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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孔杰荣教授来到北京，我邀请十五、六位律师与他共进晚餐。其中有一位最勇猛的律师——高智晟，当时成立“接力绝食团”、发起绝食抗暴运动，颇有声势，但我们都隐隐感到，他已经踏上了通往监狱的不归路。席间，孔杰荣劝高律师要放缓脚步，“你如果进监狱了，谁来帮你的客户维权呢？” 我们就当时刚刚兴起的维权运动的策略展开讨论，他很熟悉不同策略的微妙的考量和效果的差别。那时，孔杰荣为已经入狱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提供了重要支持，有一次他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准备在发言时展示我提前送给他的“光诚衫“，但是那衬衫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提前领会了他要传达的信息。

他也热切地关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后来被视为维权运动的象征性开端。他热情地赞赏许志永、我本人及当时一小撮活跃的维权律师试图通过现有法律渠道推动中国法治的努力，为我们呼吁、加油。他对我和许志永等人创办的“公盟”，以及后来我成立、致力于废除死刑的“中国兴善研究所”，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数十年来，他始终以无比的热情、以他崇高的威望所获得的资源，对中国的人权捍卫者、抗争者予以种种切实的支持。每次见到我，他都会关切地询问一些中国律师和良心犯的最新境遇。当然他的关心和能量远远不限于中国，对民主化之前的台湾、韩国、菲律宾等等，都出力甚多，比如对吕秀莲、金大中的获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早在我出生之前，孔杰荣便开始研究中国的法律与政治。当时中国闭关锁国，西方人无法来华进行研究，孔杰荣就移居香港，大量访谈去香港的大陆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著书立说。此后，他在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的废墟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重建发挥了突出作用。他被誉为西方的中国法研究的奠基人，是“导师中的导师”。在推动中美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交流的贡献方面，无出其右。他是第一位在中国执业的美国律师，创办香港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创办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创办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他的功绩数都数不清。2016年7月9日，我发起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权律师节”，次年设立了“推动中国法治与人权奖”，极力主张把首届奖项颁给孔杰荣。这个奖项后来没有再颁，孔杰荣也就成了唯一的获奖者。

孔杰荣常常追问自己：与中国的接触和交往是否真正有意义，是否能够带来改变？我不止一次撰文批评那些忽视中国人权和民主化的“接触政策”，认为那往往等同于绥靖，并主张“有原则的接触”。而这恰恰是孔杰荣一生所践行的路线。他从不进行自我审查，坚持关注人权法治议题，真诚地交流，直率地批评。

2007年，我所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将孔杰荣聘为名誉教授。在致辞中，他特意提醒校长要保护像我这样的教师，而中国政府把我这样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我当时坐在第一排，深受感动。2009年7月，他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特别提到我被吊销律师执照和强迫失踪的遭遇。两年后的“茉莉花大抓捕”，我再次被秘密警察绑架、失踪，他和我的家人见面时，鼓励他们坚强起来，并公开呼吁释放我。作为思想家、导师、社会活动家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孔杰荣所体现的“批判性接触”精神，值得人们学习；因为今天有太多人在对华政策上，难以摆脱对抗、脱钩与绥靖这些怪圈。

在经历了被停课、开除、吊销律师执照、绑架和酷刑之后，我在2014年逃离了中国，前往哈佛大学人权中心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继续我的人权倡导行动。孔杰荣不仅关心我的安全，也关心我的事业发展。2015年，他邀请我到亚美法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成为最活跃的研究中国法律的重镇。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讨论，多数情况下，他都亲自担任主持人，他谦虚、和蔼、幽默、思维敏捷，语言富有感染力，对知识有巨大的好奇心，对人权理想又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

作为一名1930年出生的犹太人，孔杰荣深知人类的苦难之深重与暴行之恐怖。他始终深切和同情受难者，却从不向黑暗屈服。他赞赏中国维权人士和异议者的勇气，谴责践踏人权、打压自由的中共体制，但他从未失去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当有机会见到中国官员时，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敦促他们做正确的事。

我曾一度几乎陷入抑郁，孔杰荣在信里跟我说，我的痛苦其实源自我的自我折磨。我突然领悟到，这一句话蕴含着妙不可言的人生的智慧。他的善意和理解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出来，让我感受到内心平静的力量。二十年来，他多次耐心地为我写推荐信，帮我介绍前辈和同行，几乎总是几个小时内回复我的邮件，邀请我参加演讲，推荐我参加会议，还为我的书稿慷慨作序。但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2020年，我与孔杰荣在纽约新学院共同开设课程“中国的法律、正义与人权”，吸引了近千名学生选修。后来，我们又合写了一篇探讨中国政治未来两种前景——“习近平与许志永”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了许志永的新书《美好中国》的序言。去年夏天，我在他家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访谈，分为两次，每次三个半小时左右，他的智慧、幽默、慈悲与乐观令人难以忘怀。当摄影师和我建议他休息时，他微笑着说：“我还能接着再讲四个小时。”去年4月《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我对孔杰荣进行一个学术专访，他对中国党国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分析一如既往地犀利而深刻。当我提到用来分析纳粹政权的“双重国家”理论，他说，“我从未系统地比较中共和纳粹，但中共肯定不喜欢这种比较。”然后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中国法律的境况还不如纳粹时的双重国家。我和孔杰荣一起合写了评论文章《中国人权律师的受难与抗争：写在“709大抓捕”十周年》，发表时距他辞世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极有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他对后辈的关爱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常常让我感动不已。每次我提到我又写了什么文章或者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论文或者理论，他总是让我发给他阅读。他的思想一直与时代同频；他洞悉历史、洞悉人心，所以他的眼光可以穿透未来。有时他会用中文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他喜欢说的另一句中文是“两条腿走路”，提醒人们不能仅仅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孔杰荣精力无穷，永不言败。即使在90岁从纽约大学退休之后，他依然活跃在知识界，主持讲座、发表演讲、撰写博客、在邮件群组里经常参与讨论，并始终为中国、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政治犯发声。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带去了朋友马聚的餐馆的面条和炒菜，碰巧他正在读《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马聚的报道。他不仅心系生活在中国的人们，也关切流亡海外的社群，我们的恐惧、努力、挣扎与希望。

孔杰荣的生命是对世界的祝福，而他本人也被命运所眷顾。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他深邃的眼神，以及他宽广无垠的爱。让我觉得伤感的是，在他离开人世之际，美国与中国都走在越来越黑暗的方向。但孔杰荣教授的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将继续激励那些他深深爱着的人们，激励我们延续他所珍视的事业，不屈不挠，并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

【作者滕彪为中国人权律师，德国纽伦堡大学人权法中心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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