈笑如初，果然没事儿。

想不到阮铭，还有这么宽容大度的一面。

在一九八八年上海《新启蒙》笔会上，我曾见过阮铭一次。人群中握了个手，没交谈。我编该刊第二期时，人在成都。他已在美国，寄来一篇稿子，题为《新权威主义就是赵紫阳主义》。撑胡耀邦，批赵紫阳。知道不少内幕，言之有物，理论性也强。但没跳脱党文化的语义场，有派性斗争味儿。我告知收到稿子，感谢支持，委婉说了点儿意见，算是有了联系。没想到五年后海外再次相逢，他竟然不理我，脸色很难看。下来他问我，知识分子可以排名次么？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刘宾雁说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三名，什么根据？我说，这个，你问他去。一九九二年，台湾的《中国时报周刊》就我到达香港的消息，采访了在瑞典的刘再复和在美国的刘宾雁，二位说了我的一些好话。宾雁说的，好得过份，激怒了一些人。除阮铭外，戈杨大姐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写道，“高尔泰有什么？”，“高尔泰到和尚庙里画菩萨去了”。后来在纽约遇见，我问她，“没什么“ 值得说么？ 她说，不是针对你的。一笑泯恩仇。

笑是苦笑。这种荒唐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时报周刊》和《开放》杂志的文字为证，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于流亡者们来说，资源有限、僧多粥少的现实，导致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的生态环境，都无非历史中的自然。自然而然，便是正常。不正常的是我：抱残守拙，孤陋寡闻，不党不派，独往独来，更不是什么  “ 刘宾雁的人”。这一点，目光犀利的阮铭先生，很快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以后，对我的态度就正常了。后来成了邻居，发现他很好相处。有一次我对他粗暴失态，他也没有生气，只回答说，路遥知马力么，日久见人心么，语意恳切。

他和夫人阮若瑛没有孩子，待那些  “天安门的孩子”  如同己出。学社里的几个年轻人，都喜欢往他家跑。学社解散，他们搬家后，也常远道来访。若瑛大姐把阳光室做成客房，以备孩子们来了，有地方住。和阮铭孤儿院出身不同，若瑛大姐祖上是河北巨富，父亲留学日本归来，捐献出全部家产，率全家参加革命。“四九年”后，父亲做了呼和浩特市长。弟弟官至公安部长和海南省长。她在中宣部和中央党校工作，结俪阮铭，荣辱得失与共，相继流亡美国。面对角色转型，毫无心理障碍。说工作无分贵贱，能自食其力就好。这不是一句空话。给人家做保姆，吃苦耐劳。从未以身份傲人，门第自诩。浑不似某些“流亡菁英”，自以为国运所系。若无赞助、资源，就一股子悲壮之气。

年龄不饶人，逐渐地有些体力活干起来很吃力了。学社解散，搬到杉谷湖后，她不再出去打工，但还是闲不下来。近邻苏绍智先生不会开车，要去超市、邮局、银行、医院，全靠她开车接送。苏到纽约开中国人权理事会，需先到一小时车程外的普林斯顿搭火车，去和来都得若瑛大姐开车接送。苏老后来眼睛看不见了，仍关心国家大事，她还把报刊杂志上的新闻，读给他听。小雨在邮局上班，小伤小病不断，她家里存得有各种跌打损伤膏药，小伤小病管用。有一阵小雨脚后跟疼得不敢沾地，她把自己的两个不锈钢鞋垫给小雨垫上，居然就不疼了。去台湾省亲的日子，家里的钥匙交给我们，让帮助照看那些室内植物。如何浇水施肥除虫，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们因此，学到不少园艺知识。

但是助人为乐，有时也会不乐。他们关爱备至的“广场总指挥”柴某，嫁了个美国富人，断了音讯。突然打来电话，要她去照顾自己的妹妹坐月子。若瑛建议她雇位月嫂，柴某说：“我给你钱！”她挂了电话。“学生领袖”白某，原是家中常客，学社解散后，到纽约学电影，依旧常开车来，享受她的美食，一住几天，后来她到纽约看病，白却不耐烦帮忙。阮铭假期回来，听到这些，说“太有趣了。要碰到这么有趣的事情，你还真得有点儿运气才行！”苦涩的幽默，透露出老夫老妻不能长相厮守的悲哀。他那次回台湾，我们陪若瑛送他，深夜里四个人走在纽沃克机场空荡荡的地下甬道里，他再次“拜托”我们照顾若瑛，说，“孤单呐！孤单呐！”说着眼圈就红了。这“垂老别”的刹那，在我们的记忆中定格，历久常存。外界依旧有些，他旧日绯闻的议论，习惯了人间的隔膜，我听之，已无感。

二零零三年，我得到一个到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需搬到拉斯维加斯居住。临上车时，若瑛拿了一束鲜花，来给我们送行。在我们那栋准备卖掉的乡村老屋前，照了一张三个人的合影。在那个天涯海角，她是唯一给我们送别的人，这张照片，我们特别珍惜。继我们之后，苏绍智也走了，回中国去了。后来台湾政局剧变，阮铭回美，才得两相扶持。年纪大了，困难很多。有什么事，没人帮忙不行。不得已搬到普林斯顿附近的公寓居住。学社已不存在，但原先照顾学社成员的一位余英时的前博士生还住在那一带，可继续照顾他们。若瑛来电说，那人年轻力壮，很能干也很热心，有事随叫随到，请放心。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拉斯维加斯。他们和国内来的孙长江夫妇一同来访。赌场吃饭，公园看山，匆忙热闹，无复叙旧话新。后来收到阮铭的两本回忆录，台湾版《寻找自由》上下册，匆匆溜了一遍。夹叙夹议，内容丰富多样。个人身世，红墙内幕，国事家事交织，跌宕起伏迂回，可读性很强。我生也晚，在五星红旗下长大，他说的许多事，我都不知道。读之很受教益。印象较深的，是他在海峡两岸不同制度中、两种体制内人物的所见所闻。说出了共产党伪造的历史，国民党伪造的历史，国共两党共同伪造的历史，以及三种历史叙事互不相同的荒谬。也说出了不少相反的努力，例如一九四六年初马歇尔、张群同周恩来会谈，达成和平合作协议，如何导致了相反的效果，令人感慨不已。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关键细节，这些具体姓名，都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学术视角和政治诉求提供了一份，宝贵而稀有的证词。我读之，感佩有加。

一年后，收到此书的第三册，《漂泊——寻找自由 美国篇》。我们虽同在美国，活动范围不同。他在精英圈子，人脉广布。我一介平民，又爱索居独处，孤陋寡闻。书中许多内容，除《中国学社》一章外，全不知道。我不在中国学社，但社里有几个熟人，包括社长刘宾雁，大致情况略知一二，和书中说的不同。如：中国学社编制十二个人，书中说是二十个人；九三年我应邀去开会，就见到苏绍智，他说苏是最后才来，如此等等。不问谁是谁非，只觉得一篇专谈学社的文字，独不提社长的名字，处处以“另一派”三个字代之，一股子派系斗争的机心。派性这东西，在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大背景之中，平常得易被忽略。这份机心不仅白费，还会引起对前两册内容的疑虑，不免为先生遗憾。

“机心”二字，不是只有贬义。在那个以庙堂为本位的千年古国，献赋不遇，持如椽之笔叩中南海大门而终不得一入者，多如过江之鲫。先生独能出入自如，已大不易。何况还三番五次更换跑道，更何况还在新跑道上履险如夷，没机心怎么可能？难得的是，他的机心后面，还有一份童心。不张扬，不经意，自然流露，更宝贵。

别来各自忙碌，逐渐地断了联系。多年后，在Email上看到阮铭的几行字，内附一帧他和若瑛的合照，背景是公寓客厅，若瑛坐着轮椅。才知道她先后患忧郁症和失智症，已经有些时候了。

“人是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感慨万端。

转自华夏文摘。链接：http://hx.cnd.org/?p=244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